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7月，趙滋藩為即將出版的小說寫了一篇自白文章──〈我為甚麼寫《半下流社會》？〉，清楚向讀者表白他寫這部小說的感受和目的。趙滋藩形容自己的創作過程是「差不多每一萬字，要拼掉一磅血肉」，旨在寫出「一個交織著希望和失望，糾纏著新生和滅亡的時代」。作者認為「半下流社會」是「一個貧窮與不幸的世界，一個專制而褊狹的時代的象徵的十字架」。
《半下流社會》是趙滋藩第一部出版的長篇小說，描寫五十年代初期南來難民在香港社會的悲慘生活。作者透過居住在木屋區、調景嶺等貧困地區的人民，表現他們在無依無靠的景況下與大自然搏鬥，在政治權力、人性黑暗的漩渦中掙扎求存。趙氏認為文學若要反映時代、推動時代，或要記錄人生、豐富人生，《半下流社會》也許已盡了它部分的責任。
（香港文學通訊二ＯＯ九年九月第七十四期）
「難民文學」的扛鼎之作
黃仲鳴
■要寫香港文學史，趙滋蕃這部書不得不提。作者提供圖片
深港作家座談會於五月十六日在深圳舉行，筆者有幸參與，得聆兩地文學的發展和展望，獲益良多。深圳有些代表對本港的「難民文學」，竟覺「新鮮」甚至「未聽聞」，頗覺詫異。看來今後雙方的交流，確有加強的必要。
「難民文學」在一些研究香港文學史的內地著作中，亦有提及，隨手拿出一本施建偉、應宇力、汪義生的《香港文學簡史》，其中便有說：
「有的評論家認為，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香港只有南來的作家、移民作家和難民作家以及他們所創作的『移民文學』、『難民文學』，而這些都不是真正的香港文學，充其量只能稱是香港的文學。」這段話值得商榷的地方不少，非這篇短文可以「論盡」；但「難民文學」是香港文學的組成部分，卻可肯定。所謂「難民文學」，是指一九四九年後，由內地流徙香港的一些文人所創作的作品。最知名的還數趙滋蕃的《半下流社會》（香港：亞洲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十一月）。
趙滋蕃（一九二四—一九八六）曾當過湖南大學講師與助教，一九五Ｏ年流來香港後，「他拾過煙蒂，敲過石子，做過扛麵粉的腳夫，揀過垃圾箱的廢物，住過屋頂木寮，睡過樓梯腳側」（《半下流社會》編者註），他將這段人生經驗，「苦熬五十八個通晚」，「一口氣逼成了」這部《半下流社會》。趙滋蕃是「反共作家」，憑着這部「處女作」，後來進入了「美元文化」的機構亞洲出版社，更出任了總編輯之職。一九六四年，因言論和《重生島》一書，被港府勒令出境，赴台灣定居。
在書前有篇他的自述：「我為甚麼寫《半下流社會》？」中，訴說：
「當我從鮮血淋淋的現實生活中滾出來，我的感覺，像是一個懷抱着最後痛苦而麻木的人的感覺。我要寫，在這不是黑夜，也不是白晝；不是光明，也不是黑暗的時代。我要用愚蠢的心，遲鈍的筆，勾劃出一個交織着希望和失望，糾纏着新生和滅亡的時代。」這部書沒有「獨當一面」的主角，有的是「羣體」。這「羣體」是所謂「流亡的一羣」，由天台木屋住進調景嶺，趙滋蕃將他們苦難的生活，一一描繪出來。這些「苦難」，或多或少都是他的親歷和見聞，寫來確是血淚滿紙。
撇開政治意識不談，描寫這類低下階層生活的，在那「移民」滿地的時代，還有本土作家侶倫的《窮巷》，但論其「悲苦性」，可不及這部《半下流社會》。另如曹聚仁的《酒店》，寫的同是四五十年代被戰亂席捲到香港的「難民」故事，雖以舞女為經，嫖客為緯，對人性的刻畫頗深，但論其「現實性」，卻不及《半下流社會》那麼「入肉」，那麼淒慘。
總括而言，論「難民文學」，趙滋蕃這部書不得不提，不得忘記。趙滋蕃在香港生活了十四年，不要將他撇出香港作家之列。
（文匯報二Ｏ一Ｏ年五月廿二日）
《半下流社會》
許定銘
趙滋蕃的《半下流社會》（香港亞洲出版社，一九五三）是「亞洲出版社」最暢銷的小說，我手上的這本是一九五七年的五版，以每版印二千算，銷數已逾萬冊。當年香港只二百多萬人，能賣過萬冊，是相當不錯的回報了。此書使趙滋蕃聲名大噪，後來他在亞洲出版社出了本八千行長詩劇《旋風交響曲》，竟能一次過收到版稅八千元，一九五Ｏ年代的香港，這個數目可買樓了！
趙滋蕃（1925～1986）在德國漢堡出生，抗戰爆發後隨醫生父母回國抗敵，響應「十萬青年十萬軍」参戰，多次「掛彩」，曾任政工少校，後流亡至香港，在調景嶺當難民。理科出身的趙滋蕃用五十八晚通宵，十七磅體重換來二十萬字，描述社會低下層市民生活實況的《半下流社會》一舉成名，一九六Ｏ年代在台灣還寫過一本姊妹篇《半上流社會》。
《半下流社會》講述貧民的工作中，除了當苦力、擺公仔書、翻垃圾筒、賣血外，還有一種「執煙頭」。這項工作是到街頭拾人家抽煙後丟棄的「煙屁股」，然後把它拆開，收集那些剩下的少許煙絲，再用「煙紙」捲成「百家」煙枝，以廉價出售謀生。這工作當年很流行，且有「順口溜」：「西裝友、執煙頭，執到西濠（約定俗成讀『河』音）口，畀人捉住踢籮柚（即『屁股』）」。如今知道的人大概不多了！
（大公報二Ｏ一Ｏ年六月十一日）
趙滋藩／半下流社會
文與圖／應鳳凰
書前扉頁題句：「勿為死者流淚，請為生者悲哀」，一來傳達小說主題，二來透露作者悲憤心情，成為流傳當年文壇一句名言。說此話者扉頁上署名：「酸秀才」，也顯示它是一羣「知識分子落難他鄉」的血淚故事。
書名為什麼叫《半下流社會》，原來它描寫一九五Ｏ年代初期一羣文人從大陸顛沛流亡到香港之後的悲慘處境。如作者趙滋藩，他在湖南家鄉原本是教數學的大學講師；又如小說人物「酸秀才」，一手好文筆，原是大學哲學博士。可憐他們逃到香港之後都一文不名，住木屋區、睡樓梯腳、撿菸屁股、翻垃圾筒、典當生活用品、賣血，只為求得溫飽。他們處在冷漠的香港都會，儘管忍飢受凍，卻不肯作奸犯科屈居下流──這便是書名的由來。擠不進「上流社會」，但相濡以沫，自力救濟，不僅與暴風雨等天災搏鬥，也在政治權力、人性黑暗的漩渦中掙扎求生存，自成一個半下流社會。小說「採取活生生的題材，寫出血淋淋的事跡」，因而達到反映時代、記錄人生的文學功能。
趙滋蕃原籍湖南益陽，一九二四年生於德國，七歲喪母，繼母是德國人。抗戰爆發，他不顧父親反對隻身回到中國。中學畢業後攻讀湖南大學數學系，後加入青年軍，從二等兵升到少校翻譯官，抗戰勝利他回湖南大學任教兼攻哲學與經濟。一九四九年內戰迫得輾轉流亡至香港，寄居調景嶺難民營，流徙於石塘嘴木屋區，當過扛麵粉的腳夫、挑石工、礦工。《半下流社會》發表後一舉成名，被聘入香港亞洲出版社任編輯，以後持續創作小說、詩劇等多部。一九六四年寫長篇《重生島》，以內容過激被港英政府遞解出境，以後長期留在台灣寫專欄及教書，一九八六年去世。
（人間福報二Ｏ一二年十月廿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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