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做人，再做詩人：訪蔡炎培

先做人，再做詩人：訪蔡炎培
陳滅

一個獨腳少年留下三個足印
向海都是死水，向山都是囚牆
唯有囚牆近山脈。唯有死水遠波瀾
然而這僅是那人的把戲
一個憂鬱藝術神祇的偶然
偶然把你投入一面鏡子，
鏡已裂 　鏡中依然有你。
你要破鏡重圓
──蔡炎培：〈焦點問題〉，1965年

蔡炎培一九三五年生於廣州，戰前移居香港，五六年在香港培正中學畢 業，五八年赴台灣台中農學院，翌年休學，六五年台灣中興大學農學院畢業 ，曾主編《中國學生周報．詩之頁》，六六年至九四任職《明報》。著有詩集《小詩三卷》（香港：明窗，1977 ）、《變種的紅豆》（台北：遠景，1984 ）、《藍田日暖》（香港：勤 + 緣，1993 ）、《中國時間》（香港：現代漢語文學基金會，1996 ）。

蔡炎培五十年代投稿《星島日報‧學生園地》，後來又以杜紅為筆名在《文藝新潮》發表詩，他說自己早年思想受徐訏影響，寫詩方面較多舊俄作家影響，還有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叢書，幾乎全部讀過，如劉西渭《咀華集》等，又喜歡何其芳，還有在五十年代很受當時青年讀者歡迎的力匡，早年也喜歡，但後來覺得太單一。在人人文學讀到粱文星（即吳興華）的詩，即以他為導師，作過多種嘗試。真正寫詩卻與當時中學和外界文風有關：「約為五三、 五四年間，當時文風很盛，中學同學的黃俊東、陳炳良、外面則有崑南、王 無邪、盧因、藍子（即西西），都常常有作品發表，而陳炳良、陳煒良兄弟 則在華僑日報「青社」園地發表舊體詩詞，後來再有黃俊東、扎克等組織『 微望社』，可說是較早期的文社。五七年馬朗提倡現代主義對當時文風尤其是重要影響，所辦《文藝新潮》比《人人文學》更上層樓。」

六五年自台灣中興大學農學院畢業，本來計劃到金門、彭湖教書，實習時亦很受學生歡迎，但因為母親健康問題回港，六六年應西西之邀接編詩之頁，認為眾投稿者中，也斯的詩最有希望，又曾把古蒼梧和李縱橫（李天命）的來稿大幅修改，兩人分別來信，前者感激，後者抗議。義務編了兩三年詩之頁，之後再沒有做過編詩的工作，但仍很注意後進的發展，特別提出對七、八十年代的詩人如張景熊、康夫、李國威、王良和、陳德錦、陳錦昌的詩很欣賞。八一年蔡炎培任第八屆青年文學獎詩組評判時，就曾對鍾偉民的〈捕鯨之旅〉極表讚譽：「驚為另一個柯立瑞基，〈古舟子詠〉的作者。」

蔡炎培在《中國學生周報》編詩之頁的年代於我甚遙遠，但當年他在《第八屆青年文學獎文集》寫〈這一屆的聲音〉對新進詩人的鼓勵，印象猶新。我問他對鍾偉民近幾年的動向有何意見時，他卻愈講愈激憤：「他幫張學友寫雪狼湖等，沒有甚麼不好，也是為生活，但不應把這些事和寫詩扯在一 起，並以此攻擊別人，這是非常不對的……寫不寫沒甚麼大不了，這世界也有不寫詩但仍是詩人的人。我認有兩類詩人：有用文字記錄的詩人，也可以有不用文字記錄的詩人，例如六四時那位用身軀擋坦克的王維林就是不用文字記錄的詩人，是沒有寫詩的詩人。」那麼一個詩人寫多久或是否擱筆已不是關鍵，因為一個人的行為可以是「詩」的，沒有詩的質素，正在寫多少詩也沒有意義。他說這看法其實受徐訏影響，徐訏當年說過與對藝術和對人的要求是一樣。而蔡炎培則表示自己對詩與對人的要求是一樣的：「一個詩人最重要是成為人，有人的味道寫詩才能寫好。我在最沮喪的時候就寫過：是詩，不需要詩人／是人，不需要詩」。

至於他自己的詩，他說：「人們以〈七星燈〉為我的代表作，我自己認為也是，寫的是有關文革。另有當時戴天曾標榜要寫有童趣的詩，我也寫了一首〈我們的孩子〉，卻是一諷刺現實政治的詩。我重視詩的節奏，早期詩作被評為艱澀，至現在可說是平白如話。」

大多數新詩讀者都欣賞和熟悉台灣現代詩多於香港，認為香港沒有詩人，或始終不及台灣和中國內地，蔡炎培則提出自己反而比較看好香港現代詩。他覺得在香港寫詩，因為一種特殊的融會中西的位置，是有利的。談到現在 本地文學風氣與以前的分別，我本以為他會數出過去發表園地和詩人較多，現在則萎縮，那知他從較積極的角度看：「過去香港詩人輩出，除了香港的特殊環境外，新詩發展到現在，大家都心目中都較清楚地意識到它應該是怎樣的，與早年的摸索階段不同。舉例來說，如八十年代余光中在香港培養或影響了許多青年詩人，這貢獻不能抹殺，新進詩人湧現確是好事，你放開胸懷去看詩，走的路一定遠。」除了樂觀的角度，他也承認當今文字的影響力已大不如前，香港能容納新詩的刊物也少於台灣和中國，這是沒辦法的事。

香港向來不乏詩人，只是較少得到認同，而許多詩人本身也因種種原因，寫了數年以至十數年，終於擱筆。蔡炎培由五十年代中至今寫了四十年詩，仍有創作，卻是因何﹖「是基於對生命的感謝，還有激發我創作的在生命中次第出現的八位女性，好像《聖經．雅歌》的八章……而且文學史讓我看到，由樂府到唐詩、宋詞、元曲，現代詩確是今後可以發展的文體，今人仍可寫舊詩，但現代詩畢竟是主流，不能走回頭路。」我看更重要的是他以「詩」為一種生活態度，「詩」於他不僅是一種文體，更不單單是運用華美詞藻的功夫，而是生命情調的表現，故在訪問期間他不只一次地表示：先做人，再做詩人。

（原刊一九九七年七月《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