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種形成,在生物學上,是一種演化的過程,而達爾文認為自然選擇是物種形成的關鍵因素。這三年疫情之間,人存活在這時代,經歷各種恐懼與隔絕,彷彿也活生生經歷天演。阮文略有著生物科學的背景,又極具哲思,《物種形成》書名自然有其深刻意義,他在自序引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概括之。詩集目次「突變」、「天擇」、「遷移」、「漂變」也正代表了影響種化的各個因素。
「突變」可能是自身細胞分裂時發生錯誤,或受到化學、輻射、病毒等影響,這使生物不正常,難以生存。因此在「突變」一輯,意象怵目驚心,核心意義總圍繞在「消失」。「沒事。世界一定不會有事的對吧」(〈沒事〉)、「『末世而已/用不著那麼慌」」(〈末世〉)、「那顆本來應該永遠釘在天圖上的星宿/消失了,無影無蹤」(〈無題〉)。而在香港地理位置上,在2019年的時間點之後,「消失」、「翻天覆地」的意象,可能不僅僅是疫情之故。〈遺忘〉一詩,「敵人索取我的遺忘/然而我一窮二白/身上一點遺忘都沒有/乾乾淨淨的頭裡/只有記憶在燒」,此地沒有禁書單、沒有明示語言規定,但某些歷史必須缺漏,有些名詞必須改正,在自我檢查裡,沒有遺忘,只是燒掉。燒,在腦海裡是一種銘記。
而重新編寫說話,何其困難,「白布罩在我們的臉上/我逐一繪上眼睛和嘴巴//有些人重新睜開眼/有些人試圖說話//更多人沒有反應/白布紋風不動//可能他們已經死去了/可能只是我畫得不夠好//誰來接力再畫一次?/即使墨水所剩無多」(〈畫畫〉)。身為詩人,無時不感知,話語自然流露,寫詩就像是日常思考的方式,替眾人言,試圖找到各自的面目與屬性。但噤聲所懼,死去的究竟是生命,還是在地理環境突變影響,而喪失言語功能。這究竟是有利於生存的變異抑或一種慢性炎症?阮文略為「太平」,做了個悲傷且刺痛的黑色詮釋,「夜如是/只要暴雨夠張狂/百鬼如何夜行都沒事了」。
「天擇」即是地獄寫照。而地獄在哪?審判在哪?大疫當頭,好人壞人有何區別?「人皆有一死,死不是/詛咒,地獄是任何人都要去的」(〈審判〉),「愈來愈多活人把自己偽裝成鬼/開始食人飲血、唱鬼的歌//現世就是新的地獄圖景/可是若到處都是地獄/地獄的存在尚有其價值嗎?」(〈鬼滅以後〉)究竟何種才是地獄?遍地屍骸血跡?禽鳥藤蔓枯絕?或是疫病肆虐?阮文略說,道還不算,人間的罪惡未經審訊,比地獄更糟糕,但畢竟不是地獄。對照其他首詩作互文,或許真正的地獄尚且能關惡鬼,而此處百鬼横行。如〈喝酒〉所示,地獄有忘川水,「我城有無數人正要排隊去喝/兌著記憶去喝/滲著在寒冬裡咆哮的忘川水去喝」,為何要兌著記憶喝望川水,對照前詩所說,敵人索取遺忘,此時人間不僅無法安頓身心,甚至連地獄都不如。百鬼橫行世間,如何收拾?逼迫至極,那就一同消失吧!「至於如何替這收容惡鬼的地獄砌牆來,先把好酒乾了再說。」為了幫惡鬼砌牆,「城裡的好人終於統一口徑:/我們不介意/跟你們一起下到地獄去/看你們跳舞/跳到死」(〈下地獄〉)。
在這自然選擇的過程中,為了適應環境,個體差異被突顯出來了。但能僥倖活著的是誰?又能活成什麼樣子?阮文略在詩集當中,富有現實感,不斷回應與自我省思,面對砲管、病毒、他人的言語質疑,詩人的筆、詩人的書寫狀態,在這樣的局勢,該當如何?詩歌何為?書能擋下什麼?阮文略用了騎驢的典故意象,談疲累的詩歌如何馱負生活。〈度日〉很鮮明,從新聞事件而來,一位父親帶著獨自撫養的自閉兒子往大嶼山心經簡林遠足,中暑而死,兒子不懂求救,只表達「爸爸坐了下來,沒有理會我」。阮文略自覺,以新聞入詩,是否在消費悲劇?直到自身經歷類似,竟也萌生「不如坐下」的欲念,而說我忽然懂了。接著,話語一轉,「有些詩是應該寫的/寫一首詩/如點一盞燈/點一盞燈/如讓人含住一口氣/多活一些時間/見證日落/以及走完那條山路」。
這本詩集承載了許多重量,將生活信手拈來,無處不是詩,讀者翻開詩頁,彷彿就像隨處拉了張椅子,就坐在阮文略的身旁聽其獨語,那麼真誠而私密,既個人又群體。詩人剪裁對話、閱讀詩書、眼目所觸,談年歲,談苦難,談人間法則,看東歐、看俄羅斯、看緬甸,米蘭·昆德拉、聶魯達、也斯、西西、瘂弦、商禽、詹冰的詩文等等都埋伏在其中,而被擦去的名字,夢裡亦不能說出口的名字,也在空白處占有位置。常有道樣的遠方,「我有個朋友……」,就任意開啟一個正在物種形成的世界,也是一首首敬悼之輓歌。此處翻譯詩作、吃晚飯日常,而他方正槍聲此起彼落。
〈叮嚀〉寫給孩子,少數具有溫情語調的詩作,即使這首詩的本質非常悲涼。這讓我想起義大利電影《美麗人生》(La vitaè bella)。「爸爸現在去睡一會兒/若沒有什麼事情不要弄醒我」,以此起首為語境,囑咐孩子,即便爸爸身體痛楚呻吟,都可以不理,「但是若爸爸從夢裡/喊出一些你從未聽過的名字/那就把我叫醒吧/啊不對/不要管窗外是急風暴雨/還是昏暗無明了/去穿我的雨衣掌我的燈趕快從玩具堆中/找回你最喜爱的娃娃/就抱緊著離開吧」。這首內斂地以簡易守則,包裹了現實的殘酷與血腥,也隱隱指向比病毒還可怖之事。
阮文略在詩裡說,當架上所有詩集都成了禁書,慌張的藏書人,焚燒所有,卻捨不得一本尚未書寫,準備用來寫詩的筆記本。他又說在監視下,只寫半句,死神永遠在半途。他自白,被禁止寫詩,所以不寫詩了,文體可以從缺,不過就是寫。
我們如同閱讀阮文略怎麼強悍地看待這世間的劇變,看待大疫之年的人心,看待香港,或者詩又該是什麼樣的存在。還有什麼能存留下來?或者需要存留?快要一切不剩,無法呼吸的彼時,所倚靠的是強壯基因或者強悍的心靈?還是逃逸現實注視,乞向未來?!每個輯目就像預告了一場場演變的難關,人渺小在其中脆弱、躲避、期盼,卻又不同於其他生物,拿起筆要給予天擇一個意義。那又是何其有幸,此時此刻,我們尚能思考,還可閱讀,更能書寫。
阮文略說重要的不是如何守護記憶,而是在徹底遺忘以後,如何重新召喚明日的太陽。他說,明天我們一起寫詩。
余欣娟,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現為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副教授。著有《心遊萬仞:現代詩的觀看模式與空間》、《一九六O年代臺灣超現實詩──以洛夫、瘂弦、商禽為主》、《明代「詩以聲為用」觀念研究》、《風櫃上的演奏會:讀新詩遊臺灣》(合著)、《走入歷史的身影:讀新詩遊臺灣》(合著)。
(《文訊》2024年4月號第46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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