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後記《水星》
許定銘
李雨生主編的香港《水星》雜誌，一九六五年四月總第六期，有署名「施仁」的雜文《夢尋三十年前》，一開始即說：
一九六Ｏ年代的香港，誰有資格寫這篇文章？
腦海裡立即閃出：葉靈鳳、李輝英、曹聚仁、程靖宇。再看看署名「施仁」，不禁啞然失笑，明明已告訴我「是仁」，應該不會猜錯了，曹聚仁的筆名，都是順手拈來的，這篇《夢尋三十年前》完全是《文壇五十年》和《文壇三憶》的風格。事實上，曹聚仁與主編李雨生有交往，發稿支持好友理所當然。除了這篇「施仁」的《夢尋三十年前》，他還在《水星》裡用陳思發表了《「三國」新話》（第五期）、用丁秀寫了《塔影樓雜拾》（第九期），都是不常用的筆名，加多個「施仁」，有何不可？
「施仁」的《夢尋三十年前》寫於一九六五年初，談到北平的《水星》時，他說是「三十三年前」。其實，正確來說，應該是三十或三十一年前。卞之琳在《星水微茫憶〈水星〉》（見1983年總第55期《讀書》）說：
李雨生的《水星》是十六開本，每期四十頁，創刊號的《幾點報告和聲明》中說，《水星》是類似同人雜誌的通俗刊物，它偏重於介紹外國作品，刊物中的插圖盡量由內部繪製及複製名畫，最有趣的是「水星的作者和譯者中非盡無名之士，但是因為香港名家太多，恐怕魚目混珠，經徵得他們同意之後，這裡都題了陌生的筆名」。
縱觀九期《水星》，最符合《幾點報告和聲明》所說的，是繙譯及推介外國文學作品這部分，每期都有專輯，曾推介過安‧莫洛亞、葛里科、卡繆、席默農、毛姆……等歐美名家，又組織過法國詩抄和意大利特輯，可惜都只着重作品的繙譯，而忽略了作家的評介，且很多時都不附作者及作品的原名，在一九六Ｏ年代，香港的一般讀者，對外國文學認識不深，沒深入推介，實在是一大缺失，這也是《水星》不受歡迎、短壽及少人提及的原因之一。
羅孚在回憶《海光文藝》（見《〈海光文藝〉和〈文藝世紀〉》）時說，因為一九六Ｏ年代香港文壇「紅白對立，壁壘分明」，不想當左的、紅的人名在刊物出現時，使得右的及中間的作者和讀者望而卻步，因此，在《海光文藝》上發表作品的左派人士，都用了陌生的筆名，這點可能為刊物帶來了中立的表面，但卻為後來的研究者添了不少麻煩。
《水星》的主編李雨生是南來作家，一九五Ｏ年代起，在香港寫小說時常用的筆名是「路易士」（絕對不是詩人紀弦早期寫詩時的「路易士」）。他是《新生晚報》的專欄作者，常繙譯外國文學及連載小說，後來去倫敦，入英國廣播公司工作。路易士在香港已出版的小說有《火花》、《黃海風情畫》、《曠野狂想曲》、《餘燼》、《故人》、《恩仇之間》、《丁家姊妹》、《情人》……等十多種，大多出版於一九五Ｏ年代。他曾經參與《幽默》、《文藝新地》及《論語》等刊物的編輯工作，交往的文友有曹聚仁、李輝英、徐訏、慕容羽軍、林適存……等人，絕非擺明車馬的左派或右派作家，何以主編《水星》也要用到「隱藏身份」這招？實在令人費解！
《水星》中除了經常出現的《水星日記》署名李雨生外，九期全部都不見名家執筆，都是些陌生的筆名，比起晚兩三年出現的《海光文藝》遜色得多。《水星》每期都有三兩篇小說，席惠芬、周大年、周豫之、許昌平、曾怡蓀等都是重要的作者，雖然名不見經傳，卻肯定都是大家手筆，且讓有興趣「考古」的專家慢慢發掘！
我搜尋香港文學創作及文學期刊多年，《水星》較少見，像今次在拍賣會上突然九期同時出現的，還是第一次。期刊少見，提的人自然更少，「施仁」寫《夢尋三十年前》憶北平《水星》，是它面世的三十年後；我今次以近千元搶拍得香港《水星》，塗鴉以誌，是李雨生《水星》面世五十年後的二Ｏ一四，同時是卞之琳《水星》面世後的八十年，《水星》原來與「四」字有緣！
——2014年4月
5月25日刊《大公報‧文學》
從封面看《水星》
許定銘
一本雜誌擺在報攤上或書店裡是滄海一粟，能否讓讀者拿起來看，和它的封面是否吸引有莫大關係。
近期從舊書拍賣會上搶購回來一疊李雨生主編的月刊《水星》，由一九六四年十月創刊，到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止，共九期。《水星》最初是以月刊的姿態出現，後來愈出愈疏，變了雙月刊，到最後的第九期，與出於七月的第八期，相差四個月，想來不會有第十期了吧？僅僅九本薄冊子，就是《水星》的全部。
《水星》是十六開本，每期四十頁，在創刊號的〈幾點報告和聲明〉中說，《水星》是類似同人雜誌的通俗刊物，它偏重於介紹外國作品，刊物中的插圖盡量由內部繪製及複製名畫。看來編者頗重視刊物的藝術性。可是，除了特別精心刻製的插圖，像創刊號許昌平〈人生一世〉中的兩幅精品外，其餘全套雜誌中的插圖都是隨意的速寫素描，佔的版位又細，完全配不上原文，似是聊備一格之舉，乃失敗之作，實在不應以此作為雜誌的重點介紹。
一個重視內文插圖的編輯，肯定不會忽視刊物的封面，因為它是吸引讀者捧讀的外衣。《水星》創刊號是一幅木刻：含情羞澀低首的少女，在林中沉思，是內向而愛好文學的典型。雪白的肌膚、黑色的長袍、紅褐而粗壯的樹幹，在日落斜陽中，與左側白條上的《水星》互相輝映，構圖與色調配合出色，深深地吸引了我。第二期用了同樣的構圖，但黑綠撞色撞得不調和，成了一團糟，雖有黃地襯托，亦比創刊號遜色甚多。到第三期，以魚骨天線展示我城大厦與天際交錯的構圖，頗有創意。第四期是一九六五年的新年號，封面是一幅盛器的素描，只有初哥水平，實在難登大雅。編者在〈幾點報告〉中說：
可是，到隔了一個月再出的《水星》第五期，也沒有用黃慶德設計的封面，而是土黃一片，右下角隨意來一幅剪紙；到第六、第七期更加慳水慳力，索性一片褐一片藍了事！
從第四期起，《水星》封面每况愈下，內文也減少了插圖，內部人手短缺，財力日窘，就算編者有何大志，亦「巧婦難為無米炊」矣！
到第八期，《水星》又改版了，編者在〈水星隨筆〉中說：
編者的「過一個時期革新一次，正是我們不甘故步自封，力爭上游的表現」。但在我們看來，那些革新却是垂死的掙扎，那是香港文化的悲哀！
──2014年6日
許定銘
李雨生主編的香港《水星》雜誌，一九六五年四月總第六期，有署名「施仁」的雜文《夢尋三十年前》，一開始即說：
三十三年前，北方出現過一冊文藝雜誌，也叫做「水星」。記得是章靳以主編的，較小開本，內容嚴肅中帶點輕鬆。……跟着，作者的筆端開始回憶，談他與一九三Ｏ年代文人的交往：他曾寫過文章批評朋友巴金的「三部曲」；說洪深的報告文學《天堂與地獄》是經他介紹一個農民向洪深提供資料的；說葉聖陶在蘇州青石弄建了一座小洋房被人勒索，他便去慰問；說胡適寫稿甚慢，每天平常只能寫四五百字……其後更叙述他與錢鍾書、沈從文、郭沬若、魯迅、周作人……等均有交往。這篇近三千字的回憶性雜文，還說了不少文壇名人生活上鮮為人知的小故事，生動而有趣。一口氣讀完隨即產生疑問：
想一想，三十三年前，我還是一個熱情似火的「文藝青年」。當年的歡笑，當年的幻想，當年的交遊種種……而今都像夢一樣消逝了。
一九六Ｏ年代的香港，誰有資格寫這篇文章？
腦海裡立即閃出：葉靈鳳、李輝英、曹聚仁、程靖宇。再看看署名「施仁」，不禁啞然失笑，明明已告訴我「是仁」，應該不會猜錯了，曹聚仁的筆名，都是順手拈來的，這篇《夢尋三十年前》完全是《文壇五十年》和《文壇三憶》的風格。事實上，曹聚仁與主編李雨生有交往，發稿支持好友理所當然。除了這篇「施仁」的《夢尋三十年前》，他還在《水星》裡用陳思發表了《「三國」新話》（第五期）、用丁秀寫了《塔影樓雜拾》（第九期），都是不常用的筆名，加多個「施仁」，有何不可？
「施仁」的《夢尋三十年前》寫於一九六五年初，談到北平的《水星》時，他說是「三十三年前」。其實，正確來說，應該是三十或三十一年前。卞之琳在《星水微茫憶〈水星〉》（見1983年總第55期《讀書》）說：
一九三四年靳以在北平編大型文學刊物《文學季刊》很受歡迎，銷路甚好，出版商見獵心喜，隨即請靳以籌備一種小型、純登創作的文學月刊，作為《文學季刊》的「副刊」。很快的，文學月刊《水星》在一九三四年十月面世，由卞之琳作執行編輯。他編了六期，交回靳以接手，再編三期，到一九三五年六月停刊，前後共出九期。回頭說說李雨生主編的香港《水星》，那是一九六四年十月創刊（和北平《水星》相隔正好三十年）的，到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停刊，事有湊巧，也是出了九期。這種《水星》最初是以月刊的姿態出現，後來愈出愈疏，變了雙月刊，到最後的第九期，與出於七月的第八期，相差四個月，想來不會有第十期了吧？
李雨生的《水星》是十六開本，每期四十頁，創刊號的《幾點報告和聲明》中說，《水星》是類似同人雜誌的通俗刊物，它偏重於介紹外國作品，刊物中的插圖盡量由內部繪製及複製名畫，最有趣的是「水星的作者和譯者中非盡無名之士，但是因為香港名家太多，恐怕魚目混珠，經徵得他們同意之後，這裡都題了陌生的筆名」。
縱觀九期《水星》，最符合《幾點報告和聲明》所說的，是繙譯及推介外國文學作品這部分，每期都有專輯，曾推介過安‧莫洛亞、葛里科、卡繆、席默農、毛姆……等歐美名家，又組織過法國詩抄和意大利特輯，可惜都只着重作品的繙譯，而忽略了作家的評介，且很多時都不附作者及作品的原名，在一九六Ｏ年代，香港的一般讀者，對外國文學認識不深，沒深入推介，實在是一大缺失，這也是《水星》不受歡迎、短壽及少人提及的原因之一。
羅孚在回憶《海光文藝》（見《〈海光文藝〉和〈文藝世紀〉》）時說，因為一九六Ｏ年代香港文壇「紅白對立，壁壘分明」，不想當左的、紅的人名在刊物出現時，使得右的及中間的作者和讀者望而卻步，因此，在《海光文藝》上發表作品的左派人士，都用了陌生的筆名，這點可能為刊物帶來了中立的表面，但卻為後來的研究者添了不少麻煩。
《水星》的主編李雨生是南來作家，一九五Ｏ年代起，在香港寫小說時常用的筆名是「路易士」（絕對不是詩人紀弦早期寫詩時的「路易士」）。他是《新生晚報》的專欄作者，常繙譯外國文學及連載小說，後來去倫敦，入英國廣播公司工作。路易士在香港已出版的小說有《火花》、《黃海風情畫》、《曠野狂想曲》、《餘燼》、《故人》、《恩仇之間》、《丁家姊妹》、《情人》……等十多種，大多出版於一九五Ｏ年代。他曾經參與《幽默》、《文藝新地》及《論語》等刊物的編輯工作，交往的文友有曹聚仁、李輝英、徐訏、慕容羽軍、林適存……等人，絕非擺明車馬的左派或右派作家，何以主編《水星》也要用到「隱藏身份」這招？實在令人費解！
《水星》中除了經常出現的《水星日記》署名李雨生外，九期全部都不見名家執筆，都是些陌生的筆名，比起晚兩三年出現的《海光文藝》遜色得多。《水星》每期都有三兩篇小說，席惠芬、周大年、周豫之、許昌平、曾怡蓀等都是重要的作者，雖然名不見經傳，卻肯定都是大家手筆，且讓有興趣「考古」的專家慢慢發掘！
我搜尋香港文學創作及文學期刊多年，《水星》較少見，像今次在拍賣會上突然九期同時出現的，還是第一次。期刊少見，提的人自然更少，「施仁」寫《夢尋三十年前》憶北平《水星》，是它面世的三十年後；我今次以近千元搶拍得香港《水星》，塗鴉以誌，是李雨生《水星》面世五十年後的二Ｏ一四，同時是卞之琳《水星》面世後的八十年，《水星》原來與「四」字有緣！
——2014年4月
5月25日刊《大公報‧文學》
從封面看《水星》
許定銘
一本雜誌擺在報攤上或書店裡是滄海一粟，能否讓讀者拿起來看，和它的封面是否吸引有莫大關係。
近期從舊書拍賣會上搶購回來一疊李雨生主編的月刊《水星》，由一九六四年十月創刊，到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止，共九期。《水星》最初是以月刊的姿態出現，後來愈出愈疏，變了雙月刊，到最後的第九期，與出於七月的第八期，相差四個月，想來不會有第十期了吧？僅僅九本薄冊子，就是《水星》的全部。
《水星》是十六開本，每期四十頁，在創刊號的〈幾點報告和聲明〉中說，《水星》是類似同人雜誌的通俗刊物，它偏重於介紹外國作品，刊物中的插圖盡量由內部繪製及複製名畫。看來編者頗重視刊物的藝術性。可是，除了特別精心刻製的插圖，像創刊號許昌平〈人生一世〉中的兩幅精品外，其餘全套雜誌中的插圖都是隨意的速寫素描，佔的版位又細，完全配不上原文，似是聊備一格之舉，乃失敗之作，實在不應以此作為雜誌的重點介紹。
一個重視內文插圖的編輯，肯定不會忽視刊物的封面，因為它是吸引讀者捧讀的外衣。《水星》創刊號是一幅木刻：含情羞澀低首的少女，在林中沉思，是內向而愛好文學的典型。雪白的肌膚、黑色的長袍、紅褐而粗壯的樹幹，在日落斜陽中，與左側白條上的《水星》互相輝映，構圖與色調配合出色，深深地吸引了我。第二期用了同樣的構圖，但黑綠撞色撞得不調和，成了一團糟，雖有黃地襯托，亦比創刊號遜色甚多。到第三期，以魚骨天線展示我城大厦與天際交錯的構圖，頗有創意。第四期是一九六五年的新年號，封面是一幅盛器的素描，只有初哥水平，實在難登大雅。編者在〈幾點報告〉中說：
在這去舊迎新之際，《水星》也未免有點改革。顯著的是因為篇幅緊張的關係，減少了一些插畫。封面本來是預備複製黃慶德先生一幅創作的，却因為製版技術關係，來不及了，只得下期再說。必須請黃先生原諒。原本預計的封面設計來不及，又無法補上，看來這幅爛素描是印刷廠從已有的舊存貨中順手牽來的一幅電版頂上，才會有如此糟透的設計放在「新年號」上，實在「唔多老利」！
可是，到隔了一個月再出的《水星》第五期，也沒有用黃慶德設計的封面，而是土黃一片，右下角隨意來一幅剪紙；到第六、第七期更加慳水慳力，索性一片褐一片藍了事！
從第四期起，《水星》封面每况愈下，內文也減少了插圖，內部人手短缺，財力日窘，就算編者有何大志，亦「巧婦難為無米炊」矣！
到第八期，《水星》又改版了，編者在〈水星隨筆〉中說：
老朋友一看就知道，《水星》改版了。從這一期起，我們從封面到內容都有革新，所以算是「新一號」。過一個時期革新一次，正是我們不甘故步自封，力爭上游的表現。這新一號用了比薩洛的〈紅頭巾少婦〉做封面，新二號用的是馬奈〈幸福的女孩子〉，能用名畫做封面，算是一種革新，也可能會招徠一些新讀者。不過，從一至七期《水星》，封底一向有全版的廣告，但第八及九期，廣告不見了，封底、封面同一幅畫，這樣的期刊怎能支持！
編者的「過一個時期革新一次，正是我們不甘故步自封，力爭上游的表現」。但在我們看來，那些革新却是垂死的掙扎，那是香港文化的悲哀！
──2014年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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