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匹藍馬奔馳去了

今日金炳興在臉書上傳訊我：震鳴七月五日晨因癌病走了！黯然！

震鳴（吳振明）吳昊（吳振邦）兄弟是香港一九六零年代開始寫作的作家，也是藍馬現代文學社的文友。當年社刊《藍馬季》創刊一期即財困，幸得古蒼梧及他們兄弟倆加入，才得以繼續出版，居功至偉！

二零一三年吳昊突然離世，我寫了〈聞吳昊逝〉，其後遠居多倫多的震鳴輾轉找到我的電話，暢談後，他告訴我將會訪洛杉磯，希望大家見見面。其後，他真的來了。那天我剛好從香港回來，雖然搭了十多小時飛機，疲累得很，卻相談甚歡。

豈料突傳噩耗，心情沉重，不想寫了，貼舊文悼！

──2020年6月7日

（許定銘臉書2023年3月13日）

黃碧雲談失敗──「一部作品是由無數失敗煉成的」講座側記

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及創意藝術學系合辦「一部作品是由無數失敗煉成的」講座，作家黃碧雲受邀與師生分享過往創作的歷程。（香港都會大學創意藝術學系學生周梓鋒及謝明祖攝）

黃碧雲於講座中提及自己的一幅畫作，畫中巨石旁寫有題解「總是覺得走不過去」。（黃碧雲提供）

【明報專訊】（編按：2025年2月6日，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及創意藝術學系合辦「一部作品是由無數失敗煉成的」講座，作家黃碧雲受邀與師生分享過往創作的歷程，並由該校創意寫作與電影藝術榮譽文學士課程主任羅展鳳主持講座，與黃碧雲對談。）

黃碧雲，香港作家，文風兼有暴烈與溫柔，曲筆政治歷史事件與性別議題。這位寫作的攀登者，同時也鍾情舞蹈、喜歡繪畫藝術，甚至修讀數學。這次則用山與路，分享她漫長寫作路上的挫敗與掙扎，還有她對生命與寫作的反思。講座談的是失敗，卻以笑場開始──這位剛烈的女子，似乎展示了另一副面貌。

往日黃碧雲愛跳舞愛到去西班牙學跳佛朗明哥舞，近年她則熱中行山，不止在疫情期間開始探索香港的山徑，更參加香港地質學會舉辦的活動，如地質現場解說、參觀地盤等；甚至修讀香港大學地球科學系碩士課程幾個在職進修的基礎課，當中竟也包括了數學。而行山，和寫作一樣都是可以把人推到極限的活動。黃碧雲提到近日看畢紀錄片《香港四徑大步走》後深受感動，並分享了有關2025年挑戰者跑手易健豪的報道：先是順利完成麥理浩徑，後於衛奕信徑出現幻覺，在港島徑進一步受到幻覺困擾並陷迷離狀態「斷片」，最終憑意志完成鳳凰徑，成為完成「四徑」挑戰的「生還者」。與之對談的講座主持羅展鳳原以為黃碧雲是要將寫作比喻為4個階段，未料黃碧雲想的簡單得多，《四徑》所傳達的信息是：準備得再好、再努力都有無法控制的事物，但不論其能否過渡也沒所謂，最重要的是知道這樣的情况會存在。之後講求的，便是韌力與意志。

寫作如跑「四徑」
書稿重寫再重寫

「四徑」雖是一整個挑戰，但每一段山徑都可說是新的開始，而寫作亦如是：「次次啲稿唔得都由頭開始重寫，冇得中間改。」她坦然正在籌備新書，第一稿本於2023年已完成，後來愈改愈多，最終決定重寫；第二稿寫到尾聲時，提早與出版社談妥出版安排，最後再續寫時卻「又衰咗」。「寫的時候其實好不肯定、每次交唔到都好頹」，說起這種反覆，她低頭沉思來回踱步，擦了擦眼角笑說：「但做人、創作都要忠實地表現自己。不過如何忠實面對弱點，再將擅長的推出來，其實好難。」而她也直言「過時、冇人睇係寫作期間好大的陰影」，在電子書盛行的網絡年代，她更向學生叩問：「實體書仲需唔需要存在？」

新書的創作牽涉文字，而黃碧雲同時也創作了99幅畫作，其中一幅畫作中便畫有巨石，在旁寫着「總是覺得走不過去」。一人進山，獨對支點不多的巨石，想到的卻是出意外後會被人指摘，結果只好和年輕寫作「唔上唔落」的時期一樣，「不求好醜」地跨過。她繼而將寫作比喻為「爆林」——明知道大方向，但過程中總驚怕爆不到出路。她憶述某次在蒲台島行山迷路，離最後一班船到達只有一小時，便對着雜草亂打一頓開路，卻總兜兜轉轉回到同一個山墳。突然發現地上有個空隙，有一條似是野豬走出來的小徑，最終伏下身來沿着小徑爬了10分鐘便到了碼頭。「點解咁近都去唔到？原來係自己冇轉換視角，成日喺高位望落去，亂用力想解決困難。」如今回想，有時出路雖在，但也不一定康莊，問題在於「願不願意爬出去」，但咬實牙關完成作品後往往忘記過程的艱辛，一如跑畢馬拉松後「之前點辛苦法都唔記得晒」──她之前寫《烈佬傳》時，寫了3稿，但說自己「每次寫完就唔記得中間發生過啲咩」。前些天向朋友「放負」，說自己「可能寫埋呢本就唔寫」，卻被朋友取笑「你成日都係咁講」。

失敗令人知道局限

人到某個階段總會停滯、重複自己，黃碧雲選擇學習新知識──探索山徑、研究地質、修讀數學，「識做咪易，唔識做就要由頭開始，而由頭開始就是創作嘅過程」。原來她在中學讀理科，只因語文花很少時間便取得好成績便讀了相關科目，而如今再次接觸數學，就立即被「扯」進去，甚至後來她又在倫敦大學的兼讀夜校伯貝克學院（Birkbeck College），完成了一個兩年的數學文憑課程。看似無關的知識，其實是理解世界的不同方式，如讀數學背後除了需要以知識和理性處理素材，情感亦要包括在裏面。她提到The Magic Mirror of M.C. Escher一書中的Escher便因其畫作的幾何性，而常常被數學家研究。但修讀數學期間，撰寫論文原來也是與失敗碰頭的經驗：首次寫數學論文，因專有名詞都要一一界定清楚，不敢胡亂運用，只好一句「抄到尾」，最終在40分中只取得12分，僅僅達合格分數；再接再厲後在有關邏輯的論文在20分取得13分，並得知毛病在於定題太闊──「失敗可以令你知道自己有咩做唔到，唔代表你之後會做到，但起碼知道」，某程度也呼應了黃碧雲致羅展鳳電郵中所提及如今寫書的8字心法：「不求好醜，但求交貨。」努力嘗試交貨之後，才有後續的可能性。

生命視角的後退

這種看似退而求其次的姿態，似乎與往日的黃碧雲頗為不同──她第一篇短篇小說〈她是女子，我也是女子〉中，角色葉細細便曾寫下這麼一句話：「之行，如果有天我們湮沒在人潮之中，庸碌一生，那是因為我們沒有努力要活得豐盛。」羅展鳳提到約10年前書展曾有人向黃碧雲詢問她對這句說話的看法，而當時她的回覆同樣是：「唔會再咁諗。」剛出來社會工作、壓力大、競爭大，擔心「冇機會寫落去」，她認為作品多少反映了這些看法，但這種焦慮與執著卻隨年漸長而放下，「生命係你嘅，冇人可以替代」。她提到生命早期可能為了讓他人知道「我作為一個人的存在」而寫作，但如今感受到生命的消逝、死亡的必然，傾訴欲望愈來愈小，寫作變為觀察和總結，呈現出一種生命視角上的後退──新書寫山、寫地質、寫時間，那種人置身在山中驚恐地微細的生存狀况，也是推動她寫山的原因之一。語言運用上，比起第一人稱「我」，新書中亦採用第二人稱「你」或「我們」，指向的只是某個對象，或人群中的某個體，而非固定的「我」。

創作的「後熱情時代」

如今黃碧雲一副過眼雲煙、平淡的語氣，學生詢問是否已失去年輕時的活力與追尋，又如何在進入這種狀態後尋得靈感？黃碧雲微笑道，自己在講座前反覆思量，發現如今「的確冇咗熱情」，但也反問創作是否只用熱情支撐？一如《四徑》講的不是爆發，而是意志和韌力，她認為「熱情去到最後會變成意志，一種喺退卻同前進之間循環嘅力量」。而她也不信「心境年輕」之說，希望能活出人生每個階段獨特的模樣，到了相對「安靜」的年紀嘗試處理沒有情節的作品，也是一種對創作韌力的挑戰。至於作品的構思，她笑說作為寫作老手回應這個議題不太合適，「如果要靠靈感就死得」──處理規模較大的作品時，靠爆發性的靈感就會比較薄弱，更倚重的應說是「方向」。她指早年創作時會被句子吸引，例如在飛機中突然想到「我忽然忘記你的臉，之後我就老了」，便據此寫下去；如今爆出來的可能是書名，如《烈佬傳》一名便是當年在講座中「爆響口」，其後再根據書名的質感完稿。一如失敗的爛片照樣可以吸引人觀看其如何差劣，她笑說自己也是用書名撐住作品，雖則短篇合集的書名都是胡亂改成，長篇則通常會在取名後才完成作品。但不論書名亂改與否，黃碧雲絕少再版的作品仍是一紙難求，甚至可謂有價無市，如香港文學生活館2024年舊書拍賣時便有人為其絕版短篇小說集《溫柔與暴烈》出價2000港元。她也透露曾因作品不再版收到讀者投訴，只能打趣道：「咁你唔買咪冇嘢囉！」但正正在這樣的前提下，黃碧雲作品現實中的銷量或令人大跌眼鏡──最暢銷的《烈佬傳》不過約1萬本，其他作品則徘徊於約1000至5000本。至於讀者基數更大、近年被視為香港文學出版飛地的台灣，她直言曾因字詞、標點與出版社吵到很累，反應亦不比香港。

講座中的黃碧雲，除了消退了舊日作品中的「暴烈」，更多出一種近乎「懺悔」的底色。她提到眼中的長篇作品與短篇不同，呈現的應是環節互相勾連的狀態──如用一條毛冷織出全件衫，袖口、領口每個細節都要做好，而非四處縫補，甚至衫形、裁剪手法，都是創作的整體。尤當到了晚年，她希望自己能夠處理得好一點、完整點。但她提起自身一兩年前曾嘗試書寫失智的精神狀態，也到過老人院探訪，但最終還是因為作品未成熟、無法忠實呈現對方景况而放下：當對方逐漸失去記憶力、語言與邏輯思維，無法陳述經歷與感受，自己的寫作「只能模仿與表述，但都唔係佢」，兩者之間有一種無法踰越、無法處理的東西。「古仔冇人就爭啲嘢，但有人就變咗偷人哋古仔」，徘徊在兩難，只得偷偷改改，但這種不公平的寫作關係也令她在往後一次與對方相交時「覺得自己好衰」，也感到創作者不應太驕傲地想着「幫人」呈現什麼，「但如果真係重要，去到某刻會返番嚟，唔使攬住」。

承着這一命題，學生詰問黃碧雲為何早期作品中，對中國的印象多數來自她現實生活裏並未參與過的文化大革命，只是透過間接閱讀呈現出一種對中國「故鄉」的想像，描繪一種被異化的集體無意識暴力與瘋狂。黃碧雲笑稱學生的提問實則是指摘，但自己亦願意承受，皆因當時自覺要用某種熱情和極端完成作品，但在香港成長經歷的生活好「小」，其時閱讀有關文革的書籍，卻發現整個時代都被這樣的故事充斥着，有種集體賦予的熱情，便被吸引進去了。中港兩地人對「故鄉」的觀念亦有所不同，香港人甚至到1970年代才明確地對「故鄉」產生一種「模糊觀念」，再逐漸發展到近年鮮明的本土思想；而她回溯自己早期的創作會以好多力量處理，當下創作力量不比當年爆發，希望轉換視角嘗試從歷史進程處理相關議題，但未知能否以一個作品完整處理好，希望完成後可以接受新的質問。

承受失敗
想清楚如何活

從行山到數學，從失敗中拾掇起創作路程的碎片，有學生在講座尾聲發問：「如果知道作品一定冇人睇，仲寫唔寫？」黃碧雲沉思一會，坦言：「唔知。但我會寫信畀朋友。」至於痛苦與失敗是否創作的必要條件，黃碧雲指喜歡強調痛苦是年輕創作階段的一種典型，但作品不止要處理情感，隨着年紀變化，現在的她則回應：「如果我冇咗痛苦就寫唔到，咁我就唔寫。」而如果自己的作品因此滿足不了讀者的需要，相信對方可以選擇閱讀其他作品。

說到底，黃碧雲說自己講失敗，不是因為它是成功的必須因素，而是每人都會遇到的處境：「承受佢，佢可能帶唔到我哋去邊度，但我希望我哋都意識到佢嘅存在係咩，想清楚要如何生活。」講座結束，黃碧雲拍拍雙頰，笑說：「好辛苦，交咗功課喇。」這句輕描淡寫的話，或許正是她寫作路上最真實的寫照──不斷交功課，不斷面對失敗，然後，繼續往前走。

文：鍾卓言
編輯：鄒靈璞

（《明報》2025年2月23日）

樊善標：時代新鮮人──序西西《牛眼和我》

西西早年的報紙專欄相繼結集成為《試寫室》、《牛眼和我》出版，翻閱這些半世紀前的短文，很自然地想到《我城》。   西西在《試寫室》的後記說：「『我之試寫室』之前，我其實在《快報》寫過『牛眼與我』，寫了一段日子，寫法也大概相同吧。」印象似乎有點模糊了。「牛眼和我」發表於一九六七、六八年，「我之試寫室」發表於一九七Ｏ年，到一九七四年《我城》才開始連載，都是在劉以鬯主編的《快報》副刊上。

西西曾經這樣回顧，「對我來說，《我城》是一個分水嶺，以往我寫的是存在主義式小說：《東城故事》、《象是笨蛋》、《草圖》等等，都相當灰色，結局或者主人公發瘋了，或者死亡。一句話，生命好像沒有意義。這是當時普遍的想法。……無論《東城故事》、《象是笨蛋》、《草圖》這些存在主義式的小說，我都覺得不是我應該走下去的路，我想寫一個比較快樂的，同樣『存在』，但用另一種態度。那時受一些其他東西的衝擊，比方披頭四的《黃色潛艇》、約瑟盧西的《女金鋼大破鑽石黨》、路易馬盧的《莎西在地下鐵》等等，這些電影都比較創新、有趣，運用不同的形式表現。我想，小說為甚麼不能夠這樣？一般小說都寫成年人，悲哀愁苦，板起面孔，寫十分嚴肅的問題。為甚麼不寫寫青年人的生活，活潑些，從他們的角度看問題呢？像披頭四，有自己的聲音，有自己看事物，看感情的一套。而這一套，顯然和上一輩不同。那時，香港也有許多這樣的青年人，活潑，充滿朝氣，穿上牛仔褲唱民歌，難得的是相當明白事理，有正義感，但這種正義感不會放在嘴邊，對生活的要求很踏實，很樸素；他們不肯認同、不肯依循上一輩的法則，——上一輩當然覺得奇怪，但他們其實很善良。」(西西、何福仁〈胡說怎麼說——談《我城》〉)寫《我城》的時候，西西三十八歲，當了十多年小學老師，和小說人物阿果他們的年紀、閱歷有一大段距離，可是前面提到青年人的喜好和生活態度，不就西西本人的寫照？毋寧說「青年」是一種她選擇的價值，不必局限於某個年齡層。   《牛眼和我》說，「世界轉變了許多，滿街的風景新鮮了許多」(〈兩個月見一見〉)，「大家都在想，這個世界還可以變一些甚麼新藝術出來呢」(〈電影劇場〉)。西西興高采烈地介紹那些新事物。這一年夏天美國嬉皮士 (西西譯成音義俱到的「喜彼士」)的「花的力量」(Flower Power)運動、披頭四新唱片「彼柏軍曹的寂寞心俱樂部樂隊」(Sgt. Pepper’s Lonely Heart Club Band)的發行，西西當然沒有錯過。Paul Rotha的The Film Till Now: A Survey of World Cinema剛出了新版，西西大力為它推銷：「如果你是教徒，你買不買一本聖經？如果你是愛電影的，那麼，『電影到現在』是你不可少的一本書」(〈電影到現在〉)。   現在的讀者都知道，西西喜愛電影、音樂、歐美前衛文化藝術，專欄裡提到這些並不出奇，何況《試寫室》在二○一六年已經結集出版了。不過《牛眼和我》仍是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西西受《香港影畫》委託，到邵氏影城採訪，一組十篇的〈影城行〉是採訪的副產品。她與幾位當時得令的女明星如方盈、李菁、胡燕妮等本來相識，文章把他們寫得活潑親切，別開生面。不過黃繼持、盧瑋鑾、鄭樹森三位教授編的《香港散文選1948-1969》已收進了西西一九六六年的〈秦萍圓又圓〉，今天的讀者對西西的影星素描不完全陌生，所以還不算真的驚奇。

《牛眼和我》提得最多的是披頭四樂隊，第二名卻不是電影導演安東尼奧尼或高達，而是綽號卓姬(Twiggy)的年輕英國模特兒。她十七歲的時候，得到了「The Face of 1966」的稱譽，接着的幾年紅遍歐洲、美國和日本。是的，《牛眼和我》談了很多時裝。西西告訴讀者，今年冬天「不做一件天鵝絨的裙子的話，那你大概是有點落伍了」，衣料不要有圖案，現在最流行是黑色，深咖啡、紫羅蘭的紫色也可以，記得鑲花邊，領口、袖口都需要，花邊要闊，還可以在花邊的洞洞中穿一條絲帶。這是英國風格。今年法國的風頭比不上英國，但也有特色，他們穿長的彩色襪，低膝的長靴，無領皮草大衣，裡面配樽頸的毛線衣。美國則不用多提了，去年穿甚麼，今年還是流行那些，沒有時裝 (〈鏡子掛在牆〉) 。西西又建議女孩子要買一本十月號的Honey，為了那個教人怎樣搭配內外衣的專題。(〈致鳥兒們〉)她甚至出了一堆測驗題，考考讀者的時裝眼。(〈時裝測驗〉)   西西欣賞卓姬穿衣的風格，但提醒讀者不要模仿，「如果不是瘦得像卓姬，還是把腰帶忘得一乾二淨的好」(〈衣着規則〉)，倒是卓姬特意燙直的頭髮不必羨慕，「上帝對我們特別喜歡，他給了我們直頭髮」，洗頭後用冷風吹乾就可以了，千萬別要用噴髮膠。護膚也有法門，「實在並非賣貨員在兜生意，要你買一大堆瓶子，而是即使保護皮膚，也得用好些化妝品」(〈吾人之顏〉)。不止這些，西西還談了星座運程、數字占卜、代表月份的花和寶石等。今天的讀者能夠相信這是西西嗎？   前衛文化和消費潮流在《牛眼和我》裡形影不分，它們都代表了「青年」所嚮往的自我解放。嬉皮士固然不在話下，「他們追尋的五大目標是：愛，和平，自由，美和手足之情，他們喜歡的是柔馴，靈性，音樂，美術和詩」(〈耶穌式的長髮〉)；西西在消費潮流中也看到了相通的精神，例如現代室內設計務求「叫你舒舒服服」，凌亂不再是缺點(〈室內〉)，牙齒不整齊非但不難看，還會有人喜歡(〈沒有這回事〉)。新的美感把個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不強人屈從於既定的範式。任何地方都可以打破常規，「你要我寫篇明星訪問記，我偏要跑去見那個明星，但結果寫的呢，和見不見明星完全無關」，西西說她就是這種傻瓜，世界上就有這種人 (〈釋牛眼和我〉)。那麼，雅和俗、藝術和商業，也不見得必然壁壘分明，「荷里活被公認是一家大商場，但仍有出色的電影由那裡誕生」(〈銀幕的背面〉)。   西西並非一面倒地追逐潮流、支持青年人，《牛眼和我》其實也談了不少道理，例如勸導青年人(?)不要塗污升降機(〈花面貓電梯〉)、不要抽煙〈我們不抽煙〉)、要珍惜中學階段(〈學校以後〉)、投入任何一種有益的興趣(〈當鋪多籮籮〉)等等，不過她說得多麼有趣，完全沒有板着臉，令我們一時不察西西就是張愛倫老師。可以說，西西在專欄裡沒有忘記她的教師身份，她仍舊指陳是非，但對於新事物，她總是寬容看待，「不喜歡就不喜歡好了，一點都無所謂的，就是別否認人家的存在」(〈披頭四如此說〉)。《我城》裡有這麼一個片段：「人口膨脹了的城市，突然變成年青人的城市了。這麼多的年青人，這麼多的孩童，城市忽然是他們的。是明天麼，是十年後麼，不。城市不是二十年後才是他們的，城市如今已經是他們的了。我現在站在這裡的這一間課室，是一個理想的學習的場所麼。瑜陷入了沉思之中。」這段話從教師的立場思考青年教育問題，在小說中並非孤例，這是《我城》裡的另一種聲音，在七、八年前的「牛眼和我」也聽得見。

可是專欄不是作者的私人花園，不是想說甚麼就能說甚麼。一九六Ｏ年代的《快報》香港各大學圖書館都沒有完整收藏，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所藏之中有三天登載了「牛眼和我」，可以讓我們一瞥西西當年發表作品的園地。那時候的《快報》每天有兩個副刊，各佔大半版。「快活林」刊登武俠、歷史、言情等類型的連載小說，是主力的副刊。「牛眼和我」所在的「快趣」內容較龐雜，除了一篇連載小說，還有怪論、命理奇談、實用醫藥知識、時事短評、雜文、漫畫等。就這三天的「快趣」所見，包括「牛眼和我」在內的雜文專欄共有四個，南蠻(任畢明)的「扯東拉西集」、尖沙咀的「天聲人語」談政局和人生道理，圓慧(陳錫楨)的「情去靈空篇」談生活見聞。「牛眼和我」談甚麼呢？現代小說和現代詩、法國女星碧姬芭鐸的衣服、杜魯福的電影《烈火》。光看題材就能發現外來的新事物在副刊裡多麼希罕，西西和其他作者的距離有多遠，相信她和編者都在小心翼翼地測試園地的底線。

  從《牛眼和我》到《試寫室》，當然有些轉變，那除了源自西西文化視野和價值選擇的調整，也當包括在不同時候因應底線寬嚴突破限制的巧心。一九六Ｏ年代西西在其他地方也寫了不少談電影、繪畫的文章，特別是《中國學生周報》，目前已有人在整理，出版後應該有助於分辨兩種因素所起的作用。翻開幾年後某天的「快趣」(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赫然發現西西「剪貼冊」、董橋「英國通訊」、也斯接手的「我之試寫室」幾個專欄如群星簇聚，還有蔣芸、孫寶玲，都是新一代的作者，新人新事畢竟涓滴成潮了。

  最後交代一下本書的編排。正如何福仁先生〈後記〉所說，剪報原來屬於已故的張景熊先生。全部一百四十六篇整齊貼於記事簿上，本書各篇即按照剪報冊的次序。我在中大圖書館找到的三篇專欄都是一九六七年的：〈問他們去〉(八月十八日)、〈破衣服的芭鐸〉(九月七日)、〈杜魯福的烈火〉(十一月三十日)。第三篇和剪報冊重複，前兩篇為新發現，故全書合共一百四十八篇。

  「牛眼和我」的版頭由西西設計，剪報冊中共有十一個不同的版頭，每個版頭篇數不同，但總是一個版頭結束後另一個版頭才開始。因此〈問他們去〉以類相從，排在同一版頭的最後(這個版頭只有兩篇，次序即使有錯也差不了多少)。〈破衣服的芭鐸〉的版頭為剪報冊所無，姑且排在〈問他們去〉之後。此外，《中國學生周報》第九九七期(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七日)轉載了〈獨行旅行客〉，並注明「原載一九六八年七月五日『快報』副刊」。從這四篇有明確刊登日期的專欄可以肯定，「牛眼和我」在一九六七年八月至一九六八年七月之間見報，但確實的起訖時間無法考得。再從各篇內容推斷，剪報冊似乎並非完全順序，中間有多少沒有剪存更無法估計。不過能夠讀到西西年輕時的散文，得以重尋她從灰色時期轉向快樂時期的足跡，已經非常幸運了。

（《素葉工作坊》臉書專頁2021年7月16日；圖片來自《虛詞》。）

馬吉：請沈西城尊重故友

沈西城寫過好幾篇文章談也斯和《四季》，並自稱是《四季》創辦人，在那第一期上有他用筆名葉藍尼翻譯的東西，他一再聲稱那是大江健三郎的《死之奢侈》，在他2023年6月4日和2024年4月22日臉書上的帖子都如是說。到2024年5月3日，他又寫了篇〈以訛傳訛說《四季》文學〉，提到葉藍尼的譯作，起初仍說是大江健三郎的《死之奢侈》，後來可能有人提醒他，才改為馬基斯《販賣神跡的人》。但那「馬基斯」不知何許人，翻查《四季》，才知道是加西亞‧馬蓋斯，譯文的題目是〈善良的畢加曼，販賣神跡的人〉。該期有個馬蓋斯專輯，葉譯是其中一篇。由此可知，沈西城的回憶有多靠得住。

沈西城2023年6月4日在臉書的帖子截圖

沈西城2024年4月22日在臉書的帖子截圖

沈西城2024年5月3日在臉書帖子的編輯記錄截圖，起初仍說是《死的奢侈》。

後來才改為馬基斯《販賣神跡的人》

刊於《四季》第一期，1972年11月。

2024年12月26日，他又寫了篇〈也斯試寫成名家〉，仍是錯誤百出。他首先說劉以鬯「拉他（按指也斯）到《快報》副刊接亦舒的班續寫《我之試寫室》，因而一舉成名」。這個問題，陳進權早已弄清楚，也斯是接西西的棒，不是亦舒，也是西西將也斯推薦給劉以鬯的。

接着他說：「《四季》原意是一年四期，不料了只出了一期，就告壽終正寢。」又說：「下一期怎辦，出還是不出？投票吧，三對一，只有也斯投出版票。我本是支持也斯的，經費沒有了，光支持有什麼用？《四季》無疾而終。」

這就奇怪了，他分明知道《四季》出了兩期的，在4月22日那帖子裏，便承認「某君笑我沒有參與第二期的編輯，那倒是對了」；在5月3日的帖子，他提到馮偉才「翻出《四季》第二期目錄」，並說自己「赴日在即，下堂求去，第二期自然沒有了我」。何以相隔半年，他竟說《四季》只出了一期，又創作出那投票出版第二期的情節？

他常說甚麼「《四季》創刊四子」，即也斯、覃權、小克和他，前三人已作古，是否因為「死無對證」，他便以為可以順口開河，胡亂編造？他這樣有尊重故友嗎？

陳進權：再談《四季》文學雜誌及其他

【拙文〈《四季》文學雜誌的創辦者及其他〉於《城市文藝》2024年4月號發表後，沈西城在其臉書有多篇回應帖文，除了輕描淡寫承認記錯也斯寫作專欄日期及創辦《四季》日期外，同時又說「時間有謬誤，年代遠，記憶出錯，可修正，難道此便是死罪？」絕不認為下筆輕率一篇短文資料多處謬誤有何不妥，還推說一篇寫於11年前的文章錯漏百出，只因「近日精神欠佳」。在其臉書留言者，除了寒山碧講中肯、客觀的話，其他留言者連拙文還沒看到，不了解來龍去脈，就留言和應，均是一面倒支持沈西城。

其後由於再發現沈西城寫也斯的資料嚴重失實，故此不得不再草一文回應。既然上篇投《城市文藝》，續篇順理成章也應投同一刊物，因此於6月4日將拙稿投給該刊。6月14日收到梅子先生的回覆說：「……第130期的《編後留言》最後一段如下：『末了想說的是，本刊上期發表了陳進權先生《〈四季〉文學雜誌的創辦者及其他》一文，其中對沈西城有份『創辦』《四季》雜誌一說提出質疑，編輯部曾詢問沈君有無回應，如有，可予刊載。沈君答已在自己臉書上作文澄清，不擬重複。既已有兩造公開發表的文字，讀者可自行參閱，此事就此告一段落。敬祈諒解。』因此，尊稿不擬刊出，您可自行另作處理。盼多多包涵。」既然如此，筆者只好考慮改投其他刊物。7月4日聯繫某刊，答覆謂先看稿再決定。將文稿發給該刊後，由於適逢書展，沒有急於追問是否採用，直至8月28日才第一次詢問情況，答覆說「我是想刊出這個討論的，但需時整理準備，此前書展太忙，希望在這兩周內可以處理，十分感謝耐心。」可是一個多月過去，沒有任何回覆，因此於10月6日再次詢問，但沒有回覆。10月16日第三次查詢，答覆說「真是不好意思，工作太多，此事耽擱了，望先生再等一下」。我回覆說「希望月底前可以出稿」，答說「當然」……

百般無奈下，今將拙文在《大拇指》臉書上傳，澄清一些不盡不實的資料，以免有人將那些不負責任的文章當作香港文學史的什麼精品史料，繼續貽誤讀者。──陳進權謹識】

■再談《四季》文學雜誌及其他■／陳進權

拙文〈《四季》文學雜誌的創辦者及其他〉於《城市文藝》2024年4月號發表後，一如預料，引起一些茶杯風波。

作為事件的關鍵人物──沈西城，除了輕描淡寫承認記錯也斯寫專欄日期以及也斯創辦《四季》日期，重點放在「『聽聞第一期沈西城有份編輯，佢同也斯是同學。』我回應說：『並非事實，勿以訛傳訛。』」這幾句上，說：「有人批評我點寫也斯作假，既冒充同學，又自抬身價有份參與《四季》的編纂工作。哇！這還得了！不止如此，那人還暗射我文風不端，不值信任云云。」又說：「時間有謬誤，年代遠，記憶出錯，可修正，難道此便是死罪？」（見4月22日沈西城臉書帖文），顯得非常不服氣。某些人連拙文還沒看到，不了解來龍去脈，就留言附和，對筆者冷嘲熱諷一番。

我在WhatsApp群回應後另有補充：「僅指編輯」，即並非否認沈西城與也斯是同學，而在上篇拙文，由於下面段落已提到「沈西城既與也斯是小學同學」以及學校發生的事，就並無否認兩人非同學，不再囉唆說明，而且全文重點在談《四季》的創辦者，稍看前文後語已清楚不過，有這麼難理解嗎？

沈西城除了輕描淡寫說記錯也斯寫專欄日期及《四季》創辦日期，推搪說年紀大了記憶有誤（11年前寫〈追憶也斯〉時，沈年約66歲，絕非「高齡」），還說：「近日精神欠佳，下筆常出錯，先是搞錯也斯寫專欄日期……」（4月27日臉書帖文），一篇寫於11年前的文章錯得千瘡百孔，只因「近日精神欠佳」？寒山碧留言說：「沈兄，所以寫傳記或回憶錄，必須勤查文字紀錄，記憶會漂移。」（見2024年4月27日沈西城臉書留言）是難得說中肯說話的留言者。

沈西城臉書截圖

這裏再看看沈西城下筆輕率的其他例子：

2024年3月24日沈西城臉書帖文〈我在電視台的日子〉，記述劉天賜找他入佳藝電視擔任《推理劇場》策劃人，說：「……《推理劇場》，僅拍了《睡新娘》和《繩結》，而我這個策劃人，竟然連劇集都未看過。」

曾擔任《推理劇場》編劇的張偉男，早於2018年11月27日在臉書也曾談及佳視的《推理劇場》，張偉男這樣說：「這張用原稿紙記下1978年佳藝電視推理劇場頭十輯的資料......佳藝電視於1978年8月21日倒閉，我和杜杜各有一個劇本未及播映，其實早已拍好，我自己的一輯我在公司內部看過……」。從原稿紙所記可知，《推理劇場》已播出8輯，每輯分上下兩集於星期六、日連續播出。另有張偉男保存的《佳視》週刊上的電視節目表為證，8月12日星期六播出張偉男編劇的「魔鬼少年」上集，另一節目表為8月26日星期六，將播出也是張偉男編劇的「睡新娘」上集，可惜佳視於8月21日已倒閉，因此無緣播出。（馬吉按：張偉男此帖設定為只限朋友閱讀，故本網轉貼時不另附截圖。）

馬吉〈沈西城的《倪匡傳》〉一文透露，「沈西城2024年4月20在臉書發了一文〈倪匡不為人知的一面〉，提到他寫過一本《倪匡傳》，出版之後因『觸碰了家人，發行商擔當不起，立即全港撤回』；『出版僅三日，銷路不到一百，從此不見天日。』……我大感好奇，微信問他手頭可還有此書，答說沒有。此為意料中事。我不甘心，搜尋二手書網，咦，有本他寫的《倪匡傳奇》出售。連隨傳圖問他：『是否這本？』答曰：『是。』我再四處搜查，發覺天地、三聯都有此書發售，不見有撤回呀。問他何以故，他亦不明所以。……到了6月，某拍賣羣組忽地上了本沈西城的《倪匡傳》，羣主介紹說：『據聞此書因內文出了點問題，故發行不久就迅速收回。』……這《倪匡傳》是利文出版社1996年初版，而我見的那本則由銀匯於2022年初版，兩者出版時間相距廿多年。當初遭撤回的顯然是利文版，何以我問沈時，他竟當新版是舊版，是年深月久記不清了？或是隨口敷衍回答？由此可知，有些事即使問當事人也未必靠得住。」（見「馬吉雜筆」網誌）不管沈西城真的記錯還是敷衍馬吉，均顯示沈西城記憶模糊混亂，連自己寫過什麼書也忘記，將兩本書混淆，又不核實，馬虎搪塞。

或者沈西城又辯駁說這些年代久遠的事難免記憶有誤，那麼再來看看另外的例子：

2017年底或2018年初，風傳「曾志偉、藍潔瑛事件」，在輿論壓力下，曾志偉於2018年1月17日在香港舉行記者招待會。記者招待會很簡短，開始時先由陪同律師向記者申明曾志偉不會回答任何提問。曾志偉先以廣東話發言，再以普通話重複一次，然後代表律師再重申，網上轉載有關言論也須負上法律責任，隨即在律師及相關人士陪同下離開，前後僅10多分鐘。2018年2月3日，沈西城在專欄大文〈疑幻似真的藍潔瑛事件〉這樣說：「哇！厲害矣！中港台記者蜂擁而至，爭相發問，一一否認指控罪，更聲言狀告造謠者……」。才相隔10多天時間，沈西城卻信口開河，胡亂編造。當時有多位讀者留言反問何來「爭相發問，一一否認指控罪」？筆者也曾留言說：「新鮮熱辣發生的事也亂噏，那些年代久遠的憶舊文章，又有多少可信性？」該次記者招待會的報導、全程短片以及沈文，網絡搜尋就輕易看得到，讀者隨時可以查證。

這些僅是目前看到且有據可查的錯誤，那些死無對證，難以查考的，又有多少失實？筆者愛看憶舊文章，也曾看過沈西城部分大作，但自〈疑幻似真的藍潔瑛事件〉一文後，從此不再看他這類憶舊作品。

關於沈文提到小學時同學戲弄也斯，故意在也斯面前叫也斯已逝世父親名字，筆者質疑「一個小學生怎會知道也斯的私人事情？到底沈西城說的是否事實的全部？以他的行文作風，很值得懷疑」，就是基於上述沈文的「作風」作出的質疑，究竟實情如何？

寫上篇拙文時，筆者僅看到沈西城11年前那篇〈追憶也斯〉，文中說同學故意在也斯面前叫也斯已逝世父親名字，但並無提及具體名字。卻原來沈西城於2023年6月4日在臉書已發表過大文〈少年時代的也斯〉，文中這樣說：「……秉鈞父親早逝，很怕人提起他父親，偏偏班上四大寇之一的林偉文特別喜歡撩撥他，常常借意高喊他父親的名字，十分促狹。春秧街有間華芳文具店，秉鈞父親叫梁華芳，小息時，林偉文放大嗓子叫『華芳商店』，聽在秉鈞耳裏，就像是在調笑他的父親，滿不是味兒。」2024年5月3日沈西城臉書最新帖文〈以訛傳訛說《四季》文學〉又說：「在班上我跟陳志雲、林偉文、時金元是名滿全校的『四大寇』，頑皮搗蛋，不在話下，時金元更愛跟老師抬槓，甚至出手毆打老師。林偉文、陳志宏老師不敢揍，多言好動，輒作弄同學，明知也斯不喜提父親姓名，偏要一唱一和地，『梁華芳、梁華芳』的逗他，每氣得也斯面紅耳赤，眼淚直流，仍不罷休。」（按：引文中陳志雲、陳志宏是原文照錄，估計是同一人。——也是馬虎不核實之故）已繪形繪聲，更有也斯父親名字，到底是否屬實？

將沈西城兩文給吳煦斌看，吳煦斌截然說，華芳並非也斯父親名字，有保存的舊文件為證。但為尊重逝者及基於私隱，不會公開刊出文件佐證。

沈西城連這樣也隨意下筆，胡亂編造，杜撰名字，還舉出同名文具店，繪聲繪影，彷如編寫劇本或撰寫故事新編，也就是我說的「以他的行文作風，很值得懷疑」。現在不止質疑，已是證據確鑿，不知沈西城還要怎樣推託搪塞？

記憶模糊，時空錯亂，行文草率。究竟沈文有多少真、多少假？哪些真、哪些假？哪些可信、哪些不可信？兩文除了杜撰也斯父親名字，其他還有多少失實之處，目前難以考證。

沈西城說：「我做文章，在於回憶，並非做史，年邁有誤，請包涵，可訂正。」（見4月24日臉書帖文）沈西城一面搪塞說不是寫歷史，但著名作者胡燕青在〈少年時代的也斯〉帖文下留言說：「前輩這篇文章是文學史的精品材料啊！」（見2023年6月4日沈西城臉書帖文留言）他卻欣然受落。回憶就可以信口雌黃？有人指出錯誤才訂正，可是當沒人（發現後）指出，而且更當作珍貴文學史料參考，不是貽誤讀者嗎？

沈西城臉書截圖

關於《四季》的創辦者，馮偉才在沈西城臉書留言說：「也斯跟我說過，《四季》第一期四人開始：也斯、沈西城、覃權、小克。（應是早期工作階段，後來參與進來的人多了，用編輯委員會名義。）第二期沒你是正常的，因為要籌錢，第二期要二年多後才出來。文學史不容扭曲，事實就是事實。我前兩年為關夢南寫的〈七十年代香港青年作家〉已講清楚。」（見4月22日帖文留言）大有一錘定音氣勢。

沈西城臉書截圖

當時也斯怎麼說、當中有無誤解沒人知道。上篇拙文已引述大段也斯文章為憑，白紙黑字記述創辦者包括也斯僅五人。（也斯1983年在〈《四季》，《文林》及其他〉一文中説：「吳煦斌和我，加上在《香港青年周報》寫影評認識的張景熊和莫展鴻，在報館認識的搞翻譯的朋友莊稻，一起談辦雜誌的事。」）一般同人刊物曾參與過的人較多，並非所有參與過的人均是創辦者或編輯。劉以鬯、黃俊東兩位前輩也參與過，上篇拙文提及的李國威、程伯堯也參與過，還有其他出席「三十年代文壇上的一顆彗星──葉靈鳳先生談穆時英」座談會的人也參與過，相信還有未提及的其他人士也曾參與過，他們均是創辦者或編輯嗎？發起人也斯白紙黑字記述也不相信，誰的話才可以相信？

（《大拇指》臉書專頁2024年1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