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選錄譚秀牧多年來的小說創作，大部份都曾收錄於不同的單行本，僅本書最後兩篇：〈沒有休止符的哀歌〉與〈阿爸風生水起記〉未曾結集，原刊於千禧年出版的《鑪峰文藝》。收錄的作品大致按寫作與公開發表日期順序編列，限於篇幅，長篇創作只好割愛，内容以短篇為主，輔以字數比較精簡的中篇。從時間的跨度來看，作者的創作差不多經歷五十年，如此長期堅持實屬難得。這些作品，作者坦言都是趁工餘時間，在深夜，一點一滴的「捱」出來。而小說所構造的世界中，主人公大多都是底下階層的人物，他們在愛情、工作、生活等方面，都遭遇不同程度的糾紛、掙扎，讀者可以從中看到在血與汗之下，一幕幕捱出來的故事。
譚秀牧善於捕捉當時當地低下階層的生活片段，經過綜合、提煉、虛構，塑造一個又一個在窮苦生活下默默耕耘的人物。例如寫於五十年代的兩篇短篇〈夜工〉與〈母女倆〉均是以當年普遍的童工問題作為寫作的題材，創造出冒認成年去工廠上夜班的金華以及幫補家計到街市擺攤叫賣臭丸的小蘭。〈同情〉則寫因母親賣菜「阻街」被警察抓去，被逼一個人「揹著一個破舊的麻包，右手拿著鐵鉤子，漫無目的地在街上走著。一邊走，一邊往四下裏窺望；發現路旁有垃圾堆，就走近前去用鐵鉤撥弄幾下，彎下腰去，看看有可換錢的破爛的東西沒有」的小牛。以上三篇的主角都是孩子，在故事裏，他們面對或大或小的挫折，但仍然堅忍地活下去。
至於〈艇家之子〉，雖然都是孩子，但作者則將重心轉移至側面描寫一個艇家之子，母親早逝，在父親的教導下，如何早熟。小小年紀的孩子已經熟練划船、游泳這些海上生活的技能，而當敍事者想將打破了的杯子丟進海裏的時候，他立即如此反應：
「給我，給我，不要丟掉！」
我以為他留下來，準備賣給收買爛玻璃的人，便毫不猶疑的給他。他接了，輕捷地跳上岸，爬過那塊高大的岩石，走到山邊去。我望著他，真有些疑惑不解。
一會兒，他回到艇上來了，望望他的手，卻空著。
「你拿到哪兒去啦！」我詫異地問。他指一指荆棘叢生的山坡，映眨著小眼說：
「丟了。」
「丟在海裏，不是很便當嗎？」
「我們常在這裏捉魚，它會割傷我們的腳哩！」他拉一拉幾乎跌下來的褲子，揩了把鼻涕說。
我思索了好一會才明白過來，原來他指的「我們」，不只是他父親，而是這個漁村裏所有的漁民；同時也包括了在這附近捉小魚的泳客們。這麼一想，我馬上疚愧起來了。
「我」的愚昧舉措反襯孩子對海的愛護、對處理垃圾後果的睿智。如果說在那個艱苦的五十年代，前述三篇的孩子是「勇」的例子，則〈艇家之子〉的主角就是既「勇」且「智」的代表了。
〈樓上人家〉寫那對被遺漏在家的子女，每晚吵鬧至深夜，弄得樓下的羅生羅太睡不得安寧，羅太經過明查暗訪之後發現他們本性不壞，不過是因沒有家人照料，缺乏關懷與愛護，才會「玩超人之類的粗野遊戲」。雖然這家孩子的父母有些與別不同，但在香港確實有不少家庭也因父母外出工作，導致子女獨留在家，而不少因此而生的安全問題至今亦時有所聞。
從際遇反映社會
雖然譚秀牧的小說沒有炫目的技巧，亮麗的形式，但是卻善於製造或大或小的衝突與挫折，讓讀者體會身處其中的主角以及他們的夥伴們如何在逆境中應對。〈夜工〉的金華上夜班卻突然患上感冒，在這個時候，領班看見他工作遲緩的樣子，被「領班高舉起來的拳頭，已隨著叫罵聲而閃電似的朝金華的腿上使勁打下去了。」金華的工友們都紛紛予以同情關懷，例如陳發就把他拉起來，責問打人的領班，護送金華回家，更好心以謊言：「工友們因為他年紀最小，便叫他早些回來休息。你讓他好好休息兩天再算吧！明天是糧期了，明早你拿他的工咭到廠裏來出糧好啦！」安慰金華的母親，減輕她的不安與疑慮。〈惡人禮讚〉更以幽默反諷的筆法，敍述「惡人」高洛在面對大廈的惡狗、住客的惡鄰居、街外來的惡匪徒，如何以棋高一著的「惡行」克服難關，最後更獲政府頒發好市民獎。閲畢本篇，更讓人發覺原來要做一個「好人」，倒要像高洛那樣夠「惡」才行，字裏行間充滿令人無奈的黑色幽默。
至於〈同道中人〉，透過「我」這個敍述者，刻劃福哥的形象。福哥是一個捉蟋蟀的專家，他對捉蟋蟀熱點的地理環境與人情風貌都非常熟悉：
「還要走多遠？」我問。
……
「本來，去雞冠山，半個鐘頭就可到達了。」福哥說，煙火在嘴角閃亮一下。「不過，今晚，我們不要到那邊去了，——」
「為甚麼？你前幾天不是說，那裏的蟋蟀多，又夠狠的麼？」
「今天早上，聽捉草蜢的王伯說，那裏近月來，時常有盜墳賊打劫陰司路，所以鄉民和當局都巡得緊。」福哥的聲音有些沙滯，但卻夠響亮。他燃起一根香煙，然後說：「為免誤會，還是避開好些。你或許不知道，給鄉下佬碰到了，把你打個半死，才再講道理！」
雞冠山雖然近，但是容易被人誤會為盜墓賊，於是這次捉蟋蟀就另找地點。稍後，到了目的地，「我」捉蟋蟀是：「我開始試著，前後左右都是吱咧咧，牠們似在大合唱，無法從混成一片的音響中分別出其個體的所在。只好自以為是地，不停開亮電筒尋找，偶然發現一隻，但牠那麼精靈地，兩三下子就不知跳到甚麼地方去了。」笨拙異常；至於福哥：「彎著腰，腳步輕得恍似駕風而行，毫無聲息。一邊細聽著蟀鳴。聽準了聲音，知道了蟀兒的所在，突然開亮電筒照射；蟀兒給突如其來的強光弄得頭昏目眩，舞動著觸鬚，茫然地打著轉，福哥拱起手指的手掌像輕巧的罩子，蓋下去，就把牠捉住了。」身手輕快敏捷，兩人表現的巨大差別就進一步烘托出福哥手藝的精湛。而福哥更通曉蟋蟀的習性：
「福哥，剛才蟋蟀忽然不叫，究竟將有甚麼事情發生？」想起剛才的情景，不禁帶著餘悸問道。
「這是動物界的自衛現象，」福哥解釋道：「蟋蟀多的地方，蛇必多；因為蟋蟀是蛇的點心。凡是蟋蟀忽然停止鳴叫，必是蛇已出來活動；蜂兒聞到氣味，鑽回土洞去躲避，於是便沒了聲音了。」
這種知識，不可能單純從書本上學習而來，而是福哥透過多年捉蟋蟀經歷多番險境的經驗之談。
從幽默諷刺現實
〈惡人禮讚〉以幽默的筆法描繪一個「惡人」如何「以惡治惡」，從而突出平日我們這些「好人」如何受到社會的不公對待，卻敢怒不敢言。高洛的出現，正正是做了我們日常生活想做卻不敢做的言行，反抗社會的一切不義。〈火辣辣的夏夜〉以之前喜歡打尖插隊的牛頸榮遇上剛剛出獄的崩耳才作為故事的主綫，故事從外形、語言、行為三方面詳細描繪了崩耳才的形象：
外形：「說話的人約廿七、八歲。瘦削身材，方臉，左邊的耳朵缺了半片。他穿著長袖波恤，衫腳捲到肚皮上。」
語言：「老友，你拿不拿到後面去？」、「老友，放開我的手！」、「面子是你自己掉的，怨得誰？」、「我才坐了兩年花廳，絕不介意多坐幾年！」
行為：「崩耳才一手支著臉頰，另一隻手捏著香煙，一副心平氣和的樣子。」、「他瞟牛頸榮一眼，接著，快速地把手掌一轉，反過來把牛頸榮的手一搭，一撥；牛頸榮像觸了電，他的手給彈到櫃枱邊，撞在圍板上。」
崩耳才冷酷，坐過牢，說話簡單直接，身手功夫更遠在牛頸榮之上，是真正的「有料之人」。至於牛頸榮僅僅是外貌比較攝人，卻沒有真材實料，過招片刻就已經高下立見。因此，故事描述牛頸榮在不知道崩耳才底細之前，還咄咄逼人，要找人算賬，自然就讓讀者啼笑皆非！
而譚氏這種營造幽默的藝術形式，更普遍見於他的極短篇創作。例如〈夕陽正好〉裏，潘伯退休之後，無所事事，卻被子女輪番勸說：
素蘭想起有位同學，在鄰邨的社區中心任職。對爸爸提議：「阿爸，隔鄰邨社區中心有個明光耆老小組，時常有節目，如老人旅行、老人象棋賽、耆英健康舞……不如我替你拿張表格，申請入會，參加活動吧……。」
這時，漢良忽然想起一件事，插嘴道：「阿爸，街坊會禮拜六，舉辦新春敬老百歲宴，吃齋又有抽獎，我買兩張餐券，你與阿媽……」
身體仍然健壯，卻被家人以為已經風燭殘年，不斷「老人」前、「老人」後，潘伯自然覺得討厭，難怪他要再重出江湖，另找新工，開始新生活了。
至於〈劫匪奇遇記〉以異性同名的偶然事故，最終導致劫匪被捕；〈誘惑〉以王愛琴自由自在吃乳鴿勸喻朋友不要盲目迷信崇拜表裏不一的偶像；〈聖誕奇遇拆良緣〉以新郎巧遇内地來港的表嫂一番話，捅破一樁騙人的「良緣」，原來大家眼中單身的老好人一早在内地已經結婚生子，卻還厚顔在香港結識異性重婚；〈巨獎的誘惑〉以爸爸投入十萬資金買六合彩，但僅僅換來彩金十萬零一百元，說明靠博彩發達的虛妄……以上都可見作者在各個極短篇的精巧構思。
結語：香港的現實主義小說寫作
在六十年代以還，香港引入外國多種多樣的文學思潮與理論，此起彼伏。當中，存在主義、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等等更曾成為不少香港作家實驗的寫作綱領。不過，在前衛寫作之外，同時期的香港仍有不少以傳統現實主義筆法筆耕的作家。譚秀牧的作品透視社會階層之深之廣，與同時代的作家比較，均有過之而無不及。觀看他的作品，除了繼承傳統小說出色的形象、對話、動作描寫之外，更有獨特的幽默感，日後研究者如要重寫香港小說史，譚秀牧必然是一個不能繞過的名字。
二○二○年七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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