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藝術發展局今年主辦文學串流活動，筆者受鑪峰雅集會長羅琅先生委託，以鑪峰雅集副會長身分參加其中一場演講。在蒐集演講資料過程中，筆者蒙鑪峰之友何源清先生出示香港早年文社「文生社」的會議紀錄，我對這個相信是香港戰後第一個青年文社有了進一步認識。
筆者翻閱何源清這本早已發、部分頁數已脆裂的紀錄本，感覺像走入時光隧道，來到60多年前西營盤一處唐樓，見到幾名十多二十歲的青年正在嚴肅討論文學問題。其中一位與會青年是日後在台灣文壇享負盛名的唐文標，七十年代他在台灣引發了一場現代詩論戰，牽涉人物包括周夢蝶、余光中、葉珊（楊牧）等，被文學界稱為「唐文標事件」；八十年代他編著的《張愛玲資料大全集》，被評論者譽為「所有張愛玲研究者都想參拜的神殿」，可惜這本書某些內容惹怒在美國的張愛玲，指唐文標侵犯了她的版權，成書後台灣出版社不敢發行，最後把400本已印好的書退給唐文標，唐大受刺激，1985年6月某天他把出版社退回的書搬回住家時，疑過度勞累觸動鼻咽癌舊患大量出血猝逝，終年49。這位戰後第一代的香港文青因研究張愛玲成名，最後卻間接死在張愛玲書下！
香港文社的黃金年代
文生社另外一位文青是今年已80歲的岑崑南，崑南現時仍然活躍香港文壇，著述不斷，面書上經常有他的文學評論和月旦時事的貼文，老馬仍然很有火。保存這本會議紀錄的何源清是文生社的創社社長，他後來當上了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TVB）官方刊物《香港電視》首任執行總編輯，後來移居美國，1999年出任紐約攝影學會會長，基本上已脫離香港文壇。因此，仍然活躍文壇的文生社社員，僅崑南一人。何源清和崑南同齡，他敬重崑南對文學孜孜不倦的精神，15年前撰文讚揚崑南「為文生社延續了近50年的文藝生活」。如果文生社還存在的話，崑南守護這文社香火已逾一個甲子了。兩位八旬長者今年9月在中央圖書館一個講座上相遇，恍如隔世，畢竟大家已幾十年沒見過面。唐文標、岑崑南、何源清的成就，和他們曾參加過的文生社沒有必然關係，岑唐只是文生社這個驛站的匆匆過客，參加過三數次後便向另一個驛站過渡，大家唯一共同點，就是愛好文學，希望找幾個志同道合文友交換讀書心得，或者大家湊點錢出本油印詩集，出版幾期過過癮也好，日後能否在文壇佔一席位，端賴各人造化。香港早年的文藝青年大多數都參加過文社，六十年代是香港文社黃金年代，吸納了數以萬計的文青，出版的刊物（大部分屬油印本）多不勝數。吳萱人15年前編著的《香港文社史集初編1961-1980》對眾多風雲一時的文社有詳細介紹和論述。
當我逐頁翻閱文生社會議紀錄，躍然紙上的是與會年輕人對學問的熱切追求，儘管他們對文學的看法可能不成熟，但他們這個文社不自覺地已為香港文學史增添了色彩。這部會議紀錄記載的是戰後香港文社發展的雛形，是一份很珍貴文件。筆者根據會議紀錄和何源清從旁補白，在這裏為大家介紹這個香港戰後第一個青年文社的誕生和結束經過。首先，筆者為什麼說它是戰後香港第一個青年文社呢？因為這份會議紀錄清楚寫上它成立的日子，至今沒有其他資料可以證明戰後成立的文社有比文生社更早的；文生社第一批參加者多是中學生或初中畢業生。對香港文壇資料研究甚有心得的許定銘也同意文生社是香港現代文社的鼻祖。他在吳萱人的《史集》裏提到，他原本一直以為香港最早的現代文社是成立於五六年的「同學文集社」，後來遇上何源清，才知道何源清早在1953年初已成立文生社。
開會只有白開水
文生社是「文生文學研究社」的簡稱，「文生」是文藝生活的意思，宗旨以研究文學為中心。文生社成立於1953年1月25日，並召開第一次會議，開會地點是西營盤高街42號3樓，那是何源清表姑的住所。根據會議紀錄所載，出席首次會議者8人，包括何源興（清）、謝逐萍、鍾子璋、周紹佟、梁秉華、周楓、林夢影和李啟祥，全男班。何、鍾、周（紹佟）、李是中學先後同學，時年17、18歲；梁秉華、林夢影和周楓當時已有文章在雜誌發表；謝遂萍參加業餘戲劇活動。會議由發起人何源清當主席，他在會議上講述成立文社的構思是早於1951年，後因時間、私人、財政問題未能成事。文生社首次會議決議通過設小說組、詩歌組、戲劇組和生活組（原本有建議設批評組，後因意見不一而取銷），各組輪流學習，每逢星期日開會一次。何源清向筆者提供一張照片，是他們幾位年輕人於第一次會議結束後走上天台拍照留念，算是慶祝文生社成立。2月1日召開第二次會議，唐文標首次參加，這次會議主題是討論詩歌問題，何源清發表他對新詩的看法，各人亦分享了他們閱讀中國詩和西洋詩的心得。唐文標指康白情（五四時期著名詩人、中國白話詩開拓者之一）詩甚佳，吳文英（南宋詞人）詞句美、意境佳。會上何源清應社員要求把自己的詩作公開，讓大家研究，唐文標聽過後即時批評何詩不夠含蓄，認為何應先把詩的主意隱去，才算傑作也。何源清回應：太含蓄別人不易懂也！唐文標咬着不放：李商隱之詩我均懂，蓄蘊為詩之精華。負責記錄者沒有記下全部內容，對辯論過程雖是聊聊幾筆，但何源清憶述當年的唐文標「好辯，論點獨特卻略嫌偏激」。唐文標七十年代就是以他的辯才加上文學修養在台灣詩壇擊起千重浪。筆者留意到文生社這一天會議紀錄，其中一段文字比較突兀：「主席有權干涉任何組之行動，任何社員欲幹圈外事須先通知主席，如遇相持不下或解答不了時主席有權作最後之判斷……。在開會期內不能隨意說笑，應保有嚴肅的態度。各社員應對主席有所尊敬（開會時）」，究竟何事引來主席大發牢騷？何源清說年代久遠忘記了。
文生社3月1日舉行例會，主要由林夢影講「小說發展的過程」，範圍從古到今，像教授在講課。散會前，何源清叫各會員對會務發表意見，梁秉華指出，開學習會時過程太嚴肅，阻礙推進；林夢影則抱怨沒有聯繫中心。何源清憶述由於大家都「莫財」（缺錢），開會時只有白開水，又沒有戶外活動，社員抱怨難免。唐文標3月8日第二次出席文生社例會，但沒有他的發言紀錄。5月2日開始，文生社移師中環昭隆街17號2樓會員梁翰成住所開會，這次會議是檢討文生社的缺失和展望未來的學習方向，會議議決以後學習以文學為標準，不再分組，社員以25人為限（當時有16名社員），會議並正式推選何源清為社長。在這裏要補上一筆，由於文生社嫌手續麻煩沒有向政府註冊成為社團，嚴格來說屬「非法組織」，所以成立之初不對外公開社員名單，與會者只寫作「出席者」。直至5月2日那次會議，見風聲不是那麼緊張便正式在會議紀錄寫上社員姓名，何源清正式任社長。這一天是唐文標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參加文生社會議。接着的幾次會議主題分別談散文、談詩、談小說、談屈原研究……1954年2月7日文生社周年紀念，沒有慶祝儀式，只有「齋講」，由何源清主講「寫作前的應有準備」，岑崑南首次出席會議並即席對講題作出回應：「寫作前準備之共通點為一、找題材，二、用形式表現，三、定下調。」他又提到：「寫論文要參考書籍，又參考事物。」
1954年3月7日的會議，通過了文生社組織及規則，聲言文生社今後將以「新姿態」出現，改過散漫、討論不得要領之作風。這次會議更定下文生社之路線，指明該社的作風是走向現實主義，今後的創作方向應是以現實為主，其他為輔，以配合當時世界文學主潮云云。4月4日的會議議決出版一份油印刊物，取名《快報》。這份刊物確曾面世，何源清已忘記出版了多少期。
文學不能當飯吃
文生社會議紀錄只記到1954年4月18日，一共29次會議。何源清表示，文生社持續至1956年底才結束，但為何第29次會議後的紀錄不見了？他也說不出所以然來。至於「壽終」的理由，還是這一句：文學不能當飯吃。何源清2000年在吳萱人編的《香港文社史集》撰文提到文藝青年的困境：「當時香港正當韓戰前後，百業蕭條，無工可做，也沒有其他消遣，一些文藝青年，以為寫些文章，有稿費可拿，可是當稿子刊出了，卻是收不到稿費，即使有，也少得可憐，不是徵稿欄中公布的數字。這文藝青年如何再當下去？」事實上，那個年頭的文藝青年真的要勒緊褲頭捱麵包；儘管如此，文生社的死亡，卻悄然迎來香港文社運動的春天，1960年代更是香港文社最火熱的時期，成千上萬的學生被吸入到數以百計文社的洪流。現今香港文壇無數的作家都是從那個年代走過來的，西西、柯振中、盧文敏、蔡炎培──都是其中表表者。柯振中以過來人身分賦予當年文社一個歷史定位：「歷來海內外很多文人看不起那時代的文社運動，甚至揶揄那屬中學生玩藝兒，成不了氣候；文評家更多的是乾脆免提！其實那是社會廣泛由下而上的文學運動，影響香港當時日後深遠難測！」
向香港青年文社的先行者致敬！
鄭明仁（香港資深傳媒人，北京大學歷史系碩士）
（明報二Ｏ一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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