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岑文勁)
蔡(蔡振興)
岑：你剛出版的散文集《啤酒罐和花生殼》年度跨越三十年，是不是近二十年已少寫作或寫的作品並不多？其實，創作有沒有黃金時期？有人說:「寫詩成名要趁早」。如有創作的黃金時期，可不可以告誡年輕的寫作者，要堅持寫作的初衷，避免遺忘寫作，不要錯失寫作的黃金時期？
蔡：近二十多年，我的創作量劇減，甚至有段時期可說全無創作。初時主要的原因是工作問題，我自大學畢業後，一直當中學的語文教師，工作量從來不輕，除上課外、還有備課、輔導、批改、帶領活動等，但總能利用課餘和長假期進行寫作，特別是８８年至９０年，我在家當主夫的兩年間，是我創作的高峰期，每天有紀律地最少寫一千字。後來重投教業後，還能保持。９５年開始，教學工作越來越沉重，工作有增無減，再加上處理文件、應付會議、適應電腦化、活動多樣化等等，在校時間已窮於應付，所謂課餘時間和星期六日，都用來追趕未完成的工作，也沒有可能全部完成，不少都只能敷衍過關。那時期簡直沒有假期，偶爾和家人外出，已躊躇如何挖出幾個小時來補回改簿批閱作文的時間，創作陷於停頓。七年前退休，以為可以多寫一點，奈何已經舉筆維艱，感性不再，觀察魯鈍，思考滯固。
八九十年代我在一些報刊有些定期專欄，也催逼出一點文字來。後來停寫了，也就少點動力。另一原因是興趣偏移了，中年以後，對思想、文化、歷史，關心更多，八十年代以後出現的作品，幾乎全部未讀。還有個原因，有點可笑，就是給電腦輸入難倒了。我輩向以筆書寫，以前謄寫定稿，已經辛苦，如今要輸入電腦成文檔，簡直苦不堪言，速度龜行，手寫板十輸半錯，改完又改，文思全斷。見年青人十指如飛，瞬間千言，徒呼時不我與！
年青時確是文思活躍，有時潮湧，當好好把握。這當然也因人而異，有些作家老而彌堅，創作不斷，余光中，西西都是好例子。
岑：你出版過一本小說集《夜行單車》及散文集《啤酒罐和花生殼》，請說說這兩本書的主體內容及創作特點。
蔡：兩本集子的創作年期大部重疊，短篇小說集《夜行單車》９５年出版，選輯了之前二十年的小說創作，內容包括一些個人經驗、想像、和感情的寄託和諷喻。
如說特點，首先當是閉門造車，也可說坐井觀天。如果這也算特點的話。人物的觀點、行為、說話都是自己的化身，用一丁點個人的經驗和想像虛擬出小說的天地，其實走不出自己的狹小圈子，未有呈露一個比較完整的客觀世界和多角色人物，所以有很多自說自話，或者連篇累牘的口述。這點文集《啤酒罐和花生殼》也有類似情況。
形式的摸索和嘗試也算其二。選集中固然有傳統的起承轉合，如〈美好的一天〉，但更多是形式多樣，例如〈我的客廳〉嘗試沒有人物角色，〈那個「衝突」的晚上〉用了流行歌曲的曲式結構，〈關於一場必敗鬥爭的三封〉和〈此身雖在〉都用了書信說故事。〈當代異聞錄〉是仿筆記小說。有些極短篇以短為務，如〈都是生日〉、〈從第一000一種愛開始〉，有時幾組敘事並列以圖產生更豐富的意含，如〈從康樂大廈跳下來的人〉、〈在無盡的夜裏〉，八十年代流行的魔幻手法也有，如〈屠龍記〉、〈蔡大嬸的花園〉。到了〈夜行單車〉，便以半現實半虛幻的情境串連一組組的敘事。題材、手法不拘一格，寫實、想像、神話、科幻、夢幻、對話、書信，連綿不絕，像一段永不終結的奇幻旅程。〈夜行單車〉系列的故事，已積了十多篇，最新的一篇就是近期在《工人文藝》發表的〈逃婚記〉，以類近戲曲的形式來創作。
文集《啤酒罐和花生殼》則算形式多樣化。由於是三十多年的唯一結集，所以包括了不同類型的文章：散文、雜文、遊記、書話、影評、樂評、文評、生活瑣記，有字斟句酌的，也有直抒胸懷的，雖然不免幼稚濫情，為增效果而致誇張失實，但總算是二十歲至五十歲生涯思緒的心靈紀錄。
題旨方面，兩部集子大致相近，都透現了我對國家、民族、香港的現狀與未來、個人自處的關切。不過，小說創作還是我主要心力所在。
議題：「工人文學獎」被忽視了嗎？
岑：我得過香港「第五屆工人文學獎」徵文獎，這個獎給我創作有一定的推動作用。香港許多作家也得過「工人文學獎」。不知什麼原因，在香港許多文學評論中都很少提及「工人文學獎」。你是多屆「工人文學獎」的評判，請你談談「工人文學獎 」的創作水平及有什麼評價;對未來「工人文學獎 」有什麼建議和期望。
蔡：從投稿的數量，參加者的人數，宣傳的多少，社會的關注，「工人文學獎」還只是起步不久。雖然舉行了五屆，但期間前後相距三十多年。所以作品的水平相當參差，並不奇怪。但其中出色的作品，卻是十分動人，總給人一種活生生、有血有肉的感覺，透露作者的切身經驗和現實世界的情境。這點我自己的作品是相形見拙的。跟其一些評判談起，都覺得讀工人文學獎的作品比其他某些文學獎的作品更起勁、更滿足。
工人文學獎需要持續舉行，對文學獎的意義和價值多作宣傳推廣，對得獎作品和作者多作介紹討論。
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
──(唐)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議題：多產濫作vs嘔心力作
岑:如今網絡上許多文學作品，其實也只不過是即興的文章。網上大量的詩作大多都是粗糙濫造的劣作。網絡所謂作品的基本特點是即興，有的一日多首/篇沒有實質的內容，但求網友點讚。我總覺得創作多產是一件好事，但多產並不是都有佳作，更難看到的是嘔心的力作。
如今香港的社會環境加上疫情持續，如果是創作的有心人，我認為現在是文學創作的最佳時機。社會混亂，憂心忡忡;疫情未退，默默創作。希望在現今的香港環境能看到不愧於時代的用心力作。不知你認為怎樣？
蔡:我完全同意。當然創作可以百花齊放，各自各精彩，有人一揮而就，有人嘔心瀝血。濫作劣作自有考驗和公論。有時面對困境，不吐不快，自然出現很多粗疏之作，但觀乎過去一段日子香港人的澎湃創作力和對現狀的關切，處身這個一生未遇的動盪時代，必有出色的作品出現。所謂「國家不幸詩家幸」，現在真是「香江不幸詩家幸」了。不過，言論和出版的空間不斷收窄，也是創作人的巨大挑戰。以我為例，出版文集，也有部份舊作因為現時的忌諱而未被選入。話說回來，古今中外，從來如此，偉大的作品依然出現。
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
──(宋)王安石《題張司業詩》詩句
議題:怎樣重拾創作初心？
岑：據我所知 ，有的作者「轟轟烈烈如火山爆發般出了一本書，又創作了三五年就不見再寫了，好似在文壇圈子消失一樣。可能是隨著年齡的遞增、時間的消逝，有的作者迫於生活壓力，有的隨環境變遷種種原因，三五年後就不再寫作了。此現象確實有其普遍性，常言:曲不離口，筆不離手，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當初寫作的初心不改，但當遠離了文學創作，下筆仿如千斤重，漸漸一提起創作就力有不逮意興闌珊了。應怎樣告誡勿忘初衷的寫作者，不要忘記當初的心志，繼續默默耕耘下去。
蔡：這個題目真的不敢回答。我從來在創作上都是默默耕耘，毫不轟烈，但正如之前說過，也如你所說：「隨著年齡的遞增、時間的消逝，有的作者迫於生活壓力，有的隨環境變遷種種原因」，近二十多年已極少創作。只能說文學創作可以是消遣，可以是發洩，可以是寄託，謀生難點，亦無不可，但更可作為志業。我深信認真嚴謹的態度，活發多變的文思，鍥而不捨的努力，才更大機會產生出色的作品。
議題：「工人詩人」是否一種標籤？
岑：我認為，「工人」的定義有廣義和狹義之別，廣義的「工人」是指廣大的受薪勞動者;狹義的「工人」泛指學歷不高，從事低收入的體力勞動者。
有人說，工人(狹義)寫詩不應標籤為「工人詩人」，而應統稱為「詩人」;工人創作文學出版書籍的不應稱為「工人作家」，而應統稱為「作家」。想請教，其實「工人詩人」、「工人作家」可不可以這樣稱呼？這樣稱呼屬不屬於是一種標籤？
蔡：我是傾向接受你所說的廣義的「工人」，如果這樣，稱為工人詩人確意義不大。但我們也有稱「青年詩人」、「南來作家」的標籤。這是方便評論的概念，亦無不可，但創作人卻不應自囿這個稱呼。
岑：最後想聽聽你對《工人文藝》有什麼提議及期望。謝謝！
蔡：其實之前也有提過。例如內容的多樣化，除詩、小說、散文創作外，報導文學，訪問、評論(包括各種文藝作品)，作家介紹、專輯、議題討論等，例如增加稿源，提高水平，可多息請各類作家，聯絡各個工會和專業團體提供作品。限於資源和人力，暫時還未能做得很多，但你們的努力和改進，清晰可見。總的來說，能維持已經很不錯了。
(完)
蔡振興：我的作家經歴
小五、六開始喜歡閱讀，多到圖書室借閱小說、傳記、歷史故事。早年看徐速、黃思騁、稍長多讀翻譯小說及中國古典名著。中學時搬進元洲街公共屋邨，學業成績不俗，其中中文及中史成績常為全級之冠，作文速度尤佳。中四、五時，借看電影書籍，電影從娛樂變成藝術。中六時發表第一篇作品電影隨筆《「未來」的恐怖》（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天天日報．縱橫談》）。大學入學試時，原喜文學，但因成績關係，入讀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哲學系，副修英文，但仍與中文文學作品為伍，多讀五四新文學作品多台灣小說，電影興趣更濃。一九七四年在結束前的《中國學生周報》發表數篇影評及散文，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六年大三時選修余光中先生之文學課，功課評艾青及辛笛的詩，獲推薦發表於《詩風》。一九七六年獲同系同學邀請加入青年刊物《時代青年》編輯電影版，後改編文藝版，在策劃特輯時驚覺對香港文學竟無認識，遂籌劃香港文學專輯，自此以了解評介香港文學為志，亦開始較嚴肅的創作，通過刊物的徵文比賽，認識一批年青作者如陳德錦、唐大江等。一九七七年於《時代青年》九十六期發表第一篇小說《我的理想》。並於《時代青年》一百期中試圖檢示近十年香港文學的發展。
一九七七年大學畢業後任教中學，一九七八年《時代青年》停刊，原文藝版編輯包括鄭佩芸、姜耀明、黃玉堂及本人等另辦純文學仝人刊物《香港文學》雙月刊（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零年），四期後停刊。刊物以評介香港作家作者為主，如劉以鬯、舒巷城、司馬長風、鄭鏡明、曹捷、迅清等，我亦有評論、散文發表。一九七九年經友人邀請為《美商周報》（美孚新邨每星期派發的刊物）撰寫影評至一九九七年。《香港文學》停刊後，一度停止文學活動及創作。一九八一年，一群青年作者（包括陳錦昌、陳德錦、黃毅漢、蘇翰林等）發起成立香港青年作者協會，我亦成發起人之一，後擔任籌委會成員、第一屆出版幹事，創作慾再被激發，在《文藝》、《公教報．青原篇》、《文匯報．青原篇》發表小說、散文、雜文。第二屆獲選為主席，一年後卸任，協助出版協會刊物《香港文藝》，後逐漸淡出，期間在《文藝》季刊發表短篇《屠龍記》，後選入《文藝》季刊的選集中。一九八五年在《星島晚報》的《大會堂》周刊發表《從康樂大廈跳下來的人》，後被選入三聯出版馮偉才編的《八四至八五年度香港小說選》中。其後陸續發表散文、小說。自一九八二年起，與蘇翰林、張楚勇為《公教報》輪流撰寫影評，後剩下我一人，改欄名為《光影流聲》，以影評、樂評為主，至一九九二年中停。
一九七七年尾與林婉玲結為夫婦。一九七八年大女兒松菁出世，一九八七年小女兒松筠出世，加上教學繁忙，創作時間甚少，小說創作須俟暑假方有寸進。一九八八年中辭掉教職，在家當主夫，兩年內創作稍多，包括在《快報》與陳德錦、李華川、鄭鏡明、秀實等合寫專欄《筆談》、偶為《兒童日報》寫有關家庭兒女的文章，陸續在《香港文學》、《星島日報．文學周刊》、《突破》、《公教報》等發表小說《夜行單車》、《此身雖在》、《關於一場必敗鬥爭的三封信》、《蔡大嬸的花園》、《大海傾塌下來的時候》，算是創作豐收期。其中《蔡大嬸的花園》被選入三聯出版黎海華編的《香港短篇小說選1990-1993》、《夜行單車》被選入天地圖書出版黎海華編的《香港短篇小說選-九十年代》、《從康樂大廈跳下來的人》再被選入明報月刊及新加坡青年書局聯合出版，也斯、葉輝、鄭政恒合編的《香港當代作家作品合集選-小說卷》。一九九一年重回教職，創作銳減。二零一四年退休，續擔任香港教育學院客席講師至今。一九八二至二零一四年間，曾擔任職青文藝獎、理工文藝獎，多屆工人文學獎及青年文學獎小說組評判。香港作家中，最佩服劉以鬯、西西、也斯。短篇小說《夜行單車》(香港青年作者協會)於一九九五年出版、文集《啤酒罐和花生殼》(初文出版社)於二零二零年出版。
註：相片由蔡振興先生提供。
（岑文勁臉書2021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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