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如何在敵人的槍口下辦報？《華僑日報》社長口述歷史曝光
編按：隨着歷史檔案的陸續出現，日本侵華的暴行愈揭愈多。戰時，同被日本管制的香港成為各路消息的重要樞紐。香港資深報人岑維休因戰時復刊《華僑日報》，被視為「漢奸」。今日適逢九．一八紀念日，一份由岑維休口述的歷史文稿，授權本版刊登，聽聽岑維休親口講述戰時之事。
今年是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八十年，也是日本戰敗投降和香港重光七十二周年。隨着戰後的歷史檔案不斷更新，日軍在戰時所犯的暴行便愈揭愈多，學者專家們孜孜不倦的探究精神，實功不可沒。不同時代都有不同的學者用各種方法去尋找、記錄淪陷區的人和事。
為歷史留證據
一九八一年七月，時任香港中文大學新聞系教授的皇甫河旺帶了學生助理，到港島荷李活道《華僑日報》報社拜訪創辦人岑維休，展開口述歷史訪問。皇甫河旺這次訪問竟然成為「絕訪」，因為岑維休四年後便過身，而他之前從未接受過訪問親身講述淪陷期間香港報人如何忍辱負重。幸虧皇甫河旺的及時搶救，淪陷期間這段報業黑暗歷史才得保存下來。
皇甫河旺說，岑維休的口述歷史中，最珍貴的部分是從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日軍佔領香港，至一九四五年八月香港重光的三年八個月中，《華僑日報》如何在夾縫中生存、岑維休本人如何受辱等等。口述歷史研究完成後，由學生助理整理錄音謄寫成文字，再經受訪人過目補充資料，最後寫成約4萬字的報告，這份報告的內容還包括另兩份香港歷史悠久的報紙：《工商日報》和《星島日報》兩位負責人潘仁昌和賈納夫的口述歷史。皇甫河旺最近在美國《世界日報》撰文說：「這份報告隨我於一九八六年從香港回到台灣，二ＯＯ四年又隨我去了香港。我深恐這份珍貴的史料從我手中意外散失，極盼公諸於眾。二Ｏ一三年幸蒙香港新聞教育基金會樂意收留，存放香港新聞博覽館，我終於如釋重負。」
筆者退休後在北京大學歷史系攻讀碩士課程，畢業論文題目是：「日據時期香港報紙附敵問題研究」，皇甫教授這份口述歷史正好可作參考。
獨家的戰時記憶
我根據岑維休口述史料，另查閱了大量當年的報紙，並蒐集香港及英國的檔案、中英文專著，經查對、考證，終於還原了部分歷史真相，釐清《華僑日報》是否為漢奸報的疑問。今年四月，我以畢業論文為基礎，出版了《淪陷時期香港報業與「漢奸」》一書。最近我和皇甫河旺教授見面，再次提到他當年的口述歷史手稿，我們都認為這份手稿內容應該讓更多人知道；因此皇甫教授授權《明報》「世紀版」把這份手稿連載，並由我對連載內容作適當註釋。皇甫教授同意，為方便讀者閱讀，部分章節次序會調整，重複的內容會作適當刪減。今天首先刊出皇甫教授手稿裏綜論香港淪陷前後的報業情况。原稿標題是──
香港報業的黑暗時期──日軍統治下的三年八個月
日本侵華的烽火向南蔓延，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同日開始進攻香港。此後的兩個多星期，全港九陷於炮火連天。《星島日報》、《工商日報》及《華僑日報》都在戰火中繼續出版，報道戰爭動態。但親日的《香港日報》則於此時被香港政府下令停刊。香港守軍與日軍經歷十八天的防衛戰，十二月廿五日下午終於向日軍投降，此三大報於是自動停刊（鄭明仁註：事實上《華僑日報》並沒有停刊，中央圖書館存有該報的微縮膠卷）。
爪牙下的報人
日軍佔領香港後，在滙豐銀行大廈設總督部，並且成立「南支派遣軍報道部」，管制新聞工作。此時，原已被香港政府停刊的《香港日報》首先以勝利者的姿態復刊，但是因為此報是受日軍資助，沒有多少銷數。報道部鑒於需要民營報紙協助宣傳政令，曾脅迫三大報恢復出版。《工商日報》堅持不屈，該報董事關祖堯、總經理胡秩五、編譯主任潘仁昌等工作人員輾轉撤回國內自由地區柳州及重慶，從事直接或間接與抗戰有關的工作。未撤離董事羅棟勳大律師為日人所殺，法律顧問施玉麟律師則被監禁。
《星島日報》董事長胡文虎當時擔任國民政府參政員。香港淪陷後，他與重慶來的政府要人陳友仁、顏惠慶、周作民等人被拘留在「香港大酒店」（現在港島畢打街的中建大廈）。後來胡文虎因病就醫，獲釋回到虎豹別墅休養，但仍受監視。在日軍所施的壓力下，《華僑日報》與《星島日報》終於一九四二年恢復出版。
接着陸續復刊的中文報紙有：《南華日報》、《華字日報》、《循環日報》、《大眾日報》、《天演日報》、《自由報》、《大光報》、《新晚報》，連上述已復刊的《香港日報》、《星島日報》、《華僑日報》一共十一家。但是由於白報紙供應不足，日本佔領軍政府又強迫各報合併，成為下列五家：《香港日報》、《南華日報》、《華僑日報》、《香島日報》、《東亞晚報》，各報每天出紙也只有一大張。其中的《香島日報》是《星島日報》於六月一日改的新名稱，總編輯為前《星島晚報》主筆傅鏡冰，不久即由賈納夫接任。八月，社長胡好與總編輯賈納夫藉率球隊去澳門比賽，在澳門逗留一段時間後潛往國內。
管控下的香港報業
日軍報道部為加強控制報業，曾着手組織「香港新聞記者協會」。此外，報道部對報紙內容還作嚴厲的檢查，每篇報道經過檢查、蓋印後才准許發表。發表後如發現仍有問題，報社的負責人如岑維休、總編輯及寫稿人往往被召去盤問、警告、恐嚇。《華僑日報》面臨大的文字獄有四次，每次都以寫悔過書才了事。
這時期，各報的香港本地新聞多為日本官方消息，很少反映民生的疾苦。國際新聞反而受重視，各報都刊在第一版。國際新聞主要是日本的消息，其次是日軍佔領下的中國大陸、東南亞及太平洋地區的新聞。電訊大致都採用日本同盟社的消息。中國國內新聞小部分採用中央社（屬於南京汪精衛政府）的消息。歐洲戰局緊張時，各報如刊歐戰消息，來自德國的海通社。
各報消息來源都受日本軍方控制，無論新聞、圖片、特稿都大致相同，內容顯得貧乏單調。加上香港經濟蕭條，報紙在廣告、發行方面也處於一個黑暗時期。
日軍佔領下的香港到了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物資及糧食極端缺乏，饑殍、棄嬰載道，甚至發生吃人肉的事件。《香島日報》及《華僑日報》此時都附帶從事社會救濟工作。胡文虎曾成立公司到廣東用萬金油換米回來，以原價賣給或免費捐給老人院、孤兒院、保良局、東華三院等慈善機構。《華僑日報》則發起救助棄嬰運動。一年之間捐款所收容的棄嬰有一二百名，由天主教設在港島西營盤的凌月仙嬰童院負責照顧，轉由殷實人家認領。此外，該報曾發起捐款，維持在華人社會中頗有歷史的東華三院不至停頓。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香港的日軍則於八月二十日向英軍投降，日本佔領軍發行的《香港日報》和親汪精衛南京政府的《南華日報》立即停刊。《星島日報》與《華僑日報》則於整修、添置器材後，恢復出版日報和晚報。《工商日報》原有的人員此時光復後從內地回港，翌年二月五日恢復日報，晚報則於二月十五日復刊。《星島日報》繼《華僑日報》與《工商日報》之後，於一九四八年被香港政府選定為登載法律廣告之有效中文報紙。
（《明報》二Ｏ一七年九月十八日）
淪陷記事：我不辦報了，就給你辦吧 岑維休憶淪陷區報人報事
作者按：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六日，時任香港中文大學新聞系教授的皇甫河旺訪問了香港《華僑日報》創辦人岑維休，作為香港資深報人口述歷史一部分。岑維休在訪問中講述《華僑日報》創辦經過。一九二五年的「省港大罷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香港淪陷，《華僑日報》都成為主角。今天，我們摘錄岑維休憶述日佔時期他本人的親身經歷。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軍進犯香港，保衛戰展開了。我們為了生活，仍然繼續出版，直到廿五日英軍宣布投降為止。此時，日軍已經將《南華早報》接收過來，出版了中文的《香港日報》和一份叫Hong Kong Times的英文報。這個接收《南華早報》的日本人，其後要求我合作，我問他如何合作法，他說可以利用《南華西報》（即《南華早報》器材來出版。其實這又是變相合併《華僑日報》的一種辦法。我不答應，就說：「我不辦報了，就給你辦吧。」這麼一來，當然交易不成功。關於這點，我可以自負地說：當時在香港的人如果知道此事，是會多謝我的。因為《華僑》後來在日本壓力之下被迫出版，但並非和本人合作，總算權操在我，可以利用種種方法，在紙面上、在文字上，表達出最終勝利必屬於我國的信息，給在淪陷期內的香港居民一種精神上的安慰與鼓勵。生活雖然極度慘苦，總算還能夠生存下去。
香港光復後，遭日本囚禁的當時華民政務司那魯麟先生，曾因此來函本報，對我們在當時的工作表示感謝。這封親筆函現在仍然由《華僑日報》保存。在淪陷期中，《星島日報》改名為《香島日報》出版，香港算是有兩家戰前存在的報紙。至於還有一家後來也要出版，就未能獲准。後來日本人反而從廣州方面引來好幾家報紙，一張叫《西南日報》，其餘就不大記得了。
淪陷後的香港，一九四二年情還好些，四三、四四年就很悲慘了。由於在軍管之下，治安還不太差，但是掙扎在統治者的暴政之下，加上飢餓，人們實不容易生存下去。於是饑殍載道，餓死的人見報的也以百計，未見報的當然還有很多。於是港九都有發生飢餓者吃死人肉事件，甚至還未斷氣，那些飢民已在切割垂死者大腿上的肉了。因此之故，街道上被父母遺棄的嬰兒也特別多。
《華僑日報》因此發起了運動，呼籲社會人士捐款，救護這些棄嬰。同時，並和西營盤的凌月仙嬰童院（天主教的）聯絡，我們盡力捐錢，他們則盡量收容由《華僑日報》或私人送來的嬰兒，前後約一年之間，收容到的棄嬰達一百多二百名。該院修女還告知我們，這些嬰兒都由她們起一個帶有華字的姓名，例如，陳華╳、李華╳之類，這些苦命者多能成長下去，由殷實人家認領作兒女。光復後，我們特地去「凌月仙」探望他們，還有十多廿個仍然留院。此批戰時棄嬰如果個個成長的話，至今（編按：指一九八一年）已是四十歲出頭的人了。
關於《華僑日報》在日本佔領時期出版，也有一述必要。香港既是一個孤島，淪陷後大家自然無路可逃。《華僑日報》本來已停刊，一九四二年初，日本的南支派遣軍報道部（主管報紙、電台和一切宣傳），派人來《華僑日報》找我說：「目前香港需要有份民營報紙（香港日報是日資，沒人看），日軍屬意《華僑》復版，看來你是非幹不可。為了香港，為了自己和職工們的生活與安全，我勸你還是接受了吧。」這是棉裏針式的講話，明面是勸說，實際隱含殺機，看來是非幹不可了。我們經過內部磋商，結果唯有接受，但有保留條件，即行政完全獨立自主，只受日軍檢查，不受干涉本身內部事務。對於這點，日方也總算做到了。雖然在三年零八個月當中，日本憲兵幾次興文字獄，威脅要加害《華僑》的人，但總算在驚濤駭浪的艱苦旅程中勉強渡過。不幸中仍算有幸。至於《星島》為何改作《香島》，又其他報紙為何活動復版無功，那是他們的事，我是不大清楚的。
日本人的新聞審查
當時所有在香港的出版物，都隸屬南支報道部新聞班。所有報紙在出版之先，必須經過檢查，即使檢查通過了，如果有言責，新聞班也不用負責，頂多是疏忽，實際的罪責仍在出版者、編輯與寫稿人。所以，在長長的三年八個月中，我們實在不好過，一覺醒來，如果聽到報道部或憲兵部「請」去談話，那將是一件令人喪氣而擔心的事。
有一次，由於《華僑日報》刊登一段廣告（並非新聞），被東區憲兵隊叫去「談話」，憲兵部就在現在的跑馬地黃泥涌道聖保祿女子中學。我被帶到一間小房，暫不派人訊問，而由許多頭兇猛的軍犬看守。如是者一坐就是大半天，連大小便也不敢去。因為我恐怕一移動，這些兇猛的軍犬就會撲過來。臨了，大概憲兵們認為我受夠了，才施施然過來，指責我們刊登這段廣告不是，我當時唯有自承疏忽，他也很快換另一副面孔，先斥退了那些軍犬，然後我們又談論許久，才將我放走。去時未晌午，出來時已是晚上了。至於這段廣告內容，現在已記不起，錯處出在哪兒，日憲兵不講，我當然也無從知悉。但無論如何，不能不自承錯誤，否則後果更不妙。
夾縫中抗日
我們除了利用中國文字上的技巧，或用雙關語，或用日本人看不出的典故，來隱諷日軍，指出其必敗。例如我們偷聽到廣播，說麥克阿瑟將軍率領十萬大軍、幾百艘戰艦、幾千架飛機來反攻日軍。我們就報道說，盟軍永不能反攻打勝日軍，因為他們沒有若干十萬大軍，若干百艘戰艦和若干千架飛機云云，人們就知道，麥克阿瑟未來反攻的部署了。
此外，我們又利用副刊、版頭畫來作暗示。例如，一棵松樹曲折地植在盆栽之上，人們就會聯想到松井石根（日本軍閥侵華統帥）已在華北喪師；小室一角，外面是紅日西沉，人們就知道日本不久就要投降。如此種種，令日軍防不勝防，也很難找出《華僑日報》編輯有何錯處。當然，三年八個月中，並非全無風險，小警告不計，大的文字獄也曾有過四次，每次都以寫自白（悔過）書告終。
作者簡介：鄭明仁，資深傳媒人，香港浸會學院傳理系畢業。退休後研究歷史，北京大學歷史系碩士。
（《明報》二Ｏ一七年九月十九日）
編按：隨着歷史檔案的陸續出現，日本侵華的暴行愈揭愈多。戰時，同被日本管制的香港成為各路消息的重要樞紐。香港資深報人岑維休因戰時復刊《華僑日報》，被視為「漢奸」。今日適逢九．一八紀念日，一份由岑維休口述的歷史文稿，授權本版刊登，聽聽岑維休親口講述戰時之事。
（圖片來源：作者供圖）
今年是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八十年，也是日本戰敗投降和香港重光七十二周年。隨着戰後的歷史檔案不斷更新，日軍在戰時所犯的暴行便愈揭愈多，學者專家們孜孜不倦的探究精神，實功不可沒。不同時代都有不同的學者用各種方法去尋找、記錄淪陷區的人和事。
為歷史留證據
一九八一年七月，時任香港中文大學新聞系教授的皇甫河旺帶了學生助理，到港島荷李活道《華僑日報》報社拜訪創辦人岑維休，展開口述歷史訪問。皇甫河旺這次訪問竟然成為「絕訪」，因為岑維休四年後便過身，而他之前從未接受過訪問親身講述淪陷期間香港報人如何忍辱負重。幸虧皇甫河旺的及時搶救，淪陷期間這段報業黑暗歷史才得保存下來。
皇甫河旺說，岑維休的口述歷史中，最珍貴的部分是從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日軍佔領香港，至一九四五年八月香港重光的三年八個月中，《華僑日報》如何在夾縫中生存、岑維休本人如何受辱等等。口述歷史研究完成後，由學生助理整理錄音謄寫成文字，再經受訪人過目補充資料，最後寫成約4萬字的報告，這份報告的內容還包括另兩份香港歷史悠久的報紙：《工商日報》和《星島日報》兩位負責人潘仁昌和賈納夫的口述歷史。皇甫河旺最近在美國《世界日報》撰文說：「這份報告隨我於一九八六年從香港回到台灣，二ＯＯ四年又隨我去了香港。我深恐這份珍貴的史料從我手中意外散失，極盼公諸於眾。二Ｏ一三年幸蒙香港新聞教育基金會樂意收留，存放香港新聞博覽館，我終於如釋重負。」
筆者退休後在北京大學歷史系攻讀碩士課程，畢業論文題目是：「日據時期香港報紙附敵問題研究」，皇甫教授這份口述歷史正好可作參考。
獨家的戰時記憶
我根據岑維休口述史料，另查閱了大量當年的報紙，並蒐集香港及英國的檔案、中英文專著，經查對、考證，終於還原了部分歷史真相，釐清《華僑日報》是否為漢奸報的疑問。今年四月，我以畢業論文為基礎，出版了《淪陷時期香港報業與「漢奸」》一書。最近我和皇甫河旺教授見面，再次提到他當年的口述歷史手稿，我們都認為這份手稿內容應該讓更多人知道；因此皇甫教授授權《明報》「世紀版」把這份手稿連載，並由我對連載內容作適當註釋。皇甫教授同意，為方便讀者閱讀，部分章節次序會調整，重複的內容會作適當刪減。今天首先刊出皇甫教授手稿裏綜論香港淪陷前後的報業情况。原稿標題是──
香港報業的黑暗時期──日軍統治下的三年八個月
日本侵華的烽火向南蔓延，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同日開始進攻香港。此後的兩個多星期，全港九陷於炮火連天。《星島日報》、《工商日報》及《華僑日報》都在戰火中繼續出版，報道戰爭動態。但親日的《香港日報》則於此時被香港政府下令停刊。香港守軍與日軍經歷十八天的防衛戰，十二月廿五日下午終於向日軍投降，此三大報於是自動停刊（鄭明仁註：事實上《華僑日報》並沒有停刊，中央圖書館存有該報的微縮膠卷）。
爪牙下的報人
日軍佔領香港後，在滙豐銀行大廈設總督部，並且成立「南支派遣軍報道部」，管制新聞工作。此時，原已被香港政府停刊的《香港日報》首先以勝利者的姿態復刊，但是因為此報是受日軍資助，沒有多少銷數。報道部鑒於需要民營報紙協助宣傳政令，曾脅迫三大報恢復出版。《工商日報》堅持不屈，該報董事關祖堯、總經理胡秩五、編譯主任潘仁昌等工作人員輾轉撤回國內自由地區柳州及重慶，從事直接或間接與抗戰有關的工作。未撤離董事羅棟勳大律師為日人所殺，法律顧問施玉麟律師則被監禁。
《星島日報》董事長胡文虎當時擔任國民政府參政員。香港淪陷後，他與重慶來的政府要人陳友仁、顏惠慶、周作民等人被拘留在「香港大酒店」（現在港島畢打街的中建大廈）。後來胡文虎因病就醫，獲釋回到虎豹別墅休養，但仍受監視。在日軍所施的壓力下，《華僑日報》與《星島日報》終於一九四二年恢復出版。
接着陸續復刊的中文報紙有：《南華日報》、《華字日報》、《循環日報》、《大眾日報》、《天演日報》、《自由報》、《大光報》、《新晚報》，連上述已復刊的《香港日報》、《星島日報》、《華僑日報》一共十一家。但是由於白報紙供應不足，日本佔領軍政府又強迫各報合併，成為下列五家：《香港日報》、《南華日報》、《華僑日報》、《香島日報》、《東亞晚報》，各報每天出紙也只有一大張。其中的《香島日報》是《星島日報》於六月一日改的新名稱，總編輯為前《星島晚報》主筆傅鏡冰，不久即由賈納夫接任。八月，社長胡好與總編輯賈納夫藉率球隊去澳門比賽，在澳門逗留一段時間後潛往國內。
管控下的香港報業
日軍報道部為加強控制報業，曾着手組織「香港新聞記者協會」。此外，報道部對報紙內容還作嚴厲的檢查，每篇報道經過檢查、蓋印後才准許發表。發表後如發現仍有問題，報社的負責人如岑維休、總編輯及寫稿人往往被召去盤問、警告、恐嚇。《華僑日報》面臨大的文字獄有四次，每次都以寫悔過書才了事。
這時期，各報的香港本地新聞多為日本官方消息，很少反映民生的疾苦。國際新聞反而受重視，各報都刊在第一版。國際新聞主要是日本的消息，其次是日軍佔領下的中國大陸、東南亞及太平洋地區的新聞。電訊大致都採用日本同盟社的消息。中國國內新聞小部分採用中央社（屬於南京汪精衛政府）的消息。歐洲戰局緊張時，各報如刊歐戰消息，來自德國的海通社。
各報消息來源都受日本軍方控制，無論新聞、圖片、特稿都大致相同，內容顯得貧乏單調。加上香港經濟蕭條，報紙在廣告、發行方面也處於一個黑暗時期。
日軍佔領下的香港到了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物資及糧食極端缺乏，饑殍、棄嬰載道，甚至發生吃人肉的事件。《香島日報》及《華僑日報》此時都附帶從事社會救濟工作。胡文虎曾成立公司到廣東用萬金油換米回來，以原價賣給或免費捐給老人院、孤兒院、保良局、東華三院等慈善機構。《華僑日報》則發起救助棄嬰運動。一年之間捐款所收容的棄嬰有一二百名，由天主教設在港島西營盤的凌月仙嬰童院負責照顧，轉由殷實人家認領。此外，該報曾發起捐款，維持在華人社會中頗有歷史的東華三院不至停頓。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香港的日軍則於八月二十日向英軍投降，日本佔領軍發行的《香港日報》和親汪精衛南京政府的《南華日報》立即停刊。《星島日報》與《華僑日報》則於整修、添置器材後，恢復出版日報和晚報。《工商日報》原有的人員此時光復後從內地回港，翌年二月五日恢復日報，晚報則於二月十五日復刊。《星島日報》繼《華僑日報》與《工商日報》之後，於一九四八年被香港政府選定為登載法律廣告之有效中文報紙。
（《明報》二Ｏ一七年九月十八日）
淪陷記事：我不辦報了，就給你辦吧 岑維休憶淪陷區報人報事
戰後岑維休（右）獲頒OBE勳銜（圖片來源：作者供圖）
作者按：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六日，時任香港中文大學新聞系教授的皇甫河旺訪問了香港《華僑日報》創辦人岑維休，作為香港資深報人口述歷史一部分。岑維休在訪問中講述《華僑日報》創辦經過。一九二五年的「省港大罷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香港淪陷，《華僑日報》都成為主角。今天，我們摘錄岑維休憶述日佔時期他本人的親身經歷。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軍進犯香港，保衛戰展開了。我們為了生活，仍然繼續出版，直到廿五日英軍宣布投降為止。此時，日軍已經將《南華早報》接收過來，出版了中文的《香港日報》和一份叫Hong Kong Times的英文報。這個接收《南華早報》的日本人，其後要求我合作，我問他如何合作法，他說可以利用《南華西報》（即《南華早報》器材來出版。其實這又是變相合併《華僑日報》的一種辦法。我不答應，就說：「我不辦報了，就給你辦吧。」這麼一來，當然交易不成功。關於這點，我可以自負地說：當時在香港的人如果知道此事，是會多謝我的。因為《華僑》後來在日本壓力之下被迫出版，但並非和本人合作，總算權操在我，可以利用種種方法，在紙面上、在文字上，表達出最終勝利必屬於我國的信息，給在淪陷期內的香港居民一種精神上的安慰與鼓勵。生活雖然極度慘苦，總算還能夠生存下去。
香港光復後，遭日本囚禁的當時華民政務司那魯麟先生，曾因此來函本報，對我們在當時的工作表示感謝。這封親筆函現在仍然由《華僑日報》保存。在淪陷期中，《星島日報》改名為《香島日報》出版，香港算是有兩家戰前存在的報紙。至於還有一家後來也要出版，就未能獲准。後來日本人反而從廣州方面引來好幾家報紙，一張叫《西南日報》，其餘就不大記得了。
淪陷後的香港，一九四二年情還好些，四三、四四年就很悲慘了。由於在軍管之下，治安還不太差，但是掙扎在統治者的暴政之下，加上飢餓，人們實不容易生存下去。於是饑殍載道，餓死的人見報的也以百計，未見報的當然還有很多。於是港九都有發生飢餓者吃死人肉事件，甚至還未斷氣，那些飢民已在切割垂死者大腿上的肉了。因此之故，街道上被父母遺棄的嬰兒也特別多。
《華僑日報》因此發起了運動，呼籲社會人士捐款，救護這些棄嬰。同時，並和西營盤的凌月仙嬰童院（天主教的）聯絡，我們盡力捐錢，他們則盡量收容由《華僑日報》或私人送來的嬰兒，前後約一年之間，收容到的棄嬰達一百多二百名。該院修女還告知我們，這些嬰兒都由她們起一個帶有華字的姓名，例如，陳華╳、李華╳之類，這些苦命者多能成長下去，由殷實人家認領作兒女。光復後，我們特地去「凌月仙」探望他們，還有十多廿個仍然留院。此批戰時棄嬰如果個個成長的話，至今（編按：指一九八一年）已是四十歲出頭的人了。
關於《華僑日報》在日本佔領時期出版，也有一述必要。香港既是一個孤島，淪陷後大家自然無路可逃。《華僑日報》本來已停刊，一九四二年初，日本的南支派遣軍報道部（主管報紙、電台和一切宣傳），派人來《華僑日報》找我說：「目前香港需要有份民營報紙（香港日報是日資，沒人看），日軍屬意《華僑》復版，看來你是非幹不可。為了香港，為了自己和職工們的生活與安全，我勸你還是接受了吧。」這是棉裏針式的講話，明面是勸說，實際隱含殺機，看來是非幹不可了。我們經過內部磋商，結果唯有接受，但有保留條件，即行政完全獨立自主，只受日軍檢查，不受干涉本身內部事務。對於這點，日方也總算做到了。雖然在三年零八個月當中，日本憲兵幾次興文字獄，威脅要加害《華僑》的人，但總算在驚濤駭浪的艱苦旅程中勉強渡過。不幸中仍算有幸。至於《星島》為何改作《香島》，又其他報紙為何活動復版無功，那是他們的事，我是不大清楚的。
日本人的新聞審查
當時所有在香港的出版物，都隸屬南支報道部新聞班。所有報紙在出版之先，必須經過檢查，即使檢查通過了，如果有言責，新聞班也不用負責，頂多是疏忽，實際的罪責仍在出版者、編輯與寫稿人。所以，在長長的三年八個月中，我們實在不好過，一覺醒來，如果聽到報道部或憲兵部「請」去談話，那將是一件令人喪氣而擔心的事。
有一次，由於《華僑日報》刊登一段廣告（並非新聞），被東區憲兵隊叫去「談話」，憲兵部就在現在的跑馬地黃泥涌道聖保祿女子中學。我被帶到一間小房，暫不派人訊問，而由許多頭兇猛的軍犬看守。如是者一坐就是大半天，連大小便也不敢去。因為我恐怕一移動，這些兇猛的軍犬就會撲過來。臨了，大概憲兵們認為我受夠了，才施施然過來，指責我們刊登這段廣告不是，我當時唯有自承疏忽，他也很快換另一副面孔，先斥退了那些軍犬，然後我們又談論許久，才將我放走。去時未晌午，出來時已是晚上了。至於這段廣告內容，現在已記不起，錯處出在哪兒，日憲兵不講，我當然也無從知悉。但無論如何，不能不自承錯誤，否則後果更不妙。
夾縫中抗日
我們除了利用中國文字上的技巧，或用雙關語，或用日本人看不出的典故，來隱諷日軍，指出其必敗。例如我們偷聽到廣播，說麥克阿瑟將軍率領十萬大軍、幾百艘戰艦、幾千架飛機來反攻日軍。我們就報道說，盟軍永不能反攻打勝日軍，因為他們沒有若干十萬大軍，若干百艘戰艦和若干千架飛機云云，人們就知道，麥克阿瑟未來反攻的部署了。
此外，我們又利用副刊、版頭畫來作暗示。例如，一棵松樹曲折地植在盆栽之上，人們就會聯想到松井石根（日本軍閥侵華統帥）已在華北喪師；小室一角，外面是紅日西沉，人們就知道日本不久就要投降。如此種種，令日軍防不勝防，也很難找出《華僑日報》編輯有何錯處。當然，三年八個月中，並非全無風險，小警告不計，大的文字獄也曾有過四次，每次都以寫自白（悔過）書告終。
作者簡介：鄭明仁，資深傳媒人，香港浸會學院傳理系畢業。退休後研究歷史，北京大學歷史系碩士。
（《明報》二Ｏ一七年九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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