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書家許定銘：香港當代文學的指掌者
讀書人應有的斯文心態
世上號為藏書家者不可勝數，但境界格局差之天壤。不少藏書者不過是拜物教徒，他們佔有欲極強，「知本」壟斷，將珍善本視作另一種可生利的金銀，藏之高閣，秘不示人。不知這類藏書者是否讀過《聊齋志異•書癡》篇尾的「異史氏曰」：「天下之物，積則招妒，好則生魔……」
真正的藏書家大都有如下特點：一、藏而不秘。他們嗜書成癖，但有深情、有真氣，既認為「學術為天下公器」，故絕不會「書與××概不外借」；他們藏書不為私有，而是為了保存資料以免其明珠暗投。比如廈門大學教授謝泳，購書不計成本，且不只為自己的研究；他每遇珍稀資料，雖不屬自己的研究領域，但只要知道是某友研究所需，就會果斷買下寄贈友人；據說僅此一項，謝泳就所費不貲。二、讀而「書話」。真正的藏書家得到好書，雖不會搞出沐浴焚香之類極強的儀式感，但一定如對高古之人或如老友促膝，然後將心得體會形諸文字，公之報端或結為文集，以供同好者知有所本，進而能「接着說」。周作人、鄭振鐸、孫犁、唐弢、黃裳、姜德明、陳子善等藏書大家的「書話」，鉤沉古今，知人論世，讓人領悟讀書為風雅樂事。三、捐而獻之。真正的藏書家不會將藏書當作私產，最後往往會給它們找一個好的歸宿，或捐學校或贈圖書館，以貽後學。據我所知，文學研究會成員瞿世瑛先生晚年想為藏書找個好去處，遂與當時主持山東師範學院校務的老友田仲濟聯繫，將全部藏書捐出──山東師範大學圖書館「特藏書庫」的中國現代文學資料頗為豐富，即奠基於此。
據香港藏書家許定銘先生「書話」中的典故可知：香港有一批中國現代文學方面的藏書大家。首屈一指的是香港中文大學盧瑋鑾（小思）教授，她是「最早有目的地搜尋香港新文學史料的創墾者」，退休前將搜集所得盡捐香港中文大學，成立了「香港文學特藏資料庫」；她還與鄭樹森、黃繼持等合編了《香港新文學年表》《香港文化眾聲道》等著作，為香港文學史打造出了雛形。第二位是香港大學孔安道圖書館的楊國雄先生，他專注於收集整理的香港晚清至民國時期的文化報刊，所收集者「都是編寫香港新文學史的重要資料」。第三位是梁秉鈞（也斯），他在嶺南大學主政時期為學校圖書館搜索的新文學史料也相當可觀。另外，香港中央圖書館的「閉架圖書庫」也有「深不見底的珍本寶藏」。香港的藏書大家還有林冠中、鄭明仁、吳萱人、馬吉、黃仲鳴、許定銘、陳國球等，都是藏書如海；其中鄭明仁的藏書達到了「你講得出的作家，我都有簽名本」的地步，而陳國球、陳智德則主編有《香港文學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九）》等「大部頭且有系統的書系」……
許定銘對香港當代藏書界瞭若指掌，與其詩人、教師、評論家、香港文學史家、藏書家等身份有關。許定銘是廣東電白人，在香港長大，少年時的文學閱讀受到周白蘋、沈從文、司馬長風和徐速等人的啟蒙，青年時代的詩歌寫作則受惠於台灣《創世紀》《現代文學》《筆匯》《好望角》作者群鄭愁予、沈甸、雲鶴、管管、周夢蝶等人。許定銘1964年與易牧、白勺、羈魂、卡門、蘆葦、龍人等發起成立「藍馬」現代文學社並出版《藍馬季》雜誌，並自標為「一群意象創新的詩人」；雖然「藍馬」文學社存續時間不算長，但社刊《藍馬季》及同人的創作實踐卻在引介達達主義、意識論和提倡現代主義文學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些現代主義者是一群「頗為任性的人，愛做什麼就做什麼，不喜歡教條與規範，沒有心中的英雄，也不會受別人的影響」，其創作「大多是圍繞身邊的小事，甚少涉及社會大事」……由此可窺見香港現代主義文學精神之一斑。
青年許定銘除了詩文創作與文社活動，還接受了《華僑文藝》編輯丁平的建議：「一個完整的文學家，除了創作，還要寫作家研究。」於是許定銘開始研究蕭紅、劉西渭、李廣田、黃裳、羅淑等現當代文學家，並寫作了一批高品質的評論文章，被人視為新銳的文學評論家；他對中國現代文學的臧否褒貶也為人們重評中國現代作家提供了獨特視角。
作為香港當代文學發展史的親歷者和參與者，許定銘1970年應約寫作長文《香港青年文運的回顧》，對香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文學運動和思潮走向進行了梳理，並對各社團出版的專集和合集作了點評。此長文在《文社線》連載近十期，為香港當代文學運動保存了重要資料。隨着他對現代中國文學思潮研究的深入，許定銘漸漸不滿於一些人誣指香港為「文化沙漠」和「沒有文學」。他由此關注內地學者的《香港文學史》編寫狀況，並在2015年寫作的《編寫香港新文學史的淩思斷片》一文中指出，內地出版的各種版本《香港文學史》存在「大部分內容都非常接近及不夠全面」的缺陷，原因是「某些內地學人來到香港，躲到大學圖書館去，苦苦埋首幾個月，一部堂而皇之的文學史就面世了」；但可惜的是，由於各大學圖書館輕視現當代文學尤其是通俗文學，因而「圖書館內的藏品相當貧乏，可能連真實情況的一半也反映不出，資料如此貧乏，怎能寫出與事實接近的文學史？」不能不說這是對大陸的香港文學史研究者的一種善意提示。不過，許定銘基於自己對香港1950年代以來文學史料的掌握情況，他滿懷信心地告訴人們：「香港肯定已不再是『文化沙漠』，是一處處蓬蓬勃勃，充滿生機的文化綠洲，屬於我們自己編的文學史的出現，指日可待。」
我手上有許定銘先生簽贈的《向河居書事》（2018）、《醉書小站》（2018）、《書鄉夢影》（2017）、《香港文學醉一生一世》（2016）、《醉書劄記》（2011）、《舊書刊摭拾》（2011）和《愛書人手記》（2008）等。我一直把這些書當作枕邊書，讀的越多，欽佩之情越深：許定銘的每一篇文字，無論長短，都是自己的發現、解讀與指謬，真正做到了沉潛往復、從容含玩。我覺得這才是讀書人應有的斯文心態。許定銘在我心裡也漸漸有了這樣一個位置：如果盧瑋鑾（小思）教授自謙是香港文學史殿堂的「造磚者」，那麼許定銘不僅是香港文學史殿堂的「造磚者」，還是香港當代文學的指掌者、香港文學地圖的繪製者，也是香港文學研究入門者的「盲公杖」──正如鄭明仁教授所說，許定銘「寫的書話和文壇掌故很受歡迎，享譽兩岸四地，七十年代第一批從內地來港尋書的文化人，都要找許定銘做他們的盲公杖。」（《向河居書事》，許定銘著，香港初文出版社有限公司2018年出版）
（作者：李鈞）
（《中華讀書報》2019年02月13日1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