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發燒友」這個詞語，我是到香港後才知道的；而見識到純正的文學發燒友長甚麼樣，我是在寫出那篇徐訏小說研究才知道。
一九八九年底我初到香港，身無分文，舉目無友，不過很快在報社找到工作，還結識了一班新朋友，大家初次見面就一見如故，有談也談不完的話，這話題就是文學。文學這話題一時一夕如何談得完呢？所以要約定時間下次接着談。新朋友們笑曰：「都是文學發燒友啦。」
大約是在一九九七年前後，我起意研究徐訏小說，寫了篇長文發表在某報副刊。沒幾天就接到一個電話，來電者開門見山道：「我是廖文傑。你知嗎？」他說的是粵語。我當即驚喜道：「當然知！廖先生你好！」我說的是國語。
我撰寫研究徐訏的文字時引用最多的，除了徐訏作品，就是廖文傑文章了。他是徐訏鐵粉，收集了大量徐訏資料。編輯了好幾本資料集。有些還有說明和注釋。電話後我們很快約了見面，記得跟他一起來的是詩人康夫。他們兩個都是典型的文青，即是說衣着質樸，舉止拘束，言詞木訥。可是一談起文學和徐訏，就兩眼放光，滔滔不絕。盡管語言不太通，我一句粵語也不會講，他們則不諳國語，大家居然溝通無礙，劇談幾小時。記得那是在美孚一間茶餐廳，他們對飲食表現出那樣的冷淡，讓我感到熱心點吃點喝實在不文學，各人只要了杯茶和西多之類。
後來就時有見面，我從他們又認識了幾位徐粉。才得知一直有一群徐訏鐵粉的存在。他們都是純粹的文青，沒有任何功利目的，只是出於熱愛而投身文學，認定了徐訏是代表他們文學理想的作家，就為之迷為之痴。
那時徐訏在兩岸三地都遭冷落，大陸固然將他視為反動作家，他卓爾不群特立獨行的個性，又令他不見容於港台兩地的文學文化圈，書店少見他的書，兩岸的現當代文學史都將他忽略。我到香港十多年後，才偶然在嶺大圖書館看到他一本薄薄的詩集，驚艷之下，才去找來他的小說讀。
「吶，就是這本詩集。」大前天，當我跟廖文傑失聯二十年後重逢，他從口袋裏摸出一本小書來對我說，「那時你就是看了這本書才寫徐訏的。」
真的呀！這就是那本《徐訏100首抒情詩選》。編者康夫，出版者廖文傑。
可是他跟康夫也失聯了，跟其他那些徐粉也都失聯。怎麼會不失聯呢？他連智能手機也沒有，有台電腦，還頻頻故障，以至電郵也沒有了。他的通訊手段還停留於九十年代，只能打電話，而家中座機也拆除。這次我們得以聯繫上，幸賴朋友蔡詠梅的熱心探查，她七彎八拐地問來了他的電話號。
可是廖生仍然關心文學，說起文學仍是滔滔不絕：他編輯出版了誰誰的書，在哪裏發現誰誰的佚文，誰誰打算寫本徐訏傳，台灣新出了一套徐訏文集，版本與舊的那套比怎麼樣。我原本想請他吃飯，可是他對吃喝仍然表現出跟當年一樣的冷淡，說他吃過飯了，只要了杯熱檸水。
顯然，他還和當年一樣清貧，可是滿腦袋的文學資料典故依然富足得很，說起前輩作家作品，尤其是徐訏，如數家珍。還歷歷如昨地憶起第一次見到徐訏的往事。那是在一次會議中，他坐在徐生前一排。
「你跟他說話了嗎？」
「說了幾句。」
「他知道你是誰嗎？」
「知道，我給他寫過信，還寄過剪報。」
「那你應該把這些都寫下來呀。」我道。
「寫了。」
他說還寫了一些有關文學的回憶，聽上去都甚有味道和資料價值。我勸他把這些文章集結出版。
「誰會看呢？算了。」他淡淡道。
這時奇異地浮現在我腦海的，竟是不久前我在呼倫貝爾草原看到的遍地牛羊，牛也好，羊也好，馬也好，看去都是一個姿勢：低頭吃草。我便想，牛羊馬們與人的區別所在，就是牛羊馬只關心吃飽喝足，而人在謀求物質生活的富足之外，還要追求精神生活的富足。而純正的文學發燒友，就是那些把精神生活看得遠遠高於物質生活的人。這樣的人即使今日還存在，也是鳳毛麟角了。我竟得識二三子，幸甚。
（王璞臉書2025年9月23日）
2025年9月24日 星期三
悼胡菊人
記憶之中，胡菊人先生非常樂意提攜後輩。我很記得一件小事，當年兩大學生會合辦「青年文學獎」徵文比賽，胡先生多次擔任評判，那是非常吃力的義務工作 。1982年夏天，第九屆「青年文學獎」舉行頒獎典禮，胡先生親身蒞臨，我以籌委會主席身份坐在他身邊。我對他說：得獎作品編成文集，要等一年半載才能面世，太久了；如果部份作品可率先在報刊上刊登，早日發表，對作者是很大的鼓舞。胡先生很同意，馬上答應把他很喜歡而又篇幅適中的一個得獎短篇小說，刊登在他主編的《百姓》半月刊上 。這只是他做過的很多大事之中的一件不起眼的小事，但很能反映出他編《中國學生周報》、《明報月刊》以來那份關心文化、關心家國、關心年輕人的情懷 。
感謝胡先生！願胡先生安息 。
2025.9.10
（Ip Kin Yuen 葉建源臉書專頁2025年9月10日）
胡菊人早年於廣東成長，初中三年級尚未畢業便隨親戚到香港生活，於聖類斯中學當校役和教堂雜役，後在1961年畢業於珠海學院英語系，曾向琴家、藝術教育家蔡德允學習古琴。[3]先後任《大學生活》社長及主編、《中國學生周報》社長。
1968年開始擔任《明報月刊》的主編，前後歷經十三年，月薪是4,700元，1981年離開《明報月刊》，加入傅朝樞創立的《中報》。臨行前，金庸特地在「海城」酒樓設宴歡送，贈「黃金勞力士」。1981年6月1日創辦《百姓》半月刊。1996年移民加拿大溫哥華。此前他於1985年至1990年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
2025年9月3日在睡夢中離世。
（《明月》臉書專頁2025年9月10日）
一生中，總有貴人扶持。我有胡菊人先生。投入記者行業，原擬放棄中文寫作，是胡先生來電我其時工作的英文報館說：你要替<百姓>寫稿。受寵若驚之餘，就寫了這一篇封面故事。之後一直「踩」上門，把手寫稿交稿 （未有傳真、遑論電腦）。
胡先生曾在他當年的明報專欄，寫過一篇標題「毛孟靜的中文」。當年霎時看到個心真係離一離，但原來他讚我呢，他說我的中文活潑，「因為有英文味道」。
胡先生予我的鼓勵提攜，真不足為外人道。有好些交往間的小故事，也曾訪問這名我認為是香港最具真正文人氣質的知識分子，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悉他離世，感觸良多，一直深信他對香港文化的厚重貢獻。胡先生安息。
（Claudia Mo/毛孟靜臉書專頁2025年9月10日）
附 1992 年訪胡菊人 先生—文。他好些話，尤其比較個人的，都沒有寫進去。他叮囑要尤其顧及別人不必要的負面感受，不好寫。
明窗出版社1993
顏純鈎：風骨錚錚，丰神靄靄，一生淡泊，功在文化──懷念香港文化先行者胡菊人先生
2025年9月3日晚11時20分，香港文化界前輩胡菊人先生在溫哥華家中，於睡夢中安詳離世。消息傳來內心哀痛，心頭起伏久久不能平靜，又一位香港文化奠基者離開人世，而香港早已經不是我們認識的香港。
人與人相處講緣份，不知為什麼，我在香港生活四十年，與菊人先生的接觸卻非常有限。我平日雖不樂衷於交際，但在我有限的活動圈子裡，也極少見到菊人先生，可見他也視應酬為畏途。戴天先生與菊人先生同輩，戴天詩酒風流，朋友遍香江，菊人先生卻謙恭自牧，淡泊明志，與文化江湖保持距離。
我與菊人先生雖然很少交集，但有幾件小事仍值得一記。第一是我初到香港，滿身心文革殘留意識，因為喜歡文學，如饑似渴找書來看。當時看到菊人先生一本《小說技巧》，等於在自己心頭，開啟了第一扇面對現代小說的窗，關於意識流和象徵手法等等的現代小說基本知識，都是從這本書中得到啟蒙。
後來我嘗試寫小說，有這本書傳授的基本技巧打底，才有機會慢慢摸到入門門徑。現在的年輕人可能已經不知有這本書了，但當年對一眾文學青年，都是不可多得的文學啟蒙讀本。
我摸索了幾年，後來參加第八屆青年文學獎比賽，得到小說高級組冠軍，當時的評判是台灣的陳映真，香港的胡菊人和黃思騁，這大概是菊人先生第一次知道我。
多年後，我和菊人先生同時在香港聯合報副刊版寫專欄，有一年大陸詩人顧城在新西蘭殺死妻子後自殺，我曾寫一篇短文，說顧城是極端的理想主義者﹑極端的唯美主義者，又是極端的自戀狂，過後菊人先生也撰一短文，認同我的看法，但卻說我是「青年作家」。這也證明菊人先生與香港文化界中人，一直保持一種若即若離的狀態。
1996年我移民溫哥華，菊人先生一家已先我來這裡多年，有幾次我們在加華作協的聚會上同席，因為人多也沒什麼交談。有一次我與太太到他家裡拜訪，那時他一隻腳剛做過手術，另一隻腳也在排期做手術，行動已不太方便，此外談了些彼此近況。只記得他說話永遠面帶微笑，不徐不疾，言簡意賅，他從不會像戴天那樣，說什麼都眉飛色舞，興致勃勃。
我和菊人先生的交集僅限於此，但我一直都追隨他的文化足跡。我到香港後，菊人先生主編的《中國學生周報》已經停刊，他在主編《明報月刊》，《明報月刊》是我初到貴境後的精神食糧。後來他離開明報，主編《中報》，我也追隨他，他離開《中報》後創辦《百姓》雙周刊，我也一直是他的讀者。
胡菊人先生是香港當代文化的奠基者之一，他與他們那一輩的少數精英，在港英的文化重圍中，打造出香港本土文化的基石，他是開山劈石的人，他對香港文化的貢獻被嚴重低估。往後，香港幾間大學的中文系，應該有人對胡先生一生的工作業績和社會影響作深入研究，那也是香港文化的寶貴財富。
菊人先生主編《中國學生周報》，培養起西西﹑也斯﹑小思﹑蔡炎培﹑崑南等香港文學中堅人物，而西西他們這一輩，又培養起更多文學後輩，接火炬一樣一代傳一代。菊人先生主編《明報月刊》，對上世紀七十年代南來的新移民，有文化上啟蒙的作用，這個刊物宣揚的政治理念﹑文化理想，成為八十年代以至九七前後香港文化高峰期的社會文化基礎。後來他主編《中報》，因與老闆傅朝樞在政治理念上分歧，他也當機立斷離開中報，創辦《百姓》雙周刊。他一直堅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陳寅恪語）。
歴史學家余英時說過，他對政治只保持一種「遙遠的興趣」，我想胡菊人先生遵奉的也是同樣的處世原則。先生一生月旦國是，鞭撻時政，但他從不參與實際的政治。他很難得地保持一種知識分子的獨立精神，不被現實政治左右，也不被政治操作異化。正因如此，他一生清正，恰是香港文化界光怪陸離的世界中一股清流，即使退休後來加拿大，他也潔身自愛，對政治有看法，但沒有興趣。
文化人涉足現實政治，總以為能改變政治，其實最終都是自己被政治改變了，他們陷入政治泥沼中而不能自拔，更甚的，有的直接就墮落成政客，成為自己本來討厭的人。
很多年前，胡菊人先生自明報退休，當時江湖傳聞，說金庸送他一隻名表，但外傳菊人先生在明報月刊的薪酬相當低，以他的資歴收取如此低的報酬，很多文化界朋友都替他不值。但在我看來，菊人先生看重的不是收入，而是明報月刊那個文化陣地，他要利用那個平台來踐行自己的文化理想，因此就把他的低收入，視為他為實現自己文化理想需要付出的代價。
人各有志，後來金庸因鄧小平接見，說了一些好話，就受寵若驚，跳入政治江湖中，結果被中共利用，又不能認同中共的理念，搞得相當「冇癮」。從這一點看來，金庸雖然寫武俠小說，對歴史與民情瞭然於心，但對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卻遠不及胡菊人先生的清醒與固執。
香港文化已經淪落，今後有沒有重生的希望，也端看香港人如何爭取了。不管如何，胡菊人先生一生默默耕耘，不問回報，但他辛苦一生留下的文化遺產，卻值得我們好好珍惜。
（顏純鈎臉書專頁2025年9月11日）
何福仁：悼胡
「因為每期都看《明報月刊》，覺得那是當時最好的雜誌，而主編胡菊人是我尊敬的長輩，我偶然也投稿新詩、小品文。如今想來，一定是生澀的東西，但胡先生一直刊用，他離開明月後主編《中報月刊》(1980) ，創刊時居然也發了我一首詩。」這是我在《那一隻生了厚繭的手》再版時(此書初版2015年，翌年即再版，得了個香港書獎。這是什麼獎，我已經不大了了)，編者舒非要我再寫一文，談談自己的寫作歷程，我就寫了〈我的寫作，再版序〉。文章並不短，其中提到胡菊人，可就寥寥上述幾句而已。我應該寫多些。文中我還提到齊桓、徐速、余光中等人。
胡是長輩，在當年是文化巨星，其人正氣，也見骨氣，我曾以為五四知識分子就應該是這樣子的。其實這在任何時期，都並非必然。已不記得怎樣認識他了，一次是他在家中招待白先勇，也找來好些文青，我是其中一個；好像是他新婚不久。我一直是他的讀者，從《明報月刊》，到《星島晚報》、《明報》，當然還知道他曾是《中國學生周報》最年輕的社長。最有印象的一次是，我在《星島日報》指責司馬長風在專欄上寫的文學史太粗疏，又搞不清卡夫卡的問題，──什麼問題，已鴨背過水，只記得替《星島》畫版頭的阿蔡一邊畫另一邊說我某些用詞過了火；真是年少氣盛，得勢不饒。胡和司馬(秋貞理)的關係很深，可胡先生並不因此怪責我，半句也沒有，他籌備《中報》時，還給我一張字條，歡迎我寫些什麼。一般人只記得他辦過《百姓半月刊》，其實之前是《中報月刊》、《中報》。
時代就這樣過去，是我們的長輩，一併把它帶走了。
（Fuk Yan Ho臉書2025年9月12日）
陳廷清悼胡菊人
個多星期前看到胡菊人先生的訃聞，加拿大的吴仕健還附上淮遠剛寫的詩，之後這幾天間斷地想起胡先生。
遇上胡先生是1970年參加了創建學會在譚公道開辦的文學班，他與戴天是導師，那個時期是我的啟蒙期，認識了不少導師和朋友。
那時候我開始自學玩攝影，胡先生是明報月刊總編輯，有日他叫我去影畫作為月刋封面用，有點受寵若驚，他約我晚上去上環一座舊樓地舖，樓底甚高，內𥚃有木柱橫樑，樓主用「丫义」把卷軸畫勾掛上橫樑，他倆坐着談畫，我就在拍攝，當時我只有簡陋器材，沒有燈光設備，就算有亦不懂好好打燈，以現場環境加攝光燈拍攝功筆畫的𠎀作，膽粗粗去完成任務。後來才了解那處就是收藏家劉作籌的原型虛白齋。
文學班時期胡先生與黃子程同住太子道的愛華居，大食會聚會我去過一次，記得那次胡先生親自蒸魚，用夾夾碟上枱時，出了狀况整碟魚掉落地上，他只噢了一聲，淡然置之，清理干淨後再上抬，這個印象依然深刻停留在我的腦海。胡先生文靜淡笑的模樣，抽着烟語調温文，為我這一輩文青的偶像。
90年代初我做「太空人」，首次落腳溫哥華，揸車去唐人街竟然遇見莊慶生，創建文學班的同學，當年我們幾個經常與戴天宵夜飲酒。那幾年每年都飛温哥華四次，有好幾次由他去約劉美美同胡先生食飯聚舊。後來劉美美說胡先生不善於行，甚少外出就再未有飯聚。
莊慶生走了，胡先生走了。而我，至少有十五年沒有去溫哥華了。
20250921
（Chan Ting Ching臉書2025年9月21日）
張灼祥：文青歲月的〈廣陵散〉、曇花與舊時人
十年前路過溫哥華，我卻沒有想去探望胡菊人先生，我知道胡先生自香港隱退，定居溫哥華、再沒有與早年認識的文化人有什麼來往了，一如好幾位移居加拿大的前輩詩人，我們的交情（要是真的有的話）止於香港、台灣。他們移居海外，是想過另一種生活了，即使來到他們定居之處，我又怎麼好意思登門造訪呢？
胡菊人
胡先生在香港當「青年導師」的日子，我有幸聽過他用古琴彈奏〈廣陵散〉。又在詩人李國威的私人婚禮派對上，聽他談及「夫妻相處」之道。一對新人留心聆聽胡先生訓話，聽着聴着，男的一直默不作聲，女的卻是先哭了起來：「婚姻之路，並不好走」啊。
李國威寫《曇花》這首詩時該已經結婚了？那天晚上，我們到他位於新界屯門的居所見證他的婚禮時，園子裡的曇花仍是含苞待放。
「曇花開不到一個晚上／使人愁苦的清香／繞膝如你的姿勢／燈下談着往事／女孩變成了妻子／一生的愛有千種惱／只為這盛開的容顏」。
我不知道他們兩人生活之「惱」有多少，李國威是不會告訴我們的。
往後的幾年我仍會見到李國威。他愛上喝啤酒，每次出現時總是手持一罐啤酒，一罐接一罐地喝下去。
曾在家中舉辦過一場「生啤晚會」 ，一大桶生啤任飲，整晚飲得最開心的非李莫屬。
「胡國雄的腳法好像沒先前的好了。」愛看足球賽的李國威，每次談起「大頭仔胡國雄」都興致盎然，「大頭仔即使踢得沒之前的好，仍是最佳前鋒。」
李國威後來當上「博益」編輯，他推介村上春樹的作品時也顯得興致勃勃。
李國威從新界搬至九龍廣播道後，我們見面機會絕無僅有。有一次，我在港台訪問中國作家汪曾祺，談他的小說《受戒》。李自動請纓，說自己喜歡汪曾祺的作品，想與他見面、談話。那次李國威是心想事成，他該感到高興吧。
廣播道
至於李國威是否仍有與胡菊人先生見面、來往，對此我是一無所知。
在我的文青歲月，聽過胡先生用古琴彈奏〈廣陵散〉後，我已經很少見到胡先生了。倒是後來胡先生離開《明報月刊》、出任《中報》總編輯、創辦《百姓》後，我也開始了我的投稿生涯，做了一名業餘撰稿人。
圖：作者提供、Wikimedia Commons、Facebook@初文出版社
（《橙新聞》2025年9月23日）
蘇賡哲：追懷胡菊人先生
胡菊人先生以高齡安詳辭世。作為舊識，難免惋惜。
最後一次見面，是作家協會分裂（也可以稱為內訌），開完了大會，他率領一批寫作人忿然離去，另立爐灶。我和倪匡是他的對立面，偏偏乘搭同一部電梯，他説了幾句氣頭話，我忘記了。沒有必要去記。時間淘洗，我的大風浪在後面，作協這種茶杯裡的風波，數十年後只堪一笑，讓它過去算了。只因為是最後一面，還有點模糊印象。
從「最後」説到「開始」，第一次「碰」到胡，在旺角復興書店，我和當時不認識的他同時伸手去拿架上一本胡道靜校証的夢溪筆談，大家的手碰在一起，我禮讓了他。因為我買只為圖利，他買應有較好用途。後來知道他寫了一些中國科技史的文章，所以禮讓是得其宜得其所的。
胡先生出身寒微，但自強不息。大專讀的是珠海書院夜校英文系。大家都知道，他一直不太喜歡提及這一點。珠海是我的母校，我不介意公開和母校的關係。但在很多人眼中，它是一間學店，聲譽當然比一些名校大有不如。不過我認為，個人的學問追求和成就，比學校所受風評重要，胡先生憑自己努力爭取來的社會地位，和母校聲名好不好，其實完全沒有關係，本來大可坦然面對。
胡先生自號菊人，人淡如菊，意韻很好。我想他一定知道這也是中華民國總統徐世昌的號。大概他很景仰這個總統吧。
能夠得到劉美美為妻房，是胡菊人一生最大的福氣。心善的人才能夠有這福氣。
（蘇賡哲臉書2025年9月23日）
胡菊人一九五五年走進香港文化界，加入友聯出版社工作後，先後曾任《大學生活》、《中國學生周報》、《今日世界》、《明報月刊》、《中報》、《中報月刊》、《百姓》……等報刊的編輯及社長等職。不單負責編輯工作，還要寫大量文稿，但他出版的著述卻不多，只有《旅遊閑筆》、《紅樓、水滸與小說藝術》、《文學的視野》和《小說技巧》等幾種。如今大家見到的《坐井集》(香港正文出版社，一九六八)，是他的第一部單行本。封面是文樓的絲版畫，封面與封底通版，這位枕手半躺的「坐井者」，是冷眼觀天還是思考人生不同際遇？
《坐井集》是四十開本的袋裝書，一七二頁，約十萬字，收雜文五十一篇，大多屬讀書筆記類，以談文化、思想、文學、藝術的為主，差不多全是當年《星島晚報‧文化周刊》中《坐井集》所發表的文章。其中有一篇〈馬場贏來的稿費〉，寫某詩人在馬場贏了錢，回家交給母親時，卻說是「賣了一部劇本」的收入，企圖改變母親認為「作家必窮死一世」的觀念。可悲！
《坐井集》一九六八年初版一千七百本，一九七○年再版，我的這冊是一九七二年的三版。胡菊人在〈再版序〉中說，此書在當年來說，已是值得一再提及的文學暢銷書，但比起武俠小說和「老夫子」卻望塵未及。無奈！誰叫你選擇了文學？
（許定銘臉書2020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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