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11日 星期六

香港詩羣的消逝與崛起

香港詩羣的消逝與崛起
關夢南

最近完成了二000至二00九年的香港新詩資料整理,發現二000年未嘗不是一條模糊的分水線。前此,由五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是一個詩羣;九十年中或以後,又是另一個詩羣,其間的交替,當然不是一清二楚的。况且我們仍在局中,作這樣的長河檢視,一定要在局外,方能相對周全。觸發我這樣感慨,皆為編書時看到以下這樣一張詩羣逐漸消失的名單:

溫健騮(一九四四──一九七六)、覃權(一九四五──一九七八)、徐訏(一九0八──一九八0)、徐速(一九二四──一九八一)、夏果(一九一五──一九八五)、李素(一九一0──一九八六)、易金(一九一三──一九九一)、黃崖(一九三二──一九九二)、李國威(一九四八──一九九三)、何達(一九一五──一九九四)、徐東濱(一九二七──一九九五)、鷗外鷗(一九一一──一九九五)、林以亮(一九一九──一九九六)、舒巷城(一九二一──一九九八)、柳木下(一九一四──一九九八)、陳炳元(一九一八──一九九九)、力匡(一九二七──一九九九)、楊際光(一九二五──二000)、張徹(一九二四──二00二)、丁岸(──二00三)、周國偉(一九五二──二00六)、紅葉(一九三四──二00七)……

這張名單還可以加倍伸延,向前或向後。他們有些是名詩人,如徐訏、徐速、力匡……有些不以詩鳴,很早就興趣轉移,如徐東濱、林以亮、張徹……更多的詩人不為人知,比如周國偉與紅葉。前者是《羅盤》詩刊的骨幹,後者一九五二年開始在《中國學生周報》寫詩,半世紀不斷,死而無聞。已列或未列上述詩人,大部分都羣聚於五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這些詩人或不在、或在而不寫,都隱隱然標誌着那一個時代的結束。

都說六七十年代是寫詩的好年華,詩人風起雲湧,風格各顯春秋,詩人雖然貧寒,卻不以為恥。相反,創作不懈,承傳的文化使命感特強,只要有命,很多詩人就會寫下去,如溫健騮、李國威、何達、馬覺……馬覺,他昨夜突然給我電話,不見十四年了,精神分裂病稍為好轉,他馬上就找羊城,找我,找其他寫詩的朋友,有的不在幾年了,有的仍在……電話放下後,我不禁重翻故友一九六七年出版的《馬覺詩選》,輕輕地念着他以下的句子:

很久很久我們才發現
我們是病了
……
雖然這個時代並不如理想
雖然有許多許多的理由使我們感到不如意
但每當月夜
此地的月夜
啊,教我怎樣向他們言說
……

詩人,上世代的詩人,也許就是這樣傻、這樣不識時務。但他們對文學藝術的執着,有時又使我們不由得不肅然起敬。路不是白走的,他們各自留下了詩集與名篇,如李國威的《爭吵之後》與《曇花》、柳木下的《大衣》與《鳩鳴》、易椿年的《金屬風—防空演習印象》、鷗外鷗的《和平的礎石──香港的照相冊》……他們,皆不以去而去,而另有一種永恆的聲音存留。

一個世代的過去,往往暗喻另一個世代的到來。如果要我畫一條界線,我大概可以從九十年代中畫起。這時有兩個詩刊出現:一個是《我們》,另一個是《呼吸》。這兩個詩刊及以後接連的詩浪,一直延續到二0一0年。這個詩羣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土生土長,亦即八十年代前輩詩人戴天所言的—「我們的香港仔」;二是詩人以大學生為多(前此詩羣多社會青年:飲江、葉輝、鍾玲玲、鄧亞藍、李家昇、李國威及我,都與高等學府無緣),故新世代若稱為大學生詩羣並無不可;三是他們不再有創作的使命、文化感,更面向完全的香港城市化。因為遊戲心態,故出現了不少有趣的嘗試,如其中一位叫G367883的詩人,他寫了一首《Day 041196》:

大清早起來時便覺得今天有點3259
趕快梳洗之後便走到7256吃一個5321
看看報紙嚇了一跳
原來今天的頭條是6937
返到公司同事都在討論着6937
原來6937是我一個同事的8241
世事難料我也不禁有點7321
…………

再讀另一首葉英傑的小詩──《好友T的生活》:

婚前和婚後有什麼不同?

晚上回到不同的家:
與他見面的時間多了:
不再一個人睡

對不起 想不到其他了

新世代詩人,九十年代中湧現了一大批,到二千年後,其羣起更數以百計。除了著名的:杜家祁、樊善標、陳麗娟、廖偉棠、陳智德、黃茂林、鄭政恆、雨希外,還有:袁兆昌、麥榮浩、璇筠、彭礪青、小襪子、邱心、劉嘉寧、陸穎魚……面對後浪滔天,從上世紀寫到二0一0年的資深詩人,如果再不放棄傳統的所謂「優雅」、田園山林的美學,與乎僵化的現實主義書寫,其必然無法融入換代的大氛圍中。

我這樣劃分兩個世代,很多人未必同意。不同意是對的,因為其間犬齒交錯,互為包容。尤其是部分上世代的不少重要詩人仍在,如馬朗、崑南、西西、戴天、梁秉鈞、蔡炎培、黃國彬、飲江、阿藍、葉輝、禾廸……中生代詩人就更多了,如何福仁、鍾國強、王良和、胡燕青、黃燦然、洛楓、陳汗、游靜……他們不少人在二000年還出版了個人重要的詩集。介乎兩個詩羣之中,某些前輩詩人的身份雖然曖昧、尷尬,但又實在地、他們用作品說出了自己的存在。也許,正因為二十一世紀混雜了三個世代的不同詩風,香港新詩才得以在中華漢詩版圖中,並不厚着臉皮佔上一個位置。

(原刊二0一0年十一月廿七日《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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