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7日 星期六

沈西城:書影飄香一學人

在許定銘的《書鄉夢影》一書裏,讀到〈書是我的生命〉,提起馬國亮和《良友畫報》,回憶無窮。馬國亮廣東人,活躍於上海,是《良友畫報》第四代編輯。《良友畫報》創刊於一九二六年二月,八開本,老闆伍聯德兼任第一代總編輯,戮力拓展編務,畫報大受歡迎。後因私務繁重,編務交與周瘦鵑,周為鴛鴦蝴蝶派作家,寫小說拿手,畫報不在行,只好付託大學生梁得所。接任後,勵精圖治,大事革新,銷路上升至四萬份,發行全球,遍及華人足跡所至之所。後梁得所雄圖大志,另起爐灶,《良友》由馬國亮接任,業務雖穩,因戰亂影響,銷路回落。五四年伍聯德在香港復辦《良友》,六八年停刊,余友陳潞此時接手編務,承上海餘風,再添香港色彩,頗受士林歡迎。陳潞又名陳泰來,廣東順德人,博覽群書,精通詞學,畢生鍾情於《紅樓夢》和《金瓶梅》,專文輯錄成書,多所發明。我於八十年代初遘陳潞,年紀長於我,尊稱為陳大哥,閒時啜茗,多齒及舊文學,他屢勸我讀明清筆記以求文字簡潔而有餘韻。陳大哥長相敦厚,心意卻雜,絕不冬烘,於中國性學,所知甚豐,示我《醉翻風月鑑》、《金瓶梅演繹》,才人吐屬,言論透闢,非常人之作,作家甘豐穗奉之為不出世的大才子。

〈書是我的生命〉說到馬國亮的「生活之味精」,許定銘作如是介紹──「馬國亮說『煙、茶、糖、酒、咖啡』是生活之味精,即是平淡的生活中,若加上了這些元素,便會產生可口的滋味,使我們的生活更添姿采,生活得更愉快。羅孚說『書是生活的鹽』,即是說生活上若加上了閱讀,生活得以調劑,便不會淡而無味,豐富了生命。」馬、羅二位先生皆讀書人也,嗜書如命,許君更進一步──「不僅是我『生活的鹽』,簡直是我的生命!」這是事實,定銘早陷書鄉,一醉五十年,闡釋書影,紹介好書,無遠弗屆,輯錄成書者已有《港內的浮標》、《醉書閑話》、《醉書隨筆》、《醉書札記》等十餘部,雖是小書,有容乃大,在在體現識見博聞。《書》文短短幾百字,短小精悍,附以書影,清雅淡逸有甘香。文末又附兩組書影,皆為「生活之味精」,版本不同,內容無異,其一寫有:「定銘兄存念 俊東 二OO八年五月四日」,當為朋友餽贈。俊東即黃俊東,筆名克亮,六七十年代香港著名藏書家,他在《明報周刊》裏所寫的書畫集,當年成為我等小輩攝取五四文化營養的蜂巢,不少名不經傳的作家像聶紺弩、施蟄存、李劼人等,都係克亮一手介紹。克亮那時棲居道風山,兩椽石屋,其一是書室,藏書數千,周日有暇,克亮坐在書桌前看書,夕陽西下,意猶未闌。九十年代移民澳洲後,僅見過一面,贈我《獵書小記》一冊,長伴我側。《書鄉夢影》收文一百三十餘則,多為不知名作家,如段可情、周全平、畢樹棠、吳曙天、徐仲年者,今日識者有多少?定銘在「後記」中云──「名家很多人都知道了,他們的書毋須我在此喋喋不休,反而這些只出過三幾本書的『隱世』作家,雖也曾貢獻過一瓦一石,卻為大眾遺忘而湮滅,實在可惜,如今就讓我下點心思,把他們推給讀者們。」正是本晉書之旨。

《蘋果日報》二O一七年十月七日)

2017年9月25日 星期一

吳萱人、鍾國強說文學獎

香港文學獎說從頭
吳萱人

當下廿一世紀,以智能急遽改變社會的異新時代,仍未能廢棄文學,就因為智能化到哪地步,依然要先設人工程序指令,而文學的產生,同樣來自人腦,發自心靈。人在生之旅的歷程,需要撫慰以至鼓獎勵活動,在今天的香港,仍是必須鼓動進行的。因而,有極可能性產生有裨益於人群、於社會的文學舞,接受潛移默化以醒魂魄,培育良知,尋找美好。

編輯發來電郵約稿,誇稱筆者為文壇健將、文社史專家,那可是我不敢承認的事,文社過來人倒是。早於一九六五年十月,在浩虔文社社刊《野草》第四期內,執筆寫下一篇《提倡文藝節芻議》,以和應上世紀六十年代前後的盛大文社潮,要求社會當局加以扶助發展。文啟其時所有文社未作之求,旋即被《中國學生周報》(簡稱《學周》)青睞撮要轉載,是我社名登上該報的首遭。

自此,筆者便與九七前蓬生的文學獎,結下不解緣,先後六七個,離不開任評判或活動講者,一幹凡廿許卅年。編輯再來電郵,躊躇整天,或許試試說從頭,細察如今。

上世紀六十年代,在大會堂首現有關文學的活動,在當時來說,真的可謂超大型。活動名為「文藝叢展」及「文藝叢談」,一九六五年八月由青年會及維多利亞聯青社合辦。其實主催最力的是著名文教中人姚漢樑先生。姚老早年移加,回饋斯土近有《香江歲月》乙冊。

橫空出世的史上大型活動,藏文學獎用意其內。「叢展」文學部分設有小說、文學理論、戲劇、散文、新詩及詩詞多樣獎項。一代至今有成的文社人,均以作品亮相。獲獎作品展廳展出手稿外,更安排部分作品現場誦讀,立體面向蒞臨觀眾,即時交流;而「叢談」則力邀文教名宿、上輩作家,與新輩文藝青年相見把談。

「青年文學獎」始於一九七二年

在該哄動一時的活動之前,本地文教團體,常有因應性質而舉辦徵文比賽,眾所周知,報章副刊亦多有青少年園地徵文活動。比較貼近創作性質的,有《中國學生周報》的周年報慶徵文,由始初定題轉為徵求小說創作,倒是轉捩點,大大拔高了青年創作水平。本地青年文藝作品豐收於小說,該記一大功。其成績部分結集在《新人小說選》。《學周》文藝版主要編輯吳平(即畢靈),本名吳汝鍵,未任斯職前,屬阡陌文社一員。他將《學周》提升為文藝分量充沛的刊物,用心組稿兼發掘新人,功不可沒。他每周編好文藝版之餘,再下一城,於報慶期間,籌劃多回文學討論;最著名者莫過於首回「香港文學問題」,帶來溫健騮行文《批判的寫實主義文學》討論。命題既繼承進步性的寫實主義思潮,跨過實踐時的做作與主題先行,要求在不弄花樣的寫作技巧內,不忘獨立性,以批判精神提高作品深度。那回討論,啟發本地史上首個長壽至今的文學獎活動──「青年文學獎」,始於一九七二年。

「青年文學獎」內部簡稱「文獎」,由中學時期創辦春蕊文社的洪清田升讀港大後,在大二逢學生會辦文化節時,倡議加入文學創作徵文項目為濫觴。翌年進一步設立「文獎」,並在兩大校內文社的基礎上,港大及中大學生會聯合組籌委會成常年主辦屬會,既面向大學生,亦開拓社會在職青年、青少年文藝愛好者。特點在每屆設立宗旨,指引創作向度;原的文章,後來被小思收入《舊路行腳—中國學生周報文輯》內。

本地首創文學獎,是着重宗旨的,歸結一句:有所為而來。而非繼後一些官辦或院校文學獎,無所謂宗旨不宗旨,就是提供新進寫手一次捧獎狀獎座和領獎金的機會,然後揚名。但「文獎」很快便遭到挫折,先是有其他院校要求加入,不果而停屆,繼而新屆宗旨談不攏,或港大中大各主理一屆,或人手欠缺,停單逢雙,隔年辦理,或乏資結集,但仍辦到如今。

「文獎」的意義,初期內外兼有。內則兩大文社的常期活動和社刊出版;促使港大主催過「香港四十年文學史學習班」,開班前整理了洋洋厚冊《資料彙編》, 成為研究學者作家小思早期倚重的材料之一。外則徵稿前到校外辦初級組及在校辦高級組系列講座,文學生活營則以高級組參與者為對象,特別是頒獎日評判與會後分組座談,派發籌委會(後改名協會)自身的半年刊或年刊或特刊,都圍繞文學而來,並非單單花開頒獎日。

至於成績,當然是發掘了一批又一批新人。每屆一部大結集,集內每組作品前均有評判代表撰寫導讀。除例有的文類,初期特色有劇本創作和報告文學(或名報導文學/實況文學)。後者最值得發展,可惜來稿不多而維時不長。冒起一批新人,自然有日後成名者, 但情況各不同。最了不起的,是多位受邀回饋出任評判;有自養底子的秀異者,以詩成就,卻停詩筆罵戰告終;有代母輩寫作者,小說揚名,息於枯竭;有以報導文學一鳴驚人者,至今仍走他鄉任報章主持。兩大「文獎」人在校成為群落,沒領過任何獎座,各有成就的也不少。有創辦者,今還議政未休成著名時論家;有畢業即往社區中心開辦文學興趣班組,任職文康部門然後致仕,遠赴英倫完成香港新詩研究博士論文者;有出校入官場,退休即為辛亥革命的祖輩立傳者;更有至今仍在主理社運出版物者。

「文獎」堅持舉辦,意外地散發了感染和壓力。受感染者,大學生帶動民間。有選取荃灣開工人夜校的學社首辦「工人文學獎」;有扎根觀塘的宗教社區勞工組織,開辦「職青文藝獎」。都設定徵求一般文類如小說、散文及詩,自然社會氣氛強烈,基層面貌廣泛,與筆者最服膺的文學發展及開拓向度脗合。其時台灣工人作家楊青矗入獄,「工人文學獎」特地設立懷念獎,由小說冠軍顏展民兼得。「職青文藝獎」則曾揭發有小說季軍得獎者,被雜誌人物特寫介紹為冠軍,作者大名,後來屢見諸內地編香港文學史冊。可見文學獎意外事情一斑。

官辦「中文文學創作獎」及「雙年獎」

至於壓力者,則是當局終於在一九七九年啟辦「中文文學創作獎」,初由市政局公共圖書館具名領辦。鮮為人知的是,同時辦了英文獎,搞妥殖民地平衡。現在大家都知道的是,英文獎早沒了,卻多了「全港詩詞創作比賽」,向古代學習,一抒現代情懷,或假意雕欄玉砌應猶在。官辦「中文文學創作獎」隔年一屆,無傾向性的宗旨負擔,頒獎後結集了事。最初出現有人多屆爭獎的笑話,原來是籌措上樓首期,實有苦衷,暴露了文界寒士多。招新作評獎之餘,一九九一年加辦「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簡稱「雙年獎」),不勞評判招呼單篇,而是整冊。要求先出版過整冊的效果是,有意取譽領獎的人,都得事先打通出書關卡,假如申請不到公帑資助,十九自掏腰包,即使有機會出版,免談稿費或版權攤酬。難忘的是當年開辦,筆者編就乙冊《乞靈再集》,作者吳呂南,其與吳美筠的詩集,同被好評,惜評判間不相讓,最後協議同名份均分獎金,逆料當局高招,兩皆打下,只予原無設項的「優異作品」虛名,省起一筆。成為孤零零的兩部非得獎亦無金的詩集,卻年年列名各屆長表的奇事。首屆缺詩獎,繼後屆屆有,亦順設優異作品項,相信獎狀一張會發的罷,但自此後凡雙得獎者,瓜分兩半。筆者又推薦過某年一部小說,作者便受前說之苦,雖然得獎後再印十多版,既有約在先,惟苦笑而已。原因?出版商面對九七大限,心燈一亮:得找人寫一部隱喻小說,或有市場。

「雙年獎」,也有弄出掩蓋不了的事件。被揭發作者可能是得獎小說的評判之一!作品封面冠上一新人名字,之前聞所未聞。事件沸沸騰騰揚開,編者出面澄清「心猿」確有其人,絕非意馬。諧音「狂城亂罵」小說,「原」作者好友,在「原」作者身故不久,撰文云該書著作權,還是要歸逝者名下的,因生前向他認了。可巧的是,筆者於小說在新辦八開報章副刊連載時,兼職短期「簽版」工作,知最初乃由作者推介其女學生寫,不久云他國遊學去,不得不續筆完篇,事情如此。既然「好」書得眾評判青睞賜獎,多屆任評判的「後」作者怎生是好?獎金及書譽在前,很實在。

由此可知,官辦的獎多涉金錢,為文學獎多添了寒士故事。日後追尋作品影響,一時一局,似影響不大。例如:九七已過廿年,當年筆者相信某作品的前傳寫罷該有下文,是書末作者許下的。但至今,今傳尚未面世;該作者雖然成名後出書不少,就是似寂靜了那來路。

文學獎為一些可能性,開闢了路,但躊躇路上客,怕尋大道?或因眼前不覺有坦途。

滿園百花,爭得了春來?

跨越九七,大難消化無幾。官辦首屆香港文學節,成為文學活動的加碼,初見景況,確實叫人興奮:文學在香港,終於受重視。它比文學獎熱鬧,又比之空茫?說到底,文學獎要催生當下意涵的作品, 要出現當今讀者盼看獲獎保證水準的新著。體現它最樸素的功能:發掘/培育新人,鼓勵/迎接佳構。內裏,還盼望得見本地人民的面目,文化風貌的未來。

試試細檢各種紛現的文學獎,似滿園百花,可都是什麼花?

繼兩大「文獎」漸滯,院校或校外聯結組辦新獎,如城大的「城市文學創作獎」,又如浸大的「大學文學獎」、「紅樓夢獎」。小型兼瞬現的有「詩網絡獎」、「詩潮詩獎」、「秋螢新人詩獎」、「圓桌詩獎」、「香港本土文學大笪地小說創作獎」;復辦的「工人文學獎」和官辦公帑支援的藝發局創作計劃,成功申請的有詩集及長篇;周刊近頒小說一百強、香港電台「十本好書」、香港出版學會的「香港出版雙年獎」;為成名作家添譽的有港大、浸大駐校計劃,而九七前後曾有三屆市政局作家留駐/特聘計劃;尚有自一九七五年起由民政署贊助長辦至今的全港青年學藝比賽中的寫作項目;地產商辦的年輕作家創作比賽的單元出版計劃等等,不勝枚舉。

臚列再經爬梳,發覺原旨於上文提及的文學獎「樸素功能」,成績模糊。原冀首先聚焦香港,然後期待新作,再持續成效,輝映外地。獎勵少兒學文,面向全球或大中華或兩岸四地,名家添譽或史料整理,可以是前預備後擴展的工作。

其中,最近中大藉文學計劃而非頒獎,成書《疊印—漫步香港文學地景》,尋舊日作家起居所在,挺進地誌書寫新向,與新進作家闖探社區風華,無疑是在地文學路一種;駐校名家寫出《大江大海》,比對「香港出版雙年獎」內文學小說類冒起魏時煜《王實味—文藝整風與思想改造》,以可貴紀錄片先行,再重鋪為巨冊書寫,兩都可喜,凸出了調查訪探、團隊共作的新法。這新法,相似二O一五年「諾貝爾文學獎」頒予白俄羅斯女記者兼作家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Svetlana Alexievich ),褒揚她的調查文學三部力作,是入世者人世行的光輝:「其複調的寫作,是我們時代苦難與勇氣的紀念碑。」

為人間社會,為時代,為我地,清清楚楚的是,在既有之上,仍有再出發籌辦「社會文學獎」的空間。

(作者為香港著名作家、文社史專家。)

由「文獎」、「中獎」到「雙年獎」──細說我走過的文學獎道路
鍾國強

在我三十多年的寫作生涯中,曾得過一些文學獎。文學獎於我,在創作初期來說,無疑是深具鼓勵意義和推動作用的。

我所指的,是本土文學史上最重要的一個文學獎──「青年文學獎」(以下簡稱「文獎」)。「文獎」創立於一九七二年,第一屆由港大學生會主辦,翌年始與中大學生會合作,從此成為兩大學生會合辦、每年均會舉行的全港大型徵文比賽,也成為本土歷史上最悠久的文學獎。

在我初嘗創作並開始投稿的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文獎」已辦至第六、七、八屆。在這之前,全港除了一些刊物間或舉行一些小規模的徵文比賽外,並沒有大型的文學獎比賽(官辦的「中文文學創作獎」在一九七九年才開始),所以那時的「文獎」,幾乎是全港獨家,並網羅了最當時得令的作家學者為評審,影響力大,而參加者獲獎後亦深受各方關注,可說是一登龍門,聲價十倍。

我是在中學預科時開始投稿參加「文獎」的,雖沒得獎,但已十分嚮往它所揭櫫的精神。升讀香港大學的三年, 我均有幫忙、參與「文獎」及港大文社的各種活動。那時「文獎」給我的最深印象,是它絕不以舉辦徵文比賽為滿足,它最希望做到的,是成為一種與生活緊密結合,推動社會、文化進步的民間力量。所以,「文獎」那時除了徵文比賽,還舉辦生活營、中學巡訪、創作坊等不同形式,有普及也有深化的配合活動,並出版文學刊物《青年文學》及得獎文集;後來,為了將「文獎」精神承傳下去並在社會上扎根發展,更將歷屆的得獎者組織起來,協助成立香港青年作者協會,以及籌劃開設青文書屋等,在在可見其謀求突破學生組織的局限而把影響力延衍下去的遠見和努力。

「文獎」著名口號:文學從生活出發

「文獎」那時提出的徵文口號,最著名的,是「文學從生活出發」。姑勿論這口號和實際情況是否有距離,或「文獎」幹事和參加者是否完全認同、充分了解這口號背後所指向的理念和精神,它當時確然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引起過不少有益的討論,讓「文獎」的幹事及其關心者,以至徵文投稿者均曾十分認真地反思文學的本質、作用及其局限,並以此印證或質疑得獎作品是否就是他們所追求的理想作品。

最記得的一次討論,是以「君平」為筆名的一篇尖銳批評文章所引發的。他以「文獎」近屆的得獎作品為例,指出因受權威評審的口味影響,這些所謂優勝作品實際上與「從生活出發」這標竿背道而馳。後來,又有所謂「余派」的爭論。這些,在當年來說,確曾讓「文獎」在路線上和執行上面對不少挑戰和衝擊。今日回看,這些挑戰和衝擊無疑都是十分難得而寶貴的,畢竟,那時還是一個文學比較能發揮影響,而且還會有一些認真的、嚴肅的回響的年代。

「文獎」當年影響力的最佳實例,是一屆的得獎文集,可以在短時間內賣出超逾一萬本。這個數字在今天來說,幾乎是難以想像的。

那時讓我眼前為之一亮、並深受啟蒙的得獎作品,主要是來自早期的文集,如第二屆鄧阿藍的《星期日星期日》和第三屆野牛(後來改筆名為黃襄)的《蘇彝士運河河底的死者》。那種關注低下階層的心懷和面向世界苦難的人文視野,以及詩作所運用的語言,都讓我這個不曾經歷《中國學生周報》洗禮的文學初學者開了竅。

我一直以來,都認為自己是一個比較慢熱,也絕不聰明的寫作人。這些得獎作品的養份啟蒙,還要多得年月的積累讓我慢慢吸收、轉化。我在「文獎」得獎,要待我在畢業後一年才實現。那時「文獎」已辦到第十二屆了。

那屆我得獎,以及接續的一屆復又得獎的作品,今天重看,當屬青澀的少作。但我還是十分感謝「文獎」。沒有這些肯定、鼓勵和精神上的啟導和感染, 我後來的寫作道路,在現實不斷的壓迫和重重的困頓中,不會走得那麼順遂和義無反顧。

官辦「中獎」:氣氛拘謹和儀式化

至於一九七九年開始由市政局公共圖書館舉辦的「中文文學創作獎」(以下簡稱「中獎」),經過多年的發展,可說是漸與「文獎」分庭抗禮的本土文學獎。這個官辦的文學獎跟兩大學生會合辦的「文獎」的最大不同處,是它設有豐厚的獎金(當年「文獎」是不設獎金的,不過有特別設計的獎座,如某屆用上朱銘的木刻),在初期來說確然吸引到不少「獎金獵人」。但對於不少如我這般的寫作者和文學愛好者來說,這個獎的「意義」也可能僅止於此,因為它沒有可跟「文獎」相比的宗旨和態度,也沒有什麼經過反覆論辯和實踐驗證的精神承傳。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我也曾兩次參加過「中獎」並僥倖得獎,然而在出席頒獎禮時,雖然評審組合也還是跟「文獎」的大同小異,但氣氛卻處處透顯官辦的一貫拘謹和儀式化;與之相比,「文獎」的頒獎禮和活動,以早期來說,確然可從兩大學生身上體會到那份投入和熱誠—到底那不是一份有如職業的純粹的「工作」, 而是負載着某種意義和價值承傳的「使命」。

然而,隨着時日推移,社會變遷,曾與「文獎」有所聯繫的香港青年作者協會與青文書屋也已煙消雲散,學生會屬會的延續斷層問題也不斷擴大,最終令「文獎」漸漸面目模糊—雖然也有若干徵文口號,但論效果與影響,跟當年已不可同日而語。當年曾被幹事及老鬼幾乎視之為一種「運動」的「文獎」,今日已差不多成為一種很純粹的文學「活動」。這徵文活動的意義是什麼?想推動什麼樣的文學?相信這些問題已不會有太多人有興趣深究;優勝作品都是些什麼作品?大概是寫得出色的作品吧;詩呢?詩藝高者勝;至於寫什麼,為什麼而寫,都早已變成白頭宮女不合時宜的詰問了。

於是,今日的「文獎」跟「中獎」一樣,只是本地芸芸文學獎的其中之一。對很多參加者來說,「文獎」因歷史淵源和由大學學生會舉辦的關係,在觀感上或許比較親切近人,但其主要作用,也漸漸只被視為發掘新人的搖籃;「中獎」也是新人出頭的場域,但因獎金高出許多,更能滿足參加者「名」與「利」的「需求」—這種看法,在今日的文學獎參加者中,我以為是相當普遍的。

由是,本地兩個主要文學獎,作用都變得十分單一;而屆與屆之間,也嚴重缺乏應有的聯繫。「中獎」因屬官辦,本質如此,從頭到尾都沒有改變,也難以改變;但「文獎」從當年的理想到今天的改變,對曾經經歷過的參加者如我,看到這種情況都會感到十分可惜的。文學的承傳有時就跟屆與屆、年與年的斷裂一樣,今日許多參賽者的關注點,都全在自己與同聲同氣的朋友的作品身上,以及其比賽的得失上, 過去人家做過什麼,寫過什麼,思考過什麼,面對過什麼……都已變得跟自己無關。

除了「文獎」與「中獎」外,今日本地文學愛好者可以參加的文學獎比賽還有許多,如以大專學生為主要對象的「大學文學獎」、「城市文學創作獎」、「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專攻新詩的「李聖華現代詩青年獎」等等,林林總總,年青的寫作人今日早已不愁沒有一展所長,從而獲得鼓勵的機會。而以出版了的書來評比的文學獎,也還有一九九一年開始、已辦至第十四屆的「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以下簡稱「雙年獎」),以及沒有地域限制、獎金更豐厚的、以長篇華文小說為評選對象的「紅樓夢獎」。

現今文學獎欠清晰精神面貌

我出版過的書過去曾參加過幾屆「雙年獎」的評比,有些理所當然地落選,有些則僥倖獲獎。「雙年獎」也是官辦,雖以書為單位,但優缺點也大多一如以單篇評比的「中獎」。我曾寫過一篇文章詳細探討過有關「雙年獎」以至其他文學獎的評選機制與評審問題,這裏不再重覆,但也想藉此機會,結合對今日其他文學獎比賽、尤其是「文獎」的看法提出一些問題供大家參考:

一、現時文學獎雖有很多,但精神面貌清晰的卻數不出一二來。如果文學獎是一個品牌,我們能一下子講出某個文學獎品牌代表什麼嗎?能用簡單的一個詞來點出它的特點或內涵來嗎?

二、文學獎是否需要一種精神承傳?這種精神承傳又代表什麼?會不會在有所承續之外又會變成一種規限?基於文學獎的統籌、策劃與實際行政工作一向繁重,在這方面的討論、探索和努力是否已成了一種奢侈?

三、最能體現一個文學獎的文學觀和審美標準的,無疑是評審組合,但很少見有文學獎就挑選評審方面作出過什麼有關準測的聲明?這是否也與文學獎本身並無標舉任何取向有關呢?抑或由評審組合已可透露若干端倪?但從各大文學獎歷屆的評審組合所見,並不見有太大殊異,這是否意味這些名稱雖異、獎金不一的文學獎,其實在本質上已漸趨同一呢?

四、文學獎獎掖新人之外,也應具觀摩、交流的作用。但桎梏這種作用的,又正正是文學獎現行的思維及運作方式。為什麼很多文學獎的評審過程都不夠公開透明?為什麼比賽評語都那麼難以讓公眾查找參考?為什麼得獎文集都出得那麼慢?為什麼頒獎禮都變成了只有頒獎和拍照這些儀式?而在主辦者的運作機制和執行效率之外,其實也應一問的是:為什麼越來越多的文學獎參加者變得更「勢利」,關心的範圍僅限於自己是否獲獎?即使是得獎者,為什麼也不甚珍惜與同行及評審交流的機會?

五、社會大眾、甚至是文學小圈子其實已不如往日般關注各種文學獎的結果,文學獎的作用和意義是否只會日漸萎縮,到最後只餘圍內自喜的殘餘價值?文學獎未來可以如何自強?抑或需要以新形式、新思維加以變革?

就上述有關文學獎的言論及提出的問題,都只是基於我多年來作為文學獎參加者以至出任評審的有限經驗,掛一漏萬或有所偏蔽處,還望方家賜正。

(作者為香港著名詩人、作家。)

(《明報月刊》附冊《明月》二O一七年九月號)

2017年9月24日 星期日

蔡登山:彈指留殘篇──沈葦窗與《大人》雜誌

作者表示,《大人》雜誌提供了一個發表文章的重要平台,刊載了大量有價值的文章和重要的第一手史料。(大人雜誌提供)

故香港邵氏電影公司在台分公司總經理馬芳踨說:「文化事業出版界,我最欽佩兩個人,一是台北《傳記文學》的社長劉紹唐兄,以單槍匹馬一個人的精力,把中國近代史的資料蒐集成庫,且絕不遜於此地的『歷史博物館』與大陸的『文史檔案館』。另一位就是香港《大成》的沈葦窗,《大成》是專門刊載藝文界的掌故與訊息,目前海峽兩岸包括海外,似乎還找不出第二本類似的刊物。」

其實《大成》還有個前身就是《大人》雜誌,它創刊於一九七O年五月十五日,至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五日停刊,前後出了四十二期。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一日《大成》緊接著創刊,至一九九五年九月沈葦窗病逝終刊,出了二百六十二期。兩個刊物合起來共三百零四期,前後有二十五年之久。它也是「一人公司」,香港作家古蒼梧說:「《大成》的業務,從編輯、校對到聯絡作者、郵寄訂戶,幾乎都由沈老一人包辦。每次我到龍記樓上《大成》編輯室送稿,總見到他孤單地在一堆堆雜誌與書刊中埋首工作,見我來了,便露出燦爛的笑容,跟我閒聊幾句,臉上毫無倦容。……」。當然可想見更早的《大人》的情況,亦是如此。

關於沈葦窗的生平資料不多,他是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出生,浙江省桐鄉烏鎮人。正如他自己說的:「我寫作至今,從未提過自己的家世。」只在〈記從兄沈泊塵〉一文中,他透露一些蛛絲馬跡:「祖父右亭公生子女九人,泊塵是三房長子,能毅、叔敖是他的胞弟。我父季璜公行九,娶我母徐太夫人,婚後居上海之台灣路,姪輩到上海求學,多住我家。我家兄弟都以『學』字排行,泊塵名學明,家兄吉誠名學謙,我名學孚。我生在台灣路,大約我出世未久,這位『明哥哥』便去世了!」沈泊塵卒於一九一九年,得年僅三十一歲。沈泊塵兄弟三人曾合辦《上海潑克》畫報,為中國漫畫報刊的始創者。作家陳定山就說:「上海報紙之有漫畫,始於沈泊塵。若黃文農、葉淺予、張光宇正宇兄弟,皆為後輩矣。」

大人雜誌。(大人雜誌提供)

沈葦窗畢業於上海中國醫學院,據香港的翁靈文說沈葦窗自滬來港後,雖投身出版事業,但也常應稔友們之請,望聞切問開個藥方,多能藥到病除。沈葦窗曾任香港麗的呼聲廣播有限公司金色電台編導、電視國劇顧問。他的夫人莊元庸也一直在「麗的呼聲」工作,莊女士其實早在上海名氣就很大了,每天擁有十萬以上的聽眾,她口才好,聲音悅耳,有「電台之鶯」的雅號。後來在台灣的華視也工作過,我還看過她演出《星星知我心》的連續劇。

沈葦窗是崑曲大師徐凌雲的外甥,徐凌雲曾對寧波、永嘉、金華、北方諸崑劇,甚至京劇、灘簧、紹興大班等悉心研究,博採眾長。十八歲登台,堅持長期練功不輟,生、旦、淨、末、丑各行兼演,「文武崑亂不擋」。後來又與俞粟盧、穆藕初等興辦蘇州崑劇傳習所,培養「傳」字輩一代崑劇藝人有功。沈葦窗說他自己:「少年時即好讀書,有集藏癖,年事漸長,更愛上了戲曲。其時崑曲日漸式微,但因我的舅父徐凌雲先生是崑曲大家,總算略窺門徑;還是和平劇接近的機會多,凡是夠得上年齡的名角,都締結了相當的友誼,搜羅有關平劇書籍更不遺餘力。」他後來將這些重要史料收藏,如《富連成三十年史》、《京戲近百年瑣記》、《清代燕都梨園史料》、《菊部叢譚》、《大戲考》等十二部珍貴或絕版史料,以「平劇史料叢刊」由劉紹唐的傳記文學社出版,嘉惠後學。

沈葦窗在上海時期,就在小報上寫文章。一九四O年金雄白在上海創辦一份小型四開報紙,名為《海報》,當時寫稿的人可說是極一時之選,長期在《海報》撰稿的有陳定山、唐大郎、平襟亞、王小逸、包天笑、蔡夷白、吳綺緣、徐卓呆、鄭過宜、范煙橋、謝啼紅、朱鳳蔚、盧一方、沈葦窗、陳蝶衣、馮鳳三、柳絮、惲逸群等,女作家中,更有周鍊霞、陳小翠諸人。沈葦窗當年曾是金雄白辦報時的作者,沒想到幾十年後金雄白變成了是沈葦窗的作者。

大人雜誌。(大人雜誌提供)

《大人》初創時期,就有一個非常壯觀堅強的撰稿人隊伍,這些人大多是大陸鼎革後,流寓在香港和台灣的南下文人、名流和藝術家,大都是沈葦窗的舊識,也可見他在舊文化圈中人脈的廣博。

《大人》雜誌給這些人提供了一個發表文章的重要平台,刊載了大量有價值的文章和重要的第一手史料。其中像被稱為「中醫才子」的陳存仁的兩本回憶錄《銀元時代生活史》、《抗戰時代生活史》,都先後在《大人》及《大成》上連載,而後才集結出書的。《銀元時代生活史》後來在一九七三年三月,由香港吳興記書報社出版,張大千題耑,沈葦窗撰序云:「一九七O年五月,《大人》雜誌創刊,我承乏輯務,初時集稿不易,因而想到陳存仁兄,他經歷既豐,閱人亦多,能寫一手動人的文章,於是請他在百忙之中為《大人》撰稿,第一期他寫了一篇記章太炎老師,果然文筆生動,情趣盎然,大受讀者歡迎。存仁兄的文章,別具風格,而且都是一手資料,許多事情經他一寫,躍然紙上,如歷其境,如見其人,無形之中成為我們《大人》雜誌的一員大將。《銀元時代生活史》刊載以後,更是遐邇遍傳,每一段都富有人情味和親切感,存仁兄向有考證癖,凡是追本究源,文筆輕鬆,尤其餘事。綜觀全篇,包含著處世哲學、創業方法、心理衛生、生財之道,對讀者有很大的啟發性和鼓勵性,實在是老少咸宜的良好讀物。今當單行本問世,讀之更有一氣呵成之妙,存仁兄囑書數言,因誌所感,豈敢云序。」

再者在《大人》甚至後來的《大成》上,占有相當份量的,莫過於「掌故大家」高伯雨(高貞白、林熙)的文章了。一般說起「掌故」,無非是「名流之燕談,稗官之記錄」。但掌故大家瞿兌之對掌故學卻這麼認為:「通掌故之學者是能透徹歷史上各時期之政治內容,與夫政治社會各種制度之原委因果,以及其實際運用情狀。」而一個對掌故深有研究者,「則必須對於各時期之活動人物熟知其世襲淵源師友親族的各族關係與其活動之事實經過,而又有最重要之先決條件,就是對於許多重複參錯之瑣屑資料具有綜核之能力,存真去偽,由偽得真……」。能符合這個條件的掌故大家,可說是寥寥無幾,而高伯雨卻可當之無愧。高氏文章或長篇大論,或雋永隨筆,筆底波瀾,令人嘆服!難怪香港老報人羅孚(柳蘇)稱讚說:「對晚清及民國史事掌故甚熟,在南天不作第二人想。」而編輯家林道群也讚曰:「高伯雨一生為文自成一家,他的『隨筆』偏偏不如英國的essay,承繼的是中國的傳統,溶文史於一,人情練達,信筆寫人記事,俱是文學,文筆之中史識俯拾皆是。」這是高伯雨的高妙處,也是他獨步前人之處。

資深報人金雄白筆名「朱子家」,曾在《春秋》雜誌上連載《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而聞名。沈葦窗邀他在《大人》再寫了〈「海報」的開場與收場〉、〈委員長代表蔣伯誠〉、〈梁鴻志死前兩恨事〉、〈「入地獄」的陳彬龢〉、〈倚病榻,悼亡友〉、〈梁鴻志獄中遺書與遺詩〉等文,因大都是作者所親歷親聞,極具史料價值。一九七四年他的《記者生涯五十年》開始在《大成》雜誌第十期連載,迄於一九七七年六月的第四十三期為止,前後達兩年又十個月之久,共六十八章,幾近三十萬字。金雄白說:「七十餘年的歲月,一彈指耳,回念生平,真是如幻如夢如塵,在世變頻仍中,連建家毀家,且已記不清有多少次了,俱往矣!留此殘篇,用以自哀而自悼,笑罵自是由人,固不必待至身後。」

還有早期的老報人,著名雜誌《萬象》的第一任主編陳蝶衣,他後來來到香港,還是著名的電影編劇、流行歌曲之王。六十多年來,陳蝶衣光是歌詞的創作就有三千多首。人們尊稱他為「三千首」。周璇、鄧麗君、蔡琴、張惠妹……,中國流行音樂史上一代又一代的歌后們,都演唱過他寫的歌。他在《大人》除寫了〈一身去國八千里〉、〈舉家四遷記〉、〈我的編劇史〉、〈花窠素描〉等自身的回憶文章外,還有《銀海滄桑錄》的專欄,寫了有關張善琨、李祖永、林黛、王元龍、陳厚、胡蝶、阮玲玉、李麗華、周璇等人,所記多是外間少人知的資料。後來以《香港影壇秘錄》為名出版了。

曾經在上海淪陷時期,創刊《古今》雜誌,網羅諸多文人名士撰稿,使《古今》成為當時最暢銷也最具有份量的文史刊物的朱樸,一九四七年到了香港,早已成為一名書畫鑑賞家了,並以「省齋」為筆名撰文。沈葦窗說:「我草創《大人》雜誌,省齋每期為我寫稿,更提供許多書畫資料。那時,省齋在王寬誠的寫字樓供職,薪水甚少,但有一間寫字間卻很大,他每天下午到那裡去轉一轉,看看西報,主要的工作是為王寬誠鑑定書畫。」

當時已渡海來台的陳定山,是名小說家兼實業家天虛我生(陳蝶仙)的長子,他早年也寫小說,二十餘歲已在上海文壇成名了,他工書,擅畫,善詩文,有「江南才子」之譽。來台後長時期在報紙副刊及雜誌上寫稿,筆耕不輟,同時也為《大人》寫稿,陳定山因長居滬上,嫻熟上海灘中外掌故逸聞,一代人事興廢,古今梨園傳奇,信手拈來,皆成文章,乃開筆記小說之新局,老少咸宜,雅俗共賞。這些文章後來成為《春申舊聞》的部分篇章。

詩人易順鼎(實甫)之子,寫有《閒話揚州》引起揚州閒話的易君左,在一九四九年冬抵香江時,曾在鑽石山住過,當時那裡住有不少是國內逃避戰禍而抵港的知識份子,因此他寫有〈鑽石山頭小士多〉、〈記香港幾次文酒之會〉等文。更值得重視的是他寫的「文壇憶舊」,包括:〈我與郁達夫〉、〈曾琦與左舜生〉、〈詞人盧冀野〉、〈田漢和郭沫若〉。這些文章所寫的人物皆作者有過深交的文友,寫來自不同於一般的泛泛之論。可惜的是一九七二年易君左病逝台北,一九七二年四月十五日出版的《大人》刊出的〈田漢和郭沫若〉已註明是「遺作」了。

國民黨政要雷嘯岑,歷任南昌行營機要秘書、安徽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廳長、鄂豫皖三省總司令部秘書、湖北省第七區行政督察專員、重慶市教育局局長、《和平日報》社總主筆、《中央日報》社主筆。一九四九年七月去香港、任《香港時報》社總主筆。一九六O年在港創辦《自由報》並受聘為香港德明書院新聞學系主任。他在《大人》以筆名「馬五」,寫有「政海人物面面觀」一系列文章。

他如,老報人胡憨珠長篇連載的〈申報與史量才〉,及當年曾在上海中文《大美晚報》供職的張志韓,所寫的〈血淚當年話報壇〉長文,都有珍貴的一手資料。

而沈葦窗自己也寫有〈葦窗談藝錄〉,談得較多的是京劇,這是他的本行。甚至《大人》每期有關京劇崑曲的文章,都佔有一定的比重,這也是這個雜誌的特色,同時也成為喜好京劇崑曲的讀者的重要收藏。沈葦窗的哥哥沈吉誠,在香港電影戲劇界、文化新聞界都相當吃得開,他在《大人》以「老吉」筆名,從第二期起寫有〈馬場三十年〉至第三十八期連載完畢,講的是香港的賽馬。在上世紀五O年代,老吉的《馬經大全》,曾經風行一時。

《大人》每期約一百二十頁,用紙為重磅新聞,樸素大方。內頁和封底為名家畫作、法書或手跡,畫家有齊白石、吳湖帆、黃賓虹、張大千、溥心畬、傅抱石、關良、陳定山、黃君壁、吳作人、李可染、周鍊霞、梅蘭芳、宋美齡等。從第三期開始,每期都有四開彩色精印的銅版名家畫作或法書的插頁,精美絕倫。這些插頁除已列的上述部分畫家外,還有:邊壽民的蘆雁,新羅山人、虛谷的花鳥,沈石田、陸廉夫、吳伯滔、金拱北的山水,鄧石如、劉石庵、王文治的法書等。但由於這些插頁開本極大,採折疊方式,裝訂在雜誌的正中間,常為舊書店老闆取下,另外販售。此次復刻本,多期就沒有這些插頁,但在目錄中編有該插頁的頁碼,有時會有八頁之多,其實它是一張大畫折疊的頁碼,如今畫雖不見,但不影響內文,因該畫和內文是完全不相關的。在此聲明,希望讀者明瞭,不要以為雜誌有所「缺頁」是好。

這次能輯全整套雜誌而復刻,首先要感謝熱心協助,並提供收藏的師長好友:資深報人鑑賞家黃天才先生、收藏家董良彥(君博)先生、史料家秦賢次先生及香港的文史家方寬烈先生、學者作家盧瑋鑾(小思)女士。《大人》在台灣流通極少,甚至國家圖書館都沒有收藏,筆者首先見到的是秦賢次兄已捐贈給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的部分雜誌,驚嘆之餘,才興起要收藏這份雜誌的念頭。但談何容易,歷經數載,找遍舊書攤才得不到四分之一之數。後經黃天才先生提供他的收藏,並熱心找到收藏家董良彥先生的珍貴收藏,董先生的十幾本雜誌品相極佳。在整理蒐集到手的四十二期雜誌,發現其中兩期有脫頁,於是藉著到香港開學術研討會之便,我和賢次兄又找到方寬烈先生及小思老師,經他們協助影印,補全了全套雜誌的內容。

我曾在二O一O年十月十七日香港的《蘋果日報》副刊寫有〈遲來的懷念〉一文,開頭說:「今年九月底,我到香港參加張愛玲誕辰九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十五年前的九月八日張愛玲被發現死在洛杉磯公寓,無人知曉,據推測她的死亡時間應該是九月二日或三日。而幾天之後的九月六日沈葦窗因食道癌在香港病逝。之所以將兩人並提,是他們都是『寂寞的告別』人世。正如作家穆欣欣所說的:『張愛玲走得孤寂而熱鬧。說孤寂,到底是她自己選擇的一種方式,待世人知曉,已是六七天之後;說熱鬧,是世人不甘,憐她愛她。她像中秋的月亮,走了之後,人間還得追望。比起張愛玲,另一個人走得更寂寞。起碼,他連最後的繁華都沒有。他是《大成》雜誌的主編沈葦窗先生。』是的,早在一九九三年,我籌拍張愛玲的紀錄片,次年還收到張愛玲的傳真信函。她故去之後《作家身影》紀錄片播出,之後我又寫了兩本關於她的書,並推薦李安導演拍她的〈色,戒〉。而對沈葦窗我至今無一字提及,這篇小文就算是遲來的懷念吧!」現在把這段文字轉錄於此,依舊是對他的懷念!

大人雜誌書封。(大人雜誌提供)

*《大人》是一本香港文化雜誌月刊,主要刊載文化藝術界的掌故軼事創刊於1970年,1973年10月停刊;同年12月易名《大成》復刊,至1995年停刊。本文選自《大人》雜誌復刻本導讀。

《端傳媒》二O一七年九月廿四日)

2017年9月20日 星期三

鄭明仁:《華僑日報》社長岑維休口述史

九一八:如何在敵人的槍口下辦報?《華僑日報》社長口述歷史曝光

編按:隨着歷史檔案的陸續出現,日本侵華的暴行愈揭愈多。戰時,同被日本管制的香港成為各路消息的重要樞紐。香港資深報人岑維休因戰時復刊《華僑日報》,被視為「漢奸」。今日適逢九.一八紀念日,一份由岑維休口述的歷史文稿,授權本版刊登,聽聽岑維休親口講述戰時之事。

(圖片來源:作者供圖)

今年是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八十年,也是日本戰敗投降和香港重光七十二周年。隨着戰後的歷史檔案不斷更新,日軍在戰時所犯的暴行便愈揭愈多,學者專家們孜孜不倦的探究精神,實功不可沒。不同時代都有不同的學者用各種方法去尋找、記錄淪陷區的人和事。

為歷史留證據

一九八一年七月,時任香港中文大學新聞系教授的皇甫河旺帶了學生助理,到港島荷李活道《華僑日報》報社拜訪創辦人岑維休,展開口述歷史訪問。皇甫河旺這次訪問竟然成為「絕訪」,因為岑維休四年後便過身,而他之前從未接受過訪問親身講述淪陷期間香港報人如何忍辱負重。幸虧皇甫河旺的及時搶救,淪陷期間這段報業黑暗歷史才得保存下來。

皇甫河旺說,岑維休的口述歷史中,最珍貴的部分是從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日軍佔領香港,至一九四五年八月香港重光的三年八個月中,《華僑日報》如何在夾縫中生存、岑維休本人如何受辱等等。口述歷史研究完成後,由學生助理整理錄音謄寫成文字,再經受訪人過目補充資料,最後寫成約4萬字的報告,這份報告的內容還包括另兩份香港歷史悠久的報紙:《工商日報》和《星島日報》兩位負責人潘仁昌和賈納夫的口述歷史。皇甫河旺最近在美國《世界日報》撰文說:「這份報告隨我於一九八六年從香港回到台灣,二OO四年又隨我去了香港。我深恐這份珍貴的史料從我手中意外散失,極盼公諸於眾。二O一三年幸蒙香港新聞教育基金會樂意收留,存放香港新聞博覽館,我終於如釋重負。」

筆者退休後在北京大學歷史系攻讀碩士課程,畢業論文題目是:「日據時期香港報紙附敵問題研究」,皇甫教授這份口述歷史正好可作參考。

獨家的戰時記憶

我根據岑維休口述史料,另查閱了大量當年的報紙,並蒐集香港及英國的檔案、中英文專著,經查對、考證,終於還原了部分歷史真相,釐清《華僑日報》是否為漢奸報的疑問。今年四月,我以畢業論文為基礎,出版了《淪陷時期香港報業與「漢奸」》一書。最近我和皇甫河旺教授見面,再次提到他當年的口述歷史手稿,我們都認為這份手稿內容應該讓更多人知道;因此皇甫教授授權《明報》「世紀版」把這份手稿連載,並由我對連載內容作適當註釋。皇甫教授同意,為方便讀者閱讀,部分章節次序會調整,重複的內容會作適當刪減。今天首先刊出皇甫教授手稿裏綜論香港淪陷前後的報業情况。原稿標題是──

香港報業的黑暗時期──日軍統治下的三年八個月

日本侵華的烽火向南蔓延,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同日開始進攻香港。此後的兩個多星期,全港九陷於炮火連天。《星島日報》、《工商日報》及《華僑日報》都在戰火中繼續出版,報道戰爭動態。但親日的《香港日報》則於此時被香港政府下令停刊。香港守軍與日軍經歷十八天的防衛戰,十二月廿五日下午終於向日軍投降,此三大報於是自動停刊(鄭明仁註:事實上《華僑日報》並沒有停刊,中央圖書館存有該報的微縮膠卷)。

爪牙下的報人

日軍佔領香港後,在滙豐銀行大廈設總督部,並且成立「南支派遣軍報道部」,管制新聞工作。此時,原已被香港政府停刊的《香港日報》首先以勝利者的姿態復刊,但是因為此報是受日軍資助,沒有多少銷數。報道部鑒於需要民營報紙協助宣傳政令,曾脅迫三大報恢復出版。《工商日報》堅持不屈,該報董事關祖堯、總經理胡秩五、編譯主任潘仁昌等工作人員輾轉撤回國內自由地區柳州及重慶,從事直接或間接與抗戰有關的工作。未撤離董事羅棟勳大律師為日人所殺,法律顧問施玉麟律師則被監禁。

《星島日報》董事長胡文虎當時擔任國民政府參政員。香港淪陷後,他與重慶來的政府要人陳友仁、顏惠慶、周作民等人被拘留在「香港大酒店」(現在港島畢打街的中建大廈)。後來胡文虎因病就醫,獲釋回到虎豹別墅休養,但仍受監視。在日軍所施的壓力下,《華僑日報》與《星島日報》終於一九四二年恢復出版。

接着陸續復刊的中文報紙有:《南華日報》、《華字日報》、《循環日報》、《大眾日報》、《天演日報》、《自由報》、《大光報》、《新晚報》,連上述已復刊的《香港日報》、《星島日報》、《華僑日報》一共十一家。但是由於白報紙供應不足,日本佔領軍政府又強迫各報合併,成為下列五家:《香港日報》、《南華日報》、《華僑日報》、《香島日報》、《東亞晚報》,各報每天出紙也只有一大張。其中的《香島日報》是《星島日報》於六月一日改的新名稱,總編輯為前《星島晚報》主筆傅鏡冰,不久即由賈納夫接任。八月,社長胡好與總編輯賈納夫藉率球隊去澳門比賽,在澳門逗留一段時間後潛往國內。

管控下的香港報業

日軍報道部為加強控制報業,曾着手組織「香港新聞記者協會」。此外,報道部對報紙內容還作嚴厲的檢查,每篇報道經過檢查、蓋印後才准許發表。發表後如發現仍有問題,報社的負責人如岑維休、總編輯及寫稿人往往被召去盤問、警告、恐嚇。《華僑日報》面臨大的文字獄有四次,每次都以寫悔過書才了事。

這時期,各報的香港本地新聞多為日本官方消息,很少反映民生的疾苦。國際新聞反而受重視,各報都刊在第一版。國際新聞主要是日本的消息,其次是日軍佔領下的中國大陸、東南亞及太平洋地區的新聞。電訊大致都採用日本同盟社的消息。中國國內新聞小部分採用中央社(屬於南京汪精衛政府)的消息。歐洲戰局緊張時,各報如刊歐戰消息,來自德國的海通社。

各報消息來源都受日本軍方控制,無論新聞、圖片、特稿都大致相同,內容顯得貧乏單調。加上香港經濟蕭條,報紙在廣告、發行方面也處於一個黑暗時期。

日軍佔領下的香港到了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物資及糧食極端缺乏,饑殍、棄嬰載道,甚至發生吃人肉的事件。《香島日報》及《華僑日報》此時都附帶從事社會救濟工作。胡文虎曾成立公司到廣東用萬金油換米回來,以原價賣給或免費捐給老人院、孤兒院、保良局、東華三院等慈善機構。《華僑日報》則發起救助棄嬰運動。一年之間捐款所收容的棄嬰有一二百名,由天主教設在港島西營盤的凌月仙嬰童院負責照顧,轉由殷實人家認領。此外,該報曾發起捐款,維持在華人社會中頗有歷史的東華三院不至停頓。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香港的日軍則於八月二十日向英軍投降,日本佔領軍發行的《香港日報》和親汪精衛南京政府的《南華日報》立即停刊。《星島日報》與《華僑日報》則於整修、添置器材後,恢復出版日報和晚報。《工商日報》原有的人員此時光復後從內地回港,翌年二月五日恢復日報,晚報則於二月十五日復刊。《星島日報》繼《華僑日報》與《工商日報》之後,於一九四八年被香港政府選定為登載法律廣告之有效中文報紙。

(《明報》二O一七年九月十八日)

淪陷記事:我不辦報了,就給你辦吧 岑維休憶淪陷區報人報事

戰後岑維休(右)獲頒OBE勳銜(圖片來源:作者供圖)

作者按: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六日,時任香港中文大學新聞系教授的皇甫河旺訪問了香港《華僑日報》創辦人岑維休,作為香港資深報人口述歷史一部分。岑維休在訪問中講述《華僑日報》創辦經過。一九二五年的「省港大罷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香港淪陷,《華僑日報》都成為主角。今天,我們摘錄岑維休憶述日佔時期他本人的親身經歷。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軍進犯香港,保衛戰展開了。我們為了生活,仍然繼續出版,直到廿五日英軍宣布投降為止。此時,日軍已經將《南華早報》接收過來,出版了中文的《香港日報》和一份叫Hong Kong Times的英文報。這個接收《南華早報》的日本人,其後要求我合作,我問他如何合作法,他說可以利用《南華西報》(即《南華早報》器材來出版。其實這又是變相合併《華僑日報》的一種辦法。我不答應,就說:「我不辦報了,就給你辦吧。」這麼一來,當然交易不成功。關於這點,我可以自負地說:當時在香港的人如果知道此事,是會多謝我的。因為《華僑》後來在日本壓力之下被迫出版,但並非和本人合作,總算權操在我,可以利用種種方法,在紙面上、在文字上,表達出最終勝利必屬於我國的信息,給在淪陷期內的香港居民一種精神上的安慰與鼓勵。生活雖然極度慘苦,總算還能夠生存下去。

香港光復後,遭日本囚禁的當時華民政務司那魯麟先生,曾因此來函本報,對我們在當時的工作表示感謝。這封親筆函現在仍然由《華僑日報》保存。在淪陷期中,《星島日報》改名為《香島日報》出版,香港算是有兩家戰前存在的報紙。至於還有一家後來也要出版,就未能獲准。後來日本人反而從廣州方面引來好幾家報紙,一張叫《西南日報》,其餘就不大記得了。

淪陷後的香港,一九四二年情還好些,四三、四四年就很悲慘了。由於在軍管之下,治安還不太差,但是掙扎在統治者的暴政之下,加上飢餓,人們實不容易生存下去。於是饑殍載道,餓死的人見報的也以百計,未見報的當然還有很多。於是港九都有發生飢餓者吃死人肉事件,甚至還未斷氣,那些飢民已在切割垂死者大腿上的肉了。因此之故,街道上被父母遺棄的嬰兒也特別多。

《華僑日報》因此發起了運動,呼籲社會人士捐款,救護這些棄嬰。同時,並和西營盤的凌月仙嬰童院(天主教的)聯絡,我們盡力捐錢,他們則盡量收容由《華僑日報》或私人送來的嬰兒,前後約一年之間,收容到的棄嬰達一百多二百名。該院修女還告知我們,這些嬰兒都由她們起一個帶有華字的姓名,例如,陳華╳、李華╳之類,這些苦命者多能成長下去,由殷實人家認領作兒女。光復後,我們特地去「凌月仙」探望他們,還有十多廿個仍然留院。此批戰時棄嬰如果個個成長的話,至今(編按:指一九八一年)已是四十歲出頭的人了。

關於《華僑日報》在日本佔領時期出版,也有一述必要。香港既是一個孤島,淪陷後大家自然無路可逃。《華僑日報》本來已停刊,一九四二年初,日本的南支派遣軍報道部(主管報紙、電台和一切宣傳),派人來《華僑日報》找我說:「目前香港需要有份民營報紙(香港日報是日資,沒人看),日軍屬意《華僑》復版,看來你是非幹不可。為了香港,為了自己和職工們的生活與安全,我勸你還是接受了吧。」這是棉裏針式的講話,明面是勸說,實際隱含殺機,看來是非幹不可了。我們經過內部磋商,結果唯有接受,但有保留條件,即行政完全獨立自主,只受日軍檢查,不受干涉本身內部事務。對於這點,日方也總算做到了。雖然在三年零八個月當中,日本憲兵幾次興文字獄,威脅要加害《華僑》的人,但總算在驚濤駭浪的艱苦旅程中勉強渡過。不幸中仍算有幸。至於《星島》為何改作《香島》,又其他報紙為何活動復版無功,那是他們的事,我是不大清楚的。

日本人的新聞審查


當時所有在香港的出版物,都隸屬南支報道部新聞班。所有報紙在出版之先,必須經過檢查,即使檢查通過了,如果有言責,新聞班也不用負責,頂多是疏忽,實際的罪責仍在出版者、編輯與寫稿人。所以,在長長的三年八個月中,我們實在不好過,一覺醒來,如果聽到報道部或憲兵部「請」去談話,那將是一件令人喪氣而擔心的事。

有一次,由於《華僑日報》刊登一段廣告(並非新聞),被東區憲兵隊叫去「談話」,憲兵部就在現在的跑馬地黃泥涌道聖保祿女子中學。我被帶到一間小房,暫不派人訊問,而由許多頭兇猛的軍犬看守。如是者一坐就是大半天,連大小便也不敢去。因為我恐怕一移動,這些兇猛的軍犬就會撲過來。臨了,大概憲兵們認為我受夠了,才施施然過來,指責我們刊登這段廣告不是,我當時唯有自承疏忽,他也很快換另一副面孔,先斥退了那些軍犬,然後我們又談論許久,才將我放走。去時未晌午,出來時已是晚上了。至於這段廣告內容,現在已記不起,錯處出在哪兒,日憲兵不講,我當然也無從知悉。但無論如何,不能不自承錯誤,否則後果更不妙。

夾縫中抗日

我們除了利用中國文字上的技巧,或用雙關語,或用日本人看不出的典故,來隱諷日軍,指出其必敗。例如我們偷聽到廣播,說麥克阿瑟將軍率領十萬大軍、幾百艘戰艦、幾千架飛機來反攻日軍。我們就報道說,盟軍永不能反攻打勝日軍,因為他們沒有若干十萬大軍,若干百艘戰艦和若干千架飛機云云,人們就知道,麥克阿瑟未來反攻的部署了。

此外,我們又利用副刊、版頭畫來作暗示。例如,一棵松樹曲折地植在盆栽之上,人們就會聯想到松井石根(日本軍閥侵華統帥)已在華北喪師;小室一角,外面是紅日西沉,人們就知道日本不久就要投降。如此種種,令日軍防不勝防,也很難找出《華僑日報》編輯有何錯處。當然,三年八個月中,並非全無風險,小警告不計,大的文字獄也曾有過四次,每次都以寫自白(悔過)書告終。

作者簡介:鄭明仁,資深傳媒人,香港浸會學院傳理系畢業。退休後研究歷史,北京大學歷史系碩士。

(《明報》二O一七年九月十九日)

2017年9月11日 星期一

羈魂關於六十年代文社生活訪談

文社在沒有青年政策和重英輕中的教育氛圍下助推香港現代文學
──羈魂關於六十年代文社生活訪談(上)


訪談日期:2016年12月29日
時間:上午十時至十二時
地點:羈魂家
訪問:吳美筠(以下簡稱吳)
受訪:羈魂(以下簡稱羈)
整理、修訂、補註:吳美筠
文字記錄:張麗儀

六十年代的語文教育與香港現代文學


吳:60年代所接受的中文教育是否以文言為主?
羈:記憶中我那個年代中小學的中文課文是以白話文為主,只有小量文言文。白話文多是五四時著名作家,如朱自清、冰心、魯迅等。當然,到了我教學時的七、八十年代,教材已大有改變,但肯定是沒有當代的。(註1)
吳:當時大陸談論魯迅嗎?
羈:有,但台灣卻禁談。
吳:台灣不談魯迅,大陸也談得偏頗。
羈:大陸就不談胡適那些。
吳:但是國內的課文仍有〈背影)那類很典型的文章。
羈:對、對,還有冰心的〈紙船〉、〈寄小讀者〉等。
吳:那麼你中學的時候呢?由1961、62年起就已有高中會考,你應該也有考過這個會考。當中的中文課程是偏重文言文的嗎?
羈:也不是純粹文言,也有白話的。
吳:比重多少?
羈:記不清楚了。
吳:但當時你感覺的比重是如何的?因為不少人回憶當年,認為是太少現代文學的接觸,為何會出現這種論調呢?
羈:現、當代文學肯定絕無僅有。
吳:魯迅、冰心不就是現代的嗎?
羈:當然是,但再後一點的,如三、四十年代的就沒有了。其實……怎麼說呢?當時我們所唸的中文科還叫「國文科」,當中好像還包含中史(印象模糊了,記不清楚)。是這樣的,我們要唸兩科中文,其中第二科就包括中史、文化成份在內,另一科就屬於寫作、語文部分,具體內容已記不清楚。有趣的是,正因為學校以全英語教學,只有中文科才用中文(粵語),所以我們特別珍惜講中文的機會。也不知為甚麼,那個年代不少中學,尤其英文中學,出現了「文社」這類以中文寫作為主的學生組織。一般來說,學校並不反對;當時還有一個說法:多個社員,少個阿飛呢!因此,除了中文學會,我們也在校內或校外辦文社。這其實不只是我校皇仁書院的特徵,很多學校也如此;不過,在英文中學裏強調中文寫作,這現象也頗有趣。
吳:我看過六、七十年代許錫慶編的書。他的中文參考書,都是教中文應用文,而且是比較正規、有雅語的應用文;另外他六十年代所寫的國文教科書,文言佔了很大的比例,只有最後一兩篇是魯迅或是冰心的。這個比例於當時的中文,即一般中學的中文科,是否普遍的呢?(註2)
羈:我真的不記得了。總之,我記得文言文的比重不少,最起碼相對現時的來說。
吳:讀過甚麼課文,可以舉例嗎?
羈:我們中學會考要讀很多現在看來相當艱深的文言文。我的筆名羈魂,就是出自在中三讀的〈祭妹文〉,試想想中三就要讀袁枚的古文!另外,廖明活的筆名「際涯」,就是出自范仲淹〈岳陽樓記〉:「橫無際涯」。那時候,我們一起讀中三,一起辦文社,所以各人也改了筆名。
吳:即是你中三已經辦文社。
羈:對,是61年唸中三那年。
吳:那麼你的文社是跨學校的,不止於自己的學校了?
羈:對!是跨學校的。
吳:如此看來,你中五時所唸的文言就更深的了。高中讀甚麼篇章?
羈:我記得有《論語》、《莊子‧秋水篇》、好像還有《韓非子》。


文社及文藝雜誌與現代文學

吳:換言之,當時於你個人來說,對那些文言並沒有很大的不滿,或抱怨沒有接觸過現代文學。直到創立「藍馬現代文學社」,才高舉現代文學,推動現代文學。當時的你,不是有感於接觸太少現代文學而辦文社,只是覺得接觸太少中文才辦文社。
羈:應該可以這樣說。其實,我對文學的興趣源於古典,所以對古典文學完全沒有排斥,甚至十分欣賞,如詩詞、對聯、古文等。小學時期,我甚至覺得朱自清那類文章也可以寫,有一種少年不知天高地厚的輕狂。
吳:朱自清那類其實也不是太難寫吧。
羈:但當年來說,也是公認的好文章。
吳:朱自清的〈背影〉、〈荷塘月色〉也有其優點,但一些老師教得不好,只集中教修辭或文字技巧,而且與當代經驗距離愈來愈遠。
羈:其實〈背影〉可以寫得更精練些。
吳:即使朱自清的白話文,當時你自問也能寫作、也能模仿。
羈:當年辦文社,我們主要是寫白話散文。初期並沒有現代的概念,我也沒有。我是如何接觸到現代的呢?主要是從報刊上看到當時「座標現代文學社」的文章而來。該社是草川、尚木、蘆荻等辦的。
吳:他們是比較積極推動現代文學。
羈:他們的文社就直接叫「座標現代文學社」。於是促使我們也去看現代文學。
吳:草川是誰?
羈:張浩然。
吳:草川現在已不活躍寫作了!
羈:應已不活躍。
吳:談談座標現代文學社如何推動現代文學。
羈:他們的作品是用較新的手法寫;坦白說,四五十年代,當時國內的象徵派那些作品,我們還未有涉獵,所以所看到的現代,主要是香港、台灣所謂的現代;再回頭看那些(國內的),才發現原來不止朱自清的。
吳:看來當時的閱讀是接受二手的現代。在校內接觸中文少,對英文中學的英文教育、殖民教育反叛,然後接觸現代文學,就是通過很少量的課本及文社的交流,然後再打開現代主義、象徵主義的形式。但你的閱讀呢?你也會借書看吧,在學校圖書館、書店「打書釘」也好,中三至高中以後的中學階段,其實你是否已經接觸到《詩朵》那些刊物。
羈:對!現在也有一兩本刊物在。
吳:即是中三「文秀」文社時期……
羈:當時還在白話文的框架內,直至投稿《星島》,那時有一專頁叫「學生園地」,在那兒看到「座標」的作品,接著看《中國學生周報》所介紹的台灣現代作品。(主要就是《中國學生周報》內的「粹華版」)(馬吉按:當為「穗華版」),才發現原來白話文可以這樣寫,並不只是朱自清式的。涉獵多了,便嘗試創作,一路寫下去就寫到了自己的《胡言集》。當時《星島》專欄,也寫了不少「古靈精怪」風格的作品;這就吸引了許定銘主動找我創辦「藍馬」。(註3)
吳:你當時的閱讀世界裏,除了《星島日報》的「學生園地」(後來易名為「青年園地」)和《中國學生周報》,有沒有看過其他相類刊物,如《青年樂園》?
羈:《青年樂園》?有啊!不過,它相對較保守,而且是屬左派刊物。
吳:《詩朵》可有接觸過?
羈:《詩朵》是一份獨立刊物。我也曾買來看。
吳:當時是高中?
羈:是,應該是高中,是與許定銘辦藍馬社之後,才發現那麼多好東西。
吳:開始接觸《文藝新潮》?
羈:對!
吳:但《文藝新潮》的出版是先於你的創作,是在五十年代末。
羈:對,所以我們是去翻尋出來看。
吳:即是你們的閱讀不是在《文藝新潮》出版同時發生,而是通過搜購、追溯而接觸?
羈:於我來說是追尋的。
吳:如此看來,並非先閱讀了這些才會有文社,但如你所說,就是因為中學教育產生了中文書寫的興趣,然後才回頭搜購已出版了十年、八年的現代主義的《文藝新潮》,相隔了十年市面仍可買到?
羈:是的,我們不時去實用書店(註4)搜尋很多舊書報的。
吳:當時是維持在買舊書的狀態?
羈:對!就是去搜尋。
吳:那《中國學生周報》、《青年樂園》那些雜誌是可以在報攤買到的?
羈:對,當時是很方便的。
吳:那不是要花費很多金錢?會不會是只有中產學生才有這些資本呢?記得你有一篇文章提到三百多塊才可印到社刊,但當時一般的薪金也都是三百多塊一個月。
羈:對!對!
吳:那麼你們也挺富貴吧?(一笑)當時只不過是名中學生。
羈:當時我們有儲蓄零用錢,而且大家合資,尚可應付。
吳:但也要有錢才能合資吧!
羈:我們大多來自基層,都是靠節衣縮食......
吳:但你們還要買些雜誌……
羈:我們當時還有點稿費呢!雖然只是十元八塊,一點一滴儲蓄。此外,我們的集體創作〈文社餘墨〉,所收稿費就要歸公。
吳:即是《星島》投稿所得稿費是要歸公的。
羈:雖然只有十元八塊但也是錢嘛!
吳:那麼買雜誌的錢呢?也是稿費裏補潤?
羈:雜誌是自己買的,因為……
吳:因為我看到文社大部份都是基層的,社址大多是甚麼屋邨;但市面能買到的雜誌不少,而文社社員提到看到的雜誌數量比現在的更多,還包括左中右的。
羈:當時有些雜誌是不用買的,只打書釘而已。例如《青年樂園》就不是每期也買,只是看合適的,或是有刊登自己作品的才買。《中國學生周報》基本上就每期買,但當時是很便宜的,只是一兩毫。(具體價錢也記不清楚,可上網查看。)(註5)


報紙編輯方向與文社發展

吳:報紙就在家裏看?
羈:學校有訂閱報紙,而住處樓下的藥材舖也有訂閱。藥材舖通常不會保存,我們就每天剪下喜愛的文章,或整頁留下;但如果當天有自己的作品,當然就會購買。
吳:打「報」釘!原來如此。
羈:但當時《星島》也頗貴的,要兩角錢。其他的只賣一角。
吳:除了《星島》,當時《華僑》也有學生版。
羈:《華僑》也有投稿,但相對較少。
吳:另外《工商日報》及《新晚報》呢?
羈:《天天日報》也有投稿。還有《香港時報》。
吳:《香港時報》是右派的。
羈:當時真的有很多很多投稿園地,不過,主力仍是《星島》和《中國學生周報》。不過,《中國學生周報》盡量不標榜文社,只看文章水平。
吳:反而《星島》就可以用文社冠名刊登。你知道為甚麼《星島》會接納以文社名義的呢?
羈:許定銘提過,當時《星島》的主編是胡輝光,這個名字至今我仍記得,但卻從未見過他。他對不同風格的作品似乎來者不拒,雖然不知道他為何這樣做,但有趣的是,在無心插柳下,就促成了文社這樣一個氣氛。
吳:《華僑》也可以的?
羈:應該可以,卻營造不到那種氣氛。《星島》還有一個好處:雖不定期,卻較頻密;《華僑》通常一星期才出一期,須知我們投稿的心態是天天追看的。
吳:《星島》是每天出專頁的?
羈:雖不是每天,也不定期,卻總算頻密。有時候是星期一,突然星期二又出版,頻率很高。
吳:就是見縫插針式?
羈:對,我們就是覺得獲發表的機會率較大,便形成了一種氛圍,聚集了一些作者。
吳:在《天天日報》、《香港時報》以及《工商日報》就是單篇發表,對吧?
羈:其實它們也有專欄或專頁的,不過,就是不定期。
吳:也有一個專頁可以用社名來發表的吧!
羈:沒錯!記得《文秀》某周年紀念,我有一篇感言是在《天天日報》發表的。《天天日報》當時也想爭取發表一些文社中人的文章;當然是為了和《星島日報》競爭,但最終仍是《星島》勝出。

註釋

註1:陳國球在〈承納中國,建構虛幻──香港的現代文學教育〉一文敍論香港官方制定的中國語文課程選取課文,可作詳細補充。根據1956年教育司署頒布中英文中學中文科教材篇目,中三範文教材87篇現代只有37篇,並未佔超過一半。到六十年代沒有多大變動。直至1975年教育司署開始擬定把語文及文學分科。而點算由1956年到1990年的中國語文初中課程篇目,在新文學運動最早進入經典化的作家,依次朱自清、葉紹鈞、冰心、魯迅、巴金、老舍的篇章出現最多。朱自清的〈背影〉和〈荷塘月色〉、魯迅的〈風箏〉、巴金的〈繁星〉等均出現自1956年到1990年,直到90年代才選入如思果、鄭愁予、張曉風等當代作家的作品。(見陳國球:《香港的抒情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193-225。)

註2:根據姚素珍:〈香港中國語文教育的發展〉,六十年代頒佈五年制中文中學中文科教材比英文中學多,1963年港大入學試取消英文以外一科語文及格,嚴重打擊香港中學的中文教育。1964年以前中文科考試分兩卷,卷一考論述文題和應用題,卷二考英譯中及中譯英,一段文言一段語體。另一科中國語文及歷史。《通經致用:第二屆中華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2012年),頁281。

註3:1964年許定銘在《星島日報‧青年園地》以芷蘭及激流二社名義刊登啓事:「文秀文社羈魂君:有事商奉,請示尊址,是盼。」並公開私人蘇屋村住址請受文者回覆。當時兩者並不相識,羈魂最終把信寄去,許定銘回信就是表示計劃聯合組成新文社,就是後來的藍馬社。見羈魂:《詩路花雨》(香港:紙藝軒出版社,2015年),頁44-45。

註4:實用書店於五十年代由龍良臣創辦,前身是左派出版社求實出版社,六十年代位於西洋菜街二號,那時重印很多按照民國原版書籍,七十年代末遷至彌敦道麗星大廈三樓文明里附近,2014年6月結業。
註5:《中國學生周報》1952年創刊時每份零售價港幣壹角。在1960年6月10日第412期的《中國學生周報》上刊登的訂閱辦法上記載,香港、澳門、台灣訂閱連平郵郵費每半年二元五角,每年五元。

101藝術新聞網二O一七年八月十七日)

文社在沒有青年政策和重英輕中的教育氛圍下助推香港現代文學
──羈魂關於六十年代文社生活訪談(中)


青年文社因六七暴動衰落?


吳:若是如此,容我岔開一下,你的書裏討論了很多六七暴動對文社衰落的影響,但你亦提到,文社的生命期亦已到了尾聲。
羈:其實兩個原因也有。
吳:會否《星島日報》的編輯換人或者編輯方針轉變也是個影響?六七之後會否影響報紙立場,而文社的氛圍亦漸減退?
羈:也可以這樣說。不過坦白說,我沒有做資料搜集。《星島》之後仍有出版「青年園地」,卻同時增加了一些給大學生的版面,如「大學文藝」等。(我也曾投稿那兒呢!)這樣既分薄了稿源,亦影響了投稿學生的取向。例如我,六七年已入大學,脫離了投稿「學生/青年園地」那種心態;加上暴動,後繼乏人,而學校及家長也不會再放任孩子。你知道嗎?當年我們是可以登報徵求社友的,我和許定銘也是這樣認識的。(至於也斯卻是經由同學介紹認識的。)但六七暴動之後,相信已很難如此招收社員了。幾個因素加起來,包括你所說的報刊轉變方針,文社可以發表的園地便日漸萎縮。
吳:那就不是階段性的問題,而是青年工作的轉型,教育生活的改變。我們這新一代的媒體人很難想像,利用媒體,尤其報紙,可以刊登一些徵求社友、與文友聯絡,甚至一些文社的尋人啓事(如許定銘公開尋找你那類啓事),更難以想像這些現在屬於收費的分類廣告,當時可以用投稿方式刊登,發表社際消息又不用收費。現在的媒體是商業化運作,需要賺錢;此外,很難想像如此輕易地把個人住址這些私隱資料公開,這是很不安全的。
羈:那時候沒有私隱的概念。
吳:當時認為沒有問題,但六七以後就會對公開自己的名字和住址有所保留。
羈:基本上,我想家長也有這種顧慮。回想起來,我們當年實在真個不知天高地厚,記得我們《文秀》曾在《星島日報》登了一個廣告,公開徵友,只要提交一篇文章,經我們審閱就可以,當時是把某個社友的住址當社址一併刊登出來的。
吳:當時不止你的,也有不少文社以住址作會址並予以公開;較有錢的,就會開一個郵政信箱,但比例不多。大部份是住址,甚至有名有姓,沒有太多私隱,所以,相對上當年你們的安全感倒比現在大。
羈:當然也知道或會引來一些問題,如搗亂等。
吳:有沒有發生過?
羈:也有。
吳:打劫事件呢?
羈:這倒沒聽過。主要問題是不少人藉此來結識異性。可能那些文社根本沒有甚麼活動,徵求社友男女皆可,因而可以認識很多女性。
吳:哦!有些人就是以此來徵友,並不是真心辦文社的。
羈:也會有的。
吳:那如果是來搗亂的,應該就只見一次便不會有下文吧。
羈:這我就不知道了,幸而我們文社沒有發生過,但聽說某些文社真有這些事件。
吳:那些文社應結識了很多女生吧。(羈笑)反而你的文社這麼大,卻沒有這類事件?
羈:沒有,可能加入的都是想寫作的,希望認識多些這類朋友。

傳統與現代的寫作爭論

風兩文社在youtube上載當時聚會照片




吳:當時有數個大社,例如「風雨」、你們的「文秀」文社以及「海棠」等。
羈:對!還有「晨風」,也屬大社。
吳:你書裏曾提及,當年「海棠」曾掀起一次關於現代與傳統的爭論,說甚麼「孝子、浪子」,(註1)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
羈:其實,先是傳統的一方罵現代的一方是「浪子」,數典忘宗。
吳:是「海棠」文社的人嗎?。
羈:對!「海棠」的社員,如余玉書等,是非常強調中國傳統的。他們說我們這羣是提倡現代的人是浪子;而「芷蘭」的黃維樑,就回應說,他們這羣是「孝子」,只執著傳統,慎終追遠。
吳:這個爭論是在哪兒發生?《星島日報》?
羈:就是《星島日報》,可惜我手上沒有詳細資料。
吳:我問了圖書館的梁科慶,他說圖書館並沒有收藏。據吳萱人在《香港六七年代文社運動整理及研究》所說,文社的出現,最後卻歸結於一個中文運動和社運。你認為呢?
羈:後期是有這個傾向的,尤其是他辦文社的時候,他是走這個路線;但我們由最初一路走來直至辦「藍馬」的年代,這個概念尚未成形。
吳:其實這是兩條不同的路線。在你們之後,依我自己思考的框架,是由一個傳統的文社概念演變成一個文學組織或是一個媒體的概念,是一種社制轉型。
羈:「詩風」就是一個過渡。
吳:「詩風」同時是一個媒體,不是一個傳統概念的詩社。
羈:是的。
吳:這樣是不能夠想像成只有社運的一部份。
羈:社運是其中一個結果,卻不是唯一的。
吳:尚有一羣繼續主張現代主義的。現在回去談談傳統與現代,即「海棠」文社由開始就已經很強調國粹。
羈:不是,「海棠」文社,也是寫白話文的。我覺得它較為偏向台灣多一點,是傳統的台灣,所以是以那種概念,反對一些過於現代的。
吳:即是否定現代主義?
羈:也不是否定現代主義,總之,他們認為你們的所謂「現代」只是胡亂拼湊來的。我看過余玉書的《五月花號》(註2),其實是較類近傳統的白話新詩。

《五月花號》(圖片來源:香港文化資料庫網站

吳:你書裏提到所謂的傳統的白話文,可以在這裏說多一點?
羈:就是「海棠」文社所寫的那一類,差不多就是代表了。
吳:你如何定義?當時你並不贊成傳統白話文,你所謂的傳統白話文是甚麼?
羈:冰心、朱自清,他們承襲下來的一路。
吳:即是早期五四的?
羈:是早期五四的,而你會看到當時是有一羣人來繼承的,包括「海棠」文社,或是我曾提過的許基芬等人。直至我看到周策縱的《海燕》,發現他是介乎傳統白話文及現代白話文中間的一類;他有一些嶄新的表達方式,顯然是受到一些西方文學的啓發及沖擊,雖然他是讀歷史的。可以說,在我認識許定銘之前,讓我真正接觸到從白話過渡到現代文學,就是周策縱的詩。
吳:但你對傳統白話文與現代白話文也沒有一個很清晰的概念。
羈:沒有,沒有一條很明顯的界線。這是很主觀的。
吳:是作品裏有一些不同於早期白話文的浪漫主義作風?當時有沒有看過舒巷城的作品?
羈:舒巷城是我接觸了文社以後才看的。
吳:你覺得舒巷城是傳統白話文還是現代白話文?
羈:他也是屬於過渡期的。所以,我喜歡他某些作品,也覺得他部份作品過於傳統,有點土。
吳:即是過於接近早期五四?
羈:對!當時對他的某些作品印象就是這樣。

羈魂眼中的現代主義思潮


吳:那你又是如何理解當時五、六十年代的現代主義思潮?
羈:當時覺得很新鮮,與教科書,或是當時我看到的某些報刊上的,非常不同;尤其當我看到洛夫的詩,第一次接觸正正式式的現代文學,發現原來詩也可以這樣寫的。
吳:如果現在要你形容當時的感覺,會是怎樣的?
羈:就像一個習慣欣賞傳統戲曲的人,突然看見一種嶄新的東西,發現原來可以這樣表達的,而那種表達仍是存在於格式內的。洛夫的詩集,原來可以把人的感覺如此表達,可謂深得我心,雖然我未必完全看懂他說些甚麼,但那種撞擊很大,也很個人,卻難以形容。我看其他人的詩也無甚驚喜,當然,初看周策縱時也曾有一點類似的驚喜。
吳:你所指的是他文字的叛逆還是情感轉換?
羈:文字上與意象上也有,當然他的感情是很真的,感覺他真的有一些情感的衝擊,非要寫出來不可,卻又不是開門見山那種說法,是用一種……我也不知道怎麼說,就是像我〈「驚艷」的經驗〉(註3)一文中所描述的那種心情。
吳:如果現在你要教書,我是你的學生,你會如何形容這一種心情?
羈:就是突然間打開一扇門,看一些意想不到的東西。
吳:這是否文學的陌生化。
羈:對!在我來說,當時真的是難以想象的;就如看粵劇,看到唐滌生的粵劇,會驚歎原來這樣也可以寫得到,有一種驚艷的感覺,一種難形容的感覺,非常直接,因而學習他的寫法。
吳:但這個現代主義思潮裏,葉維廉提過有那種苦悶、無根、無狀的狀態,因為無論在政治上還是文化上都是不著邊際的狀態,用一種語言的叛逆來表達這一種狀態。如果是這樣,你是看他的文字或文學上的震撼來得到啓發,而去仿照受影響去創作,但其實當中的意識形態是沒有一個對文化的叛逆在內,就不是他讓你覺得我們現在所說的文學苦悶。學校的中文又是如此,現在正好開啓了一個文化的視野,似乎是一個文學的震撼,文字上的驚艷較多。
羈:如果你說是文字或文學上的,我也不反對;但會否心底處也有潛意識在內呢?很坦白說,當時的心態現在要回想起來,也不可做到。如果再要客觀地分析,如你剛才所說的文化因素也不是完全沒有的。好像我一直強調,我唸的是英文中學,沒有太多機會接觸中文,因而在課外與朋友一起搞文社。
吳:為甚麼那麼喜歡接觸中文?
羈:不知道,就是喜歡,我也不明白,但當時認為唸英文中學的人比較優秀,還有唸理科的就更優秀。

流行文化消費介入文社活動嗎?

吳:那其實你也是受當時世界的價值觀衝擊來決定自己的方向。那你有沒有對商業社會或資本主義不滿?
羈:沒有,因為當時完全不體會這個。當時我住深水埗,很基層,卻習以為常,覺得有這種生活已經很好。當然,看到其他人穿西裝到辦公室上班也會羨慕;那個年代的我們都很單純。是這樣平凡的心態,不像吳萱人所說的,沒有想得太多。
吳:當時的文化消費,主要剛才提到文學:看書、報紙、聽粵曲;但聽粵曲也不只是你,當時很多人也愛聽。
羈:也不是。那個年代與我的年齡層聽曲的並不多。
吳:除了看粵劇,你還有沒有其他的興趣呢?例如電影或歐西流行歌曲。接觸的文化較寬闊?
羈:當然有,我也有聽點歐西方流行曲的,尤其 The Beatles 的歌。當年很多年輕人也愛聽愛唱的。
吳:你喜歡披頭四 The Beatles ?
羈:還有 Cliff Richard、Paul Anka等 。
吳:為甚麼喜歡他們?
羈:他們唱的都是情歌的,很抒情的。那時候很流行的,特別是The Beatles。
吳:電影呢?
羈:電影都是較文藝的類型。
吳:中學的時候看不看電影的?
羈:看!
吳:看甚麼戲?
羈:‘My Fair Lady’、〈八部半〉等。
吳:都是些外語片。
羈:對,粵語長片、戲曲電影等,反而是初中和小學時候看的,後來已式微了。
吳:陳寶珠時期?
羈:陳寶珠時期,我已沒有看了。
吳:看甚麼話劇呢?
羈:話劇主要都是看一些很傳統的。如陳有后(1916-2010)的戲,我記得看過《西施》(註4)等。
吳:那麼「文秀」文社有否辦過一些戲劇、唱歌的活動?我看到是有刊登過劇本的。
羈:是廣播劇,還有錄音帶的,不過已經損壞了;是紅色最原始的大一卷那種。我們還參加過小學校友會,用「文秀」文社名義辦過一些活動,如短劇等。
吳:當時的流行文化有否影響你寫作時候的一些表達手法或情況?
羈:應該怎麼說呢?這兩者我是劃分得很清楚的。當時我也有寫一些很短的粵曲,純粹是娛樂自己的;這兩種完全不同的心態,我是分得很清楚的。正如我在《詩路花雨》中所說,粵曲是「聊以自娛的最佳消遣」,而新詩則是「對現實生活多作一點反省、一點提升」。

註釋

註1:羈魂:《絲路花雨》,頁135。

註2:《五月花號》是新詩、小說及散文集,收六名由香港去台灣升學的作者的作品,包括余祥麟(即余玉書)、朱韻成、胡振海、盧澤漢(即盧文敏)、鍾柏榆和張俊英,於1959年由台北紅藍出版社出版。余玉書在台灣創辦海洋詩社。

註3:羈魂:〈「驚艷」的經驗〉一文中的「你」(其實借第二身的對話體寫這段「驚艷」的經歷),對白話詩文始終掀揚不起怎樣的「驚艷」之感,直到中五畢業那年接觸洛夫〈石室之死亡〉開端兩句詩,「便怔住如許繁富稠密的意象、如許澎湃激盪的感情、如許複雜深邃的思路」,於是「決意從古典跨步到現代」。收入《胡言集》(香港:詩雙月刊出版社,1993年),頁138-139。

註4:《西施》為姚克(1905-1991)於1957年6月為香港劇藝社創作的劇本。香港業餘話劇社在1963年曾演出該劇,導演雷活然。參http://tran.hkbu.edu.hk/tw/Research/Completed/1962-1970.htm。根據該社社員梁舜燕憶述,當時由她飾演西施,與黃宗保合演。

101藝術新聞網二O一七年八月廿七日)

文社在沒有青年政策和重英輕中的教育氛圍下助推香港現代文學
──羈魂關於六十年代文社生活訪談(下)


藍馬時期對現代主義的接受與衝擊


吳:「藍馬」時期出現一個發展狀態,壯大了「文秀」文社,或是一個聯合文社的狀態,由一個內部刊物變成一個公開發售的出版物,其實也算是一種飛升,在這個情況下,我們看「藍馬」的資料和發刊詞等,都很明顯地對現代主義的跟從及仰慕,而且非常有意識的。
羈:是的,是一個標榜。
吳:可否說一下你們當時意識裏所推動的現代主義,是否就如宣言中所提到是承自《好望角》和另一本《文藝新潮》,因為當中提到《文藝新潮》不再出版,《好望角》也沒了。好像是很有意識的繼承關係,當時未有李英豪事件之前,你們思想意識裏的現代主義是怎樣的?
羈:很坦白說,當時許定銘要我一起辦「藍馬」現代文學社,我在一篇文章裏也說,我對甚麼是「現代主義」並沒有一個很具體或是很清晰的概念。我是創立藍馬後才去閱讀那些資料,去看他們介紹的書。我最初接觸到的大多是台灣作者的作品,之後再看其他,最後才「尋根」看一些西方具代表性的作品。我也是「惡補」回來的,我當時所寫的(尤其〈胡言集〉)只是他們認為的現代,我自己卻不知道。
吳:既然你已經看了相關的書,在你看的時候是如何理解的?
羈:我也理解當時整個現代思潮就是剛才你所說的一種反叛,一種苦悶。當時我們只是十多二十歲,由中學過渡到大學,家庭也有很多情況發生,包括父親要求我外出工作,不希望我繼續唸書。這也算是一種抑壓吧。我對自己的前途另有想法,後來我決定……
吳:他認為賺錢更重要?
羈:也不是賺錢,而是在他的觀念裏,唸完小學已很足夠,我還讀了中學,已過分了,還要唸下去嗎?反而母親大力支持我,知道我是讀書料子。當年很多人唸不成書就一定出來工作,中五畢業已很難得,更可以考「幫辦」(督察)。當時我也考過電燈公司,並請了我。
吳:不過,當時大學畢業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收入更加穩定。你可有這種想法?
羈:沒有,我只是自己喜歡讀書,想讀下去。
吳:我想問,當時社會上普遍仍沒有形成這種想法?現在的人認為讀大學能多賺錢。
羈:也有這種想法,怎麼會沒有呢?其實,當年中五畢業已很難得,讀大學更是一種奢望。記得當年中大是新開的,港大更難進入。我堅持讀下去,先讀預科,如果進不了大學才再決定。就這樣一直糾結,幸而終於考進香港大學。我想或多或少也有這方面的抑壓。《藍色獸》裏,早期一些詩句也流露這類抑壓,如〈斷夢之形〉中的「他們拭目/待觀我的步伐徐陞若青雲」,就反映這種心態;加上談戀愛,有少年維特的煩惱。所以我覺得現代主義原來真的可以把一些複雜的感情用很新也很深的方式表達,因而迷上了這種表達方式。《藍色獸》就是這樣子醞釀出來的。那時就開始慢慢摸索,甚麼是現代文學,用作品慢慢去體驗,多於純粹從閱讀中汲取素養;加上我對古典文學的鍾愛與認識,就寫出一些屬於自己「古靈精怪」的現代詩。

藍色獸

吳:藍馬於1964年出版了第一本叢書《戮象》,後來卻給李英豪狠批。究是怎樣的一回事呢?事隔多年,會否有不同看法?
羈:當初出版《戮象》,原意是作為叢書的第一本,因而要招攬更多人,例如路雅、古蒼梧等。誰知李英豪的批評發表後,許定銘和〈激流〉三友就受了很大打擊,尤其給指名道姓針對的蘆葦和卡門等。他們的創作熱誠多少可說是給打沉;後來龍人又離港遠去。
吳:那麼,李英豪事件對你又有沒有衝擊?有沒有影響你在現代主義的發展?
羈:我反而衝擊不大,因為李英豪沒有舉我的詩,覺得他不是在說我。(倒不知是他看不起我,還是覺得我的作品不算現代。)我那時候真的很阿Q,不知天高地厚。就算他的批評包括了我,最多也只佔七份一。正如上文所說,《戮象》出版時,我對現代文學的概念並不清晰,內裏的文章都是許定銘找我以前所寫的;當時我仍是迷迷糊糊地去寫那些他們認為是現代的東西。(我曾有一篇文章是交代過這種心態。)我反而認為,當時是一個好時機讓我認識甚麼才是現代,因而從那時起,我就閱讀更多,並一路修訂自己的寫作風格。此外,李英豪給我的啓發就是,不能學得太相似。我其後所寫的《藍色獸》,雖然有着洛夫的影子,但也有很多古典意象;洛夫當時很反對用古典意象,而我就用了,因為這就是洛夫沒有的東西。我就是這種心態去摸索自己的路。

新生晚報1964年12月30日李英豪對藍馬成員的批評

(馬吉按:另見許定銘〈李英豪的棒喝〉,刊二O一四年六月廿六日本網。)

吳:那就是說,那篇批評把部份社員打沉。他們可有反駁?我覺得許定銘心態上是有反駁的,因為許多年後他仍有反駁。
羈:他並不同意。
吳:整件事當中似乎沒有討論到李英豪所提出的現代主義。他是香港現代主義中一個代表人物,他又是一個評論人。而聽你所說,你們其實也沒有特別強烈的意識;這篇評論無助於對現代主義的認識及交流,也沒去了解李英豪的現代主義的內涵,也沒有看到李英豪的主張,只是覺得他的批評是不要過份模仿。
羈:絕不是這樣的。現在回看,其實他非常強調一點,就是他認為我們只是模仿形式。
吳:即是無病呻吟?
羈:就是無病呻吟!只是得其形而體現不到精神,即葉維廉的那類概念。我們當時真的沒有那種深沉,那份沉重。《戮象》出版時我剛好十八歲,收入文章更寫於十六七歲時,根本未能深切體會。當然,這只是我的角度,並不代表其他作者的看法。那篇批評對我來說只是一個提示,也是由那時開始,努力尋找自己的路;可以說,對我的影響是正面多於負面。其實,打不打沉是看你自己的取向。

藍馬現代文學社出版的《戮象》

現代詩抑或新詩的現代性

吳:你曾經提過關於現代詩和新詩的命名,說現代詩已經是過去式,現在的應該是新詩。
羈:新詩是一個broad concept,現代詩是其中某個潮流,就如後來的後現代甚麼的。我就不喜歡標榜太多的用語,所以後來就用新詩來總括所有。
吳:但現時有一些看法:新詩已經沒落了,現在應該是現代詩。
羈:那就是看你用甚麼概念而已。
吳:以當時來說呢?
羈:我所說的新詩,是相對舊詩來說;而這個新詩的範疇,甚至可以追溯至五四的白話詩到現在用這類自由形式的詩;現代詩只是其中一個潮流,等於浪漫主義、象徵主義那類。這要視乎你如何標榜、界定。其實,現在再談現代詩,會不會有點落伍呢?。
吳:現在有個說法:香港的現代性或中國的現代性完成了沒有?若是一個未完成的狀態,那新詩發展的狀態就是進入現代性的時候,即是未完成的。這一個現代寫作回溯至五、六十年代,可能在你的文章裏也有寫過,五十年代台灣和香港也有討論現代主義、現代主義思潮這些,但最後是台灣移植了,而香港好像消沉了下來。可能當中有很多原因有待文學史家處理,但我現在觀察到是,文學與媒體的關係、文學風潮、出版情況,是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好望角》等雜誌其實是因為一直不斷的說而說出了它們的經典性出來,但當時卻只出現了很短的時間。
羈:對,只有三期。
吳:而且讀者羣不多,而讀者羣是延伸的,甚至延伸至現在去談香港有否現代主義的時候,大家依然是在看這幾期,就是現代主義完成與否,感覺大家都是認為是未完成的,即是那個討論是未完成的。但回歸到歷史當中,在六十年代,似乎李英豪的討論是沒有把它(現代主義)拉近,至少對你來說,是沒有把它拉近或是拉遠,只是一個個人的文學創作的一段經歷,但你也沒有意識到去幫忙。例如許定銘對此有點生氣,而〈激流〉三子就真的是被擊沉了,而這不是現代主義的擊沉,而是那個文學創作的信心被擊沉了,這就是一個很純粹的文學人的發展歷程,是夠不夠抗壓性和熱情的問題。你當時有沒有想過鼓勵他們重新站起來,又或是思考現代主義要怎樣繼續這些?
羈:其實我們繼《戮象》之後還出版了三期《藍馬季》,裏面可以看到他們仍有寫作,所以說消沉了也不全對。

藍馬季

吳:《藍馬季》發表台灣作品,更有一篇文章是談意識流小說的。
羈:是吳昊(1947-2013)寫的,可見我們當時不是真的被擊沉,只不過心裏有一根刺在。但,對我來說,影響不大。不過,《藍馬季》到頭來也由於經濟及其他因素影響,尤其當時暴動的背景,終也沉沒了;而我們散了以後也各自發展。我不知道〈激流〉三子去向,而許定銘就轉了去做一些書話,後來還開書店。
吳:他的文章裏也有提到,不想再做現代文學,而要重回三、四十年代,為現代文學追本溯源。
羈:每人有不同取向。那可能是一個影響,但斷不是致命一擊,否則也不會出版那三期的《藍馬季》了。那時候我們依然是雄心壯志的,只不過還有其他客觀因素。我的體會就是這樣。
吳:如果這也算一種發展現代主義的意識。那麼可不可以說,文社發展是一種運動,擊沉它的,其實是經濟和暴動。
羈:也可以這樣說。文社運動的盛衰,原因千絲萬縷,不只是一篇文章,一篇評論可以影響得到的。
吳:據你的理解,七十年代現代主義在香港的發展是怎樣的?
羈:那時候因為已有很多詩刊,走到一個所謂標榜現代詩的年代,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嘗試、不同的風格和路向。如也斯辦《大拇指》、關夢南辦《秋螢》、何福仁辦《羅盤》;當然,還有我們辦《詩風》。
吳:其實,也斯、李家昇、關夢南也曾是文社成員。這代表了轉型是非常明顯的──由文社轉型至媒體。
羈:《詩風》也是。
吳:是一個以媒體為核心的,而不是以社團為核心。雖然以社團來運作,卻是一個刊物,所以是一個媒體。
羈:對!運作與文社截然不同:文社是先有社,才考慮出版刊物;而我們創立《詩風》的時候剛好相反,因為要出版刊物才結社。籌備出版的時候就已是這樣。
吳:但當時的媒體意識似乎不太強,而《大拇指》的意識就強一點。
羈:對!但最初數年以月刊出版,更形吃力。
吳:也有經濟因素吧。
羈:也有其他因素,但這個也很關鍵。我參加了《詩風》半年後就因經濟問題退出了。

(2017年7月18日整理及最後補訂)

101藝術新聞網二O一七年九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