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大家都叫他蔡爺，我倒忘了當初如何稱呼他，沒叫他「蔡爺」是肯定的。一想起他，腦中就出現他振臂高呼的模樣──雖然實際上我從未見過他振臂高呼──，但他說話的氣勢，在印象中就是大大聲，像是要振聾發聵，或是要帶領大家去幹些事的。跟著第二個印象就是他豪爽哈哈大笑。
認識蔡炎培是九十年代的事，那時我受了一些前輩的感召，覺得應該為香港文學做些事，也比較活躍去參與一些文學活動，就這樣認識了他。而在我親身認識他之前，已在報章上讀過他的詩，印象特別深的一首是〈致黃霑──心領厚贈藥金〉；我從未想過在新詩裡會出現黃霑的名字，這樣的流行文化人物，光是這一點就和其他詩人有所區分，但這個題目，又好像挺有唐詩風格的。
這首詩第一句一開頭就是稱呼「霑」後加冒號，是以書信的形式寫成的，接下就像談心事一樣，「霑：年紀大了，有些事／確要想一想／正如年輕的時候／想一想」，接著突然來一句英文「How approach can be made to mankind?」再下面的詩句，對我而言，到現在都是謎團：「此事後來驚動了／星島的記者／司徒國英上書羅素／聽說關於人類前途之類」。這是什麼典故呢？
以上是詩作的第一段。
真的讓他和其他詩人區分開的是他的作風。話說有一年我們「呼吸詩社」在大會堂舉辦了一場詩歌朗誦會，我相信當時參加的人都會承認很少見過那麼歡樂的詩歌朗誦會，歡樂到朗誦會結束了，大家還不捨得離去，那股情緒激盪著，可是大會堂也不能讓我們一直留在那裡啊，於是有人起閧「去吃宵夜！」眾人馬上歡聲呼應。通常這種場合都是葉輝請客的，他是報社副社長，平素又有孟嘗之風，可是這一批「詩人雅士」不是幾個人也不是十幾人而是幾十個人，於是連葉輝也開始猶豫了，就在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一聲響亮的呼喝：「我請！」這就是蔡炎培。
於是眾人又笑又叫，找到一間可以容納幾十個人的地方，痛痛快快吃了一頓宵夜，到最後點數有五十多人。後來究竟是誰付賬我不知道，但是那種「豪氣干雲」，我之前從沒見過，後來也沒有見到過。
一直到近日，蔡炎培走了，我在網上看到和他有關的文章，才知道他一直都是兩袖清風的。當年他罹患眼疾，還是他的老闆金庸，出錢給他醫病，也才明白為什麼在現代社會，還會有人要「厚贈藥金」，以致會有那樣富於古風的詩題。
他的氣勢還顯現在另一個場合，那是一個青年文學營，好像是《星島日報》關先生主辦的，在烏溪沙，我記得還有孟浪和飲江。蔡炎培談詩論藝時不知說到什麼，意氣激昂地和下面一群年輕人說：「我告訴你們，誰要不認自己是中國人的，這個人就沒有希望！」或者就是這句話，讓我印象中的他就是個振臂疾呼的人了。那是2003年的時候，日子還算美好，他那麼說大家都無異議。
他是想說什麼就說什麼的，而且樂在其中，並不顧慮別人會怎麼想。有一次他在公眾場合讚美我，說他讀過我的詩：「你是個真正的詩人！」這句過譽的話其實讓我很尷尬，在座還有很多位詩友，文人相輕自古而然，何況我們那時都還算年輕還比較在乎這些事，他只讚美我一個，我還記得當時其他詩友們臉上倖倖然的表情。不過幸好，他是只要覺得可以讚美，便不會吝嗇佳言美句，他後來說洛楓應該得諾貝爾文學獎(我也可以想像其他文友聽到這句話的表情了！)。也是這幾天，看到劉芷韻的臉書，說蔡炎培曾特地寫一封信鼓勵她，自署名「爺爺」。我相信被他鼓勵過的後輩，應該不在少數吧！
而且我現在回想起來，他雖然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但從沒有聽他說過別人壞話，也不談文壇是非，甚至當說到一些眾人皆非議的人，他還會替那人說好話。
再後來因為生活和工作壓力，我就很少再出現文學活動場合了。當時有一個研究計劃，是關於香港七十年代詩歌，擬訂了幾位訪問對象，其中一位就是他，他也欣然應允。等我們坐好了，紙筆錄音機都準備好了，開始訪問了，沒想到對他親身經歷過的七十年代和當時的香港詩壇，他卻什麼都記不起來，只和我們暢談他「至愛的八個女人」。一席話下來，能夠作為研究材料的──完全沒有。我們只好無功委頓而還，多年後和當日一起訪問他的朋友談起此事，朋友感嘆一聲「傻佬！」
說到他的「傻」，我想該說說「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一事。這事他自己說也自己寫出來，事實上諾貝爾文學獎提名是有一定程式的，每年諾貝爾委員會向夠資格提名的人發出邀請提名的信件，這些人包括了大學的系主任、研究院學部主任或國際認可的筆會會長等等，而同時每年也有無數不在這名單中的組織「不請自來」去信「提名」候選人，這些提名，諾貝爾委員會根本不予理會。他的提名，據知情者說，其實是某不知名所謂文學團體提名他，他也就認真了，到處去說，當時他很多朋友都勸他不要如此「自我貼金」，他也無所謂依然如是。甚至他走後，一些媒體不究其實，在他生平中照抄「2003年曾提名諾貝爾獎」，這種訛傳，也讓一些文學前輩們很不以為然。其實我覺得，他並不是個在乎名利的人，他會如此，我覺得和他寫的詩是有一致性的。
讓我繼續把那首〈致黃霑──心領厚贈藥金〉讀完吧，接下來還有兩段。詩裡的意象，有很古典的「天宿落盡」、「參商之間」、「日近長安遠」，很流行文化的「《中國最後的一個太監》(電影)」，很本土的「星島(日報)」、「那打素(醫院)」、「瑪麗(醫院)」、「張保仔洞」，又有很現代主義的句式「在這一衣帶水海天的妊娠期／海紡織著鹽。鹽紡織著夜／我們日夜紡織著鋼鐵」，很文藝的「飛馬踏燕。長夏初臨」，很口語的「嚇得我。沒命奔。沒命痛」。最後幾句是這樣的：
想一想
吾爾開希即是「唔易開戲」
萬一戲要開了
若有臨記的位置
務請考慮一下我這茄喱啡
你底忠誠的僕人
炎培托
「你底忠誠的僕人」大約就是Your obedient servant的中譯吧(還用了個頗有五四遺風的「底」而不用「的」)，「吾爾開希」又不知和這首詩有什麼關係？蔡炎培似乎從不自許為「後現代主義」，但如果從某個角度來說，他是非常後現代的了：「打破雅俗分界」、混雜性和遊戲性。但這樣說又不大公平，雖然後現代主義理論問世後，好像給了一個可以拿來解釋蔡炎培的框架，但有沒有後現代主義理論，他都沒有什麼框架。「他是想說什麼就說什麼的，而且樂在其中，並不顧慮別人會怎麼想」，文言翻譯大抵就是「洸洋自恣以適己」，他有他自己的一套。這首〈致黃霑——心領厚贈藥金〉就像蔡炎培的人一樣，深情中有遊戲、遊戲中有深情，有很遼闊的境界也有很無厘頭的思維，總之，他自成一派，自成一個種類，這個類別裡不會再有第二個人。所以我猜，「諾貝爾文學獎」對他來說，意義或許和對人的意義不一樣，我們把「諾貝爾文學獎」看得很重要，而他看別人那麼認真，或許只是哈哈大笑一番——那就是他的一貫作風吧？
後記：
文章刊出後，關夢南先生傳訊指正以下三點：
1.葉輝是社長，《東方日報》不設副社長。
2.當日蔡炎培説買馬中了過關，他請吃晚飯。實情是宴開三桌。我和葉輝都有付鈔。
3.蔡炎培眼疾是黃霑出手術費，而非老板。
當天朗誦會有八十多人參加，留連不願離去的也有五十多人，原來真到宵夜時是宴開三桌。
蔡炎培眼疾的事，我原文是根據《每日頭條》〈金庸傳奇，金庸御用校對細說九流老闆的當年情〉：「對於這個倪匡形容為『一流朋友九流老闆』」的大作家，他就笑謂大俠崇尚多勞多得，但也有人情味的一面。老闆知道他半生兩袖清風，當年就主動出錢讓他醫眼。」
我猜眼疾花費不貲，遠超出蔡炎培能力，所以金庸也有出錢，而開刀手術費則由黃霑付款。如此的話，詩題中的「藥金」到最後就不止「心領」了。
都是往事了！
（《字花●別字》第4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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