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發燒友」這個詞語，我是到香港後才知道的；而見識到純正的文學發燒友長甚麼樣，我是在寫出那篇徐訏小說研究才知道。
一九八九年底我初到香港，身無分文，舉目無友，不過很快在報社找到工作，還結識了一班新朋友，大家初次見面就一見如故，有談也談不完的話，這話題就是文學。文學這話題一時一夕如何談得完呢？所以要約定時間下次接着談。新朋友們笑曰：「都是文學發燒友啦。」
大約是在一九九七年前後，我起意研究徐訏小說，寫了篇長文發表在某報副刊。沒幾天就接到一個電話，來電者開門見山道：「我是廖文傑。你知嗎？」他說的是粵語。我當即驚喜道：「當然知！廖先生你好！」我說的是國語。
我撰寫研究徐訏的文字時引用最多的，除了徐訏作品，就是廖文傑文章了。他是徐訏鐵粉，收集了大量徐訏資料。編輯了好幾本資料集。有些還有說明和注釋。電話後我們很快約了見面，記得跟他一起來的是詩人康夫。他們兩個都是典型的文青，即是說衣着質樸，舉止拘束，言詞木訥。可是一談起文學和徐訏，就兩眼放光，滔滔不絕。盡管語言不太通，我一句粵語也不會講，他們則不諳國語，大家居然溝通無礙，劇談幾小時。記得那是在美孚一間茶餐廳，他們對飲食表現出那樣的冷淡，讓我感到熱心點吃點喝實在不文學，各人只要了杯茶和西多之類。
後來就時有見面，我從他們又認識了幾位徐粉。才得知一直有一群徐訏鐵粉的存在。他們都是純粹的文青，沒有任何功利目的，只是出於熱愛而投身文學，認定了徐訏是代表他們文學理想的作家，就為之迷為之痴。
那時徐訏在兩岸三地都遭冷落，大陸固然將他視為反動作家，他卓爾不群特立獨行的個性，又令他不見容於港台兩地的文學文化圈，書店少見他的書，兩岸的現當代文學史都將他忽略。我到香港十多年後，才偶然在嶺大圖書館看到他一本薄薄的詩集，驚艷之下，才去找來他的小說讀。
「吶，就是這本詩集。」大前天，當我跟廖文傑失聯二十年後重逢，他從口袋裏摸出一本小書來對我說，「那時你就是看了這本書才寫徐訏的。」
真的呀！這就是那本《徐訏100首抒情詩選》。編者康夫，出版者廖文傑。
可是他跟康夫也失聯了，跟其他那些徐粉也都失聯。怎麼會不失聯呢？他連智能手機也沒有，有台電腦，還頻頻故障，以至電郵也沒有了。他的通訊手段還停留於九十年代，只能打電話，而家中座機也拆除。這次我們得以聯繫上，幸賴朋友蔡詠梅的熱心探查，她七彎八拐地問來了他的電話號。
可是廖生仍然關心文學，說起文學仍是滔滔不絕：他編輯出版了誰誰的書，在哪裏發現誰誰的佚文，誰誰打算寫本徐訏傳，台灣新出了一套徐訏文集，版本與舊的那套比怎麼樣。我原本想請他吃飯，可是他對吃喝仍然表現出跟當年一樣的冷淡，說他吃過飯了，只要了杯熱檸水。
顯然，他還和當年一樣清貧，可是滿腦袋的文學資料典故依然富足得很，說起前輩作家作品，尤其是徐訏，如數家珍。還歷歷如昨地憶起第一次見到徐訏的往事。那是在一次會議中，他坐在徐生前一排。
「你跟他說話了嗎？」
「說了幾句。」
「他知道你是誰嗎？」
「知道，我給他寫過信，還寄過剪報。」
「那你應該把這些都寫下來呀。」我道。
「寫了。」
他說還寫了一些有關文學的回憶，聽上去都甚有味道和資料價值。我勸他把這些文章集結出版。
「誰會看呢？算了。」他淡淡道。
這時奇異地浮現在我腦海的，竟是不久前我在呼倫貝爾草原看到的遍地牛羊，牛也好，羊也好，馬也好，看去都是一個姿勢：低頭吃草。我便想，牛羊馬們與人的區別所在，就是牛羊馬只關心吃飽喝足，而人在謀求物質生活的富足之外，還要追求精神生活的富足。而純正的文學發燒友，就是那些把精神生活看得遠遠高於物質生活的人。這樣的人即使今日還存在，也是鳳毛麟角了。我竟得識二三子，幸甚。
（王璞臉書2025年9月23日）
2025年9月24日 星期三
悼胡菊人
記憶之中，胡菊人先生非常樂意提攜後輩。我很記得一件小事，當年兩大學生會合辦「青年文學獎」徵文比賽，胡先生多次擔任評判，那是非常吃力的義務工作 。1982年夏天，第九屆「青年文學獎」舉行頒獎典禮，胡先生親身蒞臨，我以籌委會主席身份坐在他身邊。我對他說：得獎作品編成文集，要等一年半載才能面世，太久了；如果部份作品可率先在報刊上刊登，早日發表，對作者是很大的鼓舞。胡先生很同意，馬上答應把他很喜歡而又篇幅適中的一個得獎短篇小說，刊登在他主編的《百姓》半月刊上 。這只是他做過的很多大事之中的一件不起眼的小事，但很能反映出他編《中國學生周報》、《明報月刊》以來那份關心文化、關心家國、關心年輕人的情懷 。
感謝胡先生！願胡先生安息 。
2025.9.10
（Ip Kin Yuen 葉建源臉書專頁2025年9月10日）
胡菊人早年於廣東成長，初中三年級尚未畢業便隨親戚到香港生活，於聖類斯中學當校役和教堂雜役，後在1961年畢業於珠海學院英語系，曾向琴家、藝術教育家蔡德允學習古琴。[3]先後任《大學生活》社長及主編、《中國學生周報》社長。
1968年開始擔任《明報月刊》的主編，前後歷經十三年，月薪是4,700元，1981年離開《明報月刊》，加入傅朝樞創立的《中報》。臨行前，金庸特地在「海城」酒樓設宴歡送，贈「黃金勞力士」。1981年6月1日創辦《百姓》半月刊。1996年移民加拿大溫哥華。此前他於1985年至1990年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
2025年9月3日在睡夢中離世。
（《明月》臉書專頁2025年9月10日）
一生中，總有貴人扶持。我有胡菊人先生。投入記者行業，原擬放棄中文寫作，是胡先生來電我其時工作的英文報館說：你要替<百姓>寫稿。受寵若驚之餘，就寫了這一篇封面故事。之後一直「踩」上門，把手寫稿交稿 （未有傳真、遑論電腦）。
胡先生曾在他當年的明報專欄，寫過一篇標題「毛孟靜的中文」。當年霎時看到個心真係離一離，但原來他讚我呢，他說我的中文活潑，「因為有英文味道」。
胡先生予我的鼓勵提攜，真不足為外人道。有好些交往間的小故事，也曾訪問這名我認為是香港最具真正文人氣質的知識分子，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悉他離世，感觸良多，一直深信他對香港文化的厚重貢獻。胡先生安息。
（Claudia Mo/毛孟靜臉書專頁2025年9月10日）
附 1992 年訪胡菊人 先生—文。他好些話，尤其比較個人的，都沒有寫進去。他叮囑要尤其顧及別人不必要的負面感受，不好寫。
明窗出版社1993
顏純鈎：風骨錚錚，丰神靄靄，一生淡泊，功在文化──懷念香港文化先行者胡菊人先生
2025年9月3日晚11時20分，香港文化界前輩胡菊人先生在溫哥華家中，於睡夢中安詳離世。消息傳來內心哀痛，心頭起伏久久不能平靜，又一位香港文化奠基者離開人世，而香港早已經不是我們認識的香港。
人與人相處講緣份，不知為什麼，我在香港生活四十年，與菊人先生的接觸卻非常有限。我平日雖不樂衷於交際，但在我有限的活動圈子裡，也極少見到菊人先生，可見他也視應酬為畏途。戴天先生與菊人先生同輩，戴天詩酒風流，朋友遍香江，菊人先生卻謙恭自牧，淡泊明志，與文化江湖保持距離。
我與菊人先生雖然很少交集，但有幾件小事仍值得一記。第一是我初到香港，滿身心文革殘留意識，因為喜歡文學，如饑似渴找書來看。當時看到菊人先生一本《小說技巧》，等於在自己心頭，開啟了第一扇面對現代小說的窗，關於意識流和象徵手法等等的現代小說基本知識，都是從這本書中得到啟蒙。
後來我嘗試寫小說，有這本書傳授的基本技巧打底，才有機會慢慢摸到入門門徑。現在的年輕人可能已經不知有這本書了，但當年對一眾文學青年，都是不可多得的文學啟蒙讀本。
我摸索了幾年，後來參加第八屆青年文學獎比賽，得到小說高級組冠軍，當時的評判是台灣的陳映真，香港的胡菊人和黃思騁，這大概是菊人先生第一次知道我。
多年後，我和菊人先生同時在香港聯合報副刊版寫專欄，有一年大陸詩人顧城在新西蘭殺死妻子後自殺，我曾寫一篇短文，說顧城是極端的理想主義者﹑極端的唯美主義者，又是極端的自戀狂，過後菊人先生也撰一短文，認同我的看法，但卻說我是「青年作家」。這也證明菊人先生與香港文化界中人，一直保持一種若即若離的狀態。
1996年我移民溫哥華，菊人先生一家已先我來這裡多年，有幾次我們在加華作協的聚會上同席，因為人多也沒什麼交談。有一次我與太太到他家裡拜訪，那時他一隻腳剛做過手術，另一隻腳也在排期做手術，行動已不太方便，此外談了些彼此近況。只記得他說話永遠面帶微笑，不徐不疾，言簡意賅，他從不會像戴天那樣，說什麼都眉飛色舞，興致勃勃。
我和菊人先生的交集僅限於此，但我一直都追隨他的文化足跡。我到香港後，菊人先生主編的《中國學生周報》已經停刊，他在主編《明報月刊》，《明報月刊》是我初到貴境後的精神食糧。後來他離開明報，主編《中報》，我也追隨他，他離開《中報》後創辦《百姓》雙周刊，我也一直是他的讀者。
胡菊人先生是香港當代文化的奠基者之一，他與他們那一輩的少數精英，在港英的文化重圍中，打造出香港本土文化的基石，他是開山劈石的人，他對香港文化的貢獻被嚴重低估。往後，香港幾間大學的中文系，應該有人對胡先生一生的工作業績和社會影響作深入研究，那也是香港文化的寶貴財富。
菊人先生主編《中國學生周報》，培養起西西﹑也斯﹑小思﹑蔡炎培﹑崑南等香港文學中堅人物，而西西他們這一輩，又培養起更多文學後輩，接火炬一樣一代傳一代。菊人先生主編《明報月刊》，對上世紀七十年代南來的新移民，有文化上啟蒙的作用，這個刊物宣揚的政治理念﹑文化理想，成為八十年代以至九七前後香港文化高峰期的社會文化基礎。後來他主編《中報》，因與老闆傅朝樞在政治理念上分歧，他也當機立斷離開中報，創辦《百姓》雙周刊。他一直堅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陳寅恪語）。
歴史學家余英時說過，他對政治只保持一種「遙遠的興趣」，我想胡菊人先生遵奉的也是同樣的處世原則。先生一生月旦國是，鞭撻時政，但他從不參與實際的政治。他很難得地保持一種知識分子的獨立精神，不被現實政治左右，也不被政治操作異化。正因如此，他一生清正，恰是香港文化界光怪陸離的世界中一股清流，即使退休後來加拿大，他也潔身自愛，對政治有看法，但沒有興趣。
文化人涉足現實政治，總以為能改變政治，其實最終都是自己被政治改變了，他們陷入政治泥沼中而不能自拔，更甚的，有的直接就墮落成政客，成為自己本來討厭的人。
很多年前，胡菊人先生自明報退休，當時江湖傳聞，說金庸送他一隻名表，但外傳菊人先生在明報月刊的薪酬相當低，以他的資歴收取如此低的報酬，很多文化界朋友都替他不值。但在我看來，菊人先生看重的不是收入，而是明報月刊那個文化陣地，他要利用那個平台來踐行自己的文化理想，因此就把他的低收入，視為他為實現自己文化理想需要付出的代價。
人各有志，後來金庸因鄧小平接見，說了一些好話，就受寵若驚，跳入政治江湖中，結果被中共利用，又不能認同中共的理念，搞得相當「冇癮」。從這一點看來，金庸雖然寫武俠小說，對歴史與民情瞭然於心，但對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卻遠不及胡菊人先生的清醒與固執。
香港文化已經淪落，今後有沒有重生的希望，也端看香港人如何爭取了。不管如何，胡菊人先生一生默默耕耘，不問回報，但他辛苦一生留下的文化遺產，卻值得我們好好珍惜。
（顏純鈎臉書專頁2025年9月11日）
何福仁：悼胡
「因為每期都看《明報月刊》，覺得那是當時最好的雜誌，而主編胡菊人是我尊敬的長輩，我偶然也投稿新詩、小品文。如今想來，一定是生澀的東西，但胡先生一直刊用，他離開明月後主編《中報月刊》(1980) ，創刊時居然也發了我一首詩。」這是我在《那一隻生了厚繭的手》再版時(此書初版2015年，翌年即再版，得了個香港書獎。這是什麼獎，我已經不大了了)，編者舒非要我再寫一文，談談自己的寫作歷程，我就寫了〈我的寫作，再版序〉。文章並不短，其中提到胡菊人，可就寥寥上述幾句而已。我應該寫多些。文中我還提到齊桓、徐速、余光中等人。
胡是長輩，在當年是文化巨星，其人正氣，也見骨氣，我曾以為五四知識分子就應該是這樣子的。其實這在任何時期，都並非必然。已不記得怎樣認識他了，一次是他在家中招待白先勇，也找來好些文青，我是其中一個；好像是他新婚不久。我一直是他的讀者，從《明報月刊》，到《星島晚報》、《明報》，當然還知道他曾是《中國學生周報》最年輕的社長。最有印象的一次是，我在《星島日報》指責司馬長風在專欄上寫的文學史太粗疏，又搞不清卡夫卡的問題，──什麼問題，已鴨背過水，只記得替《星島》畫版頭的阿蔡一邊畫另一邊說我某些用詞過了火；真是年少氣盛，得勢不饒。胡和司馬(秋貞理)的關係很深，可胡先生並不因此怪責我，半句也沒有，他籌備《中報》時，還給我一張字條，歡迎我寫些什麼。一般人只記得他辦過《百姓半月刊》，其實之前是《中報月刊》、《中報》。
時代就這樣過去，是我們的長輩，一併把它帶走了。
（Fuk Yan Ho臉書2025年9月12日）
陳廷清悼胡菊人
個多星期前看到胡菊人先生的訃聞，加拿大的吴仕健還附上淮遠剛寫的詩，之後這幾天間斷地想起胡先生。
遇上胡先生是1970年參加了創建學會在譚公道開辦的文學班，他與戴天是導師，那個時期是我的啟蒙期，認識了不少導師和朋友。
那時候我開始自學玩攝影，胡先生是明報月刊總編輯，有日他叫我去影畫作為月刋封面用，有點受寵若驚，他約我晚上去上環一座舊樓地舖，樓底甚高，內𥚃有木柱橫樑，樓主用「丫义」把卷軸畫勾掛上橫樑，他倆坐着談畫，我就在拍攝，當時我只有簡陋器材，沒有燈光設備，就算有亦不懂好好打燈，以現場環境加攝光燈拍攝功筆畫的𠎀作，膽粗粗去完成任務。後來才了解那處就是收藏家劉作籌的原型虛白齋。
文學班時期胡先生與黃子程同住太子道的愛華居，大食會聚會我去過一次，記得那次胡先生親自蒸魚，用夾夾碟上枱時，出了狀况整碟魚掉落地上，他只噢了一聲，淡然置之，清理干淨後再上抬，這個印象依然深刻停留在我的腦海。胡先生文靜淡笑的模樣，抽着烟語調温文，為我這一輩文青的偶像。
90年代初我做「太空人」，首次落腳溫哥華，揸車去唐人街竟然遇見莊慶生，創建文學班的同學，當年我們幾個經常與戴天宵夜飲酒。那幾年每年都飛温哥華四次，有好幾次由他去約劉美美同胡先生食飯聚舊。後來劉美美說胡先生不善於行，甚少外出就再未有飯聚。
莊慶生走了，胡先生走了。而我，至少有十五年沒有去溫哥華了。
20250921
（Chan Ting Ching臉書2025年9月21日）
張灼祥：文青歲月的〈廣陵散〉、曇花與舊時人
十年前路過溫哥華，我卻沒有想去探望胡菊人先生，我知道胡先生自香港隱退，定居溫哥華、再沒有與早年認識的文化人有什麼來往了，一如好幾位移居加拿大的前輩詩人，我們的交情（要是真的有的話）止於香港、台灣。他們移居海外，是想過另一種生活了，即使來到他們定居之處，我又怎麼好意思登門造訪呢？
胡菊人
胡先生在香港當「青年導師」的日子，我有幸聽過他用古琴彈奏〈廣陵散〉。又在詩人李國威的私人婚禮派對上，聽他談及「夫妻相處」之道。一對新人留心聆聽胡先生訓話，聽着聴着，男的一直默不作聲，女的卻是先哭了起來：「婚姻之路，並不好走」啊。
李國威寫《曇花》這首詩時該已經結婚了？那天晚上，我們到他位於新界屯門的居所見證他的婚禮時，園子裡的曇花仍是含苞待放。
「曇花開不到一個晚上／使人愁苦的清香／繞膝如你的姿勢／燈下談着往事／女孩變成了妻子／一生的愛有千種惱／只為這盛開的容顏」。
我不知道他們兩人生活之「惱」有多少，李國威是不會告訴我們的。
往後的幾年我仍會見到李國威。他愛上喝啤酒，每次出現時總是手持一罐啤酒，一罐接一罐地喝下去。
曾在家中舉辦過一場「生啤晚會」 ，一大桶生啤任飲，整晚飲得最開心的非李莫屬。
「胡國雄的腳法好像沒先前的好了。」愛看足球賽的李國威，每次談起「大頭仔胡國雄」都興致盎然，「大頭仔即使踢得沒之前的好，仍是最佳前鋒。」
李國威後來當上「博益」編輯，他推介村上春樹的作品時也顯得興致勃勃。
李國威從新界搬至九龍廣播道後，我們見面機會絕無僅有。有一次，我在港台訪問中國作家汪曾祺，談他的小說《受戒》。李自動請纓，說自己喜歡汪曾祺的作品，想與他見面、談話。那次李國威是心想事成，他該感到高興吧。
廣播道
至於李國威是否仍有與胡菊人先生見面、來往，對此我是一無所知。
在我的文青歲月，聽過胡先生用古琴彈奏〈廣陵散〉後，我已經很少見到胡先生了。倒是後來胡先生離開《明報月刊》、出任《中報》總編輯、創辦《百姓》後，我也開始了我的投稿生涯，做了一名業餘撰稿人。
圖：作者提供、Wikimedia Commons、Facebook@初文出版社
（《橙新聞》2025年9月23日）
蘇賡哲：追懷胡菊人先生
胡菊人先生以高齡安詳辭世。作為舊識，難免惋惜。
最後一次見面，是作家協會分裂（也可以稱為內訌），開完了大會，他率領一批寫作人忿然離去，另立爐灶。我和倪匡是他的對立面，偏偏乘搭同一部電梯，他説了幾句氣頭話，我忘記了。沒有必要去記。時間淘洗，我的大風浪在後面，作協這種茶杯裡的風波，數十年後只堪一笑，讓它過去算了。只因為是最後一面，還有點模糊印象。
從「最後」説到「開始」，第一次「碰」到胡，在旺角復興書店，我和當時不認識的他同時伸手去拿架上一本胡道靜校証的夢溪筆談，大家的手碰在一起，我禮讓了他。因為我買只為圖利，他買應有較好用途。後來知道他寫了一些中國科技史的文章，所以禮讓是得其宜得其所的。
胡先生出身寒微，但自強不息。大專讀的是珠海書院夜校英文系。大家都知道，他一直不太喜歡提及這一點。珠海是我的母校，我不介意公開和母校的關係。但在很多人眼中，它是一間學店，聲譽當然比一些名校大有不如。不過我認為，個人的學問追求和成就，比學校所受風評重要，胡先生憑自己努力爭取來的社會地位，和母校聲名好不好，其實完全沒有關係，本來大可坦然面對。
胡先生自號菊人，人淡如菊，意韻很好。我想他一定知道這也是中華民國總統徐世昌的號。大概他很景仰這個總統吧。
能夠得到劉美美為妻房，是胡菊人一生最大的福氣。心善的人才能夠有這福氣。
（蘇賡哲臉書2025年9月23日）
胡菊人一九五五年走進香港文化界，加入友聯出版社工作後，先後曾任《大學生活》、《中國學生周報》、《今日世界》、《明報月刊》、《中報》、《中報月刊》、《百姓》……等報刊的編輯及社長等職。不單負責編輯工作，還要寫大量文稿，但他出版的著述卻不多，只有《旅遊閑筆》、《紅樓、水滸與小說藝術》、《文學的視野》和《小說技巧》等幾種。如今大家見到的《坐井集》(香港正文出版社，一九六八)，是他的第一部單行本。封面是文樓的絲版畫，封面與封底通版，這位枕手半躺的「坐井者」，是冷眼觀天還是思考人生不同際遇？
《坐井集》是四十開本的袋裝書，一七二頁，約十萬字，收雜文五十一篇，大多屬讀書筆記類，以談文化、思想、文學、藝術的為主，差不多全是當年《星島晚報‧文化周刊》中《坐井集》所發表的文章。其中有一篇〈馬場贏來的稿費〉，寫某詩人在馬場贏了錢，回家交給母親時，卻說是「賣了一部劇本」的收入，企圖改變母親認為「作家必窮死一世」的觀念。可悲！
《坐井集》一九六八年初版一千七百本，一九七○年再版，我的這冊是一九七二年的三版。胡菊人在〈再版序〉中說，此書在當年來說，已是值得一再提及的文學暢銷書，但比起武俠小說和「老夫子」卻望塵未及。無奈！誰叫你選擇了文學？
（許定銘臉書2020年10月22日）
2025年8月4日 星期一
蘇賡哲：「藍」的忌諱
讀一本好書
多年前，羈魂兄贈我所著《詩路花雨：文社歲月》。今日天氣差，不能外出，正好在雨雪紛飛下拜讀他這文學少年時代的回憶錄。年邁的我一口氣讀完一本近兩百頁的書，是近來罕有的「壯舉」。
感謝羈魂喚回四十多年前一段堪稱奇妙的生命歷程。書中很多文社故人故事，我都忘記了，不知道是甚麽原因，有些文社朋友如黃國彬、葉左肇、吳振明諸位，數十年後在多倫多重逢，都沒有表露出異地故人的喜悅，只是點點頭就仍自當成陌路人，提也不提文社往事。只有羈魂記得姓陳卻忘了名字的龍人，在我抵多市後曾來見過一面。那也不是因為文社，而是我們原屬同鄉而又是通家之好故（她芳名玲玲）。反而在香港時，一些文友仍然有聯絡，如水禾田、許定銘、黃仲鳴、還有經常讀到他們作品的，如洪清田、也斯、可以說是「繼續神交」，但也都不會提及文社。我曾說過，也斯在逝世前不久，曾來聽我在嶺南大學的講話，散會時望望然而去，招呼都沒有。唯一文社精神史上的「孤臣孽子」，應算是吳萱人兄，他有兩本關於文社史的煌煌巨著，貢獻很大。讀了羈魂兄這本繼起之作，才知道他伙拍吳萱人努力支撐著《文社綫》的出版，不過到後來，《文社綫》已經像太平天國李開芳、林鳯祥的孤軍北伐，難以為繼了。
以中學生自主的鬆散文社潮，何以突然在六十年代勃興，數量過百，參與者一二千人，其後又煙消雲散，無疾而終，空前又絕後，似乎沒有大家都認同的解釋。我只覺得它一哄而起，世間凡是一哄而起的風潮，也就很容易一哄而散。
（蘇賡哲臉書2022年11月30日）
改別人詩的詩人
寫作人完成的作品，大多起碼重讀一遍，滿意了才提供給編輯。尤其新詩要求精煉，更會細加推敲磨礪才讓它見人。羈魂兄在《詩路花雨》中透露他「被改詩」的佚聞，頗饒趣味：他的大作〈藍色獸〉在《中國學生周報》刊登出來時，題目給改成〈初象〉，十節的詩，刪剩六節，句子內容修改得脫離了原來的主調。編者還加按語：「經過殯儀館化裝之下，是否較生鬼」。羈魂兄修養好 ，覺得「詩無達詁」，編輯前輩的意見，也許足供學習，也就不必計較了。我覺得「詩無達詁」，讀者可以有各有解釋，各有感受，但作者本身，卻必定只有一種解釋、一種感受。編輯憑恃權力，將自己的解釋和感受，不理作者同意與否強加上去，刊登出來時米已成炊，這做法並不恰當。
羈魂說這位編輯就是詩壇前輩蔡炎培先生。蔡先生對新詩有終生不懈的熱情，我看過他五十年代寫在中興大學稿紙上的新詩，字體娟美整齊如閨秀手筆，由此推想他詩人的浪漫和佻脫早已內斂，和「生鬼」地斧削刪改別人來稿是兩種很有差距的風格。看來他當這個編輯的樂趣不在於薪酬多少，而在於可以隨意、快意地刪改別人的作品。
蔡炎培對新詩的熱情，更表現在李天命一首叫〈飄〉的四行短詩，給他改得只剩下最後一行還依稀可見原貌，連題目都改為〈天命〉。因為被投訴，他解釋這是不忍將偶有的一二佳句投籃故。
我不安的是，會不會好好一個李嘉欣，給他強按到手術枱上，操刀整修成盧覓雪，還說：「你們不懂的，這才有女人味。」
（蘇賡哲臉書2022年12月1日）
「藍」的忌諱
詩人的精心作品被編輯先生「先斬不奏」改動，羈魂兄那篇〈藍色獸〉可稱奇遇，先是被蔡炎培刪改，交給某報的覃俊先生再次發表，又被改了題目叫〈綠色獸〉。逢詩中的「藍」字都改作「綠」，而羈魂最愛是藍色，最不喜歡是綠色。他氣得因此不再和覃俊來往。覃俊為甚麼作此解動,我也很好奇，但羈魂知道的只是「為了有所忌諱」，至於忌諱甚麼，就不大了了，相信是個永遠之謎了。我和羈魂當時都是二十歲出頭青年，覃俊已過五十，即是現在過百歲了，也許已不在人世。
藍改綠後九年，有一次，羈魂去某報領取稿費，久別再逢，看到覃先生舉著一幅「血淚陳辭」，站在報館外抗議被「無理解僱」。羈魂說：想不到一向戰戰兢兢、誠惶誠恐，連一首小詩的「藍」字都因顧忌而刻意改動，唯恐有失的人，下場卻是如此咆哮控訴。這時，詩人才諒解他那無端的改動。我和覃俊熟稔，六旬老者，沒有其它謀生能力，在那境況下是堪悲的。
但我不很欣賞覃先生一些「作派」。舉一件小事，早時皇上皇餐廳開在彌敦道，我請他上閣樓喝咖啡，他拿出一毫錢叫侍應落街買報紙，侍應照辦。這在我是做不出的。
覃先生曾帶羈魂和其他文藝青少年去訪問汽水廠。不知道汽水廠和文學有甚麼關係。反而比較可以理解的是，他帶我去青山道唐樓訪問一位老妓，聽她絮絮細訴風塵生涯。回到報館，他才說老妓是當年赫赫有名的社會女賢達的母親。不過，名字我忘記了。
（蘇賡哲臉書2022年12月8日）
胡國賢（羈魂）：俱往矣！也許，不同年代、不同地域，都有相類的文人悲歌吧！唉！🙏🙏😢😢
（蘇賡哲臉書2025年8月1日）
多年前，羈魂兄贈我所著《詩路花雨：文社歲月》。今日天氣差，不能外出，正好在雨雪紛飛下拜讀他這文學少年時代的回憶錄。年邁的我一口氣讀完一本近兩百頁的書，是近來罕有的「壯舉」。
感謝羈魂喚回四十多年前一段堪稱奇妙的生命歷程。書中很多文社故人故事，我都忘記了，不知道是甚麽原因，有些文社朋友如黃國彬、葉左肇、吳振明諸位，數十年後在多倫多重逢，都沒有表露出異地故人的喜悅，只是點點頭就仍自當成陌路人，提也不提文社往事。只有羈魂記得姓陳卻忘了名字的龍人，在我抵多市後曾來見過一面。那也不是因為文社，而是我們原屬同鄉而又是通家之好故（她芳名玲玲）。反而在香港時，一些文友仍然有聯絡，如水禾田、許定銘、黃仲鳴、還有經常讀到他們作品的，如洪清田、也斯、可以說是「繼續神交」，但也都不會提及文社。我曾說過，也斯在逝世前不久，曾來聽我在嶺南大學的講話，散會時望望然而去，招呼都沒有。唯一文社精神史上的「孤臣孽子」，應算是吳萱人兄，他有兩本關於文社史的煌煌巨著，貢獻很大。讀了羈魂兄這本繼起之作，才知道他伙拍吳萱人努力支撐著《文社綫》的出版，不過到後來，《文社綫》已經像太平天國李開芳、林鳯祥的孤軍北伐，難以為繼了。
以中學生自主的鬆散文社潮，何以突然在六十年代勃興，數量過百，參與者一二千人，其後又煙消雲散，無疾而終，空前又絕後，似乎沒有大家都認同的解釋。我只覺得它一哄而起，世間凡是一哄而起的風潮，也就很容易一哄而散。
（蘇賡哲臉書2022年11月30日）
改別人詩的詩人
寫作人完成的作品，大多起碼重讀一遍，滿意了才提供給編輯。尤其新詩要求精煉，更會細加推敲磨礪才讓它見人。羈魂兄在《詩路花雨》中透露他「被改詩」的佚聞，頗饒趣味：他的大作〈藍色獸〉在《中國學生周報》刊登出來時，題目給改成〈初象〉，十節的詩，刪剩六節，句子內容修改得脫離了原來的主調。編者還加按語：「經過殯儀館化裝之下，是否較生鬼」。羈魂兄修養好 ，覺得「詩無達詁」，編輯前輩的意見，也許足供學習，也就不必計較了。我覺得「詩無達詁」，讀者可以有各有解釋，各有感受，但作者本身，卻必定只有一種解釋、一種感受。編輯憑恃權力，將自己的解釋和感受，不理作者同意與否強加上去，刊登出來時米已成炊，這做法並不恰當。
羈魂說這位編輯就是詩壇前輩蔡炎培先生。蔡先生對新詩有終生不懈的熱情，我看過他五十年代寫在中興大學稿紙上的新詩，字體娟美整齊如閨秀手筆，由此推想他詩人的浪漫和佻脫早已內斂，和「生鬼」地斧削刪改別人來稿是兩種很有差距的風格。看來他當這個編輯的樂趣不在於薪酬多少，而在於可以隨意、快意地刪改別人的作品。
蔡炎培對新詩的熱情，更表現在李天命一首叫〈飄〉的四行短詩，給他改得只剩下最後一行還依稀可見原貌，連題目都改為〈天命〉。因為被投訴，他解釋這是不忍將偶有的一二佳句投籃故。
我不安的是，會不會好好一個李嘉欣，給他強按到手術枱上，操刀整修成盧覓雪，還說：「你們不懂的，這才有女人味。」
（蘇賡哲臉書2022年12月1日）
「藍」的忌諱
詩人的精心作品被編輯先生「先斬不奏」改動，羈魂兄那篇〈藍色獸〉可稱奇遇，先是被蔡炎培刪改，交給某報的覃俊先生再次發表，又被改了題目叫〈綠色獸〉。逢詩中的「藍」字都改作「綠」，而羈魂最愛是藍色，最不喜歡是綠色。他氣得因此不再和覃俊來往。覃俊為甚麼作此解動,我也很好奇，但羈魂知道的只是「為了有所忌諱」，至於忌諱甚麼，就不大了了，相信是個永遠之謎了。我和羈魂當時都是二十歲出頭青年，覃俊已過五十，即是現在過百歲了，也許已不在人世。
藍改綠後九年，有一次，羈魂去某報領取稿費，久別再逢，看到覃先生舉著一幅「血淚陳辭」，站在報館外抗議被「無理解僱」。羈魂說：想不到一向戰戰兢兢、誠惶誠恐，連一首小詩的「藍」字都因顧忌而刻意改動，唯恐有失的人，下場卻是如此咆哮控訴。這時，詩人才諒解他那無端的改動。我和覃俊熟稔，六旬老者，沒有其它謀生能力，在那境況下是堪悲的。
但我不很欣賞覃先生一些「作派」。舉一件小事，早時皇上皇餐廳開在彌敦道，我請他上閣樓喝咖啡，他拿出一毫錢叫侍應落街買報紙，侍應照辦。這在我是做不出的。
覃先生曾帶羈魂和其他文藝青少年去訪問汽水廠。不知道汽水廠和文學有甚麼關係。反而比較可以理解的是，他帶我去青山道唐樓訪問一位老妓，聽她絮絮細訴風塵生涯。回到報館，他才說老妓是當年赫赫有名的社會女賢達的母親。不過，名字我忘記了。
（蘇賡哲臉書2022年12月8日）
胡國賢（羈魂）：俱往矣！也許，不同年代、不同地域，都有相類的文人悲歌吧！唉！🙏🙏😢😢
（蘇賡哲臉書2025年8月1日）
2025年8月3日 星期日
許定銘：司徒道世、古蒼梧、《金線》
一疊舊《周報》
我手上有一疊跟隨了我二十多年的舊《中國學生周報》，而這疊《周報》是更早年的一九五七年的。
五七年的時候，我不過是個讀小三至小四的小頑皮，當然不懂看《學生周報》，那是一個前輩文友送我的。大概是六二年吧，我開始涉足學生文壇，一個住在隔壁叫司徒道濟的大哥哥，因為全家移民，不便携帶太多書刋，臨走的時候，就送了這疊周報給我。薄薄的釘成兩冊，一冊是《穗華》版的，而另一冊則是《讀書研究》版的。
《穗華》版的那冊，其中有一頁是「第八屆助學金徵文入選同學」的名冊和玉照，日期是一九五七年十月廿五日。在這次的入選人物中，有張曼儀（現今香港大學講師）、朱韻成（六十年代的小說名家）、李英豪（文學批評家）、區松柏（電台編劇）、吳玉音（作家）、關鼎錚（小學校長）、王天麗（娛樂圈紅人）……。報上刊登的，都是他們的學生照，如果叫他們今日再看那個模樣，應該很有趣。
入選的作者有四十人左右，我列舉出來的，不過是我所知的一些成為社會上稍為知名或成功的人士，當然，應該有不少是我所不知道的。經過了二十五年，這些人大概可能散佈在地球的很多個角落了吧？或許，他們都有很大的成就？
我把這張周報寫出來，就是要告訴大家：《中國學生周報》是值得懷念的，她培育出來的人，很多都成為社會的棟樑了。我收藏的舊書報很多，超過六十年歷史的也不少，但都不過是近十年來收藏的，而跟隨我最久的，要算是這疊舊周報了，或許，吸引我的，就是這輯照片和名單吧！
（許定銘臉書2025年7月26日）
司徒道世
近日發表了一篇〈一疊舊周報〉，提到舊鄰居司徒道世（杜濟），想起和他有關的文章，遂轉刊，原文刊於拙著《書人書事》（香港作家協會，1998）。
──2025年07月26日
（許定銘臉書2025年7月27日）
從司徒道世談到他與古蒼梧的刊物
近日發表了一篇〈一疊舊周報〉，提到贈送我該批老刊物的舊鄰居司徒道世（杜濟），便轉刊了和他有關的文章，原文刊於拙著《書人書事》（香港作家協會，1998）。
可惜當時匆忙，沒有重抄，又沒有書影，字太細，大家看得辛苦，可能錯過了。
和這些刊物有關的「藍馬人」：古兆申、震鳴和吳昊均已作古，這些年輕時的文學活動，有可能為研究者的漏網之魚，特意重新整理，留一份資料。
至於主角之一的司徒道世（杜濟），1960年代初，是我蘇屋邨彩雀樓的鄰居，年紀比我長，如今當是八十多的老頭了，希望他能讀到這篇文章。
當年杜濟一家移民美國之前，曾請了個「炸油器」的師傅到家，教導他們：油炸鬼、牛脷酥、咸煎餅……等技術，到美國後可開店謀生……。此事有趣，順帶一提。
──2025年07月30日
《金線》·《蒲公英》·《海風》
我之所以把《金線》、《蒲公英》、《海風》拉在一起，是因為它們頗有點連帶關係和共同點。最明顯的是它們都出現在六十年代中期，同樣是八開四頁的小報刊，而出版者都是 青年學生。
《金線》出版於一九六五年六月，由「現代文學讀書會」編印。這個「讀書會」約有成員十多人，都是中文大學某學院的學生。大抵志趣相投，組合一起，希望為讀書界做點事、 盡點力。在代創刊詞〈孝子，浪子，媒婆〉中，他們以「孝子」比喻「守傳統的株，待復興的兔」的「傳統派」；以「浪子」比喻自命為「失落的一代」的「異域派」；而「媒婆」則是玉成「異國通婚」的，從事評介及翻譯的學人。他們說：
從這段話已清楚地明白到《金線人》的「媒婆」精神了。刊物何以叫《金線》呢？在〈批評·指導·支持〉的編後話中說：
這期是「創刊號」，同時也是「終結號」的《金線》，重頭文章有：藍山居（古蒼梧） 的〈新詩沒有根嗎？〉、王誼的〈現代文學的趨勢與中國文壇〉、震鳴的〈十五年來的翻譯 概況〉和柳煙橋的〈掌上雨〉讀後感。除了一首選讀的瘂弦的〈乞丐〉外，沒有一篇創作，都是幾千字以上的理論文字，這是六十年代青年刊物中極少見的。
尤其藍山居的〈新詩沒有根嗎？〉全文七、八千字，佔一又二分之一版，為全刊的三分之一，極詳盡地從「意象」、「音樂性」和「語言」三方面，古今互證，以指出「新詩不但不是沒有傳統的根，並且充分的利用了自根部吸取的養料。」同時哀痛在外國已有了中國新詩的課本時，反而本地卻仍有不少人在反對新詩哩！這篇文章後來還得過《華僑日報》的文學評論獎哩！
從以上的介紹，大家約略可知道《金線》是一份怎樣的刊物。想不到一份學術性這麼濃厚的學生刊物，在出版後，竟受到校方教導處的干涉，個別約見「讀書會」的同學，施加壓力，甚至以停發獎學金來威脅，《金線》終於因此停刊了。
手上的《蒲公英》共有兩期：一是一九六四年四月的創刊號，一是一九六五年十月的復刊號。看來也只是僅有此兩期。
《蒲公英》是由蒲公英文社編印的。它的特點是刊登來稿較多，介紹本社較少，絕非機關刊物。因此，在《蒲公英》上刊稿的，大部分不是社員。我所認識的，只有社長杜濟（司 徒道世）和藍雨（藍山居、古蒼梧）。
《蒲公英》創刊號中〈我們的話〉用三點來說明他們的出版宗旨：
創刊號的《蒲公英》，有林書交的〈文學與生活〉、古兆申的〈寫作漫談〉、卓抉的〈論詩的音樂性〉、藍雨的〈新詩何以不能蓬勃？〉、王友國的〈這一個晚上）、白勺的〈冬〉、杜濟的〈陋室寄簡〉創作及評論各佔一半，標準的「文社刊物」，屬於水準較高一群的。
出版《蒲公英》復刊號時，社長杜濟已移民美國，是由藍雨組稿的，邀來了震鳴的〈現代文學的特質〉和吳昊的〈現代文學與人之存在），兩文都是洋洋數千言的大文章，對現代 文學有深入的探討及介紹，字數超過全刊的半數，可以說是一個現代文學的特輯，對初步接觸現代文學的青少年來說，裨益不少。創作方面則有。藍雨的〈西窗故事續篇〉、明的〈黎明捷報〉、杜濟的〈無處投遞的信〉……水準亦很平穩。
《海風》我只見過一九六五年九月一日的一期。沒有標明是文社刊物，也沒有出版的團體名稱，只有九龍義德道一個通訊地址。但我們也可從創刊詞中知道是由「一小撮青年人」 編的。這一小撮年輕人認為當時黑暗蒙蔽了一切，大多數人都在渾渾噩噩過日，雖然有「很多青年朋友要負起開拓新天地的使命。可是卻有更多青年在苦悶的漩渦中打滾，沉迷於聲色犬馬中，白白消磨了寶貴的青春」，因此，他們決心出一份刊物，「力竭聲嘶地吶喊」，「迎着狂風暴雨，去補修這間殘破的茅舍」。
從《海風》中，我發現了幾篇杜濟（司徒道世）的文章，而當時杜濟已人在美國，因此聯想到：《海風》可能是《蒲公英》的同仁辦的也說不定。
《海風》也是八開四頁刊，這期用了一半篇幅，辦了個《咆哮山莊》的研究專頁，有：凌溟的〈《咆哮山莊》靈魂底低吟〉、木心的〈心靈的風暴──《咆哮山莊》〉和道世的 〈支持生活底完整的愛〉等三篇文章，深入的討論並評價了白朗蒂的《咆哮山莊》。另外還有小說──堅人的〈蕾蕾〉，杜濟的兩篇通訊和新丁的〈希臘的人生觀〉等。
本文的開首說《金線》、《蒲公英》和《海風》有連帶關係，至此，大家可以知道：《金線》和《蒲公英》的聯繫在藍山居，而《蒲公英》和《海風》的聯繫則在杜濟。其實，在六十年代的青年刊物中，有很多都是相互間有關連的，本文中談到的，藍山居、震嗚、吳昊等，不也是「藍馬人」嗎！
這三個刊物中，《金線》水準較高，《蒲公英》和《海風》則差不多，但，無論如何， 都較一般中學生辦的文社刊物高出頗多！
──1990年4月26．27日刊於《星島日報》
吳萱人：銘兄下筆精采！《金線》被校方找碴子，是其時的聯合書院；古兆申初期有用藍雨筆名（恐怕看官不知藍雨藍山居實為一人），他的論文《新詩沒有根嗎?》，還得到首屆「文藝叢展」評論獎，在大會堂高座展廳朗讀。吾兄可知，他與後期《芷蘭》亦有關聯嗎？
許定銘：我不知他算不算芷蘭人。
吳萱人：黃維樑在拙書《文社運動》頁475有提及。
吳萱人：幾乎無人提及的是：他擔任過接近兩年《明報月刊》總編輯，後忽然改由列（羅？）孚接手。
（許定銘臉書2025年7月31日）
古兆申特別重視《金線》
古兆申在《雙程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0）說過「我們（指他和吳振明及同學們）曾經合辦──大概是香港文社第一份鉛印刊物，名為《金線》……」（p.8）
這句話頗有問題，因為《金線》絕對不是「香港文社第一份鉛印刊物」，幸好他有用「大概」的說法，因此不是「錯」，只是「有問題」。
一九六Ｏ年代初的《中國學生周報》有通訊員組織，組員多為中學及大專學生，目的為該報提供校內消息及推動發行網絡。此中的「學術組」曾有文社組織，叫「阡陌文社」。「阡陌文社」是何時成立的？我手邊並無正確資料，不敢亂說。西西、羊城和馬覺都是社友，他們應該比我更清楚。
但我如今還有本他們於一九六三年一月編輯出版的單行本《綠夢》，說是文社成立三年後的果實；另有半份「阡陌文社」的社刊《阡陌》，那是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第二十九及三十期合刊。若以它作月刊推算，則《阡陌》應創刊於一九六Ｏ年初，是文社成立時隨即出版的，比出版於一九六五年六月的《金線》早很多。
但「阡陌文社」既是《中國學生周報》的內部組織，像其餘的《學生之家》和《學園》一樣，很可能會接受《中國學生周報》的資助，論者往往會不把它列入「由青少年學生自發組織及科款出版的刊物」內。
故此，我用手邊的資料搜尋了一下，發現「由青少年學生自發組織及科款出版的鉛印刊物」中，較早的幾種應該是：
《風雨藝林》（1964年3月）
《晨風藝圃》（1964年3月）
《蒲公英》（1964年4月）
《芷蘭》（1965年5月）
《藍馬季》（1965年6月）
《金線》（1965年6月）
這個次序只據手邊資料列出，一九六四與一九六五之間差距較闊，當中可能有遺漏，留待他日補充，但前面的幾種應該相當準確。
古兆申本身是蒲公英和藍馬的成員，應該清楚地知道它們的出版都比《金線》早，因此，他在被訪問時說《金線》「大概是香港文社第一份鉛印刊物」只有一個原因：他特別重視《金線》。
古兆申何以特別重視《金線》呢？
我細心地讀了一遍訪問稿，覺得他要說的主要是「《金線》只出一期就被校方查禁」了，他是在「不平鳴」！
──2025年7月30日
吳萱人：銘兄寫得好！《阡陌》月刊創刊號於1960年以油印面世，期間，社中人另出版《青年文鋒》鉛印八開報；1961年第十三期開始改鉛印亦八開報，《文鋒》則於1963-6現世（見羊城《閒話「阡陌」》，刊拙編《香港文社史集》頁68~72）。藍山居後改筆名古蒼梧的古仔兆申兄，向鮮言及舊日文社事，不知何解，凡説及則含糊其辭，今及《金線》，亦難得之至。
許定銘：《青年文鋒》記不起是哪年的事，我曾參觀其社址，在彌敦道近山林道樓上，不過，很糢糊，也記不起是誰帶我去的，但肯定有其事。
許定銘：依家約莫記得，是同學文集的李仕俊帶我去的，應該要寫篇懷念文章。
（許定銘臉書2025年8月1日）
五七年的時候，我不過是個讀小三至小四的小頑皮，當然不懂看《學生周報》，那是一個前輩文友送我的。大概是六二年吧，我開始涉足學生文壇，一個住在隔壁叫司徒道濟的大哥哥，因為全家移民，不便携帶太多書刋，臨走的時候，就送了這疊周報給我。薄薄的釘成兩冊，一冊是《穗華》版的，而另一冊則是《讀書研究》版的。
《穗華》版的那冊，其中有一頁是「第八屆助學金徵文入選同學」的名冊和玉照，日期是一九五七年十月廿五日。在這次的入選人物中，有張曼儀（現今香港大學講師）、朱韻成（六十年代的小說名家）、李英豪（文學批評家）、區松柏（電台編劇）、吳玉音（作家）、關鼎錚（小學校長）、王天麗（娛樂圈紅人）……。報上刊登的，都是他們的學生照，如果叫他們今日再看那個模樣，應該很有趣。
入選的作者有四十人左右，我列舉出來的，不過是我所知的一些成為社會上稍為知名或成功的人士，當然，應該有不少是我所不知道的。經過了二十五年，這些人大概可能散佈在地球的很多個角落了吧？或許，他們都有很大的成就？
我把這張周報寫出來，就是要告訴大家：《中國學生周報》是值得懷念的，她培育出來的人，很多都成為社會的棟樑了。我收藏的舊書報很多，超過六十年歷史的也不少，但都不過是近十年來收藏的，而跟隨我最久的，要算是這疊舊周報了，或許，吸引我的，就是這輯照片和名單吧！
（許定銘臉書2025年7月26日）
司徒道世
──2025年07月26日
（許定銘臉書2025年7月27日）
從司徒道世談到他與古蒼梧的刊物
可惜當時匆忙，沒有重抄，又沒有書影，字太細，大家看得辛苦，可能錯過了。
和這些刊物有關的「藍馬人」：古兆申、震鳴和吳昊均已作古，這些年輕時的文學活動，有可能為研究者的漏網之魚，特意重新整理，留一份資料。
至於主角之一的司徒道世（杜濟），1960年代初，是我蘇屋邨彩雀樓的鄰居，年紀比我長，如今當是八十多的老頭了，希望他能讀到這篇文章。
當年杜濟一家移民美國之前，曾請了個「炸油器」的師傅到家，教導他們：油炸鬼、牛脷酥、咸煎餅……等技術，到美國後可開店謀生……。此事有趣，順帶一提。
──2025年07月30日
《金線》·《蒲公英》·《海風》
我之所以把《金線》、《蒲公英》、《海風》拉在一起，是因為它們頗有點連帶關係和共同點。最明顯的是它們都出現在六十年代中期，同樣是八開四頁的小報刊，而出版者都是 青年學生。
《金線》出版於一九六五年六月，由「現代文學讀書會」編印。這個「讀書會」約有成員十多人，都是中文大學某學院的學生。大抵志趣相投，組合一起，希望為讀書界做點事、 盡點力。在代創刊詞〈孝子，浪子，媒婆〉中，他們以「孝子」比喻「守傳統的株，待復興的兔」的「傳統派」；以「浪子」比喻自命為「失落的一代」的「異域派」；而「媒婆」則是玉成「異國通婚」的，從事評介及翻譯的學人。他們說：
在不境（景）氣的蔓延下，我們不願作孝子和浪子，不願作「口是巨人，手是侏儒」空談評論家，不願作挑傳統和外洋雞蛋骨頭的小鬼，因為我們深信：傳統是要我們去吸取它的精粹，不是要我們鑽進它盤曲的迷宮失卻自我。我們認定不可過份重視傳統的遺產，因為這會危險地流於「絕對」，變為教條和古訓，做成「輯邏的罪惡」，是以阻礙新文學的進展。我們默悟傳統要我們用文藝新潮去增燃它的靈光，來加添今後的火燄。用現代文學去培育它底力的泉源，以滋潤古典文學的奇美。
從這段話已清楚地明白到《金線人》的「媒婆」精神了。刊物何以叫《金線》呢？在〈批評·指導·支持〉的編後話中說：
這麼多美麗的「新娘」在待嫁，這麼多的「嫁衣」趕着縫製，以我們這十幾雙初學的新手，無論如何是不能夠達到理想的效率的……。我們最大的願望就是：在「年年壓金線為他人作嫁衣裳」之餘，終有為自己作嫁衣裳的一天。
這期是「創刊號」，同時也是「終結號」的《金線》，重頭文章有：藍山居（古蒼梧） 的〈新詩沒有根嗎？〉、王誼的〈現代文學的趨勢與中國文壇〉、震鳴的〈十五年來的翻譯 概況〉和柳煙橋的〈掌上雨〉讀後感。除了一首選讀的瘂弦的〈乞丐〉外，沒有一篇創作，都是幾千字以上的理論文字，這是六十年代青年刊物中極少見的。
尤其藍山居的〈新詩沒有根嗎？〉全文七、八千字，佔一又二分之一版，為全刊的三分之一，極詳盡地從「意象」、「音樂性」和「語言」三方面，古今互證，以指出「新詩不但不是沒有傳統的根，並且充分的利用了自根部吸取的養料。」同時哀痛在外國已有了中國新詩的課本時，反而本地卻仍有不少人在反對新詩哩！這篇文章後來還得過《華僑日報》的文學評論獎哩！
從以上的介紹，大家約略可知道《金線》是一份怎樣的刊物。想不到一份學術性這麼濃厚的學生刊物，在出版後，竟受到校方教導處的干涉，個別約見「讀書會」的同學，施加壓力，甚至以停發獎學金來威脅，《金線》終於因此停刊了。
手上的《蒲公英》共有兩期：一是一九六四年四月的創刊號，一是一九六五年十月的復刊號。看來也只是僅有此兩期。
《蒲公英》是由蒲公英文社編印的。它的特點是刊登來稿較多，介紹本社較少，絕非機關刊物。因此，在《蒲公英》上刊稿的，大部分不是社員。我所認識的，只有社長杜濟（司 徒道世）和藍雨（藍山居、古蒼梧）。
《蒲公英》創刊號中〈我們的話〉用三點來說明他們的出版宗旨：
第一、蒲公英是一份公開的刊物，歡迎任何對文藝有興趣的人投稿、批評、建議及索閱。
第二、蒲公英對新文學抱有極大的信念，對舊文學也懷着高度的崇敬。她將接受經過批判的傳統精華，又吸收外來經過選擇及消化的養料來培養、創造自己的生命。
第三、蒲介英將不標榜任何派別，亦不反對任何派別。她主張拾短取長的中庸之道，不願意隨着時流風尚走極端。
創刊號的《蒲公英》，有林書交的〈文學與生活〉、古兆申的〈寫作漫談〉、卓抉的〈論詩的音樂性〉、藍雨的〈新詩何以不能蓬勃？〉、王友國的〈這一個晚上）、白勺的〈冬〉、杜濟的〈陋室寄簡〉創作及評論各佔一半，標準的「文社刊物」，屬於水準較高一群的。
出版《蒲公英》復刊號時，社長杜濟已移民美國，是由藍雨組稿的，邀來了震鳴的〈現代文學的特質〉和吳昊的〈現代文學與人之存在），兩文都是洋洋數千言的大文章，對現代 文學有深入的探討及介紹，字數超過全刊的半數，可以說是一個現代文學的特輯，對初步接觸現代文學的青少年來說，裨益不少。創作方面則有。藍雨的〈西窗故事續篇〉、明的〈黎明捷報〉、杜濟的〈無處投遞的信〉……水準亦很平穩。
《海風》我只見過一九六五年九月一日的一期。沒有標明是文社刊物，也沒有出版的團體名稱，只有九龍義德道一個通訊地址。但我們也可從創刊詞中知道是由「一小撮青年人」 編的。這一小撮年輕人認為當時黑暗蒙蔽了一切，大多數人都在渾渾噩噩過日，雖然有「很多青年朋友要負起開拓新天地的使命。可是卻有更多青年在苦悶的漩渦中打滾，沉迷於聲色犬馬中，白白消磨了寶貴的青春」，因此，他們決心出一份刊物，「力竭聲嘶地吶喊」，「迎着狂風暴雨，去補修這間殘破的茅舍」。
從《海風》中，我發現了幾篇杜濟（司徒道世）的文章，而當時杜濟已人在美國，因此聯想到：《海風》可能是《蒲公英》的同仁辦的也說不定。
《海風》也是八開四頁刊，這期用了一半篇幅，辦了個《咆哮山莊》的研究專頁，有：凌溟的〈《咆哮山莊》靈魂底低吟〉、木心的〈心靈的風暴──《咆哮山莊》〉和道世的 〈支持生活底完整的愛〉等三篇文章，深入的討論並評價了白朗蒂的《咆哮山莊》。另外還有小說──堅人的〈蕾蕾〉，杜濟的兩篇通訊和新丁的〈希臘的人生觀〉等。
本文的開首說《金線》、《蒲公英》和《海風》有連帶關係，至此，大家可以知道：《金線》和《蒲公英》的聯繫在藍山居，而《蒲公英》和《海風》的聯繫則在杜濟。其實，在六十年代的青年刊物中，有很多都是相互間有關連的，本文中談到的，藍山居、震嗚、吳昊等，不也是「藍馬人」嗎！
這三個刊物中，《金線》水準較高，《蒲公英》和《海風》則差不多，但，無論如何， 都較一般中學生辦的文社刊物高出頗多！
──1990年4月26．27日刊於《星島日報》
吳萱人：銘兄下筆精采！《金線》被校方找碴子，是其時的聯合書院；古兆申初期有用藍雨筆名（恐怕看官不知藍雨藍山居實為一人），他的論文《新詩沒有根嗎?》，還得到首屆「文藝叢展」評論獎，在大會堂高座展廳朗讀。吾兄可知，他與後期《芷蘭》亦有關聯嗎？
許定銘：我不知他算不算芷蘭人。
吳萱人：黃維樑在拙書《文社運動》頁475有提及。
吳萱人：幾乎無人提及的是：他擔任過接近兩年《明報月刊》總編輯，後忽然改由列（羅？）孚接手。
（許定銘臉書2025年7月31日）
古兆申特別重視《金線》
一九六Ｏ年代初的《中國學生周報》有通訊員組織，組員多為中學及大專學生，目的為該報提供校內消息及推動發行網絡。此中的「學術組」曾有文社組織，叫「阡陌文社」。「阡陌文社」是何時成立的？我手邊並無正確資料，不敢亂說。西西、羊城和馬覺都是社友，他們應該比我更清楚。
但我如今還有本他們於一九六三年一月編輯出版的單行本《綠夢》，說是文社成立三年後的果實；另有半份「阡陌文社」的社刊《阡陌》，那是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第二十九及三十期合刊。若以它作月刊推算，則《阡陌》應創刊於一九六Ｏ年初，是文社成立時隨即出版的，比出版於一九六五年六月的《金線》早很多。
但「阡陌文社」既是《中國學生周報》的內部組織，像其餘的《學生之家》和《學園》一樣，很可能會接受《中國學生周報》的資助，論者往往會不把它列入「由青少年學生自發組織及科款出版的刊物」內。
故此，我用手邊的資料搜尋了一下，發現「由青少年學生自發組織及科款出版的鉛印刊物」中，較早的幾種應該是：
《風雨藝林》（1964年3月）
《晨風藝圃》（1964年3月）
《蒲公英》（1964年4月）
《芷蘭》（1965年5月）
《藍馬季》（1965年6月）
《金線》（1965年6月）
這個次序只據手邊資料列出，一九六四與一九六五之間差距較闊，當中可能有遺漏，留待他日補充，但前面的幾種應該相當準確。
古兆申本身是蒲公英和藍馬的成員，應該清楚地知道它們的出版都比《金線》早，因此，他在被訪問時說《金線》「大概是香港文社第一份鉛印刊物」只有一個原因：他特別重視《金線》。
古兆申何以特別重視《金線》呢？
我細心地讀了一遍訪問稿，覺得他要說的主要是「《金線》只出一期就被校方查禁」了，他是在「不平鳴」！
──2025年7月30日
吳萱人：銘兄寫得好！《阡陌》月刊創刊號於1960年以油印面世，期間，社中人另出版《青年文鋒》鉛印八開報；1961年第十三期開始改鉛印亦八開報，《文鋒》則於1963-6現世（見羊城《閒話「阡陌」》，刊拙編《香港文社史集》頁68~72）。藍山居後改筆名古蒼梧的古仔兆申兄，向鮮言及舊日文社事，不知何解，凡説及則含糊其辭，今及《金線》，亦難得之至。
許定銘：《青年文鋒》記不起是哪年的事，我曾參觀其社址，在彌敦道近山林道樓上，不過，很糢糊，也記不起是誰帶我去的，但肯定有其事。
許定銘：依家約莫記得，是同學文集的李仕俊帶我去的，應該要寫篇懷念文章。
（許定銘臉書2025年8月1日）
2025年7月30日 星期三
周立民：曾經書香撲鼻──《香港文壇回味錄》及其他
香港面積不大，文化能量卻不小，在高度商業化的社會裏大大小小的書店「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就是範例。當然，近年來，紙質書式微勢不可擋，昔日書店全盛時的淘書樂彷彿成為白頭宮女口中的舊事，戀舊的人貌似達觀，然而那種憂傷也是掩飾不住：
半世紀走過來，斷斷續續光顧了無數的書店，享受過香港書業的黃金日子。香港曾經是讀書的福地，要看甚麼書便有甚麼書。如果說書中自有黃金屋，那麼香港曾經是遍地黃金。舊書店消失得八八九九，幸好有新的獨立書店接上，但風景已不一樣。無論如何，感謝曾經艱苦經營書業的前輩，更要感謝還在堅持開店的朋友，沒有你們，年輕一代不知道香港曾經是書香撲鼻的城市。這段感慨出自鄭明仁先生的《香港文壇回味錄》增訂版（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23年5月版），作者說：「買書、讀書、藏書的時光在我人生路上留下深刻印記，懷緬過去常陶醉……」不能忘懷，他要開書店、寫書向年輕介紹，讓他們感受到香港的書業「多姿多釆、百花齊放」。我讀他的書，如讀一部活態的香港文學史，顯然這不是學院派寫法，那些可能被認為難登大雅之堂的舊書舊事，被他寫得活色生香，如實地呈現了多層面的香港社會和文化。此書的代序是《半世紀獵書小記》，昔日香港書店的繁榮讓我只能隔着紙張垂涎三尺。
手裏的這本《香港文壇回味錄》（增訂版）扉頁上還有作者2023年12月12日於老總書房的題簽，它記錄着我與鄭明仁「老總」的一面之緣。那一年我去香港出席香港作家聯會成立35周年暨世界華文文學聯會成立20周年慶典，那一天陳子善老師邀我同訪老總書房。雖是冬天，天還是很熱，鄭明仁先生到炮台山地鐵站接我們，隨着他走到一家商場，再穿過各種教育培育機構的店鋪，在寂寞的一角看到老總書房。鄭先生打開鎖，拉開門時，我大吃一驚，這自然不是家中書房，但也不是一間書店應有的樣子，一間不算大的鋪面，書架上面擠滿書，可怕的是書架之間佔滿書，一直堵到門口。要是說這是四十大盜的寶藏，單憑阿里巴巴一句「芝麻開門」別想得到寶貝。
子善老師在門口挑了兩本書，便和老總站在門旁的走廊上聊天。他們是老熟人，我與老總則是初見，但有這麼多書的誘惑，顧不得跟他們聊天。經老總允准，我爬過門口的書堆，在裏面的書堆裏淘書。──與那種整整齊齊、一塵不染的書店相比，這的的確確是「淘」。我小心翼翼地將上面的書挪到另外一堆，迅速翻檢感興趣的書，太多，太淩亂，很絕望，竟然也有收穫。告辭時，加了微信，前一天已經買過一本，老總還是堅持再送我一本《香港文壇回味錄》（增訂版）。
這也許是書店最整齊的一角了
大概，這是我逛過的最獨特的書店吧，獨特到讀者進不去店。老總說開店是他處理自己藏書的一種方式，我不知道在寸土寸金的香港，他家裏的書房會是甚麼樣子。淘書的樂趣持續幾十年不經意間就會轉化為藏書累，既是累贅又感負累。上海的一位編輯朋友對我說，已經有人直言再不要給他們寄書了，家裏放不下。我也有此煩惱，看完的書放不到已不見縫隙的書架上，只好堆起來或裝到紙箱裏，下次要用，像考古一樣還得找到它們、「挖掘」出來。「捨得」的話講起來冠冕堂皇，一本本從五湖四海買回來的書真要像水那樣潑出去，讀書人常常下不了手。
《香港文壇回味錄》以《半世紀獵書小記》開篇，以《藏書家十三車藏書當垃圾》收尾，不知這是不是作者有意安排，我總感覺暗示着甚麼。那篇文章講周姓藏書家在去世前兩年，把藏書賣給收舊物的，短短幾行描述已夠觸目驚心：「收買佬搬書當天下着滂沱大雨，很多書都淋濕了，書去到大小拆家面前也就變成黴、濕、臭的廢紙，他們只能把部份稍為貴少少的線裝書搶救出來，其餘送到堆填區。」這是所有藏書殊途同歸的路徑嗎？畢竟現代社會的一葉扁舟載不動太多的「負累」。
2024年11月4日夜，鄭明仁先生去世。次日消息傳到上海，我慨歎再也沒有機會跟他請教了，也立即想到那間「書房」和他的那些足以填滿香港文學館的珍貴藏書、史料。不知它們命運如何。這次書展，我看到一個附帶消息：香港一家書店在老總家人支持下舉辦「回味老總明仁的收藏軼事暨藏書展」，這是有情有義的舉動，老總一人吞下藏書之累，卻帶給我們很多揮之不去的淘書之樂，我不禁要在黃浦江畔遙遙地鞠上一躬。
2025年7月21日清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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