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洛霞：記七十年代一些刊物與編輯

書話家許定銘2019年出版了《從書影看香港文學》，細述近百年來香港出版的文學單行本和文學雜誌，資料珍貴，引起不少迴響，其中一位讀者在作者的面書上留言，談及1970年代香港的文藝刊物，有這樣一條：「……至於《文藝世界》，壽命雖不算長，但長期為談論者忽略、遺棄，甚至錯寫為《文藝世紀》，都有待後人補正。」

又見另一段留言說：「那期間，我的作品主要在南越十大華文報發表，同時也投稿《詩風》、《當代文藝》，和司馬中原主編的《文藝世界》。後者的型式、內容、風格與《當代文藝》相似，而且也是在香港出版發行，不過，時至今日，已很少有人知道和提到它了。」

這位讀者談及的《文藝世界》，我是熟識的，因為《當代文藝》與《文藝世界》都是我曾經投稿的刊物，少作稚嫩，蒙編輯厚愛，一再刊登，也確實建立了些許信心，自此就在寫作路上磕磕絆絆的走下來了。

1970年11月創刊的《文藝世界》，32開，早期每本約210頁，到我1971年夏天至1973年秋天投稿期間，她偶然是月刊或三月刊，更多的是雙月刊，總之到了1973年的10月，她出版的是第22期，162頁。

《文藝世界》的社址在九龍西洋菜街，督印人是張勛賢，他的鶴鳴書業公司出版了《汽車雜誌》、《武俠春秋》和《姊妹畫報》、《姊妹日報》等，都是暢銷刊物，至於《文藝世界》，銷路不如理想，很快變成不定期刊，但是還是堅持了幾年。越南讀者說《文藝世界》的主編是司馬中原，版權頁是這樣印着的，不過另有編輯委員會，主事的是譚錦泉，他是執行編輯，約稿或與香港作者見面都是他。

手頭有《文藝世界》第3期（1971年3月）及20期（1973年8月），第3期的封面是外國名畫，刊物名稱旁邊印着「司馬中原主編」，相信是為了吸引台灣和南洋的讀者，目錄裡的台灣作者有蓉子、丹扉、童世璋、段彩華、畢珍、郭良蕙、孟瑤，還有瓊瑤的短篇小說，應該都是司馬中原的功勞；香港作者更多，有林真、尉遲寶林（寫作家小故事，介紹沙特、卡夫卡。作者會不會是遲寶倫的另一個筆名？）、沙千里、藍海文、茜草、雨萍、黎潔如、亦舒、依達等。書後有〈編餘代柬〉，聲明會設「新作家新作品」欄目，希望愛好寫作者踴躍投稿。第20期的《文藝世界》封面是睡蓮，已無司馬中原主編字眼，版權頁的主編是「文藝世界編輯委員會」，編輯是李漫山，內文執筆的大部分是香港作者。

70年代初期還有《金色年代》和《耕耘》，這兩份文藝雜誌都是32開本，內容有小說、散文、新詩、評論。《金色年代》由羅小雅主辦，1971年4月創刊，主編藍海文；《耕耘》的創刊日期是1972年7月，主編是寒山碧、林艾（資料見周敏華〈二十年來香港的新文學〉，《二十年來的中國文學》，1979）。

《金色年代》第5期（1972年3月）曾經刊載我的短文，編輯藍海文的鼓勵信還留着，可惜原書不存，無法列舉目錄，從第5期的出版日期可見《金色年代》不是月刊或雙月刊，相信又是經濟原因，變成不定期刊。

《耕耘》創刊號是黎潔如贈我的，封面印「文藝叢刊」字樣，全書連封面封底共100頁，內有王祿松、藍海文、易金、葉秀、寒山碧和林艾的詩；任畢明、司馬長風、沙千夢的散文；黃思騁、王潔心、黎潔如、黃百合等人的小說，還有李輝英關於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議論，封面是陳叔亮的木刻版畫，封底是謝植洲的攝影，作者陣容很強，刊物面世時還在《中國學生周報》刊登出版廣告。《耕耘》有意打開中學生市場，因此書內轉錄了秦牧關於寫作技巧的文章，又應教育局頒布中學會考生要修讀「中國文學」，而特闢一欄「文學遺產」，第1期有兩篇〈贈白馬王彪〉的討論和分析。

曾經過眼的《耕耘》雜誌有4期，第2期起作者加入了黃震遐、林真、霍桑、胡菊人等，還有黃衫客的翻譯小說，第4期的出版日期是1972年12月，亦未能保持每月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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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寫作的新人，七十年代有的是機會，好些報章雜誌沿襲六十年代風氣，設有學生和青年園地版，許多作者都是從這些學生版、青少年版開始練筆，然後拾級而上。

以個人經驗來說，最早接觸的、能夠投稿的報刊首推《天天日報》，當時家裡每日看的報紙是《天天日報》和《星島晚報》，任畢明、劉以鬯、黃思騁、孫寶玲、瓊瑤、蔣芸等人的作品是在《星島晚報》讀到的；《天天日報》的副刊最多武俠小說，雖然不合口味，但它有青年園地版，吸引我等躍躍欲試的中學生。

就讀的教會學校要學生訂閱《公教報》和《良友之聲》，前者是周報，後者是半月刊，兩份刊物都有學生園地，而且文章刊出後，還有真金實銀的稿費可拿，對我等零用拮据的學生真是天大的引誘，為了這個實際利益，我與其他同學都自動的多讀多寫，希望越寫越好，文章多多地發表。

《公教報》雖然每周一期，學生園地的篇幅卻只有一版，編輯多數採用一千字以下的散文，我們想寫得長些，特別是渴望寫小說的話，就會投稿到《良友之聲》。

《良友之聲》由鮑思高慈幼會主辦，1953年創刊，寫此文時，自網上搜得的資料顯示最新的第618期於2022年2月出版，月刊，讀者對象是小學生，是一份圖文並茂，彩色繽紛的兒童刊物。刊物名稱一樣，但70年代初期我讀中學時的《良友之聲》是半月刊，32開，雙色印刷，文多圖少，對象是中學生和青年，與今日的大不相同。手頭有第269期（1968年6月16日）的影印本，內容有夏如冰談電腦、司馬良講甘迺迪家族故事、蘇文普指導打保齡球技巧、蘇雪林、黎潔如的短篇小說，還有讀者信箱和青年意見等，學生園地則有五篇散文和小說，雜誌由外至內與七十年代初我投稿時沒有大分別。就因為發現它接受篇幅較長的文章，以及小說，讓我和同學的寫作熱情都高漲起來。 曾經在《良友之聲》發表了一篇2千字的小說，拿到20元稿費，開心得臉紅耳熱，當即豪氣干雲，走進加連威老道的楓林閣吃午飯，那四川菜館中午有學生餐，清湯掛麵每碗一元；又請同學到廟街的大牌檔吃魚蛋粉，魚蛋粉五毛錢一碗，對了，後來拿到《文壇》月刊的一百元稿費，更加暴發戶似的，馬上請家人到尖沙咀的鹿鳴春吃北京填鴨，只是付賬時總數是一百十幾元，紅着臉要母親補貼。

其實要臉紅的應該是我在《良友之聲》登出來的那篇小說，中學時迷上了唐詩宋詞，可惜沒好好消化，就在閉門造車寫一個分手的故事時，一古腦兒的全抛出去，整篇文章都是詩詞曲賦的零碎句子，真正是滿字荒唐言，這篇至今都讓自己難受的文章，居然得蒙刊登，可見編輯對學生投稿的寬容。

《青年雜誌》和《時代青年》兩本文藝刊物是老師推薦的，月刊，16開本，封面雙色印刷，內頁黑白，它們都肯撥出大量篇幅刊登新人作品。

1969年3月創刊的《青年雜誌》，可說名家眾多，曾經讀過錢穆、章君毅、吳魯芹，徐訏、梁實秋、任不名、李輝英、黃霑、蘇雪林、胡品清、高陽、紀弦、謝冰凝等人的文章，又常見香港作者溫乃堅、路雅、張錦銘、古松、鄭鏡明、葉輝等人的散文與新詩。《青年雜誌》的督印人是徐有容，編輯部設於九龍海防道，最初幾年很文藝，後來刊物方針有變，政治意味漸濃，1973年第50期起，「青年園地」消失，只有「詩之頁」還在，每期仍然有香港詩人溫乃堅的新詩和譯詩。我見到的最後一期《青年雜誌》是第69期，1975年3月出版，以後不知還有沒有。

《時代青年》月刊1969年4月創刊，尹雅白神父主編，天主教會屬下機構出版，封面封底共36頁，雖然薄，卻是一份純粹為香港青年設計的文藝刊物，文學作品外，另有一半篇幅刊登科技、攝影、藝術方面的文章。手上有第42期（1972年9月）存本，內容有第五屆聯校科學展覽會的專訪，公共衛生今古談的特稿，秋貞理（即司馬長風）、葉左肇、楊秉衡、周文海的雜文，科技新知五則，畢繫舟、黃南翔、嚴以敬、香山亞黃的藝術評論和漫畫，新書閱讀介紹了柯振中的短篇小說集《在原來的地方》，青年文藝寫作方面，有張偉男、藍笛、翠松的新詩；路雅、梅苑、新兒的小說創作，「新雨集」一欄的作者有復心、葉輝、君珊、馮若玲、婉兒。這本香港味濃厚的《時代青年》是我們熱衷投稿的文藝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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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新人而設的版面，欄目名稱不同，但是聞弦歌而知雅意，《公教報》的叫做「學生園地」、《天天日報》和《青年雜誌》的是「青年園地」、《耕耘》是「苗圃」、《良友之聲》是「良友園圃」，武俠小說作家溫瑞安1972年在《文藝世界》（第13期）刊出一篇散文〈凝點〉，編輯標明是「新秀佳作」；分類最仔細的是《中國學生周報》，版面分為「拓墾」、「耕耘」、「種籽」、「新苗」和「穗華」，寫作的朋友一路寫來，有機會升級，文章若登在「穗華」版，不得了，頭上好像戴上了作家光環。 許多刊物沒有特別撥出篇幅作新人版，但是只要刊物有徵稿啟事或者編輯在前言後語裡有邀稿的說話，我們這些寫作新人就會大着膽子把文章寄出去，這些刊物有《文壇》、《當代文藝》和《突破》。至於連稿約都沒有，編輯又沒什麼暗示的，其實並非不接受外稿，只要肯叩門，門還是會打開的，這些報刊有易金主編的《香港時報》副刊、劉以鬯主編的《快報》副刊、何錦玲主編的《星島日報》副刊、張君默主編的《周報》、王敬羲主編的《南北極》等。

易金主編的《香港時報》副刊，是新人的寫作樂園，一大版18條字的版面，除了幾個方塊專欄外，都是自由自在的投稿。我在這副刊讀到陸離、柴娃娃、秦天南、李默的散文和譯作，更多的是新作者的文章，大家在這樂園裡寫詩、散文和短篇小說，題材不限，字數在四千字以內。報館每月寄來一封稿酬通知信，我們便拿着那張報紙白紙裁成的小字條到灣仔的報社領稿費。當時在這個百花園中出現的新人，許多到今天仍然在報章雜誌上看到他們的名字。

七十年代中期我曾經當過義工，工作是到油麻地避風塘的漁船上，呼籲家長讓他們的兒女——特別是女兒——上學讀書。在搖擺的船與船之間跨來跨去並沒有嚇倒我，反而是他們對生活的徬徨與重男輕女的觀念讓我很有感觸，寫了一篇〈太陽底下〉投到《突破》，不久就刊出了。我的文章刊了兩版，淺灰色的跨版頁上，是深棕色的文字與圖畫，幾隻漁船的素描佔了三分一版面，粗筆勾勒的漁船在波濤上浮盪，船上還有戴了竹笠的人家，圖文配合得雅致生動，我珍藏這份剪報，感激編輯對文章編排的用心。

《中國學生周報》和《當代文藝》是我們嚮往又熱衷投稿的刊物，特別是前者更多方面的給新人機會，散文小說新詩外，你要寫電影旅遊校園趣事或笑話都可以。中周和當文都是香港文學出版史上重要的刊物，因為已有多位學者專文專書討論，我且略過，談談另一份少人提及，但是絕不應該遺漏的文藝期刊──《文壇》。

《文壇》的創辦人是李金髮，1941年在廣東韶關創刊，李金髮編了兩期後，另有任務，盧森接手主編。因戰亂，《文壇》幾次休刊又復刊，編輯部則東遷西徙，到1949年下半葉，才在廣州出版第59期。1949年冬天，盧森南來香港，1950年3月，《文壇》復刊，16開，每月出版。從1941年7月到1974年1月，《文壇》總共辦了346期。在香港辦文藝刊物，不拿津貼，純靠銷量維持的，到2022年的今天為止，還是以《文壇》最為長壽。

當時認識一位寫作朋友施盈盈，她從台灣來香港不久，後來當了《姊妹畫報》的主編。我們都喜歡看小說寫小說，互相勉勵，她向我推薦《文壇》，原來她在台灣已是《文壇》的讀者，來到香港後開始寫小說寄給《當代文藝》與《文壇》，以《文壇》的投稿量最多。她喜歡《文壇》是因為這份刊物給她寫作字數的自由，《文壇》以小說為主，一萬字的小說都能一次刊出，讓她寫得盡興，她有些幾萬字小說，編輯還安排了上、中、下分三期刊出，我暗暗佩服她，因為長小說我寫不來，還記得當時大家都希望有機會在同一期刊出作品。

盧森是詩人，年輕時與覃子豪、李金髮、丁平等人廢寢忘餐的談詩寫詩，他編的《文壇》每期必有大量新詩，雖然如此，他卻更重視小說，我投稿到《文壇》後，盧森約我到彌敦道平安大廈的編輯部見面，知道我初寫小說，多方鼓勵，又說幾種文類裡，以小說創作最為重要，小說可以包括詩歌、散文、戲劇、理論等等內容，盡顯作者才華，因此他辦的《文壇》首重小說，每期都把他認為最有份量的小說題目印在封面上。盧森希望多些香港年輕人加入小說作者行列，不過，盧森主編《文壇》數十年，到我投稿的七十年代初，它已經顯得暮氣沉沉，1973年全世界鬧紙荒，紙價飛漲，《文壇》無法負擔，終於在1974年1月出版停刊號。

《南北極》月刊是綜合雜誌，1971年由胡菊人、許行、王敬羲創辦，後來是王敬羲一個人統領。這份集國事天下事於一身的雜誌，除了時事評論、社會問題分析、名人傳記之外，還有大量文化藝術方面的文章，佔量頗重──不但是數量，還有質量，以我手上的幾期（1972年至1975年）看，目錄上的名字就有殷海光、夏濟安、梁實秋、李敖、司馬長風、劉紹銘、翁靈文、孫觀漢、小思、費明儀、王無邪、黃思騁、靳隸強、水禾田、杜杜、蓬草、綠騎士、王心怡、董橋、柯振中……。《南北極》沒有徵稿啟事，但是有類似遊記的外地通訊，1974年3月，我剛從上海探親回來，百感交集的寫了一篇〈煙雨西湖〉寄給《南北極》，文章一個月後刊出，期間收到編輯約見電話，跟着按月刊出〈在蘇州〉、〈在南京〉、〈在上海〉，而我也在南北極月刊上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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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新人來說，文章能夠白紙黑字的刊出，固然又興奮又驕傲，但是要繼續寫下去，靠的就不僅僅是個人的熱情，還有其他因素，其中頗為重要的是編輯的欣賞和鼓勵，這往往成為新人寫作的動力，好像不好好的寫，有負知音。

《文藝世界》、《金色年代》、《耕耘》的編輯都曾經寫信給我，嘉勉之外，亦提出改善意見；《文壇》、《當代文藝》經營多年，社址固定，都在九龍的彌敦道，我上去多次，交稿、拿稿費、看書看雜誌，最開心的是盧森和徐速會抽空與作者閒談。《文壇》的編輯部同時是編輯的家居，盧森會拿出糖果茶水招待，我當時迷古龍和梁羽生，表示想寫「駿馬秋風冀北、杏花春雨江南」式的武俠小說，盧森聽了大不以為然，他認為這些都是怪力亂神，學不得寫不得；《當代文藝》是否「前鋪後居」我忘記了，印象深刻的是徐速忽然興致來了，會放下煙斗，說一句：「來，松竹樓吃飯去。」松竹樓在西洋菜街，《當代文藝》的社址後面，徐速是江蘇人，松竹樓的上海菜很對他口味。

在《南北極》上班的日子苦樂參半，樂的是閱讀的範圍開闊，苦的是工作壓力大。《南北極》的編輯部一再搬遷，維時最長而且成為永久社址的是在尖沙咀漢口道的文藝書屋——文藝書屋應該是香港第一間樓上書店吧，我在這裡接觸了柏楊、李敖、夏濟安、梁實秋的書，同時在校對雜誌和書稿時，閱讀了更多中外作者和不同類型的文章。王敬羲對任何人的要求都很高，拿他薪水或稿費的人都被他批評過，包括時常來編輯部寫稿或校對的翁靈文、司馬長風、李國威。我自然被痛罵多次，特別是最初做的人物訪問、後來為《大大月報》做的專題特稿，在他眼中都不合格，最記得做了黃玉郎的訪問，他把稿子看完後，堅決說黃玉郎的新作是「龍虎鬥」，豈會是「龍虎門」，說不通，一定是我聽錯了。複查的結果，是龍虎門沒錯，王敬羲於是說我的字寫得醜，讓他看不懂。不過，也因為王敬羲的挑剔，我學到校對必須嚴謹和求證，自己的文章交出去前務必再三檢查，要把魚魯亥豕的錯誤減至零。

八十年代我曾在《快報》編「快人快語」和「半邊天」副刊，這以前並不認識劉以鬯，但是七十年代中期他編的「快活林」副刊右上角有短篇小說一欄，兩千字一篇，有的一日完，有的兩三天，作者名字不固定，我於是寄出一個短篇，陸續又寫了幾篇。後來認識劉以鬯，知道他開這個小說欄的用心，一方面為版面注入新空氣（那時報紙副刊往往有固定作者，長年不變），一方面發掘新作者──為新作者製造機會，這一招我學了，有機會就學而時習之。

《周報》1973年秋天創刊，如當時盛行的綜合周刊，八開，彩色印刷，內容包羅萬有，三分二篇幅是熱門的時事和娛樂新聞報道，三分一篇幅刊登散文、小說，文藝消息，後來與編輯見面，才知道主編是張君默，所以儘管辦的是八卦周刊，也文藝兮兮得很。張君默斯文儒雅，說話小聲小氣，他不以前輩自居，也不作空泛的讚賞，亦師亦友的交往中，你自能感受他對年輕作者的誠意與期望。

高雄的筆名又多又怪：經紀拉、史得、小生姓高、石狗公、旦丁……，但是我們年輕一輩見到他總是恭恭敬敬的喊一句「三蘇叔叔」，三蘇叔叔是六、七十年代最忙的作家，據說他每天要應付14個專欄的小說和怪論，然而他還可以抽空給後生小輩打電話聊天。我說家在荔園旁邊的九華徑，他聽了哈哈大笑，是狗爬徑呀。原來九華徑叫做狗爬徑的年代，荔園後面的村落臥虎藏龍，端木蕻良、黃永玉、茅盾、林黛、馬英九等人都在那裡住過。三蘇叔叔講笑話講典故之外，還介紹我替雜誌寫稿，其中一份是家庭雜誌《幸福家庭》，這本雜誌後面有長短篇小說，又有一個叫做「講開又講」的欄目，三蘇叔叔負責組稿和出題，廿多位作者按題寫作，每篇八百字左右，稿費都由三蘇叔叔代收，然後每兩三個月到酒樓聚會。吃喝事少，聯誼事大，我因此見識了老作家的風采，也認識了年紀相若的新作家。

讓作者──特別是新人如我滿懷感激的編輯還有何錦玲，何錦玲是《星島日報》副刊主編，她的「星辰」版到今天仍然教人懷念，讀者只記得這個文藝副刊內容豐富、版面活潑，作者則再加上一重私人感情，想念這位副刊編輯的體貼溫柔。我輩新人，寫作情緒起伏不定，有時興沖沖意切切，下筆不能休；有時心灰意冷, 近乎絕筆，每在許久不寫一字之後，何小姐會約見面，問情況。她對作者的懇切關懷，溫言軟語的安慰，自有力量把人從低谷裡拉上來，相信我和許多年輕人都曾經得到何小姐的關心鼓勵，於是又再雄心壯志的提起了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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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記，多是七十年代上半葉，個人投稿的經驗，如今想來，1960、1970年代可說是寫作新丁的黃金時代，因為紙本刊物仍然是閱讀的主要媒介，讀者多，出版的刊物也多，五花八門的報章雜誌，除了靠老作家壓陣，也需要新作者帶來新風氣，因此為新作者製造了大量機會。並且不但文藝刊物以推廣文學為己任，即連八卦周刊、電影畫報、婦女雜誌等都有一點點文藝風，會撥出十頁八頁刊登文藝作品，例如《今日世界》、《南國電影》、《婦女與家庭》、《銀燈日報》……會請南宮搏、李輝英、黃思騁、劉以鬯、張君默、雨萍等名家寫小說，名家或忙不過來，編輯就會選用陌生人的投稿，這些無疑都是寫作新丁的好機會，一來二去的，寫作新人就入門了。

寫作熱情高漲的當年，曾經以「不離不棄、莫失莫忘」自勉，其實寫作動力無論高低，不要放棄就好，願以這八字真言與寫作同好分享。

2022年5月17日完稿

（原刊關夢南編《七十年代青年小說作家群像》，香港風雅出版社2023年4月。）

關夢南：讓資料說話──序《七十年代青年小說作家群像》（1970─1979）

（香港風雅出版社2023年4月出版）

前此與李洛霞共同編選《六十年代青年小說作家群像》，當時以《中國學生周報》為主軸，旁及其他大量的期刊及選集，進行篩查，終得青年小說作家四十七位。轉眼十年，今續編《七十年代青年小說作家群像》，大體仍遵從前書的範例，即作家年齡以1938年出生為上限（前書以1928年為上限），錄1970─1979十年內青年小說作家，不論流派、雅俗以及政治傾向，終得四十九位。體例一如前書，分作者簡介、作家訪問評論、小說集、小說選集、作者合集、週刊、期刊及参考資料等。又前書收錄的小說作家及作品，本書不再重複。

七十年代文藝創作風氣及作家群，不少源自六十年代方興未艾的潮流，當時不少前衛性的小說作者，到七十年代，作品已經逐漸成熟，成為廣為人知的名家和大家，如西西、也斯、吳煦斌、蓬草、辛其氏、亦舒和綠騎士等。可惜，因為純文學市場十分狹窄，社會重商輕文，他們的作品極難結集面世。出一本薄薄的小說集，當時大概需要幾千元。筆者1974年任教私立中西書院，薪金僅400元左右，能拿出以上金錢出版一本並不賣錢的文學書，的確是不可能的。所以某些小說集及選集，不得不「出口轉內銷」：如劉以鬯的《寺內》（1977．幼獅文化公司期刊部）和《酒徒》（1979．遠景出版社）、也斯的《養龍人師門》（1979．台灣民眾日報出版社）、《大拇指小說選》（1978．台灣遠景出版社）和《香港青年作家小說選》（1979．台北民眾日報出版社）。至於本港文青自資出版，遍查圖書館，僅見不多的幾本：陳其滔的《二十五歲的憂鬱》（1976．香港未名書屋）、趙志堅的《狂瀾短篇小說集》 （1976年10月．藍馬出版社）及靈石騎馬釘的《信與空罐》（1977．羅盤叢書）等。 

這種純文學出版的艱難情景，直到七十年代末才得以逐漸改善，尤其是素葉 文學出版社的成立，催生了不少本土優秀的文學小說集，如也斯的《剪紙》（1979．素葉出版社）、西西的《我城》（1979．素葉出版社）、吳煦斌的《牛》（1979．素葉出版社）、綠騎士的《綠騎士之歌》（散 文小說合集）（1979．素葉出版社），再 加上其他出版社：蓬草的《蓬草小說自選集》（1979．純一出版社）和亦舒的《喜寶》（1979．明窗出版社），合計不過6本。上述八（6）書巧合地，皆於1979年出版。若說1979年是香港純文藝小說出版 的分水嶺，恐怕也不為過吧。 

除了嚴肅的文學小說，七十年代其實 還流行大量的「文藝小說」。這些作品大概 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寫實言情作品，這類作品，大多發表於左派平台，尤其是《海 洋文藝》，查1972─1979年經常發表小說的作者有：金依、海辛、張君默、阮 朗、蕭銅、舒巷城、陶然、李輝英、譚秀牧、劉於斯、江映瀾、凌亦清、謝君誼、 東瑞、過千帆、瞿明、竹紫君、夏易、陳不諱、意妮、李黎、夏雲、連雲、李曼丹、漫天雪、懷焰等。以上名單除了前列多位是資深作家外，其餘十餘位相信都是首次出現於七十年代。（實際小說作者可能更多，據聞當時一人用多個筆名的情況十 分普遍，謹慎起見，部分筆名不錄。）又七十年代見出單行本的小說作者有：章如意、韓江鴻、張宇、芸芸、伍蘩、吳健、 李婉玲、陳詩、廖一原（筆名：遼遠、俞遠）、李燕、祥子、歐陽凡、郁茹等。可見 「寫實言情」作家群人數委實不少。他們的小說相對於流行的「愛情小說」，內容比較嚴肅，普遍反映底層社會的情貌，及帶有或多或少的道德反建制意識。又查1973年出版的《香港青年作者近作選》，收七十年代青年小說作者亦影、熱風、楊真、茹愛 東、彥火、青工，莉青和鍾藝等合共八篇 小說。他們大部分以後都不見出版小說單行本，可見這類走寫實言情路線的小說， 除了極少數外，也不真有銷路，更遑論維生。

「文藝小說」另一類是討好讀者，走純 商業賺錢路線。主要的作者有龔森泉（另有筆名文潮、江思蓓、江思岸）、嚴沁、岑 凱倫、羅小雅、翠瑩等。出版社主要有三間：「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明明出版社」和「湘濤出版社」。關於「明明出版社」大家不會感到陌生，它就是六十年代曾經由蔡浩泉主持，出版很多名家作品如西西、蔡炎培和梓人等三毫或四毫子小說的出版社。

走純商業言情小說作家，六十年代以依達最為著名，七十 年代依達仍然擁有龐大的讀者群。此外又有嚴沁和岑凱倫，她們的作品逾百本，部分改編為電影和天空小說（嚴沁小說就曾被改編為由好萊塢女明星桑德拉布洛克主演的電影《二見鍾情》（While You Were Sleeping））。更加擴大了社會各階層的讀者群。至於次一級的作者如羅小雅和翠瑩等，出書亦有十幾種，一版再版，可見當時所謂「文藝小說」的流行程度。

純文學小說（或稱嚴肅小說）與通俗小說（或稱流行小說）之優劣，社會一直爭論不休。其實說白了是取向不同，各有追求。以西西和亦舒為例，最能說明箇中的原因：兩人皆是六十年代中起步的文青，前者堅持文學前衛創作，一篇一貌； 後者貼近社會潮流，面向銷路，最終各有 成就。另一個例子是劉以鬯，他寫了大量的流行小說，但也不忘初心，出版了《寺內》《酒徒》和《對倒》等佳作。然而介乎兩者之間──嚴肅與通俗小說，恐怕更多。文友李洛霞，她應邀寫了一篇長文： 「記七十年代一些刊物與編輯」，詳細地記述了她寫作和投稿的心路經歷，其間涉及十幾種當時的文藝雜誌。她的小說亦選入多種內地選本。以艾曉明編的《浮城志異──香港小說新選》為例，錄香港小說作品24篇，七十年代青年作家佔6位（吳煦斌、鍾玲玲、鍾曉陽、也斯、辛其氏、李洛霞），李洛霞亦佔一席。像這一類浮游於雅俗間的小說，相信為數不少。 所以談到七十年代的小說，更不可排斥武俠、偵探、奇情、科幻和歷史等類別，他們的閱讀量總和，一定比「文藝小說」更多，並養活了大量寫作以外相關的勞動人口，經濟貢獻功不可沒。因不在本書面向，故略過不提。但期刊一項，仍附錄了 「武俠圖書雜誌出版社」的《武俠小說週刊》 第26-33期（1978）的目錄，有興趣可作參考。

重返七十年代純文藝小說這個話題： 大半個世紀過去，歷史面貌逐漸清晰：曾 經是六十年代文藝小說搖籃的《中國學生周報》，踏入七十年代，已經開始退潮。查 1970至1974年結束，《中國學生周報》四年間僅發表了十幾個小說，雖然編輯吳平 也曾公開徵求「短篇小說」（見1972年第 1041期：「吳平：短篇小說三篇：文藝版徵求短篇小說的一點收穫」）但回應並不熱烈，刊出小說的三位作者（仕生，安東和冥思）以後好像也沒有持續創作，是否新人，更不得而知。雖然如此，但《中國學生周報》原有的青年作家群並未離散，相反更集中地凝聚抱團：首先值得關注的是： 1972年也斯、吳煦斌、小克和沈西城等創辦的《四季》。《四季》出版了二期，但作者包括不少精英的青年小說作家：梁秉鈞 （也斯）、吳煦斌、李國威、適然、惟得、 張覺文等。尤其令人眼前一亮的是《四季》 辦了一個加西亞．馬蓋斯翻譯專輯，推介南美魔幻小說，開港台文學風氣之先，影響深遠。這種凝聚和抱團的青年作家及後不斷壯大，終於1975年10月創辦了《大拇指》（最初是週刊，後改半月刊）。《大拇指》主要的成員有：西西、也斯、吳煦斌、鍾玲玲、張灼祥、何福仁、 李國威、適然等。

大概二年後西西、鍾玲玲、張灼祥、 何福仁、適然等作家離開《大拇指》，另創辦《素葉文學》及「素葉出版社」。此後《大拇指》以也斯為核心，組織讀書會， 又舉辦了「大拇指小說徵文比賽」和其他文學活動，成功鼓勵了一批年輕優秀的小說作家，他們是：李孝聰、張覺文（張懷常）、陳敬航、葉輝、王志清、惟得、思絃、莫美芳、凌冰、小藍、趙志堅等。如果翻看他們的作品，可詳細閱讀《大拇指小說選》。此外，鄭臻（鄭樹森）編的《香港青年作家小說選》和馮偉才編的《香港短篇小說選》（七十年代）可同時兼讀，因為上述兩書收錄了不少發表於其他刊物及得獎小說佳作，如：李國威、鍾玲玲、袁則難、馬沙、吳國昌、葉娓娜、楊明顯、 虞雪等。若然再加上內地編的幾個香港作家小說選本，一幅「七十年代青年小說作家群像」於焉散聚成圖，相對完整地展示於讀者的眼前。

文藝期刊除了《大拇指》最值得重視外，七十年代還有不少此起彼伏的小說創作園地：《耕耘》《四季》《海洋文藝》《波文》《新風》《象牙塔外》《春坭》《四分一》 《文學與美術》《文美》《文學》《青年文學》 《香港文學》《八方文藝叢刊》《新宇》《小 說散文》《新綠》《南北極》及《開卷》。 數數合共19份，不可謂不驚人。其中引 以為奇的是《南北極》，一份以政治社會新聞主打的商業雜誌，因出版人黃（王）敬羲的關係，竟容納了不少小說，以下是作者的名單：蓬草、侯榕生、虞雪、伊黎、綠騎士、 莫泰志、陳鋒、李洛霞、墨靈、馬森、白 先勇、陶夕、華河漢、漢魂、冰輝、齊以正、羅德、鳳西、艾驪、苕白、陳陽、龍鍾、蒲公英。

根據文藝期刊尋找青年小說作家，並為其立傳，最大困難是：很多雜誌僅僅出版幾期，作者轉瞬即逝：如《耕耘》出版4期、《四季》3年出版2期、《波文》出版4期、《四分一 》出版5期、《文學》出版5期、《青年文學》出版3期、《小說散文》出版4期、《新綠》出版4期。再加上筆名眾多無法肯定查證。馮偉才說：「非左派作者，因為政治立場問題，即使在左派刊物發表作品，許多時都是換了比較陌生 的筆名。」又增加了查找的因難。寧缺勿濫，部分期刊發表小說的作者不得不從缺。

至於橫跨六、七十年代的刊物有：《文壇》、《純文學》、《明報月刊》、《當代文藝》、《伴 侶》、《蕉風》和《盤古》，合共7種。其中 《純文學》以台灣作家為主，《蕉風》根植 星馬，《明報月刊》專刊台灣及內地名家， 而《盤古》强烈政治傾向，都少有本土小說作家稿。僅《文壇》和《當代文藝》，每期刊大量文藝小說稿，可惜走的是流行商 業文藝路線，藝術追求突破的小說不多。 但作為公開文學平台，我想還是對新人有 鼓勵的正面意義。

文學期刊以外，七十年代還有不少 作家寄生於報章副刊，大量聲色犬馬專欄 中，也夾雜不少連載小說。這些作品沙泥俱下，朝生而暮死，極少結集成書，梳理極難。再加本書人力資金所限，不能不望而卻步。雖然如此，部分副刊根據當事人描述，值得參考：如《快報》曾發表西西的《我城》（1974）及也斯的《剪紙》。 此外《快報》又曾設「短篇小說專欄」， 可惜僅維持了半年。另一個是《星島日報》 何錦玲主編的「星辰版」，間或也有年輕人的小說。惟得說：「我們把寫好的小說交給也斯，拿到《快報》和《星島日報》發表， 稿費完全捐給《大拇指》，我的〈安那其試驗〉、〈停電〉和〈來客〉就是在這種氣候誕生的。」而李洛霞的投稿經歷也提到： 「易金主編的《香港時報》副刊，是新人的寫作樂園，一大版十八條字的版面，除了幾個方塊專欄外，都是自由自在的投稿。 我在這副刊讀到陸離、柴娃娃、秦天南、 李默的散文和譯作，更多的是新作者的文章，大家在這樂園裡寫詩、散文和短篇小 說，題材不限，字數在四千字以內。」

最後一提南來作家，他們是香港小說 六十年代一個很大的板塊，到七十年代，他們仍有很大的影響力，表表者如楊明顯，1975年來港，1979年小說〈姚大媽〉獲市政局舉辦第一屆中文文學創作獎小說 組冠軍，廣受好評。另一個令人注目的是虞雪，他的小說集《悲哀的靈魂》，分量不輕，亦有小說入選馮偉才編的《香港短篇 小說選》（七十年代）。翻閱當時近三十種文藝刊物，南來作家佔一定的分量，但與六十年代寫實主流比較，大部分作品無疑因循「陳套」，七十年代現代主義精神，已經隱約成為本土嚴肅文學的主流。

以上書寫，以資料為主，企圖還原七十年代整體青年作家小說面貌。雖然不論流派，仍隱約以藝術創作為內在追尋的腳印。六、七十年代小說之所以蓬勃發展，查實與創作園地之多樣化和大量湧現，有莫大的關連。優秀的小說作家，只要你有才華，又不甘於寂寞，不無發表的機會。筆者適逢其會，也曾參與閱讀和投稿。當時不覺甚麼，甚至以為理所當然， 現在重新檢視資料，再比對今日印媒之零星落索，方知文藝的「盛唐」不再：過了這村，沒了這店。七十年代寫作的艱辛， 尤其辦嚴肅文學刊物，竟然成了今日美好的集體回憶。此書蒐集資料，得李洛霞、 馬吉、惟得、凌冰、許迪鏘，馮偉才及樊善標諸友幫忙，謹此致謝。

關夢南原名關木衡。1946年生。詩人、作家，資深文學教育工作者。1969年與友人創辦《秋螢詩刊》。曾獲「大拇指詩獎」（1985年）、中文文學雙年獎冠軍（2003年）；曾在《快報》《星島晚報》及《星島日報》撰寫專欄。1992年主編《文藝氣象》。文委會顧問，《香港中學生文藝月刊》《大頭菜文藝月刊》及《香港小學生文藝月刊》主編。

何福仁回憶西西

（《虛詞．無形》臉書專頁2023年4月27日）

回憶舒巷城──蔡振興談《香港文學》及「舒巷城專輯」

蔡振興先生受訪時攝

回憶舒巷城──蔡振興談《香港文學》及「舒巷城專輯」
訪問、整理：沈舒

沈舒按：蔡振興先生，一九五三年生於香港。中學語文教師，現已退休。業餘寫作包括散文、雜文、影評、文藝評論及小說等，著作有小說集《夜行單車》、散文集《啤酒罐與花生殼》等。曾參與《時代青年》、《香港文學》（雙月刊）等編輯工作；「香港青年作者協會」第二屆主席；多屆「工人文學獎」、「青年文學獎」、「職青文藝獎」評判。蔡先生擔任《香港文學》主編期間，在第三期（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編製了「舒巷城專輯」。本訪問稿經蔡先生審閱定稿。

日期：二Ｏ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十時至中午十二時
地點：中大鄭裕彤樓The Stage Cafe

蔡： 蔡振興生
沈：沈舒

沈： 首先感謝蔡先生在疫情期間接受訪問，談談一九七九年五月創刊的《香港文學》（雙月刊）（以下簡稱《香港文學》），尤其是第三期「舒巷城專輯」的往事。王仁芸先生在〈談《香港文學》〉一文中指出《香港文學》的前身是《時代青年》， 可否談談兩者的關係？

蔡： 一九六九年四月創刊的《時代青年》由尹雅白神父創瓣，出版至第一Ｏ二期（一九七八年四月）停刊。《時代青年》雖然由天主教教友傳教總會資助出版，但對編委會成員並無宗教信仰的要求，只要有志於編輯工作就可以參加，因此《時代青年》越到後期宗教的意味越淡。《時代青年》的停刊，其中一個原因大概與宗教內容不足有關。

《時代青年》停刊後，餘下幾千元的出版經費，最後撥給編委會成員繼續從事出版工作。我們編《時代青年》第一百期（一九七八年二月）時，出版了「十年來的香港文藝」專輯，透過訪問、整理和討論，介紹香港文學。編委會同仁鄭佩芸、黃玉堂、姜耀明等有意繼續探討香港文學這個方向，於是利用《時代青年》餘下的經費創辦《香港文學》。因此，從出版經費和編輯方向兩方面來說，《時代青年》和《香港文學》的關係密切。雖然我們起用「香港文學」作為新刊物的名稱，並不表示只有我們才代表「香港文學」，它只代表我們的興趣、研究、學習和寫作的範圍都是圍繞香港文學而已。《香港文學》的編輯成員包括鄭佩芸、唐大江、姜耀明、黃玉堂、林新園、梁蒲生（陳煦堂）、江瓊珠和張月鳳。

沈：當時有沒有人對《香港文學》這個刊名提出過意見？

蔡： 我們忙於出版工作，沒有聽過這方面的意見。其實，我們當時與文學界的接觸不多，只有在訪問前輩或接觸年青作家時才增進一些了解。劉以鬯、舒巷城和司馬長風三位前輩都願意接受我們訪問，可能表示他們喜歡《香港文學》這份刊物的方針。

沈： 《香港文學》〈創刊辭〉強調：「『香港文學』雖是『中國文學』的一部份，但由於香港的特殊環境，自然出現特殊的題材，和現實內容，作家若在文學技巧加以發展，深挖這一代的心態和探索，無論在藝術上，或者在民族利益上，都會有更大的貢獻。這樣的文學作品，也是我們喜見樂聞的。」 這種文學主張在當時的文化脈絡中的意義是甚麼？

蔡： 我們既然標榜「香港文學」，必須列舉我們的理據，而〈創刊辭〉正正反映了我們研究、學習和理解的香港文學，到底是甚麼一回事。香港文學與內地或台灣的文學創作不同，受到環境文化等因素的影響，形成自己獨特的面貌。其實，這些想法在當時的文學界頗為普遍，我們只不過把這些主張正式提出來而已。一九七Ｏ、八Ｏ年代香港作家的創作例如西西、也斯、黃國彬、羈魂等，與我們以前讀到的作品例如徐訏、徐速、李輝英等，頗為不同。

我們強調「香港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表示「香港文學」會受到「中國文學」的影響，與今天強調「本土文學」的觀念不同。《香港文學》封底有一句口號：「『香港文學』就是香港的文學。」借用陳智德的說法，我們以寬容的態度理解香港文學， 但焦點仍然是在香港創作的作品。如果沒有記錯的話，這句口號是我提出來的，各位編委亦同意刊用。

沈： 《香港文學》的「編輯方針希望評介和創作並重，一方面提供創作園地，另方面盡量介紹成熟作家的成果和新進作家的努力……」。 當時如何擬定這項篇輯方針？

蔡： 我們希望除了評介香港文學之外，亦鼓勵文學創作。我們認識一些新進作家，無論作品的質素和數量都有一定水平，值得向讀者介紹，對這些年青作家來說也是一種鼓勵和肯定，譬如曹捷、迅清等。所以，我們同樣重視成熟作家和新進作家，至於篇幅則相應配合。

沈： 〈創刊辭〉出自何人手筆？

蔡： 〈創刊辭〉的內容是編委討論的結果，最後由我執筆。另外，每期〈編者的話〉都是由我撰寫的。其實，《香港文學》的通訊處是我以前住所的地址，也是我們開會工作的地方。

沈： 《香港文學》從創刊號開始設立作家專輯，先後推出了「劉以鬯專輯」（第一期）、「新風集──迅清小輯」（第一期）、「劉以鬯專輯」（第一期）、「青年作家選介」（第二期）、「舒巷城專輯」（第三期）、「新風集──曹捷小輯」（第三期）、「司馬長風專輯」（第四期）、「新風集──王曉堤小輯」（第四期）。請問選擇作家的準則是甚麼？

蔡： 前輩作家是我們的學習對象，籌備他們的專輯就是我們的學習過程。我們既透過訪問了解他們的寫作歷程，又大量閱讀他們的作品，然後經過反覆討論，再執筆介紹作家的創作特色。此外，每個專輯都會選刊他們的作品。我們希望透過作家專輯，讓讀者更加全面而深入地認識這些作家。我們盡了最大的努力編製三個作家專輯，編委大致都感到滿意。話說回來，籌備這些專輯所需的時間很多，亦造成日後難以持續下去的局面。

我們製作新進作家的小輯，固然是鼓勵和肯定這些年青作家的創作，亦因為他們的作品和資料散落四處，不易蒐集。透過這些小輯，讀者更容易接觸和認識這些優秀的作家和作品，將來研究這些新進作家就更加方便。

總的來說，我們介紹的作家要具有相當的文學成就，而且願意接受訪問，然後經過編委集體討論，最後才確定人選。

沈： 編製作家專輯有哪些難忘的印象？

蔡： 我們編製作家專輯，除了介紹他們的生平、作品和評論外，亦希望提出我們的想法，尤其是作品中的不足之處。儘管我們在作家專輯中提出批評的意見，但劉以鬯、舒巷城兩位前輩對這些意見相當寬宏大量，毫不介意。他們的態度令我們更加佩服這些作家。司馬長風先生更加在《明報》專欄「集思錄」以《香港文學》第三期的內容撰文〈文化市場傲霜花〉，為我們打氣。

沈： 《香港文學》第三期（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刊登了「舒巷城專輯」。請問蔡先生籌備專輯前與舒巷城先生有交往嗎？

蔡： 我們與舒巷城先生沒有交往，直至籌備專輯才接觸他。我現在已記不清楚怎樣聯絡他，大概是某位編委找到聯絡方法吧。

沈： 籌辦這個專輯是否與《舒巷城選集》（一九七九年）的出版有關？

蔡： 我也記不清楚是否與此有關，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們參考了選集的資料來整理專輯。當然，《舒巷城選集》的出版反映了舒巷城在文學界的地位。除了《舒巷城選集》外，我們亦有讀舒巷城其他作品如《太陽下山了》、《艱苦的行程》、《都市詩鈔》等，能找到的都讀。

沈： 「舒巷城專輯」的內容是如何構思出來的？

蔡： 我們編「劉以鬯專輯」已經用類似的方法，包括作家介紹、年表、訪問、作品選刊、作品分析、評論輯錄、編委意見等，不同的是劉先生的專輯集中討論他的小說，而「舒巷城專輯」既有小說亦有新詩。唐大江記得有些作家專輯的資料是作家自己提供給我們刊用的，所以專輯內容才如此豐富，實在要感謝幾位前輩作家的幫助。

沈：請問〈跟舒巷城先生聊天〉的作者是誰？

蔡： 我們是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五日（星期六）訪問舒巷城先生，出席者包括我、唐大江、江瓊珠和鄭佩芸，訪問稿由江瓊珠執筆。我們每次整理好訪問稿，都會給受訪作家過目，舒巷城的訪問稿亦不例外。舒巷城仔細修改過訪問稿，所以文字特別流暢。

唐大江還記得訪問時，舒巷城談到在小說中應該適當運用單一觀點與全知觀點的意見，回應了當時文學界對小說創作強調單一觀點的說法。

沈：蔡先生在〈香港的鄉土作家──舒巷城〉一文中曾說：「舒巷城已經在香港的鄉土上，默默耕耘了三十多年。」另，該期〈編者的話〉亦說：「他作品風格素樸，主題明朗，內容現實，堪稱香港的鄉土作家。」何謂「香港的鄉土」？

蔡： 這個說法是受到當時台灣鄉土文學論爭的影響。我對「香港的鄉土」中「鄉土」二字的理解，相當於英文的‘homeland’，即「自己的家」，而非「城鄉」對立中所表達的「鄉土」觀念。「香港的鄉土」作品與平民百姓的生活息息相關，所呈現的內容是很「貼地」的。換作今天的話，我可能會用「本土作家」來形容舒巷城。

陳智德在《根著我城》中解讀《香港文學》的創刊辭，我認為是相當準確的。當時我們並沒有這種自覺，卻理所當然地這樣思考和理解香港文學的意義。打從編輯《時代青年》開始，文學和香港社會的關係已經密不可分。那時《時代青年》每期都以社會版為主力，必有專題探討香港社會的各種問題，跟七十年代香港學界所提的「認祖關社」（認識祖國、關心社會）一脈相承。我雖然初是電影版，後來文藝版的編輯，但社會版也有點參與。而個人從幾乎只讀中、台文學作品到驚覺對香港文學創作幾近一無所知，再到研讀香港作者的作品，更察覺這些作品，從題材、內容、語言、風格和技巧，都與「別」不同。從幾期《香港文學》介紹的新舊作家，已經清楚不過了。

至於當時提出「香港的鄉土作家──舒巷城」的論斷，誠如之前所說，這「鄉」是「家鄉」的「鄉」，「土」當然是香港這塊土地，而作品呈現出來的精神面貌，跟台灣鄉土作家的作品可以呼應。另方面，我們也希望以簡明的標示突顯舒巷城作品的特質和價值。如今看來，當年是說得不夠清楚呢！

沈：請問〈舒巷城的小說〉的作者「雲」是誰？

蔡： 「雲」就是鄭佩芸。

沈：〈大家談舒巷城〉的資料是如何蒐集的？

蔡： 舒巷城提供了不少文章給我們參考，加上我們搜集的資料輯錄而成，因此內容比較豐富。

沈：該期封面的設計者是誰？

蔡： 設計者是梁蒲生。她是美術教師，從《時代青年》開始參與美術製作的工作。《香港文學》四期封面都是由她設計的。

沈： 舒巷城先生對這個專輯有甚麼意見？

蔡： 「舒巷城專輯」出版後，舒巷城寫信給我，對專輯有正面的評價，亦分享了他對文學的意見。

沈： 讀者對「舒巷城專輯」有甚麼反應？

蔡： 我們未能直接掌握到讀者的反應，但從第三期不俗的銷售量來說，應該頗受讀者歡迎。第三期只印了五百本，售出四百多本，現在我只剩下手上的孤本。

沈： 《香港文學》第四期〈編者的話，還有……〉表示你們「希望通過對香港文學的了解，進一步探討中國和香港在文學上、甚至其他方面的關係」，並揭示「香港文學的現況和香港社會的意識形態」。請問這些主張回應的對象是誰？

蔡： 我已經忘記了具體的情況，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就是此事與停刊無關。

沈： 《香港文學》出版了四期後停刊，原因何在？

蔡： 我剛才提到籌備專輯需要大量時間，但各編委的工餘時間越來越少，難以兼顧出版工作。《香港文學》的停刊，與出版經費不足無關。

沈： 蔡先生認為《香港文學》與同期的文藝刊物有哪些主要的分別？

蔡： 從刊物的內容結構來說，《香港文學》代表了我們學習的方向與成果，尤其是三個全面而深入的作家專輯就是最好的例子。這一點與同期的刊物頗有不同。

沈： 謝謝蔡先生分享了《香港文學》的出版緣起及經過，以及「舒巷城專輯」的編製情況。謝謝！

註：

1. 王仁芸〈談《香港文學》〉，《大拇指》 第111期（1980年2月），版8-9。

2. 〈創刊辭〉，《香港文學》第一期（1979年5月），頁2。

3. 陳智德〈寬容的「本土」：從《香港文學（雙月刊）》到《香港文學（月刊）》〉，《根著我城：戰後至二ＯＯＯ年代的香港文學》（新北市：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二Ｏ一九年），頁四七八至四八四。

4. 〈創刊辭〉，《香港文學》第一期（1979年5月），頁2。

5. 司馬長風〈文化市場傲霜花〉，《明報》副刊「集思錄」，一九八Ｏ年二月十四日。

6. 《舒巷城選集》。香港：香港文學硏究社，一九七九年。

（《週末飲茶》第三期2023年1月）

阿齊：風韻天然‧文采斐然陳韻文

陳韻文可能是香港第一個明星編劇，從清新的家庭喜劇《相見好》，到成為電視台每晚拉縛觀眾的「定食」節目，長篇劇集《家變》、《狂潮》，以至劃新洋為中用港產片的公式，有着鄉土狐鬼色彩的《瘋劫》、《撞到正》等，皆是她編的劇本，儘管現在是「導演為超級明星」的年代，有陳韻文名字的劇本，不論影視，不論好歹，皆有她獨一無二的指印，普通觀眾或忽略，認識她與常看過她作品的人，可從佻巧的對白，精微的小節，一些奇特的情節中，快似希治閣必然在他片中亮相一下似的，見到陳韻文兩眼滾圓凝重。上牙咬着下唇，在沉思，而後得意自笑的樣子。

常常說作家創作的過程如生產，作品是骨肉，而癩痢頭兒子是自己的好。其實，敝帚自珍的作家並不很多，更多的是為自我要求太高而自疑，自我磨折的神經質，陳韻文強精神壯，神經質談不上，她卻犯了自疑自虐的毛病。在編個劇本時，也許她會「咯」一聲笑，向人炫示吹誇：「我以這個劇本為榮。」到拍成片上映時，儘管賣座及評論皆不錯，她卻幾乎當那「癩痢頭」是嫖賭飲吹無一是處的敗家子，差點要登報聲明斷絕關係似的。她在《星島》及《東方》報各有專欄，三不兩時就問：「我現在寫的是不是很差，我不是退步了？」作為忠實的讀者，有時只好委婉的說，天天寫無法篇篇精，不必緊張。當她不那麼着意的要寫好，創作的汁液與靈感交溶，配合正處在心情閒適的空暇，無論是短短二百多字的《滋事札》，或是六七百字的《定格》，皆能隨題材的不同，而成為一幅工筆秀麗的畫，色彩鮮艷的鑲嵌細工，使人感嘆她觀察入微，意念獨特，感性敏銳強烈。

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陳韻文成為目前的「當紮編劇」，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她的寫作路程，是緩慢的錯誤與改正的磨練，是憑藉孜孜不倦的好學努力，以及好勝要強之心，打倒阻擋她前進的白眼冷語。已故的香港文壇祭酒，三蘇是陳韻文寫作的督導、顧問、批評人及鼓勵者，若非陳小姐潛才豐厚，靈光閃爍三蘇，豈會愛護如子姪！有個時期，在他老人家的專欄，《給女人的信》中，寫給「少婦」的，就是給陳小姐提意見，偶然也責責她做人處事的態度不大圓通之類。

陳韻文不會做人嗎？她認真的求全的工作態度，使她常和共事者衝突。據說在梁淑怡移師「佳視」時期，陳韻文受命構思長篇劇《名流情史》，為了這是場可勝不可敗的硬仗，陳小姐那半年中喪魂失魄無日無夜的想、寫、改、找資料、開會、辯論、爭吵，而她擇善固執的堅持，可能就傷及其他知識分子特別脆弱的自尊心。事隔多年，當日的吵架同事，有的如今仍是事業上的合作者，有的則孕育着舊怨，暗暗的希望陳小姐一仆三躀。這倒不是容易的事，陳韻文可能會在朋友面前傷心流淚，卻不會給撃倒在地上，讓敵人踩踏揶揄。

「佳視」雖然是電視史上最大的只有藥引沒有火藥的炮仗，一點就散了。陳韻文在工作上只播下了種，尚未開花結果，但愛情上，她卻大有收穫，終於找到意中人了。更了不起的是以前，她結交新男友時，幾乎是敲鑼打鼓的，全給她的好友品頭評足過。這一次，她密不透風，守口如瓶（不容易呀不容易），直至她和李國松的戀愛公開化，也就是快去美國結婚之時，和她最知交的一個女友，拍額頓足：「哎呀，我還在哉絲面前大彈阿松呢。」陳韻文每次回述密封的戀愛史，就禁不住「咭」、「咭」，既得意又譏諷地單用眼角的白，對着愛責她「口疏」的人。

儘管陳韻文婚前婚後，在外面吃飯的時候，多過在家；寫稿的時候，多過燒菜，她其實是個真正有「築巢」本能的住家女人。若她不是生在今天，女人不出來在搶食世界上張牙舞爪賺錢做事，就是落伍的時代，她會是一個典型的賢淑主婦，一天到晚在家中「咪咪摸摸」的，以她有點妙玉的好潔之癖，單是掃塵已夠她忙一天了。她又喜歡美食，更講究情調，在女人以嫁人為終身事業的日子，陳韻文會是個出色的理家務者，至於會不會是出色的賢內助卻難說，因為她心直口快，有時可能在說話中，得罪丈夫帶回家吃飯的同事、上司、朋友。

直至現在，陳韻文如其自改的名字，有風韻有文采，但說話的聲音，猶如稚童。有次她打電話來想作弄人，卻給對方先下手為強：「細路，俾你媽咪講，咪搞搞震。」而亦有她好作「五分錢精神醫生」的朋友自告奮勇替她分析，為甚麼她和瑪莉蓮夢露一樣，皆是「娃娃婦人」，說話帶童音，動靜神氣也似小頑童？因為她需要人家的愛護，但也渴求有人嚴峻的管制她，在心理上她還沒成熟，潛意識還想做個小孩云云。其實，循着這番胡扯，不妨進一步闡釋，這因為李陳氏母性特強，熱愛小孩，在她近期寫的雜文中，幾乎以姊姊哥哥弟弟的小孩，朋友的小孩，鄰居的小孩為中心，她恨不得將那些皮膚白白嫩嫩，說話軟軟甜甜的小毛頭摟在懷中親之吻之拍之逗之的迫切心情，躍然紙上，在還沒有愛情結晶，只有心血結晶之前，她只好以童音作為代替性的補償了。

（轉錄自李文庸編《中國作家素描》，台灣遠景1984年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