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人間書屋
黃蒙田
回憶新波在香港生活期間，不能不提到一個叫人間書屋的出版組織。他是書屋三個創辦人和負責人之一──其他兩位是華嘉和陳寶，由開創到結束，新波付出了辛勤的勞動。
人間書屋是四十年代後半期香港一家作家同人性質的出版機構，甚至可以說是這一時期香港出版文藝書籍最多的單位，雖然在組織上或規模上它不是一家正規的書店。正是因爲這樣，就更促使我在回憶中搜索有關這家書店的一些往事，回憶一些作家朋友們在這裏度過一個時期難以忘卻的生活並留下點滴藝術勞動的痕跡。
自「八一三」以至全面抗戰爆發以後，中國作家從內地到香港來的爲數不少，他們有些在這裏定居，有些經過這裏轉移到內地特別是陝北參加抗戰，留下來的作家在這個新碼頭展開他們的業務，爲香港文藝界帶來新的力量。人們稱這次主要是外來因素促成的文壇蓬勃景象是香港文學的第一次高潮。到了一九四一年一月間，皖南事變爆發，大批包括着名作家在內的進步文化人幾乎在一夜之間在當地消失了，他們通過不同的管道撤離兩廣、成都、重慶以至西安，其中有很大數目是來到香港，茅盾、胡風、蕭紅等都是那次撤退到香港的。作家們到了香港立刻進行反擊第二次反共高潮，建立自己的文藝以至文化領域內的陣地，他們在先後創刊、復刊的《華商報》、《大眾生活》、《筆談》、《文藝陣地》、《耕耘》、《世界知識》、《大地畫報》和《青年知識》等定期刊上發表政論、文學創作和美術作品。這是香港文學史上的第二次高潮──這次高潮是極其蓬勃卻是短促的，同年十二月八日清早，日本軍閥在偷襲珍珠港同時發動了對香港的進攻，到了耶誕節那一天，香港淪陷了，作家們在東江縱隊搶救隊和香港工委的幫助下分批從陸路或水路偷渡回到年初撤離的地方：桂林、重慶以至蘇北。到了抗戰勝利後第二年即一九四六年初，客觀形勢嚴峻，當局爲鎮壓反內戰的呼聲而加緊白色恐怖，以上海爲主要基地的文網逐步嚴密，從此時起進步文化人中的作家便化整爲零撤退到香港，到一九四八年簡直是整批地湧到了，他們一方面在這裏等待北上迎接新局面降臨，另一方面是暫時在香港生存，利用這裏的特殊條件繼續創作生活。記憶中作家們參加了《華商版》、《週末版》、《正報》、《野草》、《文藝生活》、《小說月刊》和《大眾文藝叢刊》等報刊工作和寫作，人稱這是香港文學史上的第三個高潮──這是集中作家最多和經過時間較長的一次。這時期的特點之一是，作家來的多了，作家必須配合客觀形勢提出評論和創作，然而可以容納而他們又願意提供作品的市場實在太少，僅有的一份日報和若干雜誌是不足夠的，單行本就更不用說了。人間書屋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的。
人間書屋出版的第一本書是陳實女士譯羅曼•羅蘭原著的《造物者悲多汶》。抗戰時期陳實在英軍戰地服務團工作，戰爭一結束從昆明乘軍機回來香港定居。她是翻譯家和古典音樂愛好者，還是一個不爲人知的鋼琴家──應該說她是音樂世家，三十年代初期我還沒有認識她之前就知道廣州惠福路有一家廣州音樂院，院長陳洪是她的長兄，陳實是在濃鬱的音樂氣氛中長大的。記憶中陳實翻譯《造物者》（《造物者悲多汶》簡稱，以下同）是由於當日時相過從的朋友戴望舒的推薦和鼓勵。一九四六年初，望舒給陳實送去這本書的英譯本。這是羅曼•羅蘭傾畢生精力和時間完成的大着作《貝多芬──偉大的創造性年代》一書中的第一卷（全書共六卷，據陳原說還有第七卷，題爲《貝多芬的惡人們》，是一九四九年出版的，其時羅蘭去世已經五年了），原題是《從〈英雄〉到〈熱情〉》，意即《從第三交響曲到鋼琴鳴奏曲》。望舒的意思首先是，認爲陳實的外文造詣足以勝任羅曼•羅蘭原着中譯的任務，其次，更重要的是她對西洋古典音樂修養很深，《造物者》是一本分析貝多芬創作樂曲的學術性研究專書，在中國是第一次有人譯它，有理由相信這是一件難度極高的工作，如果譯者只懂外文而對音樂甚至對貝多芬創作樂曲沒有深刻理解尤其感到困難。基於這個原因，望舒對陳實譯這本書是充滿信心的。記得那時陳實身體不好，經常進醫院療養，因而往往在病榻上斷斷續續進行翻譯或修改原稿。記得她曾經對我說過，《造物者》全部二十多萬字有一半以上是在病房裏完成的。我多次看見她埋頭在一大堆稿樣和原稿中細緻地斟酌，在數以百計的插圖大部分是貝多芬樂曲原始手稿或樂譜片斷認真地工作，深深地體會到這個音樂愛好者以全部心靈投入羅曼•羅蘭的精神世界裏去的情景。
那時香港的書店還沒有一家有魄力出版大部頭的單行本，像《造物者》一類比較專門的着作，肯定是不會有出版商接受的，所以一開始陳實就準備只能自費出版。如果我記得不錯，是由梁永泰交給他在《星島日報》的同事鍾鋆裕經營的文采印刷承印的。後來才知道，陳實的資本來源是她出售家傳的四屏唐寅山水，戰後初期，中國字畫沒有市場，只能賣到港幣一千元，雖然在當時來說也不是少數目，但支付排印、製版、紙張和裝釘費還差幾百元──準確數目記不起來了，後來好像這筆錢是由永泰補足的。《造物者》交由智源書店發行，老香港大抵還記得，這家書店當年是位於電車路砵甸乍街口，店面很堂皇，當時的東主是四川人吳一立，由於他是音樂家的原故，主動提出協助搞發行工作。
《造物者》其實並非先有書屋的組織才按照計畫出這本書，而是書快要印好必須在版權上改一個出版社名稱才想起的。那時新波正在組織一個集中從國內先後撤退來香港的畫家團體人間畫會，陳實是畫會的熱心支持者，於是很自然地想起人間書屋這塊招牌，而畫會和書屋，彷佛一對孖生兄弟似的。起先的想法是《造物者》一次過用人間書屋的名義出版，並沒有想到還有第二本或第三本。《造物者》從翻譯、修改、定稿到製作出版的全部過程，新波始終是關心和加以實際協助的。有一天新波在設計《造物者》封面的時候忽然來的靈感：既然《造物者》出版了，是不是可以借這個機會組織一個作家自己經營的出版社呢？這對當時的客觀環境是完全需要的，雖然還不曾估計到自己具備的物質力量，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作家可以提供自己最喜歡寫的書稿。
這個設想得到幾個常見面朋友強烈的回應。不止是感到興趣，而且有要求立刻付諸實現的衝動。依稀記得第一次是新波約了華嘉、陳實和我在「聰明人」飲咖啡，提出這個想法，初步的意見完全一致，認爲有這個需要。第二次聚會更具體化了，記得很清楚是在一個春寒峭料的下午，在依利近街陳實家裏，除了上述四人，還加上黃寧嬰、黃秋耘、陳蘆荻和余所亞──樓棲和鍾敬文是稍後才參加進來的。那次碰頭產生了作爲同人出版社的人間書屋模式：每個成員都沒有職業，因而書店不可能有資金，但每個成員以自己的作品即書稿作爲投資，提供書稿的成員便成了股東。那時有一家前身是大千印刷所的工友組成的印刷工業合作社可以賒賬，即排、印、裝釘和紙張等無須付現款，書印好了發行收到書款才結賬。書屋是沒有組織的組織，但大致上由華嘉擔任經理，負責策劃編務，陳實被推爲董事長，新波好像掛的是董事名義，其實凡是書屋的事務他都抓。這一群作家都是不善於理財的，然而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詩人黃寧嬰早年學過會計，那就順理成章地由他來管賬了。
人間書屋從不名一文開始創業到後來出版過超出二十種書籍的四年多時間從來沒有固定的寫字間，事實上書屋的成員家裏連一張可供寫作的寫字檯也沒有的大有人在，然而爲了責任和生活，他們不能不寫作。記得黃谷柳一家寄居在九龍城他一個當差人的親戚家裏，在過道的床位前堆起兩隻蘋果木箱作爲活動的寫字檯寫作，《蝦球傳》和《白雲珠海》就是這樣寫出來的。華嘉那時一家在灣仔租住一間唐樓曬臺上加建出來的木房子，他的小小寫字檯上堆滿了衣服、尿片和碗筷，我們的作家在這樣的環境裏竟然寫出許多作品來，實在是令人難以想像的。那時的編輯會議，無非是臨時約定在陳實家裏碰頭，陳家地點適中，但也狹小得可以，有時來四五個股東，我們就得改在堅道的小祗園或安樂園去開會，這是兩家家庭式的茶室，茶客不多，很適宜聊天，現在是找不到這樣的茶室了。所謂編輯會議，大抵是大家出出主意，或者誰提供一些什麼作品之類。人間書屋出書沒有審查制度，每一個成員既是作者也是投資者即股東，計畫發排書稿通常由華嘉統籌作技術處理，但在這之前是由作家自己提出，或由別人推薦另一位作家正在寫作或已經完成的作品，但沒有人負責審查，這裏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作家嚴格要求自己的作品和自行負責。雖然是這樣，人間書屋的同人大抵手上隨時可以提出一些書稿，但他們並不爭先恐後爭取出版機會，反之要別的成員再三動員才拿出書稿來，書屋的始創人之一新波，他從來沒有在人間書屋出過一本書，雖然朋友們認爲他的散文可以編成一冊，但他總是把機會讓給別人。爲書屋出力最多的華嘉，直至一九五Ｏ年初香港人間書屋結束時爲止，他沒有出過一本書，雖然預告的書目有長篇小說《初陽》和理論創作合集《方言文學》。還有陳實，自《造物者》出版後，她沒有再出過書，雖然她和黃秋耘合譯羅曼•羅蘭的長篇《搏鬥》是準備出版的，但譯稿完成廣州已經解放，香港人間書屋轉移到廣州改組成正規書店，一九五一年初《搏鬥》出版，已屬於廣州人間書屋版了。關於《搏鬥》我還想提一筆，《搏鬥》是羅曼•羅蘭晚期長篇小說《迷人的靈魂》中的一卷作爲獨立創作出版的，推薦給秋耘翻譯它的是邵荃麟。邵荃麟之所以要他翻譯此書，由於秋耘曾經深受羅蘭早期思想影響，尤其是《約翰•克裡斯朵夫》宣揚的個人主義和大勇主義思想。在《搏鬥》中羅蘭已經「向過去告別」，從個人主義走向集體主義並無情地批判了上述的思想傾向，荃麟的意思是，幫助秋耘在翻譯過程中受到教育，提高認識。也許是《搏鬥》的篇幅太長，秋耘商量和陳實合譯，即二人分別翻譯上卷和下卷。
人間書屋出版了《造物者》以後，就着手計畫一套人間文叢，以便可以容納較多書屋成員的作品。如果我沒有記錯，第一本文叢是黃秋耘的散文集《浮沉》，這本書在年青讀者中反應十分熱烈，竟然印了三版，正如它的出版說明所說「這裏有呻吟，有獨語，有近於傷感的悲憤，也當然有獻身戰鬥的誓詞。這種真情的聲音對於同時代青年知識份子是一種慰籍、鼓舞」那樣，正是它當時受到讀者歡迎的原因。秋耘好像是一九四六年夏天匆匆來到香港的，從此時起集中寫作並開始走上文學創作道路，在這之前他是一名有「聯絡參謀」官銜的半軍人。有趣的是，三十五年後，他提起《浮沉》時坦誠地道出了他當時帶點內幕性的心態：《浮沉》裏有幾篇文章至今他還是很喜歡。張鐵生曾勸阻他不要出版這本散文集，說裏面有一股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情調──淡淡的哀愁。鍾敬文教授卻很欣賞它，特地爲這本書寫了一篇序言替他辯護。秋耘又提到邵荃麟對《浮沉》的評價是沒有八股腔，有幾篇文章寫得很美，雖然情調有些不那麼健康和不那麼正統的東西，但還是可以出版的。後來我才知道，秋耘當時是香港文委的成員之一。
《春寒》的出版是當年文藝界一件大事，人們對這家連招牌和一張辦公桌也沒有的書店另眼相看。《春寒》是夏洐第一部也是他全部寫作生活中唯一的一部長篇小說。一九四一年五月間，韜奮在香港復刊《大眾生活》週刊，第一期起登載茅盾的長篇小說《腐蝕》，登完之後，就由夏衍以《春寒》接上。發表到大抵一半左右，香港之戰發生了，作家們又紛紛從水陸二路偷渡回到內地，《春寒》的下半部是在國內續寫完的。《春寒》描寫抗戰開始到廣州淪陷以至皖南事變前後廣東青年投入抗戰洪流和發生在他們之間真摯動人的愛情故事。小說的角色很多是根據一定的真實人加工塑造，其中有些是抗先隊成員和「藝協」以至孩子劇團的青少年發展而成的藝術形象。我當時正是在作者接觸到這些人物裏生活，作者對這些天真的「細佬哥」們充滿深厚和無比熱愛的感情，記得他曾經說他們是在苦難中成長的「民族的新芽」，他深情地說：「你們不曾受過溫室的恩惠，你們像野草一般在風霜的作踐裏面成長！」《春寒》裏出現的那些年青人似曾相識，親切得很。《春寒》是華嘉提出要把它排上出版日程的，根據排印的本子不是原稿也不是剪報而是手抄本，那是新波夫人章道非女士到圖書館借齊《大眾生活》抄下來，經作者修改、潤色和校正最後清樣。《春寒》格外受到華南地區和南洋華僑讀者歡迎，後來再版一次，雖然作者曾經說「這是一篇很不成熟的作品」。
從《春寒》又想起人間文叢還替夏衍編印過第二本書《蝸樓隨筆》。我所以想起它因爲它成書的原因比較特殊，和一般不同的是它起先並不是出自作者的本意。洪遒是人間書屋的熱心支持者並受到等於同人對待的朋友，他建議爲夏衍編印一本雜文，原來相當長時間以來他收集了夏衍在報上發表的文章剪貼成冊，其中有些用筆名發表的洪遒也不能決定是否出自夏衍手筆，最後由華嘉進行鑒別、整理再送給作者作最後定稿。附帶一提，夏衍還有一本叫《談做文章》的論文集交給人間文叢，一九四九年上半年出版林林譯的海涅詩集《織工歌》上預告過，此時解放軍已橫渡長江，留港的作家們紛紛準備回國內去，人間書屋的業務暫時放下，這本書就出不成了。
人間文叢還有一本書要一提的，是杜埃的小說集《在呂宋平原》。杜埃是一九四一年三月間撤退到香港來的，他沒有在香港留下來，和詩人林林馬不停蹄又到了菲律賓參加僑報工作，後來被人們形容這一段生活是杜埃經歷中非常奇特而又極其寶貴的歷史，那就是他參加了菲律賓人民和華僑抗擊日本侵略者的遊擊隊並肩作戰，《在呂宋平原》裏的九篇作品就是描寫菲律賓人民在那場戰爭中英勇抗戰的實錄，洋溢着杜埃對這些異國戰友深刻的感情。
人間文叢還出過一些文集，我記得還有這些：
黃藥眠：論約瑟夫的外套
黃茅：清明小簡
林默涵：獅和龍
林林：詩歌雜論
黃茅：讀畫隨筆
聶紺弩：天亮了
杜晦之譯：鹽場上（高爾基小說）
林倫彥譯：月下人影（哈代小說）
林林譯：織工歌（海涅詩集）
人間詩叢有如下這些：
黃寧嬰長詩：潰退
樓棲長詩：鴛鴦子
蕭野詩集：戰鬥的韓江
金帆詩集：野火集
蘆荻詩集：旗下高歌
每一個人間書屋的成員或熱心支持者被當作同人看待的朋友，對這家存在了五年的書店是有着深厚的感情，令人傷心的是，有些爲人間書屋創業出過主意和提供過作品作爲股東的朋友先後離開我們。望舒是五十年代初回到北京後嚴重的哮喘病奪去了這位名詩人的生命──如果沒有他向陳實提供《造物者》英文版並鼓勵她翻譯從而引起後來組織書屋的設想，可能根本不會有人間書屋這一回事。一九五六年下半年，永泰在海防前哨寫生遇到意外犧牲了，他死的時候還很年青。爲《造物者》的排印付出了勞動的鍾鋆裕早幾年也不在了。新波，這位人間書屋的組織者一九八Ｏ年去世，他來不及爲一向操心的新版《造物者》出主意了。「新波爲人間書屋做了大量工作，但是當時只有我們幾個人知道。」華嘉曾經無限傷感地說：「不瞭解內情的人，是不會知道新波是香港人間書屋的最早創辦人和出力最多、功勞最大的人。」吳一立失去音訊多年，後來知道他在成都音樂學院任教，也於一九八二年上半年離開人世了。永遠保留着詩人風度的黃寧嬰早幾年離開我們，他最令人想起的是氣魄雄渾描寫湘桂大撤退的敍事長詩《潰退》，也想起他對待朋友那一份真誠。在最近這一年間，杜埃，洪遒和蘆荻也先後去了。我們不會忘記他們爲人間書屋獻出一份勞力，獻出曾經付出深刻感情的心血結晶。
末了我想附帶提一筆。當人間書屋的成員或股東離開香港回到他們原先生活起居的地方去迎接新的工作以後，陳實是其中僅有兩個一直留在這裏的成員中的一個。四十五年來，陳實不斷和纏着她不放的病魔在搏鬥，另一方面她斷斷續續的堅持翻譯外國文學作品。她的願望之一而且付諸實現的是重譯《造物者》──羅曼•羅蘭題名《貝多芬──偉大的創造性年代》一共七大卷的這部大書的第一卷《從〈英雄〉到〈熱情〉》，經過多年的認真推敲，總算全部重譯好了。她對完成的工作還是不滿意，請陳原根據法文原着逐字校改。由於英譯和法文原着出入的地方不少，陳原都給改正，有些應註而未註的地方也給補上，另外還加上一篇詳盡分析的序言。可以想像，這工作付出的心力很大是無須多說的。正是因爲如此，有理由相信重譯本《造物者》是比較完滿的中譯本是完全可以肯定的。我們期待，這本令我們想起四十五年前創辦人間書屋和以後冗長的歲月陳實付出了巨大心血完成的《偉大的創造性時代》（《造物者》重譯本書名）的出版（出版者是北京三聯書店）。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原載《香港文學》第121期1995年1月。收入《黃蒙田散文──回憶篇》，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1995年；轉貼自《黃新波的藝術》網站。）
人間書屋、人間畫會和我
陳實
1.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就不願意想五六十年前的事了，好比換季，到了歲暮，夏天的衣裳自然要收起來。記憶也是一樣，收起來裝進箱子裏，一個小小的箱子，不像潘朵拉的箱子，打開的時候，飛出來的不是抽象的概念，錯錯落落的都是具體的人和事，這些人説的話似乎仍有餘音，故事的情節仍然鮮明。
忽然動念打開這塵封的箱子，是因爲先後有人問及人間書屋的事，認爲這家短命的出版社在香港文學史上應該有個位置。提到人間書屋，就不免想到人間畫會。以前華嘉寫過一篇《人間書屋二三事》[1]，黃蒙田也寫過《關於人間書屋》和《新波與人間畫會》[2]，交代了這兩個關係密切的組織的成立和發展。我的記憶雖然並不完整，但寫出來作爲補充資料，也許仍然有一些可供參考之處。
2.
從頭說起。
1945年秋天，我和新波以英國軍事代表團屬下心理作戰小組人員身份，先後從昆明乘英國軍機復員到香港。對我來説，這是一個陌生的地方，但新波以前曾經在香港居住，因此最初常常由他帶着到處走，是他讓我找到中區半山荷李活道的舊書攤，找到了許多戰時從英國人手裏流失的英文書籍，價錢低得令人難以置信，我買了不少英美作家的詩和小説，也有俄國和法國作家的文學作品英譯，最可貴的是一部缺頁脫線的百科詞典，1940年版，到今天還能派上用場，因爲有些新詞書解不開的疑問，有時卻在這老古董裏找到答案。
新波也介紹我認識了第一位香港朋友戴望舒。
關於戴望舒，怎麼説呢？那時候我心目中的詩人，是瘦削、蒼白、表情憂鬱、眼光沒有焦點、不停地吸煙而且不修邊幅的人，完全不像望舒──髙大健碩，經常帶着笑容，永遠穿着成套西服，大熱天也不忘記結領帶，講話不徐不疾，甚至在爭辯〈他跟楊靜離婚之前好幾次在我家裏談判）的時候也不會提高聲音。他看起來更像一個學者或教授。我有時懷疑他的體重有一半是墨水。
我大半輩子做的是翻譯，開頭最艱難的一段路可以説是望舒領着我走的，他找來一些英美作家的作品和英譯歐陸作家的作品，讓我譯了在他主編的報紙副刊發表，其中包括了阿拉貢、羅蘭、沙特和裡爾克。他也發表我幼稚的散文、短篇小説和詩，鼓勵我嘗試創作。
1946年暮春，望舒離開香港回上海去，走之前送給我羅曼•羅蘭研究貝多芬的一套大書中關於創作時期作品一卷的英譯，這是一本非常漂亮的書，淺棕色麻布面精裝，封面沒有任何裝飾，只有三個普魯士藍色的英文字母LVB——貝多芬名字的縮寫。這是他最後一次交給我的功課。
3.
望舒不像詩人，新波不像畫家。
我想像中的畫家是頭髮蓬亂、不愛刮鬍子、容易發脾氣、木訥寡言笑的人，新波幾乎是完全相反的性格。他似乎經常在忙着，忙的是別人的事。在我的印象裏，他是最理想的朋友，充滿關懷和同情心，永遠爲別人設想，幫助人卻刻意不讓人覺得受他幫助，而且不是對兩三個朋友這樣，是對所有的朋友都這樣。他去世的時候，我不知道有哪個朋友沒哭過。
1946年春天一個早上，新波來找我，説一位美國女畫家約他見面，要求我跟他一起去當傳譯。女畫家名叫格林伍德[3]，在美國有點名氣，丈夫是英國人，在香港工作，也是「宇宙會所」的主持人之一。這家會所的會員大部份是外國人，但在戰後初期會員人數不多，後來的人間畫會跟它關係發展得很密切，在會所裏開過幾次展覽會。女畫家約新波見面的地點就是會所的二樓，她有意利用這層樓的大牆畫一幅壁畫，希望得到香港畫家的意見。那牆面積約有十五六平方米，那天他們面對着牆指指點點，我只記得新波提議採用抒情的素材。可惜女畫家和英國丈夫的婚姻不久就出現問題，自己一個人回美國去了，壁畫沒有畫成。
那時候我只知道新波是木刻家，沒聽説過他也畫油畫。無論如何，他在1946這一年內確實完成了四幅油畫，説不定宇宙會所壁畫這段小插曲有點誘發的作用。
寫到這裏，忍不住加插一些題外的話。
新波的油畫，每一幅都以人爲主題，都隱藏一些不言之言，除了供人觀賞也供人思考。在1946年的作品之中，有一幅側面像，只有少數幾個人見過，在《新波畫冊》裏也沒有出現的，畫中人手裏捧着一部書，證之以書的外形〈大開本、厚、重），封面的顏色（紅）和人的面孔朝着的方向（左），看的人會覺得這是一個知識份子，思想左傾，信仰共產主義。
相對於描繪和反映現實的傳統，新波在他的油畫裏讓物質世界與精神世界，寫實與抽象互相包容；他的人物造型並不符合正常比例，眼睛和雙手特別大，雙腿特別短，也許這就被認爲過份誇張而直接成爲他在兩年後被指責爲形式主義的導火線，但我覺得火藥庫卻是他處理題材所表現的那種充滿同情、愛和悲憫的人文精神，它跟主流意識形態宣揚的階級仇恨格格不入，而且無產階級藝術的木刻家竟然也畫當時一般認爲屬於資產階級藝術的油畫，難免要受批判。黃蒙田説，事件發生於1948年春天，我想可能是二月或三月，因爲一批蘇聯作曲家剛好在一月份受到狠批，其中包括蕭斯塔科維奇和普羅科菲耶夫，罪名正是形式主義，而那時我們都有一種盲目的迷信，以爲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一切都應該向蘇聯學習。
我不知道新波對於批評他的人有什麼回應，但他這一年完成的油畫出現了純寫生性質的作品，這以後直到1980年，在他餘下的三十多年內，他的油畫作品似乎只有一幅女兒黃元的半身像、一幅政治性濃厚的群像和三數幅風景寫生。假如客觀條件允許他繼續對油畫藝術的探索，誰知道他的成就會達到什麼境界？
4.
人間書屋和人間畫會是雙生子，都在1946年出生。這一年北方陸陸續續有不少文化工作者南來香港，目的都是脫離蔣管區的嚴苛控制，尋求創作的自由空間。他們大部份是版畫家、畫家和作家，畫會和書屋就是他們合力組織起來的。畫會成立的宣言是1947年發表的，而書屋的第一本書在1946年已經出版，表面上好像先走了一步，然而實際上畫會的成形和發展都比書屋更早更快，所以應該是兄長。
書屋和畫會以「人間」命名，其中有個小故事。夏天一個早上，新波來找我，商量爲畫會定名，我提了幾個，他比較喜歡「人間」。我吿訴他，那是我爲羅蘭的貝多芬研究一書預定給出版社的名稱，當時他沒有説什麼。過了兩天，他再來找我，説畫會的朋友都同意用「人間」，我説，那你拿去用吧，出版社的名稱以後再想。可是，他認爲出版社不必另外定名：「兄弟班嘛。」我一想，覺得很有道理，而且是個很好的主意，反正畫會和書屋的成員大部份是熟朋友，又有共同的理想，關係密切，事情就這樣決定了。許多人以爲這名字來自高爾基的《在人間》一書，其實不是，真正的出處是南唐李後主的詞──我那時偶然讀到他的一首《浪淘沙》，記起中學時國文老師說過，如果給這首詞的最後兩句加上標點符號，就是：「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我是想説，春天去的地方應該是實實在在的人間而不是虛無縹渺的天上，雖然老師的話未必符合詩人本意。現在仔細回想，當時新波沒有提問，我也沒有解釋，兩個人心裏想的可能並不一樣，我説的是李煜，他聽到的是高爾基。一場美麗的誤會，竟然殊途同歸。
5.
1948年夏天一個晚上，伊利近街46號（人間書屋出版物印在版權頁上的社址，也是我居住的地方）出現一個不速之客，帶來一個口訊：香港員警政治部邀請人間書屋負責人某月某日會面談話。
我找新波和華嘉商量，他們覺得事情未必像表面顯示的那麼嚴重，因爲戰後那幾年，香港政府對出版事業一向沒有什麼管制，共產黨和國民黨都有自己的報紙和刊物，隨意發表立場鮮明的反對言論。人間書屋不過出版了幾本文學作品，不大可能就惹上麻煩，不過，爲慎重起見，華嘉提出要表明書屋是獨資經營性質。我懂得他的意思，牽涉的人當然越少越好。
那段日子，我在《遠東經濟評論報》工作，這是香港唯一的英文財經週刊，香港稍具規模的金融貿易機構都是它的訂閲戶，我相信這份職業也許可以幫助我應付政治部。
到了指定日期，我請了半天假去應約，接見的是個英國人，記憶中房間裏並沒有其他記錄對話的人。意料之外的是會談只有二十分鐘左右，除了我的個人資料，唯一觸及實質的問題是關於書屋的資金來源，我回答是我的個人投資，談話就草草結束了，連投資金額多少都不問，整個過程所顯示的敷衍態度雖然使我困惑，卻不怎麼在意，可是在隨後的幾個月裏，我不止一次在街上被人攔住打聽「周大姐」的下落〈我認得那人是帶我去政治部「會客廳」的便衣人員），每一次我都回答「不知道」，每一次他都堅持「你一定知道」，問題就顯得不簡單，因爲周大姐周穎（希望沒有記錯名字，也就是聶紺弩的夫人）不過跟我一起參加了那一年的紀念婦女節集會，跟人間書屋完全沒有關係。兩件事情放在一起看，使我想起大約半年前在台灣的經歷。
1947年秋天，我接受醫生易地療養的勸吿到台灣去，帶着林倫彥的介紹信去找他在臺北工作的老朋友楊鑑泮，安排在離臺北幾十裡的溫泉區草山租住一家旅館，地方小住客也少，環境很清靜。最初個多星期，日子過得愉快，其間給新波和其他在香港的朋友寫過信，裏面不免提到人間書屋和畫會的事，恐怕就是這封信惹了禍，因爲過不了幾天，楊先生突然在黃昏時來訪，説是從公安方面的朋友聽到風聲，要我馬上離開草山，連夜搬到臺北鬧市的旅館去，第二天就送我上了一艘裝煤的小貨船偷渡回到香港。
我相信香港政府和當時的中國政府之間有交換情報的協議，政治部談話、跟蹤、監視是不是爲了應付國民黨特務機關的要求，無法查證了。
華嘉在他的《人間書屋二三事》裏列出了書屋的三套叢書共二十六種，其實並不完整。我請黃元幫忙，在新波遺下的藏書裏找出人間書屋出版的書，翻查其中推介和預吿的書目，算起來共有四套叢書：
一、人間文叢（17種）
《春寒》〔夏衍，長篇小說）
《浮沉》（秋耘，散文）
《論約瑟夫的外套》（黃藥眠，論文）
《清明小簡》（黃茅，散文）
《天亮了》（聶紺弩，短篇小說）
《在呂宋平原》（杜埃，短篇小說）
《蝸樓隨筆》（夏衍，雜文）
《獅和龍》（默涵，雜文）
《論方言文藝》（華嘉，評論）
《詩歌雜論》（林林，評論）
《讀畫隨筆》（黃茅，散文）
《論文藝改造》（周鋼鳴，評論）
《堅定的人》（戴夫，短篇小說）
《英雄之歌》〔李普等，通訊報告）
＊《新綠集》〈鍾敬文，散文）
＊《初陽》（華嘉，長篇小說）
＊《談做文章》（夏衍，雜文）
二、人間詩叢〔6種）
《潰退》（黃寧嬰）
《鴛鴦子》（樓棲）
《戰鬥的韓江》（蕭野）
《野火集》（金帆）
《旗下高歌》（陳蘆荻）
《阿萊耶山》（林林）
三、人間譯叢（7種）
《造物者悲多汶》（羅曼•羅蘭原着評傳，陳實譯）
《搏鬥》（羅曼•羅蘭原着長篇小說，陳實、秋耘合譯）
《月下人影》（哈代原着短篇小說，林倫彥譯）
《鹽場上》〔高爾基原着短篇小說，杜晦之譯）
《史達林兒女》（西諾夫等原着短篇小說，楊嘉譯）
《織工歌》（海涅原着詩集，林林譯）
＊《論美國文學》（愛倫堡等着，陳實譯）
四、青年學習叢書（6種）
《新民主主義講話》（張江明）
《認識蘇聯》（楊奎章）
《新美術講話》（黃茅）
《生活，思想，隨筆》（蕭殷）
＊《演劇論集》（陳卓）
＊《思想與思想方法》（張江明）
以上除了附有星號的預吿書目之外，能夠肯定已經出版的共有三十種，預吿過而結果沒有出版的書，三種屬於文叢，相信是因爲形勢改變（解放軍渡江南下，廣州解放），朋友們無心留在香港而來不及出版就回到北方去。在我的印象中，1949年下半年只出了一本書。
屬於譯叢的《論美國文學》是我提出的，當時我剛聯繋上美國一家出版社，他們的綜合性刊物《群眾與主流》經常發表左翼作家、包括蘇聯作家的文章，我提議把中國作家的作品譯成英文在他們的刊物上發表，得到積極的回應，因此想到把他們有關美國文學的評論文字編譯成書，可是《群眾與主流》不久就因某些原因停刊，計劃只好放棄。
青年學習叢書是廣州人間書屋推出的，《演劇論集》和《思想與思想方法》的預吿見於1951年3月出版的《搏鬥》，在書屋結束之前有沒有出版，只能存疑。
6.
廣州人間書屋決定結束的通知，是1951年發出的，説是「已經完成了歷史任務」，雖然可以理解爲光榮退役，雖然我沒有參與過書屋在廣州的事務，對這個消息仍然感到巨大的失落。
在這以後整個世代的歲月裏，由於各種各樣的顧忌，跟內地的朋友幾乎完全音問不通，只有六十年代初一次新波出國，途經香港時匆匆見過一面——也是最後一面——而從他口中知道其他朋友的一些消息，一直等到進入八十年代逐歩重新建立聯繫，才瞭解他們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中的經歷和文革時期每個人所吃的苦頭，只有林倫彥因爲老早被劃爲右派，反而得以避過十年浩劫的直接衝擊。
今天還有人記得人間書屋，因爲它有幾十本書作爲歷史證物，而當年比書屋更多公開活動、鋒芒更露而且被譽爲「香港藝術堡壘」的人間畫會，卻已多年沒聽見人提起，也許因爲繪畫在這個城市已經變成最受冷落的一門藝術。
書屋和畫會的同人，今天仍然在世的，大概已經寥寥無幾，寫這篇文字，也爲了向他們致意，同時悼念走得太早的朋友。
2007年5月23日
[1] 華嘉：《人間書屋二三事》，見《華嘉文集》（廣州出版社，1995）。
[2] 黃蒙田：《關於人間書屋》，見《刀筆 畫筆 文筆—黃新波在香港》（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12）第九七頁，《新波與人間畫會》見本書第七七頁。
[3] 格林伍德（Marion Greenwood, 1909-1970），美國女畫家，擅長壁畫。
（原載《刀筆 畫筆 文筆 黃新波在香港》，香港天地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轉貼自《黃新波的藝術》網頁）
黃蒙田
回憶新波在香港生活期間，不能不提到一個叫人間書屋的出版組織。他是書屋三個創辦人和負責人之一──其他兩位是華嘉和陳寶，由開創到結束，新波付出了辛勤的勞動。
人間書屋是四十年代後半期香港一家作家同人性質的出版機構，甚至可以說是這一時期香港出版文藝書籍最多的單位，雖然在組織上或規模上它不是一家正規的書店。正是因爲這樣，就更促使我在回憶中搜索有關這家書店的一些往事，回憶一些作家朋友們在這裏度過一個時期難以忘卻的生活並留下點滴藝術勞動的痕跡。
自「八一三」以至全面抗戰爆發以後，中國作家從內地到香港來的爲數不少，他們有些在這裏定居，有些經過這裏轉移到內地特別是陝北參加抗戰，留下來的作家在這個新碼頭展開他們的業務，爲香港文藝界帶來新的力量。人們稱這次主要是外來因素促成的文壇蓬勃景象是香港文學的第一次高潮。到了一九四一年一月間，皖南事變爆發，大批包括着名作家在內的進步文化人幾乎在一夜之間在當地消失了，他們通過不同的管道撤離兩廣、成都、重慶以至西安，其中有很大數目是來到香港，茅盾、胡風、蕭紅等都是那次撤退到香港的。作家們到了香港立刻進行反擊第二次反共高潮，建立自己的文藝以至文化領域內的陣地，他們在先後創刊、復刊的《華商報》、《大眾生活》、《筆談》、《文藝陣地》、《耕耘》、《世界知識》、《大地畫報》和《青年知識》等定期刊上發表政論、文學創作和美術作品。這是香港文學史上的第二次高潮──這次高潮是極其蓬勃卻是短促的，同年十二月八日清早，日本軍閥在偷襲珍珠港同時發動了對香港的進攻，到了耶誕節那一天，香港淪陷了，作家們在東江縱隊搶救隊和香港工委的幫助下分批從陸路或水路偷渡回到年初撤離的地方：桂林、重慶以至蘇北。到了抗戰勝利後第二年即一九四六年初，客觀形勢嚴峻，當局爲鎮壓反內戰的呼聲而加緊白色恐怖，以上海爲主要基地的文網逐步嚴密，從此時起進步文化人中的作家便化整爲零撤退到香港，到一九四八年簡直是整批地湧到了，他們一方面在這裏等待北上迎接新局面降臨，另一方面是暫時在香港生存，利用這裏的特殊條件繼續創作生活。記憶中作家們參加了《華商版》、《週末版》、《正報》、《野草》、《文藝生活》、《小說月刊》和《大眾文藝叢刊》等報刊工作和寫作，人稱這是香港文學史上的第三個高潮──這是集中作家最多和經過時間較長的一次。這時期的特點之一是，作家來的多了，作家必須配合客觀形勢提出評論和創作，然而可以容納而他們又願意提供作品的市場實在太少，僅有的一份日報和若干雜誌是不足夠的，單行本就更不用說了。人間書屋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的。
人間書屋出版的第一本書是陳實女士譯羅曼•羅蘭原著的《造物者悲多汶》。抗戰時期陳實在英軍戰地服務團工作，戰爭一結束從昆明乘軍機回來香港定居。她是翻譯家和古典音樂愛好者，還是一個不爲人知的鋼琴家──應該說她是音樂世家，三十年代初期我還沒有認識她之前就知道廣州惠福路有一家廣州音樂院，院長陳洪是她的長兄，陳實是在濃鬱的音樂氣氛中長大的。記憶中陳實翻譯《造物者》（《造物者悲多汶》簡稱，以下同）是由於當日時相過從的朋友戴望舒的推薦和鼓勵。一九四六年初，望舒給陳實送去這本書的英譯本。這是羅曼•羅蘭傾畢生精力和時間完成的大着作《貝多芬──偉大的創造性年代》一書中的第一卷（全書共六卷，據陳原說還有第七卷，題爲《貝多芬的惡人們》，是一九四九年出版的，其時羅蘭去世已經五年了），原題是《從〈英雄〉到〈熱情〉》，意即《從第三交響曲到鋼琴鳴奏曲》。望舒的意思首先是，認爲陳實的外文造詣足以勝任羅曼•羅蘭原着中譯的任務，其次，更重要的是她對西洋古典音樂修養很深，《造物者》是一本分析貝多芬創作樂曲的學術性研究專書，在中國是第一次有人譯它，有理由相信這是一件難度極高的工作，如果譯者只懂外文而對音樂甚至對貝多芬創作樂曲沒有深刻理解尤其感到困難。基於這個原因，望舒對陳實譯這本書是充滿信心的。記得那時陳實身體不好，經常進醫院療養，因而往往在病榻上斷斷續續進行翻譯或修改原稿。記得她曾經對我說過，《造物者》全部二十多萬字有一半以上是在病房裏完成的。我多次看見她埋頭在一大堆稿樣和原稿中細緻地斟酌，在數以百計的插圖大部分是貝多芬樂曲原始手稿或樂譜片斷認真地工作，深深地體會到這個音樂愛好者以全部心靈投入羅曼•羅蘭的精神世界裏去的情景。
那時香港的書店還沒有一家有魄力出版大部頭的單行本，像《造物者》一類比較專門的着作，肯定是不會有出版商接受的，所以一開始陳實就準備只能自費出版。如果我記得不錯，是由梁永泰交給他在《星島日報》的同事鍾鋆裕經營的文采印刷承印的。後來才知道，陳實的資本來源是她出售家傳的四屏唐寅山水，戰後初期，中國字畫沒有市場，只能賣到港幣一千元，雖然在當時來說也不是少數目，但支付排印、製版、紙張和裝釘費還差幾百元──準確數目記不起來了，後來好像這筆錢是由永泰補足的。《造物者》交由智源書店發行，老香港大抵還記得，這家書店當年是位於電車路砵甸乍街口，店面很堂皇，當時的東主是四川人吳一立，由於他是音樂家的原故，主動提出協助搞發行工作。
《造物者》其實並非先有書屋的組織才按照計畫出這本書，而是書快要印好必須在版權上改一個出版社名稱才想起的。那時新波正在組織一個集中從國內先後撤退來香港的畫家團體人間畫會，陳實是畫會的熱心支持者，於是很自然地想起人間書屋這塊招牌，而畫會和書屋，彷佛一對孖生兄弟似的。起先的想法是《造物者》一次過用人間書屋的名義出版，並沒有想到還有第二本或第三本。《造物者》從翻譯、修改、定稿到製作出版的全部過程，新波始終是關心和加以實際協助的。有一天新波在設計《造物者》封面的時候忽然來的靈感：既然《造物者》出版了，是不是可以借這個機會組織一個作家自己經營的出版社呢？這對當時的客觀環境是完全需要的，雖然還不曾估計到自己具備的物質力量，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作家可以提供自己最喜歡寫的書稿。
這個設想得到幾個常見面朋友強烈的回應。不止是感到興趣，而且有要求立刻付諸實現的衝動。依稀記得第一次是新波約了華嘉、陳實和我在「聰明人」飲咖啡，提出這個想法，初步的意見完全一致，認爲有這個需要。第二次聚會更具體化了，記得很清楚是在一個春寒峭料的下午，在依利近街陳實家裏，除了上述四人，還加上黃寧嬰、黃秋耘、陳蘆荻和余所亞──樓棲和鍾敬文是稍後才參加進來的。那次碰頭產生了作爲同人出版社的人間書屋模式：每個成員都沒有職業，因而書店不可能有資金，但每個成員以自己的作品即書稿作爲投資，提供書稿的成員便成了股東。那時有一家前身是大千印刷所的工友組成的印刷工業合作社可以賒賬，即排、印、裝釘和紙張等無須付現款，書印好了發行收到書款才結賬。書屋是沒有組織的組織，但大致上由華嘉擔任經理，負責策劃編務，陳實被推爲董事長，新波好像掛的是董事名義，其實凡是書屋的事務他都抓。這一群作家都是不善於理財的，然而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詩人黃寧嬰早年學過會計，那就順理成章地由他來管賬了。
人間書屋從不名一文開始創業到後來出版過超出二十種書籍的四年多時間從來沒有固定的寫字間，事實上書屋的成員家裏連一張可供寫作的寫字檯也沒有的大有人在，然而爲了責任和生活，他們不能不寫作。記得黃谷柳一家寄居在九龍城他一個當差人的親戚家裏，在過道的床位前堆起兩隻蘋果木箱作爲活動的寫字檯寫作，《蝦球傳》和《白雲珠海》就是這樣寫出來的。華嘉那時一家在灣仔租住一間唐樓曬臺上加建出來的木房子，他的小小寫字檯上堆滿了衣服、尿片和碗筷，我們的作家在這樣的環境裏竟然寫出許多作品來，實在是令人難以想像的。那時的編輯會議，無非是臨時約定在陳實家裏碰頭，陳家地點適中，但也狹小得可以，有時來四五個股東，我們就得改在堅道的小祗園或安樂園去開會，這是兩家家庭式的茶室，茶客不多，很適宜聊天，現在是找不到這樣的茶室了。所謂編輯會議，大抵是大家出出主意，或者誰提供一些什麼作品之類。人間書屋出書沒有審查制度，每一個成員既是作者也是投資者即股東，計畫發排書稿通常由華嘉統籌作技術處理，但在這之前是由作家自己提出，或由別人推薦另一位作家正在寫作或已經完成的作品，但沒有人負責審查，這裏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作家嚴格要求自己的作品和自行負責。雖然是這樣，人間書屋的同人大抵手上隨時可以提出一些書稿，但他們並不爭先恐後爭取出版機會，反之要別的成員再三動員才拿出書稿來，書屋的始創人之一新波，他從來沒有在人間書屋出過一本書，雖然朋友們認爲他的散文可以編成一冊，但他總是把機會讓給別人。爲書屋出力最多的華嘉，直至一九五Ｏ年初香港人間書屋結束時爲止，他沒有出過一本書，雖然預告的書目有長篇小說《初陽》和理論創作合集《方言文學》。還有陳實，自《造物者》出版後，她沒有再出過書，雖然她和黃秋耘合譯羅曼•羅蘭的長篇《搏鬥》是準備出版的，但譯稿完成廣州已經解放，香港人間書屋轉移到廣州改組成正規書店，一九五一年初《搏鬥》出版，已屬於廣州人間書屋版了。關於《搏鬥》我還想提一筆，《搏鬥》是羅曼•羅蘭晚期長篇小說《迷人的靈魂》中的一卷作爲獨立創作出版的，推薦給秋耘翻譯它的是邵荃麟。邵荃麟之所以要他翻譯此書，由於秋耘曾經深受羅蘭早期思想影響，尤其是《約翰•克裡斯朵夫》宣揚的個人主義和大勇主義思想。在《搏鬥》中羅蘭已經「向過去告別」，從個人主義走向集體主義並無情地批判了上述的思想傾向，荃麟的意思是，幫助秋耘在翻譯過程中受到教育，提高認識。也許是《搏鬥》的篇幅太長，秋耘商量和陳實合譯，即二人分別翻譯上卷和下卷。
人間書屋出版了《造物者》以後，就着手計畫一套人間文叢，以便可以容納較多書屋成員的作品。如果我沒有記錯，第一本文叢是黃秋耘的散文集《浮沉》，這本書在年青讀者中反應十分熱烈，竟然印了三版，正如它的出版說明所說「這裏有呻吟，有獨語，有近於傷感的悲憤，也當然有獻身戰鬥的誓詞。這種真情的聲音對於同時代青年知識份子是一種慰籍、鼓舞」那樣，正是它當時受到讀者歡迎的原因。秋耘好像是一九四六年夏天匆匆來到香港的，從此時起集中寫作並開始走上文學創作道路，在這之前他是一名有「聯絡參謀」官銜的半軍人。有趣的是，三十五年後，他提起《浮沉》時坦誠地道出了他當時帶點內幕性的心態：《浮沉》裏有幾篇文章至今他還是很喜歡。張鐵生曾勸阻他不要出版這本散文集，說裏面有一股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情調──淡淡的哀愁。鍾敬文教授卻很欣賞它，特地爲這本書寫了一篇序言替他辯護。秋耘又提到邵荃麟對《浮沉》的評價是沒有八股腔，有幾篇文章寫得很美，雖然情調有些不那麼健康和不那麼正統的東西，但還是可以出版的。後來我才知道，秋耘當時是香港文委的成員之一。
《春寒》的出版是當年文藝界一件大事，人們對這家連招牌和一張辦公桌也沒有的書店另眼相看。《春寒》是夏洐第一部也是他全部寫作生活中唯一的一部長篇小說。一九四一年五月間，韜奮在香港復刊《大眾生活》週刊，第一期起登載茅盾的長篇小說《腐蝕》，登完之後，就由夏衍以《春寒》接上。發表到大抵一半左右，香港之戰發生了，作家們又紛紛從水陸二路偷渡回到內地，《春寒》的下半部是在國內續寫完的。《春寒》描寫抗戰開始到廣州淪陷以至皖南事變前後廣東青年投入抗戰洪流和發生在他們之間真摯動人的愛情故事。小說的角色很多是根據一定的真實人加工塑造，其中有些是抗先隊成員和「藝協」以至孩子劇團的青少年發展而成的藝術形象。我當時正是在作者接觸到這些人物裏生活，作者對這些天真的「細佬哥」們充滿深厚和無比熱愛的感情，記得他曾經說他們是在苦難中成長的「民族的新芽」，他深情地說：「你們不曾受過溫室的恩惠，你們像野草一般在風霜的作踐裏面成長！」《春寒》裏出現的那些年青人似曾相識，親切得很。《春寒》是華嘉提出要把它排上出版日程的，根據排印的本子不是原稿也不是剪報而是手抄本，那是新波夫人章道非女士到圖書館借齊《大眾生活》抄下來，經作者修改、潤色和校正最後清樣。《春寒》格外受到華南地區和南洋華僑讀者歡迎，後來再版一次，雖然作者曾經說「這是一篇很不成熟的作品」。
從《春寒》又想起人間文叢還替夏衍編印過第二本書《蝸樓隨筆》。我所以想起它因爲它成書的原因比較特殊，和一般不同的是它起先並不是出自作者的本意。洪遒是人間書屋的熱心支持者並受到等於同人對待的朋友，他建議爲夏衍編印一本雜文，原來相當長時間以來他收集了夏衍在報上發表的文章剪貼成冊，其中有些用筆名發表的洪遒也不能決定是否出自夏衍手筆，最後由華嘉進行鑒別、整理再送給作者作最後定稿。附帶一提，夏衍還有一本叫《談做文章》的論文集交給人間文叢，一九四九年上半年出版林林譯的海涅詩集《織工歌》上預告過，此時解放軍已橫渡長江，留港的作家們紛紛準備回國內去，人間書屋的業務暫時放下，這本書就出不成了。
人間文叢還有一本書要一提的，是杜埃的小說集《在呂宋平原》。杜埃是一九四一年三月間撤退到香港來的，他沒有在香港留下來，和詩人林林馬不停蹄又到了菲律賓參加僑報工作，後來被人們形容這一段生活是杜埃經歷中非常奇特而又極其寶貴的歷史，那就是他參加了菲律賓人民和華僑抗擊日本侵略者的遊擊隊並肩作戰，《在呂宋平原》裏的九篇作品就是描寫菲律賓人民在那場戰爭中英勇抗戰的實錄，洋溢着杜埃對這些異國戰友深刻的感情。
人間文叢還出過一些文集，我記得還有這些：
黃藥眠：論約瑟夫的外套
黃茅：清明小簡
林默涵：獅和龍
林林：詩歌雜論
黃茅：讀畫隨筆
聶紺弩：天亮了
杜晦之譯：鹽場上（高爾基小說）
林倫彥譯：月下人影（哈代小說）
林林譯：織工歌（海涅詩集）
人間詩叢有如下這些：
黃寧嬰長詩：潰退
樓棲長詩：鴛鴦子
蕭野詩集：戰鬥的韓江
金帆詩集：野火集
蘆荻詩集：旗下高歌
每一個人間書屋的成員或熱心支持者被當作同人看待的朋友，對這家存在了五年的書店是有着深厚的感情，令人傷心的是，有些爲人間書屋創業出過主意和提供過作品作爲股東的朋友先後離開我們。望舒是五十年代初回到北京後嚴重的哮喘病奪去了這位名詩人的生命──如果沒有他向陳實提供《造物者》英文版並鼓勵她翻譯從而引起後來組織書屋的設想，可能根本不會有人間書屋這一回事。一九五六年下半年，永泰在海防前哨寫生遇到意外犧牲了，他死的時候還很年青。爲《造物者》的排印付出了勞動的鍾鋆裕早幾年也不在了。新波，這位人間書屋的組織者一九八Ｏ年去世，他來不及爲一向操心的新版《造物者》出主意了。「新波爲人間書屋做了大量工作，但是當時只有我們幾個人知道。」華嘉曾經無限傷感地說：「不瞭解內情的人，是不會知道新波是香港人間書屋的最早創辦人和出力最多、功勞最大的人。」吳一立失去音訊多年，後來知道他在成都音樂學院任教，也於一九八二年上半年離開人世了。永遠保留着詩人風度的黃寧嬰早幾年離開我們，他最令人想起的是氣魄雄渾描寫湘桂大撤退的敍事長詩《潰退》，也想起他對待朋友那一份真誠。在最近這一年間，杜埃，洪遒和蘆荻也先後去了。我們不會忘記他們爲人間書屋獻出一份勞力，獻出曾經付出深刻感情的心血結晶。
末了我想附帶提一筆。當人間書屋的成員或股東離開香港回到他們原先生活起居的地方去迎接新的工作以後，陳實是其中僅有兩個一直留在這裏的成員中的一個。四十五年來，陳實不斷和纏着她不放的病魔在搏鬥，另一方面她斷斷續續的堅持翻譯外國文學作品。她的願望之一而且付諸實現的是重譯《造物者》──羅曼•羅蘭題名《貝多芬──偉大的創造性年代》一共七大卷的這部大書的第一卷《從〈英雄〉到〈熱情〉》，經過多年的認真推敲，總算全部重譯好了。她對完成的工作還是不滿意，請陳原根據法文原着逐字校改。由於英譯和法文原着出入的地方不少，陳原都給改正，有些應註而未註的地方也給補上，另外還加上一篇詳盡分析的序言。可以想像，這工作付出的心力很大是無須多說的。正是因爲如此，有理由相信重譯本《造物者》是比較完滿的中譯本是完全可以肯定的。我們期待，這本令我們想起四十五年前創辦人間書屋和以後冗長的歲月陳實付出了巨大心血完成的《偉大的創造性時代》（《造物者》重譯本書名）的出版（出版者是北京三聯書店）。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深刻人間——黃新波的藝術歷程》展場一角 2011.11.03--2012.03.26 香港文化博物館
《人間書屋》創辦者們 黃新波（右）與黃蒙田（中） 1946年香港
《人間書屋》 出版的書刊
《人間書屋》出版新書廣告 刊於香港《華商報》
（原載《香港文學》第121期1995年1月。收入《黃蒙田散文──回憶篇》，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1995年；轉貼自《黃新波的藝術》網站。）
人間書屋、人間畫會和我
陳實
1.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就不願意想五六十年前的事了，好比換季，到了歲暮，夏天的衣裳自然要收起來。記憶也是一樣，收起來裝進箱子裏，一個小小的箱子，不像潘朵拉的箱子，打開的時候，飛出來的不是抽象的概念，錯錯落落的都是具體的人和事，這些人説的話似乎仍有餘音，故事的情節仍然鮮明。
忽然動念打開這塵封的箱子，是因爲先後有人問及人間書屋的事，認爲這家短命的出版社在香港文學史上應該有個位置。提到人間書屋，就不免想到人間畫會。以前華嘉寫過一篇《人間書屋二三事》[1]，黃蒙田也寫過《關於人間書屋》和《新波與人間畫會》[2]，交代了這兩個關係密切的組織的成立和發展。我的記憶雖然並不完整，但寫出來作爲補充資料，也許仍然有一些可供參考之處。
2.
從頭說起。
1945年秋天，我和新波以英國軍事代表團屬下心理作戰小組人員身份，先後從昆明乘英國軍機復員到香港。對我來説，這是一個陌生的地方，但新波以前曾經在香港居住，因此最初常常由他帶着到處走，是他讓我找到中區半山荷李活道的舊書攤，找到了許多戰時從英國人手裏流失的英文書籍，價錢低得令人難以置信，我買了不少英美作家的詩和小説，也有俄國和法國作家的文學作品英譯，最可貴的是一部缺頁脫線的百科詞典，1940年版，到今天還能派上用場，因爲有些新詞書解不開的疑問，有時卻在這老古董裏找到答案。
新波也介紹我認識了第一位香港朋友戴望舒。
關於戴望舒，怎麼説呢？那時候我心目中的詩人，是瘦削、蒼白、表情憂鬱、眼光沒有焦點、不停地吸煙而且不修邊幅的人，完全不像望舒──髙大健碩，經常帶着笑容，永遠穿着成套西服，大熱天也不忘記結領帶，講話不徐不疾，甚至在爭辯〈他跟楊靜離婚之前好幾次在我家裏談判）的時候也不會提高聲音。他看起來更像一個學者或教授。我有時懷疑他的體重有一半是墨水。
我大半輩子做的是翻譯，開頭最艱難的一段路可以説是望舒領着我走的，他找來一些英美作家的作品和英譯歐陸作家的作品，讓我譯了在他主編的報紙副刊發表，其中包括了阿拉貢、羅蘭、沙特和裡爾克。他也發表我幼稚的散文、短篇小説和詩，鼓勵我嘗試創作。
1946年暮春，望舒離開香港回上海去，走之前送給我羅曼•羅蘭研究貝多芬的一套大書中關於創作時期作品一卷的英譯，這是一本非常漂亮的書，淺棕色麻布面精裝，封面沒有任何裝飾，只有三個普魯士藍色的英文字母LVB——貝多芬名字的縮寫。這是他最後一次交給我的功課。
3.
望舒不像詩人，新波不像畫家。
我想像中的畫家是頭髮蓬亂、不愛刮鬍子、容易發脾氣、木訥寡言笑的人，新波幾乎是完全相反的性格。他似乎經常在忙着，忙的是別人的事。在我的印象裏，他是最理想的朋友，充滿關懷和同情心，永遠爲別人設想，幫助人卻刻意不讓人覺得受他幫助，而且不是對兩三個朋友這樣，是對所有的朋友都這樣。他去世的時候，我不知道有哪個朋友沒哭過。
1946年春天一個早上，新波來找我，説一位美國女畫家約他見面，要求我跟他一起去當傳譯。女畫家名叫格林伍德[3]，在美國有點名氣，丈夫是英國人，在香港工作，也是「宇宙會所」的主持人之一。這家會所的會員大部份是外國人，但在戰後初期會員人數不多，後來的人間畫會跟它關係發展得很密切，在會所裏開過幾次展覽會。女畫家約新波見面的地點就是會所的二樓，她有意利用這層樓的大牆畫一幅壁畫，希望得到香港畫家的意見。那牆面積約有十五六平方米，那天他們面對着牆指指點點，我只記得新波提議採用抒情的素材。可惜女畫家和英國丈夫的婚姻不久就出現問題，自己一個人回美國去了，壁畫沒有畫成。
那時候我只知道新波是木刻家，沒聽説過他也畫油畫。無論如何，他在1946這一年內確實完成了四幅油畫，説不定宇宙會所壁畫這段小插曲有點誘發的作用。
寫到這裏，忍不住加插一些題外的話。
新波的油畫，每一幅都以人爲主題，都隱藏一些不言之言，除了供人觀賞也供人思考。在1946年的作品之中，有一幅側面像，只有少數幾個人見過，在《新波畫冊》裏也沒有出現的，畫中人手裏捧着一部書，證之以書的外形〈大開本、厚、重），封面的顏色（紅）和人的面孔朝着的方向（左），看的人會覺得這是一個知識份子，思想左傾，信仰共產主義。
相對於描繪和反映現實的傳統，新波在他的油畫裏讓物質世界與精神世界，寫實與抽象互相包容；他的人物造型並不符合正常比例，眼睛和雙手特別大，雙腿特別短，也許這就被認爲過份誇張而直接成爲他在兩年後被指責爲形式主義的導火線，但我覺得火藥庫卻是他處理題材所表現的那種充滿同情、愛和悲憫的人文精神，它跟主流意識形態宣揚的階級仇恨格格不入，而且無產階級藝術的木刻家竟然也畫當時一般認爲屬於資產階級藝術的油畫，難免要受批判。黃蒙田説，事件發生於1948年春天，我想可能是二月或三月，因爲一批蘇聯作曲家剛好在一月份受到狠批，其中包括蕭斯塔科維奇和普羅科菲耶夫，罪名正是形式主義，而那時我們都有一種盲目的迷信，以爲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一切都應該向蘇聯學習。
我不知道新波對於批評他的人有什麼回應，但他這一年完成的油畫出現了純寫生性質的作品，這以後直到1980年，在他餘下的三十多年內，他的油畫作品似乎只有一幅女兒黃元的半身像、一幅政治性濃厚的群像和三數幅風景寫生。假如客觀條件允許他繼續對油畫藝術的探索，誰知道他的成就會達到什麼境界？
4.
人間書屋和人間畫會是雙生子，都在1946年出生。這一年北方陸陸續續有不少文化工作者南來香港，目的都是脫離蔣管區的嚴苛控制，尋求創作的自由空間。他們大部份是版畫家、畫家和作家，畫會和書屋就是他們合力組織起來的。畫會成立的宣言是1947年發表的，而書屋的第一本書在1946年已經出版，表面上好像先走了一步，然而實際上畫會的成形和發展都比書屋更早更快，所以應該是兄長。
書屋和畫會以「人間」命名，其中有個小故事。夏天一個早上，新波來找我，商量爲畫會定名，我提了幾個，他比較喜歡「人間」。我吿訴他，那是我爲羅蘭的貝多芬研究一書預定給出版社的名稱，當時他沒有説什麼。過了兩天，他再來找我，説畫會的朋友都同意用「人間」，我説，那你拿去用吧，出版社的名稱以後再想。可是，他認爲出版社不必另外定名：「兄弟班嘛。」我一想，覺得很有道理，而且是個很好的主意，反正畫會和書屋的成員大部份是熟朋友，又有共同的理想，關係密切，事情就這樣決定了。許多人以爲這名字來自高爾基的《在人間》一書，其實不是，真正的出處是南唐李後主的詞──我那時偶然讀到他的一首《浪淘沙》，記起中學時國文老師說過，如果給這首詞的最後兩句加上標點符號，就是：「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我是想説，春天去的地方應該是實實在在的人間而不是虛無縹渺的天上，雖然老師的話未必符合詩人本意。現在仔細回想，當時新波沒有提問，我也沒有解釋，兩個人心裏想的可能並不一樣，我説的是李煜，他聽到的是高爾基。一場美麗的誤會，竟然殊途同歸。
5.
1948年夏天一個晚上，伊利近街46號（人間書屋出版物印在版權頁上的社址，也是我居住的地方）出現一個不速之客，帶來一個口訊：香港員警政治部邀請人間書屋負責人某月某日會面談話。
我找新波和華嘉商量，他們覺得事情未必像表面顯示的那麼嚴重，因爲戰後那幾年，香港政府對出版事業一向沒有什麼管制，共產黨和國民黨都有自己的報紙和刊物，隨意發表立場鮮明的反對言論。人間書屋不過出版了幾本文學作品，不大可能就惹上麻煩，不過，爲慎重起見，華嘉提出要表明書屋是獨資經營性質。我懂得他的意思，牽涉的人當然越少越好。
那段日子，我在《遠東經濟評論報》工作，這是香港唯一的英文財經週刊，香港稍具規模的金融貿易機構都是它的訂閲戶，我相信這份職業也許可以幫助我應付政治部。
到了指定日期，我請了半天假去應約，接見的是個英國人，記憶中房間裏並沒有其他記錄對話的人。意料之外的是會談只有二十分鐘左右，除了我的個人資料，唯一觸及實質的問題是關於書屋的資金來源，我回答是我的個人投資，談話就草草結束了，連投資金額多少都不問，整個過程所顯示的敷衍態度雖然使我困惑，卻不怎麼在意，可是在隨後的幾個月裏，我不止一次在街上被人攔住打聽「周大姐」的下落〈我認得那人是帶我去政治部「會客廳」的便衣人員），每一次我都回答「不知道」，每一次他都堅持「你一定知道」，問題就顯得不簡單，因爲周大姐周穎（希望沒有記錯名字，也就是聶紺弩的夫人）不過跟我一起參加了那一年的紀念婦女節集會，跟人間書屋完全沒有關係。兩件事情放在一起看，使我想起大約半年前在台灣的經歷。
1947年秋天，我接受醫生易地療養的勸吿到台灣去，帶着林倫彥的介紹信去找他在臺北工作的老朋友楊鑑泮，安排在離臺北幾十裡的溫泉區草山租住一家旅館，地方小住客也少，環境很清靜。最初個多星期，日子過得愉快，其間給新波和其他在香港的朋友寫過信，裏面不免提到人間書屋和畫會的事，恐怕就是這封信惹了禍，因爲過不了幾天，楊先生突然在黃昏時來訪，説是從公安方面的朋友聽到風聲，要我馬上離開草山，連夜搬到臺北鬧市的旅館去，第二天就送我上了一艘裝煤的小貨船偷渡回到香港。
我相信香港政府和當時的中國政府之間有交換情報的協議，政治部談話、跟蹤、監視是不是爲了應付國民黨特務機關的要求，無法查證了。
華嘉在他的《人間書屋二三事》裏列出了書屋的三套叢書共二十六種，其實並不完整。我請黃元幫忙，在新波遺下的藏書裏找出人間書屋出版的書，翻查其中推介和預吿的書目，算起來共有四套叢書：
一、人間文叢（17種）
《春寒》〔夏衍，長篇小說）
《浮沉》（秋耘，散文）
《論約瑟夫的外套》（黃藥眠，論文）
《清明小簡》（黃茅，散文）
《天亮了》（聶紺弩，短篇小說）
《在呂宋平原》（杜埃，短篇小說）
《蝸樓隨筆》（夏衍，雜文）
《獅和龍》（默涵，雜文）
《論方言文藝》（華嘉，評論）
《詩歌雜論》（林林，評論）
《讀畫隨筆》（黃茅，散文）
《論文藝改造》（周鋼鳴，評論）
《堅定的人》（戴夫，短篇小說）
《英雄之歌》〔李普等，通訊報告）
＊《新綠集》〈鍾敬文，散文）
＊《初陽》（華嘉，長篇小說）
＊《談做文章》（夏衍，雜文）
二、人間詩叢〔6種）
《潰退》（黃寧嬰）
《鴛鴦子》（樓棲）
《戰鬥的韓江》（蕭野）
《野火集》（金帆）
《旗下高歌》（陳蘆荻）
《阿萊耶山》（林林）
三、人間譯叢（7種）
《造物者悲多汶》（羅曼•羅蘭原着評傳，陳實譯）
《搏鬥》（羅曼•羅蘭原着長篇小說，陳實、秋耘合譯）
《月下人影》（哈代原着短篇小說，林倫彥譯）
《鹽場上》〔高爾基原着短篇小說，杜晦之譯）
《史達林兒女》（西諾夫等原着短篇小說，楊嘉譯）
《織工歌》（海涅原着詩集，林林譯）
＊《論美國文學》（愛倫堡等着，陳實譯）
四、青年學習叢書（6種）
《新民主主義講話》（張江明）
《認識蘇聯》（楊奎章）
《新美術講話》（黃茅）
《生活，思想，隨筆》（蕭殷）
＊《演劇論集》（陳卓）
＊《思想與思想方法》（張江明）
以上除了附有星號的預吿書目之外，能夠肯定已經出版的共有三十種，預吿過而結果沒有出版的書，三種屬於文叢，相信是因爲形勢改變（解放軍渡江南下，廣州解放），朋友們無心留在香港而來不及出版就回到北方去。在我的印象中，1949年下半年只出了一本書。
屬於譯叢的《論美國文學》是我提出的，當時我剛聯繋上美國一家出版社，他們的綜合性刊物《群眾與主流》經常發表左翼作家、包括蘇聯作家的文章，我提議把中國作家的作品譯成英文在他們的刊物上發表，得到積極的回應，因此想到把他們有關美國文學的評論文字編譯成書，可是《群眾與主流》不久就因某些原因停刊，計劃只好放棄。
青年學習叢書是廣州人間書屋推出的，《演劇論集》和《思想與思想方法》的預吿見於1951年3月出版的《搏鬥》，在書屋結束之前有沒有出版，只能存疑。
6.
廣州人間書屋決定結束的通知，是1951年發出的，説是「已經完成了歷史任務」，雖然可以理解爲光榮退役，雖然我沒有參與過書屋在廣州的事務，對這個消息仍然感到巨大的失落。
在這以後整個世代的歲月裏，由於各種各樣的顧忌，跟內地的朋友幾乎完全音問不通，只有六十年代初一次新波出國，途經香港時匆匆見過一面——也是最後一面——而從他口中知道其他朋友的一些消息，一直等到進入八十年代逐歩重新建立聯繫，才瞭解他們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中的經歷和文革時期每個人所吃的苦頭，只有林倫彥因爲老早被劃爲右派，反而得以避過十年浩劫的直接衝擊。
今天還有人記得人間書屋，因爲它有幾十本書作爲歷史證物，而當年比書屋更多公開活動、鋒芒更露而且被譽爲「香港藝術堡壘」的人間畫會，卻已多年沒聽見人提起，也許因爲繪畫在這個城市已經變成最受冷落的一門藝術。
書屋和畫會的同人，今天仍然在世的，大概已經寥寥無幾，寫這篇文字，也爲了向他們致意，同時悼念走得太早的朋友。
2007年5月23日
[1] 華嘉：《人間書屋二三事》，見《華嘉文集》（廣州出版社，1995）。
[2] 黃蒙田：《關於人間書屋》，見《刀筆 畫筆 文筆—黃新波在香港》（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12）第九七頁，《新波與人間畫會》見本書第七七頁。
[3] 格林伍德（Marion Greenwood, 1909-1970），美國女畫家，擅長壁畫。
陳實於1940年代香港
陳實於1980年代香港
陳實已出版著譯
（原載《刀筆 畫筆 文筆 黃新波在香港》，香港天地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轉貼自《黃新波的藝術》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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