2010年12月12日 星期日

大報與小報中的寶藏

大報與小報中的寶藏
小思

香港社會面貌一瞬萬變,使文學、歷史的文字紀錄,常有追不及的歉疚。

要研究過去的香港文化、歷史,深藏於中英兩國檔案室的檔案當然是珍貴材料,學者視之為最有力證據。可是,檔案室的資料,高不可攀,一般感興趣的有心人未必容易入手。報紙所載,卻較易尋獲。在舊報上,總可蒐集得沒印成單行本給遺忘了的文學作品、或不被視為文學,實質卻應列為香港文學的作品,或從不是文學創作中,重見當年社會文化的訊息。

尋香港舊報,說「較易」實在也不易。大學圖書館、中央圖書館所藏多是人們心目中的「大報」—我在此不下定義了,反正一下定義,就變成學術議題。何況,公信力、歷史久、銷量多、品味高等等,在香港都不一定成為大報的衡量準則。就是圖書館藏有,也缺漏甚多。還有更重要的是以往香港寫作界生態的異常發展,往往令蒐尋者錯失機會。

所謂香港寫作界生態的異常發展,是指許多作者(作家)的作品,不一定在什麽文藝副刊中刊出。為了謀生,他們都會在不同報刊中寫稿,多產得有點令人不能置信,作品面目又可依不同筆名而各異。文學創作水平講不上,正因這樣,他們回顧自己寫作歷程時,多不願提及。但以他們當年的寫作技法水準,他們的成熟社會觀察力,在他們筆下,總可反映社會現象,或果真有文藝創作可觀處。作為香港文化或文學研究者,不應忽略這些幾乎「泛濫」於舊日大報小報版面的寶物。

為了研究香港文學或文化,我閱讀報刊,素來是沒有政治和道德潔癖的,也即是說無論大報小報都不放過。翻過極左、極右,或極潔、極黃的報頁,竟可尋得不少我所不知的作家心血,那種充實而欣慰的感覺,就像發現寶藏。

六十年代,以劉以鬯為例,儘管他常以娛人娛已兩分法來評定自己的寫作態度,而評論者又多只推崇他已成單行本的作品,但其實還有無數漏網的娛人文字是可讀的。除了他在知識分子不看的《銀燈》、《明燈》,大報如《星島晚報》、《新生晚報》、《新晚報》上動筆外,還有鮮為人提及《越華報》的〈電影圈〉、《工商日報》的〈為了金錢〉、《工商晚報》譯述R.V.古列原著的〈朝雲觀之鬼〉、《明報晚報》的〈股熱〉、《華僑晚報》的〈流星〉等等作品,如能全讀了,都可補足了對酒徒心事的理解,和作家如何面對六七十年代的社會衝擊。

舊日報紙副刊,不如今天,可請不同行業的專業人士寫專欄,執筆以親歷、經驗、行業資訊入文。當年沒有專業人寫專欄的風氣,為了配合時代及適應讀者需要,編輯會請作者「變身」成各行各業,盡力反映社會面貌,這種文風自五十年代以來,十分流行,除了三蘇以經紀拉為名寫的〈經紀日記〉為人熟知外,他在《大公報》以旦仃為名寫〈天堂撈記〉,以石狗公為名在《新晚報》寫〈石狗公自記〉還算大報。此外還以史德為名在《香港夜報》寫〈皇牌騎師日記〉、以飛天南為名在《正午報》寫〈揾世界日記〉、以小生姓高為名在《紅綠日報》寫〈易侶旅遊團〉都算小報。此外,阿筱在《好報》寫〈侍仔王身歷聲〉、在《今報》寫〈紅牌騎師日記〉等等。據《香港年報》資料紀錄,1966年香港中文報紙共四十二種,到1976年狂升至九十八種,園地擴展如此急促,可是寫手卻來來去去那羣人,於是有些只好變更多筆名應付編輯需索,也有新人用近似某些紅作者筆名去寫近似題材,例如有個叫阿德的在《好報》寫〈白牌司機私記〉,這些風格類近而不同作者的手記式文字,因勾勒社會某層面活動,滿足讀者知情欲望,甚受歡迎。

由於報紙篇幅不斷擴張,六七十年代,社會意識形態開始變化,有些報紙副刊編輯也理解一般讀者消費潮流需要以外,還有些新空間,例如1964年《新生晚報》闢了青年文藝人戴天、陸離、劉方、李英豪合寫的〈四方談〉、西西〈開麥拉眼〉、胡菊人〈讀書閒筆〉專欄,《正午報》請曹聚仁寫〈簷下絮語〉、《今報》請今聖歎寫〈近視眼專欄〉,他們都以較嚴肅態度觀察社會,視野為之一新。

錢鍾書曾寫信給《譯林》創辦人李景端說:「為了理解外國當前的社會,通俗流行的作品常常是較好的指南,這些事實是『文藝社會學』著作裏反覆闡明的。」我們何嘗不可把「外國當前的社會」改成「香港過去的社會」,則香港報紙的專欄,正具文藝社會學的研究價值。

2010.9.28

(原刊二0一0年十月九日《信報》)

劉以鬯和三蘇曾用真名和不同筆名在大小報章副刊寫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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