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釣女將鍾玲玲
陳乜
鍾玲玲最初沒有答應「號外」的訪問，後來又轉為應允了。
她說：「起先覺得沒有什麼好訪問，但回心一想，也是沒有什麼理由好拒絕的。」
我不認識鍾玲玲。
我只是熟識她。
我們做了兩年多的同事，五月後她便正式退休了。退休之前，她又出過一本小說。港台又抽了其中一個較自傳式的故事，「我的燦爛」拍成《小說家族》，講她的保釣事跡，她邊看邊哭。
那段歷史故事，最輝煌的要算是七一年四月十號她參加保衛釣魚台示威行動，被抓上警察廳，照片大張刊登在翌日各大報章上那段日子。
不過鍾玲玲說：「其實不算是什麼，很多當時真正搞運動的人看了我的訪問，準會笑死了。這麼芝蔴綠豆小事，也長年累月掛在口邊的。」
也真是，每趟鍾玲玲接受訪問，話題總離不開「保釣」事件，舊事重提了這十數年。今晚，我和她在越南菜館一邊喝著了了啤酒，也還是一邊把這些舊話一說再說。
「當時的人是認為我不入流的。」
這些人包括當年的大學生，「七零」份子、左右兩派和工會組織。
「一，我不是什麼知識份子，也不是「七零」的人，也不屬於左派或右派。當時我被他們罵得很兇。右派罵我左傾，罵我是革命黨，左派罵我太前衛，當時剛好是文革之後，他們都說我生活不夠純樸。原來我也可以叫做工人階級一份子，但當時我是那種抽煙喝酒風花雪月的人，他們便罵我生活糜爛，不好好做人。」
「我被他們罵得十分難受，因為罵人那一方，當然是衝著別人最大的弱點來罵的了。因此罵得雖然兇，但又十分有理，因此就更令人難過。我原來也是希望自己做得最好的。」
鍾玲玲加入的那個學會叫做「創建實驗學院」，當時全學會就只有她一個人跑去參加示威，從中環娛樂戲院大門口側，高舉示威橫匾，走在最前頭的就是她。
因之要翻當年的示威檔案，必定見到鍾玲玲年輕時穿了短裙子的文藝青年模樣。
所以有很多人認為她搏出鋒頭。
「我被捕後，並不如『小說家族』裏面那段情節般，由我母親擔保出來。其實是當時一齊示威的人，沒有被抓住的，分頭籌錢，合力把我們十個被關進差館的給保了出來。」
鍾玲玲起先跟這一夥人還有聯絡，後來不但消息全沒有了，就是在街上碰上了當日搞運動的一份子，也不會打招呼。
她說：「這是因為他們摸清了我的底。」
他們不跟她打交道，說穿了，除了是認為她不入流之外，還帶著重重的歧視，把她看不起。
「他們覺得這件事可以由別人說，但我不是這件事的代表，要說，他們當中有更適當的人選。」
「保釣」在四月十號發動，之後七月七日又有另一次更大規模的示威行動，那次行動中還是警察首次動手打示威份子，場面混亂。這次行動沒有鍾玲玲的份，她答應過父母，不再搞示威。
「當時我是覺得我有必要，應該去示威，我便參加了，什麼後果也沒有想到。但我的父母可慌了。」
當年上了年紀的人大部份懼怕牽涉入政治敏感漩渦中，鍾玲玲說：「有很多人告訴我，我已經被列入黑名單中，要打政府工也沒有希望。後來我丈夫申請過幾份政府工，連驗身的過程也合格了，最後竟是石沉大海，搖電話去問，他們都說，不能僱用他，但又不能說出原因，非常耐人尋味。」
她又說：「其實每趟訪問，別人都問起這些事，我自己倒沒有所謂，反正過去的日子就像一個夢。只是有部份人看過這些訪問，一定會以為我在藉機會出鋒頭。」
回想這些從前片段，她說：「那段日子又混亂，又痛苦，不過現在想起來，又覺得很好。大抵是因為它已經過去，我這個人原來是極其平凡的，有了這一點過去，平時想想，又挺有一種感覺。」
鍾玲玲的父親從前是搞電影院生意的，在「保釣」之前，鍾玲玲曾經在邵氏當過整整一年場記。當年她跟過「十四女英豪」，正是當年邵氏最超級的大製作。
「那些女明星常常自動更改化粧的，勸都無用，結果是全不連戲。有次我仍在跟「十」片，當日是平安夜，我的心早飛了出外玩了，盼著快點收工吧，誰知收了工，才發覺剛才那組戲全場都忘記了開大燈，結果整段戲要補拍。」
她說自己當年矇查查而害羞，實在不宜當場記。她還跟過邱剛健拍風月片。可是邱的運氣真不夠，兩套片都是開拍了兩三個景後，便無疾而終。
「當年好尷尬」導演要焦姣的丈夫拍一個背後全裸的鏡頭，他果然穿了肉色的貼身衣，但還是一邊拍，一邊用粗口罵，罵邱剛健好叫他拍這種戲。」
當年鍾玲玲一直也有寫詩，不斷投稿。
「說到詩，也真是好笑，我加入學會的研習坊時，本來是想入現代文學班的，但現代文學要看英文書的，我看不來，便胡里胡塗選了詩作班。研習坊每天都要交功課的，我完全無根基，只好模仿當時流行的台灣詩，被老師當眾唸出來後，各同學發表意見時，全部是罵我的，我還記得，當年彈得我最兇猛的，是劉天賜。」
鍾玲玲放棄了模仿後，自己寫，寫出來的詩得到一片叫好聲，之後，她竟然再也不能寫詩了。「別人一說好，我便寫不出來。」
她的詩曾經刊在明報月刊上，大受好評。當時有朋友介紹鍾玲玲予明報老闆查良鏞，她由此正式加入明報工作。
當年示威時鍾玲玲已是明報一份子，另一份今夜報把鍾玲玲罵得窮兇極惡，連帶把查良鏞也拉出來罵了一頓。
「後來查生先給我一封信，叫我別擔心，他保證不會因為參加示威辭掉我。」
鍾玲玲不認為自己是作家，她說自己只是個寫稿人。
「做個作家，我自知不夠份量，做流行作家嗎？我又不是太受歡迎。我其實沒有料，這是性格問題。處理短的文字還可以應付，弄大的文章我就會處理得一團糟。不過話分兩頭，我固然希望寫好的文字，但有時寫寫寫，每天寫，拿四十元稿費而寫出這樣的文字，也算無話可說了。」
有時候，我覺得鍾玲玲真是過份對自己缺乏自信，實在有點過份地謙。
「我真的對自己沒多大信心，我知道自己做得不好，做不來，我乾脆說我做不來，可是別人就以為我過份謙卑。」
她說自己沒有信心是因為自卑，而自卑又是從少便被環境迫出來的。
「那次去到港台試片間看『小說家族』，在樓下等的時候，我已經渾身不自在，上到試片間，見眾人俱在時，更加覺得自己好似一隻怪物。
看試片時，鍾玲玲見到羅美薇（她的自傳角色）出場，便忍不住哭了起來。
「好像看到了自己。」
她說好瘀。不過旁人都認為她夠真。有些並不知道鍾玲玲其人其事的。待知道了那個晚上在試片間由開場哭到劇終的人就是鍾玲玲時，都沒有把她當做怪物看，相反都喜歡她，覺得她自然流露毫不作態。
「不過我可不是劇裏面羅美薇大聲疾呼自己愛國愛家那種人，在骨子裏我會這樣說，但要我說出口，還是大聲聲的，我肯定不會，打死我也不會幹。所以看到那一段時，又尷尬，又好笑，也哭不出來了。」
鍾玲玲對待朋友是挺熱情的，從前她可以在工廠的另一個部門發現正在看報的辛其氏，他鄉遇故知的激動地跑過去，喜孜孜說；「你也喜歡『中國學生周報』的？」辛其氏被這個熱情的陌生女孩嚇呆了，鍾玲玲只得訕訕地跑開。後來辛其氏放工時在工廠門口把熱情款款的鍾玲玲截住，後來鍾玲玲知道辛其氏喜歡電影和寫作，她便領著她加入學會，二人成了好朋友，一直到今時今日。
看不出，她原來這麼熱情。
「我是熱情得來蠻低調的，你放心。」
她還會巴巴地捧了大堆有關詩的書籍給新加入會的朋友看，又主動，又誠懇，叫人措手不及。
我實在不能想像她那較年輕熱情而低調的歲月，我覺得如今的鍾玲玲是一塊褪了色的布，精緻的花紋與圖案已漸漸淡出，淡出再淡出，使人無法想起，它也是曾經擁有過鮮明與燦爛的。
「鍾玲玲有一雙不快樂的眼睛。」這是我常常用來形容她的。
「我沒有想起不快樂的事，在你以為我不快樂的同時，我並不感到不快樂。只是，不快樂是累積的，這與我的家庭環境，從少的生長過程有關。」
鍾玲玲說自己是一個憑直覺去做事的人，因為她敏感，卻又不太思慮周全，年輕時她的朋友都說她過份衝動，很替她的衝衝亂碰作風擔憂。年輕時她還拍過裸體照片呢。
「其實我是個很簡單的人，我丈夫*說得對，我的文章比較低調，我的人其實是極簡單的。我還是個終日渾渾噩噩，有點傻更更的人。」
鍾玲玲敢愛但不敢恨，或者應該說，她不會恨。
「我愛意個人總是記著他的長處優點，一世都愛著他。」
不過她並不認為有人曾經像她深愛別人一樣地深深愛過她。
「我不了解男人，是不是，一剎那的愛就是他們的方式？年輕時有個男生說我太認真了，男生都不愛太過認真的女孩子的。其實我只是認真地去愛，我並不要求別人對我的愛負責任。」
末了她說：「我一切都無所謂，隨便你怎樣寫，反正都是過眼雲煙，始終都會過去的。」
我問她喜歡現時的生活嗎？
「不能說喜歡，人總是有他不滿足的地方，不過我又不知道怎樣才可以令生活更加好。」
鍾玲玲還差幾年便四十歲了，她說：「女人卅歲最好，四十也會好的，倒是像如今這個年齡就比較尷尬。相士說過，我卅九歲之後，一切就會好轉起來。」
我們走出越南菜館時，她額頭兩腮都喝得駝彫彫的，她還是那一句：「別給自己壓力，我知道寫我是挺難的，這麼瑣碎，我不介意，反正說話是最空虛的 ……」
*鍾玲玲的丈夫是前拔萃男書院校長張灼祥，現已離婚。
（原刊《號外》一九八七年六月號，轉貼自鄧小宇《站借問》。）
陳乜
攝影：李志超
鍾玲玲最初沒有答應「號外」的訪問，後來又轉為應允了。
她說：「起先覺得沒有什麼好訪問，但回心一想，也是沒有什麼理由好拒絕的。」
我不認識鍾玲玲。
我只是熟識她。
我們做了兩年多的同事，五月後她便正式退休了。退休之前，她又出過一本小說。港台又抽了其中一個較自傳式的故事，「我的燦爛」拍成《小說家族》，講她的保釣事跡，她邊看邊哭。
那段歷史故事，最輝煌的要算是七一年四月十號她參加保衛釣魚台示威行動，被抓上警察廳，照片大張刊登在翌日各大報章上那段日子。
不過鍾玲玲說：「其實不算是什麼，很多當時真正搞運動的人看了我的訪問，準會笑死了。這麼芝蔴綠豆小事，也長年累月掛在口邊的。」
也真是，每趟鍾玲玲接受訪問，話題總離不開「保釣」事件，舊事重提了這十數年。今晚，我和她在越南菜館一邊喝著了了啤酒，也還是一邊把這些舊話一說再說。
「當時的人是認為我不入流的。」
這些人包括當年的大學生，「七零」份子、左右兩派和工會組織。
「一，我不是什麼知識份子，也不是「七零」的人，也不屬於左派或右派。當時我被他們罵得很兇。右派罵我左傾，罵我是革命黨，左派罵我太前衛，當時剛好是文革之後，他們都說我生活不夠純樸。原來我也可以叫做工人階級一份子，但當時我是那種抽煙喝酒風花雪月的人，他們便罵我生活糜爛，不好好做人。」
1971年香港的保釣行動，戴眼鏡那個是不是岑建勳？
「我被他們罵得十分難受，因為罵人那一方，當然是衝著別人最大的弱點來罵的了。因此罵得雖然兇，但又十分有理，因此就更令人難過。我原來也是希望自己做得最好的。」
鍾玲玲加入的那個學會叫做「創建實驗學院」，當時全學會就只有她一個人跑去參加示威，從中環娛樂戲院大門口側，高舉示威橫匾，走在最前頭的就是她。
因之要翻當年的示威檔案，必定見到鍾玲玲年輕時穿了短裙子的文藝青年模樣。
所以有很多人認為她搏出鋒頭。
「我被捕後，並不如『小說家族』裏面那段情節般，由我母親擔保出來。其實是當時一齊示威的人，沒有被抓住的，分頭籌錢，合力把我們十個被關進差館的給保了出來。」
鍾玲玲起先跟這一夥人還有聯絡，後來不但消息全沒有了，就是在街上碰上了當日搞運動的一份子，也不會打招呼。
她說：「這是因為他們摸清了我的底。」
他們不跟她打交道，說穿了，除了是認為她不入流之外，還帶著重重的歧視，把她看不起。
「他們覺得這件事可以由別人說，但我不是這件事的代表，要說，他們當中有更適當的人選。」
「保釣」在四月十號發動，之後七月七日又有另一次更大規模的示威行動，那次行動中還是警察首次動手打示威份子，場面混亂。這次行動沒有鍾玲玲的份，她答應過父母，不再搞示威。
71年7月7號在維園的保釣示威
「當時我是覺得我有必要，應該去示威，我便參加了，什麼後果也沒有想到。但我的父母可慌了。」
當年上了年紀的人大部份懼怕牽涉入政治敏感漩渦中，鍾玲玲說：「有很多人告訴我，我已經被列入黑名單中，要打政府工也沒有希望。後來我丈夫申請過幾份政府工，連驗身的過程也合格了，最後竟是石沉大海，搖電話去問，他們都說，不能僱用他，但又不能說出原因，非常耐人尋味。」
她又說：「其實每趟訪問，別人都問起這些事，我自己倒沒有所謂，反正過去的日子就像一個夢。只是有部份人看過這些訪問，一定會以為我在藉機會出鋒頭。」
鍾玲玲的父親從前是搞電影院生意的，在「保釣」之前，鍾玲玲曾經在邵氏當過整整一年場記。當年她跟過「十四女英豪」，正是當年邵氏最超級的大製作。
「那些女明星常常自動更改化粧的，勸都無用，結果是全不連戲。有次我仍在跟「十」片，當日是平安夜，我的心早飛了出外玩了，盼著快點收工吧，誰知收了工，才發覺剛才那組戲全場都忘記了開大燈，結果整段戲要補拍。」
她說自己當年矇查查而害羞，實在不宜當場記。她還跟過邱剛健拍風月片。可是邱的運氣真不夠，兩套片都是開拍了兩三個景後，便無疾而終。
當年鍾玲玲一直也有寫詩，不斷投稿。
「說到詩，也真是好笑，我加入學會的研習坊時，本來是想入現代文學班的，但現代文學要看英文書的，我看不來，便胡里胡塗選了詩作班。研習坊每天都要交功課的，我完全無根基，只好模仿當時流行的台灣詩，被老師當眾唸出來後，各同學發表意見時，全部是罵我的，我還記得，當年彈得我最兇猛的，是劉天賜。」
鍾玲玲放棄了模仿後，自己寫，寫出來的詩得到一片叫好聲，之後，她竟然再也不能寫詩了。「別人一說好，我便寫不出來。」
她的詩曾經刊在明報月刊上，大受好評。當時有朋友介紹鍾玲玲予明報老闆查良鏞，她由此正式加入明報工作。
當年示威時鍾玲玲已是明報一份子，另一份今夜報把鍾玲玲罵得窮兇極惡，連帶把查良鏞也拉出來罵了一頓。
「後來查生先給我一封信，叫我別擔心，他保證不會因為參加示威辭掉我。」
鍾玲玲不認為自己是作家，她說自己只是個寫稿人。
「做個作家，我自知不夠份量，做流行作家嗎？我又不是太受歡迎。我其實沒有料，這是性格問題。處理短的文字還可以應付，弄大的文章我就會處理得一團糟。不過話分兩頭，我固然希望寫好的文字，但有時寫寫寫，每天寫，拿四十元稿費而寫出這樣的文字，也算無話可說了。」
有時候，我覺得鍾玲玲真是過份對自己缺乏自信，實在有點過份地謙。
「我真的對自己沒多大信心，我知道自己做得不好，做不來，我乾脆說我做不來，可是別人就以為我過份謙卑。」
她說自己沒有信心是因為自卑，而自卑又是從少便被環境迫出來的。
「那次去到港台試片間看『小說家族』，在樓下等的時候，我已經渾身不自在，上到試片間，見眾人俱在時，更加覺得自己好似一隻怪物。
看試片時，鍾玲玲見到羅美薇（她的自傳角色）出場，便忍不住哭了起來。
「好像看到了自己。」
她說好瘀。不過旁人都認為她夠真。有些並不知道鍾玲玲其人其事的。待知道了那個晚上在試片間由開場哭到劇終的人就是鍾玲玲時，都沒有把她當做怪物看，相反都喜歡她，覺得她自然流露毫不作態。
「不過我可不是劇裏面羅美薇大聲疾呼自己愛國愛家那種人，在骨子裏我會這樣說，但要我說出口，還是大聲聲的，我肯定不會，打死我也不會幹。所以看到那一段時，又尷尬，又好笑，也哭不出來了。」
攝影：黃楚喬（Holly Lee）香港文化博物館藏品
鍾玲玲對待朋友是挺熱情的，從前她可以在工廠的另一個部門發現正在看報的辛其氏，他鄉遇故知的激動地跑過去，喜孜孜說；「你也喜歡『中國學生周報』的？」辛其氏被這個熱情的陌生女孩嚇呆了，鍾玲玲只得訕訕地跑開。後來辛其氏放工時在工廠門口把熱情款款的鍾玲玲截住，後來鍾玲玲知道辛其氏喜歡電影和寫作，她便領著她加入學會，二人成了好朋友，一直到今時今日。
看不出，她原來這麼熱情。
「我是熱情得來蠻低調的，你放心。」
她還會巴巴地捧了大堆有關詩的書籍給新加入會的朋友看，又主動，又誠懇，叫人措手不及。
我實在不能想像她那較年輕熱情而低調的歲月，我覺得如今的鍾玲玲是一塊褪了色的布，精緻的花紋與圖案已漸漸淡出，淡出再淡出，使人無法想起，它也是曾經擁有過鮮明與燦爛的。
「鍾玲玲有一雙不快樂的眼睛。」這是我常常用來形容她的。
「我沒有想起不快樂的事，在你以為我不快樂的同時，我並不感到不快樂。只是，不快樂是累積的，這與我的家庭環境，從少的生長過程有關。」
鍾玲玲說自己是一個憑直覺去做事的人，因為她敏感，卻又不太思慮周全，年輕時她的朋友都說她過份衝動，很替她的衝衝亂碰作風擔憂。年輕時她還拍過裸體照片呢。
「其實我是個很簡單的人，我丈夫*說得對，我的文章比較低調，我的人其實是極簡單的。我還是個終日渾渾噩噩，有點傻更更的人。」
鍾玲玲敢愛但不敢恨，或者應該說，她不會恨。
攝影：李志超
「我愛意個人總是記著他的長處優點，一世都愛著他。」
不過她並不認為有人曾經像她深愛別人一樣地深深愛過她。
「我不了解男人，是不是，一剎那的愛就是他們的方式？年輕時有個男生說我太認真了，男生都不愛太過認真的女孩子的。其實我只是認真地去愛，我並不要求別人對我的愛負責任。」
末了她說：「我一切都無所謂，隨便你怎樣寫，反正都是過眼雲煙，始終都會過去的。」
我問她喜歡現時的生活嗎？
「不能說喜歡，人總是有他不滿足的地方，不過我又不知道怎樣才可以令生活更加好。」
鍾玲玲還差幾年便四十歲了，她說：「女人卅歲最好，四十也會好的，倒是像如今這個年齡就比較尷尬。相士說過，我卅九歲之後，一切就會好轉起來。」
我們走出越南菜館時，她額頭兩腮都喝得駝彫彫的，她還是那一句：「別給自己壓力，我知道寫我是挺難的，這麼瑣碎，我不介意，反正說話是最空虛的 ……」
*鍾玲玲的丈夫是前拔萃男書院校長張灼祥，現已離婚。
（原刊《號外》一九八七年六月號，轉貼自鄧小宇《站借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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