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茅盾編《中國的一日》，他投稿獲得發表，開始與文藝界接觸。抗戰前曾在蘇州《吳縣日報》和《蘇州日報》編《文學週刊》，參加抗戰救亡運動。
抗戰開始，捨棄測量生涯，從事新聞工作，先後參加江蘇《興化公報》、湖南《新化日報》、上海《譯報》、桂林《力報》編輯工作，又任湖南和重慶《中央日報》（戰地特派員），並曾為廣西《柳州日報》撰寫社論。
任編上海《譯報》時，從上海經香港到廣州，準備去當時政治軍事中心漢口採訪。時經長沙，就留下來參加剪伯贊、李仲融等文化界人士組織的「文化界抗敵後援會」，任研究部幹事，主持研究會工作。長沙大火前夕被介紹到平江新四軍平江嘉義留守處，安排到鄂南特後游擊區辦油印小報作抗戰宣傳工作。平江慘案發生之際，高旅幸而脫險，但受重傷瀕危，出院後到漵浦找到在民國大學執教的剪伯贊，上了一年學又重新回到新聞界。
日本投降，他加入上海《申報》任特派員，先後到南京、上海和東北等地採訪。1945年在南京為審判日本戰犯連夜趕寫大屠殺報告；1946年初北上東北時為爭撫順礦產，以趙公武軍中秘書身份與據而不走的蘇軍代表談判，徹夜激辯，逼至對方詞窮後下令集中驅解。
1948和1949年在青島養病時適逢全國解放，1950年應時任香港《文匯報》社長張雅琴、友人嚴慶澍和總主筆聶紺弩之邀來港任《文匯報》主筆，後調任資料室兼任「書的世界」特刊編輯，開始發表文學作品和電影評論。至1968年因抗議「文革」而毅然辭職。
輟筆十三年後的1981年，他重新執筆，為報紙專欄撰寫大量雜文、小說和詩詞等，1997年因急性心臟病發作逝世。
他自1950年到港進新聞界工作，餘暇時則進行文學創作，有雜文、小說和詩詞幾十種之夥問世。高旅在港幾十年，究竟寫了多少作品呢？據我統計，其文學作品，已出版和未出版的有三十四種，翻譯則有五種，已出版十五本，還有大部分屬未刊稿。
高旅雜文
在散文方面，聶紺弩最讚譽的是高旅的雜文集《持故小集》，他說：「持故好，博學卓識，有知堂風味，但知堂抄書多勝他，海內以博學知名者為錢鍾書，他只識文藝，你比他天地闊，總之讀書多，記性好，其用無窮。」又說：「很耐尋味，讀時常不忍釋卷，故為勤進。」他又指出：「〈唐代貶官〉、〈孫行者不能代取經〉等文，似可以多寫，易寫、易發表，且無人能達此水準。」
文革狂飆肆虐神州大地，四人幫作惡多端，他作為一個正直的左派文化人，憤而於1968年3月離開《文匯報》。直到四人幫覆滅，才於1981年尾重新執筆，在《大公報》副刊撰寫每週一篇的「持故小集」雜文。後來在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的《持故小集》，就是復出後第一年的結集。
1984年，筆者曾撰〈香港作者的所思所想〉一文，發表於北京《讀書》第八期，以作推薦，接着內地有邵燕祥、谷林等人對高旅文學評介的文章陸續見報。我還聽說，高旅有多篇文章也被選入《中國雜文鑑賞辭典》。高旅曾告訴我，上海復旦大學選有多篇其作品作為參考教材。
《持故小集》的文章主要是批評和諷刺四人幫時代的假大空、批儒尊法的荒謬及反學術反文化的謬論。原作有七十篇，出版時被抽去三篇，只刊出六十七篇。
1989年，高旅出版了第二本雜文集，書出版後，吳其敏老先生在《大公報》的專欄「坐井集」中說：「打從七、八年前開始讀高旅兄寫在報上的『持故小集』專欄，我便由衷的對自己說，寫文史兼及社會事態的雜文隨筆，應該這樣的寫法才是。用概念般的說法，以『言之有物』來判斷它是不夠的。光是有『物』，頂甚麼用，必須是活物，具有實際效用的善於多方面結合的活物，『持故小集』有的就是這一種活物。」
吳老又說：「我每讀一篇，便在心裡重複的說一次；社會性的文史隨筆，一定要這樣寫，然後於人有用，而同時於自己也不會白寫，不過知之匪艱，行文維難。要我來寫，就一定寫不出。因這樣的文章，必須有很多先決條件，首先，作者必須有匡時諷世的本懷、博聞廣知，其必須有深厚的積學和駕馭材料的才能，而最終決定成敗，還必須看他面對課題與素材，有沒有敘出異乎尋常的卓見與特識，高旅兄這幾方面的條件都具備了，再加他老成持重，虛懷若谷，所以筆墨所至，莫不波瀾盡生，風雲四起。仍急於捧卷重溫，余生年略多高兄數歲，於學識則矮他一大截。」他又說：「所以見贈書，卷首題簽『竟呼余為前輩』，一陣面紅耳赤，不免怪他玩笑開得太大。」這是對高旅的《持故二集》評價，可看出他對高旅的作品十分鍾愛。
1995年出版了《高旅雜文》，他後來對我說，這本集子想起名為《收爐集》，取酒樓年晚收爐之意。我對他說：你的雜文不止國內、香港都重視，為甚麼要用「收爐」為名？不如掛正名字為《高旅雜文》。他聽了點頭，所以從第三集開始，他就以《高旅雜文》為書名，又在〈後記〉中特別說明：
朋友們說筆者既常作雜文，不妨就用雜文招牌，題「高旅雜文」，遂從之焉。
《高旅雜文》原本也收七十篇，但其中有幾篇文章稍長，因此只收六十五篇。其中有十二篇見刊於《星島日報》，一刊於《人民日報》，一刊於《光明日報》，一刊於上海《文匯報》外，大部分文章均見《持故小集》，所以可算是《持故小集》第三集。
高旅的第四本文集，是以《高旅雜文》為名的「第二集」。此時高旅已逝世，其家人從國內來港不久，向藝術發展局申請資助印刷費，請得從國內來港售賣毛澤東作品去台灣的主持人劉濟昆做編輯選文，劉不熟識情況，因此選了多篇已選刊在前三集中的舊文，變成重複，又未依高旅生前原意，入選篇數增達百分之二十即一百篇。令人覺得有悖作者遺願，未能盡如人意。
第五集《高旅雜文》則由清華大學王存誠選編（他是邵荃麟和葛琴的女婿），他說：「這個第五集又恢復了1983年北京出版第一集的編年傳統，收集範圍從1982年初至1986年尾以前幾集中未選的都收了進來，共一百二十四篇，大致是這一時期作品的一半，雖非全豹，雄姿得顯。」
高旅在1981年尾曾重新執筆寫每週一篇的「持故」雜文，到後來改專欄名為「勞生常談」，是由於形勢，至1997年8月去世止，約寫了八百多篇，在其他報刊寫有多個專欄，如《華僑日報》的「茶餘走筆」，《天天日報》的「說三道四」，《快報》的「收爐餘話」，還有《東方日報》、《星島日報》等篇幅較小，只是幾百字的專欄還未計算在內，其已出版的五本書卻只收入五百多篇，其中有些還不是歸在《持故》之內。他應該尚有存稿，還可以編好多本雜文。另外，未出版的歷史小說、翻譯小說多種，尚有舊體詩詞一千多首，他的一生可稱著作等身。
高旅的雜文，不僅針砭時弊，而且汪洋恣肆，範圍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哲學、民俗、歷史……等多方面。雖然題材似是日常偶拾，信手拈來，但下筆剪裁，往往言人所未言，見解精辟，娓娓道來，展卷閱讀常不忍釋手，令人沉思，感到張力橫溢，觸動神經。他援引歷史典故、正史或野史，或小說、詩詞相互引證，每能切題，一針見血。諷刺幽默兩兼，文雅風趣，不流於火辣謾罵，又不失溫柔敦厚，這是其特色。因此讀其文而深感到他具有中國知識分子的良知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亦因此引起那些喜趨於時的牆頭草輩日漸對他疏離和冷待。但柯靈先生就認為高旅的雜文，是賢者立德、智者立言，芳澤永在。
高旅小說
已出版的作品如下：
1.《鑽窗記》，求實出版社。
2.《困》（原名：孔夫子與我），上海書局，香港。
3.《補鞋匠傳奇》，上海書局，香港。
4. 《彩鳳集》，上海書局，香港。
5. 《金剃刀》，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
6. 《限期結婚記》，宏業書局，香港。
7. 《深宵艷遇記》，宏業書局，香港。
8. 《杜秋娘》，三育圖書公司，香港。
9. 《持故小集》，三聯書店，北京。
10. 《過年的心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香港。
11. 《高旅雜文》第三集，天地圖書有限公司，香港。
12. 《高旅雜文》第四集，香港新華彩印出版。
13. 《高旅雜文》第五集，香港新華彩印出版。
14. 《玉葉冠》，湖南人民出版社，長沙。
15. 《金屑酒》，花城出版社，廣州。
16. 《元宮爭艷記》，原稿在天地圖書有限公司，佚失。
17. 《高旅詩詞集》，香港新華彩印出版。
其中，《杜秋娘》在大陸印行三十五萬冊，並被改編為越劇在上海公演，因此該書被當時的台灣當局列為「禁書」，但仍被台灣書商盜印發行。據說《玉葉冠》也在內地印行二十萬冊之多。《深宵艷遇記》在香港由長城公司改編成電影，由李萍倩導演，深受好評。
1964年2月3日，聶紺弩給高旅的信中說：「《杜秋娘》一書，曾借予四五人，讀過者均激賞亦是告慰也。」後來信又云：「在寫作中最富現實，能抓住一個時代的特徵，我實喜愛」，還賦詩〈寄高旅〉讚許：
豈有風雨故人懷 萬版秋娘入夢來對於高旅的小說，聶紺弩還有下列的評說，這是港人不易讀到的：
好夢千場猶恨少 相思一吋也成灰
《補鞋匠傳奇》，你的小說，真是香港的小說，……我最喜歡寄親篇，所謂着墨不多盡得風流，有點契訶甫味道，家庭教師略為近之。看斷氣、鞋匠、吃粵菜，看的時候是很有趣，但回味不大，凡是近乎奇的東西，大概都會如此。
《彩鳳集》，讀過幾遍，覺所寫為靜止香港，而意念中的當在動作中。《彩鳳集》有地方色彩，時代氣息太淡；《深宵艷遇記》，艷遇記結構甚佳，也很有趣，如將每個人物於出場時略加描繪心理過程較多述及便成大作；《金剃刀》，我覺得很有趣，也很緊張，可一直看下去，想少年兒童有同感，是可以出版的，已交人民文學出版社去。
《玉葉冠》我覺得很好，首先樸素無華，是中國民族形色；二也很有寓意，在某人前，我會以為過火，今則尚可。
到了1983年，紺弩給高旅最後的一封信也談到他閱讀高旅作品的看法，他說：
君之小說，似以《困》最佳，寫自己易得同感。《秋》（杜秋娘），《玉》（玉葉冠）次之，亦佳作，反映港市民的《皮匠》、《睹食的館東》、《限期結婚》等使我想到友人中能專憑虛構成說者，推兄第一，但無回味，不及《持故》（持故小集）之正式文章也。
1952年，《香港商報》創刊，據說初創時期，為吸引《成報》的讀者群，因此計劃在副刊刊登武俠小說新創作，就請高旅撰稿，他答應了。剛好彼時粵劇（新馬）正演出《山東響馬傳》，他就提議寫「山東響馬故事」，遂以「牟松庭」為筆名開寫武俠小說，這也可視為梁羽生、金庸之前香港新武俠小說的濫觴。隨後他又創作了《紅花亭豪俠傳》、《大刀王五》等多篇作品，皆深受讀者歡迎。到了梁羽生及金庸寫起武俠小說來，他才停筆。
高旅詩詞
在高旅的著作中，香港讀者可能對他的詩詞創作所知甚少。其實，他一生中寫作有新舊詩一千二百多首，他逝世後，清華大學的王存誠先生為他編印了《高旅詩詞》，所收的新舊詩計有四百多頁之夥，內有舊體詩和詞作，還有少許新詩，足有兩千多首。他生前除了抄送朋友之外，餘者皆未刊印。他手抄《危弦集》，及後乃影印用國畫銅釘平裝成冊，送北京清華大學的王存誠、邵燕祥及侯井天各二冊，在香港我亦獲贈二冊，王存誠先生有詩答謝：
舉國昏昏二十年，一場冬夢醒如煙。
北荒熱血（1）凝吟草，南海憂思動危弦（2）。
聶紺弩1962年給高旅信中說：「近曾讀韓、蘇二集，對古詩略有所窺，知兄詩有大家風也。」湖南的諶震先生推介高旅遺詩的文章，題目就是〈深有預見 當代詩史〉。高旅撰有〈記者與詩〉一文，文中說：「蘇東坡，因為遇事，又遠到海南島。清之黃兩當，查敬業，都有事，或走了不少路，都在做記者。若問幾輩詩人的詩好不好，從這個角度看，要看他是否在記者的生活中得來，便可入選，再論甲乙。」因之認為嘆老愁貧之作，皆可篩去。
高旅的詩詞絕大多數是性情之作，其性情之真率，強烈，往往能夠穿透略為晦澀的詩句，直逼讀者的心靈。
聶紺弩欲在港印行《三草》，指定要高旅作「序」，這也是高旅一生中唯一為人作的「序」。聶紺弩雖曾指高旅詩：「微嫌書卷太多。」但那是兩人風格各異，因此文學界對二者之長皆有評論：聶是「作詩成史」，高是「以史為詩」。又有人說：「聶以雜文入詩」，「高是詩入雜文」。
在本選集中，因篇幅所限，我只能選《危弦集》，這是因為此集亦為高旅生前自選手抄的詩選。他的其他作品尚有：
《戰時吟》：寫作於1936至1949年，有詩三百四十六首。
《戰後吟》：寫作於1950至1970年，有詩二百九十一首（作於香港）。
《禁詩》：寫作於1971至1981年（收入詩三百二十五首）。
《高旅詩拾遺》：大都寫作於1936至1996年，部分寫作年份不祥（二百二十二首）。
《願學堂詞存》：詞八十三闋。
新詩：二首。
2000年於香港出版的《高旅詩詞》，厚達四百三十三頁，編者只是選取他手抄、自行影印釘裝的《危弦集》，其餘篇幅所限，只好割愛不錄。
2000年11月，由我主編的《鑪鋒文藝》曾刊出羅孚先生的大作〈高旅原來是詩人〉，我認為此文是香港本地介紹高旅詩詞的力作，他說高旅：「是一個很有特色的詩人。」
他的詩很少發表，偶然在報刊上發表也是用其他筆名，讀者並不知道那就是高旅的作品。直至十五年前，香港藝術發展局贊助出版了一厚冊的《高旅詩詞》，才使人對其詩刮目相看，原來他還是一位優秀的詩人！
1978年，他作〈六十自壽〉詩，詩曰：
老夫高臥日遲遲，六十清吟亦及時。他自己也明白，其詩篇很少發表，故鮮為人所見，他的詩名亦未為人所知。他自己寫的是「奇詩」，就從這首〈六十自壽〉看來，已經可以感到他的奇氣。「中國須跟外國走，今人反為古人嗤」，這就出語很奇，不同於一般的詩句。他和他的好朋友聶紺弩一樣，也是喜歡以「雜文入詩」的。
中國須跟外國走，今人反為古人嗤。
不堪舊話翻新夢，何苦前車作後師。
我有奇詩人未見，空將李杜說參差。
早在1936年他就已經開始寫詩，1968年才對之加以整理編輯，先後編成了《戰時吟》、《戰後吟》、《禁詩》等，原是詩詞合編，後來又單獨將詞抽出，輯為《願學堂詞存》。其後他又從詩集中抽出一部分，編為《北門詩抄》和《危弦集》。1997年，他去世後，家人從他的遺稿中將《戰時吟》、《戰後吟》、《禁詩》和《詞存》加上他未及編進去的遺作以及未定的一些舊稿，編為一厚冊的《高旅詩詞》。那些「人未曾見」的作品才算全部呈現於讀者面前。但《北門詩抄》和《危弦集》之名卻不見於書中，想是已分編進《戰時吟》、《戰後吟》和《禁詩》，恢復原貌了。
「戰時」、「戰後」，這是指八年抗戰和三年內戰。抗戰初起，高旅就投身於前線，作為記者，他到過上海、南京、揚州、徐州、廣州、長沙、湘北、湘西、衡陽、桂林、柳州、重慶……所到之處，皆有吟詠。抗戰勝利後，他又遠赴東北，隨國民黨軍隊去進行接收，這當中就寫下了一些「奇詩」。這些詩篇，有別人沒有寫過的「奇聞」，應都是其本人所見所聞，在詩歌界似乎沒有人寫過，就是在別的報道或歷史記載上也都少有涉及，只有近年才見到伍修權在他的回憶錄中簡單提了一下――那就是蘇軍當年在東北的暴行和劣迹。
美國當年以原子彈轟炸廣島、長崎後，蘇聯向東北進兵，日本的關東軍望風披靡，最後是天皇宣佈日本無條件投降。據說蘇軍在東北，所到之處，燒殺搶掠，不亞於侵略者，因而激起了民眾的反感，但又敢怒不敢言。早進入東北的解放軍眼見友軍如此，亦默不作聲，因為當時的延安將蘇聯出兵說成是決定了日本投降的主要因素和正義行動，居功至偉。
高旅在〈記周保中答北疆消息〉的詩註中說：「長春初次易手，周為長春警備司令。時彭真、凱豐、呂正操、張學詩等均至。惟周於蘇聯有閒言。」高旅的詩有「黑面將軍不頌俄」之語，就是指這件事。他在瀋陽不僅目擊蘇軍搶掠，而且他自己的錶筆也被搶去了，遂拍照片「題句」如下：
蘇式興交也失魂，國風軍紀兩沉淪。
原知生產仗工具，可信學成唯物論。
所幸相機煩客帶，取來背影寫真存。
縱無面目也宜供，且貼窗前識虎賁。
詩註說：「憶及日軍於掠取財物時，每言興交興交。此次則未發一言，因蘇軍撤走在即，記者又紛至，余也重來，知蘇軍仍劫掠，不意竟躬逢身受也。」
當高旅被劫掠的時候，他看到一蘇軍的記功碑，觸景生情，於是作詩諷之曰：
哈爾濱與穆克屯，齊齊哈爾與長春。
五洲側目廣場起，百尺方碑鬧市陳。
應嘆鑴功真得地，更知奪主仗喧賓。
凱旋門上原懸劍，豈是當年羅馬人？
詩註說：「穆克屯係瀋陽舊稱。實則劫掠不止四城。蘇軍所至，一面劫掠『戰利品』，一面即造碑。」又說：「碑頂皆飛機坦克之類真形造型，羅馬人劍器之遺意歟？按凱旋門之原始，植兩矛為門，上橫一劍，驅降俘低頭過之，象徵征服。」
蘇軍自稱在東北所得皆為「戰利品」，高旅另有一詩〈戰利品〉，亦是批判此事：
草枯十月紅旗黯，風送長春劫後灰。
先鑿宮牆雙軌出，廣收廩積萬車用。
由陳大義應同識，廟算奇謀不費猜。
三百完城皆戰利，問誰為利誰為災？
他在附註中說：「長春來人告：蘇軍劫掠偽皇宮，將宮牆鑿一缺口，敷設鐵軌，搬運財物。後至長春，果見其事。又悉蘇軍所至之處，倉庫均搬運一空，最後則將車頭車皮留於蘇聯，不再南下。惟有少數破爛車頭車皮，略維持各路交通耳。鐵路員工述之甚祥。」
當年溥儀等被俘，囚於伯力，名其地曰契丹村，他說伯力唐時稱勃利，還設有刺史。原來老大哥原形如此！
高旅斥其斑斑劣迹，悲從中來：「問誰為利誰為災？」（這樣的質問擲地有聲，正氣浩然。）
我曾在紀念高旅逝世一週年的文章中說：「香港文壇失去高旅這樣的作家，是無可估量的損失。」所據就是聶紺弩給高旅的最後一封信（1983年8月23日），「我想說卅餘年來《文匯報》最大功勞，在造就了一高旅。」
高旅畢生創作文學：小說、散文、詩歌構成了他的文學成就的主要筆陣，香港文壇上，他是一位極具特色的代表性作家，研究香港現當代文學史，他是繞不過去的一座獅子山一樣的文化人、文學家。
2015年7月寫於香港
【註】：
（1）「北荒熱血」指聶紺弩的《北荒草》
（2）「危弦」指高旅《危弦集》
羅琅，1931年生，廣東潮陽人。曾從事出版和貿易工作，業餘寫作。現為香港作家聯會副會長。有散文集《羅隼短調》、史料《香港文化腳印》等問世。
（《香港文學》2015年12月號總第37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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