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11日 星期六

先做人,再做詩人:訪蔡炎培

先做人,再做詩人:訪蔡炎培
陳滅

一個獨腳少年留下三個足印
向海都是死水,向山都是囚牆
唯有囚牆近山脈。唯有死水遠波瀾
然而這僅是那人的把戲
一個憂鬱藝術神祇的偶然
偶然把你投入一面鏡子,
鏡已裂  鏡中依然有你。
你要破鏡重圓
──蔡炎培:〈焦點問題〉,1965年

蔡炎培一九三五年生於廣州,戰前移居香港,五六年在香港培正中學畢 業,五八年赴台灣台中農學院,翌年休學,六五年台灣中興大學農學院畢業 ,曾主編《中國學生周報.詩之頁》,六六年至九四任職《明報》。著有詩集《小詩三卷》(香港:明窗,1977 )、《變種的紅豆》(台北:遠景,1984 )、《藍田日暖》(香港:勤 + 緣,1993 )、《中國時間》(香港:現代漢語文學基金會,1996 )。

蔡炎培五十年代投稿《星島日報‧學生園地》,後來又以杜紅為筆名在《文藝新潮》發表詩,他說自己早年思想受徐訏影響,寫詩方面較多舊俄作家影響,還有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叢書,幾乎全部讀過,如劉西渭《咀華集》等,又喜歡何其芳,還有在五十年代很受當時青年讀者歡迎的力匡,早年也喜歡,但後來覺得太單一。在人人文學讀到粱文星(即吳興華)的詩,即以他為導師,作過多種嘗試。真正寫詩卻與當時中學和外界文風有關:「約為五三、 五四年間,當時文風很盛,中學同學的黃俊東、陳炳良、外面則有崑南、王 無邪、盧因、藍子(即西西),都常常有作品發表,而陳炳良、陳煒良兄弟 則在華僑日報「青社」園地發表舊體詩詞,後來再有黃俊東、扎克等組織『 微望社』,可說是較早期的文社。五七年馬朗提倡現代主義對當時文風尤其是重要影響,所辦《文藝新潮》比《人人文學》更上層樓。」

六五年自台灣中興大學農學院畢業,本來計劃到金門、彭湖教書,實習時亦很受學生歡迎,但因為母親健康問題回港,六六年應西西之邀接編詩之頁,認為眾投稿者中,也斯的詩最有希望,又曾把古蒼梧和李縱橫(李天命)的來稿大幅修改,兩人分別來信,前者感激,後者抗議。義務編了兩三年詩之頁,之後再沒有做過編詩的工作,但仍很注意後進的發展,特別提出對七、八十年代的詩人如張景熊、康夫、李國威、王良和、陳德錦、陳錦昌的詩很欣賞。八一年蔡炎培任第八屆青年文學獎詩組評判時,就曾對鍾偉民的〈捕鯨之旅〉極表讚譽:「驚為另一個柯立瑞基,〈古舟子詠〉的作者。」

蔡炎培在《中國學生周報》編詩之頁的年代於我甚遙遠,但當年他在《第八屆青年文學獎文集》寫〈這一屆的聲音〉對新進詩人的鼓勵,印象猶新。我問他對鍾偉民近幾年的動向有何意見時,他卻愈講愈激憤:「他幫張學友寫雪狼湖等,沒有甚麼不好,也是為生活,但不應把這些事和寫詩扯在一 起,並以此攻擊別人,這是非常不對的……寫不寫沒甚麼大不了,這世界也有不寫詩但仍是詩人的人。我認有兩類詩人:有用文字記錄的詩人,也可以有不用文字記錄的詩人,例如六四時那位用身軀擋坦克的王維林就是不用文字記錄的詩人,是沒有寫詩的詩人。」那麼一個詩人寫多久或是否擱筆已不是關鍵,因為一個人的行為可以是「詩」的,沒有詩的質素,正在寫多少詩也沒有意義。他說這看法其實受徐訏影響,徐訏當年說過與對藝術和對人的要求是一樣。而蔡炎培則表示自己對詩與對人的要求是一樣的:「一個詩人最重要是成為人,有人的味道寫詩才能寫好。我在最沮喪的時候就寫過:是詩,不需要詩人/是人,不需要詩」。

至於他自己的詩,他說:「人們以〈七星燈〉為我的代表作,我自己認為也是,寫的是有關文革。另有當時戴天曾標榜要寫有童趣的詩,我也寫了一首〈我們的孩子〉,卻是一諷刺現實政治的詩。我重視詩的節奏,早期詩作被評為艱澀,至現在可說是平白如話。」

大多數新詩讀者都欣賞和熟悉台灣現代詩多於香港,認為香港沒有詩人,或始終不及台灣和中國內地,蔡炎培則提出自己反而比較看好香港現代詩。他覺得在香港寫詩,因為一種特殊的融會中西的位置,是有利的。談到現在 本地文學風氣與以前的分別,我本以為他會數出過去發表園地和詩人較多,現在則萎縮,那知他從較積極的角度看:「過去香港詩人輩出,除了香港的特殊環境外,新詩發展到現在,大家都心目中都較清楚地意識到它應該是怎樣的,與早年的摸索階段不同。舉例來說,如八十年代余光中在香港培養或影響了許多青年詩人,這貢獻不能抹殺,新進詩人湧現確是好事,你放開胸懷去看詩,走的路一定遠。」除了樂觀的角度,他也承認當今文字的影響力已大不如前,香港能容納新詩的刊物也少於台灣和中國,這是沒辦法的事。

香港向來不乏詩人,只是較少得到認同,而許多詩人本身也因種種原因,寫了數年以至十數年,終於擱筆。蔡炎培由五十年代中至今寫了四十年詩,仍有創作,卻是因何﹖「是基於對生命的感謝,還有激發我創作的在生命中次第出現的八位女性,好像《聖經.雅歌》的八章……而且文學史讓我看到,由樂府到唐詩、宋詞、元曲,現代詩確是今後可以發展的文體,今人仍可寫舊詩,但現代詩畢竟是主流,不能走回頭路。」我看更重要的是他以「詩」為一種生活態度,「詩」於他不僅是一種文體,更不單單是運用華美詞藻的功夫,而是生命情調的表現,故在訪問期間他不只一次地表示:先做人,再做詩人。

(原刊一九九七年七月《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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