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的話

西西的話
蔡炎培

西西的《維農小上帝》有附言──「當年我在《中國學生周報》乃義工，也不可能邀請他當詩頁主編，盼勿再訛傳。」西西的話，教我錯愕不已。

錯愕，恐怕與我的身世最有關。先慈26歲嫁入蔡家，29歲守寡；先嚴沒有留下什麼，除了紮腳奶奶，以及我和剛出世不久的月蓮妹妹。家窮，由於我是男丁，父喪後，兄妹同告有病，母親救我而捨棄了妹妹。個人略識之無以後，「保衛婦孺」的意識更濃了。此外，對女性總是退讓三分。藍子時代的西西，小妮子叫我大哥啊，怎地會這樣？好在卡叔（羅卡）尚在人間。

一九六五，兜兜轉轉總算「讀完書」回家見母，待業一年，藍子（西西）看我這哎吔大哥百無聊賴，問說，《中國學生周報》的詩之頁你編不編？敢情好。雖然份屬義工性質，至少「分行傢伙」推銷起來並不難；賺點稿費，不愁沒有零用錢了。《青簡》、《歸來》、《冥蝶》、《刺刀上的花》這些作品就在這個時期創作出來的；過了些日子，藍子前來探班，問說誰最有希望？我一口咬定是也斯。

世事以訛傳訛多着哪，像鄭樹森就鬧了笑話，一時失了學人治學應有的嚴謹，把我補白式的編者話，當作是西西的。

鄭著《從諾貝爾到張愛玲》，「五、六Ｏ年代的香港新詩」一章有言，「一九六五年間主編《中國學生周報．詩之頁》的西西，就對兩個新崛起的聲音（一九四七年出生的也斯和年齡應該相近的栢美），有此提點：『再擺脫不了瘂弦的影子就有危險；栢美同樣是。要知道，風格成為藝術家神物利器的同時，也是他自己的陰影。』有趣的是，西西本人早年似乎也是瘂弦的追隨者，以各種筆名發表的詩作，也有一些類近瘂弦的意象和『童真』口吻的描繪。」事實上，瘂弦是西西和也斯的伯樂，二人同樣在寶島成名。

我們跟慕容羽軍（李影）並不相熟。李影先生辦《中南日報》，很注意我們這一族群，自家剪報收集資料不輟以外，常常發起學生徵文。我杜紅和藍子（西西）都是中學生，藍子慫恿我陪她參賽。結果，她姑奶奶第一，庇理羅士的張曼儀第二；張教授後來成了研究卞之琳專家。區區第三。獎項是陳錫餘先生捐贈的小銀瓶，很別致的。

（蘋果日報二Ｏ一四年三月三日）

附錄：

非虛構故事
西西

恰克．柏拉尼克（Chuck Palahniuk）的一個小說《搏擊會》曾拍成電影，之後寫過好幾本書，其中一本名字叫《非虛構小說》（Non Fiction），封面上的書名是兩個字，但內頁卻多添了兩個字：真實的故事（True Stories）。顯然，他要講的故事，都是真事。全書一共二十三個故事，我就轉述最後的那個好了，名為〈安慰獎〉。原文用第一身敍事，我也沿用「我」，稍後再轉用「他」。故事這樣開始：另外一名侍應剛給了我另外一份免費餐，因為我是「那個人」，那個寫了《搏擊會》的人（他的書，敍事者往往沒有名字）。那本書中有過這麼一個場景，一位忠誠的侍應，是搏擊會的會員，為我提供免費食品（而這，也出現在電影中）。然後，又有一名雜誌的編輯打電話來，說要派人採訪地下搏擊會，問我地址。我答：這是小說的虛構，根本沒有這樣的秘密組織，沒有搏鬥至死等事。搏擊，其實佔很少的篇幅，我要寫的是朋友們的生活，而我，真的患有嚴重的夢遊症，晚上到處遊蕩。霍士影片公司讓我帶朋友到片場參觀，每天早上我們在同一咖啡室早餐，由同一侍應招呼；這侍應有一副明星相。某天，他從廚房出來，剪了髮，刮了鬚，變成了演員，就演侍應。餐廳的侍應都因此認識我，不收我的錢了。我在書店中被人拖到一邊簽名，並悄悄查問搏擊會的所在；又有女讀者問：有沒有女子搏擊會？

我繼續寫：弟弟住在南非，父親獨自住在愛達荷。電影拍完的那年夏天，他和父親通了三小時電話，父親說搭了一間樹屋給他兩兄弟，又談到兒子養的母雞，母雞孵蛋，是否要每隻獨住？地面又是否要鋪鐵絲網？父親說，鋪了，小雞就不肯在上面排泄了。然後談天氣，晚上很冷，父親說，火雞爸爸會張開翅膀收藏小火雞，因為小火雞的塊頭大，火雞媽媽無法全部保護。都是珉馨的家常話。那知道，過了幾天，父親竟遭人殺害。老柏拉尼克住在風景美麗的山頂，擁有許多田地，到處是野生火雞和麋鹿。兩個月前，他結識了一名女子，可這女子的前度男友聲稱，誰要跟她一起就殺誰。果然，這瘋子近距離槍殺了二人，並且放火燒屋。

這就是非虛構的真事。柏拉尼克的作品，已有多部中譯。《搏擊會》、《惡搞研習營》、《倖存者》，我都讀過。最近在看他的近作《俾格米人》（Pygmy），寫的不是非洲的矮小森林人，而是一群不知來歷的青少年，小時受訓成為殺手，十三歲後被分別送往美國做交換生，進入美國家庭、學校，準備顛覆破壞。小說由其中一個編號67的少年特工敍述，他寄住的一家人叫他Pygmy。他的英語很爛，對美國社會很陌生，不同的語言與文化的衝擊，於是產生諷刺、黑色幽默，產生不同角度的思考。

（附：看了蔡炎培的《西西的話》，我堅持：一，跟他並不熟悉；二，沒有邀他當《中國學生周報．詩之頁》的主編。現在再多兩點：三，稱別人為「大哥」，不是我的作風。參加徵文比賽，說來可笑，怎可能邀請他陪賽。他的文章除了一廂情願的瘋話，還有不好的地方，是拉扯無關的人。他編周報詩頁時在每首詩後寫評語，都是評馬的套語，影響很壞。我的時間寶貴，要寫的東西不少，不想再無聊。他在書上自稱是諾貝爾獎候選人，除了當是笑話，諾獎真那麼重要？委員難道會出來澄清正確與否？）

（蘋果日報二Ｏ一四年三月六日）

鄭重聲明
蔡炎培

西西在《非虛構故事》又有附言，強調：一、跟他（蔡炎培）並不熟悉；靜心想想，確然是。嫁了給文學的西西，從八十年代起，前後只交往三次。一次是八十年代，她的寫畫老師「四十不畫」蔡浩泉開畫展，我們遇上了，閒聊了兩三句，感謝她老人家關懷我的小兒女。一是九七之前，素葉文學請蔡浩泉去灣仔大佛口那家專賣法國菜的餐室聚首，區區叨陪末席。席間，請她老人家留給我通信電話。一直沒有撥過。直至新世紀了，艾曉明學派非常看重香港文學。艾教授的大弟子凌逾尋且以《西西研究及其新進展》為博論，書出了，想送她老人家一本，我一口答應問問看，西西的妹妹告余，先生曰可。

興華師說得好，「永恒與我們共處着，卻互不相牽涉。」

附言二，強調「沒有邀他當《中國學生周報．詩之頁》的主編。」這，拙文《西西的話》已有所陳述。補充如下：當年學生周報的社長林悅恒、總編輯羅卡，以及陸離等人士仍在人間，該是最佳人證。物證當然是鄭樹森所著的《從諾貝爾到張愛玲》，「五、六○年代的香港新詩」一章擺了小小的烏龍，誤將區區的話當作是西西的。

加多兩點的附言三與四，「稱別人為『大哥』，不是我的作風。」這，倒是人老胡塗了，我的哎吔妹妹藍子已不在，對不起，親愛的西西先生。認識藍子，想來是在無邪醫院道舊居的讀詩會上。藍子給我的印象是「小拜崙」。事實上，舉凡星島的學生園地遠足，沒有她姑奶奶，簡直無規矩而不能成方圓；就我所知，藍子給園地中人陳某奉若女神，終其一生，念念不忘。二人鬧彆扭了，央我這哎吔大哥陪她去陳家，想要回寫的信函。不果。

我常去紅磡寶其利街探望她。我們間或在海心廟朗誦拜崙《給奧古斯達的詩章》。很多年後，一九五七回穗養病，一堆舊書給了她。藍子針黹非常了得，每本都有深藍緞子的書衣。

最後的附言，「他在書上自稱是諾獎候選人，除了當是笑話，諾獎真那麼重要？委員難道會出來澄清正確與否？」先生之言差矣。先生清高得可以，當然不在乎，但我這「分行傢伙零售商」卻在乎這份合乎人類正常虛榮心的榮譽。先生之言卻不無酸溜溜味道。何苦！我還保有委員會寄還詩稿的信匣在，地址仍在。

（蘋果日報二Ｏ一四年三月十七日）

拒絕鄭重
何福仁

小拜倫，真好，原來你有這麼一個名字。（我也是最近才知道，我原來有許多哎吔的名字。）那麼你可不用再擔心，由於對拜倫雪萊那幫浪漫詩人失敬，會影響自己成為什麼獎的候選，於是曾在海心湖畔，徘徊誦詩，並且暗自神傷。何苦呢？原來早有人為你打通門路，向浪漫祖師爺爺致意，真令人感動。世間還有好人好事，做了而不讓人知。人類這就有希望了。我私下倒希望通靈的地址、手機、伊妹兒、臉書，可以公諸所有同好，老實說，連我也有點酸溜溜，反正這又不是什麼獨得的陰私。說到陰私，要揭的話，詩人，還會少麼？沒有，或者太少，還配是詩人麼？陰私八卦，當然真真假假，無需負責，這就像詩人寫蔡邊村紀錄片《尋母記》在德國獲獎，名字不假，戲沒有看過，得獎可當不得真。

但是，小拜倫，怎麼啦？你看來還有點不爽。（是這樣的，說出來有點不好意思，因為成為別人姑奶奶之前，我好像只得那麼一兩個粉絲。）那你可要自己反省了，是信寫得太少麼？這可不是你的錯。你讀中學的時候，什麼藍子時期，還沒有一籃子的通訊系統。即使那時候你的手腳還靈便，總不及現在有各種配套，時代對你太不公平了。不過，也不要太難過，少女時代的社交，以至感情生活，天經地義，或多或少，非親非故，與其他人何干。不過，別看低自己，小拜倫，你其實很厲害。

（是嗎？）譬如說你當年跟文藝青年去旅行，沒有你就去不成了。（去過一次罷了。）那更不得了，你對香港的郊野很熟悉？這毋寧是一種恭維。詩人都很有風度，尊重女性，對她們忍讓，即使筆下提及的女作家，或者送的詩，──不過要求星期美點一下而已，要是她們都不滿意，請記住，詩人無不是善意的，在詩的國度裏，只有假不了的愛。有哪一個女作家，不希望出現在詩人筆下？

作為諍友，我可也要實話實說。（歡迎。）你不承認當年曾邀請詩人主編《中國學生周報》的詩頁，是你這個義工害怕僭越了吳平、羅卡、陸離等人的職責。（的確是。）但你更大的害怕是，別人編得比你好。實情是，詩人是上世紀六十年代越界的第一人，編詩如編馬經，在每一首詩後評說：冷門勝出、大熱倒灶等等。在一份學生報上竟已展示解構的策略：顛覆邏各斯中心主義，在詩頁裏遊走、內爆，古今中外的詩匯，何曾有過這種創意？周報不是有一版叫快活谷麼？連版面也交流對話了。這是周報最光榮的一頁。（這倒沒有想到。）有恨無人賞，必須不斷向年輕人提醒。

小拜倫，你明白了麼？從哎吔妹妹到姑奶奶，別人是五十年不變，你呢變變變，不肯接受別人給定的角色，這是知覺失調的徵兆麼？

（蘋果日報二Ｏ一四年三月廿四日）

詩人習古文 死背又何妨

詩人習古文　死背又何妨
記者：陳芷慧
攝影：陳永威

（左）蔡炎培：曾有筆名杜紅。1935年生於廣州，戰前移居香港，56年畢業於香港培正中學，58年赴台灣台中農學院，翌年休學。65年台灣中興大學農學院畢業，66年應西西邀請主編《中國學生周報．詩之頁》，66年至94年任職《明報》。

（右）鄭政恆：筆名艾歌，《月台》編委，現職於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並擔任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秘書。曾獲新紀元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中文文學創作獎、詩網絡獎等。07年在第一屆年輕作家創作比賽中獲勝，出版了跨媒體詩集《記憶前書》。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詩人蔡炎培忽爾吟起蘇軾的《念奴嬌．赤壁懷古》，並說：「若然研習中國語文，未能讀此文，那實在太可惜了！」香港中國語文課取消範文經有七年，教育局有鑑於學生語文水平下滑，決定重推範文，當中包括《赤壁懷古》、李白《月下獨酌》、諸葛亮《出師表》等經典古文。今天，以廣東話入詩的表表者蔡詩人，與其培正中學的學弟鄭政恆對談文學，從少時習語文談起，繼而比較兩代文壇盛凋，如何推動文學云云，對於重推古文，二人齊聲讚好：「我從前都是死背過來的。」

提及《出師表》，只記得「不宜妄自菲薄」一句，慚愧不已，蔡回答道：「因為文言文應從小學時開始研習。」蔡詩人憶起和平前讀小學，還是提着一斤紅米上學交學費的年代，讀盡古詩典章，「小學時老師邊讀邊解，習文離不開硬背死記。當上中學時發現所有古文都讀過了。」

教育局還擬定於考核制度內加入經典背默的部份，強調「要熟讀，不是死記」，但蔡詩人卻言：「死背冇所謂啦！背得多，自然養出一副風骨與情懷。」跟蔡詩人談天，總覺兩個時空不停穿梭，說話與文章都是文白夾雜。想不到90年代才讀中學的鄭政恆都說：「背古文真的很吃力，但古文對我衝擊很大，面對社會急速轉變，很多做人道理都從古文裏領悟得來。如《出師表》中提出要感恩圖報等等。」他慨嘆內地範文再無古文。若然香港同走此路，多年傳頌不絕的經典，恐怕來到我們這一代就絕迹，我們是否擔當得起？蔡詩人即大嚷：「就像一本我的詩集《離鳩譜》。大佬呀！要讀《詩經》才知『鳩』原來不是粗口，意謂沒有巢的鳥兒。」

蔡、鄭兩人雖同是培正校友，但以前素未謀面，直至十多年前在一個詩會中認識對方。「02年我參加詩潮聚會認識新詩，蔡爺都是那時認識的。那時文學氣氛還算熱鬧。」蔡：「他當年寫關於911的詩寫得很好，給我留下深刻印象。」鄭自言現在已較少寫詩，而轉寫影評、藝論和文學評論等，記憶中培正中文教學不是特別優秀。不過，培正在蔡炎培的年代也曾有國學大師羅忼烈任教，讓蔡得益不淺。「高二時，我問羅老師如何寫新詩。老師答不懂。翌日，老師給了我一本《元曲三百首箋》，沒說話。」蔡夠機靈，明白元曲接近現代詩而從中取經。羅忼烈精研詞曲訓詁，著作還有《周邦彥清真集箋》、《話柳永》、《詞曲論稿》、《詩詞曲論文集》等。

■蔡炎培曾於《詩朵》等雜誌發表詩作。

■蔡炎培把親筆所書的舊作《彌撒》呈獻給本報讀者。

提及《出師表》，只記得「不宜妄自菲薄」一句，慚愧不已，蔡回答道：「因為文言文應從小學時開始研習。」蔡詩人憶起和平前讀小學，還是提着一斤紅米上學交學費的年代，讀盡古詩典章，「小學時老師邊讀邊解，習文離不開硬背死記。當上中學時發現所有古文都讀過了。」

教育局還擬定於考核制度內加入經典背默的部份，強調「要熟讀，不是死記」，但蔡詩人卻言：「死背冇所謂啦！背得多，自然養出一副風骨與情懷。」跟蔡詩人談天，總覺兩個時空不停穿梭，說話與文章都是文白夾雜。想不到90年代才讀中學的鄭政恆都說：「背古文真的很吃力，但古文對我衝擊很大，面對社會急速轉變，很多做人道理都從古文裏領悟得來。如《出師表》中提出要感恩圖報等等。」他慨嘆內地範文再無古文。若然香港同走此路，多年傳頌不絕的經典，恐怕來到我們這一代就絕迹，我們是否擔當得起？蔡詩人即大嚷：「就像一本我的詩集《離鳩譜》。大佬呀！要讀《詩經》才知『鳩』原來不是粗口，意謂沒有巢的鳥兒。」

蔡、鄭兩人雖同是培正校友，但以前素未謀面，直至十多年前在一個詩會中認識對方。「02年我參加詩潮聚會認識新詩，蔡爺都是那時認識的。那時文學氣氛還算熱鬧。」蔡：「他當年寫關於911的詩寫得很好，給我留下深刻印象。」鄭自言現在已較少寫詩，而轉寫影評、藝論和文學評論等，記憶中培正中文教學不是特別優秀。不過，培正在蔡炎培的年代也曾有國學大師羅忼烈任教，讓蔡得益不淺。「高二時，我問羅老師如何寫新詩。老師答不懂。翌日，老師給了我一本《元曲三百首箋》，沒說話。」蔡夠機靈，明白元曲接近現代詩而從中取經。羅忼烈精研詞曲訓詁，著作還有《周邦彥清真集箋》、《話柳永》、《詞曲論稿》、《詩詞曲論文集》等。

■鄭政恆對香港文學發展有很深認識。去年編著《五Ｏ年代香港詩選》，蔡炎培：「早年詩作我都忘了，卻給他找出來。」

■07年鄭政恆獲獎的《記憶前書》，結集攝影與新詩。他一直認為文學要與跨媒體藝術結合才能推而廣之。

■「沒有心愛的女人不能創作」是蔡詩人的口頭禪，即使與太太離異，仍然深情地稱她璽璽，他說：「我們仍深愛對方。因為她支持，我才能走到今天。」

癡戀太太只因詩

自此以後，詩成為蔡詩人生命的一部份。「剛畢業後找了一份巴士車長的工作，你知道何解？因為毋須多撥時間處理人際關係，下午又可以回家去寫詩。推動文壇的工作，還是留給艾歌這位年輕人吧！」老一輩的報人很多都多才多藝，而蔡詩人也不例外。他多年來也在報章專欄撰寫馬經，早已成名：「曾有位記者寫我，把馬經寫到像詩般，以馬經來媾女，damn佢！我有點自負，一生中不少女士就是欣賞我的詩作而喜歡我，不用追的。……思念是一個人，在甚麼地方見過，她的眼睛有雲，她的腳尖有海，雲和海之間，我跟你一輩子戀愛。」蔡詩人隨口就朗誦一首自己的作品《思念》，「當年一位女士歡喜我，我以詩回應其雅意。」戀上太太朱珺都是因為她《廢船》一詩：「詩中末句『只有一滴水，也能流到中國。』這份對中國以及我國文化的心打動我。」這大概是我們今天仍要讀詩的原因。

文字是一種奉獻

可惜弄文舞墨捱窮的時候多。鄭政恆一句回應「不要提。」蔡先生則有感而發：「從前我在台灣讀書，為籌措生活費，最後連詩也典當，原本只賣30元台幣，人家卻給我100元。後來我在《明報》任職，當天結婚，還向公司借200元到台灣度蜜月，結婚指環都只是用鋼做。工作30年至94年，查生離去，我也無心戀戰，當時薪水只有一萬二千多元。文字不能賺錢，而是一種奉獻。」四月蔡詩人將會出新詩集，原名為《詩經可能刪掉了一章》，可惜「詩經」為題未夠吸引，被出版商打回頭，結果將「詩經」改成「雅歌」，「不讀詩經、文學史便不知孔子曾刪《詩經》之事。這次人生頭一回收到三萬元的酬勞，開心至把手稿和支票一同影印30張，以作紀念。」

跟隨蔡詩人漫步回家時，途經一位鄰居問：「喂，你去哪兒？」「有記者來訪問呀！」他回答。「沒有人知道你是詩人嗎？」我問。「我很低調的。」他說。黑壓壓長廊的盡頭是他的家，蔡詩人說：「艾歌，你留下來跟我再談談文學。」還語重心長的說：「即使擁有愛情，還逃離不了孤獨。」或許有人會說香港文學的命運，到頭來沒大作為，都是孤芳自賞者多，但偶爾碰上文人相重的情景，兩位詩人的情誼，也覺窩心。

■蔡炎培（白衣）在《明報》工作30年，坦言94年離任時只有一萬二千多元的薪金，曾獲查良鏞頒發最佳員工服務獎。

■蔡炎培（前右）與慕容羽軍先生的夫人雲碧琳（前左）等作家於60年代一次文學聚會時拍攝。

■蔡炎培與母親及妻兒的全家福。他說一生中對母親最有虧欠，曾為她寫作《離鳩譜》等詩作。

（蘋果日報二Ｏ一四年三月十九日）

附錄：

文學上的偏見
蔡炎培

我們一直期待大批評家如劉勰的再現。

夏公志清先生走了，震撼不及當年乃兄夏濟安之逝；九二之人，方才歸道山，總算高壽，而且著作等身。可是名滿天下，「謗亦隨之」，問題出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一口咬定張愛玲是中國現代最重要的小說家；白紙黑字的，不像乃兄面對「寂寂無聞」的徐訏，客客氣氣說，這麼推崇《金鎖記》，哄哄老外而已。更客客氣氣跟我們的大作家討論《風蕭蕭》的對白！巴金老人可就沒有這個福氣了，《家春秋》由始至終擺不上枱。

據我所知，夏濟安教授非常推許金庸小說。那一年聖誕，教授親自手繪「四大惡人」給作者，金庸作了後記。後來，又不知怎的，金庸還是把文章抽起了。

文學上的偏見，不是今日始。古人認為陶潛在謝靈運之下；隔了四百多年，東坡出，官越做越小之餘，獨具隻眼把陶詩置於詩品前列，連帶我們嶺南這塊蠻貊之地，也有點文化氣息了。

由此觀之，張愛玲是不是中國現代最重要的小說家，抑或《金鎖記》自新文學運動以還最偉大的小說，並不是最重要的。個人的認知，偉大的本身無須讚美！個人文學上的偏見，張愛玲的小說，太多胭油味！個人認為，單是一本《流言》，足以使她「姑奶奶」襟三江而帶五湖，小說嘛，跟沈從文一樣，一個是湘西文學，一個是海派文學，無分軒輊。在他們特殊的領域裏，在在使同代人的五四小說，黯然失色。若論20世紀中國最重要的小說家，當推無名氏、白先勇、西西，三位一體地讓我們明白上帝的懺悔，跡近舊俄文學的托爾斯泰，狄更斯的《雙城記》，馬奎斯的《百年孤寂》，餘子無非是荒謬得可愛的懺悔天使而已。

相形下，惡之所以為「惡」又怎麼樣，杜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罪與罰》，也只在這個範疇上下而求索罷。要是你一接觸《無名氏全書》，白先勇的《骨灰》，西西的《飛氈》，解放了的巨人，無不一一自神燈！

個人文學上的偏見，不歡喜魯迅的散文，因為欠缺「文字是董橋的顏色」；特別欣賞先生的小說，何止托着黑暗閘門，毛大詩人的油紙傘，在先生筆下，可就一筆洞穿地之門了。小心！牛鬼蛇神要出來了。

（附：2月19日《蘋果》元氣堂訪問稿，不悉記者從哪兒找來一張舊照，圖片說明是「蔡炎培（前右）與西西（前左）等作家於60年代一次文學聚會時拍攝」。這是一個美麗的誤會。「前左」的人應是辭世不久的慕容羽軍（李影）先生的夫人雲碧琳。慕容夫人也寫過小說。如果記憶無誤，這張舊照該在五十年代中葉。）

（蘋果日報二Ｏ一四年三月廿二日）

維農小上帝
西西

維農被抓到警局去了，警察在問他問題。你是維農．格力哥利．小小？是的。和誰同住？媽媽，沒別人了。十五歲是嗎？是。星期二早上十時十五分你在哪裏？我在學校裏。上什麼課？數學。事實是，我沒說我在課室裏。對話暫停，因為維農的媽媽打電話來。維農，你沒事嗎？今天你上廁所了嗎？你的腸胃不好呀。維農被抓到警察局去，是因為在星期二的早上，發生了一件可怕的慘事，維農讀書的高校，有十六個他同班的同學在操場被亂槍打死。這種慘案，在美加時有所聞。課室外，只有維農一人生還；他涉嫌是兇手。為什麼上課時不在課室裏，在外面，當然就在兇案現場。

維農否認，沒殺人。他解釋是老師囑他出去拿教具，他出了課室，肚子不舒服，上廁所去了。從廁所出來，同學都死了。維農本來有一張老師親筆的字條，卻當廁紙用去，警方認為他說謊，因為兇槍留有他的指紋；即使老師後來也承認寫過這樣的字條，但此人有孌童癖，神經質。槍械，是他和另一位同學之間的秘密，這同學平日飽受欺凌，和他是好友。這對維農很不利。還不到審判的日期，他仍可留在家中。維農左思右想，不如逃亡吧，住在德州，可以逃到鄰近的墨西哥去；至於錢，他自以為女朋友會幫助。女朋友果然跟他約定在墨西哥會面。於是，維農收拾輕便的背包，開始逃亡；因為不遠，不久就到了。他並沒有證件，但墨國的關員追問了幾句，把他的美金收進抽屜裏，就放人入境了。他到了一間酒吧喝點東西，卻醉倒。醒來，衣褲被調換了，穿在侍應身上。褲裏居然還有點比索。他打電話給女友，女友說剛好在墨西哥度假，約定會面。維農覺得運氣畢竟不差。那知到了酒店，等待他的除了一直叫他「殺手」的女友，還有警察。審判時，其他一併算到他身上的屠殺，獲判無罪，可之前的，判處死刑。

小說以第一身通過一個少年的心眼自述。行刑當日，他被帶到刑室，換上衣服，行刑者手持藥針，監刑者肅穆靜坐。刑衛守着可能發聲的電話。他看見這些成年互傳眼色，於是閉上眼睛，等待手臂上的涼凍漸漸結冰。不過照我對普通法膚淺的認識，維農殺人，證據是否充足？利益應歸被告；而他只有十五歲，充其量是少年犯罪。結局峰迴路轉，大堆人衝進刑室。《維農小上帝》（Vernon God Little）是英國作家DBC皮耶（Pierre）的第一本小說，出色地呈現如今少年成長的問題，家庭、友情、教育，真是千瘡百孔。這少年滿口粗言，但作者筆名的DBC，是Dirty But Clean的縮寫，骯髒但清白。

（附：《元氣堂》版訪蔡炎培，附圖女子，並不是我，彼此並不相熟；當年我在《中國學生周報》乃義工，也不可能邀請他當詩頁主編，盼勿再訛傳。）

（蘋果日報二Ｏ一四年二月廿四日）

馬吉按：蔡炎培與西西提及《元氣堂》說明文字出錯的圖片該來自許定銘〈老照片〉一文，刊於二Ｏ一三年十月九日本網。許文已清楚注明相中人是誰，可是蘋果不察，仍是搞錯了，今已更正。

與「高原」的一次異域接觸

與「高原」的一次異域接觸
許定銘

洛杉磯哈崗市某廣場有間專賣北方麵點的飯店，它的山東雞、窩貼和葱油餅都很出名，食客頗多，午飯及晚餐多高朋滿座，日日要排隊輪候。我獨愛它的「豆乾肉絲」，這味小菜切絲幼細，拌以韭菜兜亂，火候及油份適中，配半碗白飯，一餐相當和味。我最怕排隊輪候，總覺得像「等派米」，故此常午飯前的十一時半即到，飯後就到隔鄰的書店買報紙，掃一輪書架。

這間書店以賣報纸、禮品和六合彩為主，書只是聊備一格，以示書店是真有書賣的。店內左右兩排僅十個八個書櫃，賣的多為政治人物及經濟，文學書是鳳毛麟角，在架內排得疏疏落落，有些甚至以封面向外，圖為書少遮醜……。這樣的書店能買到甚麼，我次次都不存厚望。不過，有次我卻在這兒買到久違了巫寧坤的《一滴淚》，這說明了書店雖然小，有時還是會有好東西的。

今日走進書店，見書們搬到店內的右邊，左邊則騰出空置，這不是好現象，不是要關門，準是要分租一半另作他用。老板與其他顧客在閑扯，說是他要放放假啦，開書店二十多年都未放過假……。忽地眼前一亮，書架的高層居然密麻麻的排了幾格香港高原出版社的老書，我取了兩級小梯去看，有徐速的《去國集》、《印度王子與神猴》，黃崖的《紅燈》、《聖潔門》，力匡的《燕語》、《高原的牧鈴》和李輝英、張漱菡、黄思騁、慕容羽軍……等名家的作品，我取下來翻翻，多是一九七Ｏ年代的老書。

此中比較特別的，是一些稱為「種子文叢」的合集，這些每種輯文三四十篇的諸家合集，原是《當代文藝》周年紀念徵文的結集。一九六九年，《當代文藝》月刊創刊四周年舉辦徵文比賽，事後把徵文傑作輯成《苦戀》上下册出版，其後於一九七Ｏ年第二次徵文又出版了《我最難忘的一天》，及一九七二年的《苦與樂》，都是上下册共出兩本的。到一九七五年的《當代文藝》十周年，辦得更大型，請來了丁淼、司馬長風、余也魯、李輝英、慕容羽軍、柯振中……等多位名家作評判，該刊的編輯說，收到的應徵稿件，裝滿八個蘋果箱後還不停收到來件，事後出版了《代溝》和《動物與我》兩本徵文選集。

徐速辦徵文比賽，出版作品合集，除了說明他扶掖後進，為文壇培育新人的誠意，還反映他的商業眼光獨到：如此多作者的合集，別說讀者對諸家其中的幾位有興趣就會買書，單作者本身買來收藏或分贈友好，已是相當可觀的數字了。

不知何故，我一直忽略了《當代文藝》徵文這件事，也沒留意他們的結集。難得的是這小書店裡，居然差不多有齊四次徵文的成果，不知是否老板當年也參加過這些比賽，特意多取了貨以作留念？

我問老板何以會有這些老書，為什麼之前從未見過？話匣子一打開，年逾花甲的老人滔滔不絕地說：

你真識貨！這些是香港高原出版社出的書，就是寫《星星月亮太陽》的名作家徐速辦的。我年輕時在香港教書，愛寫東西，在徐速編的《當代文藝》投過稿，我家裡現在還有幾本《當代文藝》，都是刊登過我作品的。我移民過來開書店的那年徐速死了，出版社廉價清貨，有在那出版社上班的朋友把書批銷給我。

我過來開書店二十多年，賣剩的都堆在後面的貨倉裡，今年準備放半年價返香港玩玩，趁機會裝修，把倉底貨都翻出來了……。

老板平日都說普通話，大概難得有人跟他用廣東話交談，愈講愈興奮。看着他陶醉在過去的日子中，忽地我的思維卻飄到一九九五年的多倫多。那年我以投資移民的條件到加拿大開書店，在甚少華人居住的密西沙加市掛起在香港曾有二十年光輝日子的「創作書社」招牌，擺放的是我從香港運過去的那一百二十箱藏書，日日開門吃西北風，透過玻璃幕牆看室外的飄雪滿地……。忽地有日來了位在香港時的老主僱，我們興奮地交談，同墮時光隧道，回到一九七Ｏ年代在香港買書賣書的日子。如果我不回流香港，如果我繼續在那冰天雪地的北國賣中文書，我會不會和他一樣……

年近古稀了，再沒有「全部給我包起來」的豪氣，我把那批「高原」寶藏搬下來，每樣選了兩三本，一大堆的幾十册，搬到車上去。今次來洛杉磯，打算住幾個月，沒帶多少書，有了這批「高原寶藏」，不愁寂寞了！

──2013年歲末於洛杉磯
2014年2月23日刊《大公報‧文學》

書緣與人緣

書緣與人緣
許定銘

我總覺得買書和交友都要講缘份。

二ＯＯ七年我有幸在舊書拍賣網站上搶拍得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面世，由葉紫編的《無名文藝月刊》，這月刊其實僅出一期，創刊號和終刊號都是它。葉紫的成名作《豐收》就是在此初刊的。我讀過以後，寫了篇《是創刊號也是終刊號》後，便把它拿到舊書拍賣網站上轉售出去。

此書可能真的很少，直到如今的六年內，我的拍賣郵址內還經常收到陌生人的來郵，有說是葉紫後人要收集先人作品的，也有說是以葉紫作博士論文研究對象的，要求我把刊物轉讓。我都一一回郵說明了，大抵我的藏書家形象深入讀者腦海，他們多不信我會把書賣掉，過得三幾個月又會有人寫電郵來問。

其實，早在出版《愛書人手記》前，我已撰文說過我只是個愛書人，無資格做藏書家，因為我沒有做藏書家的條件。如今我只有幾萬書，已經要用一層幾百呎的工作室來存書，單是租金已然不少，若經常再本本千幾人民幣的拍入絕版好書，實在吃不消。我時常都說，除了愛書人，我還是半個書商，「以書養書」是最佳的愛書手法。

葉紫其實不是我特別喜愛的作家，當年會出高價去搶拍《無名文藝月刊》，只因他和蕭軍、蕭紅同樣是得魯迅題點寫序而出名的作家，而《豐收》與蕭軍的《八月的鄉村》及蕭紅的《生死場》又同為「奴隸叢書」之一，加上蕭軍、蕭紅是我的研究對象，因此順手拍來讀讀，能買到是我們之間的緣。至於那位葉紫後人，及研究葉紫的博士生買不到《無名文藝月刊》，就是欠了點書緣，或者是緣份未到，不久的將來或者會在意外的場合得之，絕不為奇，不必强求！

今年七月，詩人紀弦（一九一三至二Ｏ一三）在三藩市辭世後，我用手邊的資料寫了篇《百歲詩人羽化》刊於《大公報‧大公園》版，介紹了從中國大陸走向台灣，最後在美洲逝世的這位中國現代派詩人。當時已很想讀讀他的回憶錄，可惜跑了幾間書店都失諸交臂。

《紀弦回憶錄》（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二ＯＯ一）凡五十萬字，幾年前曾在洛杉磯羅蘭崗市的一所小書店裡見過，精裝三大本，好像索價五六十元美鈔，嫌貴沒買，反正紀弦又不是我研究的對象。今次是紀弦走了，在香港買不到，便想起那間小店來。趁今次來美，進去掃一遍書架，沒了！紀弦是在三藩市死的，又不是只有我一個人知道，書給人買了，是理所當然的事。問書店老板，他反問我紀弦是誰？

這是絕望的回覆！沒想到幾天後再去書店買報紙，書架上居然出現了用膠殼套起厚厚的三册平裝本《紀弦回憶錄》，大概是我上次打聽後，老板到貨倉裡撿出來的，原價七五Ｏ元新台幣，卻要賣四十五美元，雖然是貴了些，卻是難得有緣，而且還是十二年前的初版本，欣然購之。

一九八Ｏ年代，經常在香港的報刊上讀到旅美學者巫寧坤（一九二Ｏ一一）的文章，知道他是抗戰時期西南聯大的學生，受業沈從文門下。一九五一年在美國芝加哥大學修文學批評博士，未畢業，即接受北京燕京大學陸志韋校長禮聘回國教授英語。豈料一去數十年，至八Ｏ年代中期才回到美國，此後埋頭寫作，一九九三年以英文寫了自傳體小說A Single Tear，記述一位知識份子一九五Ｏ至七Ｏ年代，在中國的不幸遭遇，受世界文壇注目，除了英、美版外，還翻譯成朝鮮文、日文及瑞士文版本，中文版則叫《一滴淚》，反而壓到最後，由台北遠景二ＯＯ二年出版。

我自一九八Ｏ年代讀過巫寧坤的文章後，一直希望追讀他的作品，知道他除了《一滴淚》外，還有散文集《孤琴》，一直只能從網上閱讀，今次讓我在哈崗市另一間小書店買到了紙本《一滴淚》，打開版權頁一看，才知道此書在香港居然有代理書店，世事就這麼奇怪，一本與香港關係這麼密切的書，我竟然要在地球的另一邊才買到，且看何時在何處才能買到他的《孤琴》！

書是物件，它擺在架上等你去尋找，去接觸，那是單方面的移動，算是比較容易觸及的「書緣」。每個人都是移動的個體，要兩個特定的移動個體，在同樣的空間，同樣的時間内接觸的「人緣」，要比書緣更巧合，更難得，更有緣份。

一九六Ｏ年代初，我住在深水埗蘇屋村，每晚都會到李鄭屋村的社區圖書館去看書。圖書館的進口處擺放了一本登記冊，誰進去都要在册上寫上自己的姓名。那天晚上我剛寫好名，有人在背後拍了我肩膀一下：「原來你就是許定銘！」

我愕然調頭一看，原來是個和我年紀相若的少年，他滔滔地告訴我，說是已留意我很久了，見我晚晚呆在那看文藝書，就知道我跟他是同行，沒想到我就是經常在青年刊物上寫東西的許定銘。然後他告訴我，他也是寫文章的……

那個少年就是吳萱人，沒想到在圖書館的名册上簽名居然會交到朋友，轉瞬間，時光已飛逝半世紀，我們的那段情誼仍深厚如昔，更其鞏固了！

那年代我經常寫東西，並留意到有一位伯特利中學的「小清江」也經常發表文章，大家的風格頗為接近，神交甚久。直到後來「文社運動」如火如荼，很多熱愛文藝的青少年人都組織文社，開研討會，辦文學講座，出版刊物……，我才知那條清澈的「小清江」就是柯振中，他是我輩少年人中寫小說較早，較出色的一位，出版短篇小說集《月亮的性格》及長篇小說《愛在虛無縹緲間》（香港風雨文社，一九六七）時，還不足二十歲！

因為生活圈子不同，我與柯振中六、七十年代只見過幾面，後來聽說他到洛杉磯升學，後來留在那邊做貿易生意，而我也在九十年代移居多倫多，見面的機會更其渺茫了。

公元二千年我回流香港，一次專程到中環大會堂的參考圖書館去搜尋資料。升降機關了門，忽地又打開，進來髮長披肩的初老男人，我瞥了他一眼，衝口而出大叫：「柯振中！」

那是三十多年未見面的老文友，我們激動地握着手、拍着肩互相問好，圖書館不去了，轉到酒樓去飲茶，話匣一打開，就是兩個小時。原來柯振中雖然住在洛杉磯，但他的老爸還住在尖沙咀老家，而且他的貿易生意常中、港、美的三地走，每年總要回港三兩次，每次回來總會找我聊上好半天。

自二ＯＯ七年退休後，每年的聖誕節及農曆新年，我都會赴洛杉磯與兒孫們聚天倫，柯振中就是我在洛城最好的文友。事實上還有一位多年未見的文友：如今叫張錯，昔日叫翱翱的詩人張振翱，退休後也住在洛杉磯，他早年簽名贈我的詩集《過渡》（台北星座詩社，一九六六）和《死亡的觸角》，如今還安然插在書架上，人則未聯絡上，且看何時緣份一到，便可暢然話舊！

去年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的馬輝洪想寫一篇與丁平主編《華僑文藝》及《文藝》有關的文章而問道於我。丁平老師早已作古，我告訴他如今想要知道《文藝》當年的實況，最好找到盧文敏。盧文敏是那時候甚活躍的文藝青年，曾任《文藝》的編委，對該期刊最了解。他是我的文壇前輩，我初涉文壇的一九六Ｏ年代初，寫文章、搞出版，時常都見有他的名字，我還寫過一篇《盧文敏和他的報刊》，記述他在香港文壇走過的路，但，人則幾十年來從未接觸到。

距馬輝洪訪問我近八個月後的今年五月間某日，柯振中突然掛電話來，說他已找到盧文敏。碰巧馬輝洪外遊了，振中從洛杉磯來，盧文敏從台灣來，我們三個暢談了整個下午。此後的幾個月，我們差不多每星期都茶叙，見了不少舊朋友及文壇上仰慕的前輩，七月初何文田百樂門酒樓的茶叙最熱鬧，來了十多位文友，昔日的美好時光忽地連接到半世紀後的今天，難得的是老作家慕容羽軍和他的夫人一一《文藝季》主編，女作家雲碧琳都來了。兩個月後，近九十高齡的慕容羽軍（一九二五至二Ｏ一三）因病辭世，那次百樂門茶敘當是老人告別文壇的最後一瞥。

無論書緣還是人緣，冥冥中似有定數，正是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書、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等你，早已安排好了的！

──2013年12月寫於洛杉磯
2014年1月18日刊大公報，文學

百歲詩人羽化
許定銘

閱報知老詩人紀弦已於七月二十二日在三藩市聖馬太奥辭世，他一九一三年出生於河北，今年滿一百歲足，現代詩人中當數他最長壽。

原名路逾（1913～2013）的詩人紀弦祖籍陝西，一九二九年以筆名路易士開始發表詩創作，一九四八年赴台灣前已出版詩集九種：

《易士詩集》（自刊本，1933）
《行過之生命》（上海未名書屋，1935）
《火災的城》（上海新詩社，1937）
《愛雲的奇人》（上海詩人社，1939）
《煩哀的日子》（上海詩人社，1939）
《不朽的肖像》（上海詩人社，1939）
《出發》（上海太平書局，1944）
《夏天》（上海詩領土社，1945）
《三十前集》（上海詩領土社，1945）

這些詩集均署名路易士，從書名大致已可明白他早年的思想和生活。很多紀弦的書目均不列這些書，因路易士的詩集不易見，一般只在舊書拍賣場合才出現，且叫價甚高，我見過一冊六十四開本，僅一二Ｏ頁的《出發》，幾年前在拍賣網站上以人民幣一千八百元拍出，如今詩人羽化，其一九三Ｏ、四Ｏ年代舊版詩集肯定價格跳升。

紀弦的百歲人生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

大陸時期（1913～1948）

他1933年畢業於蘇州美術專科學校，曾赴日求學，後因病回國，從事教育工作與副刊及詩刊編輯，專注詩創作，與施蟄存、戴望舒、徐遲、吳奔星……等詩人交往。他一九三Ｏ年代曾到香港，任《國民日報》副刊編輯，發表詩作時仍署路易士。

路易士畢業於美專，但流傳的畫作不多，有一幅繪於香港的〈二十六歲自畫像〉，是紀弦頭像的素描，焦點不在長型配短髭的馬臉，在那雙深邃而洞悉一切的慧眼，他在說明中說「這是用硬鉛筆、香菸灰和口水畫的。我畫人像，時常使用這三種工具或材料，是與眾不同的」，展示出其我行我素，獨來獨往與眾不同的性格。香港一九五Ｏ年代有小說家李雨生，發表作品時，亦署「路易士」，那年代詩人「路易士」在台灣，已用紀弦創作，切勿混淆！

台灣時期（1948～1976）

紀弦一生編過詩刊《火山》、《詩志》、《異端》及《今代文藝》、《星火文藝》……等期刊，而以在台灣出版的《現代詩》引以為傲，認為是畢生最重要的詩刊。一九五三年二月創刊於台灣的《現代詩》，是本三十二開的小冊子（四十一期起改為二十四開，後來又改為十六開）。據林煥彰編的《近三十年新詩書目》（台北書評書目出版社，1976）得知，出到一九六四年二月止，共出四十五期，可惜現時我手上只得兩本，分別為六一年的「秋季號」和「冬季號」（第三十五、三十六期）。薄薄的一冊，連封面及底頁，加起來亦僅得二十六頁，雖然給人「弱不禁風」的樣子，可是，幾佔了二分一版面的《現代詩》三個反白大字的刊名，卻顯得搶眼、醒目。

從這兩期看，《現代詩》以詩創作為主，論文只佔五頁左右。主要的詩人，除了紀弦外，還有沈甸、沉冬、管管、朵思、鄭愁予……等人。我在第三十六期的〈編後〉中看到，紀弦說因為得到朋友的幫忙，賣掉了百多本他編的參考書，才有錢找清印刷費出這一期《現代詩》，又留意到詩刊的發行人、社長、編輯和經理，都是他自己一個人時，不禁搖頭嘆息：現代詩的路，真是既孤單，又荊棘滿途的！

後來從我私藏的圖庫中，竟讓我尋得《現代詩》終刊號第四十五期的書影，可惜原書已不知到哪去了。這期《現代詩》是十六開本，紀弦把〈編者談話〉搬到封面來，他說：

十幾年來，在台灣，我們的這個詩壇，雖不能說是憑我一人之力而造成，但至少可說是由我一手把它向前推進了大步的，那便是：自格律詩的韻文主義至自由詩的散文主義這一飛躍；復從散文的音樂主義到散文的非音樂主義而發展為大規模的現代詩運動。而這一連串的革新，就文學史的意義考察起來，稱之為「中國新詩的再革命運動」，實在是一點也沒有誇張的。同時，這一如火如荼的劃時代的革新運動，又是始終以本刊為大本營，為司令塔的。因此，本刊的存在，對於整個的詩壇有其深遠的影響與重大的意義，蓋無人能否認。

驟看這段話，紀弦頗有自我往臉上貼金之嫌，但，縱觀一九五Ｏ及六Ｏ年代的台灣詩壇，《現代詩》的確有很大影響力，很多成名的詩人都是在《現代詩》上發表其處女作而步上詩壇的，至於是否有紀弦感受到的那種功勳，留待史學家去評價吧！

紀弦在這篇〈編者談話〉中，還說到《現代詩》過去曾多次因個人經濟問題而瀕於停刊，至於今期（第四十五期）則因為收到菲華作家蘇子先生的捐助，才能順利出版，並强調以後「只要紀弦活着，《現代詩》就不會死亡」。但，據林煥彰《近三十年新詩書目》的說法，《現代詩》第四十五期已是終刊號，其中出了甚麼問題呢？

美西時期（1976～2013）

紀弦一九七六年從教育崗位退下來，赴美與子孫們聚天倫於三藩市附近的小鎮聖馬太奥，仍努力寫詩寄回台灣發表，受各方好評，被譽為「詩壇常青樹」，世界藝術文化學院還頒贈榮譽文學博士以表揚其成就。

紀弦著作等身，單詩集已出了數十種，但他決意不出版全集，晚年整理並精選詩作出選集多種，而以《紀弦詩拔萃》（台北九歌出版社，2002）最具代表性，此書以他曾生活的地域（大陸、台灣、美西）及年代共分三輯，精選他1933～2000年的詩作九十五首，是路易士加紀弦的畢生精萃。此中一九九二年寫於聖馬太奥的〈預立遺囑〉心意最明顯：

千萬別把我死去的肉體/製成個木乃伊——/那太難看，太恐怖了！
也別把我釘入一具棺木，/埋進一座墳墓，/使我不見天日，不能呼吸新鮮空氣；
…… ……

哦！親愛的朋友們：/請把我死去的肉體/用火燒掉，燒成灰燼；/然後，再把那些骨灰/傾入大海──
…… ……

而基於我的信仰：物質不滅定律，/千年後，也許會有一位美麗的姑娘，/在舊金山海灣裡，釣到一尾小魚，/烹而食之；從此，她就獲得/我神奇的靈性，而終於/成為一位傑出的詩人了。

這是百歲詩人羽化前的最後遺願，應該如願以償吧！

──2013年8月
刊《大公報‧大公園》

初識侶倫──《無名草》

初識侶倫──《無名草》
May

立冬以來，氣溫驟降，才驚覺秋的腳步遠了。在這之前，我度過一段漫無目標的日子：開店–處理訂單–整理舊書–打烊，日復一日的循環。

兩個月前，我買進一批民國時期書刊文獻，數量近千，半數以上老化受損。以我這小書店的技術和設備，不敢奢言修復搶救，只盼稍事整理後，盡快為他們找到新主人。

這裡對「民國時期舊書」的定義，是1911到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有效統治中國大陸的時期所出版的書刊。如果把這個時期作為一個朝代來看，她的壽命不長，但卻是風雲變幻、改變世界局勢的年代。在這時期，中外交匯、新舊思想互相碰撞，造就了無數偉人巨匠。透過文字的記載，這一段歷史印跡得以流傳下來。

整理過程中，心情隨著書本狀況起伏，時而沉重、時而感歎。可惜的是，這批書以社會政治學居多，我最愛的文學書比例較少，單就閱讀樂趣來說，有點獵人許久嗅不到獵物那種悵然若失的感覺。

一個多月，在期待與失望交織中度過，終於，殘破的舊書堆中閃耀出一道星光，有一本名為《無名草》的小書引起我的注意，稍加翻閱後更生好感。彷彿一個飢餓的狩獵者突然發現了獵物，全身感官立刻動員起來，想要拉起弓箭瞄準目標──

以一本書的生命來說，她已屆遲暮之年，幸好主人用兩塊夾板上下護著，使她逃過歲月的摧殘。我翻開書衣和夾版，露出一張眉清目秀的容顏。左上角「無名艸」三個字，是經過簡化設計的美術字體，豎粗橫細的筆畫，參差對比，令人炫目。封面中央是一支鵝毛筆的圖象，襯以手稿浮水印背景。

不只封面，連目錄頁都是帶著西方色彩的別緻。大量的留白，各篇名排列在頁面下方1/4處，似一株株孤傲的小草，倔強的立著，卻有一種遺世的美好。

本書分為《無名草》《火與淚》《生死線》三個小輯，第1輯《無名草》收錄〈無名草〉〈故居〉〈舊地〉〈書（二題）〉〈我的日記〉…等十篇。第2輯《火與淚》、第3輯《生死線》共收錄〈孤城的末夜〉〈淪陷〉《橫禍》…等十篇。【1】

作者「侶倫」，是我完全陌生的作家。這一次，我決定一改過去先調查作者背景的習慣，直接從他的文字入手。

全書開端有一段短短的「題記」『…年來所寫的散文，自然不止是這一些，但自己願意保留下來的卻只是這麼薄薄的幾頁。讓它們印成集子，除了作為死去的生命的一個紀念，是沒有其他意義的，在今天。』那是1950年10月。【2】

初見《無名草》書名，以為是浪漫小說，看過題記知道是散文集，我是偏愛散文的，這也讓我更樂於讀下去。一直認為比起小說來，散文更能體現作者的精神和性情，所謂讀文讀其人也！

「無名草」是其中的一篇。正如我所說，這一篇散文帶著濃厚的個人色彩，充滿感傷情調，字字句句都在抒洩心中的鬱結。他說：「人終究是人，在人與人之間無論形體怎樣地接近，總也有一道透明的牆在彼此間隔絕著，甚至永遠地隔絕下去。」「明白人是怎樣的一種東西，於是悲哀別人對於自己的誤解也成為多餘的了。」長期以來，侶倫是在朋友的誤解中活著，雖說不看重別人的誤解，將毀譽看得很淡，但也曾經試著為自己作辯解，似乎只讓誤解更深，在某種層面，侶倫是寂寞的，而他也毫不諱言寂寞。「一個異省的朋友寫信來，說是聽到我又陷於某種新的煩惱之中，他知道我是厚於情感的人，叫我應該節制我的眼淚。」

我自認為讀過不少「書話」的文章，乍見侶倫這篇〈書（二題）〉，竟還是像嗑藥了一般，整個人興奮起來。我逐字讀著，心裡祈禱著「侶倫的書話」別讓我失望。讀到第八行「我也許會懊悔在人事中所虛耗了的許多精力，然而我決不會懊悔在書本上所消磨的每一分時間。」「當我從青年人習慣會經歷的一個個色彩豐富的夢醒轉來以後，我深切地認識了只有書是我唯一的知己。」嗯！這些感觸不都是自己切身經歷過的嘛！

侶倫在九龍故居【3】有一個小書房，他把它命名「靈魂底避難所」。就跟大部分文人一樣，視書籍為寶藏，為書癡迷，為書俘虜。

侶倫喜歡裝幀美麗的書，經常只為書本美麗的儀表所吸引而買下，尤其對於講究裝幀設計的西洋書特別有好感。難怪這本《無名草》的裝幀設計充滿著異國情調。

不只是對裝幀設計感興趣，侶倫對於書的版本，也有特殊的品味。他喜歡把古意盎然的老書，按著出版時間研究他們的裝訂、印刷、紙張和形式。他把這樣的行為解釋為一種單純的歷史情趣，而不是在附庸風雅。

他經常在幽靜長巷底西洋書店櫥窗外，為著一本本裝幀美麗的洋書消磨許多時光。看看他如何描述一本洋書的裝幀：「最高興的是用了三角半錢買到一本袖珍本的都德小說集『 L'Enterement d'une Etoile』，法文的。這本書長度約六英寸，闊度三英寸左右，硬面毛邊，道地的法國裝幀。紙張非常堅韌；用細小的字粒排印得非常精緻，還附有插圖。」

當然，他也喜歡親自裝飾自己的書，他說「我利用著一切我所能蒐集到的含有藝術意味的廢紙做了包裹封面的材料。在書脊固定的部位貼上寫著書名的有色貼紙，把書排列起來時是十分悅目的」每當朋友來訪，總是要特別瞧瞧他的書有甚麼新的裝潢，甚至慫恿他開個「書裝飾展覽會」。

侶倫在文中自稱藏書約四五百本，規模上自然比不上同時期其他的藏書家，甚至比不上現代任何一位小書迷。關於這一點，他說：「我不是愛書狂，我還缺少一個愛書狂應該具有的好些條件。」「我高興讀書，也高興買書。但是不曾痛痛快快地買過一次書，卻是我對書發生感情以來最缺陷的一件事。」

除了裝幀美麗、版本特殊之外，侶倫最珍愛的是十六本朋友簽贈的著作，有散文集、小說和詩集。這十六本書出自九份因著文學姻緣而締結的友情。

他本來想為這十六本書寫一點紀念的文章，包括作者的為人、甚麼情況下認識此人，在甚麼情況下獲贈此書…然而，戰爭爆發，日本攻陷香港，別說寫紀念文，連書本都保不住。基於安全顧慮，有的書不得不燒毀，能留下來的也必須將有簽名題句的扉頁撕毀。當時那種生死繫於一線的恐慌，可以在本書諸篇章看得很情楚。

比如「在暴敵底兇焰與無恥的魔氛瀰漫之下那個小小的書室，不能庇護我的生命，我也不能庇護他的尊嚴」「為了減輕別人的負累，我把大部分書籍賣出了。剩下了二三百本裝進箱子，放在一間屋子…我像一個殘忍的母親丟下她的兒女一般決絕地踏上流亡之路。」

在香港淪陷四年中，各地飽受敵人騷擾，搜查時經常連地上的花磚也給挖起來看過。侶倫故居因日軍擴建機場遭夷平，小書房當然也跟著拆毀。戰爭勝利後，侶倫懷著患得患失的心情回到九龍故居，出乎意料的發現，那一箱書蒙著灰塵被放在另一間屋子的角落，他驚喜萬分「它冷靜地看見一個民族的囂張，也看見了他們衰落！這彷彿是上帝對於一個一無所有的人的眷顧所顯示的奇蹟。」

侶倫一生中最高興的事，就是看到自己的藏書歷經戰火安然無恙。他說「現在，看見通過了戰爭還存在著的幾本舊書，好像田園寥落後的農人發現自己還有一片完整的耕土，我有著浩劫後重逢了故人的同樣的歡樂。」

接下來的一篇是同樣能讓我心跳加速的《我的日記》。侶倫自稱寫日記初始的動機只是自娛而已，但是在逐漸累積成可觀的數量之後，開始計畫繼續寫下去，一直寫到生命的末日。他說「我愛惜我的日記比較在『舐犢情深』這觀念下愛惜自己的作品還要深切。因為後者是用思想去寫，而前者是用生命去寫的。」

最早被保存來的是十七歲時寫成的一本日記【4】，那是一本皮面金邊的小冊子。小冊子紀錄了櫛風沐雨的隨軍生活，一顆年輕的心，從對時代的光明面充滿嚮往，到後來不得不面對的現實悲哀。從此，在眼前展開的是一條複雜無情的崎嶇世途。

侶倫最珍愛的是1937年之後寫成的幾本日記，那是抗戰爆發的一年，整個中國翻進新的史頁，看著自己的民族駝著莫大的苦難在做生死存亡的搏鬥，他振奮起來，體會到自己筆必須堅強迎接一個生命新境界。

然而，沒有想到的是，自己的生命還沒到末日，日記的末日卻降臨了。在九龍淪陷的前一個下午，侶倫將二十幾本日記以及所有書信稿件一起燒毀。

讀到這裡，處理網拍的工作人員告知此書有買家下單訂購，基於某種道德感，我把「侶倫」以及他的《無名草》用紙袋封起，準備交給下一位收藏者。

這幾天，我把自己關進書房與「侶倫」獨處，以一種恭謹神聖的態度。由於書齡老舊紙葉脆弱，翻閱時需特別注意。甚至不忍直接以指尖碰觸書葉，乃以一薄尺小心翼翼翻閱，遇到需要多停留的頁面，就在上面墊一張乾淨的玻璃紙，隔著薄紗輕輕撫觸品讀。

回想這初識「侶倫」的滋味，竟想起那讓我悸動的初吻！

【1】本書分為《無名草》《火與淚》《生死線》三個小輯，第1輯《無名草》收錄〈無名草〉〈故居〉〈舊地〉〈書（二題）〉〈我的日記〉〈人蔘〉〈燈火〉〈感傷的路程〉〈月〉〈颶〉等十篇。

《火與淚》收錄〈難忘的記憶〉〈火與淚〉〈孤城的末夜〉〈淪陷〉等四篇；《生死線》收錄〈生死線〉〈橫禍〉〈一包香烟〉〈人性以外〉〈倔強者〉〈颶〉等六篇。

【2】我手上這本《無名草》版權頁記載出版時間是民國39年12月初版，而網路上有些資料說本書是1949年出版，似乎是錯誤的。

【32】侶倫為自己的九龍故居題名為「向水屋」，徐悲鴻為「向水屋」寫了一塊橫匾，故居在淪陷時遭毀，之後多次遷徙，但那塊「向水屋」匾額一直跟隨著。

【4】侶倫生於1911年，17歲（1927年）曾到廣東參加國民革命軍。

以下為侶倫小傳，內容摘自「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網」—

侶倫（1911—1988），原名李觀林，又名李霖，除侶倫外，曾用筆名李林風、林下風、貝茜。祖籍廣東惠陽，生於香港，1927年曾到廣東參加國民革命軍，同年回港。二十年代起，侶倫在香港報刊發表創作、組織文學社團、創辦刊物，是早期香港新文學開拓者之一。1928年開始發表短篇小說，1929年在香港與謝晨光組織島上社，出版《島上》雜誌。1930年小說《伏爾加船夫曲》在上海《北新》半月刊的「新近作家特號」徵文中入選。1931年至1937年在《南華日報》擔任編輯工作，曾主編文藝副刊「新地」和「勁草」。三五年與易椿年、張任濤等合編《時代風景》，三六年與劉火子、李育中、杜格靈等組織「香港文藝協會」。1937年任香港合眾影片公司編劇，1938年至1941年在香港南洋影片公司任編劇及宣傳工作，先後編寫了多部電影劇本。1942年從香港返回內地，在廣東東江教小學，並創作中篇小說《無盡的愛》。1945年回港，1946年主編《華僑日報．文藝週刊》。1955年創辦香港采風通訊社，1984年退休，1988年在香港病逝。

（May的夢想書店二Ｏ一三年十二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