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27日 星期六

雙翼:輕文藝的《伴侶》



一九六三年一月一日,我們有點興奮地看著《伴侶》在報攤上出現,同時憂心忡忡像等待判決,等著看讀者的反應。沒有想到後來一辦多年,到了一九六七年,原來創辦時的幾個「同人」都沒有時聞兼顧了,才讓別的朋友接辦下去。大概在十年代末停刊。一共出了多少期,手頭沒有存書也沒有記錄,一時竟說不出個數字來,應該在一百五十期以上。

《伴侶》是一部同人刊物,在這裏讓我自定一個界說:同人刊物,指的是幾個有共同見解的朋友,自己籌辦的刊物。沒有後台,也不代表哪方面,代表的是我們的志趣。辦出來了,看看讀者們是否接受。

最早是李怡和我。一杯咖啡或檸檬茶之前,天南地北閒聊,談到了辦刊物。最基本的共同看法是,在刻意媚俗與一本正經的報刊之簡,應當還有另一條路。可以有較高的格調,但辦得活潑、生動,與讀者們的興趣和思想狀況應該是緊扣的而不是脫節的。相信有許多讀者在等待著這樣的刊物,不相信所有讀者都只能滿足於初級趣味。

漸漸的談得具體了:怎麼樣?自己來辦吧。我們不能設想辦任何需要正規投資的刊物。辦報固然是很大的投資,辦一本印刷講究的豪華刊物也得有一筆較大的資金在手。我們唯一的條件是對於編務、印製、發行還熟悉,自己也可以寫寫。在這個基礎上,打打算盤,認為辦一本低成本的刊物還是可以的。這本刊物的特點,逐漸談出了個眉目:該是綜合性的(讀者面可以廣些),青春氣息的(讀者面雖求廣,也不能漫無邊際),文藝性的(青年人多有喜歡文藝、藝術的傾向),但非純文學的(純文學的圈子未免嫌小)。內容呢,除了力求切合實際之外,只希望提倡較為高尚的情操,激勵起上進心。用現在的話來說,這是我們的「使命感」。但不敢說承擔如何崇高的使命。

許多具體的內容、專欄,也設想出來了。接著更具體地談到了篇幅、開本、刊期。最初的設想是十六開正度,一印張,即三十二面。後來李怡想出了一個更好的主意,用全張紙印十八開,可以有三十六面的篇幅。這個開度比十六開略小一些,好些人並不注意到。我們自己很欣賞它的特別和小巧。尤其是多出四面的篇幅可以運用,更好像賺到了一筆錢,很為高興。我們在成本方面就具如此精打細算,自己也覺得到了吝嗇的地步。

最初決定不租寫字樓(後來當然是租了的),不請別的人手。編輯校對跑腿腳踢。咖啡室就是辦公廳。最早的若干期,基本上自己撰寫各欄,只約了很少的外稿。未有稿件先畫了大致的版樣,按版樣的字樣寫稿。這樣稿子一齊就可以發排了,大大節省編輯的時間,而在每期的編輯意念上反而可以發揮得更盡致。少約外稿不是小圈子主義作怪,主要原因有二,一來可以省卻很多拜訪作者的時間,二來我們有最壞的打算,萬一支付不出稿費,自己寫的好說話。但後來稿費是照支了的,外稿也多起來。

敘說這些瑣碎的事情,主要想說明我們當時在怎樣的條件下做這件傻事。(常有人說,辦刊物是傻子才做的事)。當時我們不但沒有錢,也沒有時間。時間是把業餘的空隙都擠出來用。儘管是這樣打了刻薄的算盤(正面的說法則是「精打細算」),到底還得有一點資金才能開辦。導演李化先生答應必要時會給予一定的支持。這時候,我的舊同事王鷹從廣州美術學院畢業回香港來,對這件事情很有興趣。她的新婚夫婿吳山也樂於支持。於是一個很理想的班底組成了,吳山主理經理部方面的事,王鷹理所當然地成了最現成的插圖畫家,還包攬了編輯部的雜務,督印人王綺薇也就是她。事情忽然變得很現實了,不是幻想。在具體籌辦的過程中,又把本來擬定的月刊政為半刊,這在當時的人力財力情況來說,膽子是嫌大了點的,可以推想當時我們的興頭很高。

這篇文字開頭所說的「我們」二字,就是指這個班子,四個人。真傻,為什麼不輕輕鬆鬆打麻將去呢?



我們有個共同的想法,辦刊物,不必隨波逐流,也不一定要靠作者的知名度。主要是辦出刊物本身的特色。這個意念,我至今認為是最主要的。如果今天再辦刊物,我依然會把這放在第一位。

《伴侶》辦得有沒有成績,是否算是有特點,不能由我們自己來評說。但我們在這方面下過工夫。

專欄作家馮鳳三先生曾經給《伴侶》一個評價,他引伸音樂之有「輕音樂」,形容《伴侶》為「輕文藝」。我個人覺得這個說法頗為貼切。雖然我們自己事先倒沒有這樣想過。

《伴侶》剛創刊的時候,我們非常擔心報攤不重視,不給放在容易看到的位置。我們跑到各個報攤去看,看到它被安置在一眼見到的地方,很高興;見到被塞在甚麼縫隙裏,心裏就沉重起來。銷路對我們是個絕對的判決。雖然暫時我們不必面對賬單,通常印刷廠會有一兩個月的賬期,發行方面也要在第三、四期發行時才結出第一、二期的賬目。到那時候,如果情況很壞,刊物就要面對嚴酷的判決了。因此我們去看報攤上的發行情況時,總是心驚膽戰。

還好,《伴侶》半月刊雖然不算一鳴驚人,卻可說還順利。漸漸地,報攤都給予比較重要的位置了,好些報攤在每期剛出版的頭三幾天,還把一大疊放在最顯眼、順手可取的位置上,這表示刊物銷勢頗好。最高候居然超遇一萬冊,而且銷行地區以本港為主(那時期香港出版物往往在行銷數字上是以東南亞為主),按六十年代的人口比例,這是很理想的數字了。那時候我們開始感到,在這樣的形勢下,讀者的期望一定會高些,更高些。刊物必須也充實些、更充實些。我們也在這方面努力。但是人力物力的限制,做得很有限,不能夠充分利用已開拓的前景。始創難,把事業推向高峯更是一門學問。至今我仍對此深有所感。

不過,那時伴侶雜誌社仍然是做了許多事的,出版叢書,辦音樂欣賞會(在大會堂辦了兩次),很熱鬧。

一直到近幾年,偶然與從東南亞來的朋友接觸,仍然有談起《伴侶》,念念不忘的;早幾年,與一位從大專畢業不久投身新聞業的女孩子談起,她說曾是《伴侶》的讀者,使我吃了一驚,按她的年齡,那時太年輕了。她說,是的,那時很小,她很小就喜歡文藝,也從《伴侶》知道了文藝的天地。於是我想到,如果不是「輕文藝」,也許會少了一批從未習慣閱讀嚴肅文學作品的讀者。



《伴侶》的發展比較順利,不能說賺了很多錢,但至少手頭是有幾文錢可以運用一下了。我們便又「發燒」起來,不滿足於「輕文藝」,想辦文藝雜誌了。這就是一九六六年出現的《文藝伴侶》與《伴侶》並行出版。

辦文藝雜誌實在不容易,但對於文藝愛好者是很有引誘力的念頭。這個建議提出,就在我們幾個「同人」中通過了。大家又在設想新雜誌的風格、開本、做法、以及展開盡可能廣泛的約稿,新的興頭又來了。

李怡那時已經把主要時間放在伴侶雜誌社上,我則依然只是業餘兼職,只能參予七嘴八舌的討論,分一點局部的事情去做。主要的工作,是非李怡莫屬了。編輯、發稿的過程都是李怡為主。

輕文藝的《伴侶》是個引子。《文藝伴侶》的文章,是該由李怡來作了。──這篇文章自然也是這樣。

這個樂章,就在這裏畫個休止符。

(香港文學第13期,1986年1月5日,轉載自《香港文學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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