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疊舊資料想起

從一疊舊資料想起
許定銘

整理藏書和資料，撿出來一大疊作家研究的剪貼，都是從舊報章、雜誌或單行本上剪貼下來，結集成輯的資料集。有老舍的、茅盾的、艾青的、沙汀的、艾蕪的……。在未有作家研究專集出版以前，這些資料，對研究者來說，是非常珍貴的。

這一大疊作家研究資料，是「陶齋」主人的心血結晶，不知如何竟輾轉落到我手中。大抵是整箱整箱購入舊書時，無意中買到的吧。想起陶齋，自然想起六七十年代，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香港書業的怪異情況。

文化大革命對文人的無理批判，對書籍出版的禁制，對有五千年歷史的中國來說，肯定是一場空前的浩劫，對中國文化造成了無可估計的傷害，卻也引起了外國學者的注意。中國熱在世界各地的學術機構都掀起了狂潮，研究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學的課題，幾乎存在於每一個東方研究部門。要研究中國問題，必需大量有關的書籍和資料，而當時中國的出版物甚少，即使有，也是樣板式內容，對研究者毫無幫助。於是，一些有用的舊版書刊，便成了大家搜購的對象因而身價百倍。香港是與中國最接近，最有可能找到有價值書刊的地方，那時候港島荷里活道一帶的舊書店，就成了外來的學者、或專營舊書出口業者買手的集中地。一些買手專家，大都每日到這些舊書店巡一巡，帶狩獵者的心態，看看有沒有新到的絕版書刊，以便能第一時間搶購，私藏或轉手謀利。絕版書刊「炒」價之高，令人咋舌。就以大家都知道的，五十年代出版的《文藝報》為例，原來的售價不過三幾角，買手從賣雜貨式的夜冷店的購入價，往往是三至五元，再以八至十元的價錢轉給經營出口的書店，而書店向外國的報價，則是十至十五元美金，能不嚇人？有運的買手，往往一日之內能賺三五千亦不足為奇。我曾經聽某書店主人說過這樣的一段小故事：

某日書店來了個日本遊客，從舊書架裏挑出來一本二三百頁，有關中國社會經濟的小書問價。由於言語不通，店主人豎起兩隻手指，心裏想：日本人最有錢，狠狠敲他一筆，就二百吧！豈料來客二話不說，就掏出兩張金牛，把書取去。店主人接過二千大元，呆了好一會才定過神，從心裏笑出來。

你可以懷疑這是一段笑話，然而，店主人在二十年後講出這件事時，眉宇間充滿甜蜜的回憶。六十年代末的二千元，接近一個普通工人的半年工資。而那不過是用一本陳舊的小書換回來的，多令人興奮！

這件事說明了當時對有關中國的絕版舊書的需求，已達到瘋狂的地步。但，有研究價值的絕版書刊，貨源是非常狹窄的。一般是拆樓、搬屋，或是老學者過世，後人不知珍惜，才會把珍貴的絕版書賣到舊書店去。這種老書，可以說是賣一本，少一本的。有時好幾個人客都要同一本書，但書庫裏只得一兩本，正是「順得哥情失嫂意」，不知如何是好。在苦無對策之下，一些舊書業者靈機一觸，實行將絕版書重印若干本，搞其小型出版事業。當時有一種辦公室用的小型印刷機，用柯式印刷方法，卻不必拍攝膠片，而是採用特製的紙版，成本極輕，即可以印它三兩百本，賣個不亦樂乎。三幾年間，這種重印舊書業居然似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到二三十家，重印的書種數以千計。

這種書業的怪異狀況，一直維持到七十年代後期。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大量出版新書，重印舊書出口，書價便宜，書種又多，香港的重印書業已無利可圖，才逐漸式微，變成了用影印機印，再裝訂成冊出售。如今影印科技發達，這種用雙面影印再精裝的書籍，與原書無異。下次到圖書館，不妨仔細翻翻，看看你能否分辨。

六七十年代間，很多搞重印書的店子，都是開在二樓的。「陶齋書屋」開在灣仔軒尼詩道，「夏巴」車行附近一座商住樓宇的三樓，店主人是姓史的外省老頭。全店不過二三百呎，四周擺滿了書架和疊起的紙皮箱，擠滿了舊書和剪報資料。陶齋不僅是所書店，還是一個家，史老頭的床鋪就擺在書架後。他的生財器具就是剪刀和一具坐地式巨型影印機。

陶齋不搞重印書刊，它賣的主要是影印資料。店主人從舊報刊和單行本中，搜集同一作家的珍貴資料，影印後裝訂成冊，便成了諸如《老舍研究資料集》之類的書冊，報價賣到外國的圖書館去，據說生意還挺不錯哩！這種剪貼資料集，看似容易，其實，搜集者的學養見識也很重要，並不是胡亂湊集，是要以專業修養去蕪存菁的。

陶齋也有不少舊書，但逛慣舊書店的人都知道，買他的舊書要非常小心，要留心看看其中有無部分被撕了去作資料。有次我就見過一本非常罕見的《石懷池文學評論集》，可惜其中我最有用的蕭紅和東平的資料都被撕掉，十分失望。

後來，聽說史老頭想退休歸隱，陶齋要招頂了。再不久，連店也關門了。如今撿出來這批作家研究資科，連帶想起它們的主人史老頭，不知歸隱何方了。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刊於《星島日報》
後收編入拙著《書人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