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罵人的藝術》是梁實秋的名著，不過，今日不談書，談人。
一九七Ｏ年代中期，我在灣仔軒尼詩道開二樓書店，專售內地出版的文史哲新書及絕版舊書。
常來的客人中，有一位五短身材的中年人，他遞給我的名片是「政府放射治療師某某」，住寳翠園。我稱他「某某」，是因為我完全忘記了他姓甚名誰。不過，他相當有趣，每次進店裏來，總是一開口就問「有没有梁實秋《罵人的藝術》？」
其時梁實秋在台灣，要買他的書，應到南天、集成或文藝書屋等專賣台灣書的書店，而他偏偏要到我們這種專售內地文史哲的二樓書店來，當然買不到書。
之後，每逢假日，他依然常來，依舊問我要《罵人的藝術》，然後到書架前瀏覽一遍，找我閑聊，逗留二三十分鐘，沒有買書就離開。日子久了，我心裏暗稱他為「罵人的藝術」，自然忘了他的姓名。
如是者幾年過去，「罵人的藝術」還是逢假日必到，找我閑談。我明白愛看書的人少朋友，也樂得招呼他，多個人為書店做「媒」。後來我的書店搬到北角去，路途遙遠了，「罵人的藝術」也來得較疏了。那時候我賣的台灣書多了起來，自然有了梁實秋《罵人的藝術》，但賣得更好的，則是他的《雅舍小品》。
忽一日，「罵人的藝術」來，語我他已退休，很快會移居加拿大的卡加利。他還給了我地址和電話，叫我有機會去探探他。自後再没見過他了。
世事難料，想不到幾年後我也移居加拿大的多倫多，但和他的城市相距甚遠，乘飛機都要四五小時，自然没有來往。
一九九六年我忽發奇想：要駕車横跨北美洲，從多倫多開始，經温尼柏、卡加利……西行至溫哥華、維多利亞；再南行，經西雅圖、三藩市，直底洛杉磯探孩子。
途經卡加利，我搖電話給「罵人的藝術」，要請他飲茶。他竟然婉拒，說在電話談談即可。
我不敢强人所難。當年移居加拿大，有錢人去温哥華，次一級的去多倫多，去經常攝氏零下二三十度卡加利的，身家多僅可餬口，拿着份退休金「搣搣吓」，他雖然是香港政府的放射電療師，有長糧食也不肯多消費，朋友來了也不敢盡地主之誼，真慘！
回頭說說梁實秋，查他的年表，沒說來過香港，但我確實在一九五Ｏ年代的香港見過他。
有一個時期，我和父親同校，他教中學，我讀小學；小學放學的時間要比中學早兩三小時，他指定我在圖書館看書等他。
忽一日父親到圖書館找我，說要帶我去見一個很有學問的公公。
我們走到借書處背後，一間兩三百呎，到處都是書堆的房間。忽地一個頭髮花白，戴厚厚眼鏡的老人從書堆內站起來。父親說他是台灣著名的教授，世界知名的莎士比亞專家，是來香港開學術會議的。
他們用國語嘩啦、嘩啦的攀談，我懂一句，没懂兩句，自然沒興趣聽，更不知道那就是大名頂頂的梁實秋！
──2019年10月
2019年10月1日 星期二
2019年9月24日 星期二
羈魂：與易牧、萱人季季紅酒家共聚記樂
人生難得季季紅
白髮相迎三笑翁
滄海幾經餘父愛
激流盡蕩棄前功（1）
也曾破土栽伊藥
尚憶敲門御晚風（2）
但願年年兄弟在
健行能飯論英雄
──2019/7/30
（上平一東韻）
註1：易牧兄為文社時期激流社中堅，惜嗣後退隱文壇；今與妻女共享天倫，不亦樂乎！
註2：伊藥為萱人兄筆名，《破土》亦為其創辦之雜誌。文社年代曾贈〈致老吳〉一詩，內有「午夜叩門」、「御風而行」等句。— 標籤︰吳萱人、羈魂和易牧。
（胡國賢臉書2019年7月30日）
2019年9月23日 星期一
陳冠中：記丘世文
美藝畫報社：十九年前的今天，丘世文先生因病過世。數天後陳冠中寫了一篇悼文，初刊於明報。
《記丘世文》
陳冠中
丘世文跟我是在香港大學利瑪竇宿舍相識的，時間是一九七一年九月，我們是新生，皆穿了白襯衫，打了窄領帶，準備過渡兩周的「玩新生」，不過丘世文的領帶不是一般尖頭那種，而是平頭的，加上他那蓬厚的鬈髮，我很快就看到他，是我第一個自動走上去自我介紹的大學新同學。
丘世文是那屆宿舍新生中，唯一唸英國文學的。我是在社會科學系，但文學是我自以為必須知道的基本功，所以跟唸英文系的丘世文好像有幾分親，交談自然多。「玩新生」期間，那些舊生，又叫「大仙」，個個神采飛揚悠然自得的在說笑搞怪，但是新生不准笑，誰笑誰就被罰站在大飯桌上，還口咬住自己的領帶頭，丘世文常忍不住笑，故屢見他站在大桌上咬自己領帶。不過他能彈一手結他，唱民歌，很快已廣結人緣，成為開心果，大家心裏都喜歡他。
他唸英國文學是全心全意的，記性好，不停看書，到年終大考，宿舍裏有些三年級主修英國文學的大仙還要叫丘世文替他們惡補莎士比亞和艾略特，是真的，我在場。
大學畢業後他去巴黎唸書，回港後在黃錫照、麥當雄主持下的麗的電視做人事管理，每次他把一些工作經歷告訴我，我都被他的措詞和精選細節逗得捧腹大笑，甚至笑到往地上打滾。
他有說故事的本事。
他結婚一切極簡化，就是去婚姻註冊處簽個字，我和另一名文學系同學見證，還穿了西裝，但他們夫妻倆卻只穿着牛仔褲。
丘喜歡做好朋友的主人，招待時候精神抖擻，故事源源不絕，加上丘太太周雅麗能煮各種複雜美食，我以到他家串門為樂。他記性特好，好像愈遠的事情愈記得愈清楚，我有次笑他「每天睡前都把一生重想一次」，他欣然接受這個說法，以後並經常對人說我這樣說他。
他是名副其實的五、六十年代香港口述史料家。我是他的同代人，所以才能確定他是記憶力驚人。
一九七六年我辦了《號外》雜誌，主要寫手是鄧小宇、胡君毅和我自己，包辦大部份文章，幾期後我成功的引誘丘世文替 《號外》寫東西，很快他比我們更多產，把原來是我的兩個筆名接過去，又把原本是胡君毅、我和他合用的「胡冠文」完全接手，由他一個人寫了許多懷舊和文化觀察的文章，又用顧西蒙之名寫了著名的《周日牀上》，用尤明實錄了香港時人的獨特的──往往是可笑的──口頭文化，一直支撐了近二十年，他部份文章結集成《在香港長大》和《愛恨香港》，最近重版為《看眼難忘》。
他是香港作家。我相信他喜歡我這樣稱呼他。
他的職業是會計師，是他從巴黎回港之後自己去修回來的。岑建勳主管《號外》的時候，大家都跟着岑稱丘世文為「經理」，因為他經常規勸我們以實務為重，量入為出。這是他務實的一面。
那個時候除了《號外》一幫人經常利用他家來開月會之外，他很少接觸文化界。他身邊的朋友很多，包括喇沙舊同學和利瑪竇的宿友，多是醫生、律師、會計師、公務員、商界的人。他的朋友很少斷線，可見他重友情。
丘世文的工作和生活圈子，令他看到一般寫文章的人看不到的世界，這使他創作不斷，而他寫作的旨趣，正是捕捉香港某一瞬間變幻未定的現象和感覺。他為了紀念英年早逝利瑪竇宿友陳修治醫生，寫了《同行四分一世紀》，裏面說：「太久以來，我們習慣了只記只看以天災人禍為經、以王侯將相為緯的歷史，從來沒有着眼留意尋常生活中，環繞我們的一般所謂凡夫俗子；他們一舉手、一投足，其中或許蘊藏有無限的心思，乃至好意也不定。」
丘世文寫的是當前，是香港，是局內人的立場，而不是依從前人的視角，或「中心」文學的成規。他大學時，看見巴赫金的「對話」觀，留法期間碰上了結構思潮的解散和後現代的挑戰，一直不相信任何一統天下的規範，明白到真理的吊詭和現實的狡猾。他經常眉頭一皺，苦思如何用一些語句去說出那幾乎不能說的道理，最後只得借用「對話」、「反諷」、「反思」、「多元」等，來模擬他心中有數的，開放而沒有絕對的世界。
他一生貫徹，小時候愛看書，到大了還最愛看書，博覽中英文書。我問過青文曙光書店，丘世文是否常來找書，馬國明說，不是常來，而是每天來，有時候一天來幾次。我也做過非正式調查，問了幾間英文書店負責人，有哪些主要個人顧客，丘世文的名字就出來了，他買了書後，回家用鋼筆在扉頁簽上中文名和寫上日期，然後包書。
我每次到他家的另一樂趣，是翻他的書，他看書沒有功利或實用的目的，是為探索而探索。他曾舉《西遊記》為例，說探索過程比成果更為重要。他是真正的讀書人，另一個我認為他會喜歡的稱呼。
他患腦疾之初，曾對我說他算是蠻stoic，素來不把死亡看作甚麼大不了。在寫陳修治醫生的書內，丘世文說自己在宗教上是「一名存疑論者」。這幾年我近佛，卻未曾和他談過這方面的想法。那次我問他如何看佛教，他說「不是很喜歡」。他的書架上，佛學書是明顯的不足。當時我們沒有繼續這話題，我想：以後要找時間跟他談一次，不望說服他，只望播下種子，為我們的半生緣留下延續的緣份。他不曾知道我這份心願。
（一九九八年十月）
（《美藝畫報社》臉書專頁2017年10月21日）
《記丘世文》
陳冠中
丘世文跟我是在香港大學利瑪竇宿舍相識的，時間是一九七一年九月，我們是新生，皆穿了白襯衫，打了窄領帶，準備過渡兩周的「玩新生」，不過丘世文的領帶不是一般尖頭那種，而是平頭的，加上他那蓬厚的鬈髮，我很快就看到他，是我第一個自動走上去自我介紹的大學新同學。
丘世文是那屆宿舍新生中，唯一唸英國文學的。我是在社會科學系，但文學是我自以為必須知道的基本功，所以跟唸英文系的丘世文好像有幾分親，交談自然多。「玩新生」期間，那些舊生，又叫「大仙」，個個神采飛揚悠然自得的在說笑搞怪，但是新生不准笑，誰笑誰就被罰站在大飯桌上，還口咬住自己的領帶頭，丘世文常忍不住笑，故屢見他站在大桌上咬自己領帶。不過他能彈一手結他，唱民歌，很快已廣結人緣，成為開心果，大家心裏都喜歡他。
他唸英國文學是全心全意的，記性好，不停看書，到年終大考，宿舍裏有些三年級主修英國文學的大仙還要叫丘世文替他們惡補莎士比亞和艾略特，是真的，我在場。
大學畢業後他去巴黎唸書，回港後在黃錫照、麥當雄主持下的麗的電視做人事管理，每次他把一些工作經歷告訴我，我都被他的措詞和精選細節逗得捧腹大笑，甚至笑到往地上打滾。
他有說故事的本事。
他結婚一切極簡化，就是去婚姻註冊處簽個字，我和另一名文學系同學見證，還穿了西裝，但他們夫妻倆卻只穿着牛仔褲。
丘喜歡做好朋友的主人，招待時候精神抖擻，故事源源不絕，加上丘太太周雅麗能煮各種複雜美食，我以到他家串門為樂。他記性特好，好像愈遠的事情愈記得愈清楚，我有次笑他「每天睡前都把一生重想一次」，他欣然接受這個說法，以後並經常對人說我這樣說他。
他是名副其實的五、六十年代香港口述史料家。我是他的同代人，所以才能確定他是記憶力驚人。
一九七六年我辦了《號外》雜誌，主要寫手是鄧小宇、胡君毅和我自己，包辦大部份文章，幾期後我成功的引誘丘世文替 《號外》寫東西，很快他比我們更多產，把原來是我的兩個筆名接過去，又把原本是胡君毅、我和他合用的「胡冠文」完全接手，由他一個人寫了許多懷舊和文化觀察的文章，又用顧西蒙之名寫了著名的《周日牀上》，用尤明實錄了香港時人的獨特的──往往是可笑的──口頭文化，一直支撐了近二十年，他部份文章結集成《在香港長大》和《愛恨香港》，最近重版為《看眼難忘》。
他是香港作家。我相信他喜歡我這樣稱呼他。
他的職業是會計師，是他從巴黎回港之後自己去修回來的。岑建勳主管《號外》的時候，大家都跟着岑稱丘世文為「經理」，因為他經常規勸我們以實務為重，量入為出。這是他務實的一面。
那個時候除了《號外》一幫人經常利用他家來開月會之外，他很少接觸文化界。他身邊的朋友很多，包括喇沙舊同學和利瑪竇的宿友，多是醫生、律師、會計師、公務員、商界的人。他的朋友很少斷線，可見他重友情。
丘世文的工作和生活圈子，令他看到一般寫文章的人看不到的世界，這使他創作不斷，而他寫作的旨趣，正是捕捉香港某一瞬間變幻未定的現象和感覺。他為了紀念英年早逝利瑪竇宿友陳修治醫生，寫了《同行四分一世紀》，裏面說：「太久以來，我們習慣了只記只看以天災人禍為經、以王侯將相為緯的歷史，從來沒有着眼留意尋常生活中，環繞我們的一般所謂凡夫俗子；他們一舉手、一投足，其中或許蘊藏有無限的心思，乃至好意也不定。」
丘世文寫的是當前，是香港，是局內人的立場，而不是依從前人的視角，或「中心」文學的成規。他大學時，看見巴赫金的「對話」觀，留法期間碰上了結構思潮的解散和後現代的挑戰，一直不相信任何一統天下的規範，明白到真理的吊詭和現實的狡猾。他經常眉頭一皺，苦思如何用一些語句去說出那幾乎不能說的道理，最後只得借用「對話」、「反諷」、「反思」、「多元」等，來模擬他心中有數的，開放而沒有絕對的世界。
他一生貫徹，小時候愛看書，到大了還最愛看書，博覽中英文書。我問過青文曙光書店，丘世文是否常來找書，馬國明說，不是常來，而是每天來，有時候一天來幾次。我也做過非正式調查，問了幾間英文書店負責人，有哪些主要個人顧客，丘世文的名字就出來了，他買了書後，回家用鋼筆在扉頁簽上中文名和寫上日期，然後包書。
我每次到他家的另一樂趣，是翻他的書，他看書沒有功利或實用的目的，是為探索而探索。他曾舉《西遊記》為例，說探索過程比成果更為重要。他是真正的讀書人，另一個我認為他會喜歡的稱呼。
他患腦疾之初，曾對我說他算是蠻stoic，素來不把死亡看作甚麼大不了。在寫陳修治醫生的書內，丘世文說自己在宗教上是「一名存疑論者」。這幾年我近佛，卻未曾和他談過這方面的想法。那次我問他如何看佛教，他說「不是很喜歡」。他的書架上，佛學書是明顯的不足。當時我們沒有繼續這話題，我想：以後要找時間跟他談一次，不望說服他，只望播下種子，為我們的半生緣留下延續的緣份。他不曾知道我這份心願。
（一九九八年十月）
（《美藝畫報社》臉書專頁2017年10月21日）
2019年9月19日 星期四
許定銘：舊日的物價
倪匡那篇訪問稿，提到一九五七年他與倪太拍拖的往事，很有意思，錄如下：
倪匡之意是好淒涼，其實我覺得他當年用三個半兩個人去食一餐，已經很豪，食得好闊綽。
一九五七年我年紀還少，知道的社會狀態大概不很深入，但記得也頗清楚：那年代我住在旺角，附近有很多大排檔，魚蛋粉兩毫，雲吞麵三毫，菜遠牛肉飯不過五毫;携着火水爐沿樓梯上樓賣的腸粉，每碟一毫，鄰街有麵包店，自製出爐的新鮮雞尾包、墨西哥包，毫半兩個……。有個親戚生了孩子，母親去探望她，買了五毫子义燒給她補身，那時候的物價真低。
不知倪匡為甚麼說「今日收到三個半稿費……」，想來當年應是稿費每千字三個半。我一九六二年開始寫稿，稿費是千字五至八元不等，和倪匡的一九五七年比，升格不少。
那時候我在大坑東讀高一，學校門口有間在大樹下僭建的街坊茶寮，午間牛肉飯六毫子一碟，叉燒飯五毫一碗，另有些用豉油碟盛的花生、豆腐乾、蘿蔔乾之類，可以佐飯的小東西，每款一毫。至於倪匡說的「靚仔帶帽」，我們沒那麼文雅，乾脆就叫「白飯加色」，每碗一毫。我有個家裡很窮的同學，餐餐食三碗「白飯加色」，斬料師傅見他可憐，常偷偷在碗內底送兩片叉燒或牛肉，很有人情味。
我當年靠寫稿賺零用，每次收到稿費，不肯吃大樹下的牛肉飯，常跑兩條街，到大坑東村口的那間酒樓食「波蛋叉燒飯」，亦不過個二銀錢而已。那時我常盼望吃一頓維他奶配菠蘿包的早餐，要四毫，嫌貴，始終未食過！成長後忘得一乾二淨，今日卻忽然記起來。
物價常因地區和舖租的不同而差價甚大，倪匡可能在中環返工及拍拖，他去的茶餐廳，價錢很貴，比五年後大坑東的還要貴。
吾友蘇賡哲有句名言：我們飲茶的茶餐廳，可樂五毫，大酒店的可樂九蚊，不過各有各的客路，永遠不能比較。
倪匡和我的捱窮日子雖然不同，卻同是捱世界，那段日子已非常非常遙遠了，遙遠得後生們都以為我們在講神話！
……今日收到三個半稿費，一人一碗义燒飯，食完佢飽我仲未飽，無錢食第二碗。嗰陣時茶餐廳有「靚仔帶帽」，兩毫一碗白飯加滷味汁，好好食，我食一碗，食飽咗出門口有檔賣雞蛋仔，一毫子一餅，買一餅當甜品……
倪匡之意是好淒涼，其實我覺得他當年用三個半兩個人去食一餐，已經很豪，食得好闊綽。
一九五七年我年紀還少，知道的社會狀態大概不很深入，但記得也頗清楚：那年代我住在旺角，附近有很多大排檔，魚蛋粉兩毫，雲吞麵三毫，菜遠牛肉飯不過五毫;携着火水爐沿樓梯上樓賣的腸粉，每碟一毫，鄰街有麵包店，自製出爐的新鮮雞尾包、墨西哥包，毫半兩個……。有個親戚生了孩子，母親去探望她，買了五毫子义燒給她補身，那時候的物價真低。
不知倪匡為甚麼說「今日收到三個半稿費……」，想來當年應是稿費每千字三個半。我一九六二年開始寫稿，稿費是千字五至八元不等，和倪匡的一九五七年比，升格不少。
那時候我在大坑東讀高一，學校門口有間在大樹下僭建的街坊茶寮，午間牛肉飯六毫子一碟，叉燒飯五毫一碗，另有些用豉油碟盛的花生、豆腐乾、蘿蔔乾之類，可以佐飯的小東西，每款一毫。至於倪匡說的「靚仔帶帽」，我們沒那麼文雅，乾脆就叫「白飯加色」，每碗一毫。我有個家裡很窮的同學，餐餐食三碗「白飯加色」，斬料師傅見他可憐，常偷偷在碗內底送兩片叉燒或牛肉，很有人情味。
我當年靠寫稿賺零用，每次收到稿費，不肯吃大樹下的牛肉飯，常跑兩條街，到大坑東村口的那間酒樓食「波蛋叉燒飯」，亦不過個二銀錢而已。那時我常盼望吃一頓維他奶配菠蘿包的早餐，要四毫，嫌貴，始終未食過！成長後忘得一乾二淨，今日卻忽然記起來。
物價常因地區和舖租的不同而差價甚大，倪匡可能在中環返工及拍拖，他去的茶餐廳，價錢很貴，比五年後大坑東的還要貴。
吾友蘇賡哲有句名言：我們飲茶的茶餐廳，可樂五毫，大酒店的可樂九蚊，不過各有各的客路，永遠不能比較。
倪匡和我的捱窮日子雖然不同，卻同是捱世界，那段日子已非常非常遙遠了，遙遠得後生們都以為我們在講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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