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定銘、幻影、鄭明仁、黎漢傑、夕陽近照

左起：許定銘、幻影、鄭明仁、黎漢傑、夕陽（2019.09.18）

羈魂：與易牧、萱人季季紅酒家共聚記樂

人生難得季季紅
白髮相迎三笑翁
滄海幾經餘父愛
激流盡蕩棄前功（1）
也曾破土栽伊藥
尚憶敲門御晚風（2）
但願年年兄弟在
健行能飯論英雄

──2019/7/30
（上平一東韻）

註1：易牧兄為文社時期激流社中堅，惜嗣後退隱文壇；今與妻女共享天倫，不亦樂乎！

註2：伊藥為萱人兄筆名，《破土》亦為其創辦之雜誌。文社年代曾贈〈致老吳〉一詩，內有「午夜叩門」、「御風而行」等句。— 標籤︰吳萱人、羈魂和易牧。

（胡國賢臉書2019年7月30日）

陳冠中：記丘世文

美藝畫報社：十九年前的今天，丘世文先生因病過世。數天後陳冠中寫了一篇悼文，初刊於明報。

《記丘世文》
陳冠中

丘世文跟我是在香港大學利瑪竇宿舍相識的，時間是一九七一年九月，我們是新生，皆穿了白襯衫，打了窄領帶，準備過渡兩周的「玩新生」，不過丘世文的領帶不是一般尖頭那種，而是平頭的，加上他那蓬厚的鬈髮，我很快就看到他，是我第一個自動走上去自我介紹的大學新同學。

丘世文是那屆宿舍新生中，唯一唸英國文學的。我是在社會科學系，但文學是我自以為必須知道的基本功，所以跟唸英文系的丘世文好像有幾分親，交談自然多。「玩新生」期間，那些舊生，又叫「大仙」，個個神采飛揚悠然自得的在說笑搞怪，但是新生不准笑，誰笑誰就被罰站在大飯桌上，還口咬住自己的領帶頭，丘世文常忍不住笑，故屢見他站在大桌上咬自己領帶。不過他能彈一手結他，唱民歌，很快已廣結人緣，成為開心果，大家心裏都喜歡他。

他唸英國文學是全心全意的，記性好，不停看書，到年終大考，宿舍裏有些三年級主修英國文學的大仙還要叫丘世文替他們惡補莎士比亞和艾略特，是真的，我在場。

大學畢業後他去巴黎唸書，回港後在黃錫照、麥當雄主持下的麗的電視做人事管理，每次他把一些工作經歷告訴我，我都被他的措詞和精選細節逗得捧腹大笑，甚至笑到往地上打滾。

他有說故事的本事。

他結婚一切極簡化，就是去婚姻註冊處簽個字，我和另一名文學系同學見證，還穿了西裝，但他們夫妻倆卻只穿着牛仔褲。

丘喜歡做好朋友的主人，招待時候精神抖擻，故事源源不絕，加上丘太太周雅麗能煮各種複雜美食，我以到他家串門為樂。他記性特好，好像愈遠的事情愈記得愈清楚，我有次笑他「每天睡前都把一生重想一次」，他欣然接受這個說法，以後並經常對人說我這樣說他。

他是名副其實的五、六十年代香港口述史料家。我是他的同代人，所以才能確定他是記憶力驚人。

一九七六年我辦了《號外》雜誌，主要寫手是鄧小宇、胡君毅和我自己，包辦大部份文章，幾期後我成功的引誘丘世文替 《號外》寫東西，很快他比我們更多產，把原來是我的兩個筆名接過去，又把原本是胡君毅、我和他合用的「胡冠文」完全接手，由他一個人寫了許多懷舊和文化觀察的文章，又用顧西蒙之名寫了著名的《周日牀上》，用尤明實錄了香港時人的獨特的──往往是可笑的──口頭文化，一直支撐了近二十年，他部份文章結集成《在香港長大》和《愛恨香港》，最近重版為《看眼難忘》。

他是香港作家。我相信他喜歡我這樣稱呼他。

他的職業是會計師，是他從巴黎回港之後自己去修回來的。岑建勳主管《號外》的時候，大家都跟着岑稱丘世文為「經理」，因為他經常規勸我們以實務為重，量入為出。這是他務實的一面。

那個時候除了《號外》一幫人經常利用他家來開月會之外，他很少接觸文化界。他身邊的朋友很多，包括喇沙舊同學和利瑪竇的宿友，多是醫生、律師、會計師、公務員、商界的人。他的朋友很少斷線，可見他重友情。

丘世文的工作和生活圈子，令他看到一般寫文章的人看不到的世界，這使他創作不斷，而他寫作的旨趣，正是捕捉香港某一瞬間變幻未定的現象和感覺。他為了紀念英年早逝利瑪竇宿友陳修治醫生，寫了《同行四分一世紀》，裏面說：「太久以來，我們習慣了只記只看以天災人禍為經、以王侯將相為緯的歷史，從來沒有着眼留意尋常生活中，環繞我們的一般所謂凡夫俗子；他們一舉手、一投足，其中或許蘊藏有無限的心思，乃至好意也不定。」

丘世文寫的是當前，是香港，是局內人的立場，而不是依從前人的視角，或「中心」文學的成規。他大學時，看見巴赫金的「對話」觀，留法期間碰上了結構思潮的解散和後現代的挑戰，一直不相信任何一統天下的規範，明白到真理的吊詭和現實的狡猾。他經常眉頭一皺，苦思如何用一些語句去說出那幾乎不能說的道理，最後只得借用「對話」、「反諷」、「反思」、「多元」等，來模擬他心中有數的，開放而沒有絕對的世界。

他一生貫徹，小時候愛看書，到大了還最愛看書，博覽中英文書。我問過青文曙光書店，丘世文是否常來找書，馬國明說，不是常來，而是每天來，有時候一天來幾次。我也做過非正式調查，問了幾間英文書店負責人，有哪些主要個人顧客，丘世文的名字就出來了，他買了書後，回家用鋼筆在扉頁簽上中文名和寫上日期，然後包書。

我每次到他家的另一樂趣，是翻他的書，他看書沒有功利或實用的目的，是為探索而探索。他曾舉《西遊記》為例，說探索過程比成果更為重要。他是真正的讀書人，另一個我認為他會喜歡的稱呼。

他患腦疾之初，曾對我說他算是蠻stoic，素來不把死亡看作甚麼大不了。在寫陳修治醫生的書內，丘世文說自己在宗教上是「一名存疑論者」。這幾年我近佛，卻未曾和他談過這方面的想法。那次我問他如何看佛教，他說「不是很喜歡」。他的書架上，佛學書是明顯的不足。當時我們沒有繼續這話題，我想：以後要找時間跟他談一次，不望說服他，只望播下種子，為我們的半生緣留下延續的緣份。他不曾知道我這份心願。

（一九九八年十月）

（《美藝畫報社》臉書專頁2017年10月21日）

許定銘：舊日的物價

倪匡那篇訪問稿，提到一九五七年他與倪太拍拖的往事，很有意思，錄如下：

……今日收到三個半稿費，一人一碗义燒飯，食完佢飽我仲未飽，無錢食第二碗。嗰陣時茶餐廳有「靚仔帶帽」，兩毫一碗白飯加滷味汁，好好食，我食一碗，食飽咗出門口有檔賣雞蛋仔，一毫子一餅，買一餅當甜品……

倪匡之意是好淒涼，其實我覺得他當年用三個半兩個人去食一餐，已經很豪，食得好闊綽。

一九五七年我年紀還少，知道的社會狀態大概不很深入，但記得也頗清楚：那年代我住在旺角，附近有很多大排檔，魚蛋粉兩毫，雲吞麵三毫，菜遠牛肉飯不過五毫;携着火水爐沿樓梯上樓賣的腸粉，每碟一毫，鄰街有麵包店，自製出爐的新鮮雞尾包、墨西哥包，毫半兩個……。有個親戚生了孩子，母親去探望她，買了五毫子义燒給她補身，那時候的物價真低。

不知倪匡為甚麼說「今日收到三個半稿費……」，想來當年應是稿費每千字三個半。我一九六二年開始寫稿，稿費是千字五至八元不等，和倪匡的一九五七年比，升格不少。

那時候我在大坑東讀高一，學校門口有間在大樹下僭建的街坊茶寮，午間牛肉飯六毫子一碟，叉燒飯五毫一碗，另有些用豉油碟盛的花生、豆腐乾、蘿蔔乾之類，可以佐飯的小東西，每款一毫。至於倪匡說的「靚仔帶帽」，我們沒那麼文雅，乾脆就叫「白飯加色」，每碗一毫。我有個家裡很窮的同學，餐餐食三碗「白飯加色」，斬料師傅見他可憐，常偷偷在碗內底送兩片叉燒或牛肉，很有人情味。

我當年靠寫稿賺零用，每次收到稿費，不肯吃大樹下的牛肉飯，常跑兩條街，到大坑東村口的那間酒樓食「波蛋叉燒飯」，亦不過個二銀錢而已。那時我常盼望吃一頓維他奶配菠蘿包的早餐，要四毫，嫌貴，始終未食過！成長後忘得一乾二淨，今日卻忽然記起來。

物價常因地區和舖租的不同而差價甚大，倪匡可能在中環返工及拍拖，他去的茶餐廳，價錢很貴，比五年後大坑東的還要貴。

吾友蘇賡哲有句名言：我們飲茶的茶餐廳，可樂五毫，大酒店的可樂九蚊，不過各有各的客路，永遠不能比較。

倪匡和我的捱窮日子雖然不同，卻同是捱世界，那段日子已非常非常遙遠了，遙遠得後生們都以為我們在講神話！

許定銘：那群八十四的豬們

今日（9月14日）讀《蘋果日報》，娛樂版有倪匡的訪問，八十四歲的倪匡說他已失去「行路的配額，行路超過三分鐘就唔再郁得」。真如此，倪匡的身體確實差得很，再不鍛煉、鍛煉，恐怕再過些歲月，連電動輪椅都控制不了。

香港男人平均壽命近八十二歲，倪匡如今八十四，是早已有賺，既然上天眷顧，更應努力點，在尋求個人快樂之餘，不妨花點餘力，多活動一些，好好多活幾年。

一九七Ｏ年代，我在灣仔軒尼詩道某二樓開文史哲書店，談錫永住在該大廈的九樓，每日放工回來，總愛到店內找我閒扯，風花雪月談書事文事，間中還會隨手攞張紙用原子筆畫起畫來。有次特別用心，拿張A4紙畫了張小鳥在枝頭振翅欲飛之勢，還在空白處題了首七絕，可惜我只記得首句「大學人本小麻雀⋯⋯」，該詩大意在嘲諷某些大學人物常趾高氣揚、盛氣凌人，或有所指，不過，我不方便問，事後他亦把該畫搓成一團，丢進字紙簍去。

其後胡菊人離開《百姓》，接手編《中報》，邀談錫永當副刊編輯，他給我開了個三幾百字的專欄寫書話。寫了二十幾天，報刊人事起了變化，談錫永「劈炮」，整個副刊大改組，我的專欄自然關門大吉。那二十幾篇稿我本來有剪存，可惜有次叫人拿整本剪貼簿去影印某些東西，那人竟然把剪貼簿丢失了，裡面的文稿全部失去，專欄寫些是甚麼，用甚麼欄名，都忘記得一乾二淨，只記得是用筆名陶俊寫的。

一九九Ｏ年代中期，我和談錫永都在多倫多，我住默西沙迦，他住列治文山，兩者之間用超級公路車程也超過半小時，本來見面機會不多，可幸談錫永開了間齋舖，此中有一味如手掌般巨大的菇類，填配上餡料，炸上或清蒸，都極似釀蟹蓋而深得我心，故此常幫趁，有時乘機在舖內聽王亭之當眾講佛。

其實我見談錫永多次之處，不在他的齋舖，而在列治文山十六街附近一間已記不起名的中式酒樓，它最出名的是「片皮鴨」，常賣大包，十二元一隻，是我上街晚飯的「基地」。兩個人一隻吃不完，常要打包。幸好有時會遇到談錫永，便叫伙計斬半隻過去。

有一次記不起是誰請食晚飯，飯後我負責送不開車的談錫永回家。他硬要陪我坐車頭，老妻只好轉到後座去。途中忽地下起超級巨雨，在沒有街燈的小路我開得很慢，雨點轟到車頂似不絕的雷響，忽地一陣巨浪般的豪雨正面撲向擋風玻璃，似大爆炸，早已進入夢鄉的談錫永隨即彈醒。

「乜事？」

我定了定神：「冇事，落大雨啫。」

轉頭一看，原來他又睡着了。他們那一代人見過世面，受過戰爭洗禮，天跌落嚟都不算大件事。

之後我再沒見過談錫永。直到二零零幾年的某日，我經過禮頓道去三C會食午飯，豈料竟碰到了談錫永，說他這幾年很忙，南京大學給他開了個與佛有關的學系，叫他做系主任，常多倫多、南京的飛來飛去……，還說有人要請他午膳，硬要拉我做陪客。

請客的原來是體育界的大豪客，舊相識，冒王亭之大名，想要結識結識，幾個人一頓午飯，乳豬、乳鴿、鮑翅……相當豪。

轉眼又多年過去了，不知已八十四歲的老豬談錫永可好？還用不用多倫多、南京的奔波？

舊日與談鍚永閒話時，他跟我談起「五豬會」的事，說經常在《明報》活動的人中，有五個人都是一九三五年生的，均肖豬，常聚在一起食嘢。

是哪五個人呢？事隔近五十年，記憶已很糢糊。談錫永、蔡炎培和倪匡是必然之選，因為他們和《明報》的關係都很密切。

但其他那兩個呢？若論年歲，有幾個文人是非常接近的，那是崑南、盧因、黃俊東和李文健（杜漸）。

蔡炎培早兩年和崑南一起接受訪問，一開始即哈哈大笑說：「如果三隻豬一齊訪問就更有趣，可惜盧因不在。」這句話說明蔡炎培、崑南和盧因都是同年的豬，一九五Ｏ年代的青年文壇老友記，好像都是出版《詩朶》的主力。但，當年盧因已移居温哥華，不會是他，至於崑南屬不屬「五豬會」？有可能！

黃俊東和李文健都是一九三四年末出生的，但一九三五年立春甚早，計習俗，他們也肖豬。黄俊東是《明報月刊》的編輯，是《明報》人，順理成章的第四頭豬，李文健靠搖筆桿揾食，百足咁多爪，跟《明報》關係可能也很密切，他和崑南都是第五頭豬的人選。

其實五豬或六豬都無所謂，不過是玩意而已。

說人家是「豬」，似乎是貶詞，其實不然。當年王亭之說：豬是文曲星托世，是很有才華的文人，很聰明的。

走筆至此，請讓我插科打諢，說件題外的趣事：我是一九四五年生的，是頭雄赳赳的雄雞，一九五Ｏ年代知道要去取身份証時已經十四歲，不知是我長得瘦小，還是其他原因，那位坐在鐵欄後，高高在上的公務員說：第一次領身份証的細路，都是十二歲的。因此，我由十四歲變成了十二歲，由肖雞變成了肖豬，比「五豬會」諸公細了十二年的豬，不知我這頭冒充的豬是否也是文曲星托世？

我雖然是小一圈的豬，但與一九三五年的那群老豬大都是很談得來的老友。

認識得最早的是詩人蔡炎培。一九六Ｏ年代初，我們一班文友初涉文壇，學寫現代詩。其時詩人自台灣學成歸來，似未曾找到合適的工作，經常參加我們的聚會，導師式的指指點點，很談得來。我們有社刊要出了，炎培的稿總是又快又好，大力支持。我印象較深刻的是《藍馬季》中的蔡星堤，此筆名用的不多，爆出來免日後研究者花心思。據說如今蔡詩人年事已高，甚少活動，隱居藍田看日暖，多思華年了！

一九七二年前後，我受好友白勺（黃韶生、黃星文、黃濟泓）影響，開始收集中國現代文學創作類絕版舊書，經常跑舊書店。

其時文社文友安東（蘇賡哲）在旺角洗衣街（麥花臣球場斜對面）開新亞舊書店。蘇兄長袖善舞，經售手法絕佳：他每日均到九龍、新界及港島各區的舊書店巡視，看看有沒有新到的好書收買。每到黃昏，蘇兄總携着一兩札舊書回來，愛書人早已等在店中，待他一拆開書札，紛紛伸手搶購一空，不熟悉內行的外人，絕對想不到這間只有幾個小書櫃的半邊舖，竟是香港舊書業的總匯，每日營業額以千計的小店，在舖租也不過一千幾百的一九七Ｏ年代，絕不是個小數目。

那些年黄俊東住在沙田道風山，放工後每日都到旺角火車站乘車回家。我們常在等候蘇老闆回程時閒話家常，交換購書心得。

那時候，除了買舊書，很多時都見俊東帶些剛買的新玩具回家，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件用長棍推動的小雞（或小鳥？），推動長棍時，小雞一面走，一面叫，又會拍翅膀振振欲飛，相當有趣。俊東常買這些小玩物回家，他讀書，孩子們玩玩具，是個超級好父親。

後來俊東移居澳洲，搬了好幾百箱書過去，每日看書掃樹葉，本來樂也融融，不幸幾年前突然中風。醫好了，寫字稍有困難，不知是手震還是活動不靈光？

吾友林樹勛是一九三三的，十年八年前已經手震，寫字不成字，一筆一畫蜷弓蝦米的，似蠕動的小蟲，可幸他用心學電腦，懂倉頡，的的篤篤的也篤出本《香港文學作品欣賞筆記》（香港科華圖書出版公司，二Ｏ一五），但願俊東花點讀書般的毅力，很快就能「篤字」，不用每年過年過節，都要靠兒女代筆傳電郵來。不知這幾年代筆的，是不是就是四十多年前玩「長棍小雞」的那位，這是好父親積的福。

一九七Ｏ年代中後期，杜漸辦讀書雜誌《開卷》。記不起是誰帶他到書店來介紹我認識的，從投稿到代售《開卷》，到因同好結成老友。我為《開卷》和《讀者良友》寫稿，他後來還把我發表的那些稿件編成了我第一本書話集《醉書閒話》（香港三聯書店，一九九Ｏ），我們的友情日益深厚。

一九九三年，我一家四口作了次美加東西岸之旅，到達多倫多時是深夜十一時半，杜漸夫婦竟然在酒店的大堂等我，還用小汽車把我帶到密西沙迦他的新居探訪。

想不到這次拜訪，他地庫近千呎的書房吸引了我。兩年後我也移居默西沙迦，在杜漸家馬路對面，買了間二千呎，四房兩廳，兩層高的獨立屋，我也把過千呎的地庫裝修成書房，兩個書癡談文說藝，樂也融融的住了五年。

今年七月的香港書展，主題是「科幻」，正是杜漸的老本行，他在香港出版過有關科幻的雜誌，又寫過幾本與科幻有關的書。主辦單位請他回來主持一個講座。

我跟他吃了一頓午飯，人依然「青靚白淨」，卻瘦了兩個碼，高高瘦瘦，風也吹得起的樣子，到底是八十四歲的老人了，他低聲語我：「定銘，我身體差多了。」我叫他用白紙寫幾個字，雖然手震震，卻仍挺拔有力，絕未蒼老。

盧因一九七二年移居温哥華，一向聞其人而不識此人。一九九Ｏ年代中至公元二千年，我住在多倫多，某日盧因自温哥華來，與金炳興來看我。自後我們多用電郵交往。二千年後我回流香港，與鑪峰諸友交往，每年出版《鑪峰文集》時，盧因均應我邀來稿支持，又快又好，關係不錯。我還介紹他認識替我出書的黎漢傑，看來《盧因短篇小說選》快要出版了。

是二千年後的事，但記不起是那一年了，盧因回港探親，千叮萬囑叫我約蔡炎培見面，我和吳萱人一同參與兩頭老豬的茶聚，幾十年的交情感動得眼濕濕，大家握着手，不知從何說起。

我前幾年到温哥華，老盧因說一定要請我食晚飯。颤巍巍行動不便的老人家硬要到唐人街請我吃一頓。他身體似乎不如其他幾隻老豬，把駕駛執照回交通部，不再開車。據說近年還得到加華作協頒的終身成就獎呢！

我與那群一九三五的老豬没有交往過的是崑南和倪匡，他倆在香港文壇叱吒風雲幾十年，偏偏沒有交往，那是欠缺一點緣。

崑南是到過我書店買書的，我認識他，但他卻不知道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買了一套國內版的大書。我記不起書叫甚麼名，卻記得那是十六開本，硬皮精裝，三册一套與天體有關的書，定價三百大元，那年代，三百元是一個報刊編輯的半個月人工，所以印象深刻。由此可見崑南很捨得買書，而他的閱讀範圍也很廣，絕對不是只讀小說和新詩。

我也參加過一次崑南的講座，講的是無名氏。他是香港第一個介紹無名氏的人，很有眼光，一九六Ｏ年代在《中國學生周報》用全版介紹「無名書稿」的人也正是他，講座很有深度。

一九六二或六三年，我參加阡陌文社辦的暑期寫作訓練班，主講的名家失約了，代名家出場的，是個高高瘦瘦的大哥哥，他教我們讀無名氏的〈露西亞之戀〉。此事在崑南介紹「無名書稿」之前，那年代沒多少人知道無名氏，我很懷疑那個大哥哥就是崑南。

倪匡一九八Ｏ年代辦「香港作家協會」，他是主席，我是無名小卒，每次聚會，倪大哥總圍着一大群人，被問這問那的，我則總是靜坐一角，看冷暖人生。直到二千零幾年，倪匡從海外回歸，作協一圍人請他晚飯，他搭着膊頭跟我拍照，我才算是正式認識了倪匤。

匆匆幾十年過去了，二Ｏ一九是豬年，這群老豬都八十四了，還有幾個能見到九十六的下次豬年哩！保重！

回應：

陳進權：許生，有個疑問，如果生肖以農曆計算，1935.2.3（乙亥年正月初一）-1936.1.23（乙亥年臘月廿九）屬豬。新曆1934年12月31日（甲戌年十一月廿五）仍屬狗。習俗屬豬嗎？還是習俗新曆1935年元旦開始也算屬豬？

許定銘：不明所以，他們自己都說肖豬，說不定他們的歲數也似我，搞錯了的。
人家告訴你甚麼，就是甚麽，不必深究，結果不一定是好的。比如我有一個同學，讀書時姓江，畢業後卻突然姓高，不必問，自有他的苦衷。又如某位名作家，他姓胡的所謂真姓名很多個，我可以肯定没一個是真的。

也有個作家有幾個真名，他在一篇自述的散文裏，說他的父親是孫中山的秘書，而他自己由小到大，年年改居住的城市，改名換姓，你覺得他到了香港，會用真姓名嗎？

我們生逢亂世，真真假假，不必深究，一啖笑而已。

陳進權：是，關於出生日期，從大陸移居香港的，大部分身分証與真實日期不同。例如西西，之前一直寫1938年生，年前從她妹妹保管的遺物找到當年在上海的身分証，才知是1937年生。我自己身分證與真實年齡也不符，杜杜看到我在面書提及西西出生年，也回應說他也有相同情況。年齡有出入，主要是從大陸移居香港的人很少有出生証明，來香港的通行證，只寫多少歲，到香港辦身分証時，月日自己報，又可能把農曆當新曆，年頭與年尾會相差一歲，因此才出現差距。

認識的幾個朋友也如此，例如鍾玲玲、小藍，鍾曉陽也有1961與1962（忘記是否1962與63）兩種說法。

許定銘：其實香港也一樣，我認識很多香港出生的人，當年也没有領出世紙，是成年後才補領的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