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紹銘
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我因朋友之介，得跟徐訏先生見過一面。我們相約在一家咖啡館見面。坐下後不久，徐先生就問我，夏志清先生為甚麼沒有在他的《中國現代小說史》討論他的作品。我聽了一愕。當時怎麼回答他已不記得了，但相信場面一定很窘，很窘。
《小說史》原為英文著作，一九六一年耶魯大學出版。後來中文版的繙譯工作，是我和幾位朋友合力完成的。徐先生問我為甚麼他榜上無名，想是隨便問問而已，因為他應該知道譯者對作者的選材，無權過問。夏先生也從來沒有向我提過，這位在四十年代中憑《風蕭蕭》一書譽滿大江南北的「流行小說」作者為甚麼「名落孫山」。
小思有一篇文章說徐訏曾在一九六三年到新亞書院開過現代小說的課。她去旁聽了，看到他毫無表情的樣子，低沉的聲音，嚇怕了學生。她自己聽了幾堂課也沒再去了。徐老師沒有見怪，反而常常找她去喝咖啡。他喜歡的咖啡館是灣仔高華酒店。小思追憶說「第一次見他進來，竟戴上白手套。」更奇怪的是他坐下來，跟小思面對面也沒太多話講，「偶然會嘆氣說香港沒可交的朋友，說文壇乾枯。」
看來跟徐先生在咖啡館見面的經驗，我比小思幸運，因為他找我「聊天」，主要是想知道為甚麼夏先生「有眼無珠」，所以大家坐下來談時，總有個話題可以聊聊。相對來講，枯坐老師面前，看着他的coffee spoon攪拌黑色的液體，聽他抱怨香港無可交的朋友，文壇不長進，等等，等等，又不能開小差溜脫，看來真是一個生命難以承受的悶場。
徐訏那天跟我在咖啡館見面，初進來時手上有沒有戴着白手套，不記得了，大概我的注意力給他瘦削而稍見苦澀的面孔吸引了。在此以前，我從沒跟徐先生見過面，也沒看過他的近身照，為甚麼跟他握手後竟有「似曾相識」的感覺？跟他道別後，在回家的路上，我突然有電光石火的認知：對了，徐先生跟我在美國一家書店偶然看到的《唐吉訶德》小說封面人像繪圖多麼相似！書面上的Don Quixote，橫戈躍馬，一臉憂傷。鄉間父老暱稱他為The Knight of Sorrowful Countenance（「憂容武士」）。
除了countenance顯得神傷有點相似外，徐先生跟大戰風車黨三百回合的西班牙「騎士」Quixote拉不上風馬牛的關係。一個人神色憂傷，照理說不會有心情鼓吹「一點正經都沒有」的幽默書寫的。想不到徐先生在港創辦的一本刊物竟然是《幽默》。《幽默》是半月刊，一九五二年面世。小思因知此雜誌不易見到，從代發刊詞的「本刊十則」抄錄了五條給我們參考。
一：本刊不專刊幽默文章，亦不信幽默醒世與幽默救國。一篇打着「幽默」招牌的雜誌的發刊詞，除了「言志」外，也應趁便就幽默的語言風格作些示範吧？但試看以上五條，除「睡眠重於運動」一說稍見出人意表外，此外可說了無新意。文字確也索然無味。
二：本刊不求名達於權威，但求無過於庶民。
四：本刊不事神或主義，但不反對別人拜神拜鬼或拜物。
八：本刊在近代醫學上的兩派意見中，相信睡眠重於運動。
十：本刊不信鬼，但怕鬼，見鬼則停刊。
看來徐先生自己對幽默這回事也不太熱中。論者慣把徐訏看作典型的「洋場才子」，作品浪漫得可以。我自己在「不識愁滋味」的年紀愛看徐訏。那時候還沒有人跑出來當語言police，修辭語法，悉隨君意，你愛怎麼寫就怎麼寫吧。徐訏小說當年吸引了不少prefer coffee to tea的「粉絲」，因為他作品混含了不少「洋味兒」。更教粉絲意亂情迷的是他精心經營的「歐化」場景和句子。但見boutique coffee shop內一少婦托腮枯坐窗前，愁對滿園秋色，手上銀匙不斷攪動杯中液體，似有重重心事。突然有不速客上前跟她搭訕：「小姐，我可以坐下來幫你驅走寂寞麼？」
把「寂寞」擬人化，成為可以驅逐的對象，這說法很cute，但不是我們尋常百姓家用的語言，people just don't talk like that。徐先生「搞」幽默，搞不好，想來因為氣質不對。小思初讀《幽默》的「十則」時，年紀輕輕，不明「十則」中「見鬼則停刊」何所指。徐先生若稍懂humor，說不定會給晚輩說幾句風趣話。但你猜徐先生怎麼回話？「只見他木無表情說：『你年輕，沒見過鬼。看我寫的〈人類的尾巴──魔鬼的神話〉吧。』」小思找來看，還是不懂，又不敢再問他。後來，上了些年紀，終於明白徐訏所說的鬼是甚麼了。
徐訏在民國時期跟林語堂時有往還，看來在氣質上沒有受到「幽默大師」甚麼影響。林語堂辦《論語》，名字正兒八經，內容荒謬絕倫。為甚麼男人有喉核而女人沒有呢？據林大師說，阿當初嚐禁果時，心中害怕，所以吃得半吞半吐，部份因此塞在喉中，這就是Adam's Apple的由來。夏蛙吃得比較自在，蘋果全落腹中，「變為子宮。聽說婦人分娩之苦，月經之髒，皆因吃此蘋果上帝故意責罰所致。」
此即假幽默之名行胡說八道之實的一個例證。林大師獨領風騷的文字，有幸出現於民智未開的時代。這些拿男女有別的生理狀況來開玩笑的「笑話」，若在今天出現，不給婦運分子鬥垮鬥臭才怪。其實，尋人家開心也不是沒有風險的，看你對着做鬼臉的人是甚麼來頭。林先生千不該萬不該的是對着拿槍桿子的老祖宗來開玩笑。《論語》列出來的戒條中有一條這麼說：「不評論我們看不起的人，但我們所愛護的人要盡量批評」。
這不得了。除幽默外，還附帶推銷「打者愛也」婆婆媽媽哲學：打在孩兒的屁股，疼在娘的心裏。林語堂的如意算盤不外是：捱罵的當權派若看了這則「戒條」，應該不會反面，因為，人家瞧得起你才罵你。發表在《論語》的文章，有一篇叫〈蔣介石亦《論語》派中人〉。蔣公看了，不知有何感覺。會不會覺得既能與《論語》中人稱兄道弟，身價自然從此升「呢」（level）？我們所知的是，掌握生殺大權的非《論語》中人覺得林語堂這廝並沒有甚麼好玩。就這樣，民國十五年（1926），段祺瑞政府下令通緝四十八名文化教育界人士。我們倡導現代《論語》的林夫子榜上有名。
在禮樂未毀的時代，中國人幼承庭訓，謹言慎行慣了，再斗膽，在公共場合也不會口沒遮攔，說出像「演講應該像女子裙子，越短越好」的話。"Humor"本來不是國貨。也不知是不是湊巧，百年來文章寫得常教人忍俊不禁的知名作家都慣於崇洋媚外，多多少少喝過些洋水。我一直迷上重慶雅舍時代的梁實秋。他文字少見廢話。且聽他在〈廢話〉一文道來：「常有客過訪，我未開門，他第一句話便是：『你沒有出門？』我當然沒有出門，如果出門，現在如何能為你啟門？」
台灣詩人管管，真酷，在〈癖〉一文坦坦蕩蕩的告訴我們：「狗都有癖，人怎可無癖？有人有殺人癖，我無。我有文癖。」甚麼是「癖」？大概是「偏愛」吧，因此他「癖老子的無用。癖莊子的逍遙」。看來管管跟我們有同好呢，因為他說：「我癖梁實秋的雅舍。我癖林語堂的雜文。我癖沈從文張愛玲。我癖汪曾祺的小說。我癖吳魯芹張曉風的散文」。
吳魯芹（1918-1983）是我在台灣大學念書時的老師，授英美散文和西方文學批評的課，生性曠達，沒有自高身價的習慣。一個人，要是太瞧得起自己，是不會自謔的。吳先生不少好文章，都是「以身作則」，拿自己來開玩笑。老師在〈六一述願〉一文說過，自己在花甲後的歲月，應該叫「餘年」，因為他那一代的人，飽經戰亂，能倖存下來，應視為「份外的紅利」。
一個人勞碌一生，屬於自己的時間實在不多。我們進學堂讀自己討厭讀的書，本想拉倒，但怕父母傷心。出來打工，每遇挫折，就想「引退」，但想到家中老少會因此夜食無着，只好啞忍。幸好這些都已安然過去了。「餘生」應該是自己的了。
魯芹先生因此寫下這一名句：「我已經過了六十了，不能再這樣規矩下去了。」
吳先生文筆瀟灑，因為人開豁。在一次聚會中，有記者跟他談到生死問題，他說的真的一鳴驚人，自己死後，「但求速朽」。乍聽起來，這句話一點也不好玩，但你要知道，吳先生大半生是在台灣過的。那年頭，在「慶生」場面大家善頌善禱常聽到的話是：「福如東海，壽比南山」。吳教授說話殺的是自己的風景，除他自己外再沒傷到別人，可說無傷大雅。或可看作「另類幽默」。
說來說去，我總覺得，愛穿白手套的徐訏，儘管寫言情小說自得風流，但因身上缺少the art of irrelevance的基因，實在不合從事顧左右而言他的幽默勾當。
（蘋果日報二Ｏ一三年十一月十日）
世界本來就是殘酷的
劉波
劉紹銘先生寫文章《The Knight of Sorrowful Countenance（憂容武士）》追憶徐訏先生。上世紀七十年代他們初次見面，徐先生忽然問，夏志清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為什麼沒有討論他的作品。劉先生是書的中文譯者之一，被這樣追問，感到很窘，「徐先生問我為什麼他榜上無名，想是隨便問問而已，因為他應該知道譯者對作者的選材，無權過問。」
徐訏向譯者發問，未必是隨便問問，實有難言之隱。這要追溯到十年前，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六日，林語堂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做了題為〈五四以來的中國文學〉的演講。演講稿為英文，香港美國新聞處主編的《今日世界》雜誌請史東翻譯刊出，譯文對原作進行了刪節甚至修改。徐訏毫不客氣地指出：「在這篇演講中，語堂先生有兩處提到我，一處談到詩的，他說：One exception is Hsu Yu, who now lives in Hong Kong. His lines, instinct with rhythm, come naturally.而譯文變成了：『徐訏的詩尚可讀，他的詩句鏗鏘成章，節奏自然。』一處是談到短篇小說的：Of the writers of short stories, the works of Lu Hsun, Shen Ts'ung-wen, Feng Wen-ping(less well-known) and Hsu Yu are the best.而譯文則變成了：『短篇小說家中，魯迅、沈從文、馮文炳（廢名）則是最好的』（刪去了徐訏）。我自然不會管譯者史東先生對我怎麼一種看法，但篡改語堂先生對我的意見則實在是低能的手段。」林語堂對徐訏詩歌的評價原意如此：「最糟的是，這些詩人不用多變化的節奏，卻要用押韻。只要兩句話的末字勉強成韻，他們便以之為詩了。現居香港的徐訏是一個例外，他的詩充滿了節奏，達到自然。」譯文改成『徐訏的詩尚可讀』，意義大變。至於把徐訏的名字從中國最好的短篇小說家名單中抹去，則實屬惡意了。何以至此無從考證，但徐訏對翻譯家的「信」，終究是打了折扣，於是就有了前述劉紹銘先生的尷尬。
夏志清不提徐訏，不見得就是對他文學成就的否定。徐訏鵲起文壇，始於一九四三年三月重慶《掃蕩報》連載他的長篇小說《風蕭蕭》，而《中國現代小說史》第三編「抗戰期間及勝利以後（一九三七~一九五七）」指出，抗戰時期國民黨內地的文壇情況極難評價，因為許多戰時出版物和書刊並沒有保存下來，台灣、香港和美國都沒有。由於缺乏足夠的資料，在夏志清的視野裏，那些寄居大後方的作家群一片模糊，遠沒有留在上海淪陷區的作家鮮活，所以他說戰時最有才氣的新作家不產生在重慶或延安，而產生在上海，尤指張愛玲、錢鍾書、師陀三人，也就不奇怪了。問題是，徐訏瞧不上張愛玲，他說她的「小說所表現的人物範圍極小，取材又限於狹窄的視野，主題又是大同小異，筆觸上信口堆砌，拉雜拉扯處有時偶見才華，但低級幼稚耍文筆處太多。」對徐訏而言，夏志清寫中國現代小說史抬舉張愛玲，卻隻字不提當年知名度更高的他，難免心態失衡。
縱觀徐訏的命運，大紅大紫後黯然褪色，半生熱鬧半生寂寞，有政治的原因，也與他孤傲的個性有關。董橋先生說得絕：「徐先生的寂寞是他給他的人生刻意安排的一個情節，一個布局，結果弄假成真，很有感染力，像他的小說。」文壇忘記了徐訏，不是徐訏的悲哀，是文壇的悲哀，但，「沒辦法了──同樣寫作，金庸當了財主，蕭銅和徐訏，就窮死了。」香港作家陶傑感嘆，「世界本來就是殘酷的。」
（蘋果日報二Ｏ一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魯迅與徐訏的往還
劉波
一九三四年四月五日，林語堂主編的《人間世》在上海創刊。這本提倡以自我為中心，以閑適為筆調的小品文半月刊甫一面世，即遭左翼作家群的言攻語伐。一天，林語堂請魯迅吃飯，觥籌交錯中魯迅逗趣：「你知道哪幾篇是我寫的？」林語堂笑答：「總是那些不幼稚的幾篇。」魯迅說：「不見得吧，我正在學幼稚的寫法呢。」這個生動的細節，被同席「敬陪末座」的徐訏記錄了下來。
那時的徐訏，還不是寫出《鬼戀》《風蕭蕭》紅得發紫的大作家，只是個初學寫作、剛剛在《人間世》謀到生計的小編輯。大約兩年前，魯迅到北京大學三院演講，兩人碰過面，並沒有談話。徐訏到上海後，也沒與魯迅有甚麼來往。性格內向帶點傲氣的徐訏這樣評說自己：「我對於要人名人很少有巴結的能耐，所以從未有目的的求接近誰的門牆。」他知道魯迅一向譏諷林語堂幽默大師，想必不苟言笑，而宴會上魯迅給他的印象卻恰恰兩個字，幽默。徐訏有點驚訝：「他們談話很有風趣，實在沒有甚麼『敵』『我』分明。」
作為文學刊物的編輯，徐訏最初與魯迅交往，約稿是主要目的。《人間世》創刊初期用稿量大，魯迅這樣的名人，又是主編的朋友，豈能放過。儘管魯迅寫文章罵過林語堂，但徐訏並不在乎。他說：「我個人始終有一種自由主義的成見，作為一個編輯，希望不同意見的文章同在人間世上出現，所以不久後，我寫了一封信給魯迅，請他為人間世寫點稿子，我好像說，如果他不贊成人間世閑適的態度，就更應當在人間世寫點匕首長矛的文章。他回信拒絕我的所請，其中有一句我還記得，是：『……靜觀大師們打太極拳而已。』」
徐訏記憶存留的這封信，當指一九三四年四月七日魯迅致陶亢德信。魯迅有時給陶亢德回信，末尾會添一句「徐訏先生均此不另」，說明有些信是寫給編輯社而非陶亢德私人。約稿一事魯迅這樣答覆：「語堂先生及先生盛意，囑勿藏拙，甚感甚感。惟搏戰十年，筋力傷憊，因此頗有所悟，決計自今年起，倘非素有關係之刊物，皆不加入，籍得餘暇，可袖手倚壁，看大師輩打太極拳，或夭矯如撮空，或團轉如摸地，靜觀自得，雖小品文之危機臨於目睫，亦不思動矣。」
稿子約不到，訪談總可以吧。《人間世》設有「作家訪問記」專欄，徐訏與陶亢德再度聯名致函魯迅，請他接受採訪，以書房為背景拍一張照片，並與許廣平、周海嬰合影。魯迅五月二十五日得信即覆：「作家之名頗美，昔不自量，曾以為不妨濫竽其列，近來稍稍醒悟，已羞言之。況腦裏並無思想，寓中亦無書齋；『夫人及公子』，更與文壇無涉，雅命三種，皆不敢承。倘先生他日另作『偽作家小傳』時，當羅列圖書，擺起架子，掃門歡迎也。」都是客氣話，一言以蔽之，對不起，我不幹。
早在《論語》時期，林語堂的閑適幽默就與魯迅戰鬥的姿態背道而馳，《人間世》的創刊不啻鞭打快馬，加速了二人的決裂。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間，魯迅寫了〈小品文的生機〉〈一思而行〉〈隱士〉等多篇文章批評《人間世》的庸俗，還在致友人信中說：「至於《人間世》之類，則本是麻醉品，其流行亦意中事，與中國人之好吸雅片相同也。」魯迅的苛責，林語堂當然是不接受的，即便是在魯迅去世後的悼念文章中他也悻悻地說：「《人間世》出，左派不諒吾之文學見解，吾亦不肯犧牲吾之見解以阿附初聞鴉叫自為得道之左派，魯迅不樂，我亦無可如何。魯迅誠老而愈辣，而吾則向慕儒家之明性達理，魯迅黨見愈深，我愈不知黨見為何物，宜其刺刺不相入也。」
徐訏是林語堂的助手，語堂於他有知遇恩，可他並未囿於門戶之見，對魯迅的態度，始終是既不盲目排斥，也不狂熱崇拜，這與他信奉自由主義是分不開的。「魯迅不是我的偶像，我也不贊同他的思想；但他是我所敬佩的作家。」徐訏說，「我不敢高攀魯迅先生，既不會說『我的朋友』，也挨不上做他的學生，更不是他的親密戰友。我只是一個相信魯迅先生是有文學天才與有文學修養的人。我敬佩他的天才也因而不相信他是聖人；天才的性格都有偏僻之缺點，魯迅自亦難免份。」魯迅批評《人間世》，他如是反駁：「魯迅所謂《人間世》與《論語》無聊，也是指所謂『不革命』『不拼死』，或是所謂『與革命的步伐不一致』。這種只從一個目的看問題的態度，正是『急切』的功利主義的態度。其實以中國之大，豈有容不了一個人間世與論語這種刊物的道理？而事實上，當時論語與人間世所以得人歡迎，倒正是那時候寫大文章的人太多，那些不是革命就是救國的文章，慢慢的就淪於八股文的腔調，論語人間世的風格恰好劃破了這八股文的煙霧。」陳源與魯迅的論戰，徐訏則站在了魯迅一邊。在短論〈《阿Q正傳》與《玉君》〉中，他拿楊振聲的中篇小說《玉君》開刀，直指陳源的〈新文學運動以來的十部著作〉有濫竽充數之嫌：「《現代評論》，可以說是英美派的一個集團，他們的互相標榜，無所不用其極。……當時，魯迅的《阿Q正傳》早已是全國聞名的傑作，陳源一面故意偽作客觀，說『我不能因為不尊敬魯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說他小說好……』表示公正，一面把平庸的《玉君》同《阿Q正傳》放在一起，以收捧《玉君》之效果。」一九六六年，蘇雪林在台北《傳記文學》月刊上發表〈魯迅傳論〉，罵魯迅的人格渺小，性情兇惡，行為卑劣，對貧困的青年作家的經濟援助則是小恩小惠，籠絡人心。徐訏聽聞很是不忿，站出來說：「蘇雪林寫魯迅的文章，刻薄陰損，似有太過。特別是關於魯迅在金錢上小氣一節，我覺得是與事實完全相反的。」
魯迅對徐訏，始終體現着長輩對後生的垂愛，做對了就鼓勵，不順眼就批評，即便是在一九三四年寫給曹聚仁的信中這樣說徐訏──「至於陶徐，那是林門的顏曾，不及夫子遠甚遠甚，但也更無法可想了。」也斷然看不出懷揣何種惡意。魯迅不在《人間世》發稿，並不意味着與編輯斷絕了關係，相反，青年作者有文稿託他尋發表之地，若覺得這份刊物相宜，也會轉寄過去。徐詩荃的十九節短論《泥沙雜拾》，就是經魯迅舉薦，登在《人間世》第三、四、五、六、十八、十九期上。徐訏本人的創作，魯迅持鼓勵與肯定的態度。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日《人間世》第四期發表了徐訏的議論小品文〈「……」「□□□□」論〉，批判了「無聲的言語」這一人性弱點和文化病態。魯迅讀後立即寫了一篇〈「……」「□□□□」論補〉予以應和，指出「……」是洋貨，好像皇帝的新衣，其實是一無所有；「□□□□」是國貨，先前只見於古人的著作，無法可補，現在卻見於今人的著作，欲補不能。借題發揮，對文壇的假大空鞭撻了一番。文章點了徐訏的名，對徐的提攜是不言而喻的。
查魯迅日記，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至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一日兩年間，徐訏致魯迅信十六封，魯迅回信十封（兩封兼覆陶亢德），算得往來頻繁。徐訏與魯迅的通信內容，除了編輯與作者的溝通，就是晚輩向師長的請教了。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徐訏問到紹興的目連戲，魯迅答覆說：「這種戲文，好像只有紹興有，是用目連巡行為線索，來描寫世故人情，用語極奇警，翻成普通話，就減色。似乎沒有底本，除了夏天到戲台下自己去速記之外，沒有別的方法。我想：只要連看幾台，也就記下了，倒並不難的。現在聽說其中的《小尼姑下山》《張蠻打爹》兩段，已被紹興的正人君子禁止，將來一定和童話及民謠攜手滅亡的。我想在夏天回去抄錄，已有多年，但因蒙恩通緝在案，未敢妄動，別的也沒有適當的人可託；倘若另有好事之徒，那就好了。」這是目前唯一可見的魯迅致徐訏信，因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日發表於陶亢德、徐訏創辦的《人間世》小品文半月刊第二期，得以保存。至此，徐訏總算是實現了約一篇魯迅「稿件」發表的夙願，只可惜魯迅早已過世，看不到，也由不得了。
一九三六年秋天，徐訏登上了留學法國的輪船，十月，魯迅逝世。次年，許廣平在《中流》雜誌發佈〈許廣平為徵集魯迅先生書信壠事〉，說「魯迅先生給認識的和不認識的各方面人士所寫的回信，數量甚大，用去了先生的一部份生命……故廣平以為有整理成冊，公於大眾的必要。」此刻徐訏人在法國，可能並不知曉。一九四九年，當他得悉魯迅紀念委員會徵集魯迅書札時，很想把魯迅寫給他的信交去，但這些信件連同許多珍貴字畫都存放在寧波小沙泥街的舊居裏，無法去找。不久他又匆匆趕赴香港謀生，此後三十年未踏回故鄉一步，魯迅信函也就不知所終了。對此，徐訏不無遺憾：「我在亂離時代奔東走西，都沒有保存；最近有人從魯迅先生日記中發現與我通信有十來封，希望我可以抄給他，我也無法應命。」
魯迅與徐訏的往還，廣為人知的一段歷史是魯迅親手抄錄並贈送給徐訏兩幅詩稿。一九六八年徐訏寫了文章〈魯迅先生的墨寶與良言〉追憶：「魯迅的信都是用白宣紙毛筆寫的，寫得非常工整，我看了非常慚愧。因為我總是洋紙洋筆在寫信。我覺得他的字很可愛，所以就寫了一封信，說我想請他寫一幅字，他回信居然答應了，但幽默地說，他不寫格言之類；於是我就買了宣紙送到內山書店，我好像還寫了一封信，那時我正預備結婚，我就說，我希望成家時有他的墨寶以光寒齋的話，他於不久後就給我信，叫我到內山書店去取。」那是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二日，魯迅「為今村鐵研、增田涉、馮劍丞作字各一幅，徐訏二幅，皆錄《錦錢餘笑》。」寫給徐訏的是一幅立軸與一幅橫條，立軸書「昔者所讀書，皆已束高閣。只有自是經，今已俱忘卻。時乎歌一拍，不知是誰作。慎勿錯聽之，也且用不着。所南翁錦錢餘笑之一，錄應伯訏先生雅屬，魯迅。」橫條寫「金家香弄千輪鳴，揚雄秋室無俗聲。李長吉句，錄應伯訏先生屬，亥年三月，魯迅。」從格式到選文，皆可感知魯迅對徐訏的重視。
一九五Ｏ年，徐訏告別妻女，隻身遠赴香港闖蕩，裝裱好的魯迅手跡不便隨行，留在了上海。一九五四年他與葛福燦離婚，這兩幅字就一直存放在葛家。一九七Ｏ年，為了使魯迅手跡免遭文革浩劫，葛福燦將它們捐獻給國家。《上海魯迅紀念館大事記》記載：「一九七Ｏ年一月十二日，葛福燦（徐訏夫人，上海市淮海路小學退休教師）將魯迅墨跡兩幅（錄鄭思肖《錦錢餘笑》和李賀《綠章封事》）捐贈本館。一九八二年本館回贈《魯迅全集》等，以示感謝。」這兩幅手跡，最早收入一九六一年魯迅紀念館編輯、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的《魯迅詩稿》，因徐訏「反動文人」的身份敏感，編者隱去了他的名字。此書後來被香港中國印書館翻印，徐訏偶在坊間看見，異常悲憤。他說：「本來的上款，則都被删了。我不知道這是我的家人破落後賣出去，還是響應徵求魯迅墨寶而獻出的，或因家遭搜劫，因而沒收了。幸虧魯迅先生死了，不然的話，贈這兩幅字給我，該也有被清算與要求『交代』之可能吧？……這兩幅字，一直在我手裏，現在如果應交給魯迅的紀念館，自也應該，但删切給我的『上款』，則太顯得中共的小器了。」一九七六年上海魯迅紀念館重新整理出版《魯迅詩稿》時，恢復了上款，此後的一九八三年版、一九九一年版、一九九八年版等多個版本皆維持手跡原貌不變。徐訏時有惦念，曾寫信給上海魯迅紀念館，請求複製一份給他留作紀念，由他負擔複製的費用，但沒有回音，直至一九八Ｏ年女兒葛原去香港探親之前，上海魯迅紀念館的史伯英和周國偉才送來了兩件手跡的複製品，請她代為轉交。
一九八Ｏ年九月二十日，徐訏在香港律敦治肺病療養院的病榻上，見到了這兩幅朝思暮想的墨寶。此時他已是肺癌晚期，距離生命的終結，僅僅剩下十五天。葛原回憶錄《殘月孤星──我和我的父親徐訏》把當時的場景複寫下來：「我拿出當年魯迅先生書贈我父親的兩軸墨跡複製品，在A哥的相幫下向父親一一展開，並把它們的經歷，前因後果給父親做了介紹。父親坐在病床上，昂起頭仔細看着，嘴唇輕輕蠕動，似乎要說甚麼卻沒有發出聲來，意味深長地點着頭。」
一晃四十多年。那一刻，語言已經多餘。
（蘋果日報二Ｏ一三年十月廿七日）
霞飛路上的徐訏
沈西城
要描繪徐訏先生，不難，六字曰「清癯憂悒寡言」，是典型五四時代十里洋場的文人，氣質別具，行狀獨特。第一趟跟徐訏見面，是為訪問。七十年代中，我在《大任》週刊任編輯，每期封面人物，想到徐訏。主編孫寶毅老先生對我說「徐先生這個人不易對付，你去訪問他，千萬小心！」聽了，心中疙瘩，忙備課，翻出徐訏的小說、散文，挑出幾卷看了數夜，自忖有點兒了解，也就不那麼怕。是秋天的黃昏吧，歸帆已盡，倦鳥回巢，從萬宜大廈往東走，到了大會堂的院子，殘葉苦黃，落花匝地，蕭寂一片。我走進「嘉頓」咖啡室，徐訏坐在角落木椅上，一手握着咖啡杯，一手拿着書在看。棕色薄絨外套，淺黃長褲，配暗綠格子襯衣，領口圍着一方鵝黃領巾，典雅中溢出淡淡的文士氣。坐下後，遞上名片告以來意。徐訏先教我叫東西，輕輕叮嚀：「咖啡吧！這兒的有點上海靜安寺路『小小咖啡館』味道──」「霞飛路『弟弟斯』的咖啡也不壞！」我搭口。徐訏似乎驚訝我對「弟弟斯」咖啡館的認識，我慌忙用滬語道因由：「我看過定公格《春申舊聞》，裏面提起過。」咖啡未送上前，他已閤上書，右手把玩匙羹，隔一會，擺進杯裏拌，他說這樣咖啡才出味道。
熱騰騰的咖啡端來時，我也仿他那樣拌了幾下。徐訏呷口咖啡：「孫先生告訴我，儂想訪問我，好格！沈先生，儂看過我啥書？」我急急報上花了幾夜天啃回來的書，《江湖行》、《荒謬的英法海峽》、《精神病患者的悲歌》、《傳薪集》……「有啥體會？」徐訏一字一字問。我愕住了，真想不到他會那樣問。通常訪問「人物」，都是對方多說，我記下，回到雜誌社，寫了一過，交回孫先生修改謄正；受訪人物很少要求對他作品給予意見，我只好將想到的說了一下。徐訏說「沈先生，聽儂講，對我格作品弗大了解，哪能訪問，對弗？」語氣萬分認真，絕不是說笑，我一下子窘住。血往上衝，雙頰緋紅，恨不得找個地洞鑽進去。還是徐訏給我打的國語圓場：「這樣吧，你先回去，我叫我學生圓圓來寫吧！」我彷彿接到特赦令，一溜煙的跑！到了咖啡廳外面，這才記起沒結賬，回頭結？哪敢！過了一個星期，徐訏致電雜誌社約我再到「嘉頓」一晤。同樣是黃昏，同樣殘葉苦黃，落花匝地，而歸帆未盡，倦鳥離巢。我先為上趟沒結賬道歉，可能模樣兒怪，徐訏笑了，那是我唯一一趟見到他的笑。他面前同樣放了一杯咖啡，不同的是，我的枱前早已有一杯候着。他說圓圓的訪問已寫好，寄了給老孫。事已了，找我出來幹嘛？我狐疑。徐訏從棕色的公事包取出一本書，放在我枱前，赫然是《時間的去處》──「這是我在香港寫的一本詩集，你沒看過我的詩吧？」我恍然了，只提小說、雜文，不夠意思，補上詩集就齊全。那天，談了一個小時，我問他為什麼老喜歡住在九龍城？徐訏回答得妙：「格面幾條馬路，嘉林邊道、聯合道、衙前塱道，蠻像上海法租界格霞飛路！」徐訏，一個永遠活在舊上海法租界的作家，他，從沒將香港當作家！
（蘋果日報二Ｏ一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附錄：
最高尚的 A
陶傑
歐盟危機，由於歐羅這個腫瘤擴散，一時無法收拾。
問題先出在希臘，這一點誰都知道。但希臘的生產總值只佔歐盟的百分之二點五，希臘爛了，於歐洲影響有限。
但關鍵在「信心」二字，一個大家庭，最小的那個弟弟得了瘧疾，一家人的感覺都不好。何況西班牙、葡萄牙、愛爾蘭都一一感染。
事情至今，咎由自取。希臘與德國、荷蘭、瑞典這等工業強國相比，沒有出口。希臘靠以賺錢的只有兩樣：航運與旅遊。全球航運業衰退，以前出過船王奧納西斯，油價上升，兩大水喉，一條已經不順。旅遊業則蒙受歐羅高幣值之累：問問香港的師奶，她如果手上有一疊歐羅，寧願去法國掃 LV，去倫敦哈勞斯百貨公司，還是去愛琴海岸學蘇格拉底一樣漫步沉思？
歐羅的貨幣一體化，不必持有劍橋的經濟系榮譽學位，由常識角度，都看得通。這還不止，希臘近十年染上了華爾街的美式泡沫症，以為加入了大家庭，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有花不完的資助。華爾街銀行拼命向希臘借錢，把歐羅泡沫化。
唯今之計：不是把希臘逐出歐盟，令其復用舊幣，任由大貶值，手術陣痛之後，重學低位求生；就是德、法、荷和北歐，退出歐元區，讓歐羅自行貶值。
兩者都會發生大震盪，但沒辦法：「有咁耐風流」，希臘與葡萄牙等，沾染上美國佬滾動信用卡那種未來式消費，自己為自己埋炸彈。
然後就是緊縮開支、削減福利、向富人加徵利得稅，這樣，就有得救。但問題來了，這等猛藥，不可能過得到選民那關。西方的民主，養成了惰性，伸大手板白拿慣了，像《仙履奇緣》，時針指過了午夜，打回原形，無法接受。
這就是「緊縮」（Austerity）政策。這個字用一個大楷，成為英國現代史上專有名詞。經歷過兩次大戰，英國死難的士兵甚眾，耗費國庫，戰後要復元，唯有勵行雞蛋和肉類的食物配給。英國戰後要用糧票，貴族也不例外，全民勒緊肚皮，一直到一九五四年。
由儉入奢易，香港五十年代一樣滿山木屋，貧民遍地，那時香港人對「祖家」所知有限，不知道在那個時代，祖家一樣窮困。倫敦東部全是十九世紀留下來的貧民窟，那時政府拍的紀錄片，倫敦工人的民居，像香港唐樓一樣幽狹而簡陋，英國財相要渡海向美國借錢，受盡艾森豪政府的白眼和屈辱。借來的錢，要好好計劃運用，展開全民醫療，猶太經濟學家凱恩斯，那時是英國經濟政策的制定人。
英國沒有「剝削」過香港，宗主國自顧不暇。五十年代，對於全世界，都是一段百感交集的歲月回憶：南來的民國文人，以錢穆為代表，蝸居九龍城、鑽石山，電影人在獅子石道等開工，難民人浮於事，殖民地只有南逃的江浙田家、唐家、王家幾戶紡織工廠，葛量洪把他們牢牢抓住，劃出土地建工廠，為殖民地解決失業危機。
那時人人都窮，包括老闆，都要精打細算。想感染那時的氣氛，看看舒巷城的新詩、黃谷柳的《蝦球傳》，一股橫街窄巷的窮味，逼人而來，真的，這些文學作品，字裏行間都有一股時代的氣息，還有燈火與人煙。
殖民地政府三不管，那時有一大好處，就是自由。有一技傍身的，無論會煮字療飢，還是街頭打功夫，還是從韶關學得一點看相之術，街頭挖空心思，在生死線上掙扎，其中有多少人熬不下去而寃死？沒辦法了——同樣寫作，金庸當了財主，蕭銅和徐訏，就窮死了。同樣是導演，李翰祥當了小富翁，包括胡金銓，還有許多就潦倒了，世界本來就是殘酷的。
歐盟危機，要解決，也不難，時光倒流到講常識的舊時即可：生來沒有錢，不可指望政府有得派；找到一份工作，薪金微薄，咬着牙捱下去，不隨便炒老闆魷魚。尤其中國人，這是一個可以共患難但不可以同富貴的民族，沾上華爾街般的泡沫種金經濟，香港早就深染毒癖，要戒？像歐洲一樣，難了。
偏偏今日富二代更未經過何謂窮困的日子，從小受侍候，然後炫耀財富。富二代上不知天高地厚，中不諳世故人情，下不尊重也看不起比自己窮的人。許多富二代，傲慢無禮、缺乏溝通的做人藝術，比起他們父輩「人必稱兄弟」的殷勤和信義，富二代去西方讀書，中國江湖智慧全無，西方的 Fair Play精神又不遵守，年紀小小，即坐擁豪宅遊艇，由於沒有處世經驗，很早就給擦鞋仔包圍。香港什麼時候會暴動？在特區曾蔭權這殖民地一代退下歷史舞台，富二代接掌商界之後，一定會暴動——連英國和希臘、北非各國、紐約華爾街都發生過佔領了，香港這個自稱的「國際都市」，有何資格「獨善其身」？憑什麼例外？
一旦暴動，中方必出軍隊鎮壓。「七一」與「十一」前夕，駐港中國軍隊都「演習」過，其中一次是實彈。此一異動，香港人根本沒有留意，可見政治觸覺之遲鈍。
我這一代，幸好上受民國餘緒的感染，中有戰後英國文化薰陶，我最討厭名牌，我沒有開過價值二十萬以上的新汽車，吃可以簡單，穿着必樸實。在英國讀書，上一代有許多好朋友，他們告訴我英國人怎樣窮，而不是怎樣富。雖然沒出過家，但英國讀書的一段日子，我深切認識了 Austerity這個字——在英文詞彙裏，我認為這個字最高尚，最有內涵，也最代表了英語民族的立命精神。我投胎的時機和地域都那麼好，精子游弋所及，向深圳那方向再北移十公里，或者晚出生二十年，沒有一個億萬富豪老爸，身為中國人，就此永不超生，所以我認為我前生做了許多功德，我信因果。
（新浪博客Outside the Box二Ｏ一一年十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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