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12日 星期日

《我城》三十年

《我城》三十年
Kwok Sze Wing

一九七五年西西在《快報》上連載《我城》,署名「阿果」。每天一千字,圖文並茂,平行拼貼。一九七九年《我城》首次結集,由於素葉資源所限,只以六萬字的單行本面世。一九八九年台北允晨出版了較為完整的版本,到了一九九六年,素葉增訂本附上圖畫,終於比較接近原來的樣子。在《我城》輾轉再生的過程中,它逐漸成為香港文學的經典,成為整整一代人的集體記憶。

《我城》寫的是七十年代香港年輕一代的故事。七十年代的香港,是個充滿朝氣的城市。城市中有一半的人口在廿五歲以下,香港的經濟正在起飛,工業發展蓬勃。整個城市洋溢着奮發向上的氣氛,明天會更好。年輕人無須憂慮出路,只要肯努力,謙虛學習,總有發展的機會。《我城》裏,阿果和麥快樂努力看守公園和修理電話,過着平凡快樂的日子。儘管社會有着各種各樣的問題,他們都覺得不需擔心,因為他們深信,只要同舟共濟,沒有問題是不可解決的。小說裏的新聞評述員說:「對於這個世界,你是不必過分擔心的。你害怕石油的危機會把我們陷於能源的絕境嗎,你看看,我們不是安然度過了嗎。你為了水塘的乾涸而驚慌恐懼,認為我們即從此要生活如同沙漠了麼。你看,及時雨就來了。對於這個世界,你無需感到絕望。」(頁128)《我城》所展現的,是一個充滿盼望的年代,一個迎向未來的城市,不斷發展和自我更新。用何福仁的話來說,它「體現了年輕人美好的質素:開放,樂觀進取,不斷發展,充滿可能……它本身就是一種邊走邊看,經驗逐漸構成,模索、調整的活動」(〈我城的一種讀法〉)。

《我城》的樂觀調子,事實上跟西西寫作風格的轉向有密切的關係。西西寫《我城》的時候,有意告別存在主義式的陰冷,決意寫個「活潑的小說」。小說中有關「胡說」的一段,是作者的夫子自道。胡說說自己是用「都很好」的方式胡說。「胡說喜歡『都很好』,因為它唱了歌:那個老太陽照在頭頂上,其他都不要緊的啦。」(頁209)「都很好」指的是高達(Jean–Luc Godard)電影《一切安好》(Tout va bien)。這是一齣有關罷工的電影,裏面有談判和階級鬥爭。然而西西更注意的是這部電影的形式,以及高達創新的電影手法:「這電影的導演喜歡拼貼的技巧,又習慣把攝影機的眼睛跟着場景移動追蹤,一口氣把整場的情事景象拍下來。」(頁209)於是在《我城》裏就有了移動式敘述和拼貼。作家對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轉化,有時很能提供了解作家思路和取向的線索,而從高達政治性的《一切安好》,到西西輕快的「都很好」,這種挪移之中,我們可以看到某種有意為之的樂觀。走出存在主義的冷漠和陰暗之後,西西更願意以盼望、樂觀而又積極的心態,去面對現實政治和社會問題。

三十年過去了,二零零五年的香港,有了很大的變化。我們有了大型基建,新的機場、青馬大橋、貫通全港的鐵路和公路。未來我們還會有迪士尼樂園、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等等。經過三十年的努力,我城成為了面向國際的現代大都市。九七回歸,我們終於有了「國籍」,擺脫以往只有「城籍」的命運。然而經歷這一切的改變,今天香港已經不再年輕,失去了《我城》裏的光采和朝氣。與西西所描繪的處於上昇階段的香港社會恰恰相反,當前香港社會正處於資本主義發展的不穩定期,走入經濟低迷的幽谷,籠罩在不景氣的陰影之下。人口老化,許多年輕人找不到工作,由於經濟轉型及資源分配問題,社會並非機會處處,個人即使拼搏亦不一定能成功。《我城》裏的盼望和樂觀不復見,代之而起的是徨惑與不安。政治風雨飄搖,社會貧富懸殊,以往同舟共濟、互諒互愛的精神已彷彿是神話年代的事(記得《新難兄難弟》對吳楚帆的調侃嗎?)這個移民城市似乎已經忘了自己流動和包容的本性。《我城》裏,只要對我城有一份歸屬感,「我」就是「我們」的一份子,然而《我城》對香港本土身份的肯定,到了三十年後竟在某程度上變了質。現在這個「我們」,帶有強烈的排他性,在有意無意間區分出「我們」與「你們」,新移民、領取綜緩人士、外籍傭工等等都是次等的、不被接納的「你們」。「我城」變得愈來愈保守,愈來愈分化,《我城》的開放,已經一去不返。

如果說《我城》的基調是盼望未來,那麼現在我們卻是不斷回首過去。不知從何時開始,我們開始懷舊。從羅文、張國榮到梅艷芳,我們緬懷我城獅子山下的光輝歲月。如果西西的《我城》是因為同樣的集體無意識,被置於致敬的名單上,這種致敬將是灰色的。因為我們沒有正視《我城》反樸歸真的盼望和樂觀,卻通過重構理想的七十年代,把開放的歷史空間凝固起來,緬懷於過去的日子,對當前的社會問題視而不見。我們不應忘記,當初連載於《快報》的《我城》,取材於社會現實,每天與我城共同呼吸,對社會有一份關懷。

在《我城》的結尾,阿果把電話線安裝好後,他提起電話的聽筒,想撥一個電話給一個他並不相識的人,「就說:你好嗎,不管你是誰」。電話接通之處,阿果與城內不相識的人構成了一個憂戚與共的共同體(community)。讀/寫《我城》,其實是對香港身份詢喚(interpellation)的回答。閱讀《我城》的經驗,早已把整整一代人形構成一個共同體。但願我們透過不斷的對話與交流,以開放和包容的態度,將我城的故事繼續說下去。

(原刊於《文匯報》,2005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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