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文學資料研讀的經驗與想法
關夢南
以上四書皆為風雅出版社出版，由左至右出版日期為二ＯＯ六年二月（編者關夢南、葉輝）、二Ｏ一Ｏ年十二月（編者關夢南）、二Ｏ一二年十一月（李洛霞、關夢南）、二Ｏ一二年十二月（編者關夢南）。
大概2000年，我無意又偶然地，走進了香港文學史料研究的神秘墓地。原因是我背負了樓按的負資產，急需金錢打救全家瀕臨破產的經濟，於是毅然向香港藝術發展局呈遞了一個30萬元上限的香港新詩資料彙編計劃，時間跨度80年──從1920至2000年，不可謂不「初生之犢不畏虎」。
這兩年時間就一個人，每日上午跑圖書館，下午返報館，不間斷地熬了兩年，遍閱幾間圖書館文學期刊及報紙副刊微型菲林所藏，由此打下熟悉資料脈絡走向的基礎。雖然當時所讀主要是有關新詩的資料，但因利乘便，也旁及80年來的小說、散文、評論與翻譯。閱讀第一手資料的好處，除了洗擦個人的自大與無知外，更深層地看到香港文學與華南文學、乃至於整個中國文學之聯繫，香港文學絕對不是一個孤立的板塊，她與外國文學更加息息相關。
重組資料的過程
資料重組，不外指以下幾方面：個人簡介、作品年表與重要作品附錄。有了以上三種資料，功德基本圓滿。至於評論的工作，在史物的基礎上，彼此實在相去不遠：偏重藝術性之餘，也不應忽畧歷史與社會意義。總的來說：佳作流傳，平庸篩走，從不以個人私心定奪，這是時間的無情，也是時間的真實。
2002年再獲批款，蒐集2000至2009香港新詩資料，這次彙編成書，比較得心應手。以上計劃本來找了一個大學生幫手，後來發現錯漏太多，最終還是一手一腳完成。計劃完了又開始追尋香港第一本新詩集──《和諧集》。前此，只知香港第一本新詩集是侯汝華的《海上謠》（1934），及後知有李聖華的《和諧集》1930年在香港印刷，但沒有看到物證，只能存疑。直到2010年參加培英中學校慶，一個偶然，聽到致辭與祝酒時，有人提到李聖華之名，於是託沙田培英邱校長打聽，最後輾轉尋找到居美的李聖華之子李華斌，並作了訪問。及後又於廣州文德路古籍圖書館發現《和諧集》的全本，最後方敲定以上史料真確無誤及出書。
今次與李洛霞合作編《香港六十年代青年小說作者羣像》、個人編《香港新詩：七個早逝優秀詩人》，可說是上述資料一種持續的研讀。
關於香港文學過去近一個世紀──1920年至2010年的認識，現在可說只是一個起步。新詩基本的歷史面貌出來了，但眾多詩人身世及作品仍然無人論及、有待整理，隨手拈來就有江詩呂、海綿、維奧拉、羊城、納西、癌石、莫美芳……至於小說，現在出版的小說選一般側重名家，尤其是藝術強的那一羣，而且選上選、編上編的情也很普遍。但第一手資料往往告訴我們，小說的歷史面貌並非如此，流行小說，包括武俠、言情、科幻與偵探，都應有他們的席位。主流刊物以外還有不少大大小小的邊緣刊物，不少佳作就是從這些不為人關注的園地沉出來的，《香港六十年代青年小說作者羣像》不過是其中一個兼讀的版本。兩人的力量畢竟有限，加上資源不足，這個初貌還有待補充，深化地呈現，尤其是小說重鎮──報章副刊，我們幾乎完全沒有涉獵，更遑論細讀，這是一個很大的缺失。
史料整理 才剛起步
《香港六十年代青年小說作者羣像》終於編出來了，當初雄心壯志，計劃持續發展──每年編一本：上編四五十年代……下編七八十年代，但事非經過不知難，一切有待元氣恢復再說。如果有人可以接力，完成每十年一個小總結，未嘗不可以打下以後縱觀的結實基礎。小說以外，散文、評論及翻譯的史料，至今仍是一片空白，尤其是散文，幅員廣闊，種類包括：文藝散文、花鳥蟲魚散文、旅遊飲食散文、服裝打扮散文、經濟議論散文，真是包羅萬有──文字數以億計。無人問津、整理，其繁、其難可想而知。前此有人大叫香港要編文學史，提出的人如果不是無知，就是好大喜功，史料的整理才剛剛起步，歷史的面貌在在缺乏物證，如何陳述、梳理、下筆論斷？難道要像大陸人一樣，僅依靠幾個選本，就為香港大筆勾勒所謂的「香港文學圖像」？眼前的香港文學史錯漏百出，但笑者自笑，著作照出，奈何！
其實文學史料整理，研讀、出版，最欠缺的還是資金與人才。比如說散文史料整理，最低限度需要一組人分工合作，累月經年去翻閱影印，齊集後再細讀。行內人都知，詩人筆名一個起、二三個止（個別作者不計）；其次是小說，至於散文的化名最多，一般人都有五個或以上。如何歸納為某一個人的名下，真是一門極考眼光的工作。像目前香港藝術發展局每年批出的十萬元上限研究計劃，根本連個零頭費用支出都不夠。中大的樊善標博士整理《新生晚報》副刊，陳智德博士編三四十年代詩選，如果不是個人濃厚的興趣，斷不可能有成。說到人才，方真正說到骨子眼裏去。真正的夢幻組合應是：小思＋黃繼持＋鄭樹森，但這樣的文學研究小組，以後不可能再見。
順帶一說，文學資料整理及出版還有一難，就是史料的私有化。據我所知，香港文化人各自擁有不少文學作品及雜誌的孤本、殘本，可惜他們不像小思一樣公有化。倘若可以，必可大大減少蒐集原材料的困難。我以上所編的文學資料研究專書，第一個要感激的就是小思。如果不是她無私地捐出資料，像我這樣一個濫竽充數、偶然打打擦邊球的研究票友，起步必然舉步維艱。與小思聚，她不止一次提到培養接班人，無名無利，文學邊緣化，誰做？李洛霞打趣說：「長期做資料研究工作，無近視的人，要戴上眼鏡；戴眼鏡的人，會變成老花！」
圖書館的故紙堆
打趣還打趣，不知不覺從事了逾十年文學資料研究工作，得益還是比較大的：讀史知今，更加清楚文學是一條怎麼樣的路。整理無疑是瑣碎的工作，有時比對一條懷疑的資料，就得花一個下午。有人樂在其中，有人感到虛耗光陰。我的想法在兩者之間：對曾經寂寞的文學創作者，資料整理是最好的肯定。比如易椿年與童常，生前曾一度灰心地離世，如果他們得知幾十年後，仍有人撿拾喜愛他們的作品，心情是否稍為好過一點呢？
至於這種「肯定」，與其說為死者，不若說為生人。詩人作家，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對文學的執着、他們堅持創作，有很大部分是因為喜愛。他們有歡欣的時候，但更多的是不稱意。沒法：高傲、敏感、自負、才情橫溢。這樣的人做作家又比做詩人好。前者尚可謀生，詩人一般「身無長處」，只有詩。做一個詩人，不做生計的奴隸，自古艱難，於今尤甚。
這些，都是圖書館的故紙堆告訴我的，而我聽後，又把故事說給你們聽。新書發布會當日來了不少年輕朋友，他們都不一定來聽故事，故事又有什麼好聽呢？畢竟遠了……那個時代和那時代的人，但他們都曾經年輕過，他們的堅持就像你們今日堅持的一樣。每念及此，我們的到來、你們的到來，又不是完全沒有意義的。謝謝捧場！
（明報二Ｏ一三年三月廿七日）
（按：此篇在明報刊出時，編者將篇題改為〈那些早逝的香港作家〉，轉貼時恢復原來的題目。）
關夢南
大概2000年，我無意又偶然地，走進了香港文學史料研究的神秘墓地。原因是我背負了樓按的負資產，急需金錢打救全家瀕臨破產的經濟，於是毅然向香港藝術發展局呈遞了一個30萬元上限的香港新詩資料彙編計劃，時間跨度80年──從1920至2000年，不可謂不「初生之犢不畏虎」。
這兩年時間就一個人，每日上午跑圖書館，下午返報館，不間斷地熬了兩年，遍閱幾間圖書館文學期刊及報紙副刊微型菲林所藏，由此打下熟悉資料脈絡走向的基礎。雖然當時所讀主要是有關新詩的資料，但因利乘便，也旁及80年來的小說、散文、評論與翻譯。閱讀第一手資料的好處，除了洗擦個人的自大與無知外，更深層地看到香港文學與華南文學、乃至於整個中國文學之聯繫，香港文學絕對不是一個孤立的板塊，她與外國文學更加息息相關。
重組資料的過程
資料重組，不外指以下幾方面：個人簡介、作品年表與重要作品附錄。有了以上三種資料，功德基本圓滿。至於評論的工作，在史物的基礎上，彼此實在相去不遠：偏重藝術性之餘，也不應忽畧歷史與社會意義。總的來說：佳作流傳，平庸篩走，從不以個人私心定奪，這是時間的無情，也是時間的真實。2002年再獲批款，蒐集2000至2009香港新詩資料，這次彙編成書，比較得心應手。以上計劃本來找了一個大學生幫手，後來發現錯漏太多，最終還是一手一腳完成。計劃完了又開始追尋香港第一本新詩集──《和諧集》。前此，只知香港第一本新詩集是侯汝華的《海上謠》（1934），及後知有李聖華的《和諧集》1930年在香港印刷，但沒有看到物證，只能存疑。直到2010年參加培英中學校慶，一個偶然，聽到致辭與祝酒時，有人提到李聖華之名，於是託沙田培英邱校長打聽，最後輾轉尋找到居美的李聖華之子李華斌，並作了訪問。及後又於廣州文德路古籍圖書館發現《和諧集》的全本，最後方敲定以上史料真確無誤及出書。
今次與李洛霞合作編《香港六十年代青年小說作者羣像》、個人編《香港新詩：七個早逝優秀詩人》，可說是上述資料一種持續的研讀。
關於香港文學過去近一個世紀──1920年至2010年的認識，現在可說只是一個起步。新詩基本的歷史面貌出來了，但眾多詩人身世及作品仍然無人論及、有待整理，隨手拈來就有江詩呂、海綿、維奧拉、羊城、納西、癌石、莫美芳……至於小說，現在出版的小說選一般側重名家，尤其是藝術強的那一羣，而且選上選、編上編的情也很普遍。但第一手資料往往告訴我們，小說的歷史面貌並非如此，流行小說，包括武俠、言情、科幻與偵探，都應有他們的席位。主流刊物以外還有不少大大小小的邊緣刊物，不少佳作就是從這些不為人關注的園地沉出來的，《香港六十年代青年小說作者羣像》不過是其中一個兼讀的版本。兩人的力量畢竟有限，加上資源不足，這個初貌還有待補充，深化地呈現，尤其是小說重鎮──報章副刊，我們幾乎完全沒有涉獵，更遑論細讀，這是一個很大的缺失。
史料整理 才剛起步
《香港六十年代青年小說作者羣像》終於編出來了，當初雄心壯志，計劃持續發展──每年編一本：上編四五十年代……下編七八十年代，但事非經過不知難，一切有待元氣恢復再說。如果有人可以接力，完成每十年一個小總結，未嘗不可以打下以後縱觀的結實基礎。小說以外，散文、評論及翻譯的史料，至今仍是一片空白，尤其是散文，幅員廣闊，種類包括：文藝散文、花鳥蟲魚散文、旅遊飲食散文、服裝打扮散文、經濟議論散文，真是包羅萬有──文字數以億計。無人問津、整理，其繁、其難可想而知。前此有人大叫香港要編文學史，提出的人如果不是無知，就是好大喜功，史料的整理才剛剛起步，歷史的面貌在在缺乏物證，如何陳述、梳理、下筆論斷？難道要像大陸人一樣，僅依靠幾個選本，就為香港大筆勾勒所謂的「香港文學圖像」？眼前的香港文學史錯漏百出，但笑者自笑，著作照出，奈何！其實文學史料整理，研讀、出版，最欠缺的還是資金與人才。比如說散文史料整理，最低限度需要一組人分工合作，累月經年去翻閱影印，齊集後再細讀。行內人都知，詩人筆名一個起、二三個止（個別作者不計）；其次是小說，至於散文的化名最多，一般人都有五個或以上。如何歸納為某一個人的名下，真是一門極考眼光的工作。像目前香港藝術發展局每年批出的十萬元上限研究計劃，根本連個零頭費用支出都不夠。中大的樊善標博士整理《新生晚報》副刊，陳智德博士編三四十年代詩選，如果不是個人濃厚的興趣，斷不可能有成。說到人才，方真正說到骨子眼裏去。真正的夢幻組合應是：小思＋黃繼持＋鄭樹森，但這樣的文學研究小組，以後不可能再見。
順帶一說，文學資料整理及出版還有一難，就是史料的私有化。據我所知，香港文化人各自擁有不少文學作品及雜誌的孤本、殘本，可惜他們不像小思一樣公有化。倘若可以，必可大大減少蒐集原材料的困難。我以上所編的文學資料研究專書，第一個要感激的就是小思。如果不是她無私地捐出資料，像我這樣一個濫竽充數、偶然打打擦邊球的研究票友，起步必然舉步維艱。與小思聚，她不止一次提到培養接班人，無名無利，文學邊緣化，誰做？李洛霞打趣說：「長期做資料研究工作，無近視的人，要戴上眼鏡；戴眼鏡的人，會變成老花！」
圖書館的故紙堆
打趣還打趣，不知不覺從事了逾十年文學資料研究工作，得益還是比較大的：讀史知今，更加清楚文學是一條怎麼樣的路。整理無疑是瑣碎的工作，有時比對一條懷疑的資料，就得花一個下午。有人樂在其中，有人感到虛耗光陰。我的想法在兩者之間：對曾經寂寞的文學創作者，資料整理是最好的肯定。比如易椿年與童常，生前曾一度灰心地離世，如果他們得知幾十年後，仍有人撿拾喜愛他們的作品，心情是否稍為好過一點呢？至於這種「肯定」，與其說為死者，不若說為生人。詩人作家，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對文學的執着、他們堅持創作，有很大部分是因為喜愛。他們有歡欣的時候，但更多的是不稱意。沒法：高傲、敏感、自負、才情橫溢。這樣的人做作家又比做詩人好。前者尚可謀生，詩人一般「身無長處」，只有詩。做一個詩人，不做生計的奴隸，自古艱難，於今尤甚。
這些，都是圖書館的故紙堆告訴我的，而我聽後，又把故事說給你們聽。新書發布會當日來了不少年輕朋友，他們都不一定來聽故事，故事又有什麼好聽呢？畢竟遠了……那個時代和那時代的人，但他們都曾經年輕過，他們的堅持就像你們今日堅持的一樣。每念及此，我們的到來、你們的到來，又不是完全沒有意義的。謝謝捧場！
（明報二Ｏ一三年三月廿七日）
（按：此篇在明報刊出時，編者將篇題改為〈那些早逝的香港作家〉，轉貼時恢復原來的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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