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香港文學 我們的也斯
陳智德
(圖.智海)
也斯的寫作始於六十年代中,當時香港青年自發組織文社,蔚然成風,也斯亦曾參加「文秀文社」;但其真正投身香港文學的承傳運作發展,以為一生志業,則始於七十年代初。這不單是一種個人志趣的選擇,七十年代初本是香港文學發展中一次重要轉折,也斯自覺時代轉折對文學的衝擊,求索自己及一代人的路。
七十年代青年與也斯
一九七二年,《中國學生周報》刊出一系列「香港文學問題討論」專題,第一篇是洪清田〈看看青年寫作風氣的凋零〉,由文社風氣的沒落開始談起,第二篇是溫健騮〈批判寫實主義是香港文學的出路〉,針對青年學運後的迷惘,思考新出路;其後黃俊東、也斯都有撰文參與討論。這時的也斯自浸會英文系畢業兩年,擔任過《星報》和《文林》的編輯工作,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他與友人創辦了文學雜誌《四季》,後來他回顧時談到:「一九六O年代後期中國和香港社會的變動,對我們開始學習寫作不久的人也產生很大的衝擊。一方面令我們更深地去反省社會的本質,想更深地去了解;另一方面卻無法同意當時一些比較褊狹的意見,即認為文學只應做表面的反映和批判。」《四季》引介三四十年代文學,翻譯拉美小說,刊登本地和台灣創作,是也斯對時代轉折和香港文學問題的實質回應。
「詩之頁」與也斯
一九七三年,《中國學生周報》再次改版,重刊停頓數年的「詩之頁」,由也斯主編。「詩之頁」過去由不同的詩人主持過,各有其風格,西西重視語言和形式的活潑創新,蔡炎培以按語方式向作者作幽默對話。也斯接編後,提出開創新的風氣,鼓勵生活化和香港題材,曾組織「香港專題」,標示本土詩歌風格,編輯視野開風氣之先。《中國學生周報》停刊後,「詩之頁」作者如關夢南、葉輝、阿藍、張景熊、馬若等等,仍在七十年代中期的《大拇指》、《羅盤》、《詩風》、《香港時報》等刊物,延續其生活化和香港題材詩作。
《大拇指》與也斯
一九七五年十月,也斯與一班文友,包括西西、張灼祥等創辦《大拇指》,發刊詞由也斯執筆;該刊有意繼承《中國學生周報》的綜合文藝風格,版面包括藝術版、電影版、文藝版,出版至一九八七年,是繼《中國學生周報》之後,具跨年代影響力的綜合文藝刊物。《大拇指》由周刊、雙周刊至半月刊,許多作者都參與過編務,也斯則於一九七八年赴美國進修,結束他的編輯事業時期,轉入學術與教育,以迄終身。
也斯第一本詩集《雷聲與蟬鳴》一九七八年出版,收錄六十年代中至一九七七年間作品,其中最矚目部分,相信是「香港」系列中的九首詩作,實踐他以淡筆、生活化語言書寫香港的詩觀。從「香港」系列的〈北角汽車渡海碼頭〉、〈寒夜,電車廠〉、〈拆建中的摩囉街〉等詩,最可感是作者的觀察態度:注目於樸實以至襤褸的香港街巷,關注人們消頹、失落的生活,描述荒地、舊輪胎、泥濘路、從工廠湧出的人潮,正視都市的限制、狠心地揭穿幻象,卻又投予微茫寄望。他拒絕歌頌,也拒絕二元對立式的批判,他的失望總帶憂患,詩語言的效果不來自押韻,而是淡筆傾瀉出景物自身無以名狀的情感。
現代文學與也斯
從今日角落看,「香港」系列詩作也保存了消逝的人文景觀,紀錄了影像無法表達的角度。也斯的文學語言,源於對三十年代中國文學和外國文學特別是拉美文學的涉獵,以至六七十年代美國民歌語言的轉化,他雖然不標榜寫實,也不認同簡單的反映現實手法,但其作品總帶一點寫實性。除了詩歌,他的小說,如《剪紙》、《象》、《島和大陸》,散文集《山水人物》、《山光水影》等,都具很多真實香港地方景觀的描寫,其中《剪紙》可說是他寫於七十年代的代表作,對雜誌社運作、中上環社區生活和文化風氣,都有很深刻反映,其熔鑄拉美文學的魔幻寫實技巧和改變敘事立場的手法,使一個以雜誌社為背景的愛情故事,盛載香港文化的認同和焦慮。
許多學者論說香港七十年代的本土意識時,都從電視、電影或粵語流行曲開始,也斯七十年代的作品,其實也揭示了本土意識的多元性和表現上的不同可能。如果將西西和也斯兩位差不多同時期的作家比較,二人都在七十年代吸收了拉美文學的魔幻寫實手法,作品內容同具現代感的本土關懷,不同的是,西西每以肥土鎮、浮城喻示香港,《我城》亦以「肥沙咀」、「地上鐵」等借代現實地名,其所締造的寓言效果,與也斯在《剪紙》、《象》等作品透過細密描寫真實社區強調的地方特質,建構情感想像,可說各異其趣,卻仍有若干共同,二人由虛喻實,或由實化虛,標示兩種方向的文學本土性。
自一九七五年香港藝術中心的詩畫展,也斯力於文學與其他藝術媒介的合作,強調跨文化對話,他本人於八九十年代多次與不同藝術家合作,舉辦詩畫展或混合媒體演出,擴闊香港文學的視野和可能,也促進了不同藝術媒介之間的交流,由戲劇、錄像、舞蹈、視藝、攝影、裝置藝術以至時裝都有他合作對話的蹤。
八十年代中,也斯學成回港,先後任教於浸會學院和香港大學,他的博士論文是有關三四十年代中國新詩與現代主義,用比較文學的方法研究當時仍備受忽略的九葉派詩人。回港後,也斯把比較文學方法引入香港文學研究,發表了重要論文〈香港小說與西方現代文學的關係〉,以李維陵、劉以鬯、崑南和吳煦斌的作品為例子,談論文化的反抗、壓抑以及現代文學傳統的重認,以新方法和論點建立出香港文學評論的高度。
九十年代與也斯
九十年代,也斯的重要作品是小說集《記憶的城市.虛構的城市》、《布拉格的明信片》和詩集《游離的詩》。《記憶的城市.虛構的城市》是也斯寫了十年,破卻敘事框框的抒情小說,《布拉格的明信片》則熔鑄後現代文學技巧,對八九十年代的文化現象有時幽默地嘲弄,有時尖銳地批評。《游離的詩》從「游離」的角度反思種種簡化的歷史態度,在表面「游離」的語言以外,對文化差異引發的誤解、觀念的簡化和扭曲特別敏銳。三部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回應九七回歸問題,正如也斯自己所說,他不是要寫史詩式的戲劇性傳奇,而是「在傾側的時代自己探索標準、在混亂裏凝聚某些特質」,抗衡大敘事,提出結合個人情感經歷與文化批判的、來回細密的思考,總在二元對立中尋求第三種可能,或可稱為一種也斯式的態度,寫就九十年代香港文學中不易消化的聲音。
香港文學與也斯
作為一名學者和教育工作者,也斯一直關注香港文學,呼籲學生重視香港文學,整理史料。猶記得一九九五年香港藝術中心的「香港文化」課堂中,也斯向我們派發從舊刊物中影印出的崑南〈攜風的姑娘〉、李維陵〈魔道〉和鄧阿藍〈不要讓爸爸知道〉等作品,予以講解。當時他們的作品已湮沒多時,是我們從未聽聞但讀過其作品後慨嘆為什麼不能早點讀到的名字。
也斯在九十年代初已提出香港文學資料散失、沒有文學大系、文學評論不受重視,呼籲成立香港文學資料館,這其實也是許多香港作家如劉以鬯、小思等共同提出過的問題,二十年過去,學界做了很多香港文學資料整理和研究的工作,但香港文學館依然成立無期。今年一月五日,也斯離開人間,臨終遺願是香港文學能得到重視;作為他的學生,我哀悼之餘,勉力按捺激動,力求平實縷述也斯在香港文學的位置,只因深感老師最後所關懷的不是一個人或一種「界別」的問題,而是我們共同關懷的、香港文化素質的前景。路仍漫長,如果你問前述的「我們」包括了誰,就如也斯所言:「如果你有耐性,你總可以聽見我的。從五彩斑斕的事物走向內心的旅程是如此漫長。如果你願意,當我說我們的時候,其實就是包括你了。」
(明報二O一三年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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