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遠：七十年代寫微博的人
撰文：廖偉棠 攝影：徐子豪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聽說我要訪問淮遠，文學青年和文學少年們都吃驚：「他竟然接受採訪？」我也很吃驚：「為什麼不接受呢？淮遠也是人。」在不少追求獨特文學品味的人心目中，淮遠是一個私有的神──至少也是一個私有的仙人。他和他的著作名稱：《跳虱》、《鸚鵡韆鞦》、《懶鬼出門》、《賭城買糖》……都成了文學地下社會的切口或通關暗號，說出來就證明了你對香港文學最精華的一部分的熟稔。我當然認同淮遠是香港文學最精華的一部分，而且至今沒有人能取代他特殊的存在。但同時我又覺得淮遠並不是那麼怪，在那個通過冷峻的自述狀塑造的惡童、竊書賊、滿口驢頭婆子之類的罵人話的壞脾氣怪叔叔之外，還有另一個淮遠。
比風更冷，比熱更熱
他的詩《風》裏寫道：「風說這樣下去沒有意思／人們比骨頭還要冷。／／我說來吧／我很熱。／／風從我身上穿過／打了一個寒噤。」──這也是淮遠，你分不清他的冷熱，比風更冷，比熱更熱。類似的弔詭充斥他的詩和散文中，但愈來愈淡、愈來愈不動聲色，叫讀者不知所措，有時你會把他的熱也當作了冷，把他的冷變得更冷。但當淮遠笑瞇瞇地坐在你前面的時候，你不禁浮想聯翩，甚至會穿越他外表的樸素去想像他應該還沒寫出來的青年風流；而當你重讀他那些不厭其煩描寫旅途瑣事的碎碎念……你又不禁想像這個叫淮遠的叛逆前輩，也有滿目山河空念遠的時刻。
那麼說他還是怪，但是一種自然怪，自然而然成為了怪的載體的一個不那麼怪的人。他不掩飾他的怪癖和「不道德」行狀，好像這是理所當然的，也許他是一個極致的文體家，用這些刁鑽的內容來反襯極其儉省的筆墨，以使極簡主義也能令人費盡心思……於是他「不覺意」之間成為了最前的散文實驗者。
一個典型鄉下仔
讀淮遠的散文，常常看到他的親戚出沒，因為他有一個大家庭。「我六兄弟姐妹，兒子之中我是最大的。家族本身就多人，又開農場，租了十萬呎，聘了很多工人，早上要敲鐘叫人吃早飯。童年記憶都是關於農場，從小就要幫忙養雞養豬，主要是捉雞，捉着讓爸爸打針。住在屏山，成長環境與很多同代香港人不同，我是一個典型的鄉下仔。」但他寫到農村生活的時候卻沒有什麼田園浪漫的懷念，「比起很多人來說我很幸運，空間很大，能接觸到自然，能在農場裏放風箏。之所以沒有懷緬是因為覺得太理所當然。我覺得寫自然很難寫，小時候印象很深的是一本今日世界出版社翻譯出版的美國小說《原野長嘯》，讓我覺得難度很高。」
而親戚也不是可以亂寫的，比如說淮遠的姨媽和姨夫是內地駐澳門的高級幹部，官方的耳目很厲害，七十年代中淮遠在《星島日報》有一個專欄寫到他們，很快就傳到他們耳邊，「他們通過我母親叫我停筆，我很不忿，但想及無謂連累他們於是就沒寫了。」1969年淮遠跟母親回老家清遠，接觸他的表弟表姐都是紅兵，他就被他們罵臭知識分子。那就是淮遠的十七歲。
他的父母並不覺得他是個怪人，「他們知道我寫作但未必會看，我另一樣事情分散了他們的注意力，我的升中試被分到很遠的鳳溪中學，我只好自己去找學校，培正只收十個，我去試一試結果考到第十。忽然出市區讀書，生活變動甚大，頭兩年只好寄宿。」
城市的寄宿生活
青少年時期的淮遠，他在中學三年級時就開始寫詩。
「我看見一跳虱攀附着風／風說我不想帶着塵埃旅行。／／風說得對／事實上跳虱和塵埃一樣／但它們說：／／我們想你吹掉／我們身上的塵埃。」──淮遠他寫於六、七十年代的短詩非常精彩。他中三左右開始寫詩，投稿給《蕉風》、《當代文藝》便獲發表，因此才繼續寫下去。寄宿帶來的城市生活的衝擊是開始寫詩很大的因素，雖然他開始寫的都是「落花滿野、黃葉遍庭」之類文白混雜的句子，筆名竟然叫「旭逸」。
開始時他寫長詩，「首先是喜歡文字遊戲，有這樣的平台來玩，能融會很多人的風格，另外開始在《中國學生週報》投稿，吳平編詩之頁，稿費的原因令我把詩寫得很長，但也試過寫一百行的詩被他刪成二十五行。」淮遠真正與眾不同的是他的短詩，「寫短詩這一行為受邱剛健影響，他的詩是用說話的語言，翻譯東歐的詩也很直白。他有一首詩講越戰在《明報月刊》發表，於左派陣營引起很大迴響。」淮遠甚至還能背出這首詩，「邱剛健先生早上起來刷牙……他旋開水龍頭，水都是紅的，在越南一個美國大兵被人破掉頭……我覺得詩也應該很直接，直接寫腦中所想，不須鋪排，於是開始寫短詩，登在《羅盤》。」
與《70年代》的緣
七十年代初，淮遠（左六）參加在日本文化館前的保釣示威。
淮遠寫詩，跟他參加創建實驗學院的詩作坊有莫大的關係，這個故事已經在許多關於創建的回憶中提及。但更神奇的是他在1970年、會考前加入日後鼎鼎大名的《70年代》做編輯。「那時我跟創建那班老友黃子程等，整日喜歡在巴西咖啡店打牙骹，有一天吳仲賢過來就說：誰是淮遠？我說是我，他就說你同我們編文學版吧，我們有份雜誌《70年代》。我不會深究那份雜誌到底是怎樣的，大家後生仔，不用遵守任何東西，總之是任你怎樣做，都可以自由發揮，也不會有人在背後指指點點──那時我中五，穿着中文運動的T裇，外面罩一件白襯衫，在學校上黑板寫字，同學在後面看見就指指點點。」
太年輕就參加已經熟透了的革命，未免有攀六十年代車尾的感覺。「其實六十年代音樂比其他東西更惠及我，文學藝術、社會思潮對我衝擊反而不大。喜歡Bob Dylan的歌，會受他歌詞的影響。」另外的營養，當然是得益自偷書──淮遠偷書已經名留文學史。「我偷書時不分年代流派，只要喜歡就拿來，所以看了很多攝影書和畫冊，也認識了不少攝影師朋友。而且《70年代》畢竟是一本地下雜誌，他和外國很多雜誌有交換交流，所以我也可以看到很多外國的前雜誌。」
中學時代的憤世嫉俗，淮遠說那其實是一種無以名之的憤怒。很多六十年代的過來人都有面對理想主義破滅的困惱，淮遠因年輕和超脫而除外，「我很幸運沒有學運老鬼們的矛盾。六七暴動的時候我還在讀中學，只不過是多了一項娛樂：放學後去看人拆炸彈，不怕死。吳仲賢和莫昭如他們也許知道正在發生什麼事，我是不知道的。我和他們成為好朋友，比如說岑建勳，都是因為做人方面比較合得來，而不是一種政治觀念的認同，我們的共同之處就是對建制的所有東西都很憎恨。《70年代》是一個窩，很多不同的人出入。」
淮遠曾於一九七Ｏ年、會考前加入《70年代》做編輯。
像小說的散文
後來他在樹仁讀大專，開始寫淮遠風的散文──其實他的求學經歷就是一篇淮遠式的散文：「我中六體育不合格──因為我不喜歡換衣服儘管我體育很好──所以不能畢業，去浸會問他能不能免試收我，他說不行我就走了；接着去珠海書院，因為我長髮披肩，他問我是男是女，我說你收不收我不要管我是男是女，於是不歡而散。最後去樹仁，它在一間別墅裏，我覺得很棒，我拿着會考成績去問：你覺得我不用考試就能收的話我就來讀，結果它收了我。長頭髮沒有遇到麻煩，因為收我的不是校長鍾期榮，直到我入學了，有一天在校園內碰見他，他問我：誰收你進來的？」
淮遠的散文像小說，尤其像後現代的美國小說，但他又不寫小說。「之前我喜歡敍事詩，但覺得敍事詩的篇幅、方式不是很足夠，我喜歡寫長詩，看小說多了覺得可否寫相類似的，就開始寫《他人之血》那些長篇的散文。我不擅長寫虛構，覺得自己生活中好多事喜歡記錄，覺得有意思的，所以沒寫小說寫長散文。其實《鸚鵡韆鞦》這本書裏面有一篇是假的，其他都是真的。」
「我寫這些文章，好多時靈感都來自小說，馬奎斯小說我沒看過，《百年孤寂》我只看過一行。我喜歡的是索爾．貝婁，尤其是那本《雨王亨德斯》我看過好幾次，我對那些描寫離經叛道人物的小說特別喜歡。《雨王亨德斯》那本書是講離經叛道的憤怒中年，社會陰暗面。」
非一般遊記
《鸚鵡韆鞦》被大家視為淮遠最重要的作品，今年還剛剛出了復刻版。它的獨特之處倒是知人不多──不只是它的憤世或激進，「《鸚鵡韆鞦》同其他幾本散文分得好開，它其實是一個青年的少年童年生活回憶錄，之後這個青年就開始喜歡旅行。」所以就有了《懶鬼出門》、《賭城買糖》這些非一般遊記。
這些遊記得來全不費工夫，「八十年代初我的工作賺好多錢，我樹仁畢業後就去商台，做了五年，人家找我去港台，港台的待遇當時全港傳媒最高。」有了閒錢只有旅行打發，「好多人不去的我都去過，比如伊斯坦布爾。我喜歡一個人旅行，不用人阻住。旅行寫日記更加頻繁，瘋狂到口袋裏都是小紙片，事無大小都記下來，夜晚在酒店整理。回來再整理，發表。」這簡直是李賀「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的典故了。
淮遠的遊記就記他覺得值得記的，而不是像香港那些所謂名筆的遊記那樣記着吃了什麼好東西、哪裏風景漂亮，「這些我覺得不需要我寫，我也不擅長寫，我寫東西好少做兩樣事情：抒情和描寫。我慣了敍事。敍事一路都不會悶、都吸引我，而且怎樣將事聯繫到一起，人家可能覺得很雞毛蒜皮，但我不寫我不記得嘛。」現在日記在淮遠的旅遊裏沒那麼緊要了──因為他六年前結了婚，有人同遊。
有時我覺得淮遠的散文簡直像私小說，或者讓．熱內的《竊賊日記》這樣的自白小說。「我記得那時發表了《他人之血》之後，朋友說差人可以憑這篇文來拉你。但我寫東西不講對錯，發生了就寫出來。比如偷書，你爭論一百年都沒結果，現在這麼多年我都從來沒有回頭審視那時對不對。」
令人津津樂道的怪
說回大家津津樂道的淮遠的怪，他也聳聳肩，「我覺得他們只看到我的一方面，那一方面是最容易講出來，最易引人注意的，如怪。年輕讀者他們應只看過《鸚鵡韆鞦》這本書，沒怎麼留意另外的書；關夢南會覺得我某個時期是好看點、真的、激的，但其實那是我少年生活回憶，我只不過如實寫出我少年發生的事。其實後來那些也是我的生活，許迪鏘認識我比較多，就不會只覺得淮遠好怪。」
「寫得怪只不過是其中比較片面的一點。很多人覺得我現在不再怪，不再有價值，我覺得他們看到片面的東西，其實我表達方式一直都沒變。」是的，現在淮遠寫微博，關注他的「粉絲」不多，他卻更自得其樂一條條地寫着，風格比以前好像更含蓄更儉省了，微博簡直就像為一個更濃縮的淮遠而設，「其實我的理想是就寫二、三百字──微博稍微短了點，我初時想着寫二百篇微博就算數，在六十歲時出本書。」
如果還是要說他怪，那就怪他在七十年代就開始寫微博吧。
Profile
淮遠
原名關懷遠，1976年畢業於香港樹仁學院新聞系，曾於《70年代》任編輯。著作包括《鸚鵡韆鞦》、詩集《跳虱》、《懶鬼出門》、《賭城買糖》和《水鎗扒手》等。
（明報周刊二Ｏ一一年七月三十日第二二二九期）
撰文：廖偉棠 攝影：徐子豪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比風更冷，比熱更熱
他的詩《風》裏寫道：「風說這樣下去沒有意思／人們比骨頭還要冷。／／我說來吧／我很熱。／／風從我身上穿過／打了一個寒噤。」──這也是淮遠，你分不清他的冷熱，比風更冷，比熱更熱。類似的弔詭充斥他的詩和散文中，但愈來愈淡、愈來愈不動聲色，叫讀者不知所措，有時你會把他的熱也當作了冷，把他的冷變得更冷。但當淮遠笑瞇瞇地坐在你前面的時候，你不禁浮想聯翩，甚至會穿越他外表的樸素去想像他應該還沒寫出來的青年風流；而當你重讀他那些不厭其煩描寫旅途瑣事的碎碎念……你又不禁想像這個叫淮遠的叛逆前輩，也有滿目山河空念遠的時刻。
那麼說他還是怪，但是一種自然怪，自然而然成為了怪的載體的一個不那麼怪的人。他不掩飾他的怪癖和「不道德」行狀，好像這是理所當然的，也許他是一個極致的文體家，用這些刁鑽的內容來反襯極其儉省的筆墨，以使極簡主義也能令人費盡心思……於是他「不覺意」之間成為了最前的散文實驗者。
一個典型鄉下仔
讀淮遠的散文，常常看到他的親戚出沒，因為他有一個大家庭。「我六兄弟姐妹，兒子之中我是最大的。家族本身就多人，又開農場，租了十萬呎，聘了很多工人，早上要敲鐘叫人吃早飯。童年記憶都是關於農場，從小就要幫忙養雞養豬，主要是捉雞，捉着讓爸爸打針。住在屏山，成長環境與很多同代香港人不同，我是一個典型的鄉下仔。」但他寫到農村生活的時候卻沒有什麼田園浪漫的懷念，「比起很多人來說我很幸運，空間很大，能接觸到自然，能在農場裏放風箏。之所以沒有懷緬是因為覺得太理所當然。我覺得寫自然很難寫，小時候印象很深的是一本今日世界出版社翻譯出版的美國小說《原野長嘯》，讓我覺得難度很高。」
而親戚也不是可以亂寫的，比如說淮遠的姨媽和姨夫是內地駐澳門的高級幹部，官方的耳目很厲害，七十年代中淮遠在《星島日報》有一個專欄寫到他們，很快就傳到他們耳邊，「他們通過我母親叫我停筆，我很不忿，但想及無謂連累他們於是就沒寫了。」1969年淮遠跟母親回老家清遠，接觸他的表弟表姐都是紅兵，他就被他們罵臭知識分子。那就是淮遠的十七歲。
他的父母並不覺得他是個怪人，「他們知道我寫作但未必會看，我另一樣事情分散了他們的注意力，我的升中試被分到很遠的鳳溪中學，我只好自己去找學校，培正只收十個，我去試一試結果考到第十。忽然出市區讀書，生活變動甚大，頭兩年只好寄宿。」
城市的寄宿生活
青少年時期的淮遠，他在中學三年級時就開始寫詩。
「我看見一跳虱攀附着風／風說我不想帶着塵埃旅行。／／風說得對／事實上跳虱和塵埃一樣／但它們說：／／我們想你吹掉／我們身上的塵埃。」──淮遠他寫於六、七十年代的短詩非常精彩。他中三左右開始寫詩，投稿給《蕉風》、《當代文藝》便獲發表，因此才繼續寫下去。寄宿帶來的城市生活的衝擊是開始寫詩很大的因素，雖然他開始寫的都是「落花滿野、黃葉遍庭」之類文白混雜的句子，筆名竟然叫「旭逸」。
開始時他寫長詩，「首先是喜歡文字遊戲，有這樣的平台來玩，能融會很多人的風格，另外開始在《中國學生週報》投稿，吳平編詩之頁，稿費的原因令我把詩寫得很長，但也試過寫一百行的詩被他刪成二十五行。」淮遠真正與眾不同的是他的短詩，「寫短詩這一行為受邱剛健影響，他的詩是用說話的語言，翻譯東歐的詩也很直白。他有一首詩講越戰在《明報月刊》發表，於左派陣營引起很大迴響。」淮遠甚至還能背出這首詩，「邱剛健先生早上起來刷牙……他旋開水龍頭，水都是紅的，在越南一個美國大兵被人破掉頭……我覺得詩也應該很直接，直接寫腦中所想，不須鋪排，於是開始寫短詩，登在《羅盤》。」
與《70年代》的緣
七十年代初，淮遠（左六）參加在日本文化館前的保釣示威。
淮遠寫詩，跟他參加創建實驗學院的詩作坊有莫大的關係，這個故事已經在許多關於創建的回憶中提及。但更神奇的是他在1970年、會考前加入日後鼎鼎大名的《70年代》做編輯。「那時我跟創建那班老友黃子程等，整日喜歡在巴西咖啡店打牙骹，有一天吳仲賢過來就說：誰是淮遠？我說是我，他就說你同我們編文學版吧，我們有份雜誌《70年代》。我不會深究那份雜誌到底是怎樣的，大家後生仔，不用遵守任何東西，總之是任你怎樣做，都可以自由發揮，也不會有人在背後指指點點──那時我中五，穿着中文運動的T裇，外面罩一件白襯衫，在學校上黑板寫字，同學在後面看見就指指點點。」
太年輕就參加已經熟透了的革命，未免有攀六十年代車尾的感覺。「其實六十年代音樂比其他東西更惠及我，文學藝術、社會思潮對我衝擊反而不大。喜歡Bob Dylan的歌，會受他歌詞的影響。」另外的營養，當然是得益自偷書──淮遠偷書已經名留文學史。「我偷書時不分年代流派，只要喜歡就拿來，所以看了很多攝影書和畫冊，也認識了不少攝影師朋友。而且《70年代》畢竟是一本地下雜誌，他和外國很多雜誌有交換交流，所以我也可以看到很多外國的前雜誌。」
中學時代的憤世嫉俗，淮遠說那其實是一種無以名之的憤怒。很多六十年代的過來人都有面對理想主義破滅的困惱，淮遠因年輕和超脫而除外，「我很幸運沒有學運老鬼們的矛盾。六七暴動的時候我還在讀中學，只不過是多了一項娛樂：放學後去看人拆炸彈，不怕死。吳仲賢和莫昭如他們也許知道正在發生什麼事，我是不知道的。我和他們成為好朋友，比如說岑建勳，都是因為做人方面比較合得來，而不是一種政治觀念的認同，我們的共同之處就是對建制的所有東西都很憎恨。《70年代》是一個窩，很多不同的人出入。」
淮遠曾於一九七Ｏ年、會考前加入《70年代》做編輯。
像小說的散文
後來他在樹仁讀大專，開始寫淮遠風的散文──其實他的求學經歷就是一篇淮遠式的散文：「我中六體育不合格──因為我不喜歡換衣服儘管我體育很好──所以不能畢業，去浸會問他能不能免試收我，他說不行我就走了；接着去珠海書院，因為我長髮披肩，他問我是男是女，我說你收不收我不要管我是男是女，於是不歡而散。最後去樹仁，它在一間別墅裏，我覺得很棒，我拿着會考成績去問：你覺得我不用考試就能收的話我就來讀，結果它收了我。長頭髮沒有遇到麻煩，因為收我的不是校長鍾期榮，直到我入學了，有一天在校園內碰見他，他問我：誰收你進來的？」
淮遠的散文像小說，尤其像後現代的美國小說，但他又不寫小說。「之前我喜歡敍事詩，但覺得敍事詩的篇幅、方式不是很足夠，我喜歡寫長詩，看小說多了覺得可否寫相類似的，就開始寫《他人之血》那些長篇的散文。我不擅長寫虛構，覺得自己生活中好多事喜歡記錄，覺得有意思的，所以沒寫小說寫長散文。其實《鸚鵡韆鞦》這本書裏面有一篇是假的，其他都是真的。」
「我寫這些文章，好多時靈感都來自小說，馬奎斯小說我沒看過，《百年孤寂》我只看過一行。我喜歡的是索爾．貝婁，尤其是那本《雨王亨德斯》我看過好幾次，我對那些描寫離經叛道人物的小說特別喜歡。《雨王亨德斯》那本書是講離經叛道的憤怒中年，社會陰暗面。」
非一般遊記
《鸚鵡韆鞦》被大家視為淮遠最重要的作品，今年還剛剛出了復刻版。它的獨特之處倒是知人不多──不只是它的憤世或激進，「《鸚鵡韆鞦》同其他幾本散文分得好開，它其實是一個青年的少年童年生活回憶錄，之後這個青年就開始喜歡旅行。」所以就有了《懶鬼出門》、《賭城買糖》這些非一般遊記。
這些遊記得來全不費工夫，「八十年代初我的工作賺好多錢，我樹仁畢業後就去商台，做了五年，人家找我去港台，港台的待遇當時全港傳媒最高。」有了閒錢只有旅行打發，「好多人不去的我都去過，比如伊斯坦布爾。我喜歡一個人旅行，不用人阻住。旅行寫日記更加頻繁，瘋狂到口袋裏都是小紙片，事無大小都記下來，夜晚在酒店整理。回來再整理，發表。」這簡直是李賀「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的典故了。
淮遠的遊記就記他覺得值得記的，而不是像香港那些所謂名筆的遊記那樣記着吃了什麼好東西、哪裏風景漂亮，「這些我覺得不需要我寫，我也不擅長寫，我寫東西好少做兩樣事情：抒情和描寫。我慣了敍事。敍事一路都不會悶、都吸引我，而且怎樣將事聯繫到一起，人家可能覺得很雞毛蒜皮，但我不寫我不記得嘛。」現在日記在淮遠的旅遊裏沒那麼緊要了──因為他六年前結了婚，有人同遊。
有時我覺得淮遠的散文簡直像私小說，或者讓．熱內的《竊賊日記》這樣的自白小說。「我記得那時發表了《他人之血》之後，朋友說差人可以憑這篇文來拉你。但我寫東西不講對錯，發生了就寫出來。比如偷書，你爭論一百年都沒結果，現在這麼多年我都從來沒有回頭審視那時對不對。」
令人津津樂道的怪
說回大家津津樂道的淮遠的怪，他也聳聳肩，「我覺得他們只看到我的一方面，那一方面是最容易講出來，最易引人注意的，如怪。年輕讀者他們應只看過《鸚鵡韆鞦》這本書，沒怎麼留意另外的書；關夢南會覺得我某個時期是好看點、真的、激的，但其實那是我少年生活回憶，我只不過如實寫出我少年發生的事。其實後來那些也是我的生活，許迪鏘認識我比較多，就不會只覺得淮遠好怪。」
「寫得怪只不過是其中比較片面的一點。很多人覺得我現在不再怪，不再有價值，我覺得他們看到片面的東西，其實我表達方式一直都沒變。」是的，現在淮遠寫微博，關注他的「粉絲」不多，他卻更自得其樂一條條地寫着，風格比以前好像更含蓄更儉省了，微博簡直就像為一個更濃縮的淮遠而設，「其實我的理想是就寫二、三百字──微博稍微短了點，我初時想着寫二百篇微博就算數，在六十歲時出本書。」
如果還是要說他怪，那就怪他在七十年代就開始寫微博吧。
Profile
淮遠
原名關懷遠，1976年畢業於香港樹仁學院新聞系，曾於《70年代》任編輯。著作包括《鸚鵡韆鞦》、詩集《跳虱》、《懶鬼出門》、《賭城買糖》和《水鎗扒手》等。
（明報周刊二Ｏ一一年七月三十日第二二二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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