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要由14年前講起，當時我念大學一年級升二年級，暑假赴台北背包旅行，在敦南路誠品書店偶然看到傅月庵先生剛面世的《蠹魚頭的舊書店地圖》，拿上手翻閱之後，才知道有一種書店叫做舊書店，又稱「二手書店」，所售書籍並非最新出版，而是經過歲月洗禮。舊書店予我的吸引力最初是售價廉宜，後來在於無窮驚喜，每次踏進店門都不知會遇到什麼寶藏，偶爾會有你搜尋已久的絕版書，甚至是此前未知它存在的隱世好書，這種樂趣絕非新書店可以媲美。
香港多寶藏 惜缺乏整理
總言之，自此一發不可收拾，除了每年一次赴台灣「朝聖」，每星期在香港大小舊書店「報到」，還曾赴東京、京都、北京、上海和桂林等著名舊書城市「尋寶」。在2013年，亦即我首次在台灣接觸舊書店的10周年，有幸獲得台灣教育部贊助，用兩星期時間走遍台灣全島，從北至南遍訪當地舊書店，最後寫成《寶島舊書店之旅》報告，翌年獲台灣政府列為對外推廣的12種特色旅遊路線之一。
然而，像台北、東京、上海等城市，都有著作專門記錄和介紹當地的舊書業及舊書店；相反香港作為百多年來中西文化薈萃、資訊自由流通之寶地，舊書業的特色和份量絕不遜於這些城市，可是至今未有一本相關專著，不但令海外書迷無從「按圖索驥」，甚至本地人也未必認識我城舊書店。於是，作為投入舊書世界僅十多年的黃毛小子，我斗膽地萌生了想寫這樣一本書的念頭；恰逢三聯書店和新閱會合辦、兩年一度的「年輕作家創作比賽」來到第六屆，而我已接近參賽年齡上限……終於東拼西湊湊起一點勇氣，膽粗粗去嘗試班門弄斧。
回到文首的問題，本港舊書業狀況遠較想像中樂觀，主要有兩大原因。首先，正如其中一位有逾六十年經驗的舊書店老闆形容：「舊書店以往就像涼茶舖，最緊要開在人來人往的地方。」但近年很多舊書店都搬到新界街市、舊區工廈甚至離島等租金廉宜之地，卻仍能吸引足夠客人上門；事關舊書書迷有別於新書客人，淘書決心很堅決，即使地點偏遠也無礙他們登門尋訪。而現今Facebook、微信等社交網絡發達，舊書迷圈子細小，一家新店開張很快一傳十十傳百；所以舊書店不必再在旺區捱貴租，並有更寬裕空間建立自身風格。
科技助經營 新客源冒起
另一個新趨勢是，「八十後」和「九十後」等年輕客源在最近兩三年湧現，這是很多店主都留意到的驚喜現象。皆因當今年輕人誕生於數碼時代，看慣了網上瞬息萬變的Facebook、可隨意修改的Wikipedia等資訊，反會萌生「復古心態」，愛從白紙黑字印刷、一經付梓無法修改的舊書當中，追尋歷史價值和感覺。
我正職是在《信報》擔任專題組組長，報業近年亦被視為夕陽行業。而我在製作拙著的過程中，也為自己增添了勇氣。正如神州舊書老闆、74歲的歐陽文利先生強調：「這個世界沒有什麼夕陽行業，任何生意都可以是『朝陽』，只看你有否用心和用腦去經營，能否配合時代進步。」又如我的書房店主、「八十後」的莫思維所言：「即使書業萎縮，但香港喜歡淘舊書的人起碼還有幾萬個，只要我能夠吸引當中一半人，讓他們都成為我的客人，那就一定『有得做』。」
除了深入介紹全港15家舊書店，拙著還會記載本港舊書業歷史，並探索其社會和文化意義。獲得太多人幫助，在此無法一一致意，但有幾位師長必須特別感謝。小思老師抽空接受訪談，為我解答了「舊書對於社會及文化意義何在」此一懸於心中多年的疑難。董橋先生在數年前跟我聊天給予點撥，讓我親炙到一位老派讀書人的風範，下決心繼續以文字為志業。我的「啟蒙之書」作者傅月庵先生，慨允為拙著撰寫了精采的序言。崇拜已久的日本畫家山口潔子女士，為拙著繪製了《香港舊書店招牌群像》作為封面圖畫。《信報》總編輯郭艷明女士給予我莫大鼓勵和自由度，讓我可在公餘時間製作此書。
最後，慶幸有健康的靈魂之窗，才可盡情沉浸書海，拙著的個人版稅將全數轉贈予我一直支持的奧比斯（Orbis）眼科基金。
《香港舊書店地圖》作者黃曉南。
（《信報》二Ｏ一七年七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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