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17日 星期二

許定銘:那群八十四的豬們

今日(9月14日)讀《蘋果日報》,娛樂版有倪匡的訪問,八十四歲的倪匡說他已失去「行路的配額,行路超過三分鐘就唔再郁得」。真如此,倪匡的身體確實差得很,再不鍛煉、鍛煉,恐怕再過些歲月,連電動輪椅都控制不了。

香港男人平均壽命近八十二歲,倪匡如今八十四,是早已有賺,既然上天眷顧,更應努力點,在尋求個人快樂之餘,不妨花點餘力,多活動一些,好好多活幾年。

一九七O年代,我在灣仔軒尼詩道某二樓開文史哲書店,談錫永住在該大廈的九樓,每日放工回來,總愛到店內找我閒扯,風花雪月談書事文事,間中還會隨手攞張紙用原子筆畫起畫來。有次特別用心,拿張A4紙畫了張小鳥在枝頭振翅欲飛之勢,還在空白處題了首七絕,可惜我只記得首句「大學人本小麻雀⋯⋯」,該詩大意在嘲諷某些大學人物常趾高氣揚、盛氣凌人,或有所指,不過,我不方便問,事後他亦把該畫搓成一團,丢進字紙簍去。

其後胡菊人離開《百姓》,接手編《中報》,邀談錫永當副刊編輯,他給我開了個三幾百字的專欄寫書話。寫了二十幾天,報刊人事起了變化,談錫永「劈炮」,整個副刊大改組,我的專欄自然關門大吉。那二十幾篇稿我本來有剪存,可惜有次叫人拿整本剪貼簿去影印某些東西,那人竟然把剪貼簿丢失了,裡面的文稿全部失去,專欄寫些是甚麼,用甚麼欄名,都忘記得一乾二淨,只記得是用筆名陶俊寫的。

一九九O年代中期,我和談錫永都在多倫多,我住默西沙迦,他住列治文山,兩者之間用超級公路車程也超過半小時,本來見面機會不多,可幸談錫永開了間齋舖,此中有一味如手掌般巨大的菇類,填配上餡料,炸上或清蒸,都極似釀蟹蓋而深得我心,故此常幫趁,有時乘機在舖內聽王亭之當眾講佛。

其實我見談錫永多次之處,不在他的齋舖,而在列治文山十六街附近一間已記不起名的中式酒樓,它最出名的是「片皮鴨」,常賣大包,十二元一隻,是我上街晚飯的「基地」。兩個人一隻吃不完,常要打包。幸好有時會遇到談錫永,便叫伙計斬半隻過去。

有一次記不起是誰請食晚飯,飯後我負責送不開車的談錫永回家。他硬要陪我坐車頭,老妻只好轉到後座去。途中忽地下起超級巨雨,在沒有街燈的小路我開得很慢,雨點轟到車頂似不絕的雷響,忽地一陣巨浪般的豪雨正面撲向擋風玻璃,似大爆炸,早已進入夢鄉的談錫永隨即彈醒。

「乜事?」

我定了定神:「冇事,落大雨啫。」

轉頭一看,原來他又睡着了。他們那一代人見過世面,受過戰爭洗禮,天跌落嚟都不算大件事。

之後我再沒見過談錫永。直到二零零幾年的某日,我經過禮頓道去三C會食午飯,豈料竟碰到了談錫永,說他這幾年很忙,南京大學給他開了個與佛有關的學系,叫他做系主任,常多倫多、南京的飛來飛去……,還說有人要請他午膳,硬要拉我做陪客。

請客的原來是體育界的大豪客,舊相識,冒王亭之大名,想要結識結識,幾個人一頓午飯,乳豬、乳鴿、鮑翅……相當豪。

轉眼又多年過去了,不知已八十四歲的老豬談錫永可好?還用不用多倫多、南京的奔波?

舊日與談鍚永閒話時,他跟我談起「五豬會」的事,說經常在《明報》活動的人中,有五個人都是一九三五年生的,均肖豬,常聚在一起食嘢。

是哪五個人呢?事隔近五十年,記憶已很糢糊。談錫永、蔡炎培和倪匡是必然之選,因為他們和《明報》的關係都很密切。

但其他那兩個呢?若論年歲,有幾個文人是非常接近的,那是崑南、盧因、黃俊東和李文健(杜漸)。

蔡炎培早兩年和崑南一起接受訪問,一開始即哈哈大笑說:「如果三隻豬一齊訪問就更有趣,可惜盧因不在。」這句話說明蔡炎培、崑南和盧因都是同年的豬,一九五O年代的青年文壇老友記,好像都是出版《詩朶》的主力。但,當年盧因已移居温哥華,不會是他,至於崑南屬不屬「五豬會」?有可能!

黃俊東和李文健都是一九三四年末出生的,但一九三五年立春甚早,計習俗,他們也肖豬。黄俊東是《明報月刊》的編輯,是《明報》人,順理成章的第四頭豬,李文健靠搖筆桿揾食,百足咁多爪,跟《明報》關係可能也很密切,他和崑南都是第五頭豬的人選。

其實五豬或六豬都無所謂,不過是玩意而已。

說人家是「豬」,似乎是貶詞,其實不然。當年王亭之說:豬是文曲星托世,是很有才華的文人,很聰明的。

走筆至此,請讓我插科打諢,說件題外的趣事:我是一九四五年生的,是頭雄赳赳的雄雞,一九五O年代知道要去取身份証時已經十四歲,不知是我長得瘦小,還是其他原因,那位坐在鐵欄後,高高在上的公務員說:第一次領身份証的細路,都是十二歲的。因此,我由十四歲變成了十二歲,由肖雞變成了肖豬,比「五豬會」諸公細了十二年的豬,不知我這頭冒充的豬是否也是文曲星托世?

我雖然是小一圈的豬,但與一九三五年的那群老豬大都是很談得來的老友。

認識得最早的是詩人蔡炎培。一九六O年代初,我們一班文友初涉文壇,學寫現代詩。其時詩人自台灣學成歸來,似未曾找到合適的工作,經常參加我們的聚會,導師式的指指點點,很談得來。我們有社刊要出了,炎培的稿總是又快又好,大力支持。我印象較深刻的是《藍馬季》中的蔡星堤,此筆名用的不多,爆出來免日後研究者花心思。據說如今蔡詩人年事已高,甚少活動,隱居藍田看日暖,多思華年了!

一九七二年前後,我受好友白勺(黃韶生、黃星文、黃濟泓)影響,開始收集中國現代文學創作類絕版舊書,經常跑舊書店。

其時文社文友安東(蘇賡哲)在旺角洗衣街(麥花臣球場斜對面)開新亞舊書店。蘇兄長袖善舞,經售手法絕佳:他每日均到九龍、新界及港島各區的舊書店巡視,看看有沒有新到的好書收買。每到黃昏,蘇兄總携着一兩札舊書回來,愛書人早已等在店中,待他一拆開書札,紛紛伸手搶購一空,不熟悉內行的外人,絕對想不到這間只有幾個小書櫃的半邊舖,竟是香港舊書業的總匯,每日營業額以千計的小店,在舖租也不過一千幾百的一九七O年代,絕不是個小數目。

那些年黄俊東住在沙田道風山,放工後每日都到旺角火車站乘車回家。我們常在等候蘇老闆回程時閒話家常,交換購書心得。

那時候,除了買舊書,很多時都見俊東帶些剛買的新玩具回家,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件用長棍推動的小雞(或小鳥?),推動長棍時,小雞一面走,一面叫,又會拍翅膀振振欲飛,相當有趣。俊東常買這些小玩物回家,他讀書,孩子們玩玩具,是個超級好父親。

後來俊東移居澳洲,搬了好幾百箱書過去,每日看書掃樹葉,本來樂也融融,不幸幾年前突然中風。醫好了,寫字稍有困難,不知是手震還是活動不靈光?

吾友林樹勛是一九三三的,十年八年前已經手震,寫字不成字,一筆一畫蜷弓蝦米的,似蠕動的小蟲,可幸他用心學電腦,懂倉頡,的的篤篤的也篤出本《香港文學作品欣賞筆記》(香港科華圖書出版公司,二O一五),但願俊東花點讀書般的毅力,很快就能「篤字」,不用每年過年過節,都要靠兒女代筆傳電郵來。不知這幾年代筆的,是不是就是四十多年前玩「長棍小雞」的那位,這是好父親積的福。

一九七O年代中後期,杜漸辦讀書雜誌《開卷》。記不起是誰帶他到書店來介紹我認識的,從投稿到代售《開卷》,到因同好結成老友。我為《開卷》和《讀者良友》寫稿,他後來還把我發表的那些稿件編成了我第一本書話集《醉書閒話》(香港三聯書店,一九九O),我們的友情日益深厚。

一九九三年,我一家四口作了次美加東西岸之旅,到達多倫多時是深夜十一時半,杜漸夫婦竟然在酒店的大堂等我,還用小汽車把我帶到密西沙迦他的新居探訪。

想不到這次拜訪,他地庫近千呎的書房吸引了我。兩年後我也移居默西沙迦,在杜漸家馬路對面,買了間二千呎,四房兩廳,兩層高的獨立屋,我也把過千呎的地庫裝修成書房,兩個書癡談文說藝,樂也融融的住了五年。

今年七月的香港書展,主題是「科幻」,正是杜漸的老本行,他在香港出版過有關科幻的雜誌,又寫過幾本與科幻有關的書。主辦單位請他回來主持一個講座。

我跟他吃了一頓午飯,人依然「青靚白淨」,卻瘦了兩個碼,高高瘦瘦,風也吹得起的樣子,到底是八十四歲的老人了,他低聲語我:「定銘,我身體差多了。」我叫他用白紙寫幾個字,雖然手震震,卻仍挺拔有力,絕未蒼老。

盧因一九七二年移居温哥華,一向聞其人而不識此人。一九九O年代中至公元二千年,我住在多倫多,某日盧因自温哥華來,與金炳興來看我。自後我們多用電郵交往。二千年後我回流香港,與鑪峰諸友交往,每年出版《鑪峰文集》時,盧因均應我邀來稿支持,又快又好,關係不錯。我還介紹他認識替我出書的黎漢傑,看來《盧因短篇小說選》快要出版了。

是二千年後的事,但記不起是那一年了,盧因回港探親,千叮萬囑叫我約蔡炎培見面,我和吳萱人一同參與兩頭老豬的茶聚,幾十年的交情感動得眼濕濕,大家握着手,不知從何說起。

我前幾年到温哥華,老盧因說一定要請我食晚飯。颤巍巍行動不便的老人家硬要到唐人街請我吃一頓。他身體似乎不如其他幾隻老豬,把駕駛執照回交通部,不再開車。據說近年還得到加華作協頒的終身成就獎呢!

我與那群一九三五的老豬没有交往過的是崑南和倪匡,他倆在香港文壇叱吒風雲幾十年,偏偏沒有交往,那是欠缺一點緣。

崑南是到過我書店買書的,我認識他,但他卻不知道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買了一套國內版的大書。我記不起書叫甚麼名,卻記得那是十六開本,硬皮精裝,三册一套與天體有關的書,定價三百大元,那年代,三百元是一個報刊編輯的半個月人工,所以印象深刻。由此可見崑南很捨得買書,而他的閱讀範圍也很廣,絕對不是只讀小說和新詩。

我也參加過一次崑南的講座,講的是無名氏。他是香港第一個介紹無名氏的人,很有眼光,一九六O年代在《中國學生周報》用全版介紹「無名書稿」的人也正是他,講座很有深度。

一九六二或六三年,我參加阡陌文社辦的暑期寫作訓練班,主講的名家失約了,代名家出場的,是個高高瘦瘦的大哥哥,他教我們讀無名氏的〈露西亞之戀〉。此事在崑南介紹「無名書稿」之前,那年代沒多少人知道無名氏,我很懷疑那個大哥哥就是崑南。

倪匡一九八O年代辦「香港作家協會」,他是主席,我是無名小卒,每次聚會,倪大哥總圍着一大群人,被問這問那的,我則總是靜坐一角,看冷暖人生。直到二千零幾年,倪匡從海外回歸,作協一圍人請他晚飯,他搭着膊頭跟我拍照,我才算是正式認識了倪匤。

匆匆幾十年過去了,二O一九是豬年,這群老豬都八十四了,還有幾個能見到九十六的下次豬年哩!保重!

回應:

陳進權:許生,有個疑問,如果生肖以農曆計算,1935.2.3(乙亥年正月初一)-1936.1.23(乙亥年臘月廿九)屬豬。新曆1934年12月31日(甲戌年十一月廿五)仍屬狗。習俗屬豬嗎?還是習俗新曆1935年元旦開始也算屬豬?

許定銘:不明所以,他們自己都說肖豬,說不定他們的歲數也似我,搞錯了的。
人家告訴你甚麼,就是甚麽,不必深究,結果不一定是好的。比如我有一個同學,讀書時姓江,畢業後卻突然姓高,不必問,自有他的苦衷。又如某位名作家,他姓胡的所謂真姓名很多個,我可以肯定没一個是真的。

也有個作家有幾個真名,他在一篇自述的散文裏,說他的父親是孫中山的秘書,而他自己由小到大,年年改居住的城市,改名換姓,你覺得他到了香港,會用真姓名嗎?

我們生逢亂世,真真假假,不必深究,一啖笑而已。

陳進權:是,關於出生日期,從大陸移居香港的,大部分身分証與真實日期不同。例如西西,之前一直寫1938年生,年前從她妹妹保管的遺物找到當年在上海的身分証,才知是1937年生。我自己身分證與真實年齡也不符,杜杜看到我在面書提及西西出生年,也回應說他也有相同情況。年齡有出入,主要是從大陸移居香港的人很少有出生証明,來香港的通行證,只寫多少歲,到香港辦身分証時,月日自己報,又可能把農曆當新曆,年頭與年尾會相差一歲,因此才出現差距。

認識的幾個朋友也如此,例如鍾玲玲、小藍,鍾曉陽也有1961與1962(忘記是否1962與63)兩種說法。

許定銘:其實香港也一樣,我認識很多香港出生的人,當年也没有領出世紙,是成年後才補領的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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