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先生（1930-2021）在書房
雖然這一切都好像仍然不太真實，但也就沒有時間去讓心情慢慢平復，必須硬著頭皮去通知外甥梁其姿，因為她在台灣的熟人多；以及金耀基──本來淑平是先找他的，只不過沒有接通而已；當然，還有大學校方和國內的那許多學界朋友。幸好現在整個世界都已經被無遠弗屆的電子網絡覆蓋在裡面，只需在手機上按鍵消息就立刻傳揚出去，跟著網絡就沸騰起來了。
和英時兄相識已經超過一個甲子，但只是當初在劍橋和後來在中大有過兩段經常見面的日子，此外一直是遠隔重洋，動如參商。但我們有點緣分，一見如故，所以幾十年來一直保持聯絡。近年彼此都上了年紀，更覺得老朋友的可貴，雖然通電話也並不那麼頻繁，每個月一兩次罷了。自今年初以來他的談興就顯得不那麼高，經常顯出倦意，而且重聽日漸加重，所以不想過分煩擾他，卻沒有意識到，這其實是他在慢慢衰退。上月中他來電話，很高興地告訴我他那本新編的《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英譯本已經出版，並且已經用快遞分別寄給我（連帶其姿也有一份）和耀基作為紀念。為了要快，這還勞煩他的夫人陳淑平親自拿到郵局去辦理。
果然，這書上星期四就寄到了，不但有他很客氣的題簽，包裹裡還附有他為田浩(Hoyt Tillman)教授榮退會所寫文章的單行本。第二天一早我打電話去致謝，淑平說他暫時不方便，不巧我當時有事必得出門，星期六早上又有電話會議，只好約定星期天早上再通話。屆時英時兄先打來了，但只談了大約一刻鐘左右。由於對時局感到失望，他情緒頗為沉鬱，我除了多謝贈書和懇請多加保重之外，也想不到什麼別的話來為他開解，只好怏怏掛斷，完全沒有意識到，這實際上已經是訣別了！倒是耀基兄今天告訴我，他們在星期天通話的時候，英時兄口齒不清，話語含糊，迥異平時，令他隱約覺得很不對勁。現在回想，其實這大半年以來，他很可能自覺日漸疲乏衰頹，已經多少有些預感，所以每趟通話雖然短暫，卻總要重複已經沒有興致寫作，老朋友難得，彼此保持健康最為重要之類話題，而且也絕少提起在看些什麼書或者他平素最感興趣的網球比賽了。可惜的是，對於這些徵兆我竟然一直都沒有注意。 我出生的時候父親已經年逾不惑，姐姐也快要進大學，所以他們過去的時候我年紀並不大。事後不時回想服侍老人家度過晚年的情況，以及姐姐退休之後和她相處的那些日子，總不免責怪自己缺乏磨練，故而粗心大意，不能夠了解親人微妙的心意和需求，從而留下無盡的遺憾。真想不到，如今年紀雖然大了，在一位相知多年而又十分敬佩的一位老朋友行將走進歷史之際，卻仍然不能夠覺察到他那些徵兆和預感，仍然要留下深深的遺憾。這恐怕不再是磨練的問題，而是因為生來就欠缺某種細膩的直覺吧，由是而留下的遺憾則是無法填補的了。
2021年8月5日午夜草於用廬
（微訊公號2021年8月5日） 周保松：拔劍四顧心茫然──敬悼余英時先生
原來那已是八月一日凌晨的事。據悉，余先生當晚還和香港中文大學兩位前輩陳方正先生和金耀基先生通過電話，然後在睡夢中安詳逝去，享壽91歲。余太太和女兒低調，先將余先生安葬於普林斯頓大學他父母的墓旁，然後才通知親友學界。
我上星期才收到余先生的來信。這兩天正在想著要回信給他。我現在捧著他的信，讀著他的字，感覺很不真實。我生命中極為尊敬、信賴、精神上甚為依靠的一個人走了。此刻，我才比較能真切體會，余先生當年驚悉他的老師錢穆先生過世，寫下〈猶記風吹水上鱗〉的心情。
先生的文章會一直在，精神會一直在，他在史學界、思想界的崇高地位，也早已備受肯定。可是於我，人世間一個真實的記掛，卻從此斷了。
我不是余先生的學生，一生中只見過一次面，照理不會有這份感受。可是這份感受卻如此實在。我在想，那一定是因為，我和余先生有著太多共享的價值和情懷，包括對知識的信念、對讀書人的期許、對自由主義，以及對中國和香港的態度和關切。這些共享的東西，讓我和余先生一直有著無以名之的精神聯繫。
今年六月，我在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發表了一篇文章〈羅爾斯與中國自由主義〉，紀念羅爾斯誕生百年和《正義論》發表五十年。我當時特別將該文獻給余英時先生。我在文章註腳如此解釋：
「余英時先生1995年回香港中文大學參加錢穆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會議，我作為新亞書院學生幫忙接待。還記得當天清晨在校園路上，余先生對我說，你對自由主義有興趣，就要好好研究羅爾斯。余先生這番話對我有莫大影響。謹將本文獻給余英時先生，既感謝他當年的鼓勵，也感謝他為推動中國自由主義畢生所做的努力。」
按學界慣例，很少有人會將一篇文章獻給一位前輩。我這樣做，有幾個原因。
一來這篇文章對我有特別意義，而余先生在那個意義裡面。我還記得當天清晨，我們走在新亞路上，他告訴我，羅爾斯剛剛出版了一本新書《政治自由主義》（Political Liberalism，1993），和早期理論有很大不同，你一定要找來讀。我記著他的話，1995年秋天去英國約克大學讀碩士時，第一件事就是去書店買羅爾斯這本書，後來還以此作為我的論文題目。二來我覺得余先生也許是今天華人學界最重要的自由主義者，而我相信他會接受我這樣稱呼他。在自由主義於中國極為低潮的今天，我想藉此向他致敬。三來，我心裡暗暗覺得，余先生已經九十一歲，我不能一直等到我滿意的書出版才獻給他。我必須早點讓他知道。
2021年6月24日，《蘋果日報》最後一期。我當天悲憤難言，忍不住給余先生寫了一封三頁長的信，連同我的文章和最後一期《蘋果》，寄到普林斯頓。我在信中告訴余先生：
「謝謝你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便在香港出版自由主義的著作，並以一生之力去推動自由主義在中國的發展。你的著作和立場，對我影響甚深。」
余先生收到我的信，讀了我的文章。我現在真有一種冥冥中注定的感覺。我很慶幸，當時做了那個決定。
7月13日，我收到余先生的傳真回信。余先生從來不用電腦，平時只用傳真機和電話與人聯繫。他怕我沒有收到傳真信，心裡記掛，於是在7月16日，又親自將信用空郵寄來給我。我剛才將信反覆讀了又讀，眼淚不禁掉下來。
我此前沒想過要與別人分享此信，但現在細心體會，開始明白余先生的話，一定不是只想和我一個人說，而是想和所有關心香港命運的人說。我將他的信抄錄如下。
余英時先生是新亞書院第一屆學生，1952年畢業。他的畢業證書，現在放在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錢穆圖書館。余先生在五十年代於香港的求學和生活經歷，在三年前出版的《余英時回憶錄》有詳細記載。保松先生：收到賜寄報紙最後一日絕版以及先生大作等，不但感謝而且感動。香港情況向民主自由相反的方面進展，我早在NY時報、電視等媒體上注意到。在短時間內，大概不易改變，但我始終相信：人類文明正途不可能被少數自私自利的人長期控制。香港自開始（1843）便享有自由，不在專制王朝手中。以香港人的覺悟程度而言，也決不甘心作奴隸或順民。但人的主觀奮鬥是極重要的，決不能放棄。我完全同意先生信中一段話： 「但願我們有足夠的勇氣和智慧，繼續作一點事。」 即以此語互相勉勵吧。余英時 手上 （2021年7月13日）
每年我在新亞書院圓形廣場上課，都會指著廣場上刻著的歷屆新亞畢業生名錄，大聲告訴同學，余英時先生是新亞書院，也可說是中文大學第一人。要瞭解什麼是新亞精神和中大精神，最好去讀余先生的著作。每次這樣說的時候，我都覺得很愉快，很驕傲。
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多歧路。余先生，您走出了自己的路。謝謝您，願您安息。
2021年8月5日哀切中寫於香港中文大學
（周保松臉書2021年8月5日）
王邦華：敬悼余英時先生 與一些隨想
得知余英時先生去世的消息，大半天竟覺茫然若失。我無緣受教於余公，本業亦非歷史，但許多想法都受余公啟發。這篇文章有些凌亂，主要是記錄一下這幾天的隨想。我比較遲才接觸余英時的著作。讀博士完畢回港之初，因中學的歷史老師葉老退休，贈予我余英時的《猶記風吹水上鱗》，才開始讀余英時的著作。自此就一本一本的讀下去，《歷史與思想》、《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朱熹的歷史世界》、《論戴震與章學誠》、《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等。最記得有一次讀到余英時的《中國文化史通釋》的〈綜述中國思想史上的四次突破〉，舉重若輕地綜論中國士人在歷史上的變化，把一條士人發展的線索勾勒得清清楚楚，大有撥雲見日之感。
余英時的治學特色，是專中見通。他不像老師錢穆，著一本通史《國史大綱》，綜論中國數千年的歷史變化。但他本本專著，背後都有一個通貫的關懷。其關懷就是「士的自覺性」。他在治學初期，就反對馬克思的科學歷史觀，反對人類歷史只受社會經濟決定，嘗試指出人的自主性。他的許多著作，就是考究「士人」這個社會的創造少數（creative minorities）在不同時代的形態。「士」是貫穿其學術生涯的線索。
余英時弟子王汎森曾言余的研究是「由堯到毛」，意即余英時的士人研究差不多覆蓋了整個中國史。可惜是就是缺了唐代。唐代門第開始衰落，同時佛學大興，士人深受影響，導致唐代士風極為獨特。風聞余公晚年，本欲再寫一個著作講唐代，終究受年老影響，未能動筆。整個「士人史」缺了一部份，大憾哉！
若要形容余公的學風，可說是「治學理念似陳寅恪、文化關懷似錢穆、政治立場似胡適」。陳寅恪一生史學凡三變。始於塞外殊域之學，後變於隋唐中古之學，而晚年絕學為《柳如是別傳》的心史。心史以史料為入手點，考據歷史人物身處的社會、文化環境，再建基於人性和史料的深刻理解，神遊冥想，重構歷史人物的心路歷程，從而在讀者面前栩栩如生地展現當時的時代環境。所謂「知人論世」、「了解的同情」，就是心史的最高目標。陳寅恪這想法，上承於德國哲人 Herder，但到晚年才發展成熟，而其高足周一良、唐長孺等，皆繼承其隋唐中古之學。心史之學，幾後繼無人。余英時和陳寅恪遠隔萬里，竟能承其絕學，並以此研究陳寅恪本人，著《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陳後來有機會讀此書，亦以「作者知我」許之，不亦千古佳話？
錢穆「一生為故國招魂」，關心中國文化會否消亡的問題，著力發掘中國文化的特色，希望以此展現中國文化的價值。余英時這方面深受錢穆影響。他的封筆之作《論天人之際》，就是以 Karl Jaspers 的「軸心文明論」為框架，指出中國的文化精神為「內向超越」，和以色列、希臘、印度有何不同。這方面我覺得余英時是嘗試以 Robert Bellah 回應錢穆。宗教社會學家 Robert Bellah 在其名作 Religion in Human Evolution 中，綜論四大軸心文明，並提出「無物曾遭遺忘（Nothing is ever lost）」的著名論斷。Bellah 認為四大軸心文明，表面上突破神話時代的迷信、展現理性的覺醒，暗地裡其實都不能擺脫神話時代的種種影響，直至今天。余英時在《論天人之際》的研究，其實就是在闡述 Bellah 這個論斷，點出看似迷信、落後的巫文化，決定了中國「天人合一」的理想方向，並奠定了「心」這個概念在思想史的核心地位。
然而，和錢穆不同，余英時不止重中西文化之異，亦重中西文化之同，想指出中國文化如何和現代西方文明接軌。這方面他類近胡適，推祟自由主義，並認為自由、民主的價值可以在中國文化中紮根。胡適主要受John Dewey 的自由主義影響，而余英時的自由主義觀卻少人討論。余英時除了早年的幾本實驗之作外，提及自己政治哲學的不多，但我讀到的部份，都覺得他深受後期的 John Rawls 影響。1993 年 Rawls 出版 Political Liberalism，最大特色是 “political-comprehensive” 的框架。他認為憲政民主可建基於政治價值（political values），而這些政治價值不必預設任何美好人生觀，可成為不同宗教和文化之間的 overlapping consensus，不同宗教和文化遂可在同一憲政框架下共同生活。
Rawls 晚年的研究，多是闡述憲政民主的公民在公共政治文化（public political culture）中應如何根據政治價值而行動，就是後來影響深遠的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研究。但 Rawls 也提出在民主社會，除了公共政治文化外，也有不同宗教和文化組成的背景文化（background culture）。一個健康的民主社會，需要兩大文化互相配合。試想想，如果一個民主社會，公共政治文化雖然教導人以平等待人，但背景文化的諸般宗教卻教導人服從權威、歧視女性等，民主體制焉會運作順利？因此民主社會需要背景文化配合教導公民，方可穩定。
但Rawls 終其一生，卻沒有多談背景文化如何貢獻民主。而這正是余英時的興趣所在。余英時主要關懷儒家在歷史中的變遷，但在〈現代儒學的回顧和展望〉的最後部份，有稍稍提到儒家在現代社會的角色。他明顯預設了 Rawls 的政治自由主義，並提出儒家可以作為其中一種背景文化，支持民主。余英時曾提出失去傳統制度的儒家是「游魂」，但其實他也嘗試為這個「游魂」在現代社會找到落腳之地。
余英時晚年著回憶錄，曾詳細梳理早年自己受什麼學者影響。可惜回憶錄只寫到五、六十年代哈佛求學之時。我常疑八、九十年代余英時和 Rawls 之間可能有一些交流，或因某些契機而開始對Rawls 的後期政治哲學產生興趣。本來期望余英時先生在未來的回憶錄詳述。今天兩人皆已仙逝，這個 missing link 的猜想已無從得證，亦無奈也。
余英時著力描述士人在中國歷史中的不同形態和活動，從而指出士人的自主性。然而，近年我的閱讀感覺，卻常是覺得士人是被動於政治環境而活動。周朝禮崩樂壞，士人遂演變為游士，周遊列國，期望重建天人合一的秩序（《論天人之際》）。宋初皇帝為壓制軍閥地位，崇文抑武，提高士人地位，士人的政治主體意識覺醒，提倡「君臣共治」，道統指引政統（《朱熹的歷史世界》）。明代君主集權，打壓士人，士人唯有轉向民間，追求「覺民行道」，從下而上改變社會 （《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往好處看，無論在什麼的「勢」（政治結構）下，都有士人嘗試行「道」，追求理想，提倡道統，以道抗勢。但從另一方面看，士人只能被動接受「勢」的存在，並在「勢」的背景下努力行道。士人可能造「勢」？如何能建立造「勢」的力量？余英時曾概嘆儒家士人不像基督教般有實在的教會組織，某程度上也承認了士人缺乏造「勢」的社會基礎，決定了其自主性的極限。
士人除了有抗勢的意志，可有造勢的能力？士人在現代社會的自主性雖要什麼社會和文化條件？這是余英時先生言未所及之處，亦是我等後學當關注的地方。
（《立場新聞》2021年8月6日）
陶傑悼余英時
這是兩年後的畢業證書。這幅圖片藴含了中國社會文化今日消失了的一些特徵：直寫的正體字楷書書法、錢穆的行體簽名，以及「私立新亞書院」強調的「私立」──For your information : 2021年8月5日，據大陸「網易新聞」：「中国教育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规范公办学校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通知》，要求公办学校单独举办的民办、公办学校与地方政府及相关机构合作举办的义务学校，应办为公办学校；不再审批新的“公参民”学校，公办学校也不得以举办者变更集团办学、品牌输出等变相举办民办义务教育。」br />
余英時說，在港的五年歲月，是生活在流亡知識人的小世界，「是中國自由派知識人匯聚而成的社群，生活並活躍在一個最自由的社會中。」
對於當時的殖民地香港環境，他說：「從歷史的角度看，這一時期的香港為中國自由派知識人提供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機會，使他們可以無所顧忌地追尋自己的精神價值。更值得指出的是：當時流亡在港的自由派知識人數以萬計，雖然背景互異，但在堅持中國必須走向民主、自由的道路，則是一致的。」
（陶傑臉書專頁2021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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