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早年的報紙專欄相繼結集成為《試寫室》、《牛眼和我》出版，翻閱這些半世紀前的短文，很自然地想到《我城》。
西西在《試寫室》的後記說：「『我之試寫室』之前，我其實在《快報》寫過『牛眼與我』，寫了一段日子，寫法也大概相同吧。」印象似乎有點模糊了。「牛眼和我」發表於一九六七、六八年，「我之試寫室」發表於一九七
Ｏ年，到一九七四年《我城》才開始連載，都是在劉以鬯主編的《快報》副刊上。
西西曾經這樣回顧，「對我來說，《我城》是一個分水嶺，以往我寫的是存在主義式小說：《東城故事》、《象是笨蛋》、《草圖》等等，都相當灰色，結局或者主人公發瘋了，或者死亡。一句話，生命好像沒有意義。這是當時普遍的想法。……無論《東城故事》、《象是笨蛋》、《草圖》這些存在主義式的小說，我都覺得不是我應該走下去的路，我想寫一個比較快樂的，同樣『存在』，但用另一種態度。那時受一些其他東西的衝擊，比方披頭四的《黃色潛艇》、約瑟盧西的《女金鋼大破鑽石黨》、路易馬盧的《莎西在地下鐵》等等，這些電影都比較創新、有趣，運用不同的形式表現。我想，小說為甚麼不能夠這樣？一般小說都寫成年人，悲哀愁苦，板起面孔，寫十分嚴肅的問題。為甚麼不寫寫青年人的生活，活潑些，從他們的角度看問題呢？像披頭四，有自己的聲音，有自己看事物，看感情的一套。而這一套，顯然和上一輩不同。那時，香港也有許多這樣的青年人，活潑，充滿朝氣，穿上牛仔褲唱民歌，難得的是相當明白事理，有正義感，但這種正義感不會放在嘴邊，對生活的要求很踏實，很樸素；他們不肯認同、不肯依循上一輩的法則，——上一輩當然覺得奇怪，但他們其實很善良。」(西西、何福仁〈胡說怎麼說——談《我城》〉)寫《我城》的時候，西西三十八歲，當了十多年小學老師，和小說人物阿果他們的年紀、閱歷有一大段距離，可是前面提到青年人的喜好和生活態度，不就西西本人的寫照？毋寧說「青年」是一種她選擇的價值，不必局限於某個年齡層。
《牛眼和我》說，「世界轉變了許多，滿街的風景新鮮了許多」(〈兩個月見一見〉)，「大家都在想，這個世界還可以變一些甚麼新藝術出來呢」(〈電影劇場〉)。西西興高采烈地介紹那些新事物。這一年夏天美國嬉皮士 (西西譯成音義俱到的「喜彼士」)的「花的力量」(Flower Power)運動、披頭四新唱片「彼柏軍曹的寂寞心俱樂部樂隊」(Sgt. Pepper’s Lonely Heart Club Band)的發行，西西當然沒有錯過。Paul Rotha的The Film Till Now: A Survey of World Cinema剛出了新版，西西大力為它推銷：「如果你是教徒，你買不買一本聖經？如果你是愛電影的，那麼，『電影到現在』是你不可少的一本書」(〈電影到現在〉)。
現在的讀者都知道，西西喜愛電影、音樂、歐美前衛文化藝術，專欄裡提到這些並不出奇，何況《試寫室》在二○一六年已經結集出版了。不過《牛眼和我》仍是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西西受《香港影畫》委託，到邵氏影城採訪，一組十篇的〈影城行〉是採訪的副產品。她與幾位當時得令的女明星如方盈、李菁、胡燕妮等本來相識，文章把他們寫得活潑親切，別開生面。不過黃繼持、盧瑋鑾、鄭樹森三位教授編的《香港散文選1948-1969》已收進了西西一九六六年的〈秦萍圓又圓〉，今天的讀者對西西的影星素描不完全陌生，所以還不算真的驚奇。
《牛眼和我》提得最多的是披頭四樂隊，第二名卻不是電影導演安東尼奧尼或高達，而是綽號卓姬(Twiggy)的年輕英國模特兒。她十七歲的時候，得到了「The Face of 1966」的稱譽，接着的幾年紅遍歐洲、美國和日本。是的，《牛眼和我》談了很多時裝。西西告訴讀者，今年冬天「不做一件天鵝絨的裙子的話，那你大概是有點落伍了」，衣料不要有圖案，現在最流行是黑色，深咖啡、紫羅蘭的紫色也可以，記得鑲花邊，領口、袖口都需要，花邊要闊，還可以在花邊的洞洞中穿一條絲帶。這是英國風格。今年法國的風頭比不上英國，但也有特色，他們穿長的彩色襪，低膝的長靴，無領皮草大衣，裡面配樽頸的毛線衣。美國則不用多提了，去年穿甚麼，今年還是流行那些，沒有時裝 (〈鏡子掛在牆〉) 。西西又建議女孩子要買一本十月號的Honey，為了那個教人怎樣搭配內外衣的專題。(〈致鳥兒們〉)她甚至出了一堆測驗題，考考讀者的時裝眼。(〈時裝測驗〉)
西西欣賞卓姬穿衣的風格，但提醒讀者不要模仿，「如果不是瘦得像卓姬，還是把腰帶忘得一乾二淨的好」(〈衣着規則〉)，倒是卓姬特意燙直的頭髮不必羨慕，「上帝對我們特別喜歡，他給了我們直頭髮」，洗頭後用冷風吹乾就可以了，千萬別要用噴髮膠。護膚也有法門，「實在並非賣貨員在兜生意，要你買一大堆瓶子，而是即使保護皮膚，也得用好些化妝品」(〈吾人之顏〉)。不止這些，西西還談了星座運程、數字占卜、代表月份的花和寶石等。今天的讀者能夠相信這是西西嗎？
前衛文化和消費潮流在《牛眼和我》裡形影不分，它們都代表了「青年」所嚮往的自我解放。嬉皮士固然不在話下，「他們追尋的五大目標是：愛，和平，自由，美和手足之情，他們喜歡的是柔馴，靈性，音樂，美術和詩」(〈耶穌式的長髮〉)；西西在消費潮流中也看到了相通的精神，例如現代室內設計務求「叫你舒舒服服」，凌亂不再是缺點(〈室內〉)，牙齒不整齊非但不難看，還會有人喜歡(〈沒有這回事〉)。新的美感把個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不強人屈從於既定的範式。任何地方都可以打破常規，「你要我寫篇明星訪問記，我偏要跑去見那個明星，但結果寫的呢，和見不見明星完全無關」，西西說她就是這種傻瓜，世界上就有這種人 (〈釋牛眼和我〉)。那麼，雅和俗、藝術和商業，也不見得必然壁壘分明，「荷里活被公認是一家大商場，但仍有出色的電影由那裡誕生」(〈銀幕的背面〉)。
西西並非一面倒地追逐潮流、支持青年人，《牛眼和我》其實也談了不少道理，例如勸導青年人(?)不要塗污升降機(〈花面貓電梯〉)、不要抽煙〈我們不抽煙〉)、要珍惜中學階段(〈學校以後〉)、投入任何一種有益的興趣(〈當鋪多籮籮〉)等等，不過她說得多麼有趣，完全沒有板着臉，令我們一時不察西西就是張愛倫老師。可以說，西西在專欄裡沒有忘記她的教師身份，她仍舊指陳是非，但對於新事物，她總是寬容看待，「不喜歡就不喜歡好了，一點都無所謂的，就是別否認人家的存在」(〈披頭四如此說〉)。《我城》裡有這麼一個片段：「人口膨脹了的城市，突然變成年青人的城市了。這麼多的年青人，這麼多的孩童，城市忽然是他們的。是明天麼，是十年後麼，不。城市不是二十年後才是他們的，城市如今已經是他們的了。我現在站在這裡的這一間課室，是一個理想的學習的場所麼。瑜陷入了沉思之中。」這段話從教師的立場思考青年教育問題，在小說中並非孤例，這是《我城》裡的另一種聲音，在七、八年前的「牛眼和我」也聽得見。
可是專欄不是作者的私人花園，不是想說甚麼就能說甚麼。一九六
Ｏ年代的《快報》香港各大學圖書館都沒有完整收藏，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所藏之中有三天登載了「牛眼和我」，可以讓我們一瞥西西當年發表作品的園地。那時候的《快報》每天有兩個副刊，各佔大半版。「快活林」刊登武俠、歷史、言情等類型的連載小說，是主力的副刊。「牛眼和我」所在的「快趣」內容較龐雜，除了一篇連載小說，還有怪論、命理奇談、實用醫藥知識、時事短評、雜文、漫畫等。就這三天的「快趣」所見，包括「牛眼和我」在內的雜文專欄共有四個，南蠻(任畢明)的「扯東拉西集」、尖沙咀的「天聲人語」談政局和人生道理，圓慧(陳錫楨)的「情去靈空篇」談生活見聞。「牛眼和我」談甚麼呢？現代小說和現代詩、法國女星碧姬芭鐸的衣服、杜魯福的電影《烈火》。光看題材就能發現外來的新事物在副刊裡多麼希罕，西西和其他作者的距離有多遠，相信她和編者都在小心翼翼地測試園地的底線。
從《牛眼和我》到《試寫室》，當然有些轉變，那除了源自西西文化視野和價值選擇的調整，也當包括在不同時候因應底線寬嚴突破限制的巧心。一九六Ｏ年代西西在其他地方也寫了不少談電影、繪畫的文章，特別是《中國學生周報》，目前已有人在整理，出版後應該有助於分辨兩種因素所起的作用。翻開幾年後某天的「快趣」(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赫然發現西西「剪貼冊」、董橋「英國通訊」、也斯接手的「我之試寫室」幾個專欄如群星簇聚，還有蔣芸、孫寶玲，都是新一代的作者，新人新事畢竟涓滴成潮了。
最後交代一下本書的編排。正如何福仁先生〈後記〉所說，剪報原來屬於已故的張景熊先生。全部一百四十六篇整齊貼於記事簿上，本書各篇即按照剪報冊的次序。我在中大圖書館找到的三篇專欄都是一九六七年的：〈問他們去〉(八月十八日)、〈破衣服的芭鐸〉(九月七日)、〈杜魯福的烈火〉(十一月三十日)。第三篇和剪報冊重複，前兩篇為新發現，故全書合共一百四十八篇。
「牛眼和我」的版頭由西西設計，剪報冊中共有十一個不同的版頭，每個版頭篇數不同，但總是一個版頭結束後另一個版頭才開始。因此〈問他們去〉以類相從，排在同一版頭的最後(這個版頭只有兩篇，次序即使有錯也差不了多少)。〈破衣服的芭鐸〉的版頭為剪報冊所無，姑且排在〈問他們去〉之後。此外，《中國學生周報》第九九七期(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七日)轉載了〈獨行旅行客〉，並注明「原載一九六八年七月五日『快報』副刊」。從這四篇有明確刊登日期的專欄可以肯定，「牛眼和我」在一九六七年八月至一九六八年七月之間見報，但確實的起訖時間無法考得。再從各篇內容推斷，剪報冊似乎並非完全順序，中間有多少沒有剪存更無法估計。不過能夠讀到西西年輕時的散文，得以重尋她從灰色時期轉向快樂時期的足跡，已經非常幸運了。
（
《素葉工作坊》臉書專頁2021年7月16日；圖片來自
《虛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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