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10日 星期五

張愛玲與《萬象》「鬧掰」之內幕

張愛玲與《萬象》「鬧掰」之內幕
謝其章

與《萬象》鬧掰

張愛玲似乎只寫過有數的幾篇答辯文章,其中的一篇〈羊毛出在羊身上〉(1978年11月),回擊的是某人寫的《色戒》的書評,最後一句是「我到底對自己的作品不能不負責,所以只好寫了這篇短文,下不為例」。「下不為例」四字表明張愛玲是很煩「答辯」這種事情的。在此之前,張愛玲還在〈有幾句話同讀者說〉(1946年11月)中因別人列她為「文化漢奸」辯白了幾句。讀了這兩篇自可從中領略張愛玲的辯才。這兩篇張愛玲都收在自己的書裏了。還有一篇〈不得不說的廢話〉(1945年1月),張愛玲以後再沒提起過也沒收進書裏。六十幾年前,一個聰明的男人說了一句話:「世上但凡有一句話,一件事,是關於張愛玲的,便皆成為好。」如此說來〈不得不說的廢話〉,我們還真是不能當作廢話,看看這「不得不說」的背後到底發生了什麼。

先得從《萬象》雜誌說起,有一個疑問,人們始終不得其解——張愛玲當年為什麼和《萬象》鬧掰?長篇小說〈連環套〉為什麼中斷了連載?

有一個很流行、似乎已被固定下來的說法是——張愛玲之所以「腰斬」〈連環套〉,之所以從此再不給《萬象》「一行字」了,是因為《萬象》在〈連環套〉連載之時,突然發表了迅雨(傅雷)的〈論張愛玲的小說〉,猛烈批評了〈連環套〉,致使張愛玲一怒之下,停了〈連環套〉,斷了與《萬象》的「文字緣」。

這樣的推測有一定道理,並非憑空臆造,但是還有沒有其他原因——更令人信服的原因呢?畢竟只為了人家批評幾句就「撂挑子」,張愛玲似乎不是這樣為人處世。《萬象》後半截的主編柯靈先生,對「鬧掰」之內幕最有發言權,可惜他欲言又止:「唐文標在《張愛玲研究》一書中說到:傅雷的文章一經刊出,〈連環套〉就被『腰斬』,以後張愛玲也不在《萬象》出現。他看到了事實,卻沒有闡明真相。〈連環套〉的中斷有別的因素,並非這樣斬釘截鐵。我是當事人,可惜當時的細節已經在記憶中消失,說不清楚了。但有一點確切無誤:我和張愛玲接觸不多,但彼此一直懷有友好的感情,不存在芥蒂,有事實為證。」(〈遙寄張愛玲〉,1985年4月《讀書》)

怪罪傅雷?

「真相」是什麼?「別的因素」又是什麼?

張愛玲是主張「出名要趁早」的,所以她不會聽從別人的勸告,把寫好的稿子暫時擱起來,等「河清海晏」時再發表。張愛玲不失時機地(歷史只給了她兩年的時間)、趁熱打鐵四面出擊,專挑影響大的有檔次的雜誌,甚至親自登門送稿,《萬象》就是張愛玲自己找上門去,柯靈接待的。柯靈回憶說:「榮幸地接見了這位初露鋒芒的女作家……但我當時的心情,至今清清楚楚,那就是喜出望外。」(〈遙寄張愛玲〉)

初露鋒芒的張愛玲,風行上海灘的名牌雜誌《萬象》,一段「親密的接觸」開始,請看張愛玲在《萬象》的出場表:

1943年8月《萬象》(第3年第2期)──〈心經〉
1943年9月《萬象》(第3年第3期)──〈心經〉
1943年11月《萬象》(第3年第5期)──〈琉璃瓦〉
1944年1月《萬象》(第3年第7期)──〈連環套〉
1944年2月《萬象》(第3年第8期)──〈連環套〉
1944年3月《萬象》(第3年第9期)──〈連環套〉
1944年4月《萬象》(第3年第10期)──〈連環套〉
1944年5月《萬象》(第3年第11期)──〈連環套〉
(注:傅雷的〈論張愛玲的小說〉發表於此期)
1944年6月《萬象》(第3年第12期)──〈連環套〉

〈連環套〉連載6期,「戛然而止」,當然要對讀者有個交代,1944年7月的《萬象》「編輯室」作了如下解釋:「張愛玲先生的〈連環套〉,這一期只好暫時缺席了,對於讀者我們知道不免是一種失望,也還只好請讀者原諒吧。」連載中斷,讀者當然不滿,所以「編輯室」又在1944年8月再作解釋:「張愛玲女士的〈連環套〉是隨寫隨刊的,寫文章不能像機器一樣按期出品,而雜誌每月必出,編者也不得不按時催逼。這自然是一種虐政,而且作者也勢必影響到她作品的完整與和諧。因此想把〈連環套〉暫時中斷了,這也是不得已的事,只好請讀者原諒罷了。」原諒也罷,不原諒也罷,讀者還不是由你們雜誌擺佈?這樣的解釋難以服人,「暫時」變為永久,泥牛入海無消息,從此再不見〈連環套〉蹤影,也休怪人們胡亂猜疑了。

如果說張愛玲是因為傅雷的批評而中斷了〈連環套〉,還說得通,畢竟傅文一出,〈連環套〉就斷了,巧得很,傅文中最後一句正是「〈連環套〉逃不過剛下地就夭折的命運。」令人困惑的是,〈連環套〉不寫了,可以寫別的呀,張愛玲手裏捏的有得是稿,完全可以用來「救場」。請看1944年6月〈連環套〉斷了之後,張愛玲給其他雜誌寫的稿子(不能盡備,略舉數例):

〈紅玫瑰與白玫瑰〉──《雜誌》1944年7月號
〈私語〉──《天地》1944年7月
〈詩與胡說〉──《雜誌》1944年8月號
〈炎櫻語錄〉、〈散戲〉──《小天地》1944年8月創刊號
〈中國人的宗教〉上中下──《天地》1944年8-10月
〈忘不了的畫〉──《雜誌》1944年9月號
〈殷寶灩送花樓會〉──《雜誌》1944年11月號
〈談跳舞〉──《天地》1944年11月
〈等〉──《雜誌》1944年12月號

這麼多稿子而沒有一篇給《萬象》,不能全推在傅雷身上吧?張愛玲與《萬象》如此「絕情絕義」的一刀兩斷,恐怕存在「別的因素」。

現在市面上流傳的各種版本《張愛玲傳》中,以余彬先生的《張愛玲傳》最好,踏踏實實,文筆與識見俱佳,畢竟作者是親手親眼翻過見過讀過「原物原套」的發表張愛玲作品最多的幾種老雜誌——《天地》、《雜誌》、《萬象》,落筆靠譜,感覺到位。另外幾種張傳,一望而知,是搭車趕浪頭的,沒下過死功夫,甚至根本沒接觸過原始的第一手資料就「開寫(抄)」了。

余彬先生對張愛玲與《萬象》的鬧翻,說過一段頗具「線索性」的話:「張愛玲本人對此事的解釋是自覺寫的太糟,亦感到寫不下去,『只好自動腰斬』(見《張看》自序)。可是當時張至少在公開場合對〈連環套〉之糟糕是不認帳的,為此而行『腰斬』豈不是有服輸的嫌疑?更說得通的原因可能還是和《萬象》老闆平襟亞的矛盾,他們因稿費等問題而起的摩擦在小報上傳得沸沸揚揚,這一年的八月二人還在《海報》上打過一場筆墨官司。」(《張愛玲傳》)

「灰鈿」一案

到底是因為傅雷文章「鬧掰」的可能性大呢?還是因為稿費摩擦「鬧掰」的可能性大呢?當年的小報無跡可尋,幸運的是,筆者在一本叫《語林》的老雜誌中,找到了那場「筆墨官司」的雙方「辯護詞」,或許可以恢復「在記憶中消失的細節」,或許能為鬧掰提供「別的因素」。張愛玲、《萬象》老闆平襟亞(秋翁)、《語林》的編者(錢公俠)在《語林》同一期上都說話了,鑒於《語林》的鮮為人知,張愛玲的〈不得不說的廢話〉可以視為是張的一篇「佚文」,更為了能說明清楚,特將三方的話全文抄錄下來(原載《語林》第一卷第二期,1945年1月25日):

〈關於《記張愛玲》〉
編者(錢公俠)


本刊前期所載汪宏聲先生之〈記張愛玲〉一文,其中提到「一千元灰鈿」的話,作者無心,編者失察,致張女士不能不來稿聲明,以免讀者誤會。然此事既與秋翁先生有關,編者乃不能不事前向翁說明,請略書數語,與張文同時發表,以避免片面攻訐之嫌。編者並向翁聲明,不能將張文出示,以昭公道,故秋文僅為事實之說明而已。秋翁先生為文化界前輩,張女士乃老友汪先生之高足,其文章又為編者所傾佩,故深信此一千元決為某一方面之誤記,而非圖賴或有意為難,希望此一樁公案從此不了了之,彼此勿存芥蒂。下列兩文,俱為雙方各就事實之聲明也。

又宏聲兄一文又為個人之聲明,閔先生則為記事之更正,最後一信,則為讀者來函之一,用見張女士為廣大讀者所愛戴也。各文作者下筆之時,均未得見他方之文稿,此則為編者所必須聲明者。


〈不得不說的廢話〉
張愛玲


常常看到批評我的文章,有的誇獎,有的罵,雖然有時候把我刻劃得很不堪的,我看了倒也感到一種特殊的興趣。有一天忽然聽到汪宏聲先生(我中學時代的國文教師)也寫了一篇〈記張愛玲〉,我回憶到從前的學校生活的時候,就時常聯帶想到汪先生,所以不等《語林》出版就急急地趕到印刷所裏去看。別的都不必說了,只有一點使我心裏說不出的鬱塞,就是汪先生揣想那「一千元灰鈿」的糾紛和我從前一篇作文充二篇大約是同樣的情形。小時候有過這樣憊懶的事,也難怪汪先生這樣推斷。但是事實不是這樣的。也可見世上冤枉的事真多。汪先生是從小認識我的,尚且這樣想,何況是不大知道我的人?所以我收到下面這一封讀者來函,也是意中事:「……我從前也輕視過你,我想一個藝人是不應該那麼為金錢打算的;不過,現在我卻又想,你是對的,你為許多藝人對貪婪的出版家作了報復,我很高興……」

關於這件事,事過境遷,我早已不願去提它了,因為汪先生提起,所以我想想看還是不能不替我自己洗刷一番。

我替《萬象》寫〈連環套〉。當時言明每月預付稿費一千元,陸續寫了六個月,我覺得這樣一期一期地趕,太逼促了,就沒有寫下去。此後秋翁先生就在《海報》上發表了〈一千元的灰鈿〉那篇文章,說我多拿了一個月的稿費。柯靈先生的好意,他想着我不是賴這一千元的人,想必我是一時疏忽,所以寫了一篇文章在《海報》上為我洗刷,想不到反而坐實了這件事。其實錯的地方是在〈連環套〉還未起頭刊載的時候──三十二年十一月底,秋翁先生當面交給我一張兩千元的支票,作為下年正月份二月份的稿費。我說:「講好了每月一千元,還是每月拿罷,不然寅年吃了卯年糧,使我很擔心。」於是他收回那張支票,另開了一張一千元的給我。但是不知為什麼帳簿上記下的還是兩千元。

我曾經寫過一篇否認的信給《海報》,秋翁先生也在《海報》上答辯,把詳細帳目公開了。後來我再寫第二封信給《海報》,大概因為秋翁的情面關係,他們未予發表。我覺得我在這件無謂的事上已經浪費了太多的時間,從此也就安於緘默了。

……

〈「一千元」的經過〉
秋翁
  

關於張愛玲在《萬象》寫〈連環套〉長篇小說,多取一千元稿費事,本人早在《海報》公開聲明,後此不願更提。而於事實真相,亦均備志其詳;當時曾搜集到張小姐每次取款證據(收條與回單)匯粘一冊,曾經專函請其親自或派人來社查驗,一一是否均為親筆,數額是否相符。乃歷久未蒙張小姐前來察看,迄今置之不問。僕亦漸次淡忘。今聞本刊公俠先生談及,張小姐對外似仍不能釋然,最近又將於本刊有所聲辯。僕初擬默爾而息,一任其如何讆言便算,以女人家似非摘些面子不休。乃公俠先生秉長厚風度,為明瞭真相起見,堅囑予須附志一言以張公道。辭不獲已,姑將事實縷志如左。物證尚在,還希望張小姐前來查驗,倘有誣陷張小姐處,查驗不實者,僕願受法律裁制,並刊登各大報廣告不論若干次向張小姐道歉。(附)張愛玲(連環套小說)稿費清單。

十一月二十四日付二千元(永豐銀行支票,銀行有帳可以查對)稿一二月分兩次刊出。
二月十二日付一千元(現鈔在社面致)稿三月號一次刊出。
三月四日付一千元(現鈔在社面致)稿四月號一次刊出。
四月二日付一千元(現鈔送公寓回單為憑)稿五月號一次刊出。
四月十七日付一千元(五源支票送公寓回單為憑)稿六月號一次刊出。
五月九日付一千元(現鈔,五月八日黃昏本人敲門面取,入九日帳)(有親筆預支收據為憑)稿未到。
七月四日付二千元(五源支票,當日原票退還本社註銷)。

(說明)以上七次共付九千元。除退還二千元支票一紙外,實付七千元。當時言明每期稿費一千元,共刊六期,尚少一期稿子,即多付一千元,以上除面致外,送公寓二次,均有回單蓋章為憑。尤以最後一次——五月八日深晚,張小姐本人敲門向店夥手預支一千元,自動書一收據交由店夥為憑(現存本社)。自此次預支之後,竟未獲其隻字。故就事實言,迄今仍欠本社國幣一千元。

「國幣一千元」是什麼概念呢?以《萬象》的售價為例,〈連環套〉第一次刊登的那期(1944年1月),售價每冊30元,2月是每冊50元,3月是55元,4月是60元,5月是60元,6月是80元,7月是100元。換言之,1月份張愛玲的「一千元」能買33冊《萬象》,到了7月份「一千元」只能買10冊《萬象》了,縮水縮得驚人,剛開始「講好了每月一千元」,半年之後,張愛玲一方顯然開始吃虧了,張愛玲有沒有表示呢?於此,順手再抄下汪宏聲的聲明。(此文緊隨秋翁之後。)

〈「灰鈿」之聲明 〉
汪宏聲


公俠兄來告,謂張愛玲有稿投《語林》,聲辯所謂「灰鈿」事,實予一期中「莞爾」一語所引起云。聞之良深抱憾。予之「若有所悟」乃指愛玲因平先生不加稿費,而縮短篇幅,頗與一稿充兩期作文事相類,故而「莞爾」並非即以「灰鈿」確有其事,亦非以學生時代一篇作文充二篇與作家時代之「灰鈿」云云有何因果關係也。予素怕爭論,更怕人因予而引起爭論,「灰鈿」一案,已成過去,今竟因予一語而舊事重提,予實不勝其惶恐!

根據以上的引述,是不是可以假設──張愛玲是因為這說不清的「一千元」而與《萬象》鬧掰的?文人對稿費的多少及落袋的快慢,其實是非常在乎的,只不過文人都要面子,都喊無所謂啦,一旦因為錢發生了矛盾撕破了臉,哪怕僅僅是「灰鈿」一般的小錢,最常見最說得通的結局就是徹底決裂。

尷尬人難免尷尬事。1950年7月24日上海「第一次文學藝術界代表大會」在解放劇場開幕,張愛玲以筆名「梁京」的身份被分配在文學界代表第4小組。這個小組裏都是極有名聲的作家與文學工作者。組長是趙景深,副組長是趙家璧、陸萬美。組員名單依次有:周而複、潘漢年,孫福熙、姚蓬子、谷斯范、劉北汜、平襟亞、梁京、鄧散木、陳靈犀、陳滌夷、張慧劍、柯蘭、姚蘇鳳、嚴獨鶴等。張愛玲與最不情願再見面的平襟亞分到一個小組,名單上兩人也是緊挨着的。我們無法猜想倆人當時是否打了招呼。

(原刊二00八年七月廿三日《中華讀書報》)

附錄

張愛玲與國文老師汪宏聲
蔡登山

張愛玲的高中國文老師汪宏聲寫了一篇〈記張愛玲〉,為我們留下了張愛玲求學的重要史料。但有關汪宏聲的生平資料,卻都無人言及。張愛玲說:「中學時代的先生我最喜歡的一位是汪宏聲先生,教授法新穎,人又是非常好的。所以從香港回上海來,我見到老同學就問起汪先生的近況,正巧他不在上海,沒有機會見到,很惆悵。」

據史料家秦賢次的資料說,汪宏聲是浙江吳興人,一九一○年生,一九三○年於上海光華大學第五屆教育系畢業。一九三六年九月,任上海聖瑪麗亞女校國文部主任,成為張愛玲高三畢業班的國文老師。汪宏聲也是位翻譯家,曾譯有美國小說家奧爾珂德的長篇小說三部曲:《好妻子》( 1936年 5月)、《小婦人》(同上)、《小男兒》( 1937年 1月),收入錢公俠主編的《世界文學名著》叢書中;另又以沈佩秋的筆名,譯有王爾德的《莎樂美》( 1937年 1月)、易卜生的《娜拉》( 1937年 4月)、果戈里的《巡按》( 1937年 5月),收入錢公俠、謝炳文(後改名謝然之, 1949年到台灣後,寖至成為台灣新聞界大老。)主編的《世界戲劇名著》叢書中。

錢公俠( 1907-1977)是浙江嘉興人。一九二八年十月,當錢公俠還在上海光華大學二年級時,已在上海春潮書局出版他的第一部作品《悵惘及其他》,收短篇小說 7篇。錢公俠係當時光華大學鋒頭最健的學生之一。一九二九年四月九日,曾與沈祖牟以「光華文學會」名義拜訪魯迅,邀請魯迅及郁達夫來光華演講。一九二九年六月七日,又與儲安平等組織「光華劇團」,顯示出他在文藝上的多方面興趣。抗戰時期,錢公俠在上海淪陷區亦是一活躍的作家、編輯家。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在上海與周越然、柳雨生(光華附中出身)、周黎庵、陶亢德、潘序祖(光華附中教師)、馮和儀(蘇青)、楊光政(原名晉豪)、楊樺(之華)等人發起籌建「中國文化人協會」。其後任《語林》月刊的主編,《中華日報》的主筆等。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當錢公俠創辦《語林》月刊時,他希望借張愛玲的名聲為自己的雜誌大壯聲威,於是他找到他光華的學長汪宏聲寫了一篇〈記張愛玲〉。張愛玲說:「沒想到今天在路上遇到錢公俠先生,知道汪先生為《語林》寫了一篇文章關於我。我等不及,立刻跟錢先生到印刷所去看清樣。」錢公俠與張愛玲應是熟識的,在這之前他們同在《雜誌》寫稿。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六日《雜誌》社在康樂酒家舉行「《傳奇》集評茶會」,出席的人員中就有錢公俠。

〈記張愛玲〉一文其中有一段說:「她一貫地懶惰,還是甚麼都『我忘啦!』我記得有一次她欠交了一期作文,我催他,她說『我——』我不等她說下去,便接着說『——忘啦!』她笑笑,隔不多久,她交來一篇。我一看,卻就是〈霸王別姬〉的上半篇,原來她要把這一篇充兩期作文哩!所以最近在報上看到了平襟亞先生與張愛玲的一番『灰鈿』交涉,我若有所悟,想起了〈霸王別姬〉充兩期作文的一樁公案,『夫子』不禁『莞爾』了。」汪宏聲萬萬沒有想到,他這種玩笑似的聯想,正好進一步坐實了張愛玲可能多拿《萬象》老闆平襟亞的一千元預支稿費而忘了的負面形象。對於「一千元錢灰鈿」這件事,張愛玲本不願多言,為不使自己尊重的國文老師汪宏聲甚至大眾誤解,她寫了一篇〈不得不說的廢話〉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出版的《語林》月刊加以申辯,她說:「我替《萬象》寫〈連環套〉。當時言明每月預付稿費一千元,陸續寫了六個月,我覺得這樣一期一期地趕,太逼促了,就沒有寫下去。此後秋翁先生就在《海報》上發表了〈一千元的灰鈿〉那篇文章,說我多拿了一個月的稿費。柯靈先生的好意,他想着我不是賴這一千元的人,想必我是一時疏忽,所以寫了一篇文章在《海報》上為我洗刷,想不到反而坐實了這件事。其實錯的地方是在〈連環套〉還未起頭刊載的時候——三十二年十一月底,秋翁先生當面交給我一張兩千元的支票,作為下年正月份二月份的稿費。我說:『講好了每月一千元,還是每月拿罷,不然寅年吃了卯年糧,使我很擔心。』於是他收回那張支票,另開了一張一千元的給我。但是不知為甚麼帳簿上記下的還是兩千元。」

編者錢公俠為公平起見特別在這一期有一說明:「本刊前期所載汪宏聲先生之〈記張愛玲〉一文,其中提到『一千元灰鈿』的話,作者無心,編者失察,致張女士不能不來稿聲明,以免讀者誤會。然此事既與秋翁先生有關,編者乃不能不事前向翁說明,請略書數語,與張文同時發表,以避免片面攻訐之嫌。編者並向翁聲明,不能將張文出示,以昭公道,故秋文僅為事實之說明而已。」於是平襟亞又寫了〈「一千元」的經過〉同時登載這期雜誌,平襟亞並把〈連環套〉的稿費清單附於文後,詳注張愛玲收取稿費的日期、數額和取款方式,總之,他堅持認為張愛玲欠款一事確鑿無誤。

而汪宏聲在同期還有〈「灰鈿」之聲明〉,對其無心之言有所說明:「予之『若有所悟』乃指愛玲因平先生不加稿費,而縮短篇幅,頗與一稿充兩期作文事相類,故而『莞爾』並非即以『灰鈿』確有其事,亦非以學生時代一篇作文充二篇與作家時代之『灰鈿』云云有何因果關係也。」。

張愛玲的〈連環套〉於一九四四年一月起在《萬象》連載,但至同年六月連載六期就「腰斬」了,成了張愛玲未完成的一部作品。

(原刊二0一0年十一月十四日《蘋果日報》)

籌拍紀錄片 宋以朗重拼張愛玲一生

籌拍紀錄片 宋以朗重拼張愛玲一生
記者:冼麗婷

中國著名作家張愛玲 90歲冥壽剛過去三天,一項研究她的新計劃又宣佈快要展開。張愛玲遺產執行人宋以朗,計劃動用她的作品版權收入,以數百萬元經費,攝製關於張愛玲生平的紀錄片,透過全球採訪見過她的人,用口述歷史形式,如拼圖一樣重塑文學裏及生活裏更深更厚的著名作家。

張愛玲在中港台擁有不少讀者,宋以朗接受訪問時說,去年出版的張愛玲自傳體小說《小團圓》,估計在三地總銷量近 100萬本(大陸約 80萬本、台灣10多萬本、香港約5萬本)。不少人希望在小說女主角九莉身上尋找星級作家的身影。

在華麗與蒼凉的寫作生涯以外,沒有多少人注意到,張愛玲七十年代初曾經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中國研究所裏當研究員。宋以朗說,張愛玲當時的職責包括天天看中共報章雜誌《人民日報》及《紅旗》,看當年四人幫的文化打手張春橋用化名所寫的社論,然後從文字學角度,在特別的遣詞用句裏,分析中共領導層權力及政策變化,繕寫報告。

其中一篇講曾是毛澤東指定接班人,後被指與美國關係密切的林彪,但小說家的政治稿,在研究所門派有別下不被接受,認為她未能看穿中共領導層勢力變化,令張愛玲對工作前途失望,寫信向宋淇夫婦訴苦。

林彪的文章未見所蹤,另一篇關於土改的 20頁英文稿真迹則可能捐了給南加州大學。女作家可待發掘的資料會不會更多?宋以朗認為張愛玲在柏克萊一段研究中共政治的生活迹近空白,若能找到當年與她共事的人,既解說研究中心運作,亦描述女作家刨報紙生涯,以及她對中共政治的看法,對關心她的讀者來說,屬新鮮題材。

因為父母而間接承受了張愛玲的「一筆遺產」,宋以朗接觸很多相關人物,不少談及某某跟一代才女的接觸,令他想到,每一個擁有與張愛玲相處片段的人,都可能是發掘新材料的寶藏,若能把各人何時何地見過大作家以及對她作品的意見論述,一個一個的紀錄,一塊一塊的拼湊,組成星級作家巨幅畫面,「一個人只有好少部份,加埋一齊先有意義」,成為張愛玲紀錄片意念的始源。

全球訪問曾有接觸者



張愛玲愛找裁縫做衫,親筆畫的一件旗袍款式很講究。

很初步的估計,現時世界各地最少有十多人與張愛玲有淵源,宋以朗擬定的受訪名單,都是重量級學者及著名作家,包括身在美國的夏志清、莊信正、白先勇及於梨華;現處香港的李歐梵、劉紹銘以及在加拿大的戴天;當年台灣大學外文系的一班學生陳若曦、歐陽子、王文興及王禎和等。還有其他非學術界人物,包括張愛玲的姑丈李開第與前妻所生的女兒李斌,現居澳洲;而宋以朗及其姊,和家中老傭人阿妹,以及其他相關人物,都是訪問對象。

要做這樣的採訪、判斷及整理工作不容易。有份量而且願意接受採訪的人,年齡都在七十開外,夏志清教授就是個重要人物。 1961年他以英文編寫《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中國現代小說史),把原被視為鴛鴦蝴蝶派的張愛玲,與魯迅及錢鍾書等躋身中國現代小說家之列。夏志清在美國時期,與張愛玲互通書信達 122封,最終以兩萬美元把書信真迹賣給南加州大學圖書館。採訪他,除了說張愛玲,還能說她的文學地位。但宋以朗知道 89歲學者有病,不能受刺激,採訪他有逼切性,難度也相當高。

宋以朗認為文學學者莊信正也是個重要人物,而且有信心對方會接受訪問。當年張愛玲移居洛杉磯後,實際生活需要包括搬屋,都是莊信正委託好友林式同從旁協助。林式同已去世,現年 75歲曾任職聯合國的莊信正退休居於美國,他曾出版與張愛玲合共約 80封的書信。

當年以白先勇為首的一班台大外文系學生,也與張愛玲有過一席之緣,當中不乏張迷。宋以朗認為跟張愛玲一樣寫過反共小說《尹縣長》的陳若曦,正可以此話題談論張愛玲。按陳若曦紀錄, 1961年張愛玲訪台,美國新聞處的麥加錫( Richard McCarthy)在台北一間餐廳設了一桌筵席,與席者包括星級作家白先勇、歐陽子及王禎和等。等候女作家之時,各人以猜測她的長相打發時間。白先勇估她「準是又細又瘦」。結果,「張愛玲來了,果然身材乾扁細長像根竹子」。「應是不惑之年的張愛玲,杏眼白膚,笑容羞澀,神情活像個小女孩」。

擬編張愛玲百科全書

在香港,退休學者劉紹銘與張愛玲淵源頗深,他有份參與夏志清小說史中譯本工作,與莊信正是老同學,對居於美國的張愛玲,曾作出幫助,連同當年台大同學李歐梵,也曾於 1968年在美國中部一個學術會議接待過張愛玲。這串文學圈子裏的閃爍人脈,若都能在影像裏述說張愛玲,將是另具意義的文化資料。

好奇張愛玲拼湊張愛玲是有趣的,按宋以朗現有資料,張愛玲可以是這樣的: 5呎 6吋半,又高又瘦的張愛玲,愛找裁縫做衫,親筆畫給宋以朗母親鄺文美的一件貼身旗袍,三圍是 32、 27、 362吋。她文字華麗,也着重外表,即使 800至 900度近視,卻不愛戴眼鏡。跟宋以朗姊弟說話時,為了看清楚眼前人,不時把臉孔貼近,因為相信言多必失,她說話不多,也講得很慢。在香港趕電影劇本時,因為有胃病,愛吃隔夜麪包;在美國跟於梨華吃揚州湯包時,也吃得十分慢……。全球採訪後,張愛玲又會是怎樣的?

宋以朗是媒界調查顧問,擁有統計學博士學位。張愛玲是宋家摯交,曾暫居宋宅。近年宋以朗閱遍 600多封共 40萬字的張愛玲書信,不知不覺,也認識了她的生平。他相信具價值的受訪者或資料會陸續出現,紀錄片會視情況延續。而負責拍攝統籌的人,不必是張愛玲專家,但要有研究她的熱情,「佢可能一世都冇想過可以做一份同張愛玲有關的工作」。

宋以朗整理父母的書信,計劃兩年內出版,同時考慮編訂張愛玲百科全書,提供研究資料指引,連同紀錄片在內,一切經費來自版權收入。大作家死後的文化事業,很難無風無浪,張愛玲的書信及手稿真迹最終命運如何,宋以朗考慮之一,是交給可靠的圖書館,條件是要製作網上版本,讓公眾閱覽。「或者睇吓有冇大學或校友出錢買,賣到所有錢,我會即刻捐番畀大學做獎學金,等學生可以直接受惠」。

張愛玲的確沒有被遺忘,相信會越來越被記得。

(原刊二0一0年十月三日《蘋果日報》)

愛玲五恨

愛玲五恨
劉紹銘

人生恨事知多少?張愛玲就說過,一恨海棠無香,二恨鰣魚多骨,三恨曹雪芹《紅樓夢》未完,四恨高鶚妄改─死有餘辜。人生恨事何只這四條?在近日出版的《張愛玲私語錄》看到,原來張小姐「從小妒忌林語堂,因為覺得他不配,他中文比英文好。」我們還可以在〈私語〉中看到她「妒忌」林語堂的理由:「我要比林語堂還要出風頭,我要穿最別緻的衣服,周遊世界,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

張愛玲跟宋淇、鄺文美夫婦認交四十餘年,互通書信達六百多封。有一次,愛玲跟他們說:「有些人從來不使我妒忌,如蘇青、徐訏的書比我的書銷路都好,我不把他們看作對手。還有韓素音。聽說凌叔華用英文寫書,也不覺得是威脅。看過她寫的中文,知道同我完全兩路。」

〈私語〉發表於 1944年,愛玲二十四歲。林語堂的成名作《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吾國與吾民》) 1935年在美國出版,極受好評。第二年出了英國版,也成為暢銷書。林語堂名成利就,羨煞了愛玲小姐。如果她是拿林語堂在《論語》或《人間世》發表的文字來衡量他的中文,再以此為根據論證他的中文比英文好,那真不知從何說起。林語堂的英文暢順如流水行雲,開成轉合隨心所欲,到家極了。

張愛玲「妒忌」林語堂、覺得他「不配」,或可視為酸葡萄心理的反射。除了海棠無香鰣魚多骨外,張愛玲終生抱憾的就是不能像林語堂那樣靠英文著作在外國領風騷。她從小就立志當雙語作家。十八歲那年她被父親 grounded,不准離開家門。病患傷寒也不得出外就醫,如果不是女傭使計幫她脫險,可能早丟了性命。康復後,愛玲把坐「家牢」的經過寫成英文,寄到英文《大美晚報》( Shanghai Evening Post)發表。編輯給她代擬的題目是:〈 What a life! What a Girl's Life!〉四年後愛玲重寫這段經歷,用的是中文。這就是今天我們讀到的〈私語〉。

張愛玲在上海唸教會學校,在香港大學英文系修讀了兩年。移民美國後,除了日常的「語境」是英文外,嫁的丈夫也是美國人。這些條件當然對她學習英語大有幫助,但如果我們知道她英文版的《秧歌》(《 The Rice-Sprout Song》)是 1955年出版,而她也是在這一年離港赴美的,應可從此推斷她的英文造詣全靠天份加上自修苦學得來。

張愛玲 1952年重臨香港,生活靠翻譯和寫劇本維持,同時也接受美國新聞處的資助寫小說。英文本的《秧歌》和《赤地之戀》就是這時期的產品。 2002年高全之以電話和電郵方式訪問了當時美新處處長 Richard M. McCarthy,談到他初讀《秧歌》的印象,說:「我大為驚異佩服。我自己寫不出那麼好的英文。我既羨慕也忌妒她的文采。」

出版《秧歌》的美國出版社是 Charles Scribner's Sons,在出版界相當有地位。從高全之所引的資料看,《秧歌》的書評相當正面。其中《紐約前鋒論壇報》的話對作者更有鼓舞作用。以下是高全之的譯文:「這本動人而謙實的小書是她首部英文作品,文筆精鍊,或會令我們許多英文母語讀者大為歆羨。更重要的是,本書展示了她做為小說家的誠摯與技巧。」

《時代》雜誌這麼說:「如以通俗劇視之,則屬諷刺型。可能是目前最近真實的、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生活的長篇小說。」

我手上的《吾國與吾民》是英國 Heinemann公司 1962年的版本。初版 1936,同年四刷,接着是 1937、 1938。 1939出了增訂本。 1941和 1942年各出二刷。跟着的 1943和 1956年都有印刷。三四十年代是林語堂的黃金歲月,暢銷書一本接一本的面世,在英美兩地都可以拿版稅,不管他「配不配」,單此一點也夠愛玲「妒忌」的了。

像林語堂這類作家,真的可以單靠版稅就可以「穿最別緻的衣服,周遊世界。」愛玲也嚮往這種生活,但 1952年離開大陸後,她追求的東西,衣服和旅遊還是次要,每天面對的卻是房租、衣食和醫藥費的現實問題。她的中文作品雖然繼續有版稅可拿,但數目零星,多少不定。要生活得到保障,只能希望英文著作能為英文讀者接受。這個希望落空了。《秧歌》的書評熱潮,只是曇花一現。 1956年香港友聯出版社出版了《赤地之戀》,版權頁內註明: not for Sale in the United Kingdom, Canada, or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不得在英國、加拿大或美國發售」,張愛玲顯然沒有放棄總有一天在歐美國家出版商中找到伯樂的希望。

英美出版商對《赤地之戀》不感興趣,或可解說因為政治色彩太濃,不是「一般讀者」想看的小說。但《 The Fall of the Pagoda》(《雷峯塔》)和《 The Book of Change》﹙《易經》﹚這兩本作品,說的是一個破落封建家庭樹倒猢猻散的故事,卻依樣乏人問津。李黎在〈雷峯塔對照記〉(《中國時報》, 2010.6.18)開門見山說:

收到張愛玲的英文小說《 The Fall of the Pagoda》……出於好奇立刻開始讀,可是看不到兩三章就索然無味的放下了,過些天又再勉強自己拾起來,如是者數回──做夢都沒有料到閱讀張愛玲竟會這麼興趣缺缺。原因無他:對於我,張門絕學的文字魅力僅限於中文;至於這本英文小說的故事,一是實在並不引人入勝,二是早已知之甚詳毋須探究了。

同樣的一個故事,用兩種語文來講述,效果會不會相同?李黎說英文版本的張愛玲因為沒有她註冊商標的那些「兀自燃燒的句子」,讀起來竟然完全不是一回事,「就像同一個靈魂卻換了個身體,那個靈魂用陌生的面孔與我說英文。」

李黎舉了些實例。我耐着性子苦讀,也隨手錄了不少。觸類旁通,因此只取一兩條示範。

"Just like him,"Prosper Wong murmured. "A tiger's head and a snake's tail. Big thunder, small rain drops".「虎頭蛇尾。雷聲大,雨點小」這幾句話的原意,受過幾年「你好嗎?」普通話訓練的中文非母語讀者也不一定猜得出來。

"A scholar knows what happens in the world without going out of his door".「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這是李黎貼出來的例子。其實,在電腦手機普及的今天,這句話不論是中文原文也好,譯成英文也好,已全無意義可言。英文書寫忌用成語俗話,因為成語本身就是一種陳腔濫調。成語如果經常出現,這表示作者的思想已漸失去主導能力,開始斷斷續續的拾前人牙慧了。不幸的是《雷峯塔》和《易經》隨處可見這種似通非通的句子:"Really, if I were you, Mrs Chin, I'd go home and enjoy myself, what for, at this age, still out here eating other people's rice?"Sunflower said.

張愛玲的小說,寫得再壞,也有誘人讀下去的地方─只要作品是中文。〈異鄉記〉有些散句,不需 context,也可兀自燃燒:「頭上的天陰陰的合下來,天色是鴨蛋青,四面的水白漫漫的,下起雨來了,毛毛雨,有一下沒一下的舔着這世界。」張愛玲英文出色,但只有使用母語中文時才露本色,才真真正正的到家。她用英文寫作,處理口語時,時見力不從心。我在 2005年發表的長文〈張愛玲的中英互譯〉特別談到的是這個問題。《雷峯塔》不是翻譯,但裏面人物的對話,即使沒有成語夾雜,聽來還是怪怪的。第二十四章開頭母親對女兒說話:

"Lose your passport when you're abroad and you can only die," Dew said."Without a passport you can't leave the country and can't stay either, what else is there but to die?"

王德威是行內的好好先生, tolerant, indulgent and forgiving。他在為《易經》寫的序言內也不禁輕輕嘆道: However, from a critical perspective The Book of Change may not read as compellingly as"From the Ashes"。《易經》的故事和情節,不少是從〈燼餘錄〉衍生出來,但王德威認為英文《易經》不如中文的〈燼餘錄〉那麼「扣人心弦」( compelling)。其實論文字之到家,〈燼餘錄〉那裏及得上〈封鎖〉、〈金鎖記〉和〈傾城之戀〉那麼教人刻骨銘心。但結尾那百餘字,雖然熾熱不足,亦可兀自焚燒,是不折不扣「到家」的張愛玲蒼涼文體:

時代的車轟轟地往前開。我們坐在車上,經過的也許不過是幾條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驚心動魄,就可惜我們只顧忙着一瞥即逝的店舖的櫥窗裏找尋我們自己的影子─我們只看見自己的臉,蒼白、渺小;我們的自私與空虛,我們恬不知恥的愚蠢─誰都像我們一樣,然而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孤獨的。

《雷峯塔》和《易經》這兩本英文創作未能在歐美出版人中找到「伯樂」,最簡單的說法是語言障礙。中英文兼通的讀者,一樣為其中人物的名字「陌生化。」化名 Lute的是愛玲。 Dew是她媽媽。 Elm Brook是爸爸。這也罷了。最陌生的是一些較次要的角色,如女僕 Dry Ho。 Dry Ho?"Dry Ho was called dry as distinguished from a wet nurse."「奶媽」是 wet nurse。有一位叫 Aim Far Chu的,初看以為 Aim Far是名字拼音,後來才知是「向遠」之意, Chu是姓。

第一回快結尾時我們聽到 Dry Chin說"Keep asking. Break the pot to get to the bottom,"「繼續問吧。打破沙鍋問到底吧。」李黎看了兩三章才覺得趣味索然。不知有漢的洋讀者,打開書才三兩頁,就給 Dry Ho和 Prosper這些人物搞昏了頭,決不肯 break the pot的。我們都因為張愛玲早期寫出了這麼多的傳世之作而懷念她、偏愛她、甚至縱容她。只要是出於她的手筆的中文作品,我們一直「追捧」下去。但看了《雷峯塔》和《易經》後,我們難免覺得心痛:如果她生活無憂,能把精神和精力全放在中文書寫上,多好!

(原刊二0一0年十月三日《蘋果日報》)

私語親疏有別

私語親疏有別
劉紹銘

張愛玲平生惜墨如金,不輕易跟別人書信往來。她一生通信最繁密的是宋淇和鄺文美(Mae)夫婦。其次是夏志清先生。最近宋家公子以朗把愛玲和他父母往還近六百多封的信件整理出來,合成其他資料以《張愛玲私語錄》為題出版。

張愛玲一九五二年從上海到香港時,前路茫茫,寄居於女青年會,靠翻譯為生。宋氏夫婦對她的照顧可說無微不至。後來愛玲從女青年會搬到宋家附近的一間「斗室」,房子異常簡陋,連書桌也沒有,害得她只好彎着腰在床側的小几上寫稿。宋氏夫婦有空就去看她。 Stephen事忙時 Mae就獨自去。兩人很投緣,碰在一起總有談不完的話。事隔四十年,愛玲還在一封信跟宋太太說:「我至今仍事無大小,一發生就在腦子裏不嫌囉嗦一一對你訴說,暌別幾十年還是這樣,很難使人相信,那是因為我跟人接觸少, just enough to know how different you are(可知你如何與眾不同)。在我,你已經是我生平唯一的一個 confidante(知己)了。」(註:英文引文的中譯是宋以朗手筆)。 Confidant不是普通的「知己」,其地位有如聽天主教徒告解的神父,聽來的秘密,一生不能外洩。

由此看來,以瞭解張愛玲私隱世界的角度看,張愛玲給 Mae的信和對她吐露的心聲,要比她給夏志清的信更有「發隱」的價值。有一次愛玲給 Mae寫信,說到他們夫婦真是天造地設的一對,「他稍微有點鋒芒太露,你卻那麼敦厚溫婉。」聽語氣,夫婦二人在她眼中還是「親疏有別」的。大家都是女人,說話比較容易。愛玲跟 Mae較親近,是很自然的事。

《私語》中的「語錄」多是三言兩語。「人生不必問『為甚麼』!活着不一定有目標。」「『人性』是最有趣的書,一生一世看不完」。這類對人生觀察的「雋語」,內容自身飽和。文字淺白,沒有甚麼草蛇灰線,一目瞭然,用不着註釋。但語錄中也有非但要註,還得要「疏」的例子。

聽見我因寫「不由衷」的信而 conscience-stricken(於心有愧)─人總是這樣半真半假─揀人家聽得進的說。你怕她看了信因你病而擔憂,可是我相信她收到你的信一定很高興,因為寫得那麼好,而且你好像當她是 confidante(閨中密友)─,這樣一想,「只要使人快樂就好了。」例如我寫給胡適的信時故意說《海上花》和《醒世姻緣》也是有用意的。

依我猜想,這條語錄需要註釋而沒有註釋,因為說不定宋以朗也弄不清其中的人際關係。「我」是張愛玲、「你」是 Mae,那麼「她」是誰?但雖然沒有 context,以上引文仍有珍貴的參考價值。「人總是這樣半真半假─揀人家聽得進的說。」《秧歌》出版後,作者寄了一本給身在美國的胡適先生,胡適大為欣賞,不斷向朋輩推薦。張愛玲給適之先生寫信時「故意」提到《海上花》和《醒世姻緣》,因為知道他聽得下去。


五十年代宋淇先生替國際電影懋業公司編審劇本,張愛玲曾給他寫過幾個劇本,其中《情場如戰場》打破國語片賣座紀錄。一九六二年一月張愛玲自美抵港,應宋先生之邀替電懋編劇。從她二月二十日給丈夫賴雅( Ferdinand Reyher)的信中,可知她留港賺錢養家的打算遇到不少波折。且引高全之在《張愛玲學》的譯文:「……我提前完成了新的劇本,……。宋家認為我趕工粗糙,欺騙他們,每天有生氣的反應。宋淇說我行前會領到新劇本的稿酬,意味他們不會支付另外兩個劇本,《紅樓夢》上下兩集,……。我在此地受苦,主因在於他們持續數月的遲疑不決……。宋淇標準中國人,完全避開這話題,反要我另寫個古裝電影劇本。……我全力爭取的一年生活保障,三個月的勞役,就此泡湯。我還欠他們幾百元生活與醫藥費用,還沒與他們結算,原計劃用《紅樓夢》劇本稿酬支付……。元宵節前夕,紅紅滿月,我走到屋頂思索。他們不再是我的朋友了,……。」

高全之落了五條註,可惜無助我們對「宋家認為我趕工粗糙,欺騙他們」這句重話的了解。這句話需要「註疏」,但想來宋以朗也幫不上忙,因為一九六二年他才十三歲。張愛玲給賴雅的信這樣作結:「暗夜裏在屋頂散步,不知你是否體會我的情況,我覺得全世界沒有人我可以求助。」

(原刊二0一0年九月十九日《蘋果日報》)

愛玲「原罪」說

愛玲「原罪」說
劉紹銘

張愛玲以小說和散文知名。有一段時期為了生活,也做過翻譯和編寫電影劇本的工作。就我們所知,〈中國的日夜〉(1947)應該是張愛玲生平唯一發表過的詩作。如果作者不是張愛玲,這樣的一篇新詩實在沒有什麼看頭:

我的路
走在我自己的國土。
亂紛紛都是自己人;
補了又補,連了又連的,
補釘的彩雲的人民。
我的人民,
我的青春,
我真高興曬着太陽去買回來
沉重累贅的一日三餐。

譙樓初鼓定天下;
安民心,嘈嘈的煩冤的人聲下沉。
沉到底。……
中國,到底。

這首詩其實是散文〈中國的日夜〉的結尾。文章開頭說「去年秋冬之交我天天去買菜。有兩趟買菜回來竟做出一首詩,使我自己非常詫異而且快樂。」在市場內她看到上海小市民的眾生相。她看到一個抱在媽媽手裏的小孩,穿着桃紅假嗶嘰的棉袍,「那珍貴的顏色在一冬日積月累的黑膩污穢裏真是雙手捧出來的、看了叫人心痛、穿髒了也還是污泥裏的蓮花。……快樂的時候,無線電的聲音,街上的顏色、彷彿我也都有分;即使憂愁沉澱下去也是中國的泥沙。總之,到底是中國。」

熟悉張愛玲作品的讀者看了上面引文,一定也會覺得「詫異」。這太不尋常了,這位在胡蘭成眼中「從來不悲天憫人,不同情誰,……非常自私,臨事心狠手辣」的作家,怎麼寫出漾着「民胞物與」、迹近「愛國宣言」的表態文章來?胡蘭成敗德,他的話我們很難不以人廢言。不過,張愛玲「清堅決絕」、不近人情的性格,倒是有案可考。最少她自己就說過:「我向來很少有正義感。我不願看見什麼,就有本事看不見」(〈打人〉)。 她在美國因職務關係多次搬遷。有一次要從柏克萊移居洛杉磯,房子是我老同學莊信正幫她找的,一進公寓的大門,她就一本正經的對女管理員說:「我不會說英文。」信正夫婦幫她把細軟安頓好後,「臨別時,她很含蓄地向他們表示,儘管她也搬到洛杉磯來了,但最好還是把她當成是住在老鼠洞裏,她的言外之意就是『謝絕往來』。」

以張小姐這種脾氣,很難想像她會寫出〈中國的日夜〉這樣的文章。身居敵偽時期的上海固然是不能寫。1947年國土重光,如果不是發生了一些特別事故,「我真快樂我是走在中國的太陽底下」─這種話聽來實在有點做作。〈中國的日夜〉因此得跟〈有幾句話同讀者說〉參照來看。這篇用作《傳奇》增訂本(1946)序言的短文開頭就說:

我自己從來沒想到需要辯白,但最近一年來常常被人議論到,似乎被列為文化漢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寫的文章從來沒有涉及政治,也沒有拿過什麼津貼。想想我唯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謂「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第三屆曾經叫我參加,報上登出的名單內有我;雖然我寫了辭函去,(那封信我還記得,因為很短,僅只是:「承聘為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代表,謹辭。張愛玲謹上。」)報上仍舊沒有把名字去掉。

序文還說到她受到許多無稽的謾罵,有些甚至涉及她的私生活。她說私生活就是私生活,牽涉不到她是否有漢奸嫌疑的問題。除了對自己的家長,她覺得沒有向別人解釋的義務。話雖然可以這麼說,不能否認的是,在「孤島」時期的上海,胡蘭成有一段日子是張愛玲「私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對張愛玲來說,國家民族只是一個抽象的觀念。

難怪她回憶日本攻打香港時可以這麼說:「然而香港之戰予我的印象幾乎完全限於一些不相干的事」(〈燼餘錄〉)。漫天烽火中,她跟炎櫻「只顧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舖的櫥窗裏找尋我們自己的影子─我們只看見自己的臉,蒼白、渺小:我們的自私與空虛,我們恬不知恥的愚蠢--誰都像我們一樣,然而我們每人都是孤獨的。」

如果她不曾「附逆」,張愛玲的脾氣再怪,諒也不會被劉心皇這種「政治正確」的史家貶為「落水」文人。劉心皇認為張愛玲雖然在文字上沒有為汪偽政權宣傳,「但從政治立場看,不能說沒有問題。國家多難,是非要明,忠奸要分」(〈抗戰時代落水作家述論〉,1974年)。張小姐雖說沒拿過什麼津貼,在文字上也沒有顛倒黑白、為虎作倀的紀錄,改變不了的是:她一度是胡蘭成的老婆。在民族主義原教旨主義者的信念中,這就是「原罪」。要救贖,就得認罪、悔改。張小姐不吃這一套,也因此斷斷續續的承受着「原罪」的後遺症。過去十多年,台灣和香港分別召開了兩個大型的張愛玲研討會。事隔沒多少年,陳子善教授等一批張愛玲「粉絲」學者也策劃在大陸召開一個國際會議,名單、場地、日期等細節都安排好了,忽然「有關方面」出了煞車指示,理由想與張小姐的「原罪」有關。

高全之在《張愛玲學》有言,抗戰勝利以後出版的《傳奇》增訂本序言〈有幾句話同讀者說〉,應該可以撇清漢奸疑。「〈中國的日夜〉發表於《傳奇》增訂本,了解這篇散文出現的客觀情勢,我們或能體會作者藉此強調自己的中國性,為抗戰勝利興奮與驕傲,也為抗戰期間不能公然表態抗日而懊惱。」

這些話原教旨主義者顯然聽不進去。何滿子生前曾對張興渠說過,張愛玲雖有文才,「但她卻失去了做人的底線。在那國難當頭,有志之士奔走抗日救國之時,她卻投入汪偽政權一個大漢奸,宣傳副部長胡蘭成的懷抱,卿卿我我,置民族大義於不顧。日本投降後,汪偽解體,在聲討漢奸罪行的聲浪中,她不但不知悔改,在漢奸胡蘭成逃往溫州時,張愛玲亦癡情趕往溫州,終因胡某另有新歡而被棄。如此的張愛玲,在人格、氣節都成問題,又怎能如此得到吹捧,豈不咄咄怪事?」(張興渠,〈憶何滿子先生〉,《萬象》6月号。)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通緝胡蘭成,因為他是漢奸。如果他落網,命運會不會像陳公愽一樣判死刑?或周作人那樣判十年徒刑?這些都不能瞎猜。可以肯定的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流放」日本的胡蘭成時來運轉。國民黨為了拉攏「國際友人」的支持,居然在陽明山的中國文化學院(今中國文化大學)設了講座,恭請漢奸到台灣講學。由此可知「忠」、「奸」之辨,很多時候都是由誰掌握「話語權」來決定。張愛玲1955年赴美,後來嫁了美國人賴雅(Ferdinand Reyher)。以當時的國際形勢來評說,台灣的「國府」應說她在「友邦」找到夫婿。但那年頭,美國卻是大陸政權的「美帝」、「紙老虎」。

南方朔說得好,「在歷史上,張愛玲選擇的是偏離了主流的叉道。她不會被同時代的多數人所喜歡,但歷史卻也有它開玩笑似的殘酷,當它的發展跳過了某個階段,依附於那個時代的迷思也就會解體,一切事務將被拉到同一平面來看待,誰更永久,誰只是風潮,也將漸漸分曉。……許多人是時間愈久,愈被遺忘,張愛玲則是愈來愈被記得。」(〈從張愛玲談到漢奸論〉。)

幾十年來,張愛玲的創作和私生活,「愈來愈被記得」。抗戰期間「落水」的作家不單只張愛玲一人,但只有她一人教人念念不忘。她人不可愛,但作品確有魅力。不是盛名之累,不會有人一天到晚給她翻舊賬。

(原刊二0一0年九月十八日《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