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願選擇夢中不識路的靈魂：蔡炎培
文：鄭政恆 人物攝影：戴毅龍 圖：tong 統籌：袁兆昌 編輯：袁兆昌
編按：著名香港詩人蔡炎培，筆耕逾半世紀，至今仍不時在各大報章雜誌撰文寫詩。詩人曾在《明報》工作多年，首本詩集《小詩三卷》正是當年採用《明報》紙餘裝訂出版，成一時佳話。曾以筆名撰「四毫子小說」，又曾寫馬經，詩中有引用馬匹名字，於是有「馬經詩人」之稱，一人多面，詩人無敵。本版訪問蔡炎培，細說從頭，並附一九七九年詩人羈魂訪問蔡炎培的精彩內容。
屈指一算，直至今時今日，五Ｏ、六Ｏ年代冒起的香港現代主義詩人，大多健在。例如馬朗和戴天遠在北美，崑南和蔡炎培一直在香港，崑蔡二人依然活躍，與年輕人打成一片，不分彼此，我輩總是無大無細，但以「崑爺」「蔡爺」稱呼，以表敬意。蔡炎培早在五Ｏ年代開始寫詩，六十多年不輟，據說靈感高漲時，幾乎一日一詩。如果要概括地談蔡炎培的詩，我會說，他最大的貢獻在於語言的實驗，古典的、白話的、粵語的、民間的、知識分子的語言，在他手中融會貫通，別創一格。蔡炎培以情詩表白心事，以時事詩諷刺世情，他的詩是個人的，也是社會性的，感情澎湃張揚，又總在個人風格之中，詩的內容及語言時雅時俗，甚至又雅又俗。蔡炎培一方面仰慕屈原、李商隱，也對何其芳和吳興華十分推崇，一些文人避忌的粗口和歇後語，他一樣手到拿來，據為己用，如是才可以走出自己的路。蔡炎培說：「讀書破萬卷，重點在一個『破』字，有破才能有立，自成一家。我的啟蒙之書是何其芳的《預言》，很喜歡《古城》一詩，裏面就有一句『長城像一大隊奔馬╱正當舉頸怒號時變成石頭了。』」蔡炎培早在一九五三年以筆名杜紅發表的《我為我們這一代歌唱》，以至整個五Ｏ年代的詩作，其實多少都帶有何其芳《預言》的影響烙印。
另一位詩人吳興華，蔡炎培號為「興華師」，早在《人人文學》雜誌已讀到他的作品，一九四九年後，吳興華選擇留在中國大陸，他的好朋友宋淇身在香港，宋淇將吳興華的作品，用梁文星筆名發稿到香港和台灣的文藝刊物如《人人文學》和《文學雜誌》，引起頗大的影響。蔡炎培深受震撼，在詩集《真假詩鈔》（2006）的後記，蔡炎培就敬錄吳興華的《彈琵琶的婦人》代為後記。《雅歌可能漏掉的一章》（2014）的代後記為原刊《明報月刊》的《夢中作——寄興華師》，寫到「他們來到之前╱我已做妥這件事╱烹一壺茶╱沏好院子裏的落花╱滿心等待╱一場雪╱白了人間╱╱還給我們結繩的青青髮╱在水成月╱在雲近山╱而在姑蘇陷落後╱有人以鞋為舟╱過一種普普通通的生活╱或許同樣的夜晚╱沏一壺茶╱烹好了雪╱不理落花的喧嘩。」詩中想像文化大革命的到來，詩人靜心過日子，但求過普通、適意的生活，恰恰呼應吳興華致宋淇的一封信，略改王安石的《鳳凰山》，以表心志：「願為武陵輕薄兒，生當開元天寶時，鬥雞走狗過一生，天地興亡兩不知。」
報紙紙餘出詩集
蔡炎培推崇吳興華，他說：「吳興華是現代漢詩的奠基者，尤其是在詩體方面的貢獻甚大，他的天分殊高，節奏獨特，歌謠體、史賓莎體、十四行體都運用自如。」蔡炎培對這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害遇難的天才詩人念念不忘，我也急不及待告知：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在年初推出了五卷本《吳興華全集》，比二ＯＯ五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兩卷本《吳興華詩文集》，增補了多篇詩文。
當然，蔡炎培的詩確是難懂，早在半個世紀前的一九六七年，他在《當代文藝》發表的《曉鏡——寄商隱》，就引發了「密碼詩」論戰。直至今天，難懂之議，也時有所聞。蔡炎培說：「無他，我的前半生，核心意象就是頭髮，女人是我創作的動力泉源。八Ｏ年代中開始，我已從『書被催成墨未濃』（李商隱無題詩句）的氛圍走出來，走向平白如話，但求多一個可能。文學就是貴乎可能。」
蔡炎培的第一本詩集是《小詩三卷》（1978），當時蔡炎培在《明報》工作，大老闆金庸先生物盡其用，將印刷《明報》的紙頭紙尾，轉交明窗出版社改為印書。話雖如此，《小詩三卷》有談錫永的序言、國畫三幅，以及好友蔡浩泉的木刻版畫，其實裝幀也算得體。當時蔡炎培負責副刊，本想出版欄目「一笑會」的文章，但想想還是出詩集。
到八Ｏ年代，台灣出版人沈登恩為蔡炎培出版第二本詩集《變種的紅豆》（1984），詩作分為八輯，更有金庸的封面題字。書出版後，台灣詩刊的約稿不少，可是蔡炎培忙於《明報》的工作，應接不暇，也無力理會了。
蔡炎培的《藍田日暖》（1992）是詩作精選集，研究者相當重視這本書，因為此書如蔡炎培所說是一部「編年史」，由五Ｏ年代到九Ｏ年代的作品按年排列，最後以早年的傑作《彌撒》壓陣，這首詩僅四句，關涉蔡炎培文學生命的第一個要人海倫（王敬羲的四妹），真光畢業後赴廣州考大學：「還下着離離的細雨／又是聖嘉勒近夜的晚鐘／為誰燃點了一根銀燭？／你輕輕地掩門，走了」。
至於蔡炎培自己十分看重的《中國時間》（1996），是出版於九七回歸前的第四本詩集，當時蔡炎培已離開工作多年的《明報》。蔡炎培說：「《中國時間》是我的代表作，用《清明上河圖》的方法寫出來。」《中國時間》的二十首詩作既可分開來讀，但可以視為一首整體的長篇詩作。
進入二十一世紀，蔡炎培不停出詩集，先有獲得第八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推薦獎《十項全能》（2004），新舊作品合成一冊，繼而是《真假詩鈔》。蔡炎培近十年來更一口氣出版了《水調歌頭》（2009）、《代寫情書》（2010）、《小說．隨筆．詩》（2011）、《離鳩譜》（2011）、《無語錄》（2012）、《從零到零》（2013）、《雅歌可能漏掉的一章》（2014）、《明報歲月》（2015）、《偶有佳作》（2017），成績相當可觀。
我們的話題圍繞着《中國時間》一書，欲罷不能，索性將二十首詩由頭到尾讀一次。
《中國時間》以《歲次乙亥》和《一九三五》兩首開卷，乙亥是一九三五年，也就是蔡炎培出生的年份，《歲次乙亥》由中華民族的圖騰、演化、歷史、神話說起，格局甚大，面對一個世世代代分開了的分裂的國度，詩人說「待我拾起千秋淚眼才說」，《一九三五》是關於當年的天災和異兆。《白楊》以「宋積詩╱民族血」之句帶出文學的意義。
《尋找馬克思──安源之路》和《尋找馬克思之二——酆都在望》都寫毛澤東，前者的地名是指毛澤東領導的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更引述毛主席《沁園春．長沙》的名句：「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安源之路》是說毛澤東的崛起，《酆都在望》卻是說毛主席的末路，想像毛澤東往冥界鬼城。
之後《中國時間》的作品多說人或說事，建構情景和人物形象，《石舫》寫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風陵渡》寫彭德懷，《六君子》寫戊戌維新，又下接左聯五烈士，《風聲》寫孫中山先生，但也寫洪門的筷式杯碗陣，《會戰》寫外省老兵因為命運而與黃埔同期的兄弟在國共內戰戰場上相對，《將星沉》寫不敵解放軍而自殺的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黃百韜將軍，相當悲愴，《又見春回》寫共產黨勝利以及開國大典，蔡炎培說：「開國大典時天安門城樓掛上的大紅燈籠，在一九九五以高價拍賣，成交價達千多萬，又見春回正是指經濟大潮。」但唯獨詩人記取開國英雄。
《中國時間》中的名作《弔文》，今年由香港大學音樂系的陳慶恩教授譜成合唱作品。《弔文》明顯是寫辛亥革命，鍾國強在《哭過一夜的孩子不是江──讀蔡炎培〈弔文〉》（收於文集《記憶有樹》）裏以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與蔡炎培的《弔文》並讀，分析與見解都精彩。然而蔡炎培說《弔文》「表面上是首悼詩，骨子裏卻是情詩」。他說心愛的人見不得，就在詩中見，詩中的江是某女子的姓氏，髮的意象也在詩中出現。詩是情詩，以民族歷史的角度看也當然可以。
《歸來》寫韓戰結束，詩人以悲憫情懷書寫。《七星燈》是《中國時間》中的另一名作，詩作寫文革，但男女之情的筆觸也俯拾皆是，愛與死、女人與家國好像叠影了。《小詩半首：King is not a subject.——邱吉爾》中的主席當然是毛主席，詩中寫毛岸英在抗美援朝的戰事中陣亡後，毛主席的說話、思緒和乾了的淚水。《清明：一九七六》寫周恩來，蔡炎培對周總理讚美有加，他說：「詩中的九時五十七分就是中國時間，也是周恩來去世的時間。」
《秋思》寫同一年毛澤東之死，《石河子一夜》寫艾青，石河子位於新疆，是反右運動後艾青流放之地，因此詩中寫道「有流放即有文學史」，而詩末「雪落在中國的原野」似是引自艾青名詩《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蔡炎培卻說《雪落在中國的原野上》是馬朗發表在《文藝新潮》上一篇小說的題目。最後壓卷的《一江風》意在祝福中國的大地與人民，詩中提到景頗族，以及不同習俗和風光，是來自張錚與孫華聯合導演的紀錄片《雲南奇趣錄》。
蔡炎培六Ｏ年代的詩作
不妨借用嚴羽《滄浪詩話》的一段話：「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迹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讀蔡炎培的詩，確不可窮其道理，正因無可掌握，但求見詩人的真性情，以及點通詩作的趣妙處。
《藍田日暖》、《水調歌頭》和《雅歌可能漏掉的一章》是蔡炎培的詩作精選集，不同時期的作品兼有。蔡炎培的詩，有許多奇句，而且多在結尾。
《老K》是現代主義城市詩，寫電車稽查員的所見所想。一九五八年，蔡炎培考入台灣台中的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教育學系，卻因戀愛問題失意回港，到一九六Ｏ年，蔡炎培考入九巴作「鋸王」（即守閘員），詩中當然少不了市井的語氣（「吃飯緊張過做官」），歇後語般的句子（「一個有巢氏的後裔」，指髮髻如鳥巢的女人），也有俗話且一語雙關的曲筆，除了百姓的平視眼光，蔡炎培也用充滿現代感的詩行，站在更高之處看城市的日和夜、世界的常與變——「把風交給海把領巾交給風╱而當海之淨火╱猝然展開一個燈紅酒綠的世界╱世界在一個沉舟的手勢之中╱那時你可看見我和我的車獃在那裏」。
蔡炎培聽從生命中第三個女子許氏的勸告，在一九六一年回中興大學讀書，這一年他寫了存在主義式的作品《賭之為博》，翌年刊於劉以鬯主編的《香港時報．淺水灣》，他也在回台復學前寫了《廊椅的少年》給少年好友王無邪。
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五年，蔡炎培在台灣，恰恰是六Ｏ年代《創世紀》與超現實主義的高峰時期，蔡炎培跟瘂弦熟稔，六Ｏ年代中，蔡炎培的詩作刊於《創世紀》、《中國學生周報》、《大學生活》和《海光文藝》，在一九六三年，他也將詩作《樹》從台灣寄到香港的崑南手上，刊於現代文學美術協會的刊物《好望角》。
當時蔡炎培人在台中，他回憶道：「面對感情與現實的兩重壓力，站在瘋狂的邊緣，幸有吳興華譯介過的黎爾克（通譯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醫好了自己的心病，立刻在大雨中的中興大學操場狂奔，突破了心理關口，隨後寫了《致左手》和《冥蝶》兩首詩。」
小說．隨筆．詩
感情問題以外，還有現實的生活問題，《運通大押》刊於香港的《海光文藝》，卻是蔡炎培在一九六五年寫於台中。他回想當時家道中落，只能到當舖押詩，幸好之後不單找到家庭教師的工作，更因《自由青年》徵文比賽得小說組第三名，獎金甚豐，有旅費北上探望朋友然後回來香港。
《青簡》是蔡炎培六Ｏ年代時的力作，曾刊於《大學生活》。《青簡》是美麗的情詩，古典的意象加上五四以來新詩的語言風格，收結的「每扇門窗都隨着影子擴大了╱我把你的世界擎在掌心」更是上佳的句子，影子是虛的，可以象徵過去的幻影；門窗是實的，外在的世界與景物因心中的情感而變化，最終收歸於自己——不過，蔡炎培絕不濫調，如果是：「你的世界常在我心」，就寫壞了；他寫：「你的世界擎在掌心」，就具體而新鮮，且言有盡而意無窮。蔡炎培說：「《青簡》固然是情詩，但也是為召喚中華民族之魂而作，詩中也有憂時憂國的心迹。」
最後我們談到兩首六Ｏ年代末的詩作。《纜車徑》用了口語開頭，再有老香港的海陸交通工具描述，收結的「再上一級╱許是當年」是奇句，空間的距離一下子竟變成時間的距離。
《事件》曾刊於《盤古》，詩中明明是他輸了，但是「我被選為首席華人代表╱派去推開那道門╱發現一個很資本主義的口」，奇就奇在尾句，改變了詞性，整個行動形象化，但也很超現實。蔡炎培說：「《事件》的創作，是因為生命中第三個女子結婚，消息刊登在報紙上，想不到這首詩突顯了香港重商資本主義的本質。」
到一九六九年，蔡炎培與小說作家朱珺結婚，由胡菊人和戴天主婚，當晚到場者還有蔡浩泉，蔡炎培在當年寫了《受傷的婦人》和《初夜》，人生打開了另一頁。
從《小說．隨筆．詩》一冊可見，蔡炎培除了是出色詩人，也擅寫小說與隨筆。由《日落的玫瑰》（1966）與《風孃》（1966），到《蔡炎培情史》（1986）、《結髮集》（1987）和《上下卷》（2006），蔡炎培的小說在浪漫的情節中，見現代的心理描寫，總具有真情實感，一方面好像郁達夫和早年的歌德般自剖感情，另一方面又靈活地運用詩化語言展露內在的心理意識。而他的隨筆信筆而寫，簡明直接，文壇掌故都寫得幽默風趣，評論也觀點明晰。
蔡炎培的近年詩作中，我個人十分欣賞為詩集點題的《離鳩譜》，《離鳩譜》一組三首，首首動情且動人，起首的《死亡冊上》，先說母親年老失憶離去，最後卻道「戰爭的陰影並沒有過去」，人間苦難還是放不下。中間的《山中傳奇》，末段如下：「山中七日╱我已買棹歸來╱老母親死去了千年╱芙蓉如面╱柳如眉下一具白皚皚的骷髏」。老母親終歸一死，但歸來遊子心中，卻是芙蓉如面柳如眉，歷久還新。最後的《大河源》，以自然景物一路襯托，又化情入景，從生至滅，由六月頭一天寫到「早春來了╱白頭鷹展翅，高枝上有兩隻雛嬰」，由死至生，總結整首組詩，《離鳩譜》組詩堪為蔡炎培晚近的大氣之作。
蔡炎培談到以詩論詩之作《焦點問題》，再一次提出「一首能讀的詩每每是心靈的探險」，「言之未必有物；有物未必言之」，詩就是徘徊於晦澀與明朗、簡接與直接兩條路之間。《〈曉鏡——寄商隱〉小識》中他回望「密碼詩」論戰，也說道：「現代漢詩的『晦澀』與『明朗』，一直爭辯了幾十年。依我看來，這與詩的『間接』與『直接』最有關。而詩，『間接』的作品居多就是。」
所謂「密碼詩」論戰，是因為蔡炎培以筆名林筑，在一九六七年徐速主編的《當代文藝》發表了《曉鏡——寄商隱》一詩，未料兩年後宋逸民在《萬人雜誌》發表《「密碼派」詩文今昔觀》說密碼詩「打翻鉛字架」，徐速以《為「密碼」辨誣——並泛論現代詩的特性及前途》反擊，另附林筑的《曉鏡的創作動機》，於是萬人傑在《星島晚報》發文，也在《萬人雜誌》發表宋逸民、賣油郎、方光的文章還擊。
培正詩派和《明報》歲月
半世紀過去，如今看來，蔡炎培的詩晦澀，是因為他間接地寫，但總能夠令人驚奇、妙悟或有所感，他的詩讓我們看到語言實驗後所提純的個人風格，也看到詩如何迂迴地達到比直接更直接的效果。
最後，我們談到培正和《明報》。
蔡炎培和我是培正中學的師兄弟，他告訴我培正詩派的詩人名單：梁宗岱、夏侯無忌、蔡炎培、馬覺、淮遠、陳智德（陳滅）、鄭政恆。我想如果可以編輯出版一本詩集，收錄七人詩作，意義應該相當重大。
蔡炎培又說：「我從台灣回到香港，一時未有穩定的工作，由於老朋友蔡浩泉約稿，暫且以寫四毫子小說為生。」如今看來，《日落的玫瑰》與劉以鬯的《酒徒》、崑南的《地的門》、西西的《東城故事》，正是香港現代主義小說的四部重要作品。
直到一九六六年六月，蔡炎培入《明報》擔任助理編輯，有一份穩定的工作，但也十分忙碌，人工也相當微薄，兩個小孩出生又令他百上加斤，於是兼校初版的金庸作品集，又為簡氏兄弟的馬評錄音作抄寫。
走筆已近尾聲，如何為這篇文章作結呢？容許我抄錄蔡炎培老友戴天的專欄文章《璽璽和炎培》，也許這就是詩人最真確的寫照吧。「炎培在現實社會，歷盡滄桑！如果是一般人，很可能會世故起來，甚至使些小手法。炎培卻嘗試過而不成，使用過而不高明，證明他在生活的各種挑戰下，雖想適應而終因壓抑不住詩情，寧願選擇夢中不識路的靈魂。」
（部分書影圖片來自「香港文化資料庫」，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羚羊掛角，無迹可求）
（《明報》二Ｏ一七年十月八日）
怎耐一個詩爺了得
文．許迪鏘
在香港的文學圈中，大家以「爺」相稱的，一時想到的只有兩位，一是「崑爺」崑南，另一位自然是「蔡爺」蔡炎培。
在姓名後帶一個爺字，當然要有一定年紀，更重要的是有一定地位。所以周星馳人稱星爺，對較他年長的拍檔吳孟達，稱達仔。但有年紀有地位未必一定稱爺，香港文壇一代宗師、比崑爺和蔡爺年長的劉以鬯先生，沒有人叫他鬯爺。中文用字就是有這點竅妙，能夠稱爺的，年齡地位之外，還要有一種特立獨／異行的個性，有我行我素的灑脫磊落，總之站出來就讓人覺得與流俗不同。此也所以爺之稱號，是人給的，不能自封，在粵語中，「你阿爺我」只出自魯莽自大（其實源於自卑）不識好夕的人之口，會給人（背後）嘲笑的。
蔡爺的詩，自是別具一格，廣東話、粗話入詩，他早開先河，連詩集名稱也因帶（疑似）「粗字」而（懷疑）被官方拒絕資助。他不介意別人叫他「馬經詩人」，他寫馬經，據說寫得像詩一樣。他寫詩，倒不像在寫馬經，但有人詬病他寫詩評像寫馬評，雖然，這種玩世不恭，其來有自。他為人愛玩，不知是否有旁人湊興，近年介紹他時，簡介中有「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一項，他也不置可否，其實從事文學創作的，任誰都可以是諾貝爾文學獎「等候被提名人」，被提名不是太值得大書一筆吧。
蔡爺以詩鳴，自然也以蔡詩人之名自豪。而詩酒不分家，蔡爺自然也愛喝酒。蔡爺喝酒有他獨特的風格，他逢飲必醉，千杯醉；大部分時間是一杯亦醉，醉了就唸詩，說前塵往事，繼之以哭。在詩人中，應以他感情最豐富，尤其一進入詩，即近乎忘我。我曾怕他借醉而有什麼驚人舉措，始終就只是一詩二鬧三哭而已，他其實是清醒的，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畫家黃仁逵談到蔡爺曾說：「一個踎在投注站的男人好難聯想到詩人。」蔡爺之為爺，倒正在於此。他和我另一位同樣姓蔡人稱蔡頭的已故畫家朋友都愛賭馬，我們也難以聯想到口袋插馬經多於畫筆的男人是個畫家吧。從蔡爺和蔡頭身上，也許可以看到香港文學和藝術的某種特質：作品展現強烈的個人性格（不止於風格，強烈的風格不一定蘊涵個人性格），不拘成規，在地，不避俚俗（蔡頭曾以金銀衣紙作畫紙）。不認命（做人與藝術與其他），所謂「香港精神」，於此可見一斑。
（《明報》二Ｏ一七年十月八日）
《詩風》專訪
編按：一九七九年，在《中國時間》尚未出版的年代，蔡炎培接受《詩風》創辦人羈魂訪問，談創作，談詩觀。三十多年，純真不變。
羈：怎樣引發你對詩的興趣呢？
蔡：相信是由於我那不識字的祖母吧！大約在小學三年級時，日軍佔領香港，祖母隨口作了一首歌謠，訴說香港的淪陷；她一面唱，我一面抄錄，可惜現在記不起來了。有時，她更打一些謎語給我猜，是她在鄉間聽回來的，很通俗也很有趣。到了四年級時，又讀了一些古文、唐詩，開始對古典文學產生興趣——說起來，「古典」和「民間」兩方面對我影響較大！
羈：除了這兩方面，觸發你寫詩的，還有什麼？
蔡：生命。我有一個伯婆，無子，家人自小把我過繼給她；記得那年她在鄉間病逝，我趕回去奔喪，只見她緊握一手，似有所待，更有蒼蠅在她面上飛舞。登時，很感「悲涼」。
羈：你真正接觸「詩」、激發寫詩的念頭，又在哪時呢？
蔡：大約在一九五二年間，我在力匡和夏侯無忌主編的《人人文學》中，讀到「梁文星」（《詩風》編按：即「吳興華」）的詩，十分喜歡。從那時開始，三十年代的詩人，如何其芳等，已不能滿足我了。
羈：那麼，你什麼時候才正式寫詩，並發表詩作？
蔡：約在一九五四年左右。那時《星島日報》學生園地版文風很盛。王敬羲、崑南、王無邪、葉維廉、西西（藍子）、黃俊東、盧因、區惠本、扎克、逸雲等，都有投稿；我當然也不例外。不過，筆名卻有多個：詩用「杜紅」，散文用「夢美」，小說則用「P.S.」。
羈：你對自己的詩作，又有何看法？
蔡：我的詩是為一個靈魂而完成的。我詩中的「髮」，就是一個「圖騰」。《小詩三卷》出版後，我希望寫出《中國時間》；這需要忍耐；不知道我能否忍耐下去。
羈：從事了詩創作二十多年，你在風格、題材等方面，有沒有改變過呢？
蔡：求變當然有。但「基調」卻始終如一，就正如一條弦發出不同的音響。事實上，《中國時間》纏得我好苦，三年來，一直意識着非寫不可……
羈：剛才你提到「意識着非寫不可」，是否就如一些詩評人說的以「知性」寫詩，而從前則用「感性」？
蔡：我不同意把詩分為「知性」、「感性」！詩其實都是「浪漫」的，只有「顯性」、「隱性」之分。我倒同意談錫永的分類，詩只有兩種：「感人的」和「動人的」；他把戴天的詩歸入後者，把我的列人前者，也許這會較明確地把握我的詩風。
（節選自《詩風》專訪蔡炎培，一九七九年二月）
（《明報》二Ｏ一七年十月八日）
蔡炎培
一九三五年生於廣州，二戰前移居香港。一九六五年畢業台灣中興大學農學院。一九六六年進《明報》編輯部，一九九四年離休。筆名杜紅、P.S.、葉影予、易象、陸醜、李孝桐等。歷任青年文學獎、中文文學創作獎、中文文學雙年獎、《詩網絡》詩作獎全國公開組詩組評審。詩集有《小詩三卷》、《變種的紅豆》、《藍田日暖》、《中國時間》、《十項全能》、《真假詩鈔》、《水調歌頭》、《代筆情書》、《離鳩譜》、《小說．隨筆．詩》、《無語錄》。小說文集《結髮集》、《上下卷》（與朱珺合著）、《日落的玫瑰》；一九九三年，英國劍僑傳記文學中心第十屆名人；二ＯＯ五年，北京民協授予中華優秀文藝家紅木獎；二ＯＯ七年，北京教協授予「人民作家」金質獎章；二ＯＯ八年，北京文學評審中心授予終身成就獎。
（《明報》二Ｏ一七年十月八日）
文：鄭政恆 人物攝影：戴毅龍 圖：tong 統籌：袁兆昌 編輯：袁兆昌
編按：著名香港詩人蔡炎培，筆耕逾半世紀，至今仍不時在各大報章雜誌撰文寫詩。詩人曾在《明報》工作多年，首本詩集《小詩三卷》正是當年採用《明報》紙餘裝訂出版，成一時佳話。曾以筆名撰「四毫子小說」，又曾寫馬經，詩中有引用馬匹名字，於是有「馬經詩人」之稱，一人多面，詩人無敵。本版訪問蔡炎培，細說從頭，並附一九七九年詩人羈魂訪問蔡炎培的精彩內容。
屈指一算，直至今時今日，五Ｏ、六Ｏ年代冒起的香港現代主義詩人，大多健在。例如馬朗和戴天遠在北美，崑南和蔡炎培一直在香港，崑蔡二人依然活躍，與年輕人打成一片，不分彼此，我輩總是無大無細，但以「崑爺」「蔡爺」稱呼，以表敬意。蔡炎培早在五Ｏ年代開始寫詩，六十多年不輟，據說靈感高漲時，幾乎一日一詩。如果要概括地談蔡炎培的詩，我會說，他最大的貢獻在於語言的實驗，古典的、白話的、粵語的、民間的、知識分子的語言，在他手中融會貫通，別創一格。蔡炎培以情詩表白心事，以時事詩諷刺世情，他的詩是個人的，也是社會性的，感情澎湃張揚，又總在個人風格之中，詩的內容及語言時雅時俗，甚至又雅又俗。蔡炎培一方面仰慕屈原、李商隱，也對何其芳和吳興華十分推崇，一些文人避忌的粗口和歇後語，他一樣手到拿來，據為己用，如是才可以走出自己的路。蔡炎培說：「讀書破萬卷，重點在一個『破』字，有破才能有立，自成一家。我的啟蒙之書是何其芳的《預言》，很喜歡《古城》一詩，裏面就有一句『長城像一大隊奔馬╱正當舉頸怒號時變成石頭了。』」蔡炎培早在一九五三年以筆名杜紅發表的《我為我們這一代歌唱》，以至整個五Ｏ年代的詩作，其實多少都帶有何其芳《預言》的影響烙印。
另一位詩人吳興華，蔡炎培號為「興華師」，早在《人人文學》雜誌已讀到他的作品，一九四九年後，吳興華選擇留在中國大陸，他的好朋友宋淇身在香港，宋淇將吳興華的作品，用梁文星筆名發稿到香港和台灣的文藝刊物如《人人文學》和《文學雜誌》，引起頗大的影響。蔡炎培深受震撼，在詩集《真假詩鈔》（2006）的後記，蔡炎培就敬錄吳興華的《彈琵琶的婦人》代為後記。《雅歌可能漏掉的一章》（2014）的代後記為原刊《明報月刊》的《夢中作——寄興華師》，寫到「他們來到之前╱我已做妥這件事╱烹一壺茶╱沏好院子裏的落花╱滿心等待╱一場雪╱白了人間╱╱還給我們結繩的青青髮╱在水成月╱在雲近山╱而在姑蘇陷落後╱有人以鞋為舟╱過一種普普通通的生活╱或許同樣的夜晚╱沏一壺茶╱烹好了雪╱不理落花的喧嘩。」詩中想像文化大革命的到來，詩人靜心過日子，但求過普通、適意的生活，恰恰呼應吳興華致宋淇的一封信，略改王安石的《鳳凰山》，以表心志：「願為武陵輕薄兒，生當開元天寶時，鬥雞走狗過一生，天地興亡兩不知。」
報紙紙餘出詩集
蔡炎培推崇吳興華，他說：「吳興華是現代漢詩的奠基者，尤其是在詩體方面的貢獻甚大，他的天分殊高，節奏獨特，歌謠體、史賓莎體、十四行體都運用自如。」蔡炎培對這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害遇難的天才詩人念念不忘，我也急不及待告知：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在年初推出了五卷本《吳興華全集》，比二ＯＯ五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兩卷本《吳興華詩文集》，增補了多篇詩文。
當然，蔡炎培的詩確是難懂，早在半個世紀前的一九六七年，他在《當代文藝》發表的《曉鏡——寄商隱》，就引發了「密碼詩」論戰。直至今天，難懂之議，也時有所聞。蔡炎培說：「無他，我的前半生，核心意象就是頭髮，女人是我創作的動力泉源。八Ｏ年代中開始，我已從『書被催成墨未濃』（李商隱無題詩句）的氛圍走出來，走向平白如話，但求多一個可能。文學就是貴乎可能。」
蔡炎培的第一本詩集是《小詩三卷》（1978），當時蔡炎培在《明報》工作，大老闆金庸先生物盡其用，將印刷《明報》的紙頭紙尾，轉交明窗出版社改為印書。話雖如此，《小詩三卷》有談錫永的序言、國畫三幅，以及好友蔡浩泉的木刻版畫，其實裝幀也算得體。當時蔡炎培負責副刊，本想出版欄目「一笑會」的文章，但想想還是出詩集。
到八Ｏ年代，台灣出版人沈登恩為蔡炎培出版第二本詩集《變種的紅豆》（1984），詩作分為八輯，更有金庸的封面題字。書出版後，台灣詩刊的約稿不少，可是蔡炎培忙於《明報》的工作，應接不暇，也無力理會了。
蔡炎培的《藍田日暖》（1992）是詩作精選集，研究者相當重視這本書，因為此書如蔡炎培所說是一部「編年史」，由五Ｏ年代到九Ｏ年代的作品按年排列，最後以早年的傑作《彌撒》壓陣，這首詩僅四句，關涉蔡炎培文學生命的第一個要人海倫（王敬羲的四妹），真光畢業後赴廣州考大學：「還下着離離的細雨／又是聖嘉勒近夜的晚鐘／為誰燃點了一根銀燭？／你輕輕地掩門，走了」。
至於蔡炎培自己十分看重的《中國時間》（1996），是出版於九七回歸前的第四本詩集，當時蔡炎培已離開工作多年的《明報》。蔡炎培說：「《中國時間》是我的代表作，用《清明上河圖》的方法寫出來。」《中國時間》的二十首詩作既可分開來讀，但可以視為一首整體的長篇詩作。
進入二十一世紀，蔡炎培不停出詩集，先有獲得第八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推薦獎《十項全能》（2004），新舊作品合成一冊，繼而是《真假詩鈔》。蔡炎培近十年來更一口氣出版了《水調歌頭》（2009）、《代寫情書》（2010）、《小說．隨筆．詩》（2011）、《離鳩譜》（2011）、《無語錄》（2012）、《從零到零》（2013）、《雅歌可能漏掉的一章》（2014）、《明報歲月》（2015）、《偶有佳作》（2017），成績相當可觀。
我們的話題圍繞着《中國時間》一書，欲罷不能，索性將二十首詩由頭到尾讀一次。
《中國時間》以《歲次乙亥》和《一九三五》兩首開卷，乙亥是一九三五年，也就是蔡炎培出生的年份，《歲次乙亥》由中華民族的圖騰、演化、歷史、神話說起，格局甚大，面對一個世世代代分開了的分裂的國度，詩人說「待我拾起千秋淚眼才說」，《一九三五》是關於當年的天災和異兆。《白楊》以「宋積詩╱民族血」之句帶出文學的意義。
《尋找馬克思──安源之路》和《尋找馬克思之二——酆都在望》都寫毛澤東，前者的地名是指毛澤東領導的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更引述毛主席《沁園春．長沙》的名句：「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安源之路》是說毛澤東的崛起，《酆都在望》卻是說毛主席的末路，想像毛澤東往冥界鬼城。
之後《中國時間》的作品多說人或說事，建構情景和人物形象，《石舫》寫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風陵渡》寫彭德懷，《六君子》寫戊戌維新，又下接左聯五烈士，《風聲》寫孫中山先生，但也寫洪門的筷式杯碗陣，《會戰》寫外省老兵因為命運而與黃埔同期的兄弟在國共內戰戰場上相對，《將星沉》寫不敵解放軍而自殺的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黃百韜將軍，相當悲愴，《又見春回》寫共產黨勝利以及開國大典，蔡炎培說：「開國大典時天安門城樓掛上的大紅燈籠，在一九九五以高價拍賣，成交價達千多萬，又見春回正是指經濟大潮。」但唯獨詩人記取開國英雄。
《中國時間》中的名作《弔文》，今年由香港大學音樂系的陳慶恩教授譜成合唱作品。《弔文》明顯是寫辛亥革命，鍾國強在《哭過一夜的孩子不是江──讀蔡炎培〈弔文〉》（收於文集《記憶有樹》）裏以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與蔡炎培的《弔文》並讀，分析與見解都精彩。然而蔡炎培說《弔文》「表面上是首悼詩，骨子裏卻是情詩」。他說心愛的人見不得，就在詩中見，詩中的江是某女子的姓氏，髮的意象也在詩中出現。詩是情詩，以民族歷史的角度看也當然可以。
《歸來》寫韓戰結束，詩人以悲憫情懷書寫。《七星燈》是《中國時間》中的另一名作，詩作寫文革，但男女之情的筆觸也俯拾皆是，愛與死、女人與家國好像叠影了。《小詩半首：King is not a subject.——邱吉爾》中的主席當然是毛主席，詩中寫毛岸英在抗美援朝的戰事中陣亡後，毛主席的說話、思緒和乾了的淚水。《清明：一九七六》寫周恩來，蔡炎培對周總理讚美有加，他說：「詩中的九時五十七分就是中國時間，也是周恩來去世的時間。」
《秋思》寫同一年毛澤東之死，《石河子一夜》寫艾青，石河子位於新疆，是反右運動後艾青流放之地，因此詩中寫道「有流放即有文學史」，而詩末「雪落在中國的原野」似是引自艾青名詩《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蔡炎培卻說《雪落在中國的原野上》是馬朗發表在《文藝新潮》上一篇小說的題目。最後壓卷的《一江風》意在祝福中國的大地與人民，詩中提到景頗族，以及不同習俗和風光，是來自張錚與孫華聯合導演的紀錄片《雲南奇趣錄》。
蔡炎培六Ｏ年代的詩作
不妨借用嚴羽《滄浪詩話》的一段話：「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迹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讀蔡炎培的詩，確不可窮其道理，正因無可掌握，但求見詩人的真性情，以及點通詩作的趣妙處。
《藍田日暖》、《水調歌頭》和《雅歌可能漏掉的一章》是蔡炎培的詩作精選集，不同時期的作品兼有。蔡炎培的詩，有許多奇句，而且多在結尾。
《老K》是現代主義城市詩，寫電車稽查員的所見所想。一九五八年，蔡炎培考入台灣台中的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教育學系，卻因戀愛問題失意回港，到一九六Ｏ年，蔡炎培考入九巴作「鋸王」（即守閘員），詩中當然少不了市井的語氣（「吃飯緊張過做官」），歇後語般的句子（「一個有巢氏的後裔」，指髮髻如鳥巢的女人），也有俗話且一語雙關的曲筆，除了百姓的平視眼光，蔡炎培也用充滿現代感的詩行，站在更高之處看城市的日和夜、世界的常與變——「把風交給海把領巾交給風╱而當海之淨火╱猝然展開一個燈紅酒綠的世界╱世界在一個沉舟的手勢之中╱那時你可看見我和我的車獃在那裏」。
蔡炎培聽從生命中第三個女子許氏的勸告，在一九六一年回中興大學讀書，這一年他寫了存在主義式的作品《賭之為博》，翌年刊於劉以鬯主編的《香港時報．淺水灣》，他也在回台復學前寫了《廊椅的少年》給少年好友王無邪。
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五年，蔡炎培在台灣，恰恰是六Ｏ年代《創世紀》與超現實主義的高峰時期，蔡炎培跟瘂弦熟稔，六Ｏ年代中，蔡炎培的詩作刊於《創世紀》、《中國學生周報》、《大學生活》和《海光文藝》，在一九六三年，他也將詩作《樹》從台灣寄到香港的崑南手上，刊於現代文學美術協會的刊物《好望角》。
當時蔡炎培人在台中，他回憶道：「面對感情與現實的兩重壓力，站在瘋狂的邊緣，幸有吳興華譯介過的黎爾克（通譯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醫好了自己的心病，立刻在大雨中的中興大學操場狂奔，突破了心理關口，隨後寫了《致左手》和《冥蝶》兩首詩。」
小說．隨筆．詩
感情問題以外，還有現實的生活問題，《運通大押》刊於香港的《海光文藝》，卻是蔡炎培在一九六五年寫於台中。他回想當時家道中落，只能到當舖押詩，幸好之後不單找到家庭教師的工作，更因《自由青年》徵文比賽得小說組第三名，獎金甚豐，有旅費北上探望朋友然後回來香港。
《青簡》是蔡炎培六Ｏ年代時的力作，曾刊於《大學生活》。《青簡》是美麗的情詩，古典的意象加上五四以來新詩的語言風格，收結的「每扇門窗都隨着影子擴大了╱我把你的世界擎在掌心」更是上佳的句子，影子是虛的，可以象徵過去的幻影；門窗是實的，外在的世界與景物因心中的情感而變化，最終收歸於自己——不過，蔡炎培絕不濫調，如果是：「你的世界常在我心」，就寫壞了；他寫：「你的世界擎在掌心」，就具體而新鮮，且言有盡而意無窮。蔡炎培說：「《青簡》固然是情詩，但也是為召喚中華民族之魂而作，詩中也有憂時憂國的心迹。」
最後我們談到兩首六Ｏ年代末的詩作。《纜車徑》用了口語開頭，再有老香港的海陸交通工具描述，收結的「再上一級╱許是當年」是奇句，空間的距離一下子竟變成時間的距離。
《事件》曾刊於《盤古》，詩中明明是他輸了，但是「我被選為首席華人代表╱派去推開那道門╱發現一個很資本主義的口」，奇就奇在尾句，改變了詞性，整個行動形象化，但也很超現實。蔡炎培說：「《事件》的創作，是因為生命中第三個女子結婚，消息刊登在報紙上，想不到這首詩突顯了香港重商資本主義的本質。」
到一九六九年，蔡炎培與小說作家朱珺結婚，由胡菊人和戴天主婚，當晚到場者還有蔡浩泉，蔡炎培在當年寫了《受傷的婦人》和《初夜》，人生打開了另一頁。
從《小說．隨筆．詩》一冊可見，蔡炎培除了是出色詩人，也擅寫小說與隨筆。由《日落的玫瑰》（1966）與《風孃》（1966），到《蔡炎培情史》（1986）、《結髮集》（1987）和《上下卷》（2006），蔡炎培的小說在浪漫的情節中，見現代的心理描寫，總具有真情實感，一方面好像郁達夫和早年的歌德般自剖感情，另一方面又靈活地運用詩化語言展露內在的心理意識。而他的隨筆信筆而寫，簡明直接，文壇掌故都寫得幽默風趣，評論也觀點明晰。
蔡炎培的近年詩作中，我個人十分欣賞為詩集點題的《離鳩譜》，《離鳩譜》一組三首，首首動情且動人，起首的《死亡冊上》，先說母親年老失憶離去，最後卻道「戰爭的陰影並沒有過去」，人間苦難還是放不下。中間的《山中傳奇》，末段如下：「山中七日╱我已買棹歸來╱老母親死去了千年╱芙蓉如面╱柳如眉下一具白皚皚的骷髏」。老母親終歸一死，但歸來遊子心中，卻是芙蓉如面柳如眉，歷久還新。最後的《大河源》，以自然景物一路襯托，又化情入景，從生至滅，由六月頭一天寫到「早春來了╱白頭鷹展翅，高枝上有兩隻雛嬰」，由死至生，總結整首組詩，《離鳩譜》組詩堪為蔡炎培晚近的大氣之作。
蔡炎培談到以詩論詩之作《焦點問題》，再一次提出「一首能讀的詩每每是心靈的探險」，「言之未必有物；有物未必言之」，詩就是徘徊於晦澀與明朗、簡接與直接兩條路之間。《〈曉鏡——寄商隱〉小識》中他回望「密碼詩」論戰，也說道：「現代漢詩的『晦澀』與『明朗』，一直爭辯了幾十年。依我看來，這與詩的『間接』與『直接』最有關。而詩，『間接』的作品居多就是。」
所謂「密碼詩」論戰，是因為蔡炎培以筆名林筑，在一九六七年徐速主編的《當代文藝》發表了《曉鏡——寄商隱》一詩，未料兩年後宋逸民在《萬人雜誌》發表《「密碼派」詩文今昔觀》說密碼詩「打翻鉛字架」，徐速以《為「密碼」辨誣——並泛論現代詩的特性及前途》反擊，另附林筑的《曉鏡的創作動機》，於是萬人傑在《星島晚報》發文，也在《萬人雜誌》發表宋逸民、賣油郎、方光的文章還擊。
培正詩派和《明報》歲月
半世紀過去，如今看來，蔡炎培的詩晦澀，是因為他間接地寫，但總能夠令人驚奇、妙悟或有所感，他的詩讓我們看到語言實驗後所提純的個人風格，也看到詩如何迂迴地達到比直接更直接的效果。
最後，我們談到培正和《明報》。
蔡炎培和我是培正中學的師兄弟，他告訴我培正詩派的詩人名單：梁宗岱、夏侯無忌、蔡炎培、馬覺、淮遠、陳智德（陳滅）、鄭政恆。我想如果可以編輯出版一本詩集，收錄七人詩作，意義應該相當重大。
蔡炎培又說：「我從台灣回到香港，一時未有穩定的工作，由於老朋友蔡浩泉約稿，暫且以寫四毫子小說為生。」如今看來，《日落的玫瑰》與劉以鬯的《酒徒》、崑南的《地的門》、西西的《東城故事》，正是香港現代主義小說的四部重要作品。
直到一九六六年六月，蔡炎培入《明報》擔任助理編輯，有一份穩定的工作，但也十分忙碌，人工也相當微薄，兩個小孩出生又令他百上加斤，於是兼校初版的金庸作品集，又為簡氏兄弟的馬評錄音作抄寫。
走筆已近尾聲，如何為這篇文章作結呢？容許我抄錄蔡炎培老友戴天的專欄文章《璽璽和炎培》，也許這就是詩人最真確的寫照吧。「炎培在現實社會，歷盡滄桑！如果是一般人，很可能會世故起來，甚至使些小手法。炎培卻嘗試過而不成，使用過而不高明，證明他在生活的各種挑戰下，雖想適應而終因壓抑不住詩情，寧願選擇夢中不識路的靈魂。」
（部分書影圖片來自「香港文化資料庫」，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羚羊掛角，無迹可求）
（《明報》二Ｏ一七年十月八日）
怎耐一個詩爺了得
文．許迪鏘
在香港的文學圈中，大家以「爺」相稱的，一時想到的只有兩位，一是「崑爺」崑南，另一位自然是「蔡爺」蔡炎培。
在姓名後帶一個爺字，當然要有一定年紀，更重要的是有一定地位。所以周星馳人稱星爺，對較他年長的拍檔吳孟達，稱達仔。但有年紀有地位未必一定稱爺，香港文壇一代宗師、比崑爺和蔡爺年長的劉以鬯先生，沒有人叫他鬯爺。中文用字就是有這點竅妙，能夠稱爺的，年齡地位之外，還要有一種特立獨／異行的個性，有我行我素的灑脫磊落，總之站出來就讓人覺得與流俗不同。此也所以爺之稱號，是人給的，不能自封，在粵語中，「你阿爺我」只出自魯莽自大（其實源於自卑）不識好夕的人之口，會給人（背後）嘲笑的。
蔡爺的詩，自是別具一格，廣東話、粗話入詩，他早開先河，連詩集名稱也因帶（疑似）「粗字」而（懷疑）被官方拒絕資助。他不介意別人叫他「馬經詩人」，他寫馬經，據說寫得像詩一樣。他寫詩，倒不像在寫馬經，但有人詬病他寫詩評像寫馬評，雖然，這種玩世不恭，其來有自。他為人愛玩，不知是否有旁人湊興，近年介紹他時，簡介中有「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一項，他也不置可否，其實從事文學創作的，任誰都可以是諾貝爾文學獎「等候被提名人」，被提名不是太值得大書一筆吧。
蔡爺以詩鳴，自然也以蔡詩人之名自豪。而詩酒不分家，蔡爺自然也愛喝酒。蔡爺喝酒有他獨特的風格，他逢飲必醉，千杯醉；大部分時間是一杯亦醉，醉了就唸詩，說前塵往事，繼之以哭。在詩人中，應以他感情最豐富，尤其一進入詩，即近乎忘我。我曾怕他借醉而有什麼驚人舉措，始終就只是一詩二鬧三哭而已，他其實是清醒的，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畫家黃仁逵談到蔡爺曾說：「一個踎在投注站的男人好難聯想到詩人。」蔡爺之為爺，倒正在於此。他和我另一位同樣姓蔡人稱蔡頭的已故畫家朋友都愛賭馬，我們也難以聯想到口袋插馬經多於畫筆的男人是個畫家吧。從蔡爺和蔡頭身上，也許可以看到香港文學和藝術的某種特質：作品展現強烈的個人性格（不止於風格，強烈的風格不一定蘊涵個人性格），不拘成規，在地，不避俚俗（蔡頭曾以金銀衣紙作畫紙）。不認命（做人與藝術與其他），所謂「香港精神」，於此可見一斑。
（《明報》二Ｏ一七年十月八日）
《詩風》專訪
編按：一九七九年，在《中國時間》尚未出版的年代，蔡炎培接受《詩風》創辦人羈魂訪問，談創作，談詩觀。三十多年，純真不變。
羈：怎樣引發你對詩的興趣呢？
蔡：相信是由於我那不識字的祖母吧！大約在小學三年級時，日軍佔領香港，祖母隨口作了一首歌謠，訴說香港的淪陷；她一面唱，我一面抄錄，可惜現在記不起來了。有時，她更打一些謎語給我猜，是她在鄉間聽回來的，很通俗也很有趣。到了四年級時，又讀了一些古文、唐詩，開始對古典文學產生興趣——說起來，「古典」和「民間」兩方面對我影響較大！
羈：除了這兩方面，觸發你寫詩的，還有什麼？
蔡：生命。我有一個伯婆，無子，家人自小把我過繼給她；記得那年她在鄉間病逝，我趕回去奔喪，只見她緊握一手，似有所待，更有蒼蠅在她面上飛舞。登時，很感「悲涼」。
羈：你真正接觸「詩」、激發寫詩的念頭，又在哪時呢？
蔡：大約在一九五二年間，我在力匡和夏侯無忌主編的《人人文學》中，讀到「梁文星」（《詩風》編按：即「吳興華」）的詩，十分喜歡。從那時開始，三十年代的詩人，如何其芳等，已不能滿足我了。
羈：那麼，你什麼時候才正式寫詩，並發表詩作？
蔡：約在一九五四年左右。那時《星島日報》學生園地版文風很盛。王敬羲、崑南、王無邪、葉維廉、西西（藍子）、黃俊東、盧因、區惠本、扎克、逸雲等，都有投稿；我當然也不例外。不過，筆名卻有多個：詩用「杜紅」，散文用「夢美」，小說則用「P.S.」。
羈：你對自己的詩作，又有何看法？
蔡：我的詩是為一個靈魂而完成的。我詩中的「髮」，就是一個「圖騰」。《小詩三卷》出版後，我希望寫出《中國時間》；這需要忍耐；不知道我能否忍耐下去。
羈：從事了詩創作二十多年，你在風格、題材等方面，有沒有改變過呢？
蔡：求變當然有。但「基調」卻始終如一，就正如一條弦發出不同的音響。事實上，《中國時間》纏得我好苦，三年來，一直意識着非寫不可……
羈：剛才你提到「意識着非寫不可」，是否就如一些詩評人說的以「知性」寫詩，而從前則用「感性」？
蔡：我不同意把詩分為「知性」、「感性」！詩其實都是「浪漫」的，只有「顯性」、「隱性」之分。我倒同意談錫永的分類，詩只有兩種：「感人的」和「動人的」；他把戴天的詩歸入後者，把我的列人前者，也許這會較明確地把握我的詩風。
（節選自《詩風》專訪蔡炎培，一九七九年二月）
（《明報》二Ｏ一七年十月八日）
蔡炎培
一九三五年生於廣州，二戰前移居香港。一九六五年畢業台灣中興大學農學院。一九六六年進《明報》編輯部，一九九四年離休。筆名杜紅、P.S.、葉影予、易象、陸醜、李孝桐等。歷任青年文學獎、中文文學創作獎、中文文學雙年獎、《詩網絡》詩作獎全國公開組詩組評審。詩集有《小詩三卷》、《變種的紅豆》、《藍田日暖》、《中國時間》、《十項全能》、《真假詩鈔》、《水調歌頭》、《代筆情書》、《離鳩譜》、《小說．隨筆．詩》、《無語錄》。小說文集《結髮集》、《上下卷》（與朱珺合著）、《日落的玫瑰》；一九九三年，英國劍僑傳記文學中心第十屆名人；二ＯＯ五年，北京民協授予中華優秀文藝家紅木獎；二ＯＯ七年，北京教協授予「人民作家」金質獎章；二ＯＯ八年，北京文學評審中心授予終身成就獎。
（《明報》二Ｏ一七年十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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