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學獎說從頭
吳萱人
當下廿一世紀，以智能急遽改變社會的異新時代，仍未能廢棄文學，就因為智能化到哪地步，依然要先設人工程序指令，而文學的產生，同樣來自人腦，發自心靈。人在生之旅的歷程，需要撫慰以至鼓獎勵活動，在今天的香港，仍是必須鼓動進行的。因而，有極可能性產生有裨益於人群、於社會的文學舞，接受潛移默化以醒魂魄，培育良知，尋找美好。
編輯發來電郵約稿，誇稱筆者為文壇健將、文社史專家，那可是我不敢承認的事，文社過來人倒是。早於一九六五年十月，在浩虔文社社刊《野草》第四期內，執筆寫下一篇《提倡文藝節芻議》，以和應上世紀六十年代前後的盛大文社潮，要求社會當局加以扶助發展。文啟其時所有文社未作之求，旋即被《中國學生周報》（簡稱《學周》）青睞撮要轉載，是我社名登上該報的首遭。
自此，筆者便與九七前蓬生的文學獎，結下不解緣，先後六七個，離不開任評判或活動講者，一幹凡廿許卅年。編輯再來電郵，躊躇整天，或許試試說從頭，細察如今。
上世紀六十年代，在大會堂首現有關文學的活動，在當時來說，真的可謂超大型。活動名為「文藝叢展」及「文藝叢談」，一九六五年八月由青年會及維多利亞聯青社合辦。其實主催最力的是著名文教中人姚漢樑先生。姚老早年移加，回饋斯土近有《香江歲月》乙冊。
橫空出世的史上大型活動，藏文學獎用意其內。「叢展」文學部分設有小說、文學理論、戲劇、散文、新詩及詩詞多樣獎項。一代至今有成的文社人，均以作品亮相。獲獎作品展廳展出手稿外，更安排部分作品現場誦讀，立體面向蒞臨觀眾，即時交流；而「叢談」則力邀文教名宿、上輩作家，與新輩文藝青年相見把談。
「青年文學獎」始於一九七二年
在該哄動一時的活動之前，本地文教團體，常有因應性質而舉辦徵文比賽，眾所周知，報章副刊亦多有青少年園地徵文活動。比較貼近創作性質的，有《中國學生周報》的周年報慶徵文，由始初定題轉為徵求小說創作，倒是轉捩點，大大拔高了青年創作水平。本地青年文藝作品豐收於小說，該記一大功。其成績部分結集在《新人小說選》。《學周》文藝版主要編輯吳平（即畢靈），本名吳汝鍵，未任斯職前，屬阡陌文社一員。他將《學周》提升為文藝分量充沛的刊物，用心組稿兼發掘新人，功不可沒。他每周編好文藝版之餘，再下一城，於報慶期間，籌劃多回文學討論；最著名者莫過於首回「香港文學問題」，帶來溫健騮行文《批判的寫實主義文學》討論。命題既繼承進步性的寫實主義思潮，跨過實踐時的做作與主題先行，要求在不弄花樣的寫作技巧內，不忘獨立性，以批判精神提高作品深度。那回討論，啟發本地史上首個長壽至今的文學獎活動──「青年文學獎」，始於一九七二年。
「青年文學獎」內部簡稱「文獎」，由中學時期創辦春蕊文社的洪清田升讀港大後，在大二逢學生會辦文化節時，倡議加入文學創作徵文項目為濫觴。翌年進一步設立「文獎」，並在兩大校內文社的基礎上，港大及中大學生會聯合組籌委會成常年主辦屬會，既面向大學生，亦開拓社會在職青年、青少年文藝愛好者。特點在每屆設立宗旨，指引創作向度；原的文章，後來被小思收入《舊路行腳—中國學生周報文輯》內。
本地首創文學獎，是着重宗旨的，歸結一句：有所為而來。而非繼後一些官辦或院校文學獎，無所謂宗旨不宗旨，就是提供新進寫手一次捧獎狀獎座和領獎金的機會，然後揚名。但「文獎」很快便遭到挫折，先是有其他院校要求加入，不果而停屆，繼而新屆宗旨談不攏，或港大中大各主理一屆，或人手欠缺，停單逢雙，隔年辦理，或乏資結集，但仍辦到如今。
「文獎」的意義，初期內外兼有。內則兩大文社的常期活動和社刊出版；促使港大主催過「香港四十年文學史學習班」，開班前整理了洋洋厚冊《資料彙編》， 成為研究學者作家小思早期倚重的材料之一。外則徵稿前到校外辦初級組及在校辦高級組系列講座，文學生活營則以高級組參與者為對象，特別是頒獎日評判與會後分組座談，派發籌委會（後改名協會）自身的半年刊或年刊或特刊，都圍繞文學而來，並非單單花開頒獎日。
至於成績，當然是發掘了一批又一批新人。每屆一部大結集，集內每組作品前均有評判代表撰寫導讀。除例有的文類，初期特色有劇本創作和報告文學（或名報導文學/實況文學）。後者最值得發展，可惜來稿不多而維時不長。冒起一批新人，自然有日後成名者， 但情況各不同。最了不起的，是多位受邀回饋出任評判；有自養底子的秀異者，以詩成就，卻停詩筆罵戰告終；有代母輩寫作者，小說揚名，息於枯竭；有以報導文學一鳴驚人者，至今仍走他鄉任報章主持。兩大「文獎」人在校成為群落，沒領過任何獎座，各有成就的也不少。有創辦者，今還議政未休成著名時論家；有畢業即往社區中心開辦文學興趣班組，任職文康部門然後致仕，遠赴英倫完成香港新詩研究博士論文者；有出校入官場，退休即為辛亥革命的祖輩立傳者；更有至今仍在主理社運出版物者。
「文獎」堅持舉辦，意外地散發了感染和壓力。受感染者，大學生帶動民間。有選取荃灣開工人夜校的學社首辦「工人文學獎」；有扎根觀塘的宗教社區勞工組織，開辦「職青文藝獎」。都設定徵求一般文類如小說、散文及詩，自然社會氣氛強烈，基層面貌廣泛，與筆者最服膺的文學發展及開拓向度脗合。其時台灣工人作家楊青矗入獄，「工人文學獎」特地設立懷念獎，由小說冠軍顏展民兼得。「職青文藝獎」則曾揭發有小說季軍得獎者，被雜誌人物特寫介紹為冠軍，作者大名，後來屢見諸內地編香港文學史冊。可見文學獎意外事情一斑。
官辦「中文文學創作獎」及「雙年獎」
至於壓力者，則是當局終於在一九七九年啟辦「中文文學創作獎」，初由市政局公共圖書館具名領辦。鮮為人知的是，同時辦了英文獎，搞妥殖民地平衡。現在大家都知道的是，英文獎早沒了，卻多了「全港詩詞創作比賽」，向古代學習，一抒現代情懷，或假意雕欄玉砌應猶在。官辦「中文文學創作獎」隔年一屆，無傾向性的宗旨負擔，頒獎後結集了事。最初出現有人多屆爭獎的笑話，原來是籌措上樓首期，實有苦衷，暴露了文界寒士多。招新作評獎之餘，一九九一年加辦「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簡稱「雙年獎」），不勞評判招呼單篇，而是整冊。要求先出版過整冊的效果是，有意取譽領獎的人，都得事先打通出書關卡，假如申請不到公帑資助，十九自掏腰包，即使有機會出版，免談稿費或版權攤酬。難忘的是當年開辦，筆者編就乙冊《乞靈再集》，作者吳呂南，其與吳美筠的詩集，同被好評，惜評判間不相讓，最後協議同名份均分獎金，逆料當局高招，兩皆打下，只予原無設項的「優異作品」虛名，省起一筆。成為孤零零的兩部非得獎亦無金的詩集，卻年年列名各屆長表的奇事。首屆缺詩獎，繼後屆屆有，亦順設優異作品項，相信獎狀一張會發的罷，但自此後凡雙得獎者，瓜分兩半。筆者又推薦過某年一部小說，作者便受前說之苦，雖然得獎後再印十多版，既有約在先，惟苦笑而已。原因？出版商面對九七大限，心燈一亮：得找人寫一部隱喻小說，或有市場。
「雙年獎」，也有弄出掩蓋不了的事件。被揭發作者可能是得獎小說的評判之一！作品封面冠上一新人名字，之前聞所未聞。事件沸沸騰騰揚開，編者出面澄清「心猿」確有其人，絕非意馬。諧音「狂城亂罵」小說，「原」作者好友，在「原」作者身故不久，撰文云該書著作權，還是要歸逝者名下的，因生前向他認了。可巧的是，筆者於小說在新辦八開報章副刊連載時，兼職短期「簽版」工作，知最初乃由作者推介其女學生寫，不久云他國遊學去，不得不續筆完篇，事情如此。既然「好」書得眾評判青睞賜獎，多屆任評判的「後」作者怎生是好？獎金及書譽在前，很實在。
由此可知，官辦的獎多涉金錢，為文學獎多添了寒士故事。日後追尋作品影響，一時一局，似影響不大。例如：九七已過廿年，當年筆者相信某作品的前傳寫罷該有下文，是書末作者許下的。但至今，今傳尚未面世；該作者雖然成名後出書不少，就是似寂靜了那來路。
文學獎為一些可能性，開闢了路，但躊躇路上客，怕尋大道？或因眼前不覺有坦途。
滿園百花，爭得了春來？
跨越九七，大難消化無幾。官辦首屆香港文學節，成為文學活動的加碼，初見景況，確實叫人興奮：文學在香港，終於受重視。它比文學獎熱鬧，又比之空茫？說到底，文學獎要催生當下意涵的作品， 要出現當今讀者盼看獲獎保證水準的新著。體現它最樸素的功能：發掘/培育新人，鼓勵/迎接佳構。內裏，還盼望得見本地人民的面目，文化風貌的未來。
試試細檢各種紛現的文學獎，似滿園百花，可都是什麼花？
繼兩大「文獎」漸滯，院校或校外聯結組辦新獎，如城大的「城市文學創作獎」，又如浸大的「大學文學獎」、「紅樓夢獎」。小型兼瞬現的有「詩網絡獎」、「詩潮詩獎」、「秋螢新人詩獎」、「圓桌詩獎」、「香港本土文學大笪地小說創作獎」；復辦的「工人文學獎」和官辦公帑支援的藝發局創作計劃，成功申請的有詩集及長篇；周刊近頒小說一百強、香港電台「十本好書」、香港出版學會的「香港出版雙年獎」；為成名作家添譽的有港大、浸大駐校計劃，而九七前後曾有三屆市政局作家留駐/特聘計劃；尚有自一九七五年起由民政署贊助長辦至今的全港青年學藝比賽中的寫作項目；地產商辦的年輕作家創作比賽的單元出版計劃等等，不勝枚舉。
臚列再經爬梳，發覺原旨於上文提及的文學獎「樸素功能」，成績模糊。原冀首先聚焦香港，然後期待新作，再持續成效，輝映外地。獎勵少兒學文，面向全球或大中華或兩岸四地，名家添譽或史料整理，可以是前預備後擴展的工作。
其中，最近中大藉文學計劃而非頒獎，成書《疊印—漫步香港文學地景》，尋舊日作家起居所在，挺進地誌書寫新向，與新進作家闖探社區風華，無疑是在地文學路一種；駐校名家寫出《大江大海》，比對「香港出版雙年獎」內文學小說類冒起魏時煜《王實味—文藝整風與思想改造》，以可貴紀錄片先行，再重鋪為巨冊書寫，兩都可喜，凸出了調查訪探、團隊共作的新法。這新法，相似二Ｏ一五年「諾貝爾文學獎」頒予白俄羅斯女記者兼作家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Svetlana Alexievich ），褒揚她的調查文學三部力作，是入世者人世行的光輝：「其複調的寫作，是我們時代苦難與勇氣的紀念碑。」
為人間社會，為時代，為我地，清清楚楚的是，在既有之上，仍有再出發籌辦「社會文學獎」的空間。
（作者為香港著名作家、文社史專家。）
由「文獎」、「中獎」到「雙年獎」──細說我走過的文學獎道路
鍾國強
在我三十多年的寫作生涯中，曾得過一些文學獎。文學獎於我，在創作初期來說，無疑是深具鼓勵意義和推動作用的。
我所指的，是本土文學史上最重要的一個文學獎──「青年文學獎」（以下簡稱「文獎」）。「文獎」創立於一九七二年，第一屆由港大學生會主辦，翌年始與中大學生會合作，從此成為兩大學生會合辦、每年均會舉行的全港大型徵文比賽，也成為本土歷史上最悠久的文學獎。
在我初嘗創作並開始投稿的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文獎」已辦至第六、七、八屆。在這之前，全港除了一些刊物間或舉行一些小規模的徵文比賽外，並沒有大型的文學獎比賽（官辦的「中文文學創作獎」在一九七九年才開始），所以那時的「文獎」，幾乎是全港獨家，並網羅了最當時得令的作家學者為評審，影響力大，而參加者獲獎後亦深受各方關注，可說是一登龍門，聲價十倍。
我是在中學預科時開始投稿參加「文獎」的，雖沒得獎，但已十分嚮往它所揭櫫的精神。升讀香港大學的三年， 我均有幫忙、參與「文獎」及港大文社的各種活動。那時「文獎」給我的最深印象，是它絕不以舉辦徵文比賽為滿足，它最希望做到的，是成為一種與生活緊密結合，推動社會、文化進步的民間力量。所以，「文獎」那時除了徵文比賽，還舉辦生活營、中學巡訪、創作坊等不同形式，有普及也有深化的配合活動，並出版文學刊物《青年文學》及得獎文集；後來，為了將「文獎」精神承傳下去並在社會上扎根發展，更將歷屆的得獎者組織起來，協助成立香港青年作者協會，以及籌劃開設青文書屋等，在在可見其謀求突破學生組織的局限而把影響力延衍下去的遠見和努力。
「文獎」著名口號：文學從生活出發
「文獎」那時提出的徵文口號，最著名的，是「文學從生活出發」。姑勿論這口號和實際情況是否有距離，或「文獎」幹事和參加者是否完全認同、充分了解這口號背後所指向的理念和精神，它當時確然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引起過不少有益的討論，讓「文獎」的幹事及其關心者，以至徵文投稿者均曾十分認真地反思文學的本質、作用及其局限，並以此印證或質疑得獎作品是否就是他們所追求的理想作品。
最記得的一次討論，是以「君平」為筆名的一篇尖銳批評文章所引發的。他以「文獎」近屆的得獎作品為例，指出因受權威評審的口味影響，這些所謂優勝作品實際上與「從生活出發」這標竿背道而馳。後來，又有所謂「余派」的爭論。這些，在當年來說，確曾讓「文獎」在路線上和執行上面對不少挑戰和衝擊。今日回看，這些挑戰和衝擊無疑都是十分難得而寶貴的，畢竟，那時還是一個文學比較能發揮影響，而且還會有一些認真的、嚴肅的回響的年代。
「文獎」當年影響力的最佳實例，是一屆的得獎文集，可以在短時間內賣出超逾一萬本。這個數字在今天來說，幾乎是難以想像的。
那時讓我眼前為之一亮、並深受啟蒙的得獎作品，主要是來自早期的文集，如第二屆鄧阿藍的《星期日星期日》和第三屆野牛（後來改筆名為黃襄）的《蘇彝士運河河底的死者》。那種關注低下階層的心懷和面向世界苦難的人文視野，以及詩作所運用的語言，都讓我這個不曾經歷《中國學生周報》洗禮的文學初學者開了竅。
我一直以來，都認為自己是一個比較慢熱，也絕不聰明的寫作人。這些得獎作品的養份啟蒙，還要多得年月的積累讓我慢慢吸收、轉化。我在「文獎」得獎，要待我在畢業後一年才實現。那時「文獎」已辦到第十二屆了。
那屆我得獎，以及接續的一屆復又得獎的作品，今天重看，當屬青澀的少作。但我還是十分感謝「文獎」。沒有這些肯定、鼓勵和精神上的啟導和感染， 我後來的寫作道路，在現實不斷的壓迫和重重的困頓中，不會走得那麼順遂和義無反顧。
官辦「中獎」：氣氛拘謹和儀式化
至於一九七九年開始由市政局公共圖書館舉辦的「中文文學創作獎」（以下簡稱「中獎」），經過多年的發展，可說是漸與「文獎」分庭抗禮的本土文學獎。這個官辦的文學獎跟兩大學生會合辦的「文獎」的最大不同處，是它設有豐厚的獎金（當年「文獎」是不設獎金的，不過有特別設計的獎座，如某屆用上朱銘的木刻），在初期來說確然吸引到不少「獎金獵人」。但對於不少如我這般的寫作者和文學愛好者來說，這個獎的「意義」也可能僅止於此，因為它沒有可跟「文獎」相比的宗旨和態度，也沒有什麼經過反覆論辯和實踐驗證的精神承傳。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我也曾兩次參加過「中獎」並僥倖得獎，然而在出席頒獎禮時，雖然評審組合也還是跟「文獎」的大同小異，但氣氛卻處處透顯官辦的一貫拘謹和儀式化；與之相比，「文獎」的頒獎禮和活動，以早期來說，確然可從兩大學生身上體會到那份投入和熱誠—到底那不是一份有如職業的純粹的「工作」， 而是負載着某種意義和價值承傳的「使命」。
然而，隨着時日推移，社會變遷，曾與「文獎」有所聯繫的香港青年作者協會與青文書屋也已煙消雲散，學生會屬會的延續斷層問題也不斷擴大，最終令「文獎」漸漸面目模糊—雖然也有若干徵文口號，但論效果與影響，跟當年已不可同日而語。當年曾被幹事及老鬼幾乎視之為一種「運動」的「文獎」，今日已差不多成為一種很純粹的文學「活動」。這徵文活動的意義是什麼？想推動什麼樣的文學？相信這些問題已不會有太多人有興趣深究；優勝作品都是些什麼作品？大概是寫得出色的作品吧；詩呢？詩藝高者勝；至於寫什麼，為什麼而寫，都早已變成白頭宮女不合時宜的詰問了。
於是，今日的「文獎」跟「中獎」一樣，只是本地芸芸文學獎的其中之一。對很多參加者來說，「文獎」因歷史淵源和由大學學生會舉辦的關係，在觀感上或許比較親切近人，但其主要作用，也漸漸只被視為發掘新人的搖籃；「中獎」也是新人出頭的場域，但因獎金高出許多，更能滿足參加者「名」與「利」的「需求」—這種看法，在今日的文學獎參加者中，我以為是相當普遍的。
由是，本地兩個主要文學獎，作用都變得十分單一；而屆與屆之間，也嚴重缺乏應有的聯繫。「中獎」因屬官辦，本質如此，從頭到尾都沒有改變，也難以改變；但「文獎」從當年的理想到今天的改變，對曾經經歷過的參加者如我，看到這種情況都會感到十分可惜的。文學的承傳有時就跟屆與屆、年與年的斷裂一樣，今日許多參賽者的關注點，都全在自己與同聲同氣的朋友的作品身上，以及其比賽的得失上， 過去人家做過什麼，寫過什麼，思考過什麼，面對過什麼……都已變得跟自己無關。
除了「文獎」與「中獎」外，今日本地文學愛好者可以參加的文學獎比賽還有許多，如以大專學生為主要對象的「大學文學獎」、「城市文學創作獎」、「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專攻新詩的「李聖華現代詩青年獎」等等，林林總總，年青的寫作人今日早已不愁沒有一展所長，從而獲得鼓勵的機會。而以出版了的書來評比的文學獎，也還有一九九一年開始、已辦至第十四屆的「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以下簡稱「雙年獎」），以及沒有地域限制、獎金更豐厚的、以長篇華文小說為評選對象的「紅樓夢獎」。
現今文學獎欠清晰精神面貌
我出版過的書過去曾參加過幾屆「雙年獎」的評比，有些理所當然地落選，有些則僥倖獲獎。「雙年獎」也是官辦，雖以書為單位，但優缺點也大多一如以單篇評比的「中獎」。我曾寫過一篇文章詳細探討過有關「雙年獎」以至其他文學獎的評選機制與評審問題，這裏不再重覆，但也想藉此機會，結合對今日其他文學獎比賽、尤其是「文獎」的看法提出一些問題供大家參考：
一、現時文學獎雖有很多，但精神面貌清晰的卻數不出一二來。如果文學獎是一個品牌，我們能一下子講出某個文學獎品牌代表什麼嗎？能用簡單的一個詞來點出它的特點或內涵來嗎？
二、文學獎是否需要一種精神承傳？這種精神承傳又代表什麼？會不會在有所承續之外又會變成一種規限？基於文學獎的統籌、策劃與實際行政工作一向繁重，在這方面的討論、探索和努力是否已成了一種奢侈？
三、最能體現一個文學獎的文學觀和審美標準的，無疑是評審組合，但很少見有文學獎就挑選評審方面作出過什麼有關準測的聲明？這是否也與文學獎本身並無標舉任何取向有關呢？抑或由評審組合已可透露若干端倪？但從各大文學獎歷屆的評審組合所見，並不見有太大殊異，這是否意味這些名稱雖異、獎金不一的文學獎，其實在本質上已漸趨同一呢？
四、文學獎獎掖新人之外，也應具觀摩、交流的作用。但桎梏這種作用的，又正正是文學獎現行的思維及運作方式。為什麼很多文學獎的評審過程都不夠公開透明？為什麼比賽評語都那麼難以讓公眾查找參考？為什麼得獎文集都出得那麼慢？為什麼頒獎禮都變成了只有頒獎和拍照這些儀式？而在主辦者的運作機制和執行效率之外，其實也應一問的是：為什麼越來越多的文學獎參加者變得更「勢利」，關心的範圍僅限於自己是否獲獎？即使是得獎者，為什麼也不甚珍惜與同行及評審交流的機會？
五、社會大眾、甚至是文學小圈子其實已不如往日般關注各種文學獎的結果，文學獎的作用和意義是否只會日漸萎縮，到最後只餘圍內自喜的殘餘價值？文學獎未來可以如何自強？抑或需要以新形式、新思維加以變革？
就上述有關文學獎的言論及提出的問題，都只是基於我多年來作為文學獎參加者以至出任評審的有限經驗，掛一漏萬或有所偏蔽處，還望方家賜正。
（作者為香港著名詩人、作家。）
（《明報月刊》附冊《明月》二Ｏ一七年九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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