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之藩與高錕

如箭如梭
作者：童元方

近日幫陳先生整理手稿，在書堆中忽然發現一封信，是陳先生二千年十一月從台南成功大學傳真給中大一位教授的：

××兄，

因為今年的諾貝爾獎的獎者的貢獻，屬電子方面，所以想及高錕校長之貢獻及一日本教授之貢獻，高校長之於光纖，日本教授（也不知日本名字）之於 LED，均有在不久未來有入選可能。

推薦高校長，我覺得我們該做一下。上次高校長之得馬可尼獎，我就為他在 MIT找了六位光纖教授推薦，果然有成。但事後，高校長把此事忘了。他曾去 MIT演講（還未就中文大學校長前），但他對那六位教授連一個招呼也未打。貴人多忘事，當然難免。……寫推薦信是很費事的。有的他認識；有的他不認識。過路順便打個招呼總是應該的。……

今接高校長來信，我覺得他的成就的確應予推薦諾貝爾獎。但我想找 MIT那些教授恐怕有些困難了。所以商請老兄，請你拿著這些文件，與楊振寧教授商議一下。因為凡是諾貝爾獎得主一個人就可以推薦諾貝爾候選人。如果楊先生答應，那就一切其他的事就不必做了。而且我覺得獲獎的機會很大。……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我曾專訪楊教授於沙田帝都酒店。聊天時，我知道高校長之去中文大學長校，楊先生也曾寫信推薦的。所以楊先生也知道高校長在光纖方面之貢獻。至於貢獻有多大，他如果想深一層知道，我可以寫得詳細些，當然這也要費一番工夫，目前大概尚不需要。

上周，我參加電子系三十周年慶，順道訪楊教授於他的辦公室，打算談高校長這件事，楊教授屋裏太多人，我又未事先有約，只是寒暄兩句而退了，沒有時間也無辦法提及高校長事。……

陳之藩 Nov.5, 2000
C.F. Chen
P.O.Box 1100
Tainan, TAIWAN

我依稀想起十年前似乎有這樣一件事，收信人似乎也回了信，說明不方便推動的原因。其實，事早過，境已遷，本來也沒有什麼話好說，但是這封信就在高校長得獎的第二天自己跳出來，就當是為陳先生與高校長的人生做一註腳罷！

陳先生有此一提議，是因為二千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頒給了應用科學領域的人物，以高校長在光纖傳送上的發明，預示了全球通訊的新貌，足以為諾貝爾獎增添光彩。所謂文件，當是陳先生為高錕所撰的成就報告。

去年二月聯合書院出版的《聯合邁進》第二期，就是以中大電子系的成立與發展為主，訪問了創系的系主任高錕以及接高錕之後而來的陳之藩。高錕謙稱電子系的創立是中大首任校長李卓敏的意思，而陳之藩則說高錕為電子系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他自己的作為只是蕭規曹隨。後來陳先生因為不明白大學為什麼要四改三，而在一九八五年初去了美國的波士頓大學。信中提到的馬可尼獎，其提名推薦，是陳先生離港前發動，麻省理工學院的孔金甌教授奮力促成的。高錕成為一九八五年的馬可尼獎得主，第二年接掌中大。

馬可尼（ Guglielmo Marconi, 1874-1937）就是那位發明無線電報系統的義大利物理學家，他百年誕辰時，女兒為紀念父親而成立基金會，頒獎予如馬可尼本人一樣，在通訊或資訊科技上有福至心靈的發現或創新的科學家。

陳先生放眼世界文明的演進，只做他認為重要的事，所以大度。高校長懶請專利，其胸襟足以與發現 X光的倫琴（ Wilhelm Conrad Rontgen, 1845-1923）和創建高能質子迴旋加速器的勞倫斯（ E.O. Lawrence, 1901-1958）相媲美。其包容不及口舌之利，卻在無形中貫徹了伏爾泰終身服膺的信念：「我不同意你，但拼命維護你說話的權利」。這兩位電子系的前後系主任，在中大的風雨中瀟洒來去，其風範正是敬業樂業、腳踏實地的工程師。

小時候作文，好像誰都寫過「光陰似箭，日月如梭」的句子，而今高校長逐漸忘事，陳先生行動不便，孔教授英年早逝。看見高校長近乎傻氣的天真笑臉，是《孟子》「大人者」的最佳詮釋。我的一懷惆悵竟似多餘，不過為此如箭如梭的人生，留下微不足道的印痕而已。

二００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原刊二００九年十月廿五日蘋果日報）

高錕印象
作者：胡燕青

高錕得諾貝爾獎了，老師您好

但高錕到底是誰？那幾個胡亂發怒的大學生
截停駛過校園的房車，野獸一樣吼叫
不讓駕車男人離開的時候
我們認識了高錕。看著新聞，我們都說
這樣有風度的人，現在不多見了：
把尖尖的下巴和微彎的眼睛
都送給那些從來不讀書
只知道天天上網的孩子吧
在互聯網的藍海上空他們才剛剛開始
處女飛行，飛呀飛的不覺碰到了天花板
就以為已經佔了天空。那天，他們攔住他
辱罵他、質問他、用兇惡來長大

不過，他們真的長大了嗎？
也許今天只成了幾個喝酒吹牛的胖男人
在電視機前說這個老傢伙的臉好熟
或對不知情的人重複地誇口：
高錕嗎？他不是誰──他們輕蔑地描述
只是那個不敢忤逆我們的瘦老校

話音未落，互聯網又一次響起高錕這名字：
改變世界的科學家，最溫柔的領袖
他輕輕揭開那從不上鎖的
記憶的盒子，送走了
最奇幻最美麗的光纖蝴蝶
張開了許多人的翅膀，也放過了
完全不知飛翔為何物的幾個惡小子
然後，老人離座，穿上天空色的保暖背心
擰開源源不絕的水龍頭，為愛他的人
細細洗清中國人天天要吃的
青綠的菜心，在最擅長自誇的北美
告訴世人，何謂真正的謙卑

（原刊二００九年十月廿五日明報）

「書癡」許定銘 為書抱不平

「書癡」許定銘　為書抱不平
鍾欣琦

看過亦舒、杜紅（蔡炎培）的三毫子小說嗎？或者……戴平萬的《前夜》？

有人看過。人稱書癡的許定銘家中，收藏的正是這些絕版「皮黃紙霉」的書籍；未訪問前，記者一直誤以為「書癡」是形容許定銘家中的藏書量，今次一訪才恍然大悟「癡」之意──與其說是數量，不如說──「口味」。

四、五十年來，從許定銘手上流進流出的書，雖然算不上多壯觀，不過也算見證了香港和內地的圖書發展，許定銘活像兩地當代文學出版史的見證人。

自七十年代開始，他轉而專門收藏鮮為人知的內地文學作品，誓要替那些作者「大平反」──許定銘準備著書，介紹他們。

到「書癡」家中訪問，滿倉滿谷的書是意料中事。但當走進書房時，還是小吃一驚：架上盡是一本本已經「風燭殘年」的發黃書卷，連《創世紀》、《戮象》……這種書都有，太神了吧。

萬元買「霉書」

書癡先生剛從北京「掃貨」回來，看到記者被鎮住，他忍不住笑着透露：「早前在北京私人珍藏家中又買了萬八元的書，盡是二十年代的內地作者著作。」比如曹雪松，是許定銘將為他「大平反」的作家之一。許定銘手上已有他的三本書。

激發起他「打抱不平」之心，全是源於「端木蕻良」當年慘被香港市民誤當日本人所致。

「當年麗的電視有一問答節目，其中一條問題『端木蕻良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觀眾答日本人，主持人因不認識端木蕻良，誤以為手持的答案是錯的，判觀眾答『對』。」提起往事，許定銘咬牙切齒。

許定銘憤慨地訴說，「中國經過國共內戰，五十年代清算右派，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書還在嗎？書在亂世還有用嗎？書在文革是毒草。」現在很難找到那些年代的書，而此事正好印證中國有很多素質高的作家，他們的才華被埋沒，更不為讀者所認識。

今天，香港讀者不愁沒書看。大小書店傷透腦筋搶書客，有的走陽光道，有的走獨木橋，熱鬧得不得了。很難想像，四十年前坊間也有過洛陽紙貴的時光。許定銘回憶說：「那時候喜歡看台灣版的書，但沒有人做代理，買書十分艱難。沒多久內地發生文革，全香港也沒有書買，惟有靠朋友互相交換看。久而久之，自己藏書漸多，於是仿效朋友做法，邀請朋友回家然後再賣書給他們，直到最後自己開書店。」

藏書──賣書──交朋友，路子漸漸走熟後，許定銘開設了自己的書室。

大約在一九七四、七五年間，許定銘在旺角開張了第一間閣樓書店，可謂現時二樓書店的「先鋒」，曾在灣仔設立「創作書社」專賣文藝書籍，不脫「書癡」習氣；無奈書社最終敵不過租金昂貴而「關門大吉」。現時許定銘在灣仔另買下一地方雖只作藏書寫作之用，仍給它改了一個名字：「醉書室」。

鎖在後樓梯迫看書

童年時，父親把許定銘鎖在後樓梯，迫他看書。「那時候在後樓不是看書，只是跑上跑落，直到有一次，發現一箱書，還記得內裏有香港作家寫的《中國殺人王》、武俠小說和消閒小說。」許定銘笑着說。

初中讀英文夜校，同班成年同學的英文程度比他還要差。於是他常常走堂，去哪裏？六十年代沒有公共圖書館，所以每晚走到社區圖書館窩上兩小時。

年紀漸長，讀書不再要老父在後面趕着。家裏很窮，住在廉價租屋裏，轉身的地方都沒有，書還放哪裏？他知道了自製書架，不過當時很蠢，不懂把書架釘鎖在牆上，「睡覺時常常害怕書架壓下來。」

「書癡」許定銘的藏書究竟多少？他笑笑：不知道。

（文匯報二ＯＯ六年五月十五日）

飲江詩集的超越意義

飲江詩集的超越意義
陳智德

期待多時，這說法並非虛言，我們真的已等了兩三年，飲江詩集《於是搬石你沿街看節日的燈飾》終於順利出版，它據舊版《於是你沿街看節日的燈飾》而來，新增不少篇章，其沿用舊版設計的方式，使此書帶有超越時空意義。

原名劉以正的飲江寫詩多年，七八十年代在《盤古》、《大拇指》、《新穗》、《新晚報》等刊物發表詩作，《於是你沿街看節日的燈飾》是他三十年作品的結集，書本樣式雖輕，於我心中感覺卻是重，他的歷煉、哲思、對世情的洞悉、對人間的關懷，並不易得。飲江詩作的思想取向婉轉多義，語調一般都是輕柔而溫婉，當中卻另有執着和硬朗的部分。

在我而言，我特別喜歡他的哲理詩和即事詩，如〈燃燒〉、〈我從沒有見過的那種花〉，當中的一些句子如「我的歌／有最大的感激／感激火／和給我以火的人」，那革命式的熱誠，令我相當觸動。

再如「今天，我愛思想，愛鬥爭／愛星星在夜空閃爍／愛看那旗幟在風中搏動」和「相信罷／善良的人們終會起來思索／並且在鬥爭中戰勝憂傷」，〈燃燒〉、〈我從沒有見過的那種花〉都是他早期的作品，連結着七十年代的時代氣氛，明淨、硬朗，永遠朝着理想去追求，那境界令人神往，也讓我想起小時候所接觸過的七十年代青年，我當時就在想，長大了之後也要像他們一樣。

時代的發展、變遷及其趨勢，有時不免使人傷感，無法不感到失望，但也不必多言，幸好我們還有詩歌，並還可以讀到像飲江《於是搬石你沿街看節日的燈飾》這樣的詩集，何妨暫且放下諸般煩憂。

（文匯報二０一０年九月十四日）

梁文道：記憶如何錯誤──奉覆陸離女士

梁文道：記憶如何錯誤──奉覆陸離女士

前幾年正當天星碼頭的存廢之爭成為熱門話題的時候，有幾位朋友覺得那批保育份子的熱情很不可思議；他們不曉得為甚麼這些二十來歲的年輕人會這麼在乎一座老建築的去留，也不明白自己曾經不太重視的「集體記憶」怎麼就忽然成了一股潮流。雖然，集體記憶並不是那場運動的唯一訴求，可是它卻實實在在成了許多香港市民瞭解此事的入口。說到集體記憶，我這些朋友可就有話要說了。有人想起數十年前渡輪上不同艙次間的身份差別，有人則想起這座將要拆毀的碼頭早就不是當年自己天天經過的那個老碼頭了。假如保育份子現在要保的東西根本不是甚麼饒有年歲的原件，而是一個完全後生的新事物；為甚麼他們還要為它付出這麼大的勁呢？又假如一位上了歲數的人，明明見識過兩代天星碼頭的交替，卻還是默默走到現場，看看這群青年的喧騰與汗水；你猜她心裏頭到底抱着一種怎麼樣的情懷呢？

這真是一個越想就越複雜，也越想就越有趣的問題。而這種聯想，本來大可以發生在〈梁文道訪問盧瑋鑾：關於香港，我知道得愈多，就愈有感情〉（《讀書好》 2010， 4月）的讀者心上；但是因為我的一個錯誤，弄混了盧老師的原話，沒有點出她真正有過感情的其實是上一代的天星碼頭，於是我的讀者便喪失了這個機會。這難道不是一件很讓人遺憾的事嗎？

我替《讀書好》雜誌做過不少訪問，以我粗疏的性格，恐怕每回都記錯了很多東西。有些受訪者（如董橋先生），或許會婉轉相告，使我得以在後來結集時改錯更正；可是有些受訪者客氣，我便無法意識到自己的失誤了。站在讀者的角度來看，陸離女士的〈提問？答問？疑問？──淺談梁文道〉矯正了我的錯失，使他們能夠重新體會盧瑋鑾老師的微妙心境，這難道不是一次非常慈悲的佈施嗎？其實，我覺得任何批評也都是一種了不起的佈施。

二十年前，我好打筆戰，甚麼「真理越辯越明」之類的道理我全把它當成爭勝的藉口。現在回想，那是因為我以為自己要比自己所談的事情還大。如果一個人把自己寫過的文字說過的話全當成自我的擴大與延伸，那他當然就不能忍受別人對他那些產物的挑戰了。一直要到這兩年，我才明白原來每次簽在書上的那些「×××先生斧正」都應該是真誠的。至少我以為，寫作並非自瀆，要寫是因為有些事值得說與人聽。一切攻錯，一切筆戰，都真的和自我之尊嚴無關。

話說回頭，其實陸離女士的某些提問我早就輾轉在林道群兄和邁克的文章裏讀到了，只是當初我一來怕貿然直接回覆陸女士不太得體；二來我也心存玩忽，甚至還想學邁克搞笑一把。如今反覆拜讀陸女士的大作，難免後悔不已，不能不深自省思。

首先，我卻先要澄清關於「西西回流說」的問題（陸離女士見到的那篇文章其實是《讀書好》雜誌對我在今年台北書展的講話紀錄）。也許大家不相信，但我的確知道西西的作品首先是在香港出版和獲獎的；任何一個對香港現代文學史稍有涉獵的人恐怕都不會搞錯這點吧。所以我那番話的重點並不是西西作品首發的地點；而是在一個和華文出版有關的背景上看，假如沒有台灣文壇和出版界的「回流效應」，本地政府和文學界之外的社會人士可能不會廣泛認知西西的重要，本地廣大讀者也就可能不會那麼容易讀到西西的作品了。我這個想法對劉以鬯先生和《素葉》等諸多前輩沒有絲毫不敬，純屬以事論事而已。

如果「西西回流說」這一點是觀點的分歧，那麼陸女士提出的其餘疑問便都和事實相關了，而且她說的全部都對。尤其是我在《我執》裏頭述及古蒼梧先生見證陳輝揚先生在五台山剃度一段，更可謂大錯特錯。擾及二位前輩，我非常悔恨，謹此衷誠致歉；拙作來日要是還有再版的機會，定當聲明更正。另外，我在〈失落的慢讀〉中又錯把史諾比每天一字讀完《戰爭與和平》的故事改成了他每天一字地打完全書，這也要特別多謝陸女士的指正。

為甚麼我會記錯這兩件事？這類錯誤有沒有可能避免呢？表面上看，這叫做粗心大意，只要為文之際多加查證即可。但我覺得這個想法對自己沒有太大的說服力，因為我們每天說話寫字都會涉及大量事實，想要逐一核對根本就不現實。所以這裏的關鍵在於自己有沒有感覺到核實對證的需要。假如我要談漢朝滅亡的年份，那麼我一定會去查考它的確切時間；可是在我寫到太陽升起的方向時，我就肯定不會要求自己再親身觀察一次了。簡單地講，我應該把前述問題修正為何以我會把這兩條事實的記憶當成太陽從東邊升起的那一類「常識」？憑甚麼我會有這種不自覺的信心呢？

為了深入認識自己的過失，除了不懈追問自己的記憶方式，這兩週我也翻閱了好些有關記憶的書。果然，在已故法國哲學家里柯（ Paul Ricoeur）的《 Memory, History, Forgetting》裏頭，我讀到了一個很有用的區分，那便是「回憶」（ remembering）和「記憶」（ memorization）的分別了。「追憶」指的是清晰意識到自己經歷過的往事，並且主動回溯追索有關那次事件的認知和感受。「記憶」則是一套相對穩固的資訊與感知，純粹有待吾人甦活催醒。放在我這個例子來看，問題就在於我根本沒有要「追憶」那兩條訊息的意思，因為我早就把它們當成一套非常穩定的「記憶」，似乎自然而然地就能把它們呼喚出來。結果很明顯，哪怕我寫得再小心，我很可能還是會犯下這個錯失。因為這兩條錯誤記憶埋得太穩當了，乃至於我根本感覺不到「追憶」的需要；如果沒有意識到「追憶」的需要，我又怎會主動核實它們的真假呢？

然後我就可以再往下探，挖掘這些錯誤記憶的根源了。科普作家瑪莎．魏曼．里爾（ Martha Weinman Lear）在《誰偷走了我的記憶》中介紹了不少記憶系統的分類法，其中一種是「語義記憶」和「情節記憶」的區分。她舉了一個很簡單的例子說明這兩套記憶的關係：如果「帝國大廈位於紐約市」屬於「語義記憶」，那麼「情節記憶」就是「我們曾參觀過帝國大廈」了。也就是說，前者關乎客觀事實，後者則是對於這項事實的個人體驗。一般來講，前者要比後者易記；但是後者有時也會影響到前者，正如個人的主觀經驗可以扭曲客觀事實一樣。我為甚麼會生出古蒼梧先生目睹過陳輝揚先生出家這麼離譜的記憶呢？莫非這是受到了我對二位先生的印象之影響？而這些印象和自己的情感有某種聯繫，於是我把一套非常主觀的情節加在另一篇文章之上，形成了一套自以為不必追索的穩當記憶？

在魏曼．里爾這本書裏頭，我還讀到加州大學狄肯教授的一段話：「我認為記憶是種複寫的過程。就是一次又一次在某物上不斷複寫的過程。因此，目前記在大腦中的每個事件，還是當時記下的模樣嗎？或許是，但不是以我們所想的形式存在。因為每當我們記下某些事情，我們總會將其複寫在其他記憶之上」。如果我這兩條記憶不只經過個人主觀經驗的變形，而且還在複寫的歷程中不斷摻入了其他層次的記憶；那麼我就必須面對一個更深層的問題了，那就是導引這一切扭曲與複寫的傾向究竟源自何處。

根據魏曼．里爾，錯誤記憶有時來自於想說一個好故事的慾望。這故事不一定需要聽眾，它也可以只是一個自己喜歡的故事。對我而言，「史諾比每天一字地打出了《戰爭與和平》」可能是個比「史諾比每天一字地讀完了《戰爭與和平》」更吸引的故事，所以我就把真實的版本改造成前面那個版本了。理由？大概是因為這個改造版本的難度更高，涉及到了我對藝術創作之極限的興趣：也就是說，文字寫作可以在一種沒有預先謀篇的情況下逐字組合而成嗎？

無論如何，記憶這回事正如魏曼．里爾所說的，就和夢境一樣，深受潛意識中慾望與恐懼的影響。我漸漸發現陸女士指出的這兩項錯誤皆是我個人慾望投射的結果，也是我某種恐懼的回聲。所以陸女士對我的其中一項指責現在看起來就格外有意思了。在批評過我搞錯了史諾比的故事之後，她進一步責難我對那個故事的感想是「過份鑲嵌花巧的文字，去包裝記錯又信口誇張的內容」。照道理講，一個人若是從頭就記錯了一件事，他建立在這個記憶上的隨後鋪衍又怎麼能說是刻意的包裝呢？然而，陸女士這句話在我眼中卻別具哲學意蘊，因為它等於是在問一個人有沒有可能「刻意錯認」（ deliberate misattribution），然後再對它巧飾遮掩。我懷疑這也許正是我的情況：在潛意識的層面，我知道真相，只不過為了成全慾望逃避恐懼，我竟選擇扭曲真相並覆上重重厚網，好把它們轉到自己期望的方向。至於慾望甚麼恐懼甚麼，我就不在這裏多說了；但起碼我認識到了克服這類過錯的一些辦法。我不能保證日後不再令到陸女士懊惱，我只敢說自己對拙作的一切過犯通常要比指正我的先進還認真。

陸女士又很懊惱我常常在英文的複數型上犯錯，這也令我非常抱歉。坦白講，我中學一直沒有唸好，回港升讀高中以前，甚至連26個字母都背不全，真是有愧師長教導。雖然後來憑自學稍有長進（最少能背字母了），雖然自忖s這個音還是發得出來，但我英文基礎爛卻是不爭的事實。今幸得陸女士不吝教誨，我一定提神改進。

也許可以教陸女士稍感寬慰的，是我已決定從下期開始便不會再替《讀書好》雜誌做人物訪談了，應該可以減少她的煩惱。我知道有些朋友會覺得我今日犯下的錯誤都是我「紅」了之後心高氣傲的結果，不過我可以衷心地說，對於「紅」不「紅」這種事我一向沒有太大感覺，如果有，那也只是更加厭惡自己。然，各方友好的要求以及與日俱增的工作卻壓得我不勝負荷。就拿《讀書好》的訪談來說吧，首先我要記者把錄音逐字打成一份三萬字上下的原稿（所以他們才是最辛苦的），然後我再將它修整為剩下一萬字左右的文章（所以最後的文責在我）。儘管我常常要花一個通宵才能勉強完成這個工序，可我就是無法防止把《中國學生週報》弄成《中學生週報》之類的筆誤。除了無能，時間不夠肯定是個很要緊的因素。

不知何故，少年起我就有種不會活得太長的感應，再加上不善拒人，往往不知不覺便攬下太多超出能力範圍的事。可如今我已是快四十歲的人了，當知個人限度所在，不應再把自己看得太重。世上能人不少，香港新進尤多，怎知道別人不會幹得比我好呢？為此，我要再度感恩陸女士的善意提點，助我航向另一段旅程。

（附記：上週拙作〈莫貝之別──敬覆方舟子先生〉原來弄錯了回應對象，〈揣著糊塗裝明白的梁文道〉一文實乃流光君手筆，方舟子先生只不過是轉載該文。在此向二位致上萬二分歉意之餘，又讓大家見識到了我的粗糙疏忽，豈不可笑？）

相關文章：
（轉貼）陸離：提問？答問？疑問？───淺談梁文道
陸離「批梁」的回應

葉輝：「錯就要認，打就企定」──陸離與梁文道的「粗疏」

1.

話說八月八日（星期日）在facebook看到陸離的「通告」，她說「破天荒」寫了一篇文章：「提問 ? 答問 ? 疑問 ? ──淺談梁文道」，在《蘋果日報》刊出，看了，覺得陸離是「有心人」，肯花時間去指出梁文道文章的錯誤與「粗疏」之處，於是也給了一個like，以示同意與支持。

香港近年盛行「群情」，一句唔啱聽，便「圍」而「攻」之，往往有理說不清，深感這種態度絕對不利於「討論」，更遑論「批評」了，我like，正是基於這一點。

「錯就要認，打就企定」，我覺得任何一位作者（不管他「紅」不「紅」）都要有面對「批評」的勇氣，梁文道當然不能例外。我寫此文，不是要替梁文道辯護什麼，只是想說，梁文道一些文章有錯誤，是事實，但絕對不是「事實的全部」，倒不必演變成另一種「圍」而「攻」之的「群情」。

2.

我在陸離的文章看到一些疑點──

陸離說：「緣起二ＯＯ九年十二月，梁文道在《讀書好》訪問陳冠中，四次將《中國學生周報》誤作《中學生周報》。」

正是由於「四次將《中國學生周報》誤作《中學生周報》」，遠遠偏離了「常識」，我傾向於相信那不可能是梁文道直接出錯──不，梁文道不是沒錯，他錯在不看記者的訪問稿。

如果用陸離的方法，我也可以指出她的一些「錯誤」或「粗疏」──

陸離說：「今年三月，《讀書好》頁 18，梁文道說，「香港有些作家，他們的作品能夠在台灣出版，然後從台灣回流到香港，像西西。」──我看了也很懊惱，致電西西，她當然自己都不能同意「台灣回流香港」說。事實是西西的書首先由香港劉以鬯先生出版，然後「素葉」再出版一批。西西獲頒第一個徵文首獎是在香港《學友》雜誌，跟着是《中國學生周報》徵文比賽第一名。多年後西西將版權賣給台灣「洪範」，方才先後獲頒台灣《聯合報》、《中國時報》年度推薦獎。香港政府倒是比較後知後覺，所以西西稍後再獲官方『文學雙年獎』，前年再獲馬來亞『花踪』獎。」

梁文道錯了，陸離也錯了。

一、西西「是《中國學生周報》徵文比賽第一名」，也不完全對，至少不是「事實的全部」，《中國學生周報》第670期 （1965年5月21日）公布徵文名次如下：

1 黃柳芳 梁大貴 五百元

2 張愛倫 瑪利亞 三百元

3 朱韻成 衣盲門外 二百元

4 陳炳藻 潮的旋律 一百五十元

5 陳江文 成熟 一百元

6 趙自珍 長夢 紀念品

7 陳思騁 惘 紀念品

8 李統琪 短戀 紀念品

9 劉珍娜 毛線衣 紀念品

第671期 （1965年5月28日）刊出黃柳芳（三十歲，教師）的《梁大貴》。

第672期（1965年6月4日）刊出「重要啟事」：

「上期本版刊出本屆青年組徵文第一名作品《梁大貴》後，即接獲多位讀者來函揭發該文係抄襲本港作家舒巷城先生所著小說《鯉魚門的霧》，現經查明屬實，除依例登報取銷該作者獲獎資格並向原作者、讀者致歉。

又第一名空缺依例由第二名補上，其他名次均按序遞升一級。

編輯部啟」

同期起，分兩期刊出補上第一名的張愛倫（西西，二十七歲，教師）小說《瑪利亞》。

二、陸離說：「事實是西西的書首先由香港劉以鬯先生出版」，錯！

（1）西西作品《東城故事》（中篇小說，或「四毫子小說」）早在1966年3月便在香港出版了，那是由蔡浩泉主理的「明明出版社」出版的。（2）「由香港劉以鬯先生出版」的，應是散文及小說合集《交河》（1982年2月，香港文學研究社），即使不計《東城故事》，也不是「首先」；（3）在《東城故事》之後，《交河》之前，素葉出版社在1979年3月出版了西西的《我城》（長篇小說）；（4）既不是第一本，也不是第二本，何以會說「首先」？還說「事實是」？（5）資料不難查，為什麼不查便隨口噏「事實是西西的書首先由……」

三、陸離接著說：「然後『素葉』再出版一批」，也是不盡不實，列個年表便一目了然：

《我城》 長篇小說 香港素葉出版社 1979年3月

《交河》散文及小說集 香港文學研究社 1982年2月

《哨鹿》長篇小說 香港素葉出版社 1982年6月

《石磬》 詩集 香港素葉出版社 1982年6月

《春望》短篇小說集 香港素葉出版社 1982年6月

陸離接著又說：「多年後西西將版權賣給台灣『洪範』……」也不是準確無誤的，請看看《我城》和《哨鹿》的出版年份，也就一目了然：

《我城》 長篇小說 香港素葉出版社 1979年3月

《我城》第二版 台灣允晨文化 1986年3月

《我城》第三版 香港素葉出版社 1998年6月

《我城》第四版 台灣洪範書店 1999年8月

《哨鹿》長篇小說 香港素葉出版社 1982年6月

《哨鹿》第二版 台灣皇冠出版社 1986年1月

《哨鹿》第三版 台灣洪範書店 1999年4月

（1）西西在台灣出版的第一本書是《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短篇小說集 台灣洪範書店 1984年4月），距素葉第二輯不足兩年，不是「多年後」；（2）「多年後」只是陸離掩飾不查證便信口雌黃的「修辭」；（3）一句「將版權賣給台灣『洪範』……」也是錯的，允晨的《我城》（第二版）與皇冠的《哨鹿》（第二版）難道不是在台灣出版的？

四、陸離說：「多年後西西將版權賣給台灣『洪範』，方才先後獲頒台灣《聯合報》、《中國時報》年度推薦獎。香港政府倒是比較後知後覺，所以西西稍後再獲官方『文學雙年獎』，前年再獲馬來亞『花踪』獎。」

這只是「印象式說法」，並不準確，（1）既說西西得到《中國學生周報》徵文比賽小說組第一名（1965年），首先肯定西西的難道不是香港的獎項嗎？（2）藝術發展局成立不久即頒發首屆文學獎創作獎給西西，那只能說該局成立太遲，「香港政府倒是比較後知後覺」從何說起？（3）陸離忘了西西也曾獲頒「八方文學創作獎」（1990年）──據不完全的西西獲獎紀錄，準確的次序如下：

兩次獲得台灣《聯合報》聯副短篇小說推薦獎（1984年、1988年）

台灣《中國時報》文學獎小說推薦獎（1988年）

《八方》文藝叢刊「八方文學創作獎」（1990年）

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首屆文學獎創作獎（1997年）

憑長篇小說《飛氈》獲得「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2005年）

五、陸離在文章的前段說：「其實我『正式閱讀』梁文道，僅始於大約半年前」，又說「於是我開始定時看《讀書好》梁訪問，看《蘋果日報》梁專欄，隨緣看『鳳凰衛視』梁書介，又買了今年一月台灣版《我執》。（限於精力，也只能暫時大致如此了。）」在後段說：「印象中，早期梁文道應該不是這樣的。他越漸粗疏，似乎是『紅』遍中港台之後的事。」

這兩段有沒有前後矛盾呢？前段說「僅始於大約半年前」、「限於精力」，只看到一些；第二段筆鋒一轉，彈出一句「印象中，早期梁文道應該不是這樣的」，跟著便跳到「推論」，指出「粗疏」與「紅」的關係，這樣的說法無疑是太「印象」了。

3.

嚴厲的「批評」無疑有很多好處，至少令作者下筆更小心，令讀者不致於迷信「名牌」作者──陸離指出梁文道很多錯誤，但我必須指出，我也可以將陸離文章的錯誤無限放大，用（1）、（2）、（3）、（4）……的舉列法造成錯誤百出的效果，但我要問：這種擴大效果對「批評」究竟有多大好處？

我指出陸離對西西的一些印象式錯處，但我不會因此作出「陸離對西西一無所知」的結論，我只是示範了一次將錯誤無限擴大的「副作用」或「反作用」，必須重申，不是說梁文道沒錯，也不是說他的錯不要緊，「錯就要認，打就企定」，只是想說，「批評」是需要的，但不宜放大，也不宜過火，弄得不好，就跟社會上常見的「圍」而「攻」之的「群情」沒有多大分別。

文章有錯，蒙讀者指正，每個寫了若干時日的作者都有此經驗，我也不例外，例子不少，記得有網友指出我錯用了紀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稱銜，因紀氏已不再是倫敦政經學院院長了，我對「批評」照單全收，對「掉錯書包」的斥訓也毫無異議，但由這個錯誤引伸到「作家們google 化／維基化已到了一個令人白癡得想死的地步」，我就只能引以為戒，對於連累「作家們」被斥罵，倒感到不安。

4.

希望陸離還記得這段文字──

「首先必須告訴大家，這篇應時文章又是在排字房臨時趕出來的，雖然一年來似乎已很久沒有再犯這個毛病了。

………………

面對著報慶，而身在排字房，我除了慚愧之外，實在沒有別的感覺，因為很坦白很坦白說我實在既不是好編者，也不是好作者，甚至不會做過好讀者。想起十年前當我真的很小的時候，學生周報老編們所給我的提攜與鼓勵，除了數不盡的對不起之外，實在不知道還有什麼話，是應該在這個時候講的了。」

不是要翻陸離的舊帳，只是想說，作者也是人，都有不同的人性弱點－－陸離（當時也不是不「紅」呀）如是，梁文道亦如是──「錯就要認，打就企定」！

（葉輝臉書2010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