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19日 星期二

李輝英

李輝英《再生集》
許定銘


在香港渡過下半生的著名東北作家李輝英(1911~1991),解放前出過十五本書,只有《再生集》(上海新鐘書局,一九三六)和《山谷野店》(重慶獨立出版社,一九四一)兩種是散文集。

《再生集》是李輝英的第一本散文集,三十二開本,三一四頁,共收散文五十三篇,依性質分為四輯,其實大部分都是描述他東北故鄉風物的美文。書名《再生》,原來帶有「重生」之意,在他的自序裡詳述了這段故事:

一九三五年間,李輝英整理好他的散文,編了一冊名《歲月集》,交生活書店出版。書很快已編好,並通過了審查,計劃編進《創作文庫》出版。豈料書店所出的《新生周刊》上刊登了艾寒松的〈閑話皇帝〉,因諷剌日本天皇,惹出了「新生事件」,周刊因而被禁。而李輝英的《歲月集》中,有很多記述東北實況的散文,書店怕出事,只好束之高閣,雪藏不出了。

一九三六年,新鐘書局出版第一輯《新鐘創作叢刊》十六冊,《歲月集》得以「重生」。李輝英把原書重新整理增刪,去掉敏感性的文章,更名《再生集》出版。

除了這冊《再生集》,李輝英在序中還透露了他原本有一本小說集被編入《良友文庫》中的,但因同樣原因,最終也不能出版。不知後來是否也能「再生」?

(大公報二OO八年二月一日)

作家的生活和剪影
許定銘


一九六O年代,李輝英(1911~1991)在香港中文大學開班授中國現代文學史,其後把講義整理成《中國現代文學史》(香港東亞書局,一九七O)出版,是首位重視中國現代文學史和現代作家的香港學人。其實李輝英很早已從事這個課題,早在一九五O年代已用筆名林莽出過《中國新文學廿年》(香港世界出版社,一九五七),用季林寫過《中國作家剪影》(香港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八)和《作家的生活》(香港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八)。

《中國新文學廿年》即是《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初稿,沒甚麼特別,反而作家的生活和剪影兩書比較少見,值得一談。這兩本書的體制和內容極接近,可視為上下冊,全書約十七萬字,介紹了鄭振鐸、田漢、謝冰心、穆木天、老舍、曹禺、臧克家、葉紹鈞、沈從文、廬隱、艾蕪、蕭軍、沙汀、陳白塵和蕭紅等十五位現代作家,談他們的文學作品、寫作生涯和經歷。李輝英本身是從一九三O年代走過來的作家,他和前面所述的作家大多交往過,寫起來較有感情,資料亦較輾轉引用者可靠得多。

李輝英筆下介紹的這十五位作家,當然不能完全代表整個現代階段,卻也算是當時的重要人物;如果今天要了解他們,只要上上互聯網,或隨意找本與現代文學有關的書翻翻,都可以輕易找到,但在一九五O及六O年代的香港,卻是份珍貴的史料。

李輝英的《三言兩語》
許定銘

李輝英在香港中文大學授中國現代文學史後,喜愛新文學的人愈來愈多。為了輔助教學,他一九七O年代初在《星島晚報》開了個每周見報的千字專欄,寫有關現代文學的專題,內容涉及文壇掌故、讀書札記、書話、文人軼事、書信往來、書店歷史……,甚至當年坊間重印的新文學絕版舊書均有談及。由於李輝英本身就是那個時代的作家,很多人物他交往過,很多事件也親歷過,寫得很有吸引力,大受歡迎,我每篇均有剪存。後來他收錄這些文章一百篇,結集《三言兩語》(香港文學研究社,一九七五)出版,是香港較早期的中國現代文學書話專集。

一九七O年代初,李輝英已超過六十歲,《三言兩語》中的隨筆,可以說是斷章的回憶錄。他在中國現代文壇活動幾十年,談到的人、書不少,隨手翻翻即見有:馮至、汪敬熙、蕭紅、郁達夫、王統照、許傑、張資平……數不勝數。我認為《三言兩語》中最值得提的,是一些和香港本地有關的書人書事,比如當年有人把善秉仁的《當代中國小說戲劇一千五百種提要》中,蘇雪林用英文寫的序言譯成中文,題為〈烽火歲月裡的小說作品〉在報上刊登,李輝英即為該文寫了評論及補遺三篇。又有人在報上提到「蕭紅的墓還在淺水灣畔」的謬誤,便勾起李輝英寫他與蕭紅交往的舊事及遷葬的史實,都是很有價值的。

李輝英的《霧都》
許定銘


原籍吉林永吉的李輝英(1911~1991),自1950年起大半生居於香港,而他的作品亦大部份寫於本港,是本地著名的作家。李輝英原名李連萃,又名李冬禮,用過的筆名有林莽、季林、東籬、李唐、魯琳……等數十個,而以李輝英最為人熟知。

1932年,還在中國公學唸書的李輝英,在丁玲主編的文藝期刊《北斗》第二卷第一期上發表短篇小說〈最後一課〉,寫的是日軍侵佔吉林省城後,兩個女學生的悲慘遭遇。故事中強調亡國奴們除了堅決反抗敵人,別無其他途徑可以苟且偷安,因而一舉成名。自後,他的作品散見《文學月報》、《太白》、《中流》、《芒種》……等各大報刊,成為文壇上被受各方重視的新人,與穆木天、蕭軍、蕭紅、羅峰、白朗、端木蕻良、駱濱基等,被稱為「東北作家」。其處女作是以長春附近的萬寶山為背景,寫朝鮮人强租水田,與東北農民引起衝突的長篇小說《萬寶山》(上海:湖風書局,1933)。1930年代,在寫作之餘,李輝英還編過《生生》、《漫畫漫話》和《創作》等雜誌。他一生寫過三十多部創作,包括長、短篇小說、戲劇和散文,論述則以《中國小說史》和《中國現代文學史》最著名。

李輝英除了著述,在香港的40年文學生涯中,還編過「香港中國筆會」附載於報紙上的《文學天地》、《筆薈》,《熱風》和《文藝新地》等雜誌;自1966年起,在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任教中國新文學史,1973年升任中國文學系主任,直到1975年退休。在他所寫的十多部長篇創作中,最重要的是「抗戰三部曲」:《霧都》(上海:懷正,1948)、《人間》(香港:海濱書屋,1952)和《前方》(香港:東亞書局,1972)。

為甚麼要寫「抗戰三部曲」呢?

李輝英在《前方》的後記中這樣說:

我覺得,做為一個歷經憂患的文藝工作者──假如像我這樣的人也可以算個文藝工作者的話,那他寫上幾部抗戰小說,正是他該承擔的神聖責任,也是他應盡的歷史義務。因為這樣一來,它至少可以給同代的人,下一代的人通過作品的閱讀,就此認識到當年的敵人如何發動了不義的侵略戰爭,又如何地給我們帶來了千千萬萬的災難,儘管作品中所反映的實際,還未達到千千萬萬災難中的一點一滴。特別是當著日本軍國主義又在重新抬頭的時候,抗戰小說的出現,更其具有千秋龜鑑的作用。就個人說,倘不是因為過去積存了那麼多的家仇國恨,身受了那麼多的痛苦和磨難,又怎能促成我必欲寫作抗戰小說的決心?只有多寫幾部同類的作品,這彷彿才算心安理得的有了個完滿的交代。請我的親愛的讀者千萬別以為我在饒舌才好。在這場戰爭中,我們是受害者,我們應該有所控訴!①

這三部小說雖然都以抗戰為題材,但背景卻有所不同,《霧都》寫的是重慶,《人間》寫的是西安,都是戰時後方的故事;而《前方》寫的卻是中州平原上,鄭州和洛陽一帶的前方戰區。三部小說間沒有縱的連帶關係,卻有橫的脈絡,彷彿抗戰時期某段時日的橫切面,使讀者能充分了解該段歷史的真實面目。李輝英在戰時曾加入「作家戰地訪問團」,親到前線採訪;後來還到河南一個部隊裡任職,對戰場及行伍生活有深切的認識,寫抗戰小說也就駕輕就熟,場景是真實的,故事則來自作者的耳聞目睹,自然特別吸引。

抗戰期間李輝英有段很長的時間住在重慶,對這個多霧、多雨,而又酷熱的陪都非常熟悉。霧都重慶是當時抗日的司令部,各地的人群均湧入這座山城,人來人往,川流不息。國民一方面義憤填膺高呼抗日,一方面卻懼怕戰敗,惶惶不可終日,經常處於沒有明日的狀態。有人全情投入抗爭,嚴肅地工作;也有人醉生夢死,過著貪污腐化的生活。李輝英在此有機會見到不少奇形怪象,也聽到不少傳聞,便萌發了寫《霧都》的構想。

《霧都》是一部暴露抗戰期間陪都黑暗面的小說,書中人物眾多,如曾掌握兵權的將軍,一生鞠躬盡瘁的革命委員,為生活而當交際花的女性、作家、大學生、商行經理……看似虛構的人物,事實上,對當日重慶有了解的讀者,對這些人物,都呼之欲出,情節也有如親歷。李輝英也覺得,《霧都》雖然「不能代表整個的抗戰,只可以說是抗戰陣營中某一空間彷彿有過的情況。情況縱然使人搖頭,不受人歡迎,但也還給人以某種希望的預期和光明的憧憬。」②

《霧都》是1945年在重慶動筆的,寫了幾章,李輝英便回到勝利後的長春,前十章還曾於1946年當地的日報上連載。當時有一位日本人有岡芳一,很喜歡《霧都》這部小說,還與李輝英簽了日文版的合同,打算小說連載完畢後,把它譯成日文,在日本出版。

凡三十萬字的《霧都》寫完後,李輝英把書稿寄給上海開明書店的葉聖陶。但因時局不定,開明書店恐短期內無法出版,葉聖陶便把它轉介給懷正文化社。
懷正文化社老闆劉以鬯對《霧都》的出版,有這樣的記述:

一九四八年,李輝英從長春將《霧都》手抄稿寄給我。

這是一部反映抗戰陪都黑暗角落的長篇小說,質樸明暢,思慮精密,有突出的思想性。

我很喜歡這部小說,立即付梓。為了引起讀者的注意,衹出精裝本,不出普及本。

問題是:此書出版時,戰火燒至長江,通貨惡性膨脹,出版社陷於癱瘓狀態。過了一個月左右,我離滬來港。③

劉先生這番話正好印證了我的看法:收藏現代文學創作,最難得的是抗戰勝利至1949年間的作品,這個時期的書,往往因內戰及通貨膨脹而無法再版,流通量極少;但一旦能收到的,大多是珍貴的初版本。

《霧都》很可能是懷正文化社最後的一種書,初版印3000冊,實際銷售情況大概連劉先生也不清楚,但市面流傳甚少卻是事實。我和舊書打交道近40年,不單從未見過,和國內愛書人談書時,亦未見有提及的。甚至讀了不少與文學史相關的書籍,在介紹李輝英40年代的長篇小說時,談到的也只有《松花江上》,而少有談《霧都》的。這決非《松花江上》寫得比《霧都》好,事實是《霧都》出生適逢亂世,難得一見而已。比如曹聚仁在1950年代讀了李輝英的《人間》,認為那是以抗戰為素材的最好小說,卻未提及「三部曲」的第一部《霧都》,可能就是未曾見到。

最近在某書籍拍賣會上首次見到懷正版的《霧都》,難得書出版了近60年,品相仍然相當好,遂全情投入,狂叫價47次,高價搶書而歸。

懷正版的《霧都》為18x13cm的32開精裝本,原皮為深褐色,經歷超過半世紀的風霜,原來的深褐色已减褪為淡啡色,但封面的壓花紋及「霧都」二字,猶隱隱可見,摸下去,凹凸觸感仍存。最難得的是書脊的燙金仍非常清晰:上面是斗大的「霧都」,跟著是較小的「李輝英著」,下面則是一方「懷正文化社」印章,古雅而大方,極之誘人!

《霧都》為1948年10月初版,內文548頁,共26章,凡三十萬字,最後一行註明完成於:1947年,12,12,長春。書前另有四頁寫於同年3月18日的〈日譯本序文〉,簡述了他早期的文學活動,抒發了他這本抗日小說在戰後進入日本文壇的感慨,並强調「在這本作品裡,既沒有誇張,也沒有自謙;既沒有善意的粉飾,也沒有惡意的虛構,很簡單,只是在保有『真實』的條件下寫出這麼一點罷了。」④

可惜這冊日譯本的《霧都》,當年好像沒有出版!

因為《霧都》的全稿完成後,李輝英把一份手稿航寄給有岡芳一,但當時國共內戰正烈,海陸空交通斷絕,郵件是否寄達,無人知曉。後來李輝英與有岡芳一也失去聯絡,日譯本的出版,當然無望了!

1957年李輝英曾有星馬之行,並得當地的出版商答應重版《霧都》,但因為字數太多,出版成本過高,被建議改寫,縮至二十萬字,以减低成本,削低定價,以利發行。可惜到1958年冬改寫完成後,書稿積壓經年,未見付排,大抵是出版商的如意算盤打不響了。直到1960年,《霧都》才有機會改由本港的中南出版社出版。

再版的《霧都》(香港:中南,1960)僅印1500冊,46年後的今天也甚少見,可幸寒齋「醉書室」中,早藏乙冊。此書為20x15cm的大32開本,全書也是26章,凡294頁,書後還有篇〈「再版」後記〉,詳細記述兩種版本《霧都》的寫作經過。

其實,除了絕版多年的中南版《霧都》,如今在公共圖書館中,還能借到早已斷市的香江版《霧都》(香港:香江,1985),此書是據中南版重排出版的,當然也只是二十萬字的版本。20x13cm的大32開,288頁,書後一樣有〈「再版」後記〉,還加了一篇跟《霧都》版本無甚關係,向《中國現代文學史》出版商發牢騷的〈重印《霧都》第四版後記〉。李輝英稱1948年的懷正版為初版,1960年的中南版為再版,1985年的香江版為第四版,則中間還應有一種「第三版」;我未聽過哪個出版社也印過《霧都》,那麼,中南版很可能多印了一種我未見過的吧!

一部長篇小說,在不利的商業條件下被迫删節,由30萬字改成20萬字,砍掉了三分之一,內容當然濃縮了很多,但,原貌還剩下多少?有無脫離作者當初的寫作原意?都是值得我們關注的。把這兩本書的50萬字細讀一遍,再作比較研究,應該是件很有意義的事!

──2007年2月

註釋:

①也見於李輝英的《三言兩語》(香港:文學研究社,1975)。
②見中南版,《霧都》「再版」後記,頁298。
③見劉以鬯的〈記李輝英〉,刊於《香江文壇》總第23期(2003年,11月)。
④見《霧都》日譯本序文(懷正版《霧都》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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