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夢南
一九九二年，關夢南主編《星島日報》「文藝氣象」版，該版以每日萬字的篇幅刊登作家投稿，當時董啟章、韓麗珠、樊善標剛開始寫作，分別把作品寄到「文藝氣象」，分別收到關夢南的電話：「你的文章寫得很好，很有潛質，以後多多投稿。」
那年，董啟章是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碩士生，經老師也斯把作品轉交關夢南，自此以每月一篇一萬字小說的速度投稿，所有稿件都極速刊出。「試想想，一個新人，在投稿的一個月內，便看到自己的小說在重要報紙的副刊大頁上連續三天連載，那真是做夢一樣的事情。」
那年，韓麗珠中三，寫了一篇關於聖誕節的千字散文投稿，她也收到關的鼓勵電話，以後也間中收到關的電話，主要是對作品的簡單評價。關對她的寫作起步是重要角色。「剛開始寫作的人對於被閱讀這件事毫無概念，但他擔當了讀者與編輯的角色，給我一些評語，這是很大的鼓勵。」
那年，樊善標在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念研究院，在吃午飯時收到關的電話。「傳說舊日有些編輯會打電話給新作者予以鼓勵，想不到我也得到這種待遇。」他的大學同學王良和也常常鼓勵他寫作，可是寫作後投稿到哪裡呢？當時發表園地無多，但他把稿件投給文藝氣象，總是一星期左右便獲刊，「這種寫作推動力真是無與倫比。」
文藝氣象創版不久，投稿人數已非常多。關認為，文學編輯如果想推廣文學，不能只守著一個版面，於是他與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合辦「小說作坊」與「新詩作坊」，希望該版會有更多作者、讀者支持。董啟章參加了小說作坊，樊善標參加了新詩作坊，新詩作坊的學員還有潘步釗，當時他剛開始教書，現在是裘錦秋中學（元朗）（下稱裘錦秋）的校長。潘憶述，那時他們的師生關係非常友好，課後常常一起喝東西，以後也維持著一年一聚。
潘在二零零六年任職校長。二零零七年，他邀請關夢南到裘錦秋任駐校作家，每星期來兩天，朝九晚五地在一間辦公室裡，與老師、同學談談寫作與文學，有點像文學社工。第二學年，關每星期駐校一天。潘以為還有第三年，但關說有點悶，想做別的事情。那是他們見面最多的日子，他們常在午飯時間到茶樓喝茶，話題不外乎文學教育，那時，關已跟潘說想辦一本中學生文學刊物。關不想再辦一本雜誌是一邊辦一邊知道它很快會停刊。而潘認為：「如果學生不看這本雜誌，你做到曉飛也沒有用！你要學生肯看才有用。」潘說：「我們都認為這類雜誌如果想有穩定銷量，就必須和學校的校長與中文老師建立良好關係，而不是同人雜誌的形式，即大家做完一本自己喜歡的雜誌就放到書店賣，坦白說，有甚麼可能賣得好？到一間學校做書展賣一次雜誌，可能比一間書店賣一個月更多。」
關夢南在零九年九月離開裘錦秋，申請香港藝術發展局（下稱藝發局）資助需時半年至一年，申請獲批，然後尋找工作同行者。二零一一年二月，《香港中學生文藝月刊》（下稱中刊）面世，關夢南又再做回他的老本行：文學編輯。
做編輯之前，他是投稿者。他在一九六八、六九年開始投稿，投到當時兩大發表園地《中國學生周報》與《大拇指》。那時，他的工作是銅器雕刻，常常拿著鐵鎚與鐵鑿在細小的銅鎖上雕花。
他在一九六二年偷渡來港，從廣州經澳門再到香港，與母親會合，後來弟弟也來港了，他們一家三口租住在亞皆老街唐樓一個單位的下層床，上層床住了賣涼茶的一家，那個單位共有十多戶人。後來他們搬到彌敦道一間騎樓房，房裡有個小廳，他就在那裡雕刻銅鎖。那年他十四歲，無錢升學，便做學徒，日間工作，晚上讀夜校，從小四讀起，後來升讀夜校英文中學。他開始投稿。第一篇在《中國學生周報》獲刊的散文〈我的一天〉寫銅器雕刻，筆名「恆心」，很快就轉用筆名關夢南。他的本名是關木衡。「當年香港的發表園地較多，刊登後會有稿費，其實是很好的鼓勵，我記得〈我的一天〉的稿費是八元。後來我投了一篇詩評，稿費是廿二元，我很開心，拿稿費請幾個同事到上海館吃飯，有小籠包、酸辣湯。」仍覺園地不夠，他便與幾個文友合辦一本手抄刊物《秋螢》。「因為我們寫詩太弱，無人登，就自己登自己，自己給人看，這是當時的普遍現象。」
會考後，他在中學教書。他原本想做編輯，打算從校對一職做起，可是沒有通過《超然報》的校對測試。教書十多年後，他才如願以償在《東方日報》當校對。一年後，他轉到《星島晚報》任職編輯，九二年主編「文藝氣象」，該版在一年後停刊，他轉編「陽光校園」，那是一份針對中、小學生市場的校園中文刊物，設推銷部，編輯部與市場部常常開會討論如何辦這份校報，他開始接觸到「刊物推銷」的概念。當時他主要負責處理學生投稿，投稿者需寫上校名及年級，很快收到韓麗珠來稿，他才知道韓是中四學生，這麼年輕。關又重新聯絡董啟章供稿，董在那裡發表的文章後來結集為《紀念冊》、《小冬校園》和《家課冊》。「雖然是學生報，取材要稍為調整，但是，畢竟是個可以持續發表的地方，這對我能寫下去是個很重要的支持。」董說。
在《星島日報》任職七年，他被解僱了。那時他是負資產，一家五口等他開飯，他每日都在街上流連，不敢讓家人知道他失業。他回想，覺得自己那時的詩寫得最好，但他那時最不快樂。後來，他在《東方日報》當副刊兼新聞版編輯，他對新聞工作一無所知，一個五十二歲的新人，經常捱罵，想想家裡的妻子與女兒，所有責罵都捱過去了。
大概是工作太忙吧──他的二女關秀慧（Elise）總覺得爸爸很少和他們相處，從不要求他們寫作或讀文學作品，也不特別指導他們的功課或未來，父親總是夜夜歸家，一臉倦容。當時，一家人最親密的時光是父親煮飯給他們吃，一家人一起吃飯聊天，直至現在，這仍是父親與他們最親密的相處。「他很喜歡烹飪，我們也喜歡吃他煮的東西，他煮得很好吃，如鹵水鴨腎、薯仔炆鴨，我們總覺得他應該是在這方面出名才對！他還在飯後洗碗，真是辛苦，我們人人都不喜歡做這工作，他卻無所謂，一手包辦，很快就煮好一頓飯，這令我覺得很幸福。他在外面的文學出名不會令我有很深感受，但煮飯是爸爸才會做的事。」
六十歲又被《東方日報》解僱，此後他與文友合編《秋螢》詩刊、《詩潮》詩刊、《小說風》，每次都是支撐數年便告終。他認為從銷量看，三本雜誌都失敗。「銷量差其實就是一個市場問題，社會裡很少人讀文學雜誌，發表的人多，但討論的人不多，真是願意拿錢出來買的人就更少。那麼，要在甚麼地方找讀者呢？我覺得中學生是個頗大的市場，所以開始籌辦一本中學生文學雜誌。」他念念不忘文藝氣象，很想再做當年的編輯工作。一次又一次辦雜誌失敗，他想，與其歸咎於市場，不如好好檢討自己。
「中刊的方針就是一定要以中學生為基礎，即以讀者為基礎，以銷量為基礎。編輯不再像從前一樣常常爭論文學意義，從前常常在想：辦這本雜誌對文學有甚麼貢獻？如何開創？如何傳承？甚至會講平等、講自由，格調定得很高，可是一本雜誌首要解決的其實是銷量問題。我們當然有文學底線，但我們不會拿出來談，談也沒有用。」
他找來《星島日報》同事李洛霞一起擔任中刊編輯。李說：「我們較深感受的是，我們開始寫文章時，很多雜誌會有青少年版、學生版給我們投稿，現在這些版面愈來愈少，如果有份這樣的月刊，喜歡寫作的人就會多一個機會，這是大家共同的想法。」中刊一直以三分一或以上的篇幅刊登學生作品，「這其實是直接鼓勵學生寫作。沒有人一開始就寫九十分的文章，他有七十分也會刊登、會鼓勵，這是喜歡寫作的人的催化劑。我們常常看見一個同學今年的文章比去年明顯文從字順，思想有深度。只要是好文章，中刊就會刊登，好文章是名家可以有、中學生也可以有，而我們最重視的是在學生投稿裡找出有水準的文章。」
他找來董啟章擔任中刊的董事，以建立更高的認受性。當時，董已是香港的知名作家。董欣然答應，「我認為文藝雜誌對作者的起步是重要的，一個新作者，不會有機會貿貿然出書，必須先通過在刊物上發表，來獲得認識和評價，所以在最初幾年，首先是關先生編的文藝氣象和陽光校園，其他的有《素葉文學》、《突破》、《香港文學》、《文學世紀》等，都是我在較早時期發表過小說的地方，很多在自己寫作成長上有特別意義的作品，都是在刊物上刊登的。」
本學年，裘錦秋每月訂閱中刊約一百五十本，《大頭菜文藝月刊》（下稱大頭菜）約五十本，中刊主要訂戶為中三學生，大頭菜的主要訂戶為高中生。學校老師會鼓勵學生訂閱，但不是強迫訂閱。老師有時會在課上與他們一起閱讀這兩本刊物，分享讀後感，有時給學生自由傳閱。潘步釗說：「作為一個工具，中刊很容易幫我們把文學帶給學生，它走的是普及路線，而它也確實令文學教育在校園裡的佔有率多了很多。關先生有一個很好的策略，就是這本刊物和很多學校都有關係，邀請老師把學生作品組稿登刊。我們學生的稿較多在中刊發表，他們喜歡看這本雜誌也很正常。」
潘續說：「現在很多喜歡文學的學生最後未必選修文學，但我常常對推廣文學的人說，我們向年輕一代推動文學教育，怎樣才叫做成功？未必一定呈現在選修文學的人數上，而是呈現在多少年輕人因為我們的努力而喜歡文學，事實上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的，我們不是要文學不死嘛。文學教育不是要把文學放在非常高的位置，而是普及，我們在中學做很多事情也是希望普及，我們做教育不是要把一個學生變成很出色的作家，這應交給中文文學獎、藝發局資助青年作家來做，我們一般學校所做的事是令整個下一代都可以合理地接觸到文學，對文學有基本的認識和尊重，而當中有天份的，社會應有地方給他們發表，所以我樂見香港有中刊。」
關洛瑤（Yoyo）在兩年前加入中刊，任職推廣經理。從前，她是關夢南新詩班的學生，也是《秋螢》的投稿者與讀者，她在這本雜誌獲得了非常多的新詩養份，最後《秋螢》停刊，她很傷心。從旁觀者變成參與者，與關一起辦雜誌，她更覺得銷量重要，「如果沒人買沒人看，做得再好也沒有用。每次雜誌清倉，我們全部員工都會很開心。」
Yoyo加入前一年，關夢南自負盈虧辦了一本《小學生文藝月刊》（下稱小刊）。從構思中刊開始，他就想辦小刊。「我覺得中學成功，小學沒有理由不成功，小學生的家長很願意花錢買書給小朋友，所以我一直覺得做小學可以自負盈虧。後來一些機會來了，就是有人捐款，有印刷廠打折或免費幫我印，因為他覺得我做的事很有意義，我在中刊的編輯薪金也可以用在小刊上。」與中學不同，他在小學不曾教班、辦活動，毫無人脈，一切由零開始。他逐間學校叩門，訪問校長，第一間受訪學校立即替他訂了數十本，並介紹其他校長給他認識。有間學校把原本捐到該校的款項轉贈給小刊。他開始到小學教童詩工作坊。不斷有熱心人幫忙，可是小刊至今仍在虧蝕狀態，他好幾次想停刊，最近又想停刊。幸好教協有為圖書坊希望開拓小學閱讀市場，主動邀請他到小學校園擺賣，他見每次擺賣，都增加三至五個訂戶，又再眼前一亮，覺得有希望了。「有了一個新方法，新一年要更努力，就有機會達到銷售目標。」
Yoyo笑道：「他常常跟家長說：幫下個小朋友。好像我們是慈善機構。他其實是一個很內向、很不擅詞令的文人，常常帶著三四十本小刊到學校擺賣，我本來只負責拍照，但後來發現他總是跟家長說『幫下個小朋友，等佢學好啲中文』，然後很真誠地對家長分享他的教學心得，家長非常同意，十分鐘後，家長沒有買書便走。這不是推銷。」於是她走上前跟家長解說小刊到底有甚麼版面，有多少語文練習、詩詞漫畫、寫作教學，家長覺得這本書和學校課程有關，可以提升孩子的中文成績，便欣然訂閱。
兩年前，關又再辦一本大頭菜，閱讀對象是高中生與大專生。當日申請藝發局資助失敗，卻得一班熱心文友支持，轉瞬籌得十萬元，再加上中刊三個編輯每人每月捐助二三千元，又再加上到中學推銷所獲的四五百個大頭菜訂戶，這本月刊不會賠本了。「現在大頭菜的讀者有四百幾是高中生，百幾個大專生，社會青年可能是幾十，所以我看看讀者群便明白以前為何總是失敗，因為沒有讀者，沒有足夠的社會青年會買我的文學雜誌。」無論如何，社會青年也需要投稿園地。文藝氣象是他編輯夢的起點，而大頭菜，是他對文藝氣象編輯方針的延續。
「投稿有兩層，最初你在不成熟那層，一段日子後就會上升為另一層，後來就成為作家、名家、大家。其實一本雜誌，多一個名家就會排擠一個非名家。」
「報紙就像一個搖籃，文藝氣象培養了一批人，有些人現在回頭幫你推動文藝，在不同方面幫助你。」
「我在文藝氣象很少約稿，但要填滿版面，所以喜歡找新人寫，新人的好處是很熱情，我有個地方給他們刊登，而且有稿費，很容易就聚了一群人。大頭菜也是這樣，我每個月都要填滿它，很快就一個月。做編輯是你要有眼光看到作者的天份，然後鼓勵他，做這些很小的工作。」
如何發現作者的天份？「很易看的，他一定要很敏感，想法與眾不同，大概這篇文章會很粗糙，但我會刊登，登這個作者的好幾篇稿，如果到了第八篇也沒有進步就不登，告一段落。其實有很多人投稿，你一定要給他們機會，這一大批人裡面會有一些人慢慢浮上來，寫得特別好，進步非常快，然後就成為你刊物裡的核心份子，因為他是你的刊物培養出來的。最重要是時間，給時間作者慢慢成熟，時間也不會太長，兩三年你就看見他跑出來，你不用跟他說甚麼，你就一直刊登，他會覺得你重視他。最近李浩榮投詩，我覺得他的詩寫得很好，便叫他多寄幾首給我，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好的詩人，便為他做了一個專輯來鼓勵他。作家得到肯定，會更用心寫。」
評語重要嗎？「看情況，因為評語很多時候都是過譽，當然說中了是好的，但很多評語都說不中，反而令作者有種錯覺，覺得自己已經很好，但事實並非這樣，如果你未到一個階段而做那個階段的事，例如出詩集，這對你的寫作路其實是不好的。」
他的編輯夢，其實也一直推動著別人的文學夢。
──韓麗珠，作家。
她十八歲出版小說《輸水管森林》，出版過程並不順利，甚至不斷遭受批評，令她懷疑自己的能力。「但因為這件事發生前，有個編輯給了你很多鼓勵，好像幫你打了個底，所以有些東西不會那麼容易完全被摧毀。」畢業後，她終於來到自己夢寐以求的工作崗位：文藝報刊的編輯，她不時想起關。「他懂很多東西，同時很謙卑，是對工作謙卑。後來我讀關先生的詩集，他有很多詩都是寫家庭的，他怎樣對太太、怎樣對母親，其實我覺得他怎樣對待文學，與他在詩裡呈現他怎樣對待家人是一樣的，我忘了是哪篇，他說為何他那麼辛苦工作是因為想供樓、養家，要盡力做爸爸的責任，他認為爸爸的責任應該是供樓、令家人無憂，但其實他不一定要這樣做，很多爸爸都不是這樣的，但這是他給自己的要求，他將自己完全付出給身邊的人，就好像他現在其實可以退休，但他退休後繼續做文學刊物，把自己好像變成肥料一樣種出花來。」
後來，她辭職了，她想寫小說。後來再次工作再次辭職，她想寫小說。她沒有想過以後，那時覺得編輯的薪金也是僅僅足夠糊口，留在家裡也省了車費、飯錢，她很容易就適應了貧困的生活。「我沒有特別想以後怎樣，我常覺得，這刻過得好，以後就會好。未來會怎樣，是取決於你當下這刻有沒有好好生活。」
──樊善標，作家，中文系教授。
他的幾個研究，都圍繞報紙副刊裡的文藝部份，特別是與青少年有關的部份。他研究副刊上的青年如何實踐他們的寫作，或報紙副刊如何引導青年寫作。「當年通過文藝氣象接觸的關先生令我印象深刻，後來我研究青年寫作園地，常常要考慮編輯究竟在想甚麼。──編輯通常不會跑到台前解說，我只能通過簡短的編輯部啟事和刊登的作品來猜測編輯所想的事情，關先生常常是我參照的對象。我不是說那個人一定在做關先生做的事，但我想到他們處理的是類似的事情，他們很可能有些相通之處。」
「他是一個教育者，一個普及文學的人。我認為香港非常需要這種人。他提供了很多機會給未曾接觸文學的學生嘗試發表的滋味，發表後他們可能會發現天底下原來有這樣的東西（文學）可以繼續去追尋。中學生在升大學後可能不再寫作，但我和關先生都相信，一個人在生命某個時刻嘗試過文學的一些滋味，即使他將來不再追求，也不會覺得其他人的追求不可思議或者愚不可及。」
時間真快，Yoyo在中刊工作兩年了。她大部份時間都很自由，想試甚麼，跟關說一聲，關便讓她試。而關在她眼中是「正能量怪獸」，即使工作再多再趕，她總是擔憂做不到，但大家最後也能完成。她對銷量或活動前景感到悲觀，關又會把一切說得很樂觀。「他開始辦即席作文比賽時，我覺得怎會這麼容易就有幾千人參加，結果又有；他開始做大頭菜時，我超級不看好，叫他等中刊站穩陣腳再搞，他說可以了，這樣又辦了接近兩年。」「他很辛苦，我常常覺得他是變態的、痴線的，我十時上班，會發現他在清晨五時已覆了我電郵，然後他要去送書，六時出發到屯門、天水圍，送書回來是八時，然後開始做編務、教寫作班。我有時不讓他送，因為地點太偏僻又不順路，但他會說這樣走一圈很便宜，長者坐地鐵才兩元，省點錢給雜誌。」
他就是這樣親力親為──潘步釗說。「他的形象就是經常托著一些書，拉著一架好像水貨客的手推車，一天到晚在天水圍、元朗送書，連運輸工作也兼任的編輯，你可以說對他敬重也替他傷心，因為理論上不應該是他做的，而我一直看著他很堅定很持續地做這些事，不為名也不為利，不會有一種我是前輩、大作家的架子，這其實並不容易，今時今日我也未必可以放下這麼多身段、不顧一切地工作，而他總覺得無所謂。」
Elise有時也會覺得爸爸太辛苦，但又覺得他需要雜誌這工作，「沒有寄託不知做甚麼好，太空閒。我們試過叫他不要做那麼多東西，一起去旅行，但他的取捨是他喜歡做這件事多於旅行，這是他的興趣，那我們沒有辦法，因為要尊重他的興趣，像他尊重我們的興趣，從不強迫我們做甚麼。」
現在關有了三個小孫，Elise發現他常常模仿小孫說話，「他的外表很嚴肅嘛，所以他扮小孩子說話我就覺得很好笑，很親切，他從前不是這種感覺的，我們是怕他和尊敬他。例如，他最細的孫說：公公你返工啊小心啊看車啊，他就扮小孫再說一遍，我就覺得很好笑。我很喜歡他這樣。」
樊善標當年參加關的創作坊，總記得關對作家的描繪都是很悲慘的，但這種悲慘又是那作家所以偉大的原因。他最近發現關先生對於別人熱愛文學的門檻好像降低了。「他現在能夠接受把文學當作興趣，不是非做不可，而是行有餘力才做，做這些事令他開心。他本人能維持生計，並且弄孫為樂，這樣很好。我們不該要求別人傾家蕩產來追求文學。我覺得他現在同意了不需要很悲慘才能做一個無愧於文學的人，我從旁察看，也覺得他的晚年是很愉快的。」
近年，關夢南愈來愈少寫詩了，自覺要寫的都寫完了。「我現在的生活是辛苦，但我沒有掛慮，我很舒暢，所以寫不到詩。寫詩或寫其他作品都一樣，要有經歷。要是沒有經歷，痛苦不大，又不用付出很慘痛的代價，怎會寫出動人的作品？」
所以寫不到詩真快樂，因為快樂；寫到詩也快樂，寫完就轉化了那些不快樂。
唯一放不下的，就是一個編輯夢。他希望可以辦一本稿費較高的文學刊物，同時希望這本刊物可以解決讀者的問題。「我希望我有生之年可以做到這件事，將三本刊物做到合共一萬份以上的訂閱，再收廣告費，然後用這筆錢來推動文學創作。我希望有這樣銷量大的刊物，大家都來投稿，用回文藝氣象的編輯方法。沒有銷量，質素也很難出來。」
（《立場新聞》二Ｏ一七年七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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