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種形成，在生物學上，是一種演化的過程，而達爾文認為自然選擇是物種形成的關鍵因素。這三年疫情之間，人存活在這時代，經歷各種恐懼與隔絕，彷彿也活生生經歷天演。阮文略有著生物科學的背景，又極具哲思，《物種形成》書名自然有其深刻意義，他在自序引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概括之。詩集目次「突變」、「天擇」、「遷移」、「漂變」也正代表了影響種化的各個因素。
「突變」可能是自身細胞分裂時發生錯誤，或受到化學、輻射、病毒等影響，這使生物不正常，難以生存。因此在「突變」一輯，意象怵目驚心，核心意義總圍繞在「消失」。「沒事。世界一定不會有事的對吧」（〈沒事〉）、「『末世而已／用不著那麼慌」」（〈末世〉）、「那顆本來應該永遠釘在天圖上的星宿／消失了，無影無蹤」（〈無題〉）。而在香港地理位置上，在2019年的時間點之後，「消失」、「翻天覆地」的意象，可能不僅僅是疫情之故。〈遺忘〉一詩，「敵人索取我的遺忘／然而我一窮二白／身上一點遺忘都沒有／乾乾淨淨的頭裡／只有記憶在燒」，此地沒有禁書單、沒有明示語言規定，但某些歷史必須缺漏，有些名詞必須改正，在自我檢查裡，沒有遺忘，只是燒掉。燒，在腦海裡是一種銘記。
而重新編寫說話，何其困難，「白布罩在我們的臉上／我逐一繪上眼睛和嘴巴／／有些人重新睜開眼／有些人試圖說話／／更多人沒有反應／白布紋風不動／／可能他們已經死去了／可能只是我畫得不夠好／／誰來接力再畫一次？／即使墨水所剩無多」（〈畫畫〉）。身為詩人，無時不感知，話語自然流露，寫詩就像是日常思考的方式，替眾人言，試圖找到各自的面目與屬性。但噤聲所懼，死去的究竟是生命，還是在地理環境突變影響，而喪失言語功能。這究竟是有利於生存的變異抑或一種慢性炎症？阮文略為「太平」，做了個悲傷且刺痛的黑色詮釋，「夜如是／只要暴雨夠張狂／百鬼如何夜行都沒事了」。
「天擇」即是地獄寫照。而地獄在哪？審判在哪？大疫當頭，好人壞人有何區別？「人皆有一死，死不是／詛咒，地獄是任何人都要去的」（〈審判〉），「愈來愈多活人把自己偽裝成鬼／開始食人飲血、唱鬼的歌／／現世就是新的地獄圖景／可是若到處都是地獄／地獄的存在尚有其價值嗎？」（〈鬼滅以後〉）究竟何種才是地獄？遍地屍骸血跡？禽鳥藤蔓枯絕？或是疫病肆虐？阮文略說，道還不算，人間的罪惡未經審訊，比地獄更糟糕，但畢竟不是地獄。對照其他首詩作互文，或許真正的地獄尚且能關惡鬼，而此處百鬼横行。如〈喝酒〉所示，地獄有忘川水，「我城有無數人正要排隊去喝／兌著記憶去喝／滲著在寒冬裡咆哮的忘川水去喝」，為何要兌著記憶喝望川水，對照前詩所說，敵人索取遺忘，此時人間不僅無法安頓身心，甚至連地獄都不如。百鬼橫行世間，如何收拾？逼迫至極，那就一同消失吧！「至於如何替這收容惡鬼的地獄砌牆來，先把好酒乾了再說。」為了幫惡鬼砌牆，「城裡的好人終於統一口徑：／我們不介意／跟你們一起下到地獄去／看你們跳舞／跳到死」（〈下地獄〉）。
在這自然選擇的過程中，為了適應環境，個體差異被突顯出來了。但能僥倖活著的是誰？又能活成什麼樣子？阮文略在詩集當中，富有現實感，不斷回應與自我省思，面對砲管、病毒、他人的言語質疑，詩人的筆、詩人的書寫狀態，在這樣的局勢，該當如何？詩歌何為？書能擋下什麼？阮文略用了騎驢的典故意象，談疲累的詩歌如何馱負生活。〈度日〉很鮮明，從新聞事件而來，一位父親帶著獨自撫養的自閉兒子往大嶼山心經簡林遠足，中暑而死，兒子不懂求救，只表達「爸爸坐了下來，沒有理會我」。阮文略自覺，以新聞入詩，是否在消費悲劇？直到自身經歷類似，竟也萌生「不如坐下」的欲念，而說我忽然懂了。接著，話語一轉，「有些詩是應該寫的／寫一首詩／如點一盞燈／點一盞燈／如讓人含住一口氣／多活一些時間／見證日落／以及走完那條山路」。
這本詩集承載了許多重量，將生活信手拈來，無處不是詩，讀者翻開詩頁，彷彿就像隨處拉了張椅子，就坐在阮文略的身旁聽其獨語，那麼真誠而私密，既個人又群體。詩人剪裁對話、閱讀詩書、眼目所觸，談年歲，談苦難，談人間法則，看東歐、看俄羅斯、看緬甸，米蘭·昆德拉、聶魯達、也斯、西西、瘂弦、商禽、詹冰的詩文等等都埋伏在其中，而被擦去的名字，夢裡亦不能說出口的名字，也在空白處占有位置。常有道樣的遠方，「我有個朋友……」，就任意開啟一個正在物種形成的世界，也是一首首敬悼之輓歌。此處翻譯詩作、吃晚飯日常，而他方正槍聲此起彼落。
〈叮嚀〉寫給孩子，少數具有溫情語調的詩作，即使這首詩的本質非常悲涼。這讓我想起義大利電影《美麗人生》（La vitaè bella）。「爸爸現在去睡一會兒／若沒有什麼事情不要弄醒我」，以此起首為語境，囑咐孩子，即便爸爸身體痛楚呻吟，都可以不理，「但是若爸爸從夢裡／喊出一些你從未聽過的名字／那就把我叫醒吧／啊不對／不要管窗外是急風暴雨／還是昏暗無明了／去穿我的雨衣掌我的燈趕快從玩具堆中／找回你最喜爱的娃娃／就抱緊著離開吧」。這首內斂地以簡易守則，包裹了現實的殘酷與血腥，也隱隱指向比病毒還可怖之事。
阮文略在詩裡說，當架上所有詩集都成了禁書，慌張的藏書人，焚燒所有，卻捨不得一本尚未書寫，準備用來寫詩的筆記本。他又說在監視下，只寫半句，死神永遠在半途。他自白，被禁止寫詩，所以不寫詩了，文體可以從缺，不過就是寫。
我們如同閱讀阮文略怎麼強悍地看待這世間的劇變，看待大疫之年的人心，看待香港，或者詩又該是什麼樣的存在。還有什麼能存留下來？或者需要存留？快要一切不剩，無法呼吸的彼時，所倚靠的是強壯基因或者強悍的心靈？還是逃逸現實注視，乞向未來？！每個輯目就像預告了一場場演變的難關，人渺小在其中脆弱、躲避、期盼，卻又不同於其他生物，拿起筆要給予天擇一個意義。那又是何其有幸，此時此刻，我們尚能思考，還可閱讀，更能書寫。
阮文略說重要的不是如何守護記憶，而是在徹底遺忘以後，如何重新召喚明日的太陽。他說，明天我們一起寫詩。
余欣娟，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現為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副教授。著有《心遊萬仞：現代詩的觀看模式與空間》、《一九六Ｏ年代臺灣超現實詩──以洛夫、瘂弦、商禽為主》、《明代「詩以聲為用」觀念研究》、《風櫃上的演奏會：讀新詩遊臺灣》（合著）、《走入歷史的身影：讀新詩遊臺灣》（合著）。
（《文訊》2024年4月號第46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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