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在香港地下的血
劉紹銘
葉靈鳳一家攝於羅便臣道家門外
我們看文學作品選集，習慣打開書後先看目錄再看正文。編者的前言後語和為了增加讀者對文本了解附上的參考資料，都可視為「餘興」。但若買來盧瑋鑾、鄭樹森主編，熊志琴編校的《淪陷時期香港文學作品選：葉靈鳳、戴望舒合集》的讀者，不妨先從「餘興」入手。
《作品選》中有〈聖戰禮讚〉這一條，作者署名「豐」，刊於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的《大眾周報》。文章開頭說：「時至今日，以謀求東亞十億民眾從英美侵略榨取中獲得解放為目標的大東亞戰爭，在日本領導之下，其不敗基礎的確立，是盡人皆知的事實。……為了東亞的未來，為了中國的未來，協力日本完成這名副其實的聖戰，我們責無旁貸。」
〈聖戰〉發表在淪陷後兩年的香港，如果我們不知作者的真實身份，這種「聖戰論」出現在日治時代的任何地區都不足為怪。「豐」究竟是誰？看了《作品選》提供的資料我們才知道這是葉靈鳳的化名。葉靈鳳一九二五年加入創造社，中日戰爭爆發初期，曾在上海參加由夏衍主持的《救亡日報》工作。這樣一個身份不尋常的資深文化人，居然「認賊作父」，歌頌起侵略者的「聖戰」來。躲在「豐」面具後的葉先生，是否可以因此歸類為「漢奸」？這真的說來話長。正因如此，《作品選》兩位編者於是特別為此騰出篇幅收錄了好些相關文獻，好讓讀者據此自作主張。羅孚名下的有三篇：〈鳳兮鳳兮葉靈鳳〉、〈葉靈鳳的地下工作和坐牢〉和〈葉靈鳳的下半生〉。
葉靈鳳在香港淪陷期間，為了生活，還得靠筆耕過日子。據《作品選》列出目錄所載，他經常發表的文類，是署名「白門秋生」的〈書淫艷異錄〉。大概出於篇幅的考慮，《作品選》沒有收錄其中的代表作，只以「存目」交代。但從一九四三年四月三日發表的〈小引．書痴．書淫．女身有蟲〉這個題目看，刊出這一輯別的文章是不會招惹甚麼政治風險的。且看幾個篇目：〈人肉嗜食史話〉、〈貞操帶之話〉、〈媚男藥、守宮砂、黃門天閹〉、〈借種的故事〉和〈初夜權〉等。
中國文人好用筆名，越是名家，別號越多，這也可說是「不求名達於諸侯，但求苟全於亂世」心態的寫照。當然，即使在昇平時代，文人也有各種理由使用筆名求方便的。以葉靈鳳當時的處境而言，日本人要利用他的名望做「統戰」工作，不會讓你一直躲在「白門秋生」的假面後混日子，總得不時以本名「表態」一番的。他給《大眾周報》寫的社論因此以葉靈鳳或「葉」的名下發表。〈中國人之心〉是一個例子，因有此一說：「為了中國的未來，為了東亞的未來，我們在協力完成大東亞戰爭下過程中，除了加緊認識日本之外，應該一面更加緊的認識自己。……大東亞戰爭清算着百年來英美對於東亞所施行的壓迫和奴化政策，中國本身也該乘這機會肅清自己盲目自大的惰性傾向和苟且偷安的奴隸心理。」
收錄淪陷時期香港文學作品的編輯工作，不能「大膽假設」，只合「小心求證」，理應結合了鉤沉、探微、考證和引疏的「學究」功夫。編輯凡例說明了《作品選》不轉錄二手資料，所有選材均採自各大學圖書館的珍藏和兩位編者個人的版本。上面說過中國文人愛用筆名。有些可以確認。譬如說因為我們知道「趙克臻」原是葉靈鳳夫人的名字，所以不難相信出現在《大眾周報》的筆名如「克臻」、「克」、「臻」、「趙克進」、「克進」等皆從趙太太的名號衍生出來。
「小心求證」的探討，有時也會「技窮」的。兩位編者翻閱淪陷時期的十多種報刊，作品中有不少署名與葉、戴二人慣用的筆名相似，作品題材與風格亦有迹可尋，「但如無任何資料可以佐證確認為二人之作，本書一概不收入。」
葉靈鳳在淪陷時期的香港，靠賣「夜雨秋燈」式樣的文字餬口。「表態」文章如〈中國人之心〉是迫於形勢湊合起來的一堆符號。此外他有沒有寫過甚麼文章可讓我們從字裏行間觸摸到他「心懷魏闕」的心迹？
一九四二年八月一日葉靈鳳在《新東亞》的創刊號以〈吞旃隨筆〉這個欄名發表了三篇散文：〈伽利略的精神〉、〈火線下的「火線下」〉、〈完璧的藏書票〉。正如羅孚先生在〈鳳兮鳳兮葉靈鳳〉一文所說，如果沒有「對香港文學有切實研究的小思」（盧瑋鑾教授）給我們解讀，單從內容看，這三篇隨筆諒也不會引人另眼相看。
「吞旃」一詞已是非「一般讀者」所能消化的典故。據羅孚引小思文所說，「吞旃」典出《漢書》卷五十四〈李廣蘇建傳〉。「匈奴單于為了迫降蘇武，把他幽禁起來，『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嚙雪，與旃毛並咽之。』據顏師古註：『咽，吞也。』」羅孚隨後補充說這教人想起當年流行的一首歌唱蘇武的歌謠：「渴飲雪，飢吞氈，牧羊北海邊。」「旃」同「氈」，是毛織物，可見蘇武每日吞的是毛織物，住「旃」搭成的穹廬。
〈吞旃隨筆〉欄名下還有屈原〈九歌．湘夫人〉四句：「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為兮木上，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盧瑋鑾引王逸《楚辭章句》解說：「首兩句是鳥當集木顛，卻在蘋中；罾當在水中，卻在木上，是『所願不得失其所也』。後兩句是心有所思而不敢言，含義就更明顯了。」
日本人有深厚的漢學傳統。要是〈吞旃隨筆〉落在他們手中，葉靈鳳引〈湘夫人〉的句子，特別是「思公子兮未敢言」，這種隱喻是絕不會難倒他們的。故國神遊，秋水望穿的「公子」卻遲遲不現身，怎不教人神傷的「心懷魏闕」心態，昭然欲揭。
其實要刻意在葉靈鳳的文字上興「文字獄」，〈吞旃隨筆〉中的第一篇「伽利略的精神」亦可找出「罪證」。伽利略（Galileo，1564－1642），意大利天文學家，數學家和物理學家，據葉靈鳳覆述當年羅馬教廷審判他「異端邪說」的情景，只見「跪在十個紅衣主教的面前，伽利略終於被迫推翻自己的學說，撤銷地球一面自轉一面繞日而行的理論，承認地球並非繞日而行，而且是不動的，可是當他自己打完自己的嘴巴，站起身來之後，卻自言自語悄悄的說：『我雖然取消了我的主張，然而地球仍是動的』」。
這些話，若拿到當年日本的情報單位去解讀，大可列為葉某人所寫的「表態」文章無非是敷衍鋪陳「口是心非」的證據。他私底下還是相信地球是圓的，重量不同的球體，從高處同時拋下來，會同時落地。
葉靈鳳沒有因〈吞旃隨筆〉惹禍，逃過一劫，卻因參加了一個由國民政府特務頭子主持的通訊機構，被日軍偵破，抓去坐牢。此事如果不是葉靈鳳夫人在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四日致羅孚的信中披露出來，我們也不會知道。依趙克臻所說，葉靈鳳出獄不久，又惹上一個麻煩。事緣他在農曆新年的《時事周報》上發表了題為〈誰說「商女不知亡國恨」〉，內容是元旦日他路過石塘咀，見到那裏的導遊社等風月場所，居然掛上了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很是感動。
文章刊出後的第二天，中區憲兵分部的「田村曹長」帶隊到葉家，聲稱「商女」一文帶有煽動性及「不友好的意念」，因此要帶作者回去問話。趙克臻那時正學日語，但表達能力不足，得靠日人帶來的通譯代為解說這是一句古人的詩句，「可能引用不當，並無敵意，而且愛國無罪，希望他不要追究。想不到田村聽了我的解說，微笑點頭，不久帶隊離去。」
葉夫人說「想不到」田村這麼輕易放人，其實我們也同樣感到意外。趙克臻在致羅孚的信上還說到，葉靈鳳在香港淪陷初期因跟國民政府一個特務機構有牽連，被日軍關了三個多月。後來趙太太「得到日本友人及軍政人員協助，靈鳳獲得無罪釋放，但不能離香港。」
信上也提到，當天被抓去坐牢的除葉靈鳳外，還有羅四維等五十多人。「香港金融界巨子」胡漢輝，一聽到消息就立即離境。一同被拘捕的葉靈鳳的「難友」命運如何？趙克臻作了簡單的交代。葉靈鳳獲「無罪釋放」後，羅四維和邱氏兄弟亦相繼出獄，「聽說在某種條件下，要為對方服務。可惜其他四十多人，大都被判死罪，或病死獄中，內中也有無辜的，此案就此了結。」
日本人兩次放過了葉靈鳳的「反動」作為，套用趙克臻的話，真教人「想不到」。邱氏兄弟中的「邱雲」，依趙克臻信上所說，是香港淪陷初期國民政府轄下的一個特務通訊機構的頭子。像他這種身份的人也能「相繼出獄」，大概只有如趙克臻所說，要依從「某種條件」在適當的時候，「要為對方服務。」
這兩句話留給讀者許多「想像空間」。葉靈鳳為人低調。抗戰勝利後，淪陷期間留港的一夥文藝作者為檢舉戴望舒「附敵」而向中華全國文藝協會重慶總會提出「建議書」，要求文協及其會員，「對於有通敵嫌疑之會員及其他文藝作家，應先由當地文藝界同人組織特種委員會，調查檢舉；在求得確實結論以前，不應與他們往來，……。」
戴望舒聽了這份「建議書」後，寫了〈我的辯白〉替自己解說，透露了他被日本人關起來的七個星期，挨毒打、忍飢餓，受盡苦刑。到快熬不下去的時候，「經葉靈鳳設法，託人把他自獄中保釋出來」（見盧瑋鑾，〈災難的里程碑──戴望舒在香港的日子〉）。
一九五七年的《魯迅全集》有一條註文說葉靈鳳「抗日時期成為漢奸文人」，這指控的殺傷力極大，可是葉靈鳳沒有像戴望舒那樣為自己說過話。（一九八一年版的《魯迅全集》的註文已刪去「漢奸文人」的字樣。）儘管指摘的罪名不少，葉靈鳳生前還是不讓太太把當年的經歷寫出來，因為「一切已成過去，說出來也於事無補，但求問心無愧。」
看來葉靈鳳不願在人前談往事，一來性格使然，二來可能跟他在戰時替國民政府做過「地下工作」有關。且聽《作品選》編者對葉靈鳳「附逆問題」的意見：「葉靈鳳淪陷時期留港，可能是因為有任務在身。香港『金王』胡漢輝在一九八四年的訪問中回顧自己跟葉靈鳳在淪陷時期曾經替重慶做情報，工作是搜集報紙、雜誌送交內地。類似的例子頗多，右派可以參考奉命留守北平的學者英千里教授；英千里為中國國民黨黨員，奉命以天主教友身份留守北平天主教輔仁大學，實質從事地下工作；但英千里後來被指為『漢奸』，和平後備受抨擊。英千里從沒自我辯護……。」
我一九五六年到台灣讀書，就讀台灣大學外文系，當時的系主任正是英千里教授。他開的「西方文學導論」的課是必修科。老師坐三輪車到文學院門前，由助教攙扶慢步走上講壇。記得英先生堂上講課時，聲音低沉，像廣東人說的「中氣不足」，整個人看來就是健康有問題。這也是老師因病經常缺課的原因。
因為英先生對當年「附逆」的底蘊從未公開解說，所以他出任台大外文系系主任的消息傳出後，學界譁然，迫得當局馬上給他澄清。原來他的身體，是給日本人多次刑求弄壞的。兩位編者還在「附逆問題」一文內舉了左派作家關露的「冤情」。關露原是中共打入日偽的特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鬥至絕路才說出真相以求活路，可惜已太遲了。「從這些左右例子比照推論，加上羅孚的說法，葉靈鳳淪陷時期的日記，以及其他已出土材料，葉靈鳳的情況也極有可能類同。」
葉靈鳳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日記中的一段這麼說：「開始計劃寫『流在香港地下的血』，記述參加的秘密工作及當時殉難諸同志獄中生活及死事經過。在卅餘人之中，只有我是寫文章的，而我又倖而活着，所以我覺得有這責任。」
雖然當時殉難諸同志的身世不明，但總可以說他們是抗戰期間「統一戰線」的抗日志士。趙克臻致羅孚的信為我們提供了不少一手資料，但我們細讀字裏行間時，總禁不住浮起一些「小人之心」的猜測。譬如說，上面提到羅四維等人「相繼出獄」，趙克臻「聽說」是在「某種條件」下，要為「對方」服務。我們若就此解說這是羅某等人答應「倒戈」了，將來要給日本鬼子提供情報了，這種推論當然有違「科學」精神，但這也應該是我們對這「突發事件」看法的本能反應。實情如何，有待將來更多原始資料「出土」。
羅孚在〈葉靈鳳的地下工作和坐牢〉一文說到日本軍隊的憲兵對葉靈鳳的「反動」身世存有檔案：「葉靈鳳，別名葉林，中國國民黨港澳總支部調查統計室香港站特別情報員，兼同一總支部香港黨務辦事處幹事。」
在日本人的眼中，只要你「抗日」，不論你是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好，都不會是他們輕易放過的敵人。你是絕不可能「清白」的。他們讓你「無罪釋放」，一定有內情。但當事人自己不說出來，我們也不好瞎猜。羅孚說葉靈鳳是一九四三年五月被日本人關進監獄的，「端午節進去，中秋節出來」。據葉靈鳳淪陷時期的著作目錄看，他第一篇「表態」文章〈中國人之心〉發表於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一日，亦即「無罪釋放」後幾個月內的事。在此以前，葉靈鳳以「白門秋生」名義獻藝，過「吞旃」日子。
日本憲兵為甚麼放葉靈鳳一條生路？除非將來有其他資料說明，目前我們只好半信半疑下去。國土重光後，葉靈鳳沒有回到上海，也沒去過北京。他繼續留在香港。羅孚說「一般被認為右或中間的作家以至左派的作家，他也都各有接觸。這樣，就成了左、中、右都有朋友的局面。而在左派之中，也有人認為他右，甚至於在他死去之後，還有生前和他有來往的極個別的左派人士說他是『漢奸』的」。
葉先生身世悠悠，看來連他太太也不好當他的「代言人」。他真不該這麼「低調」。一九四五年後，好歹也該以文字交代一下自己在這塊「南天福地」上做「順民」的日子是怎麼過的。張愛玲從不「愛國」，不幸嫁了個「漢奸」，太平洋戰爭結束後一度背上了「附逆」的罪名。一向「傲物」的張小姐眼看非「表態」不可，寫了〈中國的日夜〉一文，其中有詩句云：「我的路/走在我自己的國土。/亂紛紛都是自己人。」
本文原擬兼及戴望舒「淪陷時期」的作品，限於篇幅，只好「下回分解」了。
（蘋果日報二Ｏ一三年八月十一日）
無端來作嶺南人
劉紹鉻
盧瑋鑾、鄭樹森主編、熊志琴編校的《淪陷時期香港文學作品選：葉靈鳳、戴望舒合集》，給我們通過所收的珍貴資料透視這兩位「南來」作家在香港怎樣熬過三年零八個月的「順民」歲月。
我收到天地圖書寄來《作品選》後跟鄭樹森教授通了一次電話。他說收在此書中的戴望舒作品，比較有新意的是他用筆名「達士」發表的「廣東俗語圖解」這一系列小品（下文再作介紹）。有關「淪陷時期的戴望舒」參考資料，《作品選》收了小思（盧瑋鑾教授）的〈災難的里程碑──戴望舒在香港的日子〉和戴望舒被控「附逆」後寫的〈我的辯白〉等合共五篇文章。
戴望舒（1905－1950），浙江杭縣人，一九三Ｏ年「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時，即為會員。一九三八年抗日戰爭爆發後，他攜眷從上海到香港，原先打算安頓家人後轉到大後方參加抗日工作。可是就因「一個偶然的機會」，留了下來，跟許地山等人組織「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香港分會。
這個「偶然的機會」是他應了胡文虎三子胡好之邀，替快要出版的《星島日報》編副刊《星座》。他全身投入，以自己的名望向國內和流亡在港的知名作家邀稿。郁達夫、沈從文、卞之琳、郭沫若、艾青等名家都被他一一「網羅」過來，難怪他不無自負的說：「沒有一位知名的作家是沒有在《星座》裏寫過文章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曾寫信給西班牙共和國的名流學者，請他們專為《星座》寫點東西，「紀念他們的抗戰兩周年，使我們可以知道一點西班牙之反法西斯戰爭的現狀，並使我們可以從他們得到榜樣、激勵。」戴望舒通曉的外語，包括法文和西班牙文，翻譯過不少作品。戴望舒傾力辦好《星座》，除了令香港的副刊面目一新外，也同時使這份文藝副刊變為抗日的精神標幟。日本人佔領香港後抓他去坐牢，應該跟他這一段經歷有關。
小思在〈災難的里程碑〉一文說，戴望舒留在香港前後超過十年。他只活了四十五歲。十年差不多是他四分一的生命。至少對他個人而言，這十年香港的經歷，應該是一個重要的環節，可惜歷來就沒有詳細的記載，能夠找到的資料，都很零碎。資料不周全，我們對戴望舒在香港失守後的活動，也僅知其片段。譬如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日本的先頭部隊進駐中環的「香港酒店」。香港政府已豎起了白旗。《星島日報》也停刊了。小思老師問得好：「這段日子，他怎樣度過？」她說偏偏就是沒有文字記錄。
其實，我們還搞不清楚的是，在鐵蹄下偷生的詩人，有機會脫離虎口，為甚麼不當機立斷，抓緊機會逃命？我們知道，從一九四一年底到一九四二年春天，有三百多名包括茅盾在內的文化界知名之士，在中共黨中央策劃下，受到「東江縱隊」的保護，安全離開淪陷區香港抵達大後方。這三百多名劫後餘生的人士中，就不見戴望舒。「這真是一個謎。因為論知名度、論抗日熱誠，甚至論與左翼關係，他不該不在搶救名單內」，小思說。
此說言之成理，但反過來說，有沒有可能他本來就在名單內，但臨時出了甚麼「突發事件」耽誤了行程？真相究竟如何，可惜戴望舒自己沒有出來解釋。小思引徐遲的口述資料，說戴望舒沒有及時離開香港，因為他「捨不得他的藏書」。另外一位給我們解「謎」的是孫源。他在〈回憶詩人戴望舒〉說詩人是「因各種原因一時走不了」的。
香港光復後，有留港粵文藝作家二十一人就為檢舉戴望舒「附敵」的問題向中華全國文藝協會重慶總會提交「建議書」。文內毫不含糊的說：「竊以為戴望舒前在香港淪陷期間，與敵偽往來，已證據確鑿」。〈建議書〉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文藝生活》的光復版第二期刊出。「附敵」的罪名可不小，因此同年春天，詩人回到上海向「中華全國文藝協會」交代自己在淪陷時期香港的所作所為。為此他寫了〈我的辯白〉。
詩人在辯白書內透露了他給日本人關了七星期的牢，受盡酷刑毒打（然而他說並沒有供出任何人）。他是在垂死之前才被保釋出來的。保釋的條件是不得離開香港。在牢中，他寫了〈獄中題壁〉：
敵偽時期的香港，日本的「香港佔領地總督部報導部」早就控制了香港各大報章和文化機構。所有印刷品均以宣揚「聖戰」和協助發展「大東亞共榮圈」為宗旨。在這種政治壓力下生活的文人，「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早晚總有出亂子的一天。葉靈鳳為了向日本人「交心」，不得不按時應命交出像〈聖戰禮讚〉這類「表態」文章。日後這當然也是葉靈鳳「附敵」的證據。在淪陷期間的香港賣文為活，日常的交往即使是稿費的爭議，也可視為與「敵偽往來」。詩人若因此被控「通敵」，將會是他最難承受的冤屈。〈我的辯白〉有幾句話說得特別痛心：「也許我沒有犧牲了生命來做一個例範是我的一個弱點，然而要活是人之常情，特別是生活下去看到敵人的滅亡的時候。」
自一九四三年四月三日開始，葉靈鳳在淪陷區香港一部份的經常收入是用「白門秋生」筆名在《大眾周刊》寫的專欄，輯名叫「書淫豔異錄」。第一篇的「小引」為這專欄的文字定位：〈書痴、書淫、女身有蟲〉。跟着下一篇就見「醒目」的標題：〈媚藥和求愛的巫術〉。亂世文章不易為，漫談風月，應該不會帶來牢網之災。這個專欄一直維持到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二日。
葉靈鳳坐牢。戴望舒坐牢，後因葉靈鳳保釋出來。兩人出獄後合編報紙副刊。葉靈鳳在《大眾周刊》寫專欄，戴望舒也寫專欄，而且還在同一年、同一月、同一天見報。戴望舒稱得上學通古今，中國現當代文學外，還旁及西洋經典。他曾簽約翻譯西班牙文學代表作塞萬提斯的小說《唐吉訶德》，可惜一直未能完成。除自己的詩和翻譯西洋文學作品外，他還熱衷推動中國通俗文學的研究和資料搜集。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他在《星島日報》闢了一題名「俗文學」的專欄，認定「以中國前代戲曲小說為研究主要對象，承靜安先生的遺志，繼魯迅先生餘業，意在整理文學遺產，闡明民族形式。」
戴望舒留港十年，在那年代的外省人，只要鄉音不改，在本地人的眼中，永遠是個「上海佬」。詩人在《大眾周刊》開的專欄，居然是與陳第合作的「廣東俗語圖解」。戴望舒化名達士去解辭、陳第繪圖。乍看口齒不清的「上海佬」給幾乎是清一色的「老廣」讀者講解廣府話的俗語有點不倫不類，但只要明白戴先生一直對俗文學研究有興趣，就不會覺得奇怪了。小思這麼說：「據說戴望舒的上海口音還脫不掉，一個外省人去解釋廣東俗語，好像很『外行』，其實看過這些文字，就明白他把廣東俗語當成俗文學來研究。文中廣引古書筆記，加上廣東民間傳說及風俗資料，給廣東俗語來源合理的解釋，並不是信口雌黃的遊戲之作。」
七、八十後的香港人，大概不明「竹織鴨」、「蛋家雞」和「盲佬貼符」所指何事何物，因為他們有自己一套跟得上時代的"in"俗語。"Out"的expression，大概只有在"out"的粵語殘片中聽到。
讀〈竹織鴨〉一條，詩人引經據典一番後，就用「我們廣東人」的語氣說，「這個小玩具便是細蚊仔們的恩物」，認定「竹織鴨」三字是「冇心肝」的代名詞。鴨之為物，中華大地各地區對其觀感各有不同。戴望舒引宋莊綽「雞肋編」云：「浙人以鴨兒為大諱。」戴詩人又說在《水滸傳》中鄆哥激武大郎去捉潘金蓮的奸，就嘲他是鴨子，「猶之我們現在罵人烏龜。」
戴望舒把廣東俗語看作一門學問來研究，碰到文字欠「端莊」的部份，沒有考慮到「兒童不宜」這種風化問題，一本依書直說的精神慷慨道來。譬如說〈亞君買水〉這回事。他先用兩百餘字介紹廣東人辦喪事「買水」這習俗，然後步入正題：「亞君去買水，不是替家裏那兩條『老坑』去買，而是買給他的『老婆大人』的。」老婆大人在亞君眼中貌若天仙，話說兩人婚後恩恩愛愛生活在一起如膠如漆，只可惜好景不常，嬌妻不知何故竟生起病了。亞君請了好幾個「黃綠醫生」給她診治，誰料回天乏術，嬌妻最後一命嗚呼。
亞君日夕捶胸頓足，以眼淚洗臉，不在話下。「因為他垂的頭太低，差不多把頭顱倒轉，淚水就向額頭滾下，所以有『亞君買水眼淚流上額頭』這佳話。然而，亞君買水之『佳話』並不在此而在後，因為他在他的眼淚流上額頭之際，嘴裏也不覺發出一串至情的呼喚：『X得你少！X得你少！X得你少！』」
慣看「學院派」文章的讀者難免有此一問：戴詩人留港期間，即使在日常生活中廣東話足夠應用，但俗語這個題目，他寫了八十多篇，這個「上海佬」怎應付得來？按道理，詩人應該有個「老香港」做他的「解人」吧？看來有關這方面的資料也是零碎不全，我們就不知道他究竟有沒有，就像我們今天未能肯定當年他沒有被東江縱隊「搶救」是甚麼原因一樣（假定他的名字是在「搶救」的名單之內）。我們可以猜想，香港一懸掛太陽旗後，日本人是不會讓像戴望舒這麼一個有名望的人賣豆漿油條過日子的。但在日人控制下的機構討飯吃，怎逃得過「附逆」、「通敵」的罪名？戴詩人在香港淪陷時「沒有犧牲了生命來做一個例範」，但如果馬凡陀在〈香港的戰時民謠〉所說的話屬實，那麼戴詩人曾以另外一種生命在「敵後」做了不少激奮民心的工作。原來日本人佔領香港後，為了記念他們的「勝利」和傷亡戰士，不惜工本建了一座非常神氣的「忠靈塔」。被迫去當苦工的香港同胞當然心有不甘，於是當時口傳的民謠中有這麼一個調調：「忠靈塔，忠靈塔，今年造，明年拆」。此外還有咒罵甚麼「神風飛機」的：「神風，神風，隻隻升空，落水送終。」據說這類出自戴望舒的歌謠，一共有十餘首。看來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書生報國，亦僅能如此而已。
本文僅以盧瑋鑾教授大文〈災難的里程碑〉的結語作結語：「戴望舒離開了佔去他生命十分之一時間的香港，……也許他沒有留給香港人一些甚麼，香港也沒給他甚麼，他說：『那不是我的園地，我要找自己的園地。』」
「無端來作嶺南人」，詩出陳寅恪。
（蘋果日報二Ｏ一三年八月十八日）
劉紹銘
葉靈鳳一家攝於羅便臣道家門外
我們看文學作品選集，習慣打開書後先看目錄再看正文。編者的前言後語和為了增加讀者對文本了解附上的參考資料，都可視為「餘興」。但若買來盧瑋鑾、鄭樹森主編，熊志琴編校的《淪陷時期香港文學作品選：葉靈鳳、戴望舒合集》的讀者，不妨先從「餘興」入手。
《作品選》中有〈聖戰禮讚〉這一條，作者署名「豐」，刊於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的《大眾周報》。文章開頭說：「時至今日，以謀求東亞十億民眾從英美侵略榨取中獲得解放為目標的大東亞戰爭，在日本領導之下，其不敗基礎的確立，是盡人皆知的事實。……為了東亞的未來，為了中國的未來，協力日本完成這名副其實的聖戰，我們責無旁貸。」
〈聖戰〉發表在淪陷後兩年的香港，如果我們不知作者的真實身份，這種「聖戰論」出現在日治時代的任何地區都不足為怪。「豐」究竟是誰？看了《作品選》提供的資料我們才知道這是葉靈鳳的化名。葉靈鳳一九二五年加入創造社，中日戰爭爆發初期，曾在上海參加由夏衍主持的《救亡日報》工作。這樣一個身份不尋常的資深文化人，居然「認賊作父」，歌頌起侵略者的「聖戰」來。躲在「豐」面具後的葉先生，是否可以因此歸類為「漢奸」？這真的說來話長。正因如此，《作品選》兩位編者於是特別為此騰出篇幅收錄了好些相關文獻，好讓讀者據此自作主張。羅孚名下的有三篇：〈鳳兮鳳兮葉靈鳳〉、〈葉靈鳳的地下工作和坐牢〉和〈葉靈鳳的下半生〉。
葉靈鳳在香港淪陷期間，為了生活，還得靠筆耕過日子。據《作品選》列出目錄所載，他經常發表的文類，是署名「白門秋生」的〈書淫艷異錄〉。大概出於篇幅的考慮，《作品選》沒有收錄其中的代表作，只以「存目」交代。但從一九四三年四月三日發表的〈小引．書痴．書淫．女身有蟲〉這個題目看，刊出這一輯別的文章是不會招惹甚麼政治風險的。且看幾個篇目：〈人肉嗜食史話〉、〈貞操帶之話〉、〈媚男藥、守宮砂、黃門天閹〉、〈借種的故事〉和〈初夜權〉等。
中國文人好用筆名，越是名家，別號越多，這也可說是「不求名達於諸侯，但求苟全於亂世」心態的寫照。當然，即使在昇平時代，文人也有各種理由使用筆名求方便的。以葉靈鳳當時的處境而言，日本人要利用他的名望做「統戰」工作，不會讓你一直躲在「白門秋生」的假面後混日子，總得不時以本名「表態」一番的。他給《大眾周報》寫的社論因此以葉靈鳳或「葉」的名下發表。〈中國人之心〉是一個例子，因有此一說：「為了中國的未來，為了東亞的未來，我們在協力完成大東亞戰爭下過程中，除了加緊認識日本之外，應該一面更加緊的認識自己。……大東亞戰爭清算着百年來英美對於東亞所施行的壓迫和奴化政策，中國本身也該乘這機會肅清自己盲目自大的惰性傾向和苟且偷安的奴隸心理。」
收錄淪陷時期香港文學作品的編輯工作，不能「大膽假設」，只合「小心求證」，理應結合了鉤沉、探微、考證和引疏的「學究」功夫。編輯凡例說明了《作品選》不轉錄二手資料，所有選材均採自各大學圖書館的珍藏和兩位編者個人的版本。上面說過中國文人愛用筆名。有些可以確認。譬如說因為我們知道「趙克臻」原是葉靈鳳夫人的名字，所以不難相信出現在《大眾周報》的筆名如「克臻」、「克」、「臻」、「趙克進」、「克進」等皆從趙太太的名號衍生出來。
「小心求證」的探討，有時也會「技窮」的。兩位編者翻閱淪陷時期的十多種報刊，作品中有不少署名與葉、戴二人慣用的筆名相似，作品題材與風格亦有迹可尋，「但如無任何資料可以佐證確認為二人之作，本書一概不收入。」
葉靈鳳在淪陷時期的香港，靠賣「夜雨秋燈」式樣的文字餬口。「表態」文章如〈中國人之心〉是迫於形勢湊合起來的一堆符號。此外他有沒有寫過甚麼文章可讓我們從字裏行間觸摸到他「心懷魏闕」的心迹？
一九四二年八月一日葉靈鳳在《新東亞》的創刊號以〈吞旃隨筆〉這個欄名發表了三篇散文：〈伽利略的精神〉、〈火線下的「火線下」〉、〈完璧的藏書票〉。正如羅孚先生在〈鳳兮鳳兮葉靈鳳〉一文所說，如果沒有「對香港文學有切實研究的小思」（盧瑋鑾教授）給我們解讀，單從內容看，這三篇隨筆諒也不會引人另眼相看。
「吞旃」一詞已是非「一般讀者」所能消化的典故。據羅孚引小思文所說，「吞旃」典出《漢書》卷五十四〈李廣蘇建傳〉。「匈奴單于為了迫降蘇武，把他幽禁起來，『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嚙雪，與旃毛並咽之。』據顏師古註：『咽，吞也。』」羅孚隨後補充說這教人想起當年流行的一首歌唱蘇武的歌謠：「渴飲雪，飢吞氈，牧羊北海邊。」「旃」同「氈」，是毛織物，可見蘇武每日吞的是毛織物，住「旃」搭成的穹廬。
〈吞旃隨筆〉欄名下還有屈原〈九歌．湘夫人〉四句：「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為兮木上，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盧瑋鑾引王逸《楚辭章句》解說：「首兩句是鳥當集木顛，卻在蘋中；罾當在水中，卻在木上，是『所願不得失其所也』。後兩句是心有所思而不敢言，含義就更明顯了。」
日本人有深厚的漢學傳統。要是〈吞旃隨筆〉落在他們手中，葉靈鳳引〈湘夫人〉的句子，特別是「思公子兮未敢言」，這種隱喻是絕不會難倒他們的。故國神遊，秋水望穿的「公子」卻遲遲不現身，怎不教人神傷的「心懷魏闕」心態，昭然欲揭。
其實要刻意在葉靈鳳的文字上興「文字獄」，〈吞旃隨筆〉中的第一篇「伽利略的精神」亦可找出「罪證」。伽利略（Galileo，1564－1642），意大利天文學家，數學家和物理學家，據葉靈鳳覆述當年羅馬教廷審判他「異端邪說」的情景，只見「跪在十個紅衣主教的面前，伽利略終於被迫推翻自己的學說，撤銷地球一面自轉一面繞日而行的理論，承認地球並非繞日而行，而且是不動的，可是當他自己打完自己的嘴巴，站起身來之後，卻自言自語悄悄的說：『我雖然取消了我的主張，然而地球仍是動的』」。
這些話，若拿到當年日本的情報單位去解讀，大可列為葉某人所寫的「表態」文章無非是敷衍鋪陳「口是心非」的證據。他私底下還是相信地球是圓的，重量不同的球體，從高處同時拋下來，會同時落地。
葉靈鳳沒有因〈吞旃隨筆〉惹禍，逃過一劫，卻因參加了一個由國民政府特務頭子主持的通訊機構，被日軍偵破，抓去坐牢。此事如果不是葉靈鳳夫人在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四日致羅孚的信中披露出來，我們也不會知道。依趙克臻所說，葉靈鳳出獄不久，又惹上一個麻煩。事緣他在農曆新年的《時事周報》上發表了題為〈誰說「商女不知亡國恨」〉，內容是元旦日他路過石塘咀，見到那裏的導遊社等風月場所，居然掛上了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很是感動。
文章刊出後的第二天，中區憲兵分部的「田村曹長」帶隊到葉家，聲稱「商女」一文帶有煽動性及「不友好的意念」，因此要帶作者回去問話。趙克臻那時正學日語，但表達能力不足，得靠日人帶來的通譯代為解說這是一句古人的詩句，「可能引用不當，並無敵意，而且愛國無罪，希望他不要追究。想不到田村聽了我的解說，微笑點頭，不久帶隊離去。」
葉夫人說「想不到」田村這麼輕易放人，其實我們也同樣感到意外。趙克臻在致羅孚的信上還說到，葉靈鳳在香港淪陷初期因跟國民政府一個特務機構有牽連，被日軍關了三個多月。後來趙太太「得到日本友人及軍政人員協助，靈鳳獲得無罪釋放，但不能離香港。」
信上也提到，當天被抓去坐牢的除葉靈鳳外，還有羅四維等五十多人。「香港金融界巨子」胡漢輝，一聽到消息就立即離境。一同被拘捕的葉靈鳳的「難友」命運如何？趙克臻作了簡單的交代。葉靈鳳獲「無罪釋放」後，羅四維和邱氏兄弟亦相繼出獄，「聽說在某種條件下，要為對方服務。可惜其他四十多人，大都被判死罪，或病死獄中，內中也有無辜的，此案就此了結。」
日本人兩次放過了葉靈鳳的「反動」作為，套用趙克臻的話，真教人「想不到」。邱氏兄弟中的「邱雲」，依趙克臻信上所說，是香港淪陷初期國民政府轄下的一個特務通訊機構的頭子。像他這種身份的人也能「相繼出獄」，大概只有如趙克臻所說，要依從「某種條件」在適當的時候，「要為對方服務。」
這兩句話留給讀者許多「想像空間」。葉靈鳳為人低調。抗戰勝利後，淪陷期間留港的一夥文藝作者為檢舉戴望舒「附敵」而向中華全國文藝協會重慶總會提出「建議書」，要求文協及其會員，「對於有通敵嫌疑之會員及其他文藝作家，應先由當地文藝界同人組織特種委員會，調查檢舉；在求得確實結論以前，不應與他們往來，……。」
戴望舒聽了這份「建議書」後，寫了〈我的辯白〉替自己解說，透露了他被日本人關起來的七個星期，挨毒打、忍飢餓，受盡苦刑。到快熬不下去的時候，「經葉靈鳳設法，託人把他自獄中保釋出來」（見盧瑋鑾，〈災難的里程碑──戴望舒在香港的日子〉）。
一九五七年的《魯迅全集》有一條註文說葉靈鳳「抗日時期成為漢奸文人」，這指控的殺傷力極大，可是葉靈鳳沒有像戴望舒那樣為自己說過話。（一九八一年版的《魯迅全集》的註文已刪去「漢奸文人」的字樣。）儘管指摘的罪名不少，葉靈鳳生前還是不讓太太把當年的經歷寫出來，因為「一切已成過去，說出來也於事無補，但求問心無愧。」
看來葉靈鳳不願在人前談往事，一來性格使然，二來可能跟他在戰時替國民政府做過「地下工作」有關。且聽《作品選》編者對葉靈鳳「附逆問題」的意見：「葉靈鳳淪陷時期留港，可能是因為有任務在身。香港『金王』胡漢輝在一九八四年的訪問中回顧自己跟葉靈鳳在淪陷時期曾經替重慶做情報，工作是搜集報紙、雜誌送交內地。類似的例子頗多，右派可以參考奉命留守北平的學者英千里教授；英千里為中國國民黨黨員，奉命以天主教友身份留守北平天主教輔仁大學，實質從事地下工作；但英千里後來被指為『漢奸』，和平後備受抨擊。英千里從沒自我辯護……。」
我一九五六年到台灣讀書，就讀台灣大學外文系，當時的系主任正是英千里教授。他開的「西方文學導論」的課是必修科。老師坐三輪車到文學院門前，由助教攙扶慢步走上講壇。記得英先生堂上講課時，聲音低沉，像廣東人說的「中氣不足」，整個人看來就是健康有問題。這也是老師因病經常缺課的原因。
因為英先生對當年「附逆」的底蘊從未公開解說，所以他出任台大外文系系主任的消息傳出後，學界譁然，迫得當局馬上給他澄清。原來他的身體，是給日本人多次刑求弄壞的。兩位編者還在「附逆問題」一文內舉了左派作家關露的「冤情」。關露原是中共打入日偽的特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鬥至絕路才說出真相以求活路，可惜已太遲了。「從這些左右例子比照推論，加上羅孚的說法，葉靈鳳淪陷時期的日記，以及其他已出土材料，葉靈鳳的情況也極有可能類同。」
葉靈鳳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日記中的一段這麼說：「開始計劃寫『流在香港地下的血』，記述參加的秘密工作及當時殉難諸同志獄中生活及死事經過。在卅餘人之中，只有我是寫文章的，而我又倖而活着，所以我覺得有這責任。」
雖然當時殉難諸同志的身世不明，但總可以說他們是抗戰期間「統一戰線」的抗日志士。趙克臻致羅孚的信為我們提供了不少一手資料，但我們細讀字裏行間時，總禁不住浮起一些「小人之心」的猜測。譬如說，上面提到羅四維等人「相繼出獄」，趙克臻「聽說」是在「某種條件」下，要為「對方」服務。我們若就此解說這是羅某等人答應「倒戈」了，將來要給日本鬼子提供情報了，這種推論當然有違「科學」精神，但這也應該是我們對這「突發事件」看法的本能反應。實情如何，有待將來更多原始資料「出土」。
羅孚在〈葉靈鳳的地下工作和坐牢〉一文說到日本軍隊的憲兵對葉靈鳳的「反動」身世存有檔案：「葉靈鳳，別名葉林，中國國民黨港澳總支部調查統計室香港站特別情報員，兼同一總支部香港黨務辦事處幹事。」
在日本人的眼中，只要你「抗日」，不論你是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好，都不會是他們輕易放過的敵人。你是絕不可能「清白」的。他們讓你「無罪釋放」，一定有內情。但當事人自己不說出來，我們也不好瞎猜。羅孚說葉靈鳳是一九四三年五月被日本人關進監獄的，「端午節進去，中秋節出來」。據葉靈鳳淪陷時期的著作目錄看，他第一篇「表態」文章〈中國人之心〉發表於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一日，亦即「無罪釋放」後幾個月內的事。在此以前，葉靈鳳以「白門秋生」名義獻藝，過「吞旃」日子。
日本憲兵為甚麼放葉靈鳳一條生路？除非將來有其他資料說明，目前我們只好半信半疑下去。國土重光後，葉靈鳳沒有回到上海，也沒去過北京。他繼續留在香港。羅孚說「一般被認為右或中間的作家以至左派的作家，他也都各有接觸。這樣，就成了左、中、右都有朋友的局面。而在左派之中，也有人認為他右，甚至於在他死去之後，還有生前和他有來往的極個別的左派人士說他是『漢奸』的」。
葉先生身世悠悠，看來連他太太也不好當他的「代言人」。他真不該這麼「低調」。一九四五年後，好歹也該以文字交代一下自己在這塊「南天福地」上做「順民」的日子是怎麼過的。張愛玲從不「愛國」，不幸嫁了個「漢奸」，太平洋戰爭結束後一度背上了「附逆」的罪名。一向「傲物」的張小姐眼看非「表態」不可，寫了〈中國的日夜〉一文，其中有詩句云：「我的路/走在我自己的國土。/亂紛紛都是自己人。」
本文原擬兼及戴望舒「淪陷時期」的作品，限於篇幅，只好「下回分解」了。
（蘋果日報二Ｏ一三年八月十一日）
無端來作嶺南人
劉紹鉻
盧瑋鑾、鄭樹森主編、熊志琴編校的《淪陷時期香港文學作品選：葉靈鳳、戴望舒合集》，給我們通過所收的珍貴資料透視這兩位「南來」作家在香港怎樣熬過三年零八個月的「順民」歲月。
我收到天地圖書寄來《作品選》後跟鄭樹森教授通了一次電話。他說收在此書中的戴望舒作品，比較有新意的是他用筆名「達士」發表的「廣東俗語圖解」這一系列小品（下文再作介紹）。有關「淪陷時期的戴望舒」參考資料，《作品選》收了小思（盧瑋鑾教授）的〈災難的里程碑──戴望舒在香港的日子〉和戴望舒被控「附逆」後寫的〈我的辯白〉等合共五篇文章。
戴望舒（1905－1950），浙江杭縣人，一九三Ｏ年「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時，即為會員。一九三八年抗日戰爭爆發後，他攜眷從上海到香港，原先打算安頓家人後轉到大後方參加抗日工作。可是就因「一個偶然的機會」，留了下來，跟許地山等人組織「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香港分會。
這個「偶然的機會」是他應了胡文虎三子胡好之邀，替快要出版的《星島日報》編副刊《星座》。他全身投入，以自己的名望向國內和流亡在港的知名作家邀稿。郁達夫、沈從文、卞之琳、郭沫若、艾青等名家都被他一一「網羅」過來，難怪他不無自負的說：「沒有一位知名的作家是沒有在《星座》裏寫過文章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曾寫信給西班牙共和國的名流學者，請他們專為《星座》寫點東西，「紀念他們的抗戰兩周年，使我們可以知道一點西班牙之反法西斯戰爭的現狀，並使我們可以從他們得到榜樣、激勵。」戴望舒通曉的外語，包括法文和西班牙文，翻譯過不少作品。戴望舒傾力辦好《星座》，除了令香港的副刊面目一新外，也同時使這份文藝副刊變為抗日的精神標幟。日本人佔領香港後抓他去坐牢，應該跟他這一段經歷有關。
小思在〈災難的里程碑〉一文說，戴望舒留在香港前後超過十年。他只活了四十五歲。十年差不多是他四分一的生命。至少對他個人而言，這十年香港的經歷，應該是一個重要的環節，可惜歷來就沒有詳細的記載，能夠找到的資料，都很零碎。資料不周全，我們對戴望舒在香港失守後的活動，也僅知其片段。譬如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日本的先頭部隊進駐中環的「香港酒店」。香港政府已豎起了白旗。《星島日報》也停刊了。小思老師問得好：「這段日子，他怎樣度過？」她說偏偏就是沒有文字記錄。
其實，我們還搞不清楚的是，在鐵蹄下偷生的詩人，有機會脫離虎口，為甚麼不當機立斷，抓緊機會逃命？我們知道，從一九四一年底到一九四二年春天，有三百多名包括茅盾在內的文化界知名之士，在中共黨中央策劃下，受到「東江縱隊」的保護，安全離開淪陷區香港抵達大後方。這三百多名劫後餘生的人士中，就不見戴望舒。「這真是一個謎。因為論知名度、論抗日熱誠，甚至論與左翼關係，他不該不在搶救名單內」，小思說。
此說言之成理，但反過來說，有沒有可能他本來就在名單內，但臨時出了甚麼「突發事件」耽誤了行程？真相究竟如何，可惜戴望舒自己沒有出來解釋。小思引徐遲的口述資料，說戴望舒沒有及時離開香港，因為他「捨不得他的藏書」。另外一位給我們解「謎」的是孫源。他在〈回憶詩人戴望舒〉說詩人是「因各種原因一時走不了」的。
香港光復後，有留港粵文藝作家二十一人就為檢舉戴望舒「附敵」的問題向中華全國文藝協會重慶總會提交「建議書」。文內毫不含糊的說：「竊以為戴望舒前在香港淪陷期間，與敵偽往來，已證據確鑿」。〈建議書〉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文藝生活》的光復版第二期刊出。「附敵」的罪名可不小，因此同年春天，詩人回到上海向「中華全國文藝協會」交代自己在淪陷時期香港的所作所為。為此他寫了〈我的辯白〉。
詩人在辯白書內透露了他給日本人關了七星期的牢，受盡酷刑毒打（然而他說並沒有供出任何人）。他是在垂死之前才被保釋出來的。保釋的條件是不得離開香港。在牢中，他寫了〈獄中題壁〉：
如果我死在這裏，對他有意見的港粵文藝作家檢舉戴望舒「附敵」行狀提出的證據是他參加了某些「偽」文藝刊物的活動，其中包括給「偽」《香島日報》總編輯羅拔高的文集《山城雨景》寫「跋」。戴望舒一生煑字療飢，此外再無其他本事。他出獄後跟兩位「難友」各以一百元軍票作資本，在利源東街開設了一家舊書店。起初一個月還賺了點錢，到了第四個月再無法撐下去，取名「懷舊齋」的書店只好關門大吉。看來他想棄文從商，放棄筆墨生涯，無奈事與願違。
朋友啊，不要悲傷，
我永遠地生存
在你們的心上。
我們之中的一個死了，
在日本佔領地的牢裏，
他懷着的深深仇恨，
你們應該永遠地記憶。……
敵偽時期的香港，日本的「香港佔領地總督部報導部」早就控制了香港各大報章和文化機構。所有印刷品均以宣揚「聖戰」和協助發展「大東亞共榮圈」為宗旨。在這種政治壓力下生活的文人，「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早晚總有出亂子的一天。葉靈鳳為了向日本人「交心」，不得不按時應命交出像〈聖戰禮讚〉這類「表態」文章。日後這當然也是葉靈鳳「附敵」的證據。在淪陷期間的香港賣文為活，日常的交往即使是稿費的爭議，也可視為與「敵偽往來」。詩人若因此被控「通敵」，將會是他最難承受的冤屈。〈我的辯白〉有幾句話說得特別痛心：「也許我沒有犧牲了生命來做一個例範是我的一個弱點，然而要活是人之常情，特別是生活下去看到敵人的滅亡的時候。」
自一九四三年四月三日開始，葉靈鳳在淪陷區香港一部份的經常收入是用「白門秋生」筆名在《大眾周刊》寫的專欄，輯名叫「書淫豔異錄」。第一篇的「小引」為這專欄的文字定位：〈書痴、書淫、女身有蟲〉。跟着下一篇就見「醒目」的標題：〈媚藥和求愛的巫術〉。亂世文章不易為，漫談風月，應該不會帶來牢網之災。這個專欄一直維持到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二日。
葉靈鳳坐牢。戴望舒坐牢，後因葉靈鳳保釋出來。兩人出獄後合編報紙副刊。葉靈鳳在《大眾周刊》寫專欄，戴望舒也寫專欄，而且還在同一年、同一月、同一天見報。戴望舒稱得上學通古今，中國現當代文學外，還旁及西洋經典。他曾簽約翻譯西班牙文學代表作塞萬提斯的小說《唐吉訶德》，可惜一直未能完成。除自己的詩和翻譯西洋文學作品外，他還熱衷推動中國通俗文學的研究和資料搜集。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他在《星島日報》闢了一題名「俗文學」的專欄，認定「以中國前代戲曲小說為研究主要對象，承靜安先生的遺志，繼魯迅先生餘業，意在整理文學遺產，闡明民族形式。」
戴望舒留港十年，在那年代的外省人，只要鄉音不改，在本地人的眼中，永遠是個「上海佬」。詩人在《大眾周刊》開的專欄，居然是與陳第合作的「廣東俗語圖解」。戴望舒化名達士去解辭、陳第繪圖。乍看口齒不清的「上海佬」給幾乎是清一色的「老廣」讀者講解廣府話的俗語有點不倫不類，但只要明白戴先生一直對俗文學研究有興趣，就不會覺得奇怪了。小思這麼說：「據說戴望舒的上海口音還脫不掉，一個外省人去解釋廣東俗語，好像很『外行』，其實看過這些文字，就明白他把廣東俗語當成俗文學來研究。文中廣引古書筆記，加上廣東民間傳說及風俗資料，給廣東俗語來源合理的解釋，並不是信口雌黃的遊戲之作。」
七、八十後的香港人，大概不明「竹織鴨」、「蛋家雞」和「盲佬貼符」所指何事何物，因為他們有自己一套跟得上時代的"in"俗語。"Out"的expression，大概只有在"out"的粵語殘片中聽到。
讀〈竹織鴨〉一條，詩人引經據典一番後，就用「我們廣東人」的語氣說，「這個小玩具便是細蚊仔們的恩物」，認定「竹織鴨」三字是「冇心肝」的代名詞。鴨之為物，中華大地各地區對其觀感各有不同。戴望舒引宋莊綽「雞肋編」云：「浙人以鴨兒為大諱。」戴詩人又說在《水滸傳》中鄆哥激武大郎去捉潘金蓮的奸，就嘲他是鴨子，「猶之我們現在罵人烏龜。」
戴望舒把廣東俗語看作一門學問來研究，碰到文字欠「端莊」的部份，沒有考慮到「兒童不宜」這種風化問題，一本依書直說的精神慷慨道來。譬如說〈亞君買水〉這回事。他先用兩百餘字介紹廣東人辦喪事「買水」這習俗，然後步入正題：「亞君去買水，不是替家裏那兩條『老坑』去買，而是買給他的『老婆大人』的。」老婆大人在亞君眼中貌若天仙，話說兩人婚後恩恩愛愛生活在一起如膠如漆，只可惜好景不常，嬌妻不知何故竟生起病了。亞君請了好幾個「黃綠醫生」給她診治，誰料回天乏術，嬌妻最後一命嗚呼。
亞君日夕捶胸頓足，以眼淚洗臉，不在話下。「因為他垂的頭太低，差不多把頭顱倒轉，淚水就向額頭滾下，所以有『亞君買水眼淚流上額頭』這佳話。然而，亞君買水之『佳話』並不在此而在後，因為他在他的眼淚流上額頭之際，嘴裏也不覺發出一串至情的呼喚：『X得你少！X得你少！X得你少！』」
慣看「學院派」文章的讀者難免有此一問：戴詩人留港期間，即使在日常生活中廣東話足夠應用，但俗語這個題目，他寫了八十多篇，這個「上海佬」怎應付得來？按道理，詩人應該有個「老香港」做他的「解人」吧？看來有關這方面的資料也是零碎不全，我們就不知道他究竟有沒有，就像我們今天未能肯定當年他沒有被東江縱隊「搶救」是甚麼原因一樣（假定他的名字是在「搶救」的名單之內）。我們可以猜想，香港一懸掛太陽旗後，日本人是不會讓像戴望舒這麼一個有名望的人賣豆漿油條過日子的。但在日人控制下的機構討飯吃，怎逃得過「附逆」、「通敵」的罪名？戴詩人在香港淪陷時「沒有犧牲了生命來做一個例範」，但如果馬凡陀在〈香港的戰時民謠〉所說的話屬實，那麼戴詩人曾以另外一種生命在「敵後」做了不少激奮民心的工作。原來日本人佔領香港後，為了記念他們的「勝利」和傷亡戰士，不惜工本建了一座非常神氣的「忠靈塔」。被迫去當苦工的香港同胞當然心有不甘，於是當時口傳的民謠中有這麼一個調調：「忠靈塔，忠靈塔，今年造，明年拆」。此外還有咒罵甚麼「神風飛機」的：「神風，神風，隻隻升空，落水送終。」據說這類出自戴望舒的歌謠，一共有十餘首。看來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書生報國，亦僅能如此而已。
本文僅以盧瑋鑾教授大文〈災難的里程碑〉的結語作結語：「戴望舒離開了佔去他生命十分之一時間的香港，……也許他沒有留給香港人一些甚麼，香港也沒給他甚麼，他說：『那不是我的園地，我要找自己的園地。』」
「無端來作嶺南人」，詩出陳寅恪。
（蘋果日報二Ｏ一三年八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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