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匡的《仙宮》
許定銘
「廣州文學會」據說是羅西（歐陽山，一九Ｏ八至二ＯＯ四）於一九二六年在廣州創辦的文學會，成員多為廣州市立師範及中山大學的學生倪家祥、趙慕鴻、袁昌球、馮慕韓、汪玉亭……等人，還出過《廣州文學》周刊十六期，可惜未見，我卻讀到他們出版的合集《仙宮》(香港受匡出版部，一九二七)。
香港受匡出版部的主事者是孫壽康，據侶倫的回憶：這個出版社是香港最早出版新文藝作品和繙譯著述的機構，但他們的出版物不知是印量少，還是在大時代中遭逢不幸，存下來的甚少，我只見過這冊《仙宮》，從資料中，知道還有另兩本出於一九二八的合集《餘灰集》、《湖畔的少女》和黃天石的《獻心》。
《仙宮》是橫排僅六十七頁的小書，製作非常認真，除封面的藝術電版插畫外，連摺頁也有美術插圖，十分講究。內收新詩、小說及繙譯等語體文章八篇，極似仝人雜誌的單行本。此中羅西佔了三篇，也只有他後來成了大家，其餘家祥、昶超、伯賢、穎華等，日後均不見經傳。羅西用作書名的短篇小說《仙宮》，寫情竇初開的少男賣魚慶與鄰家少女阿笑互相愛慕，男的渴望一親芳澤，愛撫乳房，女的仰慕男的健碩……在心理描寫方面大膽而露骨，除了文字流暢淺白，完全沒有新文學運動初期的文白混雜，對一九二七年，還未滿二十的羅西來說，相當出色！
附錄：
《易卜生傳》
袁振英著的《易卜生傳》，最初刊登在《新青年》雜誌的「易卜生號」。1918年在香港印刷單行本，曾經再版，後由孫受匡先生在香港成立的受匡出版部重印。本館所藏之《易卜生傳》，乃受匡出版部1928年出版的版本。
易卜生是著名的挪威劇作家，「五四運動」前後中國知識分子廣泛介紹西方文化，易卜生的社會問題劇成為當時不少中國現代作家推崇及參照的對象，對中國話劇的發展起了重要影響。袁振英的《易卜生傳》以介紹這位西方著名的文學作家易卜生的生平及著作為主，屬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出版物。受匡出版部是香港第一家新文化出版機構，此書的出版見證了新文化運動在香港的發展，同時可見受匡出版部在推動香港新文化運動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和作出的努力。
《何典》
1928年4月，致力在香港出版新文化書籍的受匡出版部重印了清代人張南莊的著作──《何典》。
《何典》是一部中國古典小說，它有別於一般語言典雅的文學作品，用詞通俗粗鄙，同時夾雜不少方言口語。全書皆以嬉笑怒罵的態度，展現當時中國的社會問題，刻劃人性的醜陋。黃天石在書中序言提到，他從受匡先生那處借到《何典》手鈔本，讀後有感書中描寫的中國社會眾生相，「皆是一幅『鬼相』」。魯迅、胡適等新文化運動的重要人物也曾極力推賞《何典》這部著作。
據重印本校注者鄭天健序言所記，本館所藏的《何典》是「張南莊先生的原本，受匡先生費了許多手續才能鈔到」，此版本更「完全採用新標點，而且經過數人聯合校正」，同時附有袁振英應受匡出版部邀約所寫的序言，文中對受匡出版部重印《何典》一書予以肯定：「《何典？》一書，一方面描寫中國的黑暗社會，他方面表現一種古怪的文學……確有翻印的價值！」。
（香港文學通訊二ＯＯ七年十月第51期）
受匡出版部
受匡出版部成立於1927年，由孫壽康成立，「受匡」之名，廣州話與「壽康」同音。侶倫在連載文章〈香港新文化滋長期雜憶〉中，稱受匡出版部為「香港第一個新文化出版機構」。據吳灞陵1928年的文章〈香港的文藝〉，當時香港的書局多半沒有印刷書籍的，「有就不過是上海總局印成運來的，像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良友圖書印刷公司等」。歐陽山也有相似的觀察：「那時香港和廣州的書局，幾乎全部都不印書籍，如有也不過是從上海總局印成後運來的」。據歐陽山在〈同根相連的鮮花──訪歐陽山談香港文學〉（見下文）所述，受匡出版部最初在廣州昌興街「先行掛牌成立」，後來遷至香港，也不是「堂皇地掛起招牌的出版機構」。侶倫指出，「它的地址就是香港半山區亞畢諾道孫氏自己的住處。嚴格地說，它的存在是名義上的，沒有什麼正式的辦公室，更沒有發行部」。
受匡出版部的創辦人孫壽康，出生於1900年，為香港渡船公司的「買辦」，從事商貿卻熱衷於文藝，更利用職務之便，聯絡省港兩地文化界。因此，受匡出版部除了出版香港作家的書籍，亦會出版廣州作家的作品。孫壽康與歐陽山等人組織的廣州文學會關係密切，便協助出版「廣州文學會叢書」，最早出版的就是羅西（歐陽山）的詩集《墳歌》（1927年），以及會員的短篇小說合集《仙宮》（1927年），其後還出版了《紅墳》（1927年）、《湖畔的少女》（1928年）、《餘灰集》（1928年）、《嬰屍》（1928年）等。
作為香港首間新文學出版機構，受匡出版部為本地作家出版了不少作品，如黄天石（傑克）的《獻心》（1928年）、龍實秀的《深春的落葉》（1928年）、謝晨光的《貞彌》（1929年）等。此外，受匡重印了一部受魯迅、胡適等新文化旗手推崇的古典小說──清末張南莊小說《何典》（1928年），由廣州文學會重新校注，並採用了新標點。袁振英早於1918年在香港出版的《易卜生傳》（1928年），亦交由受匡出版部再版。此外，受匡出版部結集出版了不少歐美譯著，例如袁振英翻譯的《罪與罰》（1927年）、《牧師與魔鬼》（1927年），黃天石所譯之《戀春》（1928年）等。
據侶倫所述，受匡出版部在兩三年間共出版二十多種書籍，包括卅二開本的普通出版，和袖珍本的「一角小叢書」。孫壽康對書本的裝幀和印刷亦非常講究，「尤其是卅二開本的，通常是文字橫排，封面摺邊，封面飾畫富於藝術意味」。《仙宮》與《獻心》就屬於卅二開本，盧瑋鑾認為「其風格大膽脫俗，大似上海」。
（香港文學通訊二Ｏ一三年五月第118期）
同根相連的鮮花──訪歐陽山談香港文學
吳錫河
香港文學是中國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與中國現代文學有着極為密切和深厚的聯繫。近年來，香港文學越來越引起大陸讀者和文藝、學術界的關注，大量的香港文學作品和評介、研究文章，在海內外的互相交流中得到了廣泛的傳播。這就是人們稱為的「香港文學熱」。
提起香港文學，大陸許多著名作家都參與過她的開拓和發展的工作。曾經歷任廣東省文聯主席、廣東省作家協會主席、全國作協副主席的著名老作家歐陽山，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位。今年中秋前夕，在廣州東山的一座花園式住宅裡，筆者又一
次拜訪了這位久負盛名的文壇老前輩。
歐陽老已經八十四歲高齡，身體仍然十分健壯，精神矍鑠，思想敏銳，條理清晰。那天筆者造訪時正值羊城天氣酷熱，歐陽老特意移步到花園的涼亭裡，賓主一邊品茗，一邊隨意傾談，從天氣的熱說到香港文學的「熱」，從香港早期的新文學，談到歐陽老與香港文學的關係等等，輕鬆直率，亳無拘束。
歐陽老一開始就十分謙虛和坦誠地說，廣東許多作家都與香港文學有過密切的關聯。因為兩地相連，同胞之間的互相交往和遷徙移居十分頻繁，文學創作和文學活動也常常連成一氣。不過歐陽老接著說，他雖然從一九二四年起就在廣州從事新文學創作活動，卻對香港新文學的情況知之不多。只是依他看來，儘管香港文學大多數都是愛國主義的文學，是中國新文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她與大陸的新文學仍然有很多的不同。那裡除了許多反帝愛國、激勵人生的積極、健康的作品之外，也還有一些作品帶有或多或少的殖民地色彩和資本主義毒素的污染，甚至一部分刊物和作品充斥着物慾、奇情、消閑、暴力、色情等等內容。這是我們首先要分辨清楚的。現在我們說的香港文學，主要是指她的愛國主義的、積極的、健康的文學。至於香港新文學的發展，歐陽老認為，除了二、三十年代的初創期外，她還有過幾個繁榮的高潮時期。一是抗戰開始以後，上海、廣州等城市相繼淪陷給日冠，一大批文化人紛紛撤離到了香港；二是一九四一年﹁皖南事變﹂後，重慶、桂林等地許多大後方的作家，陸續轉移到香港；三是解放戰爭時期，內地的部分作家也先後遷徙，抵達香港。這樣，大陸內地的作家與香港本地的作家直接攜手聯合，便共同促進了香港文學的繁榮和發展。此後，就是七十年代以來，隨着香港經濟和工商業的騰飛，香港文學更是呈現出繁榮興旺而又雜陳繽紛的局面。
於是，筆者就請歐陽老談談他早期的文學活動與香港文學的關係。譬如，一九二六年他組織了「廣州文學會」 ，主編「廣州文學」周刊，成為當時廣州最著名的新文學社團和唯一的新文學刊物，曾受到前來廣州擔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郭沫若的肯定與鼓勵；稍後他又在魯迅先生的支持和指導下，把「廣州文學會」擴大為「南中國文學會」，聯合了廣東、廣西、湖南、江西、福建等省的文藝青年。那麼，這些活動有沒有包括香港在內呢？或者與香港方面有何聯繫呢？
歐陽老聽後，欣慰地微笑着，然後回憶說：關聯和影響肯定是有的。雖然香港自從被英帝國主義強佔為殖民地後，從行政和地域劃分上不屬廣東管轄了，但粵港、穗港之間的各種聯繫還是很密切的。香港同胞至今一直都還是把「回廣州」叫做「回省城」，可見香港作為中國和廣東的一部分，在香港同胞的心目中是一個永遠不忘的事實和堅定的信念。那時兩地的報刊雜誌的交流、人員的來往和遷居，通常也都是自由的。歐陽老的父親（養父）楊鶴儔，有好些年就是從廣州到香港做印刷廠的寫字工匠；一九二六年歐陽老投考北京大學回來，就曾經到香港找過他，住了一段時間。稍後歐陽老回廣州明珠電影院（今羊城電影院）做編輯時，為選片和編輯西片的「戲橋」資料（故事梗概）以及翻譯字幕，也幾次專程下香港看電影，可以當天來回。歐陽老組織的「廣州文學會」的一些會員，也常常往返兩地讀書或謀生。例如中山大學學生袁和球、廣州市立師範學生汪獄亭等人，都是文學會比較活躍的分子，他們把「廣州文學會」的刊物「廣州文學」周刊，每期都帶一部分到香港去發行。其中汪獄亭後來就一直都在香港的「工商日報」任職。一九三二年歐陽老從上海回廣州組織左翼革命文學團體「廣州文藝」，提倡粵語方言文學，開展革命大眾文藝運動，他們出版的「廣州文藝」周刊，也是通過自己文藝社的社員以及他們的親友，廣泛地傳播到香港、澳門、南洋以及舊金山等地的華人社會，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
談到這裡，筆者忽然想起歐陽老最早出版的作品一一九二七年他十九歲時署名羅西的詩集《墳歌》和短篇小說集《仙宮》，都是在香港出版的，就直接了當地插進去問究竟是怎麼回事，不料引出了一段很有價值的史料──
原來歐陽老最初那兩部作品的出版，也是袁昶球起的作用。歐陽老高興地說：「那時袁昶球在中山大學讀書，參加我們的『廣州文學會』。他與香港方面有較多的聯繫。其時香港渡船公司有兩艘客船叫東安輪和西安輪，每天對開香港與廣州，其中東安輪的買辦（即中方經理），名字叫壽康，我記得他好像是姓謝吧？袁昶球跟他比較熟悉。這個謝壽康很喜歡閱讀文藝作品，願意拿錢去出版圖書。可是那時香港和廣州的書局，幾乎全部都不印書籍，如有也不過是從上海總局印成後運來的。因此經袁昶球的聯繫，謝壽康就決定自己開店印書，於是用了一個與他的名字同音的『受匡』作為書店的店名，最先出版的就是我的那兩部作品。」停了一會，歐陽老又回憶說，起初這個「香港受匡書店」，還是在廣州市的昌興街（今中山五路新大新百貨公司右側）先行掛牌成立的。當時這條小小的街巷，卻是廣州較早的一條文化街。那裡有郭沫若、郁達夫等人領導的「創造社」廣州分部；當年中國共產黨廣東區委、學委和共青團區委分別主辦的《人民周刊》、《少年先鋒》、《做什麼》等機關刊物的出版部，也都設在那裡。那裡還有一間叫做「丁卜蚊帳店」，兼賣新文學書刊，在魯迅文集裡也曾經提到過的，恐怕那店鋪也是廣州較早的新文學「書店」之一。當時「香港受匡書店」在這條街創辦，自然頗受注目，後來才在香港正式設立受匡書店出版部，先後出版了好些文藝以及其他方面的書籍。這也算是「穗港合作」吧？她對促進香港（包括廣州）早期新文學的發展，應該記上一筆，（筆者稍後在香港早期出版的雜誌《墨花》一九二八年十月第五期上，讀到吳灞陵寫的《香港的文藝》一文，亦有提及當年香港受匡書店最先出版新文學書籍一事，當可印證。此外，該文還提及受匡出版部出版的文藝書籍中，香港方面的作者，就有黃天石的《獻心》，龍實秀的《深春的落葉》，以及鄭天健、謝晨光等人的作品。（至於一九三三年有個叫「香港書店」，出版了歐陽老的粵語中篇小說《單眼虎》（署名胡依依）、草明女士的《附絲女失身記》（署名褚雅明）等作品，又是怎麼回事呢？歐陽老聽筆者這樣一問，就笑呵呵地說，那個「香港書店」則是子虛烏有的假托名稱，實際是他們當年辦的革命文學團體「廣州文藝社」的化名。因為那些粵語通俗小說的內容，都是描寫工農群眾的苦難遭遇和反抗鬥爭，為了避開當局的搜查追捕，所以作者和出版者都用了假名。接著歐陽老改用一種悲憤的語氣說：「廣州文藝社為了開展革命文學運動，被當局逮捕和殺害了龔明等同志，我和草明等人也受到通緝和追捕。正如魯迅先生所說，革命文學是用我們的同志的生命和鮮血換來的。可惜《單眼虎》和《附絲女失身記》等作品，『文革』期間也遭到浩劫，現在大陸已經失傳。希望將來或許哪位有心人，能從香港、澳門或其他地方找回一兩本來，那便可以了卻這十多年來常常記掛心頭的一件大事！」
其實歐陽老在香港報刊上發表的作品也不少。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後，他從上海回來擔任廣東文化界救亡協會宣傳部長，不久茅盾也接受生活書店的聘請，移居到香港主編「文藝陣地」半月刊，每期編畢就帶回廣州印刷，歐陽老就常與茅公研究編刊的問題，他的好些文稿，包括散文、小說、劇本和評論，也就經常在該刊刊出。一九三九年初歐陽老到達重慶以後，直到一九四一年四月赴延安之前，他的部分散文和小說，則常在香港的《星島日報》副刊、《大風》半月刊、《星島周刊》、《彈花》半月刊、《工商日報》、《珠江日報》等報刊發表。特別是他當時倡導的抗戰大眾小說，其中的優秀之作如《世代冤仇》、《爸爸打仗去了》等等，都是在香港報刊上首先披載的。
歐陽老不僅有許多作品最先在香港發表，而且好些作品的題材、內容都與香港有關，包括解放後幾部署名的長、短篇小說，也都有部分章節和人物活動以香港為背景，甚至有的作品題目直接以香港命名。例如一九三九年五月創作的抗戰大眾小說《香港菠蘿》，就描寫了香港兩個賣水果的小販，在碼頭工人抗日反漢奸鬥爭的鼓舞下，每天義賣菠蘿、水果，捐款支援抗日戰爭。他們的力量雖輕微，但他們的義舉卻帶動了全港各階層的民眾，很快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獻金救國運動。小說寫得通俗、生活、有趣，突出表現了這樣的主題：「香港雖然已經割讓給英國」，但香港同胞「那愛國的赤誠，跟中國本土的人民倒是一模一樣。」最近筆者反覆閱讀了這篇小說，也很受感動。可惜前幾年出版《歐陽山文集》時，這篇小說的原文還沒有找到呢！
最後筆者直率地問歐陽老：有人說他是大陸文藝界代表「左」派的保守人物之一，他自己怎麼看法？對此歐陽老很坦然，他笑了笑，說了一段十分感慨的話語：
「有的人愛怎麼說就怎麼說，那是人家的事。但這裡有個所謂『跟風向』的問題。一個人，不要說作家了，做任何事情都想順風，逆風很辛苦。就我來說，從一九四六年寫長篇小說《高乾大》算起，到『四人幫』跨台、『文革』正式宣告結束為止，三十年的時間，我都是頂着風幹，頂着風寫。那些年許多人崇尚『左』，怪我寫得不夠『左』。可是我不能採取那樣的寫法。我不能去偽造或者矯情，或者寫一點心口不一的話，討人喜歡。這當然要吃苦頭。例如『文革』前我寫《一代風流》的前幾部《三家巷》、《苦鬥》、《柳暗花明》，現在看起來也許有人還覺得不夠『勁』，但在當時問題就大了，說你調和、投降，批判得要死。但過了幾年，後幾部出齊了以後（《聖地》、《萬年春》），卻又有人說你僵化。同一部作品，同一個人物，同一個性格，別人的看法相差這麼大，一個作家怎麼辦呢？作家逆風困難，可否隨大流呢？即假設有這樣的作家，你要左，他有，你要右，他也有，像一個商人那樣，要什麼貨色有什麼貨色。這樣做行麼？我看不行，所以我經常處在逆風中。我從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七六年，都是對『左』的不恭敬，『左』的方面對我也不賣帳，不給我好臉色看。可是萬萬沒有想到，到了現在，忽然沒有人說我調和、投降了，反而有人說我僵化、保守，我成了『左王』，真是奇怪。哪過去是什麼？是『右王』？真沒想到。這兩年我寫了幾十篇雜文《廣語絲》，有些同志覺得可以讀一讀，可是也有很多人罵娘。那麼你說怎麼辦？所以一個作家不能看風使舵，一是要堅定自己對真理的信念。」
一九九二年九月採寫，十月送歐陽山審閱後修正。
﹝編者按﹞這篇文章是潘夢圓女士於一九九二年十－月十六日交給本刊的！作者吳錫河先生在文中有「一九二七年他十九歲署名羅西的詩集《墳歌》和短篇小說集《仙宮》……」一語，與事實略有出入。事實上：《仙宮》一書是五位作家的合集，有短篇小說；也有詩作，羅西（歐陽山）雖有兩篇短篇小說（其中之一題名《仙宮》和一首詩收在書中；卻不能說是羅西的短篇小說集。此外。吳錫河先生在文中說受匡出版部的創辦人名叫謝壽康；但是侶倫先生在《香港新文化滋長期瑣憶》一文中則說受匡出版部的創辦人名叫孫壽康，究竟姓「謝」還是姓「孫」，仍須尋找其他的根據。
（原刊《香港文學》一九九三年二月五日第九十八期，轉貼自香港文學資料庫。）
以下圖片來自孔夫子舊書網，謹此默謝。
.jpg)
許定銘
「廣州文學會」據說是羅西（歐陽山，一九Ｏ八至二ＯＯ四）於一九二六年在廣州創辦的文學會，成員多為廣州市立師範及中山大學的學生倪家祥、趙慕鴻、袁昌球、馮慕韓、汪玉亭……等人，還出過《廣州文學》周刊十六期，可惜未見，我卻讀到他們出版的合集《仙宮》(香港受匡出版部，一九二七)。
香港受匡出版部的主事者是孫壽康，據侶倫的回憶：這個出版社是香港最早出版新文藝作品和繙譯著述的機構，但他們的出版物不知是印量少，還是在大時代中遭逢不幸，存下來的甚少，我只見過這冊《仙宮》，從資料中，知道還有另兩本出於一九二八的合集《餘灰集》、《湖畔的少女》和黃天石的《獻心》。
《仙宮》是橫排僅六十七頁的小書，製作非常認真，除封面的藝術電版插畫外，連摺頁也有美術插圖，十分講究。內收新詩、小說及繙譯等語體文章八篇，極似仝人雜誌的單行本。此中羅西佔了三篇，也只有他後來成了大家，其餘家祥、昶超、伯賢、穎華等，日後均不見經傳。羅西用作書名的短篇小說《仙宮》，寫情竇初開的少男賣魚慶與鄰家少女阿笑互相愛慕，男的渴望一親芳澤，愛撫乳房，女的仰慕男的健碩……在心理描寫方面大膽而露骨，除了文字流暢淺白，完全沒有新文學運動初期的文白混雜，對一九二七年，還未滿二十的羅西來說，相當出色！
附錄：
《易卜生傳》
袁振英著的《易卜生傳》，最初刊登在《新青年》雜誌的「易卜生號」。1918年在香港印刷單行本，曾經再版，後由孫受匡先生在香港成立的受匡出版部重印。本館所藏之《易卜生傳》，乃受匡出版部1928年出版的版本。
易卜生是著名的挪威劇作家，「五四運動」前後中國知識分子廣泛介紹西方文化，易卜生的社會問題劇成為當時不少中國現代作家推崇及參照的對象，對中國話劇的發展起了重要影響。袁振英的《易卜生傳》以介紹這位西方著名的文學作家易卜生的生平及著作為主，屬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出版物。受匡出版部是香港第一家新文化出版機構，此書的出版見證了新文化運動在香港的發展，同時可見受匡出版部在推動香港新文化運動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和作出的努力。
《何典》
1928年4月，致力在香港出版新文化書籍的受匡出版部重印了清代人張南莊的著作──《何典》。
《何典》是一部中國古典小說，它有別於一般語言典雅的文學作品，用詞通俗粗鄙，同時夾雜不少方言口語。全書皆以嬉笑怒罵的態度，展現當時中國的社會問題，刻劃人性的醜陋。黃天石在書中序言提到，他從受匡先生那處借到《何典》手鈔本，讀後有感書中描寫的中國社會眾生相，「皆是一幅『鬼相』」。魯迅、胡適等新文化運動的重要人物也曾極力推賞《何典》這部著作。
據重印本校注者鄭天健序言所記，本館所藏的《何典》是「張南莊先生的原本，受匡先生費了許多手續才能鈔到」，此版本更「完全採用新標點，而且經過數人聯合校正」，同時附有袁振英應受匡出版部邀約所寫的序言，文中對受匡出版部重印《何典》一書予以肯定：「《何典？》一書，一方面描寫中國的黑暗社會，他方面表現一種古怪的文學……確有翻印的價值！」。
（香港文學通訊二ＯＯ七年十月第51期）
受匡出版部
受匡出版部成立於1927年，由孫壽康成立，「受匡」之名，廣州話與「壽康」同音。侶倫在連載文章〈香港新文化滋長期雜憶〉中，稱受匡出版部為「香港第一個新文化出版機構」。據吳灞陵1928年的文章〈香港的文藝〉，當時香港的書局多半沒有印刷書籍的，「有就不過是上海總局印成運來的，像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良友圖書印刷公司等」。歐陽山也有相似的觀察：「那時香港和廣州的書局，幾乎全部都不印書籍，如有也不過是從上海總局印成後運來的」。據歐陽山在〈同根相連的鮮花──訪歐陽山談香港文學〉（見下文）所述，受匡出版部最初在廣州昌興街「先行掛牌成立」，後來遷至香港，也不是「堂皇地掛起招牌的出版機構」。侶倫指出，「它的地址就是香港半山區亞畢諾道孫氏自己的住處。嚴格地說，它的存在是名義上的，沒有什麼正式的辦公室，更沒有發行部」。
受匡出版部的創辦人孫壽康，出生於1900年，為香港渡船公司的「買辦」，從事商貿卻熱衷於文藝，更利用職務之便，聯絡省港兩地文化界。因此，受匡出版部除了出版香港作家的書籍，亦會出版廣州作家的作品。孫壽康與歐陽山等人組織的廣州文學會關係密切，便協助出版「廣州文學會叢書」，最早出版的就是羅西（歐陽山）的詩集《墳歌》（1927年），以及會員的短篇小說合集《仙宮》（1927年），其後還出版了《紅墳》（1927年）、《湖畔的少女》（1928年）、《餘灰集》（1928年）、《嬰屍》（1928年）等。
作為香港首間新文學出版機構，受匡出版部為本地作家出版了不少作品，如黄天石（傑克）的《獻心》（1928年）、龍實秀的《深春的落葉》（1928年）、謝晨光的《貞彌》（1929年）等。此外，受匡重印了一部受魯迅、胡適等新文化旗手推崇的古典小說──清末張南莊小說《何典》（1928年），由廣州文學會重新校注，並採用了新標點。袁振英早於1918年在香港出版的《易卜生傳》（1928年），亦交由受匡出版部再版。此外，受匡出版部結集出版了不少歐美譯著，例如袁振英翻譯的《罪與罰》（1927年）、《牧師與魔鬼》（1927年），黃天石所譯之《戀春》（1928年）等。
據侶倫所述，受匡出版部在兩三年間共出版二十多種書籍，包括卅二開本的普通出版，和袖珍本的「一角小叢書」。孫壽康對書本的裝幀和印刷亦非常講究，「尤其是卅二開本的，通常是文字橫排，封面摺邊，封面飾畫富於藝術意味」。《仙宮》與《獻心》就屬於卅二開本，盧瑋鑾認為「其風格大膽脫俗，大似上海」。
受匡出版部之出版物：《何典》、《仙宮》和《獻心》
受匡出版部標誌
（香港文學通訊二Ｏ一三年五月第118期）
同根相連的鮮花──訪歐陽山談香港文學
吳錫河
香港文學是中國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與中國現代文學有着極為密切和深厚的聯繫。近年來，香港文學越來越引起大陸讀者和文藝、學術界的關注，大量的香港文學作品和評介、研究文章，在海內外的互相交流中得到了廣泛的傳播。這就是人們稱為的「香港文學熱」。
提起香港文學，大陸許多著名作家都參與過她的開拓和發展的工作。曾經歷任廣東省文聯主席、廣東省作家協會主席、全國作協副主席的著名老作家歐陽山，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位。今年中秋前夕，在廣州東山的一座花園式住宅裡，筆者又一
次拜訪了這位久負盛名的文壇老前輩。
歐陽老已經八十四歲高齡，身體仍然十分健壯，精神矍鑠，思想敏銳，條理清晰。那天筆者造訪時正值羊城天氣酷熱，歐陽老特意移步到花園的涼亭裡，賓主一邊品茗，一邊隨意傾談，從天氣的熱說到香港文學的「熱」，從香港早期的新文學，談到歐陽老與香港文學的關係等等，輕鬆直率，亳無拘束。
歐陽老一開始就十分謙虛和坦誠地說，廣東許多作家都與香港文學有過密切的關聯。因為兩地相連，同胞之間的互相交往和遷徙移居十分頻繁，文學創作和文學活動也常常連成一氣。不過歐陽老接著說，他雖然從一九二四年起就在廣州從事新文學創作活動，卻對香港新文學的情況知之不多。只是依他看來，儘管香港文學大多數都是愛國主義的文學，是中國新文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她與大陸的新文學仍然有很多的不同。那裡除了許多反帝愛國、激勵人生的積極、健康的作品之外，也還有一些作品帶有或多或少的殖民地色彩和資本主義毒素的污染，甚至一部分刊物和作品充斥着物慾、奇情、消閑、暴力、色情等等內容。這是我們首先要分辨清楚的。現在我們說的香港文學，主要是指她的愛國主義的、積極的、健康的文學。至於香港新文學的發展，歐陽老認為，除了二、三十年代的初創期外，她還有過幾個繁榮的高潮時期。一是抗戰開始以後，上海、廣州等城市相繼淪陷給日冠，一大批文化人紛紛撤離到了香港；二是一九四一年﹁皖南事變﹂後，重慶、桂林等地許多大後方的作家，陸續轉移到香港；三是解放戰爭時期，內地的部分作家也先後遷徙，抵達香港。這樣，大陸內地的作家與香港本地的作家直接攜手聯合，便共同促進了香港文學的繁榮和發展。此後，就是七十年代以來，隨着香港經濟和工商業的騰飛，香港文學更是呈現出繁榮興旺而又雜陳繽紛的局面。
於是，筆者就請歐陽老談談他早期的文學活動與香港文學的關係。譬如，一九二六年他組織了「廣州文學會」 ，主編「廣州文學」周刊，成為當時廣州最著名的新文學社團和唯一的新文學刊物，曾受到前來廣州擔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郭沫若的肯定與鼓勵；稍後他又在魯迅先生的支持和指導下，把「廣州文學會」擴大為「南中國文學會」，聯合了廣東、廣西、湖南、江西、福建等省的文藝青年。那麼，這些活動有沒有包括香港在內呢？或者與香港方面有何聯繫呢？
歐陽老聽後，欣慰地微笑着，然後回憶說：關聯和影響肯定是有的。雖然香港自從被英帝國主義強佔為殖民地後，從行政和地域劃分上不屬廣東管轄了，但粵港、穗港之間的各種聯繫還是很密切的。香港同胞至今一直都還是把「回廣州」叫做「回省城」，可見香港作為中國和廣東的一部分，在香港同胞的心目中是一個永遠不忘的事實和堅定的信念。那時兩地的報刊雜誌的交流、人員的來往和遷居，通常也都是自由的。歐陽老的父親（養父）楊鶴儔，有好些年就是從廣州到香港做印刷廠的寫字工匠；一九二六年歐陽老投考北京大學回來，就曾經到香港找過他，住了一段時間。稍後歐陽老回廣州明珠電影院（今羊城電影院）做編輯時，為選片和編輯西片的「戲橋」資料（故事梗概）以及翻譯字幕，也幾次專程下香港看電影，可以當天來回。歐陽老組織的「廣州文學會」的一些會員，也常常往返兩地讀書或謀生。例如中山大學學生袁和球、廣州市立師範學生汪獄亭等人，都是文學會比較活躍的分子，他們把「廣州文學會」的刊物「廣州文學」周刊，每期都帶一部分到香港去發行。其中汪獄亭後來就一直都在香港的「工商日報」任職。一九三二年歐陽老從上海回廣州組織左翼革命文學團體「廣州文藝」，提倡粵語方言文學，開展革命大眾文藝運動，他們出版的「廣州文藝」周刊，也是通過自己文藝社的社員以及他們的親友，廣泛地傳播到香港、澳門、南洋以及舊金山等地的華人社會，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
談到這裡，筆者忽然想起歐陽老最早出版的作品一一九二七年他十九歲時署名羅西的詩集《墳歌》和短篇小說集《仙宮》，都是在香港出版的，就直接了當地插進去問究竟是怎麼回事，不料引出了一段很有價值的史料──
原來歐陽老最初那兩部作品的出版，也是袁昶球起的作用。歐陽老高興地說：「那時袁昶球在中山大學讀書，參加我們的『廣州文學會』。他與香港方面有較多的聯繫。其時香港渡船公司有兩艘客船叫東安輪和西安輪，每天對開香港與廣州，其中東安輪的買辦（即中方經理），名字叫壽康，我記得他好像是姓謝吧？袁昶球跟他比較熟悉。這個謝壽康很喜歡閱讀文藝作品，願意拿錢去出版圖書。可是那時香港和廣州的書局，幾乎全部都不印書籍，如有也不過是從上海總局印成後運來的。因此經袁昶球的聯繫，謝壽康就決定自己開店印書，於是用了一個與他的名字同音的『受匡』作為書店的店名，最先出版的就是我的那兩部作品。」停了一會，歐陽老又回憶說，起初這個「香港受匡書店」，還是在廣州市的昌興街（今中山五路新大新百貨公司右側）先行掛牌成立的。當時這條小小的街巷，卻是廣州較早的一條文化街。那裡有郭沫若、郁達夫等人領導的「創造社」廣州分部；當年中國共產黨廣東區委、學委和共青團區委分別主辦的《人民周刊》、《少年先鋒》、《做什麼》等機關刊物的出版部，也都設在那裡。那裡還有一間叫做「丁卜蚊帳店」，兼賣新文學書刊，在魯迅文集裡也曾經提到過的，恐怕那店鋪也是廣州較早的新文學「書店」之一。當時「香港受匡書店」在這條街創辦，自然頗受注目，後來才在香港正式設立受匡書店出版部，先後出版了好些文藝以及其他方面的書籍。這也算是「穗港合作」吧？她對促進香港（包括廣州）早期新文學的發展，應該記上一筆，（筆者稍後在香港早期出版的雜誌《墨花》一九二八年十月第五期上，讀到吳灞陵寫的《香港的文藝》一文，亦有提及當年香港受匡書店最先出版新文學書籍一事，當可印證。此外，該文還提及受匡出版部出版的文藝書籍中，香港方面的作者，就有黃天石的《獻心》，龍實秀的《深春的落葉》，以及鄭天健、謝晨光等人的作品。（至於一九三三年有個叫「香港書店」，出版了歐陽老的粵語中篇小說《單眼虎》（署名胡依依）、草明女士的《附絲女失身記》（署名褚雅明）等作品，又是怎麼回事呢？歐陽老聽筆者這樣一問，就笑呵呵地說，那個「香港書店」則是子虛烏有的假托名稱，實際是他們當年辦的革命文學團體「廣州文藝社」的化名。因為那些粵語通俗小說的內容，都是描寫工農群眾的苦難遭遇和反抗鬥爭，為了避開當局的搜查追捕，所以作者和出版者都用了假名。接著歐陽老改用一種悲憤的語氣說：「廣州文藝社為了開展革命文學運動，被當局逮捕和殺害了龔明等同志，我和草明等人也受到通緝和追捕。正如魯迅先生所說，革命文學是用我們的同志的生命和鮮血換來的。可惜《單眼虎》和《附絲女失身記》等作品，『文革』期間也遭到浩劫，現在大陸已經失傳。希望將來或許哪位有心人，能從香港、澳門或其他地方找回一兩本來，那便可以了卻這十多年來常常記掛心頭的一件大事！」
其實歐陽老在香港報刊上發表的作品也不少。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後，他從上海回來擔任廣東文化界救亡協會宣傳部長，不久茅盾也接受生活書店的聘請，移居到香港主編「文藝陣地」半月刊，每期編畢就帶回廣州印刷，歐陽老就常與茅公研究編刊的問題，他的好些文稿，包括散文、小說、劇本和評論，也就經常在該刊刊出。一九三九年初歐陽老到達重慶以後，直到一九四一年四月赴延安之前，他的部分散文和小說，則常在香港的《星島日報》副刊、《大風》半月刊、《星島周刊》、《彈花》半月刊、《工商日報》、《珠江日報》等報刊發表。特別是他當時倡導的抗戰大眾小說，其中的優秀之作如《世代冤仇》、《爸爸打仗去了》等等，都是在香港報刊上首先披載的。
歐陽老不僅有許多作品最先在香港發表，而且好些作品的題材、內容都與香港有關，包括解放後幾部署名的長、短篇小說，也都有部分章節和人物活動以香港為背景，甚至有的作品題目直接以香港命名。例如一九三九年五月創作的抗戰大眾小說《香港菠蘿》，就描寫了香港兩個賣水果的小販，在碼頭工人抗日反漢奸鬥爭的鼓舞下，每天義賣菠蘿、水果，捐款支援抗日戰爭。他們的力量雖輕微，但他們的義舉卻帶動了全港各階層的民眾，很快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獻金救國運動。小說寫得通俗、生活、有趣，突出表現了這樣的主題：「香港雖然已經割讓給英國」，但香港同胞「那愛國的赤誠，跟中國本土的人民倒是一模一樣。」最近筆者反覆閱讀了這篇小說，也很受感動。可惜前幾年出版《歐陽山文集》時，這篇小說的原文還沒有找到呢！
最後筆者直率地問歐陽老：有人說他是大陸文藝界代表「左」派的保守人物之一，他自己怎麼看法？對此歐陽老很坦然，他笑了笑，說了一段十分感慨的話語：
「有的人愛怎麼說就怎麼說，那是人家的事。但這裡有個所謂『跟風向』的問題。一個人，不要說作家了，做任何事情都想順風，逆風很辛苦。就我來說，從一九四六年寫長篇小說《高乾大》算起，到『四人幫』跨台、『文革』正式宣告結束為止，三十年的時間，我都是頂着風幹，頂着風寫。那些年許多人崇尚『左』，怪我寫得不夠『左』。可是我不能採取那樣的寫法。我不能去偽造或者矯情，或者寫一點心口不一的話，討人喜歡。這當然要吃苦頭。例如『文革』前我寫《一代風流》的前幾部《三家巷》、《苦鬥》、《柳暗花明》，現在看起來也許有人還覺得不夠『勁』，但在當時問題就大了，說你調和、投降，批判得要死。但過了幾年，後幾部出齊了以後（《聖地》、《萬年春》），卻又有人說你僵化。同一部作品，同一個人物，同一個性格，別人的看法相差這麼大，一個作家怎麼辦呢？作家逆風困難，可否隨大流呢？即假設有這樣的作家，你要左，他有，你要右，他也有，像一個商人那樣，要什麼貨色有什麼貨色。這樣做行麼？我看不行，所以我經常處在逆風中。我從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七六年，都是對『左』的不恭敬，『左』的方面對我也不賣帳，不給我好臉色看。可是萬萬沒有想到，到了現在，忽然沒有人說我調和、投降了，反而有人說我僵化、保守，我成了『左王』，真是奇怪。哪過去是什麼？是『右王』？真沒想到。這兩年我寫了幾十篇雜文《廣語絲》，有些同志覺得可以讀一讀，可是也有很多人罵娘。那麼你說怎麼辦？所以一個作家不能看風使舵，一是要堅定自己對真理的信念。」
一九九二年九月採寫，十月送歐陽山審閱後修正。
﹝編者按﹞這篇文章是潘夢圓女士於一九九二年十－月十六日交給本刊的！作者吳錫河先生在文中有「一九二七年他十九歲署名羅西的詩集《墳歌》和短篇小說集《仙宮》……」一語，與事實略有出入。事實上：《仙宮》一書是五位作家的合集，有短篇小說；也有詩作，羅西（歐陽山）雖有兩篇短篇小說（其中之一題名《仙宮》和一首詩收在書中；卻不能說是羅西的短篇小說集。此外。吳錫河先生在文中說受匡出版部的創辦人名叫謝壽康；但是侶倫先生在《香港新文化滋長期瑣憶》一文中則說受匡出版部的創辦人名叫孫壽康，究竟姓「謝」還是姓「孫」，仍須尋找其他的根據。
（原刊《香港文學》一九九三年二月五日第九十八期，轉貼自香港文學資料庫。）
以下圖片來自孔夫子舊書網，謹此默謝。
.jpg)
香港受匡出版部廣州分局稿紙廣告，一九二九年。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