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孫淡寧（農婦）

（陸離臉書二Ｏ一六年十二月廿三日）

（Benny Ng臉書二Ｏ一六年十二月廿三日）

湘婦好義──憶孫大姐
沈西城

年剛九十四的農婦（孫淡寧女士）避離塵世，悄悄地走了，陶傑告我這消息，難過自不免。七四年得到克亮兄引薦，認識了農婦，跟別的年青人一樣管她叫「孫大姐」，在現實生活裏，她是眾人的大姐，對青年，吁寒問暖，盡伸援手，我是其中一個受惠者。七五年初離開又一村出版社後，一直賦閒在家，大姐不知從哪裏知道了，約我見面，地點是《明報》報社對面小餐館，一見面，便罵：「媽的！小葉！啥個事體，沒上班也不找大姐！」跟住嘰哩呱啦嘮叨了一大堆，我沒插嘴餘地。呷了口咖啡，孫大姐氣平心靜，關懷地問：「小葉！你打算怎樣過？老婆、小孩要養的呀！」我默然無語。孫大姐微咳一聲，略抬頭，半白頭髮在燈光下閃出銀光：「我替你找個差使，好不？」我點點頭：「拜託了！大姐！」「這好！我的老阿弟寶毅剛去了《大任》週刊，需要一個編輯，你後天上班去！」不待我回覆，往下說：「好了！今天到此為止，大姐還有稿子沒弄妥！」拿起檯上單子，跑到櫃台結帳，我趕上去搶，她眼一瞪，像銅鈴，吼道：「你敢？」我乖乖就範。辛辣、直率、豪邁，是湖南人的特點，這在孫大姐身上尤為顯著。

隔一天，我跑到中環「萬宜」大廈《大任》編輯部，見到孫寶毅先生，他握着我的手道：「謝謝你來幫忙！」我回說：「我資歷淺，怕幫不上什麼！」寶毅先生肯定地道：「不不不！大姐薦的人不會差到哪兒去！」這無疑加重了我壓力。上班不到一個星期，接到首項任務——訪問金庸，不待寶毅先生言明，我已猜到是大姐代籌謀的，她的先生（我們稱馬老爺）是金庸唸政治大學時期的同學，高兩班，是學兄。其時，金庸住在渣甸山，三層高洋房，二樓全層書房，壁髹淡藍，書架頂天，踏足其內，如進書海。訪問間，我問得多，金庸也答得多，攝影師小朱拍照連連，一個半小時完事，心情激盪不已，能訪問金庸，是那年代所有記者的夢想，既實現，下山時，興奮得跟小朱相與拊掌。第二天，大姐打電話來問訪問的情形，告以「順利完成任務。」大姐「嘿」的一聲：「別吹！拿來我看看！」我用一天時間寫好，跑上《明報》，親手交與她，老大姐真行，立馬翻看，並在不妥之處用紅筆打圈：「你回去改一改，可以發表！不錯！」我如奉綸音，奔下樓梯。這是我第一篇寫金庸的文字，可惜手邊無存稿，憾事也！

八二年夏天，為了寫《香港女作家素描》，跑去大姐太古城的家，暢談竟夜。大姐談鋒健，滔滔不絕，馬老爺疼她，從睡房走出來催她睡，這可惹火了大姐，嗔道：「噓噓！快去睡，別理我們！」轉臉向我說：「小葉！我有巴西咖啡，弄一杯讓你提提神！我們往下聊！」大姐一開腔，如奔流似驟雨，談文論藝，敍往憶舊，最精采的莫如親手槍斃了一個關東軍：「那關東軍還咧嘴哈哈大笑，笑聲猶如狼嘷，真是他媽的，心底大怒，拔出手槍，對住他的胸頭便是『砰砰』兩槍，跟住上前踩了他一腳，看看他到底死了沒有。殺完這個關東軍，我跑到下面乾了一大碗鄉下米酒，划了一大碗飯，心裏好不舒暢。殺人是多麼殘忍！我怎會變得如此殘忍？」我忍不住伸出手握住大姐的手猛搖，朗聲說：「好！殺得好！」大姐用右手食指捺在唇邊：「噓噓！別吵醒馬老爺！」時已夜深，我告辭，大姐送我到門口，說：「小葉！『作家』的定義，若由我定，大概是這個樣子吧——所謂『作家』，他的文章定要擲地有聲，有社會價值，有深邃的思想，能寫這種文章的人，才配稱得上是『作家』。」沉痛無奈的話，至今刻在心坎。想起劉海粟寫給大姐的一副字——「筆底人間煙火，紙上四海風雲。」大姐正在其中。

（《蘋果日報》二Ｏ一七年一月一日）

農婦
蘇賡哲

聽聞農婦辭世，享年93，是高壽了。一些往事浮上心頭，才驚覺已是半世紀前的交情。

這位大姐給我最深刻印象，是永遠自我感覺良好而充滿自信，是粵人所謂「信心爆棚」的厲害角色。我十五六歲時，明報還在黃泥涌道，曾帶我過訪編輯部，不知道有沒有甚麼職銜，總之就是她一個人在指點江山，揮斥方遒。所介紹的朋友，記得有倪匡大哥，剪陸軍裝，風華正茂，比今日的倪震還年輕，寫作生涯應該開始「跑入直路」了。孫寶毅也是她介紹認識的，大概是她的族親，農婦神神秘秘附耳說：「他搞第三勢力。」左舜生同樣是她介紹的，據說第三勢力方面嫌他大嘴巴，守不住秘密，不讓他參加。這樣說來，第三勢力雖然辦過

不少刊物，似乎還是不願太招搖的。和今日香港獨立黨的大聲吶喊比較，時代真是不一樣了。

不過，農婦的神神秘秘附耳，可能是進行某種心理攻勢。有一次，在中環美心餐廳偶遇，她又是聲綫特低地告訴我：「周總理邀請癩痢頭去北京訪問。」癩痢頭是她兒子，看她表情是極興奮，極興奮為甚麼要壓低聲調搞神秘化，這種語言藝術太高深莫測，太難懂了。一定要弄個比喻，大概像走在路上，突然拾到一根金條，不能以正常聲調告訴人，因為畢竟有路不拾遺的道德高地。見周恩來並不就等於不道德，但她一直教誨我，共產黨人是邪惡的。當然，我也意會到平日她口中的周恩來已改為周總理了。

（蘇賡哲臉書二Ｏ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Linda Pun：圖片來自劉以鬯主編的《香港文學作家傳略》）

孫淡寧

孫淡寧（1922年12月23日－2016年12月21日），筆名農婦，另有筆名張昭明、紫箋等，祖籍湖南長沙，在上海成長，1942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新聞系。孫淡寧於1950年移居香港，是香港在1970年代到1980年代的專欄作家。1964年，那時她在《新民報》主編青年版《新聲》[1]，後來新民報倒閉，1964創辦《新聲》雜誌，寫作班子中有時為香港大學醫科生的黃震遐,《新聲》結束後，孫在1967年起先後任《明報月刊》、《明報》、《明報周刊》編輯。1980年代，在《明報周刊》撰寫專欄。後來由於香港前途問題於1982年移居美國馬里蘭州。1998年榮獲中國文藝協會頒發的中國文藝獎章海外文藝獎。

著作：

《鋤頭集》
《水車集》
《犁耙集》
《草鞋集》
《漁鼓歌》
《水泡泡》
《猴把戲》
《西風寄語》
《月亮與鐘聲》
《狂濤》
《揉和著書香的浪漫》
《農婦在江湖》

（《維基百科》）

筆耕「農婦』孫淡寧
吳萱人

《文學評論》第廿八期（2013.10.15）發表了司馬長風先生的遺孀盛紫娟撰寫的《往事如煙話「農婦」》，開篇便說：「我所認識的『農婦』，並不是真的下田種地的農婦，而是一個筆耕維生的女人，孫淡寧大姊……」，對孫大姐即時有了真確的介紹，跟着下筆，更見形象立體鮮明，完全是筆者與盛女士於一九六四同一年所見的「女中豪傑」模樣。到後來熟絡了，可以逕自出入孫家，偶見她抽起小雪茄，則更是型欵俱備的「大姊」前輩級數矣。

承主編林曼叔兄厚愛，今期籌組專輯稿件於喫茶之際，提出好幾位舊日專欄名家，筆者多口說要有女性作家，想不到返歸即接電郵約稿。幸好識孫大姊於六十年代，因而，可以一談採用「農婦」為筆名之前，《新民報•新聲》版時期，已在欄末用電版刊出「一手好字」（盛紫娟語）的直颯颯「孫淡寧」三字本名的大姊真人。不過，未入題前，倒很想回應盛文說老了的孫淡寧，「居然不知道司馬長風是誰」而吃驚，慨歎「一個人老到腦力退化，六親不認，到了這地步，真是太悲慘了。」我想：當時八十八歲（三年前）的老人，未至「六親」全部認不出來，但肯定淡走了許多往事記憶，因為她已把老大半生的記憶，託付在十一冊散文隨筆集子和一冊長篇小說裏，就如她已於一九八零年中司馬先生不幸後，在紀念集上撰文《給小欣欣》（先生之長子）曾卸下哀思兼撫慰小小生命。如今她本人隨著歲月流逝，往事卸與茫茫湮水，我們後生的，總難免感到難過，感到無奈，感到傷痛。

孫淡寧總其一生，可謂有三個時期。「專欄作家農婦」是中期下半的新筆名而已，之前在《新民報•新聲》副刊的青年園地版，主理編務之餘，更以本名寫專欄，與作者讀者溝通的前提下，還有憂國報國思想在鼓吹，這可是當其時一般正派報刊的做法，所以通稱「報人」，衆尊「文教界」，涵有「文化教育」或「人文教化」的意思，表示有其使命。那時《新民報》副刊由徐訏打理，他自身主編「文海」版。孫淡寧便是在那時期確立她的「青年導師」身分和地位。據她自我介紹，一九五零年「流居香港，寫稿維生」；翌年加入《中聲報》並協助創辦晚報任編輯職。可見，她來港之後，便與「聲」呀「新」呀結下不解緣，直至徐訏離開，她便逕自與其兄孫寶剛創辦《新聲》， 開始他們「創造者」（戴天語，見《新聲》改版周年紀念號賀文《〈新聲〉尋找誰？》中云：「《新聲》尋找人，也尋找共同的創造者」），再奮戰尋找目標青年的全新階段了。本港六七十年代出現好一批青年導師，泰半來自友聯機構，如秋貞理（諧音「找真理」，即後來成大名的司馬長風）周報上發表文字結集為《段老師的眼淚》；如李金曄、胡菊人、陳常則、林悅恆這四位前後社長，也有其他如陳虹、鍾期榮、何真（戴天早期筆名）、于平凡（許冠三筆名）、桑生（孫寶剛筆名）等等；還有任畢明（任不名）、作家徐速另外一批。其他陣營也有面向青年的「文藝工作者」，衹是他們相對低調，出名的不外乎一二，如何達或雙翼°與新生代青年讀者接觸，當然最好是新報刊新朝氣，提出若干口號則效果更佳。而每期有若干的短文，框為醒目專欄，又比長篇大論易入人心兼有少許「吊癮」的餘韻。於是，風行至今，各行各業，廣泛運用此形式了。

不過，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一九六四年夏到六九年二月十五日止，辦了九期十六開度的《新聲文摘》雜誌，改版為八開小報的《新聲》半月刊，續辦了二十七期之後，意興闌珊。六七年三月，不大見光的自家育成「新一代文社」全力接辦，改為無期數的不定期「月刊」，一直到六八年十一月中，再恢復半月刊。筆者大約在這期間被邀加入主理新設的「文潮」版，冥冥中與徐訏的《新民報•文海》前後作個遙遠的呼應，亦前後完整括起孫淡寧夢廻青年時代的「再揚新聲」之路。

究竟孫大姐在抗日時期於祖籍湖南以至負笈上海（復員後再返上海辦報）兩地，有過甚麼事業和形成了甚麼救世理念？答案是：蟻社和「阿須藍」精神。關於當年蟻社，她介紹是抗戰時期的青年組織團體之一：

是所有青年組織中，最有力的團體，除大中學生之外，還有職業青年：包括工廠工人、學徒、店員、碼頭工人、電器工人、商行職員、政府公務員、銀行、鐵路、海關職員、教員，以及新聞從業員等等……成員中，以職業青年為最多，構成了工作的主力。

在抗戰中，蟻社果然發揮了很大的力量；在各黨各派團結一致抗戰方面，立下了不少汗馬功勞……因為他們之前有過一般自我教育階段，也可以說是準備階段， 所以付諸行動時，能夠獲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節自《談「蟻社」──抗戰時期的青年組織之一》《新聲》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日

至於「阿須藍」精神，她說：

想起印度的大靈魂甘地先生，和他老人家的「真理學院」──阿須藍。阿須藍是一個很美的地方，充滿靜穆和溫情，住在裏面有大學教授、思想家、民族運動者、學生、工人，雖然他們不同身分， 卻有一個共同的信心，那就是，他們必然會獲得真理。

節自《新聲文摘》第八期，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日

撇開字障，我們清楚抗日戰爭的共同大敵是日本鬼子，而甘地對抗英殖民政權謀求現代印度的建立，則是不得了的建國行動，絕對不止於靜聚院落清議那般簡單。抗日終於慘勝復員，又到國共再啟內戰戰幔，蟻社真理尋找之路，是否另闢蹊徑？尤其是山河「共」佔後，「流居」香港的她及其兄長、難友，要找機會再起？難怪她在刊物封面版左標榜：「新青年的刊物，新一代的心聲！新一代的呼聲！新一代的吼聲！」成一行銘句，又用怒獅欲吼的圖案襯底，似遙與清末革命先烈陳天華作《獅子吼》的精神呼應。

這就是我所認識的時娛周刊長壽專欄作者，未闢「鋤頭集」而配以「農婦」新筆名的孫淡寧之前的事業歷程。她為這段時期，在劉以鬯編《香港文學作家傳略》（頁769）自撰云：「一九六四年創辦《新聲》雜誌，這是一份青年人的刊物，討論承擔國族責任問題」。是則，成功了嗎？直截了當一句：沒有。她亟用了「引而不發」的醞釀、啟導、催生手法，隨着本港六七十年代興起的文社潮，結識大量文社青年；甚至為擺平社際間的齟齬，一九六四年二月十日，在港島北角紅寶石西餐廳，一字長蛇陣，盡邀各文社代表到場的豪舉，以認識她欣賞的青年。但結果下來，衹能另行組得若隱若現的「新一代文社」，如依蟻社路數，該省一個「文」字，逕呼「新一代社」，似較近她的「創造者」「承擔國族責任」的理念。而衆所周知：組織其實伏有發展為再建國團體的可能性，實非聚合到一些認同「發揚中國傳統文化，遵行『知識在道德上紮根』學習原則為主旨」（新一代文社徵求社友啟事）的「青年工友及同學們」加入便成事。文社到建國之路，太初階段性了；所以本港1890年最早的輔仁文社，1895年便轉型與孫文合組興中會香港總會，首發建國革命的序幕。到了後期，視《新聲》為「家」，視孫淡寧為「慈母」的新一代文社成員，念漢在乍聽得孫「慈母」要結束《新聲》時，直率地說：

《新聲》不是她一個人的，正如她在報慶一期的《家常話》最後一段說：《新聲》是一個家，如果我們不是過度偏拗，或者是不甚了解她的時候，我們都會承認她是這個家的慈母……

「家」的文社成員除念漢外，有馮若魯、韋漢、石上溪、青燄和火種。其中火種最出名，他是今天仍在中環行醫的著名腦科專家黃震遐，曾任民選立法局議員，亦是論政團體「太平山學會」的首屆會長；另有「兩位前輩」，桑生與孫淡寧。桑生即其兄孫寶剛，據漢元（南宮搏）在其最後著作《香港的最後一程》內，「第三勢力」篇中述及：「又還有民社黨的孫寶剛先生等，也俱是熟人而非朋友級，自然無從談及第三勢力。」（〔台〕時報出版，1984）。兩三年前，孫寶剛逝世，黃震遐連同舊友在報章刊登廣告訃文，尊稱誼父，可見「家」關係一深至今。但第三勢力煙消雲散，在政治活動連結本地文化青年的經驗，失落的豈衹來自湖南上海的孫大姐，一九四三年已任「湖南青年團抗日宣傳組組長，兼任流亡學生招待所指導員，講授『敵情研究』、『游擊戰術』，包括『疏散』、『焦土』、『爆破』、『通訊』、『野戰』等課程。」（見劉編《傳略》頁769）她在九七前如此自撰家底，也夠耐人尋味了。所以同是第三勢力卻未必同一隊伍的司馬長風，再婚點名必請，有其素衷；而兩位分別寫有富個人色彩的長篇《海茫茫》、《狂濤》，也甚特別。

既然同道不同隊，原友聯機構的成員或作者、通訊員便多有來稿，如司馬長風兼用秋貞理兩個筆名及盛紫娟、胡菊人、戴天、陸離、小思、喬政、喬休思、多難、海曼，當然還有大批來自各文社的勤寫少年。但她的興趣，明顯放在大專學生和在職青年身上，她重視的「自我教育」的是思想而非文藝，「利用等待中的日子， 深思，討論，且要紮紮實實的做好準備，以待隨時付諸行動的日子到來。」（出處同《蟻社》文），甚至在《春雷》創刊號（春雷文社社刊，1965.10.23）上云：「他們不衹寫作毫無根柢，更談不到對文學的認識與研究，但是，他們那股摯愛祖國文化的狂熱，卻深深的感動了我。在此時此地，居然有初學步的孩兒……找尋被推垮的祖國文化的木樁，想將它重新奠立，這情景，能不讓人感慨而欣慰？」她所着重的，是清楚的，但也很「務虛」，以摯愛祖國文化將人留住。她生命中的輝煌，是於「一九四四年，日軍侵入湖南，第九戰區成立『湖南戰地服務隊』，她任第三隊隊長，往前線工作。敵軍攻陷衡陽，轉入湘西、湘南一帶，結合當地軍民遊擊隊組織，共同作戰，直到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大家意想不到的是， 上述一番經歷「破格」自撰於《香港文學作家傳略》內。所以，她先是抗日戰士，然後返回本科任記者以至報人，她應用文字，但未抵文學作家身分；同時，在文化思想到時政取向方面，並未清晰示人。這情況，引起身旁青年的質疑和同輩代不同隊伍者的批評。前者有念漢在改版周年紀念當期，撰文《總答覆》：

至於說，我們衹能引起別人的痛苦，卻沒有辦法使人從中看到明確的道路（亦即是所謂「衹說不做」）。我們承認的是我們沒曾指出明確的道路，而除了寫、說，我們也的確沒有做到甚麼事情。但是，我們夠資格指出道路了麼？

在我們未曾反省清楚，尋出真正毛病所在之前，我們沒有能力，也沒有膽量提出一條所謂「道路」。

後者則是于平凡（許冠三）早在半月刊周年紀念號上撰「特稿」《「迷路老馬」的話》：

我想要說的是：老一輩的人不必以「識途老馬」自視，以為自己走過的路是對的，而年輕一代的，也不必對這些「老馬」抱太高的希望。

結果是孫淡寧在停刊的末後三期（1969.1.6），做了自白：

我現在下筆比較淡，比較理性多了，但誰也不會了解這正是我的悲哀。

近年我所接觸的一切，使我的夢幻碎裂，我開始面對殘酷的現實，我雖然發現過去所付出的愛和血汗獲得了溫暖，同時也獲得了澈骨的冰寒，我在溫暖與冰寒中掙扎，也曾一度懷疑自己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於是，我強迫自己收斂過分奔放的感情，再埋頭於……亳不涉及情感的領域。

一九六九時年四十七歲的她，原來在六七年已入《明報月刊》，再轉《明報》，「埋頭於國際問題，讓自己滾向最枯燥的，毫不涉及情感的領域」任編輯，直到七十年代末，轉職《明報周刊》經年的她，纔首次在「流居」地，出版了平生第一本備受讀者關注的專欄雜文集──《鋤頭集》，署名：農婦。

承傳至今逾百年大報使命傳統，自立門户辦《明報》的青年查良鏞，除了知曉開創之難，一定要有投合小市民市井口味，灑灑鹽花及證明成功的刀光劍影之外，一整版有水準的「報屁股」副刊，是為必備重心，有助建立報格與報譽。所以很快《明報》副刊擦亮了招牌。據傳，副刊內每位專欄作者，均由他出面禮請的，相反，生面人不易得小方天地。後來，為安撫有志者，闢了五百字方塊可供來稿的「自由談」，果然欄內人才輩出，有笑說副刊編輯的生殺大權，衹及此欄。同樣，周刊雖由雷坡主政，辦刊如辦報，刊內對版面專欄，亦嚴求水準與均衡，不輕易更換作者，也不唯娛樂八卦起居注，倒有長壽如黃俊東書話，衣莎貝（亦舒）隨筆，綠騎士異地生活，杜杜（何國道）口味；再如加入一些泥士親切味，來了「農婦」話舊勸活，又是一片均衡天地。筆者少時，真的為了追看黃俊東讀書心得而長時期習慣性購買。

孫大姐在周刊的日子，相信有十許年，直至一九八二年退休，剛好六十。

換變另個時期的「農婦」，多得王司馬為她紙上造型，直至最近的結集：《農婦在江湖》，仍不捨畫筆造型。於是，讀者但知世有專攔雜文作家「農婦」，不大在意經歷過大時代風雲，因而滿懷風霜的也算奇女性孫淡寧了。

十許年來，周刊每年五十二期，假如每期八百字，竟有五六十萬言了。本地天地圖書公司，為之分別出版了《鋤頭集》（1979）、《水車集》（1979）、《犁耙集》（1979）及《草鞋集》（1994）；另本《扁擔集》（1984）則歸博益出版。最早的首集，似由《明報》出版機構初版，頗為風行，無疑她的大地泥土氣息是有吸引力的，加上濃洌人情味，首集的「頭」開得好，奠定了讀者緣，尤其是她豪邁敢言，快人快語，是城市人較缺少的。另外，前期三集，同年亦由台北遠景付梓；湖南文藝則選輯了一冊《農婦隨筆選》（1985），算是湘女還鄉了罷。

孫大姐在周刊的專欄，九七前已易名「老夫老妻」，特色依舊。到一九八二年，移民美國，用三年時光完成她生命中重要的前傳《狂濤》（1989年，天地版及遠流版）長篇，自介「是敍述抗戰期中，血淚交織的真實故事。沒有寫作技巧，沒有刻意佈局，衹是將那個時代青年的思想、作為和苦難，做了個較完整的紀錄。」卸下前塵，孫大姐在美國開展了晚晴的「西風寄語」舒快隨心的新生活，結集亦豐，有首集《西風寄語》（1987），之後有《揉和着書香的浪漫》（1990）、《漁鼓歌》（1992）、《水泡泡》、《月亮與鐘聲》（2004）及《猴把戲》（2004）均天地版，六書俱雜文，同一系列。闔家赴美的晚晴人，反而可隨時跨地遨遊，兩岸出入自如，要痛哭一番的，她不自我抑制：「且憶卅年前，風狂暴雨急，倉皇別故里，親人相對泣，含淚自玆去，前路渺無極，天地兩悠悠，我將何處息？……」（節自《犁耙集》代序詩），又云：「盧溝橋破曉，露冷人聲悄，細語橋上獅，遊子回來了！……熱血成塵土，烽煙古戰場，杯酒奠英烈，淒然欲斷腸。……」（序詩二）歷史既已回眸，再哭無助今後；眼下的不大情願當之的「作家」（ 見《猴把戲》頁118），在最近結集《農婦在江湖》裏，已完全豁達地去國「買來夷土建吾家」！今國既非可熱血再報効之故土，何不買土自慰？她在書前來了段「老農婦的話」：

數十年漂泊，處處非家處處家，老來思定，落居美國，築了個窩──小白屋，這就是我安度餘年的家了。

人問：「小白屋在別人的國土上，你能排除流徙的感覺嗎？」我的答覆是：「我在大學山區擁有的土地，是向美國政府買來的，一如美國買阿拉斯加，踏上小白屋前院的石階，便踏進了中國。」這種意識或多或少能鬆解一些家國的情結。

面對如今九秩晉一的老者──我似看到一個複雜心情卻不待細論的無奈魂靈。譚嗣同就義前遺句：「有心殺敵，無力回天。」恍若又響耳畔。

又如忽跑到她的小白屋前，問她可記得我是誰？她大概會反詰：儂是啥箇小赤佬！

寫於2013癸巳冬至後

（《文學評論》二Ｏ一四年二月十五日第三十期）

往事鼸如煙話「農婦」
盛紫娟

我所認識的「農婦」，並不是真的是那下田種地的農婦，而是一個筆耕為生的女人，孫淡寧大姐，寫得一手好字，拙著封面「畫樓春曉」四個字，就是她的手跡。

我並不知道她的原籍，她的家世，甚至她的年齡，但她是司馬長風的老朋友， 「老」到什麼地步，在什麼地方認識的，怎樣認識的，我也一無所知。

我開始知道她，是在一九六四年，我與司馬長風預備結婚發喜柬時，請的客人都是司馬長風的朋友，他在寫喜柬時自己對自己說：「這個人不能不請。」這個人就是孫淡寧，他稱「大姐」的人。後來以「農婦」做筆名的專欄作家。

在我們結婚的宴會上，最出風頭的就是她，而不是我這新娘子。她大聲談笑，與男客猜拳鬥酒，給我大開眼界，真是女中豪傑。

那時司馬長風在《明報》上夜班，他上班後，我獨處斗室，看書或寫文章。孫大姐常在司馬長風上班後來訪，她也不怕走黑路，也許她會武功。既然丈夫稱她「大姐」，我自然就名正言順的被稱「弟妹」。第二年我懷了孕，她更是常來，有時帶來一盒糖，有時帶來一些嬰兒用品。我特別記得一雙毛綫織的小袜子。兒子出世後，她常來看乾兒子，甚至帶了她的女兒來，因為這個女兒是司馬長風的崇拜者。當我生了女兒榮榮之後，已搬到繼園上里，為了按時能付供樓費，我又開始工作。由她家走到我家，要經過北角街市，長長的英皇道，還要走一段頗不短的山路，但這也沒有難住她，她照常來訪。有一天我下班回家，發現女兒的小臉哭成花面貓，覺得奇怪，問丈夫：「你打了她？」司馬長風連忙解釋：「我怎麼捨得，是孫大姐來了，榮榮不喜歡，她說了三個鐘頭，榮榮哭了三個鐘頭。」這以後孫大姐每次來，絕不空手，不是玩具，就是糖果，反而令我不好意思。她對我說：「小孩子也得賄賂賄賂。」

一年一年過得飛快，兒子已上小學五年級了，但頑皮搗亂依然如故。孫大姐叫他「攪屎棍」，但他倆好像有緣，她有時帶了欣欣逛街買玩具，小吃店吃東西，所以欣欣十二歲之前，除了父母外，這個「馬媽媽」在他心目中也非常重要。

一九七八年，我帶了兩個孩子移民來美，司馬長風曾兩次寫信吿訴我們，孫大姐也去了美國，可能來訪。最盼望她來的就是欣欣，來了兩次，不但沒有來訪，連電話也沒有一個，最失望的當然也是欣欣。

我再見到「農婦」時，已是司馬長風去世之後，我回港辦事，她打電話約我在《明報》見面，因為我是「熱喪」之人，她的姐姐很忌諱。幸虧金庸並不忌諱，我與農婦並坐在沙發上談話，金庸默默地站在那兒。我有金庸的全部武俠小說，也算是他的崇拜者。小說中那樣風趣，妙語連篇，本人卻是沉默寡言的人。孫大姐問：「他的文學史寫完啦？」我答：「寫完了。」孫大姐又問：「在紐約你住在哪裏？」我答：「皇后區法拉盛。」當我吿訴她司馬長風病危時的情景，她說：「人到最後都是這樣的。」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她和金庸。

二零一零年我出版了《司馬長風逝世卅周年紀念集》，有心送她一本留念，四處打聽她的下落，只聽說早已移民美國，後來陸離找到了她的電話號碼，原來就在華盛頓。我當晚撥了電話，是孫大姐本人接的，說話聲音仍是中氣十足，我吿訴她，我是誰，她想不起，她又問：「你是誰的太太？」我想，她既然與司馬長風稱「兄」道弟幾十年，不記得我，總該記得他吧，所以我大聲答：「我是司馬長風的太太。你可記得繼園上里？欣欣和榮榮？」她喃喃自言自語：「不記得了，想不起來了。」真是奇怪，她居然不知道司馬長風是誰。生、老、病、死，人人難免，但一個人老到腦力退化，六親不認，到了這一地步，真是太悲傪了。

司馬長風是個很有口才的人，每次講演座無虛席，在學校敎書，也頗受學生歡迎，但那時每逢這位孫大姐來訪，他只有聽着的份，完全沒有機會開口。我猶記得，她每次來訪，一坐就是幾小時，這樣的交情，她難道真的忘了？她不記得我，難道連「攪屎棍」欣欣也忘了？欣欣今年已四十七歲，已近半百，榮榮的大兒子馬上中學畢業，快念大學了。回首往事，大夢一場。

已經三十多年，現在我想起丈夫，已不再流淚，也許淚已流乾。明天是六月二十五號，他去世三十三周年，兒子忙於電腦，女兒忙於法律，每個人都很忙，「唔得閒」陪我去墳場，今年去墳場獻花的又只是我一個人。時間固然可以醫好心靈的創傷，也可使人淡忘那許多幸與不幸的往事，往事如煙啊！

2013年6月24日

（《文學評論》二Ｏ一三年十月十五日第二十八期）

農婦在江湖
陸離

久別重逢「農婦」孫淡寧孫大姐，時間緊迫，好像軍事行動一樣，匆匆落實相約星期二，地點定在她的「香港保姆」陳家寶醫生家裏，這樣子九十高齡的孫大姐談累了可以隨便窩坐大沙發，或倚憑，或躺卧，甚至站起來走走，舒舒服服去自己的洗手間。她不用拐杖，行動敏捷，聲如洪鐘，急起來仍然喜歡大叫一聲，晶片雙瞳「眼仔睩睩」看着你，會讓你聯想起小動物澄明的眼神。

就是瘦了。還矮小了一點點。以至她從客房裏走出來，第一眼，我就想起那個古老的故事：媽媽打兒子，兒子從來不哭。直至這一天，兒子哀哀哭起來。母親問故，兒子解釋：「從前您打我，我痛，知您仍然健壯。現在您打我，我一點也不痛，知您年老，體力衰退了，因此傷心。」

這樣的故事，每次念及，都要隱慟。（就像饒宗頤老師有一次在電視紀錄片裏，遙看西山紅霞，淡然輕說：「太陽就要下山了，不捨得啊。」）

孫大姐當然不會打人，但我從前很害怕擁抱孫大姐，正如我害怕擁抱單慧珠：她們的份量比較重，抱起來根本是熊抱。感謝去年張敏儀、今年孫大姐，讓我學習感受到擁抱的親切和溫暖。張敏儀原本纖小如香扇墜，孫大姐一下子「小動物」了，不由你不先「憐香」，後「惜玉」。好抱，再抱。

更珍惜合照：熊志琴、小思（盧瑋鑾）、駱友梅、孫大姐、我、石琪。桌上是孫大姐不知第廿幾本新書，《農婦在江湖》，「天地」剛出版，封面畫作是我們懷念至今的「牛仔爸爸」王司馬。

（《蘋果日報》二Ｏ一一年十月廿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