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黃俊東從上世紀六十年代起便開始寫書話
因職業關係，我一生中打交道最多的人是編輯，給我恩惠最多的人也是編輯。在其他方面都不走運的我，在這方面卻得天獨厚，特別走運。八十年代初我第一次投稿《芙蓉》叢刊，就幸遇朱樹誠老師。第二次投稿又幸遇《萌芽》俞天白老師、之後有《人民文學》向前老師、《北京文學》呂晴先生、《收穫》李小林老師。到了香港，更是幾乎每次投稿都遇知音，其中給我留下最深刻回憶的當數黃俊東先生、陳雄邦先生和劉以鬯先生。
一、黃俊東先生
初到香港，我被香港報刊的多種多樣雷倒。走到街上一看，書報攤多過銀行，正所謂十步一崗五步一哨，大大小小的書報攤數不勝數。攤頭上僅報紙便有數十種，更不要說那些五花八門的雜誌了，真應了那句內地網絡流行語：亮瞎你的眼！
香港人愛看報，從地盤工到億萬富豪，都有其每日看報的理由。我移居香港的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互聯網還未出現，那是報紙的黃金時代。港鐵上、巴士上，甚至以短程乘客為主的電車上，讀報人比比皆是，跟今日玩手機的人幾乎一樣多。
報紙的名目眾多，其中最暢銷的是《東方日報》（《蘋果日報》尚未創刊），其次有《天天日報》、《成報》、《星島日報》、《明報》、《新報》、《信報》、《華僑日報》、《聯合報》、《快報》、《大公報》、《文匯報》等等。每份報都有好幾大疊，分為新聞、副刊、娛樂、體育和馬經等。我站在報攤前看着那些花裏胡哨的報刊，心裏犯了躊躇：投稿該從哪裏下手呢？
第一批稿是朋友楊先生代我投的，他將我的兩個短篇小說稿裝入一個大信封，寫上「編輯先生」收，送到位於他家對面的《明報》月刊傳達室。居然在一星期後便得到刊用的回音。回信的編輯便是當時《明報月刊》的執行編輯黃俊東先生。
我與黃先生從此建立起作者與編輯的關係。不過，這一關係始終止於書信往還，直到今天我也不曾見過他。《明報月刊》發表過我兩篇小說後，我往那邊投稿雖然不再寫「編輯先生」收，而是寫上黃先生的大名，但信中附的一紙便箋也只有寥寥數行，千篇一律地寫着「奉上一小稿，請教正」之類的字句。
寄去的稿件都很快刊載了。而黃先生也只在寄稿酬來時，隨支票附一紙便箋，上面以電報式語言寫着「謝謝賜稿。請將支票回條簽回」、「請繼續賜稿」之類的話，簡略之程度，與我的便箋倒真是旗鼓相當。
我曾拿起那張信箋放到燈下仔細察看：這樣一絲不苟的書法，這樣一成不變的字句，是否機器人所為呢？大概便是這樣的疑惑，讓有電話恐懼症的我，正好省了給他打電話之念，當然更不會想到上門去拜見他，請他飲茶吃飯之類。
後來，大約是在新世紀初吧，有一次我去上海探望辛笛先生，他向我打聽他的一些香港朋友近況：某某某新發表了什麼作品？某某某身體還好嗎？等等，突然，我聽見黃俊東的名字：
「黃俊東還在《明報月刊》吧？」
「黃俊東？您認識他？」我驚問。
辛笛先生點頭道：「那年在香港有過一面之緣。他也寫詩，還是有名的書話家，出版過好幾本書話。」
我回到香港便去圖書館找黃俊東書話看。原來，早在七十年代黃先生就出版了三本書話。我從那些書話中得知，原來他還是藏書家。讀了他那些精緻優雅的書話，我對他更加高山仰止，不敢前去叨擾這般閒雲野鶴人物了。之後不久，就聽說他離開《明報月刊》移民海外。我便也停止了往那間雜誌寄稿。
大約二ＯＯ六年吧，我在內地一張報紙上看到一篇有關他的文章，才知道了更多關於他的資訊，現將這篇文章節錄如下：
黃俊東……生於一九三四年，廣東潮州人。黃俊東一直在香港生活工作，直到有一天，我們聽董橋說黃俊東到加拿大定居去了，這大概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事。這位六十年代就寫書話文章的藏書家，我們對他的了解很少，所知道的一些多是從董橋那聽來的，黃的身世卻一點兒也不知道。今天上午收到從舊書網買的黃俊東寫的《現代中國作家剪影》，這書有兩層護封，真是極少見的裝幀。拿掉護封，看到封底有黃的照相，旁有一行簡介，說他「在香港受教育（八達、培正、聯合）現任明報月刊編輯」。這三個學校名字，培正我聽說過。黃俊東當編輯時期的《明報》月刊最好看，董橋和黃做過《明報》的同事。尤其要說的是，黃俊東還做過張愛玲《張看》的責編—「從初稿以至排印成書，都經過筆者處理」，黃俊東保留有張愛玲的親筆信，這些年這麼多回憶張愛玲的文章集成了書，偏偏漏了黃俊東這篇。
這三本書話書，按出版時間排是，《現代中國作家剪影》（一九七二年，未標印數）、《書話集》（一九七三年，印數兩千冊）、《獵書小記》（一九七九年，印數五千冊）。上世紀七十年代，內地尚處在文化空白期。我的搜求港台舊版書，重點即放在空白期那邊的出版物。黃俊東之書話於珍籍版本、人物掌故、藏書票、木刻版畫、西洋文壇，悉皆涉獵，各種不同品位的愛書人都可以從他的書話裏找到共鳴。黃俊東的書話可以從《新文學作品的初版本》，忽地跳躍至《柳敬亭有話本傳世嗎？》；從《周作人晚年書劄一百通》跳躍至《食的學問和睡的問題》；從《魯迅作品在日本》跳至《西西里詩人郭新摩都》；從《從翻版書說到阿英》跳至《西班牙老作家阿左林逝世》。我倒是覺得內地的書話作者在廣泛性和趣味性上，均不及黃俊東的自由自在。
黃俊東在一九八一年五月十日寫給上海教育學院中文系張炳隅的信中說到寫作《現代中國作家剪影》的初衷：「我的那本作家剪影的小書，其實寫得不像樣，那個時候，因為國內發生『文革』，海外很注意作家的消息，尤其是三十年代的作家，香港的報紙很少提起或介紹，我因為喜歡涉獵中國現代文學，所以在報上寫起一些小文章，目的在引起年輕人的注意，後來有出版社要求出書，也就刊印成冊，內容很膚淺。」這是黃俊東的自謙之詞。
《書話集》印製的苦衷，黃俊東在「後記」裏說「在香港排印一本比較精美的書籍，並非易事，一般的印刷廠不容易接受零星的生意，如果要求排得特別一些，例如用的字體多一二種，印刷廠一定拒絕，就是肯答應，成本也貴得驚人，因此一般的書籍都排得不好看，便是這個原因。本書情商『建明印刷有限公司』代為排印，目的便是要印得精美一點，『建明』的設備較具規模，印書也較有高水準，不過這家印刷廠每天要印的刊物太多，基本上是沒有空間（閒）可印書籍的，所以僅能乘着一些短短的空隙時間趕着印一點點。這就是為什麼本書要印一年多的緣故—那是幾十頁幾十頁積累下來的。」黃還說「這本書話集如不用虧本，出版者當會繼續排一本續集」。
所謂續集便是六年後出版的《獵書小記》。《獵書小記》是右開本，而《書話集》是左開本；《獵書小記》是豎排本，《書話集》是橫開本。兩書均有書影插圖，《書話集》的扉頁是董橋的題字，《獵書小記》則是阿五作的《讀書圖》，背面用了齊白石的《夜讀圖》。阿五畫的是漫畫，我覺得我們這裏沒有一幅漫畫能畫出讀書的氣象，大漫畫家都畫不出，漫畫很不適宜畫這種題材。姜德明先生的一本書，是漫畫家方成和徐進畫的插圖，並未為之增色。最近有位朋友也用漫畫為談書的書作插圖，我幾乎為之崩潰。
三本書話集的搜求，難易不同，各有來歷。《書話集》得之最早，是吳興文先生送我的。《獵書小記》於舊書網競拍得來，書主是香港經營古舊書牌子最老的歐陽文利先生，他知道我想念此書，便發短消息說先生儘管出價，不管最後拍多少錢，我只收你三百元。最終拍到六百元，我至今欠歐陽先生一份情。《現代中國作家剪影》，我先得一本於舊書網，拿到手後才看出是翻印本，出了很高的價，心中頗以不快，近日方一雪前恥。
我讀了這篇署名為謝其章的文章，便為自己當年與黃俊東先生通過那麼多封信，竟未有一面之晤深為抱憾了。唉，就連我們往還的那些信也在頻繁的搬家中一封也找不見了。這時我才驚覺，也許黃先生當時看到我那些便箋，也與我有過同樣的疑惑吧：「這人難道是個機器人？」這樣一想，我心裏的遺憾更變成了自責。
（《大公網》2017年9月10日）
圖：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曾是報紙的黃金時代
二、陳雄邦先生
現在已經沒有香港《新晚報》了，那份報紙也許是香港堅持到最後的一份晚報。如今，大概只有三Ｏ至五Ｏ後的香港人，心中才會閃回下班回家路上爭購《新晚報》的朦朧往事吧？現今仍然遍布華人世界的武俠小說迷們，大概也很少有人知道，金庸、梁羽生武俠小說的發源地，正是這份已經消失在歷史塵埃中的香港報紙吧？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往《新晚報》副刊瘋狂投稿的年代，這份報紙已經進入日薄西山的黃昏歲月了。到了傍晚，報販們就把它跟《東方日報》、《天天日報》這些暢銷報紙捆綁在一起出售，兩份原本都賣五元的報紙，一共只賣六元一套。等於每份打了對折。我常常會在下班的路上買上一套。因為《新晚報》副刊每周總有一兩天發我的散文。有一天，我大喜過望，因為同一版竟有我兩篇散文。其中一篇用的是筆名嚴曉。副刊那位聲音蒼老的編輯，也許不知道王璞、嚴曉這兩個傢伙其實是同一人吧？
第一次投稿《新晚報》，我在信封上寫的收信人名字一如既往，寫的是「編輯先生」。幾天之後，坐我旁邊那位同事看着看着報紙，突然將它往我面前一推，指着上面一篇文章問：
「這個王璞是你嗎？」
我一看，是《新晚報》副刊。上面登載的正是我前幾天發去的那篇散文。想不到他們這麼快就刊出了。我的反應是回家立即再寫一篇寄去。過幾天一翻《新晚報》，哈，又發出來了。不記得發到第幾篇投稿時，我接到了編輯打來的電話。電話裏，那人的聲音蒼老而低沉，說的是廣東話，我那時尚不大聽得慬廣東話，只大致能聽出自己的名字，便用國語發問：
「請問是找我嗎？」
因是上班時間，我只好也跟對方一樣將聲音壓至最低。
對方好像明白我的苦衷，便改用國語了，雖然很夾生，跟廣東話一樣難慬：「我是《新晚報》副刊編輯，姓陳。你是王璞小姐嗎？現在跟你核對一下寄稿酬的地址。」
「哦哦！我是。我地址是─」我報出地址，下面的「謝謝」二字還沒來得及出口，對方就匆匆道：「好。拜拜。」
我是從一位同事處打聽到他的名字的。那位也是文學發燒友的同事，聽我如此這般地一說，便道：「那一定是陳雄邦。是一位非常好的老編輯。《新晚報》副刊的元老級人物。武俠時代他就在那裏了。金庸、梁羽生的小說大都經他的手發出來。」
兩年後我應徵香港嶺南大學的助理教授職位，當我從四十三名應徵者中勝出，第一天去學校上班，教務長、香港著名作家梁錫華先生祝賀過我之後，說了一句話：「知道嗎？你是憑內地學歷得到香港大學教授級職位的第一人。」接着又補充似地加了一句：「這跟你在報刊發了那麼多文章有關。你在《新晚報》發的那些文章，我也看過一些。」
這時我心裏就掠過了幾絲對陳雄邦先生的愧意：對這樣大力扶攜過我的人物，竟然沒有當面對他說一聲謝謝。但仔細想想，這也不能完全怪我不通人情世故，陳先生總是那麼言語匆匆，每次說完稿子的事，我還沒來得及說出下面的話，他就道：「那好，啊，有清樣送來了。我得快看，拜拜！」或是：「啊，有稿子送來了。拜拜！」
《新晚報》停刊前夕，他打來了最後一通電話，電話裏他的聲音比平時還要低沉，使人不由得想起追悼會一類事物：
「我們報社的事你知道了吧？明天就是我們最後一天出報了。副刊上有你一篇稿。我這裏還有你一篇存稿。對不起，沒機會發出來了。我會把稿子寄還給你。對了，還有你這個月的稿酬。稿費單已經開好，月末你會收到支票的。」
那一字一頓的生澀國語，真的令我想起悼詞。這是陳先生打給我的最長一通電話。
我意識到以後也許再沒有跟他通話的機會了，他最後一句話尾音未落，我便趕緊道：「以後您會去哪裏呢？」
「我？我反正也到了退休年紀。先休息下再說。」
「我想請您飲茶……」
「不用客氣。我會出門旅行幾天，回來再聯絡你吧。」
他一直沒有聯絡我，而我，也沒設法去聯絡他。
得到陳先生去世的消息，大約是他離開《新晚報》一兩年以後的事了。還記得那是一個必須趕去接兒子放學的傍晚，我沒像平時一樣順便去菜市場買菜，而是買了個飯盒讓兒子回家吃，便趕過海去紅磡世界殯儀館與他的遺體告別。
一間不大的靈堂裏，冷冷清清地坐着十多人，沒有一張熟面孔。那些人大概都是他的至親好友吧？我走到靈堂正中間，望向那張黑白相片，相片上是一張清癯的面孔，端正，嚴肅，目光略顯憂傷。正是我想像中的他。
淚水奪眶而出，「謝謝您！陳先生，謝謝！」我對着那張遺像喃喃道。陳雄邦先生他能不能聽見我這遲來的謝辭呢？這謝辭雖然簡略，絕對情真意切。
三、劉以鬯先生
《星島晚報》副刊文學版是我早期在香港的主要發表園地之一。也是按照報上提供的地址寫上「編輯先生收」寄去的稿。還記得那是一篇關於納博科夫小說的短評。我知道這種稿放到《明報月刊》和《新晚報》都不合適，只能到這種文學專版去碰碰運氣。而且我看到了，這一版的主編是劉以鬯先生。
我是到了香港以後才聽聞劉以鬯大名的。那時他的《對倒》和《酒徒》還沒被改編成電影《花樣年華》和《2046》，但他在香港文學界的名聲已經如雷貫耳。圖書館的中國小說櫃，他一個人的著作就佔了整整兩排，堪與那些動輒佔據兩三排書架的通俗小說家們分庭抗禮了。我借了幾本回家看。正所謂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我才知道，原來大陸那些年間被作家們當作新玩意揮舞的意識流、魔幻現實主義等等新潮小說技巧，劉先生早在五十年代便玩得爐火純青。原來香港也有這麼文學、這麼優秀的小說家！
劉先生同時還是一位翻譯家。我借回家的書裏面有一本他譯的《人間樂園》，作者的名字是喬也斯．奧茨。自以為熟知歐美文學的我，是從這本書才與這位美國現代小說家相見恨晚的。
話說我寄出納博科夫稿子沒幾天，一天晚上，大約八點多鐘，我正在報社埋頭編稿，旁邊桌上的電話響起來，一位同事接聽之後，把電話遞給我：「喂，是找你的！」
電話裏是一位溫文爾雅的陌生男音，說的是帶上海口音的國語：「我是《星島晚報》副刊的編輯劉以鬯。」
「啊！」大驚之下，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您……您就是那位……那位劉……劉先生！」
「你寄給我們的那篇評論已經發了。」電話裏那聲音卻是水波不驚，依然溫緩平和，繼續道，「明天將見報。因為人手問題，我們不寄樣報，所以現在口頭通知你。」
「哦。謝……謝！謝謝！」我結結巴巴道。
「寫得不錯。歡迎今後繼續來稿。」劉先生說了這句話，便匆匆掛了電話。
那時劉先生已經到耳順之年了吧，他從五十年代起在香港主編了包括《星島晚報》副刊在內的好幾份報紙的文學副刊，一九八五年起，又創刊《香港文學》，擔當其主編十五年。香港許多著名作家都是從劉先生編的文學副刊和雜誌起步的。我不知道他們是否也第一次投稿就接到劉先生這樣的電話，接到後是什麼感覺？我自己在激動之餘，採取的行動卻只是更加奮發地往他那兒投稿。我初來香港的大部分短篇小說，都在劉先生時期的《香港文學》發表。
第一次在《香港文學》發小說，也許由於沒有樣報問題，劉先生沒有打電話告知我發表時間，只是隨樣書寄來了一份訂閱單，讓我選擇拿稿費還是訂雜誌。我選擇了訂雜誌。我認為那是我向他表示敬意的唯一方法。
我在香港獲得的第一個文學獎，劉先生是三位評委之一。這篇小說發表在了《香港文學》。後來聽另一位評委也斯先生說，之所以發表了我的亞軍作品而沒發表冠軍作品，出自於劉先生的堅持。順便說一下，那次文學獎也和我獲獎的其他文學獎一樣，是匿名投稿性質的。作者名字要到評定過得獎作品後才向評委揭曉。
劉先生出席了頒獎禮。那是我第一次見到他。他瘦長的個子，清癯的面目，白髮皤然，風度翩翩，儼如神仙中人。這讓我下了好多次決心也不敢走上前走去自報家門，向他道出我積壓在心上多時的感謝。本以為上台領獎時可以趁機跟他說話，誰知頒給我獎的評委並不是他。便又想着下台時走到他跟前表達謝意。沒想到由於緊張，剛往那個方向走了一步，便被什麼東西絆了一下，差點跌倒，於是趕緊落荒而逃。
八年之後，我才在另一次小說頒獎禮上跟劉先生第一次握手。
劉先生也是那次小說獎的評委之一。當頒獎程序進行到評委與獲獎者合影一項，我終於得以走到劉先生身邊，向他伸出手去說：「劉先生，謝謝您……」
他卻似乎有點驚異地看着我，道：「謝我什麼？」
「這些年來……還有上一次……和這一次……」我一慌就更加笨口拙舌。
「你這部小說寫得很好，是五名評委一致評它為冠軍的。」劉先生道。我在他略略升高的語調裏竟聽出一點責怪的意思：你沒必要單獨對我一個人說感謝的。
後來我研究徐訏小說時知道，當時我的那一感覺沒錯。劉先生的確對我那一聲感謝不怎麼以為然。編輯出身的他，從青年時代便以扶持文學青年為己任。稍長，更與其弟一起創辦了上海懷正出版社，出版的書多為文學作品，扶持了不少文學新人。出版社還設有宿舍，給貧困文學青年提供寫稿之地。徐訏的成名作《鬼戀》和流行一時的《風蕭蕭》，都在懷正出版社出版。而連載《風蕭蕭》的重慶《掃蕩報》副刊，責任編輯也是劉以鬯。五Ｏ年初徐訏到香港後，先他一步到港的劉以鬯給了他很多幫助。據我所知，徐訏除了在一篇回憶姚雪垠的文章裏順便提到這些事外，並沒有對劉先生表示過特別的感謝。
二ＯＯ四年，在某次文學研討會上我遇見劉先生，跟他提起了他扶持徐訏的往事，並說希望找個時間訪談，他又露出上次那樣的驚異神氣，道：「談什麼？」
「談……徐訏先生有一篇文章提到您，說您當年在上海辦懷正出版社的時候，扶持了不少作家，包括一些後來相當走紅的左翼革命作家。」
我說這話時，心裏想到的是徐訏那些篇寫內地大作家的文章，徐訏在文章裏對他們得到劉氏昆仲幫助卻不知感恩的態度，頗不以為然。我希望從劉先生這裏得到印證。然而，劉先生卻又以那種淡然並肅然的口氣道：
「哦，出版社當然要扶持作者啦。我不管他是哪一流派的。更不管他革命還是不革命、左翼還是右翼。我只看他的作品行不行？有沒有文學價值？」
我終於沒有請到劉先生作採訪。更不要說請他飲茶吃飯了。但總算與他合了張影。當時他已經年近九十了吧，但依然挺胸直背，白髮皤然，風度依然翩翩。那種超然物外的神氣，令我心頭頓時掠過范仲淹的名句：「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王璞，香港著名女作家，著有《女人的故事》、《嘉年華會》、《送父親回故鄉》、《項美麗在上海》、《我爸爸是好人》、《貓部落》、《紅房子灰房子》等小說集。
（《大公網》2017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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