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西西這樣的一位小說家

像西西這樣的一位小說家
林以亮



（一）

香港的工商業不可能在一個文化真空的社會中堂皇地打入國際市場，正如奇花異草不會在不毛之地上生長一樣。四十年前大家口口聲聲稱香港為「文化沙漠」，香港社會和市民默不作聲，很少提出抗議或加以反駁。這並不是說香港完全沒有文化可言，而是香港各公私團體採取一種徹底的放任自由主義（1aissez-faire），只要不牽涉到政治，任由文化活動自生自滅，既不加以阻礙，也談不到鼓勵和支持。學生喜歡學習音樂或芭蕾舞，當然是好事，自有海外專家來評定他們的成績。要進一步深造，概由學生自行設法出洋進修。至於世界聞名的音樂家在東南亞巡迴演奏，如日期和條件適合，則由私人機構代為安排租借場地演出；聽眾多數為高級知識份子。像一般大都市一樣，文藝青年如果志同道合，照樣可以出版同人刊物，可惜銷路有限，難以持久，此仆彼起，終究不成氣候，但總算培植了一批有熱誠和才能的精英分子。這種情形一點不足為異，在剛開始時，香港的工商業何嘗得到政府的扶助支持？添置生產設備不會享受減稅的優待，打開出口市場更談不到什麼經濟上、資料訊息上的協助，因為香港在這方面根據的仍是古典的放任自由主義：各憑天命。

然而社會隨着時間的進展永遠在變動。香港工商業發展帶來了繁榮和國際地位，政府也相應採取了輔助的措施。當局仍舊採取放任的自由政策，可是由政府津貼和補助的機構如香港貿易發展局、旅遊協會、生產力促進局等陸續成立，以半官方的姿態給予各行業以協助。文化方面則由市政局興建大會堂：除了圖書館和博物館之外，還有大小展覽廳和大小劇場，使民間各種文娛活動得以低廉的代價取得表演的場所。於是業餘的話劇團體、專門放映無商業價值的電影的「第一映室」、私人和團體的書畫展覽、舞蹈、粵劇、京戲、交響樂隊和演奏家表演等等逐漸蓬勃起來，成為社會生活的一部分。在文藝方面，也有各種討論會、專題研討會、創作比賽、辯論、朗誦比賽等輪流舉行。而香港市民果能不負期望，在各環節都有優秀人才出現。攝影方面一向參加國際性的沙龍比賽而名列前茅，青年一代更能創新由靜態擴展到動態；電影方面打入了國際市場；電視製作水準稱雄亞洲，僅次於日本；繪畫、音樂人才多向外流，亦可躋身好手之林；民間成立了正規的芭蕾舞學校；其餘具一技之長的藝術家也不在少數。這蓬勃現象和政府最近幾年來支持各有關藝術互為因果。政府成立了音樂統籌處，給予數以千計的青少年學習機會；香港廣播電台的節目在推廣文化方面功不可沒；市政局屬下的交響樂隊和話劇團的成立和演出提高了這兩方面的水準；然而政府在大力扶持大專教育之餘，另行創辦了頗具規模的香港演藝學院，更令人興奮，因為此後具有演藝才能和潛質的青年無須到處尋找出路，可以就地深造。香港「文化沙漠」之稱成了歷史上名詞，尤其將人口和地理面積因素加以考慮之後，目前在亞洲並不比其他地區遜色，將來極可能成一個文化中心。

唯一的遺憾恐怕是文藝方面缺乏驕人的成就。在這方面，任何政府是無能為力的。世界各大國文風鼎盛，創作人才卻非任何機構所能刻意培養，主要視個人能否善用自己的才能，在困苦的環境中努力掙扎，終於脫穎而出。香港最大的難關在學校、家庭和社會中市民通用粵語，而寫作時則使用以普通話為基礎的白話文。此中矛盾所造成的語言文字混淆情況，明眼人都看得出來。少數人竭力設法跳出這圈子，自己出錢出力辦同人雜誌，其志可嘉，因為否則永遠自困於方言文學的框框之內，可是環境不允許他們殺出一條路。《詩風》在辦了十二年之後免不了停刊的厄運；《素葉文學》據說也難以為繼，令人惋惜。可是這一段時期，香港產生了一些優秀作家，鮮為眾知，反而受到香港以外地區的注意。他們的作品為外地所發現、重視，並加以出版發行。表面上，這似乎是極大的諷刺，但從另一角度看來，這至少證明：即使以粵語為主，香港仍可產生優秀的寫作人才。那麼將來普通話通行之後，文壇沒有理由不欣欣向榮。

（二）

西西就是這樣的一位小說家。

她本名張彥，原籍廣東，生於上海，一九五０年隨家人來香港定居。她在香港受中學教育，後入葛量洪師範學院接受師資訓練。畢業後任教小學，以迄於今。

西西在她的新短篇小說選集《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台北洪範書店一九八四年出版）的代序（原作即《交河》中的《造房子》）中解釋：她的筆名和「密西西比河」、「陝西西安」、「西西里島」、「聖法蘭西斯」、「阿西西」等沒有關係，「西」不過是「一幅圖畫、一個象形文字」。她說得如此生動別致，捨不得不抄錄下來：

我小時候喜歡玩一種叫做「造房子」又名「跳飛機」的遊戲，拿一堆萬字夾纏作一團，拋到地面上劃好的一個個格子裏，然後跳跳跳，跳到格子裏，彎腰把萬字夾拾起來，跳跳跳，又回到所有的格子外面來。有時候，許多人一起輪流跳，那是一種熱鬧的遊戲；有時候，自己一個人跳，那是一種寂寞的遊戲。我在學校裏讀書的時候，常常在校園裏玩「跳飛機」，我在學校裏教書的時候，也常常和我的學生們一起在校園玩「跳飛機」，於是我就叫做西西了。

可是「西」和跳飛機有什麼關係呢？正如前文所說，原來：

「西」就是一個穿着裙子的女孩子兩隻腳站在地上的一個四方格子裏。如果把兩個西字放在一起，就變成電影菲林的兩格，成為簡單的動畫，一個穿裙子的女孩子在地面上玩跳飛機遊戲，從第一個格子跳到第二個格子，跳跳，跳跳，跳格子。

從這一段自白式的解釋，我們可以看到西西人生態度的一斑：充滿了童心的喜悅，即使教書時也和學生一起玩跳飛機。同時我們不妨將這種遊戲加以引申，格子在某一意義上說來是形式，甚至是框框；西西卻沒有受束縛的感覺，反而自由地跳來跳去。奧登說過：「寫作一定要有形式，正如遊戲一定要有規則一樣，否則毫無趣味可言。」這句話可以借來解釋西西對寫作的態度。對她而言，寫作是一種遊戲，有規則但也有自由，高興時就玩，不高興時就停，可以一個人玩，也可以和很多人玩。玩的時候一本正經照規定玩，但不玩則已，玩起來就盡興，玩了大約二十年，既認真又童心未泯，看上去她玩得如此興高采烈，且有一陣可玩，讀者也會繼續享受她遊戲的樂趣。儘管她說「爬格子」（寫作）比「跳格子」痛苦，看她寫出來的格子卻是快樂的。

一九六五年，西西在香港《中國學生週報》發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說〈瑪利亞〉，描寫一位派往剛果服務的法國修女，為土著叛軍（自稱獅子）所俘，被押往魯蒙巴廣場。她在那裏見到了那天唯一生還的戰俘──來自法國南部年方二十的僱傭兵。他身體被綁，雙手銬在背後，唯一的要求就是喝一點水。一頭獅子故意用一壺水澆了他一臉，另一頭獅子經不起瑪利亞央求，給了她一水囊，然而卻給第三頭獅子搶過去沖洗泥腳。瑪利亞明知這俘虜活不過晚上，設法為他解開綁着身體的繩子，以便帶他蹣跚地走到小河邊，可是他彎不下身子去喝水。瑪利亞唯有用雙手掬起一些水，但還沒有到他唇邊就流盡了。第二次再迅速地掬起水送到他唇邊，就在這時，背後有人連放七槍，把他擊倒於地。他只知道瑪利亞的名字，來不及說自己的姓名就死了。

全文用的是瑪利亞的觀點，可是利用了收音機的廣播，瑪利亞的回憶，瑪利亞和青年戰俘的對白，戰場上的槍炮聲，飛機聲，獅子們的言行舉止，再加上括弧中的問句和口號（代表獅子、修女甚至說故事者的心聲），使讀者必須聚精會神地細讀才能把這一切拼湊成一個完整的故事。這種敘述手法和我們平時看慣的平鋪直敘的短篇小說大異其趣，以致我初讀時受到相當大的震撼，不禁要問：《中國學生週報》主要是給學生讀的，執筆人大都是青年，怎麼會選擇這樣一個冷僻的題材？作者事先一定做了一番準備工夫，搜集經過各種媒介的報導；但原始的材料是粗糙的，如果作者缺乏想像力和直覺，不可能把這故事設計和營造得如此巧妙。從這篇小說可以看出作者吸收了電影和現代文學的技巧，並且在題材上選中一個只有戰地記者敢寫的故事，更可以看出作者在形式和題材上作了異常大膽的嘗試。

這篇處女作雖然初試啼聲，卻一鳴驚人，贏得了《中國學生週報》的徵文獎；但和她以後的許多作品一樣，僅獲得少數有心人的賞識，因為自此以後她的文藝創作多半發表於友好合辦的《素葉文學》。這是一本不定期刊物，編輯、美工、印刷、發行、資金全由同人負責，結果是銷路欠佳，想購書的人不一定買得到，有少數運氣好的知音人士才能讀到。她的作品以單行本問世也大多數交由素葉出版，計有：

（一）《我城》（長篇小說） （一九七九年初版）
（二）《交河》（小說、散文合集） （香港文學研究社一九八一年出版）
（三）《石磐》（詩）
（四）《哨鹿》（長篇小說）
（五）《春望》（短篇小說） （以上三種均於一九八三年出版）

《素葉文學》一連登載三篇何福仁和西西的對話，也可以說是訪問紀錄，使我們正面瞭解這位作家，然而她真正的才能還是沒有為廣大的讀者羣所知曉。其後一九八三年台北《聯合報》文學副刊舉行徵文比賽，西西的〈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榮獲特別推薦大獎。翌年洪範書店將《春望》與《交河》二書中的小說結成一集出版，即採《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為書名。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的《譯叢》早已決定出版《當代中國文學》專號，選西西為香港的短篇小說代表作家，同時譯載〈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和〈十字勳章〉兩篇。因為該期為特大號，篇幅達四百頁，籌備編印耗時，出版時已在一九八四年下半年。出版後，書評、口碑和讀者來函都對西西的作品加以推崇，認為夠得上國際水準。且待倫敦、紐約、香港各書評專刊進一步評論。

令我們慚愧的是這位香港的優秀作家埋沒了近二十年，只為少數讀者所知，大多數人恐怕連她的名字都沒聽見過（雖然西西也曾為報紙寫專欄多年），反而要外地的報刊和讀者發掘出來，給予她早就應得的讚賞和鼓勵。甚至她的短篇小說結集在洪範書店出版後，至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到一篇分析她作品的論文。難道我們的作家真要譯成英文，讓西洋評論家去「發現」嗎？

（三）

西西固然也寫詩和散文，但她的作品畢竟以小說為主，我們應該選一些較有代表性的長篇和短篇小說來談談。

她的第一冊小說《我城》是長篇小說，以「我的城市」──香港為題材，主要透過一個年輕、沒有受過什麼教育、樂觀、好奇的電話公司實習工人阿果的眼光來看這城市。阿果是如此之天真，以致永遠只看到周圍世界美好可愛的一面。他學習修理電話，每天從馬路地下的洞中鑽出鑽進，非但不以為苦，反而得到無限樂趣，因為常在地下可以和總公司的修理部、附近的同事、用戶通話，得到莫大的滿足。他去檢查身體，由於從來沒有這種經驗，對認字體的方向、大小，醫生敲他的膝蓋查他的反射都莫名其妙，只覺得非常好玩。我認為這一長段描述是我見到的中國小說中最令人忍不住發笑的一節。

她的短篇小說〈瑪利亞〉是從一位修女眼光中看到的殘酷戰爭中的恐怖行為，可是因為主角是修女，生和死在她看來另有其意義，所以觀察比較冷靜，聲調比較平和，一點沒有歇斯底里的心理狀態。另一篇〈十字勳章〉一開始是從一個駐港啹喀兵的孩子眼光中看出來的故事，口吻帶有英雄崇拜的味道，把男主角德罕看成舉世無雙的勇士。事實上，德罕的任務只不過在香港邊境地帶捉捕非法入境的偷渡者，其中且以婦孺居多。他還因此得到了十字勳章，而他的右臂也給一個女子的指甲抓傷了，「兩道血痕，剛好是一個十字。」啹喀兵是受過嚴格訓練，以驍勇著稱的戰士，只知奉令行事，卻專幹這種逮捕平民的差使，還因此獲得十字勳章，豈非人生的冷嘲？作者在故事的結尾再次指出這位英雄手臂上的傷痕也同十字一樣，真是畫龍點睛的筆觸。

〈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是一篇獨白，這女子正坐在咖啡室的一角，等待親密男友──夏的到來。因為她對夏說她的職業是美容師，而星期日早上還得工作，由於好奇，夏多次要求看看她工作的地方，這次她不能再推搪了。她並沒有說謊，可是並不是在美容院替活人化妝的美容師，而是在殯儀館替死人化妝的美容師。她明明知道這是最後一次約會，等夏明白真相之後，一定會「失聲大叫，掉頭拔腳而逃」，就像她怡芬姑母的男友一樣。這份職業是怡芬姑母傳授給她的，所以兩人的命運相同。平時她永遠穿白色的衣裳，戴白色的手套，面色樸素，因為不願為自己化妝。她身上一股特別的香水味道，是夏所喜歡的，只不過是附在她身上的防腐劑的氣味。她眼看着兩人的感情發展必然會走向不祥的結果，一路回憶、分析、解釋，終於達到這早已決定的結論。這篇小說的特點在主角的口吻，她說話時心平氣和，冷靜淡漠，似乎悟解一切早已命定，無可挽回。獨白中有如下的語句：

甚至那些碎裂得四分五散的部分，爆裂的頭顱，我已學會了把它們拼湊縫接起來，仿佛這不過是製作一件戲服。

我不對夏解釋我的工作並非是為新娘添妝，其實也正是對他的一場考驗，我要觀察他看見我工作物件時的反應，如果他害怕，那麼他就是害怕了。如果他拔腳而逃，讓我告訴我那些沉睡的朋友：其實一切就從來沒有發生。

她的女友知道了她的職業之後，不再和她來往，因為「害怕」。她姑母把男友帶到工作的地方去看時，他雖然起過誓，願意為她做任何事，卻推門而逃，因為「害怕」。怡芬姑母和她相信世界上總有真正具備勇氣而不害怕的人，她的父親就是這樣一位美容師，而母親並不害怕。那麼夏不也可能是例外嗎？可是她心裏未始不清楚這只是非分的幻想，夏究竟是一個正常的男人：

她的雙手，觸及他的肌膚時，會不會令他想起，這竟是一雙長期輕撫死者的手呢。

一切都已經太遲了，她正在想起離開咖啡室的可能時，夏進來了，「把外面的陽光帶了進來」（「他像他的名字，永遠是夏天。」），發現她坐在幽暗的角落裏。他手中抱着一大束鮮花，說是送給她的。依照通常情理，鮮花為男向女贈送示愛的標準禮物，而又暗示結婚時新娘手中的花束。可是她認為這是不祥的預兆，儘管夏是那麼的快樂，她的心還是充滿憂傷，因為：

他是不知道的，在我們這個行業之中，花朵，就是訣別的意思。

女主角的口吻是如此之自然，近乎輕描淡寫，沒有用一個煽情的字眼，卻使讀者讀後不由不產生寒颼颼的感覺。一位英語讀者說過，這是他所讀過最令人毛骨悚然（chilling）的作品之一，相信許多人也有同感。

另一篇以第一人稱的〈感冒〉也是講一個遲婚女子的愛情故事。主角是職業女性，年已三十二，離校後找到一份工作，做了七八年，對平靜的生活很是滿足。可是父母急要她嫁出去，透過安排，終於無可奈何地和一個不太熟悉的男子訂了婚。訂了婚一年，時常一起聽音樂，打網球，等到不能再拖延，就定了日期結婚。可是從那時起她患上了「感冒」。這次她到家庭醫生那裏去，不是看病，而是送結婚請柬。

「我的感冒，是永遠也不會痊癒了。」

「其實感冒是無藥可治的。」

所謂感冒是心理病，同一個自己並不愛的男子訂了婚，甚至就快結婚，「感冒」之嚴重不言可喻。正在這時，她在社會福利署工作，有一天忽然遇見闊別八年的舊同學楚陪他的母親來領取高齡津貼。兩人一再約晤，用一句俗氣話，很快墜入了愛河。儘管楚表示願意為她犧牲一切，她還是認為已經太遲了。結果她拍結婚照的時候，連連打起噴嚏來。醫生歎道：「啊呀，從來沒有見過一個患上這麼嚴重感冒的新娘。」婚後三個多月她才寫信把婚訊告訴楚。楚回信說：「一切都沒有改變。」丈夫同她貌合神離，家根本不像自己的歸宿。丈夫常約朋友來打牌，「他們是熱鬧的，那麼地興高采烈，從傍晚一直圍聚到深夜，而我坐在一邊，默默地編織一件永遠也不願意完成的毛衣，不時為他們換一杯新鮮的熱茶。」丈夫終於驚覺她太靜寂了，特地陪她去聽音樂，根本不知道演奏的是什麼。她聽得心神俱醉的時候，丈夫頻頻打呵欠，好像「一塊沒有感覺、沒有反應的打呵欠的木頭」。

丈夫不喜歡游泳，還是陪了她和小弟一起到泳池去。她只好同小弟享受魚回到水中之樂。就在游泳時，她恍然大悟，從此脫胎換骨變成了一個新人。

但我並沒有枯死，如今我在水中游泳，有一種說不出的欣喜……是那麼地自由自在、無拘無束。

……我們一直朝海的遠方遊出去，一直遊出去，我們可以遊得很遠很遠，然後我們遊回來躺在沙灘上曬大陽，那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日子。

在那次音樂會中場休息和散場時她又遇見了楚，並想起以前在一起時的談話，終於下了決心出走。下一次游泳的時候，丈夫卻在泳池旁埋首於報紙的財經消息中。她要同小弟去看運動鞋。

「你要走了嗎？」

他說。

「是的。我要走了。」

我說。

我的聲音變得清晰明朗，連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整個冬天，我的聲音一直沙啞，我的喉嚨粗糙，我的嗓子模糊不清，但我的聲音已經清亮，我的感冒，我的感冒已經痊癒了嗎？

她的感冒的確痊癒了，因為她患的是心理病，等她忽然想通了，心境開朗，感冒隨之霍然而愈。然後她獨自回到家裏，不，丈夫的家裏，在這家中她空無一物，一切都屬於丈夫。她所有的只是從娘家帶來的一個旅行袋，裝着楚寫給她的許多許多的信。她挽着這旅行袋站在街上，不知何去何從，聽到一片歡呼聲，原來附近正在舉行一場足球賽。結尾時她自忖：

我有的是時間。……啊啊，讓我就這樣子，挽着我的一個胖胖的旅行袋，先去看一場足球再說。

表面上看來，這又是以第一人稱的已過標梅之年的女子的愛情故事，結局當然與前一篇不同。在這故事裏，女主角儘管已經結了婚，但下了決心出去找尋自己的幸福，而〈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中的主角，作者雖然沒有明白告訴我們，卻不得不屈服於命運擺佈之下。

兩篇故事最大的分別是表現手法。在〈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中，西西創造了一種新穎的技巧。描寫人物心有所思時，往往將內心想法夾雜在正文裏。有時是倒敘，就借用回憶，有時是分析或猜測對方的心理，就借助於敘事的獨白。可是在〈感冒〉中，她大膽採用了把有名的詩句放在括弧裏作為女主角的內心反應。例如送喜柬給醫生時，請他務必來參加婚禮。底下接着是：（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她之所以會訂婚，可能因為父母忽然發覺她原來已經三十二歲了。再接下去是：（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計前後引了二十次古典詩歌：三次楚辭，兩次唐詩，三次漢樂府，其餘都是詩經（她白己說過，最喜歡讀詩經），而且引得恰到好處，適足以表現女主角的心情。這些名句都是經典之作，一再引用，表示她受過高深教育，拋不開傳統的束縛。甚至第一次重見楚時，她的反應仍是引自詩經的「既見君子，云胡不喜。」可見她沒有勇氣解除婚約，和楚相好。一直要等到結婚後的第一個夏天，她第一次和小弟在泳池中游泳，她的肉體和心靈才得到解放。那時她的反應倏的由古典詩變成現代詩。「整個冬天，我沒有游泳過，整個冬天，我是那麼地疲乏，仿佛我竟是一條已經枯死的魚了。」底下的反應赫然是：（而無論早晚，你必得參與草之建設。）此後她一共引了十句現代詩，全部採自瘂弦的作品。不用說，引得十分妥帖。最後她決定去看一場足球時，引用了瘂弦的「可曾瞧見陣雨打濕了樹葉與草麼，要作草與葉，或是作陣雨，隨你的意。」女主角改引現代白話詩，顯示她已從經典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從此不再囚禁於過去，而生活於今天。從此她找到了真正的自我。我們可以想像她終於會和楚結合，可是事實上和楚結合與否已無關宏旨，因為她懂得了如何做一個「清新愉快」的人。

這種表達方式是嶄新的，也是西西所獨創的，文學、音樂、電影等形式都沒有用過，因為只能表達其意義，而不能同時表達其在謹嚴形式中內涵豐富的象徵。京戲或舞台劇中的旁白者可以傳達心中相反的想法，而詩歌形式背後的精神卻不可同時表達出來。這是西西對小說技巧的特殊貢獻。也許這種手法只能偶一使用，在〈感冒〉這種特殊體裁中才發揮得淋漓盡致，其他題材的故事如果接二連三使用會變成濫用也未可知。

西西的短篇小說幾乎篇篇值得分析討論。她創造了一種「詠物體」的小說，不知道靈感是否來自中國舊詩中的詠物詩。例如〈抽屜〉就含有深意。作者發現買鞋時，鞋樣比腳重要；身分證比持有人重要，所以把身分證小心翼翼放在抽屜中，由此抽屜統治了她的生命。這不止是幽默或諷刺，還指出了人類為自己製造種種限制，含有至理。在某一意義上，個人只不過是現代機械文明中的一個號碼而已。〈蘋果〉講的是肥土鎮舉行了「蘋果競賽」，有點像寓言，而採用童話的地方亦不少，有莊有諧，很多地方啟人深思。〈春望〉全部用對白，十分別致。人物性格、關係、故事，全在對白和說完話後的小動作表現出來。作者花了不少心思，描寫香港人家等候鄭州申請來港的親戚的心情。用到杜甫的名詩為小說題目，感慨相當深，可惜這題材只限於香港的某一特殊階層，而且又全部用對白，很難為外人所瞭解和欣賞。西西的小說大部分令人讀後有新的收穫，可也不是沒有例外。由於她替自己定下了人為限制，有些題材不免失之冷僻，不容易為讀者普遍接受。這一點我在下面會談到，並希望將來有機會詳細討論。

（四）

一位小說家的地位終究要根據他長篇小說方面的貢獻來評估。曼殊斐爾和莫泊桑的短篇小說出人頭地，但曼殊斐爾終生沒有寫過長篇，莫泊桑曾寫過五部長篇，其中一半或可傳世，卻難以和同時代的巴爾扎克、司湯達、福樓拜等大家爭短長。五四以來，中國出現過不少優秀的短篇小說家；一到長篇，他們的作品就難以見到第一流說部的氣質和視野。這似乎是文藝界最弱的一環。

西西能否在這方面成為例外，是一個有趣而值得探討的問題。《我城》有極精彩的片段，除了前文提過的檢查身體之外，另一段講「即沖即喝」的流行小說，描述四個人在僅可容身室中打麻將的情景，也是神來之筆。但是整部小說的結構不夠縝密，作者雖然說在報上連載時長達十六萬字，出單行本時刪掉十萬字，仍不免給人鬆懈的印象。讀來趣味盎然，卻沒有長篇小說的格局。

《哨鹿》是她的第二部長篇小說，雖也在報上連載，出單行本時並沒有刪節修改。相信作者有了經驗，而且內容一半圍繞着歷史上的事實，必須先作不少準備工夫搜集和整理資料，落筆時胸有成竹，因此整部小說具有謹嚴的結構，照顧到統一的人物性格和佈局。兩條平衡發展和糾纏的主線、象徵的使用、傳統和現代兩種敘事技巧的交錯運用，在在都顯示出作者的匠心。

《哨鹿》的結構猶如一首交響曲，共分四章：（一）秋獮（四十三頁）、（二）行營（八十七頁）、（三）塞宴（一三七頁）、（四）木蘭（一七七頁），其長短比例和主要旋律的出現也與交響樂相仿佛。作者自認受電影的影響很大，但是從〈感冒〉的女主角對樂曲（貝多芬的《艾格蒙序曲》、莫札特的降B調鋼琴協奏曲和貝多芬的C小調第五交響曲）的投入和熱愛，可以推斷作者對古典音樂也具有頗深的認識。我們其實不必追究作者愛好古典音樂與否，只要把作品細加分析，看看以上的假設是否能成立就可以了。

整首樂曲有兩個主要旋律，一是乾隆的，明朗而響亮，所有樂器齊聲奏出，聽起來莊嚴華麗、氣象萬千，雖然偶有變調，其發展程式頗合正統古典音樂；另一是阿木泰的，柔和而單純，由音質較輕的樂器奏出，可是變調太多，不協和音屢次出現，兼且次序顛倒，聽上去較像現代音樂。聽眾耐心細聽，會發現兩個旋律此起彼落，此應彼和，隱約中相反相成，到了最後互相交纏，融為一體，回到主題（即獵鹿）上去，形成有力的結尾。

赫克斯雷（Aldous Huxley）在一九二六年發表了一部音樂式小說：Point Counter Point（書名採自音樂名詞「對位元法」，可譯為《相反相生》較接近原作的用意），他借用了書中一位嘗試將詩與科學結合的小說家夸爾斯的筆記，說明自己寫小說的構想：

小說的音樂化，不是用象徵手法使意義附屬於聲音──而是大規模的，從結構方面着手。不妨默想貝多芬的音樂。心境的改換，突然的轉變。（例如在降B大調的絃樂四重奏中，莊嚴和戲謔交替出現，在升C小調四重奏的第二樂章中，喜劇忽然在嚴肅的悲劇中冒出頭來。）更有趣的是轉調，不僅從一個音調到另一個音調，而且從一種心境到另一種心境。先奏出主題，然後加以發展，推動，甚至扭曲。雖然還認得原來的主題，在不知不覺中已變了面目，一直變到完全不同為止。在變調中，這種手法還要邁進一步。……將這寫入一部小說中去。怎樣寫法？那種突然的轉變倒還容易，只要有足夠的人物和平行的、合乎對位元法的結構就行。瓊斯謀殺妻子的時候，史密斯卻在公園裏推小兒車。你只要把這兩個主題交替運用。轉調比變調更有意思，也更困難。小說家只好重疊許多人物和場合來達到轉調，讓我們看幾個人墜入情網，或者面臨死亡，或者用不同的方法祈禱──不同的人解決同樣的問題。

赫克斯雷有這樣構想，可是他本人在這部小說中沒有做到，因為人物太多，志在影射真人真事，違反自己所標榜的主張，以致線條紊亂，使讀者無所適從。《相反相生》是一個大膽的試驗，但沒有完全成功。西西的《哨鹿》卻無意間體現了赫克斯雷六十年前的主張，因為這是一部相當音樂化的小說，例如第四章，在正式圍鹿的前夕，阿木泰望着星空，覺得自己是一顆漸漸消失的星；在同一深宵，乾隆仰望天際，見羣星閃爍，代表大清國運和天子福壽的紫微星特別明亮。這種對比符合赫克斯雷建議的用不同的人在相同的場合作出不同的反應。

第一樂章「秋獮」：乾隆在圓明園的西洋樓出場亮相，選得很妥當。如果改為天子坐朝，諸臣在底下三跪九叩首拜見，就顯得拘謹而沒有生氣了。乾隆雖然是皇帝，仍是活生生的，可以隨意自由想像，由水想到銅壺滴漏，想到建造「文淵閣」，看進貢的白馬，想起大內珍藏的很多有關馬匹的名畫；最後聯想到「木蘭圍場、習武綏遠」──秋獮。此外有一長段描寫蒙古兩盟為秋獮準備的清單。這些數字和以下類似的段落都是從會典等類書抄來的，近於枯燥的資料，可是沒有這些原始資料，皇帝的旋律，例如乾隆君臨天下的威嚴、儀式和慶典的秩序、長長名單的深深印象等等，就難以重複出現。接下去一長段描寫王阿貴種田，看到他美麗的妻子和初生嬰兒──一起始帶着田園風味，一個可愛的小家庭過着寧靜的農家生活。夫妻倆唯一的願望是積蓄足夠的錢去買一頭牛，所以孩子取名來牛。然後敘述中加插一段王阿貴的過去。他曾經隨父親狩獵，幼時父親教他吹木管，父親如何看見角鹿而不射，因為鹿是「十分友善」的，並不是野獸。這裏和小說的書名《哨鹿》接上了筍，也就是整首樂曲的主題。接下去是官府的來臨、第一次登記、第二次把園地充公，王阿貴只好做散工，最後淪落到煤窯去挖煤，終於葬身窯中。這非但是變調，而且進一步轉調，產生了不協和音。照敘事的次序來說，這兩段是阿木泰旋律的第四和第五節，反而出現在前，違反了傳統小說的正常次序。

第二樂章「行營」：阿木泰旋律繼續出現，首先描寫阿木泰的母親阿依吉倫在熱河倚閭期待隨着皇帝打獵行列而來的阿木泰。阿木泰終於出現了，騎着馬，手裏握着鹿哨，馬匹上放着兩頂鹿頭帽子，這一切都是阿依吉倫親手做的，因為她從小在馴鹿縱橫的森林區中長大。本段其實是阿木泰旋律的第七節。底下是倒敘的第六段（旋律第六節），阿木泰年幼時由母親教他吹鹿哨、戴鹿帽、學會使用弓箭和獵刀；他如何長大，終於會吹鹿哨誘鹿前來。這是故事的重點，也是第二旋律的正式奏出，因為阿木泰已長大成人，有了哨鹿的本領，又扣上了主題。然後是阿木泰故事的倒敘，也是阿木泰旋律的轉調。第一段（阿木泰旋律的第一節）說明阿依吉倫是白依爾族人──一個遊牧民族，以打獵捕魚為生。她父親允承拉布堪依照氏族的規矩來相親。第二段（旋律第二節）說明阿依吉倫心中早有所屬，私下愛上了額木克。他夏末才到他們族裏來，住在牧圈的最後一個帳篷裏。她看見他箭法高明，在樺皮船上叉魚手法熟練準確。最使她心醉的是他的靜默和溫柔，一種非族中人，更非拉布堪，所具有的魅力，於是她贈他一個親繡的荷包──只能送給未婚夫的定情禮物。額木克完全不懂這含意，這時阿依吉倫才知道他並不是鄂倫春人，而是漢人。第三段（旋律第三節）說明阿依吉倫決心跟隨額木克。他原名王阿貴，而王阿貴也接受了她，為她起名翠花。他們決定在大家圍着篝火舞蹈時乘樺皮船私奔。讀到此處，我們才明白，原來這裏出現的人物就是前一章出現過的王阿貴和翠花。原作分三個層次倒敘。音樂的樂章一改常規，顛倒次序，先出現旋律的轉調，再出現旋律本身和悅耳的變調（二人的愛情）倒也別致，頗合現代人的心態。

接着又回到乾隆的旋律上去：行獵隊伍（一連串數字）；朝會（一連串數字）；避暑山莊，和一開始的圓明園遙相呼應。同第一章一樣，本章穿插了不少乾隆的日常生活，如看奏章，幸臨文津閣和冥想，如：「治河易，治民易，治吏反而艱難」；翻閱《石頭記》；這些都是旋律中的變調。最後回到乾隆考慮八旗子弟、西洋人通商等頭痛問題作結。本樂章兩個主要旋律先後分明，變調使內容多采多姿，在阿木泰學會了吹烏力安，戴上了鹿帽時又接觸到主題，並和第一章的狩獵決定和本章的圍獵行列互相應和。

第三樂章「塞宴」：開始描寫木蘭圍場的地勢，就像電影中的全景鏡頭，建立故事發展地點所在，然後鏡頭推近，描寫朝居住的大營；接下去描寫行獵隊伍的排場。作者常把外界景致和乾隆內心的冥想間夾來寫，因為乾隆以九五之尊，不便隨意與人交談。下面又是一個大場面：賜宴，乾隆大宴參加行獵的蒙古盟主和旗主、宴會的佈置、陳設、出席官員，另有馬術、馴服野馬、酒食、奏樂、摔跤相撲等節目。在這堂皇華麗、井然有序的旋律之後，自然而然接上了阿木泰的旋律，首先是倒敘阿木泰的童年，他知道自己小名「牛牛」，會說滿漢兩種語言，長大之後仗着蒙古旗人博爾濟特之力入了旗。博爾濟特有一個姪女，漢名翩兒，常到他們家裏來，隨他母親學刺繡。阿木泰認為翩兒是一個好看的女孩子，對她未免有情。這一段隱然是前面王阿貴和阿依吉倫的戀愛的變調，溫婉而動聽。再接下去卻轉了調，阿木泰進京報到參加行獵隊伍，接受集訓，不過一路上總覺得有一雙奇異的眼睛在注視他。阿木泰結識了藤甲兵和健銳營的雲梯兵，看到各種部隊的操練，這調子和乾隆的旋律糾纏在一起。他又喜歡在鬧市中看雜耍：舉重、刀槍不入等，最佩服的卻是耍繩技的人。可是即使阿木泰在看雜耍，總有一雙特別的眼睛盯着他，使他想起幼年怕黑夜時母親唱的催眠曲：

你的眼睛
像井
很深很深

和翩兒的眼睛。

第四樂章「木蘭」：正如交響樂的結構一樣，這樂章是整首樂曲的結束，兩個旋律交纏在一起，產生了高潮，整個樂隊合奏出雄偉的快板和迴旋曲。剛開始時承接了前一樂章的「眼睛「變調（等於電影中黑暗裏一雙奇異眼睛的特寫），這次眼睛的主人同時出現了。他告訴阿木泰「他們」想圍獵一頭很大的鹿。從他口中，阿木泰才知道自己原姓名是王來牛；母親叫翠花，是鄂倫春人；父親叫王阿貴，是漢人。陌生人還告訴他，王阿貴沒有去打獵，而是死在倒塌下來的煤窯裏，所以他應該為父報仇。害死他父親的就是那頭很大的鹿──皇帝，他還害死了很多漢人。阿木泰聽了大感困惑，這突如其來的揭示使他無從瞭解其中錯綜複雜的關係和問題，越想越糊塗。在阿木泰無以自解的變調上，音樂的旋律又回到乾隆的主調上，原來阿木泰沒有參加獵虎，卻看到了那頭雌虎和聽到了乾隆獵虎的經過。圍獵回來後，所有的兵士在比射箭、跳駱駝或徒手相撲，然後大家圍着一大鍋豬肉白菜粉條吃飯。晚上大家舉行祭祀和拜神，以便再度參加圍獵，但阿木泰已失去興趣，覺得自己變成了一塊石頭。幾天之間他一連發現許多奇異的眼睛，怎麼可能呢？到木蘭圍場來的兵士都是經過精選的親兵。晚上還燃放了焰火，真好看，可是他隱隱知道他只會像煙花一般迅速地消逝。外面世界的光明燦爛和內心世界的陰暗哀愁，反復出現，真像「對位法」的相反相生。阿木泰問了許多自己無法解答的問題：皇上不是壞皇上，老百姓痛苦，已經痛苦了好久。如果皇上死了，漢人當了皇帝，自己卻是滿八旗的旗兵，漢人會放過他嗎？若是皇上死了，羅刹人會乘亂打過來嗎？到那時候，誰都沒有好日子過了。此刻忽有一雙奇異的眼睛閃進帳幕裏來。這人穿着滿族的官服，交給阿木泰一管烏力安，和他自己的烏力安做得一模一樣，不過分量較重。他教阿木泰如何使用，等到皇上射中鹿時，用手按烏力安的機關，就會有一枝毒針射進鹿的身體裏。這一段扣緊了獵鹿的主題，可是在樂調中透露了惡兆。阿木泰的旋律在這預感上暫告沉寂，而乾隆堂皇華麗、井然有序的旋律再度響起。然後是阿木泰第一次參加的圍獵，包圍圈由乾隆親自指揮，射中了一頭麋鹿。這等於是預告。同以前一樣；旋律再度轉調，由外界的大場面轉變為乾隆內心的思緒。乾隆根本沒有入睡，天色漸白時，換上獵裝，帶隊出發去哨鹿。哨鹿的規模小得多，不比合圍出動數千兵士，只不過隨身帶着十數精選人員而已。阿木泰和乾隆的旋律纏繞在樂曲的主題上。阿木泰穿上鹿皮衣，戴着鹿角帽，除了用兩隻腳一步步地走路外，模樣活像一頭鹿。乾隆也準備好了，但臨時發覺忘記戴指環，幸而由身邊的侍衛和珅將自己的翡翠指環奉上。阿木泰吹起烏力安後，引來了一頭大公鹿，奔向出聲的方向去。乾隆立刻發箭，眼看射中倒了下去，可是鹿又跳起來奔跑，第二箭才把它射倒。乾隆覺得遺憾，因為平日一向只發一箭。然後當場喝了那頭鹿的鮮血，哨鹿於是告終。

由於作者採取的不是平鋪直敘寫法，尤其最後幾節，文字配合動作而跳動，讀者要細心閱讀才能看清楚脈絡。第一箭射中的是阿木泰，因為乾隆手上的指環閃閃發光，分散了他的注意力，可能也使鹿知所趨避，第二箭才真的射中公鹿。阿木泰既被射中於先，當然沒有機會按烏力安，何況即使有機會，他也會為了顧念娘親和翩兒而不按，只要看乾隆喝了鹿血沒有中毒就可以知道。

這種寫法很接近電影的跳接，但更接近音樂的相反相生──各種不同的樂器，時而此，時而彼，時而全體合奏，時而冷，時而熱，最後百川歸海。閱讀至此方始領畧到交響樂收放開闔之妙。

整首交響曲的主題就是獵鹿。阿木泰是哨鹿的人，可是他本身等於一頭天真無邪的小鹿，完全不懂得如何應付外間複雜的世界。他打扮得像鹿，善良得像鹿，最後像鹿一樣白送了命。乾隆也是一頭鹿（這句話由有奇異眼睛的人親口說出來），全然不知一做皇帝就會變成眾人都想射殺的鹿。難怪中國一向有「逐鹿中原」和「鹿死誰手」的爭天下的說法。

《哨鹿》有類似交響樂的優點，經得起咀嚼，但它的成就不又止於模仿交響曲的音樂性質，因為本身符合當代小說把現實和幻想交織的寫作方法。乾隆這一條主線採自歷史，作者時常將史實和想像中的內心獨白夾雜敘述。阿木泰這一條主線純粹出自虛構，作者撇開傳統的敘事法，跳出時空的限制：人物生格、心理反應、時間次序、環境轉換……一憑己意經營，創造出一個幻想的世界（代表「虛」），到最後又和前面一條主線（代表「實」）一同緊扣在全書主題「獵鹿」的內涵上。從這一點看來，《哨鹿》的創作意念是可貴的，至於作品本身能否完全實現作者開創新局面的企圖，還有待時間的考驗。至少讀者不能用看小說的消遣心情來打發，要細心閱讀去體會其中音樂相反相生、敘事虛實交織的手法。

（五）

像西西這樣的一位小說家，恐怕只有在香港才會產生。香港沒有文壇的風氣，每人憑個人的愛好和努力默默追求創作理想，無須擔心傳統和時尚所帶來的壓力。照西西自己說，給她影響最深的是童話、電影和歐洲、拉丁美洲作家的小說。安徒生和王爾德的童話她差不多都讀過，無怪從她作品中常可看出她仍懷着「赤子之心」（不知是否和她長期任教小學有關？）有一時期她寫過影評，篤信「作者論」，遂將歐陸、日本、美國的大導演傑作大看特看。她的小說特別注重觀點（即電影中的攝影機）和跳動的寫法（即交叉剪接）不為無因。

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她生長於一個放任自由的社會。自有其本身的發展規律，因此她不必理會五四以來中國文學作品的主要潮流。她雖受過英語教育，但顯然沒有染上十九世紀初期浪漫主義和後期寫實主義的習氣。我們在她的作品中見不到無病呻吟和傷感，也找不到狄更斯和巴爾扎克的影子。由美國大量翻譯和發行現代拉丁美洲作家的作品，她自己不諱言受了秘魯作家巴爾加斯畧薩（Mario Vargas Llosa）和哥倫比亞作家加西亞馬蓋斯（Garcia Marquez）的影響。這兩人之外，阿根廷作家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也可能帶給她不少啟示。《素葉文學》曾出過拉丁美洲作家專輯，其中有一長文介紹波赫士，不過主力在他的詩而不在他的小說。其實他的短篇小說真正代表了現代人的探索、彷徨和失落，西西大概受到他某一程度的感染。可是這種作家和作家之間的關係是非常微妙的，存在於若隱若現的朦朧狀態中，恐怕作家自己也無從具體地說明。

這並不是說西西就此一下置身於世界文壇的最前線，她的寫作並不是橫的移植。我們很難想像〈感冒〉這篇小說用英文寫出來會產生同樣的效果。首先，女主角愛上了楚，立刻跟他出走了事，什麼「太遲不太遲」簡直迂腐得可笑。其次，女主角在括弧中所引的詩句很難用同樣恰當的英文詩句代替。誠然莎士比亞作品中不乏名句可代《詩經》，其餘的難道用斯賓塞、密爾頓、約翰•鄧？現代詩難道用艾畧特或奧登？其效果可能變為牽強滑稽，絕對沒有中文那麼渾成。至於《哨鹿》一小半是根據歷史記載衍化出來的，畧似正史。西西所觸及的問題也是有史以來中國人最關心的問題，例如治與亂的緣由、統治者與老百姓的關係等等。她寫作的技巧當然與前人不同，但在心靈深處畢竟是中國作家。

西西和張愛玲、白先勇不同，她不是一位文體家。張愛玲的文筆俏麗，自成一格，素有「張愛玲筆觸」之稱。白先勇遣詞用字也極盡講究之能事，即使他有時如在〈玉卿嫂〉中採取容哥兒的觀點，但說故事的人的語氣還是白先勇所特有的。西西從來沒有「為文字而文字」的傾向，據她自云，她的文字（形式）一向由故事（內容）和說故事的人（觀點）所決定，所以她對何福仁說：

寫小說，一是新內容，一是新手法，兩樣都沒有，我就不要寫了。

她的原則是「相體裁衣」。同是長篇小說，《我城》和《哨鹿》的風格截然不同。〈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和〈感冒〉都用第一人稱，〈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的主角教育程度較低，說話比較嚕蘇，有時免不了重複；而〈感冒〉的主角則是高級知識份子，談吐文雅，理路清楚。兩篇小說觀點相同，敘事的手法並不近似，〈感冒〉需要讀者更多的耐性和注意力。我們甚至可以說西西在追求不同的風格中反而造成她自己的風格，而在慣讀張愛玲和自先勇作品的讀者看來，西西根本沒有風格可言。讀者對張愛玲的文字魅力可能一見鍾情，對她有些令人低徊的名句念念不忘。讀者對白先勇作品的音調鏗鏘、色彩絢麗，無不衷心喜愛，認為適足以襯托他悲天憫人的胸懷。可是一位作家一旦成為文體家，固然獲得了大批忠實的讀者，極容易成為模仿的對象，但同時也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他們如果嘗試改寫與前不同風格的作品，讀者可能認為才華已盡，批評家也會不以為然。西西就沒有這種顧慮。她走的是一條新路線，自己既不會在題材和技巧上犯重，當然難以令人追隨。

正因為西西故意避免內容和技巧上的重複，她的作品就缺少了統一的風格。甚至有時讀者不免為她行文的西化傾向所困惑。例如〈感冒〉開始時，女主角去看醫生，連用兩次：

我點點我的頭。

來表示她明瞭醫生的解釋。而下一次她感冒未痊到醫生家去，卻連用三次

我點點頭。

讀者看不出理由為什麼第一次要增添「我的」兩字，而事實上「我點點頭」已足以達到目的。

在前一節，由「我的醫生從來不呼喚我的名字」起共六行、二百零八字，計先後用「我」十六次、「他」九次，誦讀起來不免累贅。代名詞的用法是英文與中文之間主要不同點之一，有些地方不妨節儉一點，省用一些代名詞至少可以減輕讀者的負擔。我們並不要求西西成為文體家，但希望她的文字能更簡潔有力。西西在題材和技巧上獨樹一幟已成定局，實不必再在行文方面走上西化的途徑。

我把這三位作家放在一起討論，因為基本上他們都是小說家，雖然張愛玲寫散文，編過電影劇本，白先勇寫論文和雜文，近年還積極參加改編自己作品為舞台劇和電影劇本，西西也寫了相當數量的詩和散文。最重要的還是他們三人提供了中國小說的發展方向。張愛玲雖然採用基本寫法接近中國傳統小說的全知觀點，可是她吸收了心理分析和現代文學着重的反諷，是很明顯的。她作品的主要背景是舊日的上海。白先勇自幼沉醉於中國的說部，同張愛玲一樣，也是《紅樓夢》迷，可是由於他主修外文，寫作方法比較更注意觀點、意識流、象徵和反諷等的運用。他作品的主要背景是台北。西西出生於中國大陸，可是對五四以來的作品似乎沒有縱的關係，她看書既多，興趣廣泛，汲取了現代文學最前衛作品、音樂、電影、繪畫的精華，在前述兩人之外另闢蹊徑。她作品的主要背景是香港。他們三人雖然反映不同的地區，卻都在繼續寫作，已經有了具體的成就，並可能產生更重要的作品。

說西西是典型香港作家，絲毫沒有地緣政治上的成見。為什麼這樣說？因為香港和西西有一點奇妙的巧合。香港的工業成品物美價廉，而在香港本地往往買不到，一來可能不少香港人迷信舶來的名牌，二來可能廠商遵守只供外銷的規定。所以香港居民到海外旅遊，有時購買一些當地的紀念品作為「手信」分贈親友，卻發現上面寫着「香港製造」的字樣。不知道這算不算是反諷？同樣的，香港的特殊環境產生了像西西這樣的一位作家，而她在香港雖有少數知音，從沒有引起讀者熱烈的反應。現在台灣的《聯合報》予以褒獎於先，《譯叢》把她的作品譯成英文隆重介紹於後，正是香港文化界給予她公平評價的時候了。

（這是西西《哨鹿》台版的代序，皇冠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元月）

（另見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