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六三年一月一日，我們有點興奮地看著《伴侶》在報攤上出現，同時憂心忡忡像等待判決，等著看讀者的反應。沒有想到後來一辦多年，到了一九六七年，原來創辦時的幾個「同人」都沒有時聞兼顧了，才讓別的朋友接辦下去。大概在十年代末停刊。一共出了多少期，手頭沒有存書也沒有記錄，一時竟說不出個數字來，應該在一百五十期以上。
《伴侶》是一部同人刊物，在這裏讓我自定一個界說：同人刊物，指的是幾個有共同見解的朋友，自己籌辦的刊物。沒有後台，也不代表哪方面，代表的是我們的志趣。辦出來了，看看讀者們是否接受。
最早是李怡和我。一杯咖啡或檸檬茶之前，天南地北閒聊，談到了辦刊物。最基本的共同看法是，在刻意媚俗與一本正經的報刊之簡，應當還有另一條路。可以有較高的格調，但辦得活潑、生動，與讀者們的興趣和思想狀況應該是緊扣的而不是脫節的。相信有許多讀者在等待著這樣的刊物，不相信所有讀者都只能滿足於初級趣味。
漸漸的談得具體了：怎麼樣？自己來辦吧。我們不能設想辦任何需要正規投資的刊物。辦報固然是很大的投資，辦一本印刷講究的豪華刊物也得有一筆較大的資金在手。我們唯一的條件是對於編務、印製、發行還熟悉，自己也可以寫寫。在這個基礎上，打打算盤，認為辦一本低成本的刊物還是可以的。這本刊物的特點，逐漸談出了個眉目：該是綜合性的（讀者面可以廣些），青春氣息的（讀者面雖求廣，也不能漫無邊際），文藝性的（青年人多有喜歡文藝、藝術的傾向），但非純文學的（純文學的圈子未免嫌小）。內容呢，除了力求切合實際之外，只希望提倡較為高尚的情操，激勵起上進心。用現在的話來說，這是我們的「使命感」。但不敢說承擔如何崇高的使命。
許多具體的內容、專欄，也設想出來了。接著更具體地談到了篇幅、開本、刊期。最初的設想是十六開正度，一印張，即三十二面。後來李怡想出了一個更好的主意，用全張紙印十八開，可以有三十六面的篇幅。這個開度比十六開略小一些，好些人並不注意到。我們自己很欣賞它的特別和小巧。尤其是多出四面的篇幅可以運用，更好像賺到了一筆錢，很為高興。我們在成本方面就具如此精打細算，自己也覺得到了吝嗇的地步。
最初決定不租寫字樓（後來當然是租了的），不請別的人手。編輯校對跑腿腳踢。咖啡室就是辦公廳。最早的若干期，基本上自己撰寫各欄，只約了很少的外稿。未有稿件先畫了大致的版樣，按版樣的字樣寫稿。這樣稿子一齊就可以發排了，大大節省編輯的時間，而在每期的編輯意念上反而可以發揮得更盡致。少約外稿不是小圈子主義作怪，主要原因有二，一來可以省卻很多拜訪作者的時間，二來我們有最壞的打算，萬一支付不出稿費，自己寫的好說話。但後來稿費是照支了的，外稿也多起來。
敘說這些瑣碎的事情，主要想說明我們當時在怎樣的條件下做這件傻事。（常有人說，辦刊物是傻子才做的事）。當時我們不但沒有錢，也沒有時間。時間是把業餘的空隙都擠出來用。儘管是這樣打了刻薄的算盤（正面的說法則是「精打細算」），到底還得有一點資金才能開辦。導演李化先生答應必要時會給予一定的支持。這時候，我的舊同事王鷹從廣州美術學院畢業回香港來，對這件事情很有興趣。她的新婚夫婿吳山也樂於支持。於是一個很理想的班底組成了，吳山主理經理部方面的事，王鷹理所當然地成了最現成的插圖畫家，還包攬了編輯部的雜務，督印人王綺薇也就是她。事情忽然變得很現實了，不是幻想。在具體籌辦的過程中，又把本來擬定的月刊政為半刊，這在當時的人力財力情況來說，膽子是嫌大了點的，可以推想當時我們的興頭很高。
這篇文字開頭所說的「我們」二字，就是指這個班子，四個人。真傻，為什麼不輕輕鬆鬆打麻將去呢？
二
我們有個共同的想法，辦刊物，不必隨波逐流，也不一定要靠作者的知名度。主要是辦出刊物本身的特色。這個意念，我至今認為是最主要的。如果今天再辦刊物，我依然會把這放在第一位。
《伴侶》辦得有沒有成績，是否算是有特點，不能由我們自己來評說。但我們在這方面下過工夫。
專欄作家馮鳳三先生曾經給《伴侶》一個評價，他引伸音樂之有「輕音樂」，形容《伴侶》為「輕文藝」。我個人覺得這個說法頗為貼切。雖然我們自己事先倒沒有這樣想過。
《伴侶》剛創刊的時候，我們非常擔心報攤不重視，不給放在容易看到的位置。我們跑到各個報攤去看，看到它被安置在一眼見到的地方，很高興；見到被塞在甚麼縫隙裏，心裏就沉重起來。銷路對我們是個絕對的判決。雖然暫時我們不必面對賬單，通常印刷廠會有一兩個月的賬期，發行方面也要在第三、四期發行時才結出第一、二期的賬目。到那時候，如果情況很壞，刊物就要面對嚴酷的判決了。因此我們去看報攤上的發行情況時，總是心驚膽戰。
還好，《伴侶》半月刊雖然不算一鳴驚人，卻可說還順利。漸漸地，報攤都給予比較重要的位置了，好些報攤在每期剛出版的頭三幾天，還把一大疊放在最顯眼、順手可取的位置上，這表示刊物銷勢頗好。最高候居然超遇一萬冊，而且銷行地區以本港為主（那時期香港出版物往往在行銷數字上是以東南亞為主），按六十年代的人口比例，這是很理想的數字了。那時候我們開始感到，在這樣的形勢下，讀者的期望一定會高些，更高些。刊物必須也充實些、更充實些。我們也在這方面努力。但是人力物力的限制，做得很有限，不能夠充分利用已開拓的前景。始創難，把事業推向高峯更是一門學問。至今我仍對此深有所感。
不過，那時伴侶雜誌社仍然是做了許多事的，出版叢書，辦音樂欣賞會（在大會堂辦了兩次），很熱鬧。
一直到近幾年，偶然與從東南亞來的朋友接觸，仍然有談起《伴侶》，念念不忘的；早幾年，與一位從大專畢業不久投身新聞業的女孩子談起，她說曾是《伴侶》的讀者，使我吃了一驚，按她的年齡，那時太年輕了。她說，是的，那時很小，她很小就喜歡文藝，也從《伴侶》知道了文藝的天地。於是我想到，如果不是「輕文藝」，也許會少了一批從未習慣閱讀嚴肅文學作品的讀者。
三
《伴侶》的發展比較順利，不能說賺了很多錢，但至少手頭是有幾文錢可以運用一下了。我們便又「發燒」起來，不滿足於「輕文藝」，想辦文藝雜誌了。這就是一九六六年出現的《文藝伴侶》與《伴侶》並行出版。
辦文藝雜誌實在不容易，但對於文藝愛好者是很有引誘力的念頭。這個建議提出，就在我們幾個「同人」中通過了。大家又在設想新雜誌的風格、開本、做法、以及展開盡可能廣泛的約稿，新的興頭又來了。
李怡那時已經把主要時間放在伴侶雜誌社上，我則依然只是業餘兼職，只能參予七嘴八舌的討論，分一點局部的事情去做。主要的工作，是非李怡莫屬了。編輯、發稿的過程都是李怡為主。
輕文藝的《伴侶》是個引子。《文藝伴侶》的文章，是該由李怡來作了。──這篇文章自然也是這樣。
這個樂章，就在這裏畫個休止符。
（香港文學第13期，1986年1月5日，轉載自《香港文學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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