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河居讀書錄之五

向河居讀書錄之五
許定銘

記高伯雨先生

最近與友人作伴去了一趟深圳，目的是買書。雖然已經十分克己，不是很好的書，不會隨便買，到頭來還是塞滿一手提袋，吃力地抬回來。想到還要寄回加拿大，頭痛不已。雖是如此，仍覺十分興奮，因為得到高伯雨先生的《聽雨樓隨筆》厚厚的一巨冊。

高伯雨﹙1906～1992﹚原名高貞白，廣東澄海人，曾留學英國，其後一直居港，以賣文為生。四十年代曾編過《中國晚報》副刊；六十年代創辦《大華》雜誌。其作品多以文壇掌故為主。除了《聽雨樓隨筆》以外，還有《聽雨樓隨筆初集》和《聽雨樓叢談》等。

林道群稱：「高伯雨一生為文自成一家，他的『隨筆』偏偏不如英國的Essay，承繼的是中國傳統，融文史於一，人情練達，信筆寫人記事，俱是文學，文筆之中史識俯拾皆是。」

這幾句話，對高氏文章的評價十分中肯。高伯雨除了喜寫掌故、人物外，也喜歡寫「補白」文章，這是深受鄭逸梅的影響。有一個時期，他模仿鄭的風格，寫了不少筆記小品，謙稱為仿「鄭公體」。文章刊出後，還剪報寄給鄭逸梅看。此事，鄭在他的〈鄭公體〉一文中，記之甚詳。

七十年代中期，我在灣仔開書店，高伯雨是常客之一。每週新書到貨日的下午，往往聽到店門外、走廊中有類似拖鞋擦地之聲，則必然是高伯雨到了。當時他喜歡穿唐裝衫，趿一對唐裝鞋，每每將鞋尾部分踏平，就像穿拖鞋似的「擦擦」聲而來。每進書店，必沉醉在新到書中左翻右看，流連個把小時，選幾本而去。可惜當時我只看新文學，與他的舊文學、人物傳記不大配合，傾談不多。

到八十年代，我的書店搬到北角，大抵因路途遙遠，高先生便甚少出現了。有一次我到灣仔青文書店看書，見高先生在新書檯前沉醉在書堆裏，不忍心打擾他，打算轉個圈，待他看完了，然後話舊。當年高伯雨已經八十出頭，仍可以日日賣文，一個人獨闖三樓書店看書，實在難得。

看了一會，我蹲到特價書架前看底層的書。忽見高先生在我旁邊也蹲下來，我以為他想要什麼書，正想叫他別蹲得那麼辛苦，要代他取時，卻原來他只是為了要小聲問我生意好不好，不是要找什麼書。當時不覺得什麼，事後想起來卻令我心裏不安，要一個八十出頭的老前輩「蹲下來」跟我談話、問好，心裏怎過意得去！

雖然事隔多年，這件小事一直令我耿耿於懷！

──寫於一九九八年九月，十一月八日

刊於《香港商報》的《文學周刊》

小記李勵文

逛舊書店，得李勵文《啼鳥曲》，此書由文壇出版社出版，版權頁既無出版日期，也沒有印量，對研究者做成不便，無奈這是一九五Ｏ、六Ｏ年代港版書的通病，惟盼日後得以改善。雖然書不列出版日期，我也記得是一九六Ｏ年代中期出版的。那時候我經常為《文壇》寫稿，李勵文也常有東西在那兒發表。我一直以為李勵文是和我同時代的香港作家，到今天才知道他原來是文壇前輩，而且還不是生活於本港的。《啼鳥曲》三十二開本，二八六頁，收〈別離書簡〉、〈峇眼行〉、〈日里河畔〉、〈籬下草〉、〈啼鳥曲〉、〈怎樣做才對人生有意義〉和〈落英篇〉等七篇，此中除了〈別離書簡〉外，其餘全是小說。書後還有篇後記，對李勵文寫作的歷史，有詳細的記載。

原來李勵文是印尼土生土長的華僑，一九三二年回祖國升學，在廣州市讀書時開始寫作的，處女作〈我眷念着南島〉是篇兩千字的散文，就刊在「當時廣州唯一文藝副刊《黃花》」上。後來他轉學上海，受當地濃厚的文化氣息影響，更熱心寫作，以散文寫得較好，被文壇前輩期許為「上海的都德」。

抗戰展開後，李勵文投身軍中，和敵人輾轉火併於江南、嶺東和粵北間，寫下了大批「像火一樣地在燃燒着」，熱情奔騰的散文。勝利後他又回到廣州生活，寫了不少具連貫性的小說和散文，到一九四九年才重返印尼耶加達。一直未見有人提及李勵文，如果還在，該九十出頭了。

李勵文在談及他的作品時，說抗戰前夕曾彙集早年的散文計劃出版，連紙型都造好了，剛好戰事發生，只好告吹。如今他最早結集的散文《湖畔草》，也是盧森整理，一九五三年由「文壇」出版的。如果不是《啼鳥曲》的這篇後記，我真想不到，與侶倫、望雲同時代，一九三Ｏ年代已在本港文學雜誌《紅豆》發表作品，一九五Ｏ、六Ｏ年代有大量散文小說刊於《文壇》，且在本港出了兩本單行本的李勵文，原來不是香港本土作家。

近讀范泉的回憶錄《文海硝烟》（哈爾濱黑龍江人民，一九九八），裏面有篇〈我編《作品》半月刊〉，談的是一九三七年間，他在上海組織「作品社」，與同人出版《作品》半月刊及《遼原文學叢書》的舊事。一開始他即說：

一九三七年三月，我和我中學時的同學李勵文、劉爾俸等商議，準備組織一個文學社團，出版期刊和叢書。（頁二五五）

原來李勵文在上海讀中學時與范泉同學，他們組織的那個文學社團，就是「作品社」，成員還有馬良、邵子南、李雷、丘東平、葉紫、蕭琳等。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五日創刊的《作品》半月刊，共出過三期，還邀得郭沫若、李輝英、林娜（司馬文森）、白薇、孫陵、田漢……等人供稿支持。李勵文在這裏發表過〈雨〉和〈南國春秋〉兩篇散文。

至於「作品社」的叢書，他們起先計畫組織一個「燎原出版社」，以「燎原文學匯刊」的名稱推出叢書，但恐怕「燎原」二字在申請登記時難以通過，故改成「遼原」。范泉說：

「燎原文學匯刊」第一輯，包含作品社四個基本成員的四本「處女作」：一、邵子南的短篇小說集《青生》，二、李雷的詩集《陽光曲》，三、李勵文的散文集《尼德蘭人》，四、范泉的短篇童話集《江水》。（頁二六六）

最可惜的是這套叢書雖已打成紙型，印出了樣書，卻在「八一三」的戰火中灰飛煙沒，永遠無法重現了。

這本《尼德蘭人》，就是李勵文在《啼鳥曲》後記中提及的，那本被毀於炮火中的散文集，共收〈歌聲〉、〈爪哇草〉、〈從古卑到芝不棟〉、〈尼德蘭人〉……等十五篇散文，寫的都是南洋華僑的生活片斷。李勵文是應該不會忘記的，但，何以他自己不記下呢？

──寫於二ＯＯ七年二月

四月刊於《大公報》

關於方龍驤

從報上的訃聞，知道方龍驤過世了，然而，幾個月來，都沒有讀到悼念的文章，即使上網去尋找，不單見不到有關消息，連龍驤的資料也少得可憐。

龍驤和盧森堡都是方棠華的筆名，他曾任《新生晚報》及《天天日報》副刊編輯，同時也是本港著名的奇情小說作家，所撰驚險推理小說比倪匡的衛斯理出道更早，很受歡迎，是上世紀一九五Ｏ至七Ｏ年代的流行作家。但，極少人知道，他也是熱愛文學的，也曾寫過非偵探類的小說。

《綰不住的心》（香港企鵝，1953）是本三十二開的小書，只有一一四頁，內收〈綰不住的心〉、〈湖上悲歌〉和〈茉莉的回憶〉三個短篇，是龍驤偵探小說以外的唯一文藝作品。他在後記中表示很喜歡這些小說，還說：

這裏三個短篇，都曾在雜誌上發表過。當時因應編者所需，所以故事結構，稍有不同。而在付排單行本之前，曾照自己原意予以改寫訂正。故事所述為三種不同女性的戀愛插曲，可謂絕無半點「偵探」氣息。（見頁一一四）

從這段短短的說明，可看出當年龍驤對遷就編輯意願而修改小說內容，是心有不甘的。故此，到出單行本時，便改回自己的原意。那是「文藝」與「通俗」之爭，可知年輕的龍驤是極有意於「文藝」的。然而此書出後，他的文藝作品自此停產，可見當年嚴肅的香港文學是無法立足的，這是作家必需靠寫流行小說才能過活的另一例證。

我自小愛讀武俠奇情驚險小說，泰山、大俠游龍、洪熙官、方世玉、中國殺人王之餘，也讀了不少龍驤寫的外號「貓頭鷹」的系列小說，當我見到龍驤的《綰不住的心》，知道我熱愛的驚險小說作家也熱衷文藝，非常高興，立即寫了篇有關的短文，刊於二ＯＯ四年九月，第二十七期的香港《作家》月刊。

一個月後的某天，從未見過面的龍驤前輩給我電話，說想見見我，並叫我把《綰不住的心》帶給他看看，因為他自己也沒有這本書了。我告訴他，書是從別人那兒借來讀的，但我留下了影印本，會再複印一本給他留念。

過兩天我們在「城市花園」見面，他請我吃了一頓非常豐富的晚飯，魚、蟹之外，邊有魚翅，兩個人不飲酒也費近千。龍驤先生年近八旬，身材略胖，但精神很好。他非常興奮的告訴我，他已很久沒寫小說了，近十幾年住在台灣，常寫有關古董的文章，還在經營古董生意。

我則告訴他，自小學起已熱愛他的驚險小說，尤其是那種很早期的，十六開本的三亳子小說，「貓頭鷹」的系列，是我課餘愛不釋手的讀物。

那頓晚飯吃了近三小時，臨別時，龍驤告訴我，他正打算把一批古董出售，賣出後會用三百萬出本文學雜誌，並說一定要聘我出任編輯。

然而此後再沒有收到他的消息，幾個月前意外地在報上讀到他的訃聞，一顆閃亮的星星殞落了！

──寫於2008年6月

7月刊於《大公報》

「丙公」：張向天

「丙公」即張向天。《毛主席詩詞箋註》、《魯迅日記書信詩稿札記》、《魯迅舊詩箋註》、《魯迅作品學習札記》……等專着，署名張向天；《東北風物漫憶》、《衙前集》、《嶺外集》等雜文，則署「丙公」。

丙公是東北人，畢業於掛「米」字旗的教會學校，一九三三年入關，居於北平。七七事變後，輾轉流亡南下香港，卜居九龍城，執教鞭謀生，以「張春風」筆名寫作。太平洋戰事爆發，丙公携家眷一家四口，旅居粵西化州、高州、信宜、中垌等地。戰後一九四六年回港，仍住九龍城寨側。丙公是熱愛舊詩詞的書生，無論是和平時期及戰時逃難，均以教書謀生，研究詩詞寫稿自尋樂趣。

一般中國文人談「嶺」，多指「秦嶺」。秦嶺橫亙於我國中部千多公里，是中國氣候和物產的分水嶺，秦嶺以北是北方氣候，生長於當地的人稱北方人；秦嶺以南是南方氣候，生長於當地的人是南方人。因此，以我們南方人的看法：秦嶺以北就叫嶺北或嶺外，秦嶺以南就叫嶺南或嶺內。

丙公的《嶺外集》寫於香港，是香港上海書局一九七九年出版的，很自然使人聯想到他寫的是北方的事物。然而，書內寫的卻是作者抗戰時期，自香港逃難粵西及在本地的生活情況，令人詫異。後來讀了本書的〈前記〉，才明白過來。原來他在香港住了大半生，雖然是老香港了，但，內心卻無時無刻不思念着家鄉，自覺是「北雁南飛」，甚至雕了一枚閑章「雁過樓」以自慰。用丙公的觀點看，他是飛過秦嶺南來的北雁，秦嶺以南之地，在他來說，自然就由我們南方人眼中的「嶺內」而變成「嶺外」了！

丙公的《嶺外集》收雜文近七十篇，主要寫他一九四二至四五那幾年在粵西教書的生活：無論記旅途跋涉、生活苦況、風俗、特產……，不單描述清晰，還愛引經據典考證，引用古人詩歌並用心注釋，足見他學識淵博，下筆細緻謹慎。

他在〈談吃生蒜〉一文中，說他初到南方時，經常聽到鄰居的兒童在他背後唱押韻的童歌：「撈鬆，撈鬆，不吃葱！」他研究過後，知道這是句反語，意思是嘲笑北方人喜歡吃葱之意。文章跟着大談北方人不但愛吃葱，還喜歡吃生蒜。全文對被稱為「撈鬆」，毫不介意，相當豁達。其實，「撈鬆」並非貶詞，也無惡意，實乃普通話之諧音「老兄」而已，北方人不知就裏發火，是自討苦吃。相對來說，比有些印度人一聽到人家叫他「阿差」，白種人被叫「鬼佬」，即大發雷霆，大方得多了！

丙公在粵西及香港生活超過半世紀，比他在老家東北的日子長得多，對南方某些慣用的字、詞大感興趣，曾下過工夫細心考究。比如粵西的鄉民，計算路程習慣用「塘」或者「鋪」作為單位，由中垌去化州是九「塘」或九「鋪」路。你可能會問：一「塘」有多少里？「塘」和「鋪」是不是同樣的距離？即使向當地人請教，也問不出確實的結果。經丙公考究後，搬出了《日知錄》、《塘兵行》和《粵西增兵記》等古書，才知道「塘」和「鋪」的距離都是十里，是舊時的軍事制度，用以計算駐兵多少的單位。

又如深水埗的「埗」字，他引任昉的《述異記》、柳宗元的《河東集》、韓愈的《柳州羅池廟碑》……等考究後，知道「埗」即是「步」，在舊日是埠頭、碼頭，可供停船泊舟，上落客貨之地也。

這種考究驟看似像鑽牛角尖的尋根問底，但，閑來無事，翻翻古書，一樂也！此外集中有〈九龍山下人家〉、〈九龍城懷古〉及〈九龍城懷古詩鈔〉數篇，資料翔實有趣，老香港必讀之。丙公另外的兩種：《東北風物漫憶》和《衙前集》，也是一九七Ｏ年代出版的，昔日我開書店時常見，如今已甚少遇到，不知圖書館是否還有？

我對丙公所知甚少，從書中所述一生經歷，及他一對子女比我年長十歲八歲，推算先生約出生於一九一Ｏ年前後，羅琅曾寫〈悼念一位前輩〉（見天地版《羅隼短調》）記他與丙公的交往，可惜沒註明日期，不知他是那年代走的。

──2013年6月

9月刊於《香港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