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5日 星期三

死硬的變與不變 狡獪的大異小同

死硬的變與不變 狡獪的大異小同
林行止

一、

司徒華走了,才七十九歲!

對於這位年輕時思想左傾行為激進而於文革後不再一面倒入中共懷抱的社運先驅,其政治路線可以說是從盲左(盲目靠攏中共)變為明左(觀察到中共當權施政失公而敢於直道不是);其追隨社會主義的往左傾斜從沒改變,司徒華的「不朽」將與「六四風波」共存,不論「六四」能否平反,他對北京政府處理此事的嚴正批判,將名留史冊!

要怎樣評價司徒先生?筆者認為他是個有所堅持、知所收放的社會活動家。從事小學教育工作、開展工運、力爭提高教師薪酬、取消曾令學子承受極大壓力的小學會考、抗議官津教師的待遇差距和男女有別的同工不同酬、成立教協……,得其所哉之餘,也為他日後從政建立起一個有力基地。他具備成為出色政客的本事,可惜香港政治土壤貧瘠,其多年奮進只見開花而結不了好果實。

筆者以為司徒華有成為出色政客的本性,那是出於對其言行的觀察。第一、「政改」一役,改變初衷,接受一個明知不可能達致其此前全力追求的民主方案,那是在大原則上讓步,不過卻因此而為他和他的追隨者創造出「繼續爭取民主」的鳥籠式空間;新「政改方案」之下,民主可望而不可即,在筆者看來,達致民主簡直有如爬梯登月,可是,目標雖然無法達致,可以爭取的目標仍在,那意味參與者有一個可以持續活動的政治平台,對於以從政為志業的人,這等於是他們有「生存空間」,那是司徒華於不着痕迹之間以打倒昨日之我爭取回來的。當後來者最終了解攀梯永遠無法登月時,時空已變,而試圖登月者既保持了不懈努力爭取民主的知名度,在個人層次亦有有形無形利益的得着,可說皆大歡喜,這正是司徒華仍有那麼多擁戴者的根本原因。

第二、據李怡昨天在《蘋果日報》特稿透露,司徒華和一些教協朋友成為後來改名《九十年代》的《七十年代》股東後,他因支持香港回歸而成為《基本法》起草委員,這與李氏主持筆政的月刊立場相左,但司徒華一面積極參與《基本法》起草,一面繼續支持和認同《九十年代》質疑北京當權者的編輯方針。司徒華這種「彈性」處事方法,在日常小事上可視為圓融,無可厚非,但用於《基本法》這種「千秋大業」上,便是力圖左右逢源投機取巧的兩面手法!

第三、司徒華本來與天主教教會相當密切,近年突然改為基督教信徒,卻於癌病惡化後連番拋出無神論者中共假大空式話語「人定勝天」的濫調;也許司徒華想藉此表示他對照料他的醫護人員有無比信任又或藉這類豪言壯語表現「革命志士」(對爭取平反「六四」而言)的樂觀人生態度,但這論調與「一切自有上主安排」的宗教教條實在風馬牛!何者是其篤信的至理?何者是其應世的權宜?

不是「一本通書看到老」、不是半點不讓的執着,那是從政人士的寶貴資質。

二、

昨天本報「獨眼新聞」的「金針集」,一針見血地指出行政長官曾蔭權對司徒華的「蓋棺論定」,「叫人慨嘆中國政治人物死後,彷彿都會淪為任由江湖術士玩弄的湘西行屍」。曾氏對司徒華毫無保留的褒揚,「誇張得叫筆者……打冷顫……」。

行政長官曾蔭權對司徒華推崇備至的評價,相信與他力圖「和民意同調」即討好民情以提升民望有關,這樣做可以理解,卻同時是缺乏遠見和政治不成熟的體現,因為很快特區政府便有可能面對棘手的困難,那些流亡海外的學運領袖要來港送他們敬仰的司徒華最後一程,特區政府會否批准他們的入境申請?這確是個「有趣」的問題。這些人對司徒氏的評價與特首的不相伯仲,但這並不足以構成其能來港的理由,此中原因十分簡單,因為他們大都被北京視為曾經或仍在試圖進行顛覆國家活動的異見分子!

按照常理,與特區政府看法相同的人,香港不可能不歡迎他們來港,但現實便是這麼荒謬,相信不少名列北京異見分子名單(黑名單)的人無法入境;而以目前香港的政治氣氛,雖然有關部門面對傳媒質詢時會拋出那句毫無實質意義的官腔「不評論個別事件」蒙混過關,但特區政府因此成為非親中傳媒交相指摘的對象,甚難避免;對此,特區政府當然有權可以不作解釋、不予置評、置諸不理,但不表態的潛台詞是「此為上環(中聯辦、北京)的決定,特區政府無能為力」。把民運分子進不了境的責任推卸於無形之中,特區政府也許可獲了解其跛腳鴨本質的港人的諒解,然而,北京則會因此被指摘未能落實「一國兩制」,因而蒙上惡名!「蓋棺論定」若留有餘地而非好話說盡,各方便不會尷尬……。

行政長官對司徒華的高度評價,表面上討好了香港的大多數,卻很易陷北京於「不義」,這正是政治幼稚的表現。

三、

司徒華對平反「六四」的堅持與對下令「屠城」者的譴責,為大多數(或數以十萬計)港人所認同;去年六月「幕後發功」,使民主黨改投贊成票,令「政改方案」獲得通過,則受知於建制派及其幕後扯線人。加上劉曉波獲諾和獎及趙連海冤案在此間掀起漫天風雨令北京臉上無光,彰顯了追求民主自由的正義與正確,在在烘托出司徒華的正面形象。在這種氛圍下,司徒先生算是死得其時!

綜觀司徒氏在政治上的得失,有志於在港從政的人當有兩點求存的認識。其一是不可以為一心一意為追求民主便可目空一切,除非與北京同調,否則,存大異求小同的變通,難以避免;於中國國力日盛的今天,在港從政不可遠離羣眾的民主訴求,但是死心塌地只執着於貫徹民主的死硬派,則難有維持政治生機的空間和呼吸,要把崇高的理想化為政治力量,還須多番折中,不然,頭頭碰壁也進不了廟堂吃冷豬肉。這即是說,在雞毛蒜皮的小事上,不妨振臂高呼,理直氣壯,但在骨節眼上,則應伺機求變,如目的在求延續政治生命,理想應暫時收藏而原則則不妨略作「調整」!其一是千萬別予北京以「勾結外國勢力」的口實,廣交外國政界中人,即使絕無反華言行,亦易招惹懷疑而遭打壓;在眾多宗教中,與中共屬「天敵」的天主教也不好沾邊,中國國勢這麼強,可是,對權力定於一尊的天主教仍懷顧忌與驚懼,何況梵蒂岡與內地愛國教會勢不兩立的情形日趨強烈,在香港搞政治最好還是無神論者。

司徒華不談理想只顧現實,又趁支持「政改方案」與被誤會勾結外國勢力又是虔誠天主教徒的政治同道劃清界線,以示坦蕩蕩純屬「國粹派」,是他終能不被北京嚴拒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

(原刊二0一一年一月四日《信報》)

金針集:曾蔭權蓋棺論定司徒華
紀曉風

藉「慎終追遠」令「民德歸厚」的儒家忠孝文化特別重視身後評價,是為「蓋棺論定」;而由於中國人的官本位封建思想即使在大國崛起後依然濃得化不開,以致無論是在朝在野,有名有姓的中國人都異常重視官方歷史評價,是為「御批蓋棺論定」。在這樣的一個文化醬缸中,行政長官曾蔭權對司徒華的「終極評價」,就像台灣檳榔一樣,甚堪咀嚼(順便一提,「慎終追遠,民德歸厚」這句話的始作俑者,正是曾蔭權的老祖宗曾參,他乃係中國歷史上數一數二的孝子)。

關於香港聞人所獲得的官方歷史評價,最為香港市民津津樂道的一位,信是於06年10月底逝世的全國政協副主席霍英東,當時新華社發表的訃告稱他為「傑出的社會活動家,著名的愛國人士,香港知名實業家,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評價可謂前無港人。至於司徒華,在中共眼中,當然不可與霍英東相提並論,但新華社昨天傍晚亦有報道其死訊,雖然無褒,卻也無貶,只列出他「曾於1998年至2004年期間擔任特區立法會議員」,算是確認司徒華在香港建制內的角色,而不及其他,則意味還有留待歷史評價的餘地,可堪玩味。

關於司徒華的官方歷史評價,到目前為止,最高規格而又最詳細的文本,是行政長官曾蔭權所發表的聲明。這篇聲明對司徒華的評價十分之高,高到叫人不得不反思的地步。

聲明劈頭就說「司徒華先生一生熱愛中華、熱愛香港,致力推動民主發展」,對照英文版的「Passionate about China and Hong Kong」,即可確定,曾蔭權認為司徒華「愛國」,這一點若未得到中央首肯,或會有政治反響。當然,基於中通社也有轉述這篇聲明,或可初步假設中央起碼不反對曾蔭權如是說。而若結合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高調稱讚「司徒華是很愛國的人」一事來看,捧司徒華上「愛國神枱」,看來是遲早問題。

至於另一個由網民提供的詭異佐證則是,經Google搜尋「上亞厘畢道facebook」,即可發現「特首哀悼司徒華逝世」一項,相關記錄是「寫於2011年1月1日 23:01」,而非透過個人facebook戶口入「上亞厘畢道」所記錄的「寫於2011年1月2日15:01」,這或可大膽假設曾蔭權前晚已經知道司徒華命在旦夕,遂預先寫定聲明,好提早問准中央,云云(由於不民主,網民有如斯的猜疑,絕對是合理的想當然矣,不過,筆者認為,更大的可能是Google的總部在美國加州,時區剛好慢香港16個鐘頭)。

不得不反思的是,聲明強調「政改方案通過,香港民主邁出重要一步,司徒華先生功不可沒」,叫人慨嘆中國政治人物死後,彷彿都會淪為任由江湖術士玩弄的湘西行屍;而英文版更把「香港民主邁出重要一步」寫成「marked a big leap forward in Hong Kong's path to full democracy」,意為「香港邁向全面民主之路得到大躍進」,誇張得叫筆者邊打冷顫邊翻譯。當然,路人皆見,這段話語旨在把司徒華轉化為「民主神主牌」,永鎮「異見聲音」,但是,到頭來,卻更有可能變成司徒華墓誌銘上的「錯體字」。

(原刊二0一一年一月三日《信報》)

良知典範──與司徒華相交40年
李怡

我與司徒華相識近40年,在我的印象中,他曾是支持中共政權的愛國左派,其後轉為對中共政權持批判態度的民主派。心路歷程與我相似,也同內地許多曾追隨中共的老幹部相似。司徒華沒有變,是中共政權變了。建政前中共高擎民主旗幟,得到許多愛國青年追隨,其後中共背棄民主了,於是仍然堅持民主自由的人士就成了反對派。

由於文革後的覺醒,1981年我集資讓當時具左派背景的《七十年代》成為獨立輿論刊物。集資過程中,不算熟的司徒華突然與我聯繫,表示願意找一些教協的朋友一起入股加盟。就這樣,他和一批朋友成了《七十年代》(後改名《九十年代》)的股東。不久,他支持香港回歸,並被邀擔任《基本法》起草委員。而我主筆政的雜誌則一直對中共的香港政策持批評態度。司徒華積極參與《基本法》起草,但支持和認同我們質疑掌權者的編輯方向。

89年六四及司徒華其後的政治路向,已有多人論列,也自有歷史評價,無須我多說。04年他從立法會退下來後,曾找我商談過他要寫回憶錄的事,並詢問我經歷過的一些事的背景。我當時建議他趕快動手,必要時應自己作口述,找人筆錄,盡量放開一些不那麼必要的事務,抽時間完成這個大工程。但他對親自執筆相當堅持,而且似也放不下許多活動,終於沒有為他在香港回歸前後的政治參與留下珍貴的歷史資料。我想這是他人生中最大的遺憾。

他病後,我們通過幾次電話。他對自己的病情有信心自然很好,但他在報刊上一再說「人定勝天」,則我無法認同。因為人是不能勝天的。我在本報《蘋論》中也具體分析過中國長久以來對「人定勝天」的誤解。我知道他病中仍讀《蘋果》,故希望他能讀到我的議論。

但司徒華病中說「人定勝天」,則反映他對自己的信心,包括對自己所相信的理念的堅定。其實司徒華所信奉的,是上帝,是自然,是人性,正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天意。而違背人性甚至違背天性的,則恰恰是不可能勝天的人治政權。我深信司徒華是明白這道理的,他20年來帶領香港愛國愛民主的市民,堅持每年要求平反六四,正是他一生貫徹始終的對民主信念的堅持。無論如何,反人性的專權政治是一時的,自由、民主、人權才是不可違的天命。

有人認為,司徒華的離世,會對支聯會日後發展造成一定影響。我想這也許會是某些人的願望,卻不會成為事實。因為司徒華一生堅持並為之努力奮鬥的,正代表人性,真理,天意。儘管真理一時間敵不過強權,但強權是永遠無法代替真理的,司徒華生前曾向我表示過,他對這句話深為認同。今年六四夜,肯定會有更多市民到維園點燃繼承司徒華遺志的燭光。

永垂不朽這句話已成了老生常談,但真正當得起的人有多少呢?司徒華先生是絕對當得起這四個字的。

(原刊二0一一年一月三日《蘋果日報》)

真正愛國者必成為質疑專權政治的反對派
李怡

司徒華病逝當天,最受筆者關注的,不是支聯會、教協、民主黨的一眾領導層面對鏡頭的談話,而是司徒華弟弟司徒強的亮相。儘管有人懷疑這位中聯辦前身的新華社部長,或有奉中共之命出來爭奪司徒華政治資產之嫌,但筆者卻相信司徒強講的幾句話出於至誠。而且,他這幾句話,正反映了一個百多年來顛撲不破的道理:如果你是真正愛國者,你不可能不最終會站在支持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的一方,成為反對專權政治的反對派。

筆者早在認識司徒華之前,就認識了司徒強,知道他從左校出來第一份工就進了新華社直做到退休,他被歷年高層領導認為是一個對中共黨忠心耿耿的幹部,也是少有升至部長職位的地方幹部。1985年司徒華被中央委任為基本法起草委員,很難想像中共沒有諮詢過司徒強。司徒華自年輕時即愛國,參加學友社,甚至有可能曾想加入中國共產黨(許家屯所說的應是司徒華年輕時的事),這些背景相信司徒強曾向組織提供。

參加新華社工作,入了黨,一心投入黨的革命事業,確實是有如司徒華所說,司徒強是「六親不認」的。筆者其後曾向司徒華問及他的這個弟弟,他說「甚少來往」。從司徒華為撰寫回憶錄,曾向筆者詢問四人幫事件的一些背景來看,他大概沒有從弟弟那裏得到過有關中共內部的資訊。

司徒強作為家屬之一,參與司徒華的喪事安排,並不奇怪,奇怪的是他出席了司徒華逝後記者會(長年照顧司徒華的是他的妹妹),更奇怪的是他說:「我對華哥一生所做嘅,引為驕傲,同埋引為光榮」,更說到司徒華的心願,就是「平反六四,爭取民主,要繼續努力」。這句話從司徒強口中說出,以他五十多年在中共黨領導的體制下工作、深受共黨栽培及受共黨政治文化的影響來看,是極不容易的一件事。尤其是考慮到他雖已退休,與中共黨應還有組織上甚至生活資源上的聯繫,他這麼說至少是違背組織紀律了。

筆者相信,司徒強也與他哥哥司徒華一樣是真正愛國者。甚麼是真正愛國者呢?從楊衢雲、孫中山以至中共建政前的毛澤東等人來看,愛國者與愛黨、愛現政權是不相干的。徐復觀教授生前說:「黨有功有過,國無功無過,一切的罪惡不能說是國家的罪惡,一切的錯誤不能說是國家的錯誤。國家越困窮我越愛。你共產黨做得一蹋糊塗,我並不愛你共產黨,我只愛國家,這樣算不算愛國?」

自清末以來,中國的所有愛國者都是為了國家走向自由、民主、共和、人權而不惜拋頭髗灑鮮血的,中共也以追求民主、平等來號召人民支持它推翻國民黨政權。中共建政後,許多繼續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士,在專權政治之下都被視為反對派而打壓到成為賤民。但六十年來,卻仍然不斷有真心愛國者繼續着這種追求。另一方面,許多當年懷抱民主理想而追隨中共的人,卻基於政治經濟的現實利益而放棄理想、依附權力。到了今天,中共的權力越來越絕對,過去對人民的自由民主的承諾不僅不再提起,而且竟然成了禁忌。於是,今天中共定下的愛國標準已是愛國必先愛黨,在利益導向下,產生大量的功利愛國者。而真正的愛國者,包括毛澤東的前秘書李銳,《人民日報》前社長胡績偉及一大批圍繞《炎黃春秋》這本老幹部雜誌的人,都成了反對派。

司徒華早年愛國並曾靠近中共黨,但因為他置身在黨組織之外,很快就認識到專權政治與他的理想追求背道而馳。六四後他成了香港最堅決的反對派。而他弟弟司徒強,因一直在黨組織領導下工作,無論是思想意識還是行動,都很難擺脫這個類似黑社會組織的控制。但如果他是一個追求自由民主理想的真正愛國者,又有他哥哥的良知典範,他在司徒華逝後出來說的幾句話,應是真正愛國者的反思心聲吧。

曾蔭權讚揚司徒華熱愛中華,建制派也有不少人讚揚司徒華愛國。那麼,他們應該認識到,一個真正愛國者與一個功利愛國者的根本分野。真正愛國者如非選擇沉默,就必然會成為一個質疑專權政治的反對派。

(原刊二0一一年一月五日《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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