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19日 星期四

陳麗汶:反思本土性:劉以鬯的南洋經驗與小說創作

劉以鬯曾於1952年至1957年之間旅居新馬編報,並且在五十年代末書寫了大量以南洋為背景的小說,刊登於新馬與香港的報紙與通俗雜誌上。不過,相對於劉以鬯的上海背景以及其香港經典作品如《酒徒》與《對倒》等,劉以鬯的南洋小說與編報經歷較少受到研究者的關注。

劉以鬯旅居南洋時逢新馬獨立運動與東南亞冷戰的關鍵歷史時刻,而此時的報業與文學等文化領域也成為各種意識型態較勁的重要場域。作為文人與報人身份重疊的南來文人,劉以鬯與其南洋作品不但能讓研究者一窺五十年代末新馬華文文學本土化的發展軌跡,同時亦能提供一個反思劉以鬯香港文學作品中的本土性的歷史視角。

南洋足跡

劉以鬯早在1948年時就已有面向海外華人讀者群的願景。他離開上海到香港闖蕩,原先希望延續其懷正文化社的理想,發展以海外華人為對象的出版生意。但他後來因資源問題而作罷,隨後加入《香港時報》、《星島晚報》等報紙的編輯行列,直到1952年接受劉益之的邀請,南下新加坡擔任《益世報》的副刊主編。

戰後四、五十年代的新加坡報業興盛,需要大量有經驗的報人主持大局,因此吸引許多文人南下辦報。天主教報紙《益世報》是當時中國四大報刊之一。新加坡版的創刊不但得到于斌主教支持,劉益之還成功聘請到當時香港報界的「五虎將」──劉以鬯、劉文渠、張冰之、鍾文苓、趙世洵──前往當地辦報。不過,縱使該報創刊時聲勢浩大,《益世報》後來卻因為資金與管理問題而在四個月後迅速倒閉,該報曇花一現,似乎預示了劉以鬯南洋事業的坎坷。

《益世報》倒閉後,劉以鬯輾轉於不同的新馬報刊擔任總編輯或主筆。他曾出任馬來亞吉隆坡《聯邦日報》的總編輯,但該報也在幾個月後停刊,不久又回到新加坡加入反共立場鮮明的《中興日報》。其後,劉以鬯又先後加入不同的小報如《新力報》、《鋼報》、《獅報》、《鐵報》和《鋒報》等,但他在各報的任職時間亦不長。[1]

相比起劉以鬯早期在重慶與香港的辦報經驗,他在新馬的事業可謂不盡順心。劉以鬯作為一個南洋報人雖然鬱鬱不得志,但他在南洋的編報經歷,卻恰恰給予作為文人的他深入了解五十年代新馬文學、文化與社會運動的契機,成為其小說創作的靈感來源。

新馬的文學活動與南洋小說

劉以鬯南下新馬時已頗有名氣,除了參與當地的文學活動、鼓勵當地的年輕作家以外,他也經常以劉以鬯、令狐冷、葛里哥(該筆名受到劉以鬯喜歡的美國荷里活演員Gregory Peck啟發)等筆名在南洋報紙的副刊發表作品。不論是《南方晚報》、《益世報》的《語林》與《別墅》、《新力報.新草》,《鋒報.芒刺》或是《鐵報.副葉》,都能閱讀到劉以鬯的作品。除此之外,他在旅居新馬期間也出版了三本小說──《第二春》、《龍女》和《雪晴》,而《龍女》和《雪晴》曾在新加坡的《南方晚報》上連載。不過,這三部小說都不是以南洋為背景。

劉以鬯另外兩部關於南洋的中篇小說《星嘉坡故事》與《蕉風椰雨》(原名《椰樹下之慾》)則該是他回港後才完成的作品。這兩部作品先刊登於具有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新聞處(簡稱「美新處」)背景的香港虹霓出版社所發行的小說雜誌《小說報》,後來才由香港鼎足出版社出版單行本。[2]

劉以鬯1957年回港後仍繼續為新加坡的副刊供稿。1958年至1959年期間,他應《南洋商報》總編輯李微塵邀稿,書寫了一系列具有豐富南洋色彩的短篇小說,發表於此報的副刊《商餘》。這些短篇小說經由劉以鬯太太羅佩雲女士整理後,收錄於2010年香港獲益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說集《熱帶風雨》。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李微塵除了選用劉以鬯的作品以外,也大量採用其他作家如曹聚仁、李輝英以及已從香港移居新加坡的力匡等香港南來文人的作品,由此可見新馬與香港文壇五十年代的互動以及淵源關係。

劉以鬯的南洋色彩

馬來西亞作家馬漢回憶劉以鬯五十年代刊登在《南洋商報》的短篇小說時表示,劉以鬯的南洋小說之所以能吸引讀者,主要是因為他曉得如何準確地使用當地的語言與讀者熟諳的主題來反映馬來亞人民的生活,而這也構成了其小說的「南洋色彩」。[3]雖然這些作品主要刊登於面向南洋大眾讀者的副刊裡,或許會被視為具有商業考量的「娛人」作品,但我們也應該從戰後新馬華文文學本土化的脈絡下,考慮此時劉以鬯如何在作品中經營南洋色彩。

二戰結束後,新馬的華族社群逐漸視其居住地為家鄉,而新加坡與馬來亞政府也自五十年代中期開始與英殖民政府展開「默迪卡」(即馬來文merdeka的譯文,意指獨立)談判。1957年,新加坡與英國政府達成協議,允許新加坡成為自治邦,而馬來亞聯合邦也在同年正式脫離英國獨立。為配合五十年代末如火如荼的獨立運動,新馬文壇的作品也逐漸從面向中國的「僑民文藝」轉型為着眼本土的「馬來亞華文文學」。

與此同時,新馬也正籠罩在冷戰的陰影下。在馬來亞緊急狀態時期(Malayan Emergency,1948-1960年),政府為了阻止共產主義思想的傳播,頒佈了不同法令。例如,1958年領佈了禁書,使新馬市面上中文讀物嚴重短缺,促使當地書商必須另闢中國以外的貨源,也須自行為新馬讀者出版書籍。這間接造就了新馬與香港文化界與出版業之間的緊密關係。由於本地中文讀物短缺,加上華社的不滿,政府呼籲本地作者把目光轉向本土,配合自治與獨立建國的發展趨勢,努力生產屬於馬來亞人的馬來亞文學,以建立馬來亞族群想像的共同體。對當時執政者而言,培養馬來亞華人的國家認同尤其重要,因為這將有助以減少華人族群面向祖國中國的意願,從而防止共產主義滲入與傳播。

這股本土化趨勢當然不限於文學。除了文壇以外,像當時南洋市場的三大電影巨頭邵氏兄弟、光藝和國泰電懋也在這段期間積極拍攝有關新馬題材的電影,以迎合當地的觀眾口味。像邵氏的《獨立橋之戀》(1959年)以及光藝的「南洋三部曲」《血染相思谷》(1957年)、《唐山阿嫂》(1957年)和《椰林月》(1957年)等,電影不只以南洋為背景,各電影公司的攝影隊還在新馬實地取景。

值得注意的是,劉以鬯的短篇「電影小說」〈熱帶風雨〉(1959年)便刊於邵氏雜誌《南國電影》的文學欄目內。這篇小說描述來自新加坡的華族城市少年「我」與馬來少女蘇里瑪的淒美異族戀愛故事。小說場景設立在遠離新加坡都市的馬來亞「甘榜」(即馬來Kampung的譯文,意指鄉村),其中更還以類似民族志(ethnography)手法,仔細描寫馬來婚禮傳統、馬來舞蹈音樂、回教習俗、娘惹(即土生華人)的生活習慣和南洋獨特的建築物如「奎籠」(即建在水面的屋子)等,敘事的手法極具電影畫面感。

異族婚戀:劉以鬯南洋小說的性別政治

像〈熱帶風雨〉這類型的異族戀愛是劉以鬯南洋小說中經常出現的主題之一。同期的許多新馬作家通過異族戀愛或異族友誼的故事,探討當地華族與其他異族之間的關係,以表示各種族齊心建設多元文化的獨立馬來亞的憧憬。不過,劉以鬯的異族戀愛小說則似乎更有意地探索新馬華人社群如何通過異族婚戀落地生根。

早期「過番」(閩粵方言,即下南洋)華人,以男性居多。劉以鬯或許為了呼應新馬華人社群這個集體經驗,小說中經常出現漂泊南洋的離散華族男性──像是以自己經驗為原型的苦悶南來文人、南下謀生的「新客」(泛指十八世紀末以後移民到新馬的中國人)、或是常年四處奔波而居無定所的男性。這些男性經常與當地的馬來女性譜出戀情,而這些女性往往被刻畫為沉默被動的「他者」。

例如,〈巴生河邊〉(1958年),講述馬來少女莎樂瑪的戀愛故事,她在巴生河邊等候華族男友鄭亞瓜歸來,但整篇小說卻以鄭亞瓜與一位司機間的對話為敘事結構,讀者也僅能從對話中拼湊出莎樂瑪的形象。鄭亞瓜在歌舞團解散以後,乘搭順風車回巴生,尋找闊別三年的女友莎樂瑪。一路上,他向同行的司機描述莎樂瑪的單純與沉默的性格。莎樂瑪直到結尾才出場,而讀者也只能透過兩位男人的視角,遙望靜靜佇立在巴生河邊的莎樂瑪,還有她懷中的孩子。劉以鬯異族婚戀小說中這些穿着甲峇耶(即馬來文kebaya的譯文)或爪哇沙籠(即馬來文Javanese sarong的譯文)等傳統服飾的馬來女性,不僅成為其「南洋色彩」的承載體,她們在固定地點守候與等待男人歸來的身體,也給予這些漂泊南洋的華族男性建立家庭與落地生根的可能性。

若進一步推論,劉以鬯南洋小說中的異族戀愛或許能成為這段時期馬來亞文學發展其本土性的比喻。劉以鬯小說描寫了漂泊在外的男性希望依靠馬來女性落地生根,也刻畫了一群充滿熱帶風韻的馬來女性,並構成其作品的「南洋色」,並以此參與了馬來亞華文文學主體性與本土性的的建構。劉以鬯南洋小說中的馬來女性形象雖然在某種程度上揭露了南來文人一種東方主義式的南洋想象(Nanyang Orientalism),但這也同時說明了馬來亞文學本土性與新馬華人的離散經驗、性別政治以及文化認同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

結語:何謂本土?

劉以鬯從新加坡回港後,以遠距離的方式繼續參與五十年代末馬來亞文學本土化的運動。他抓緊時代脈搏與社會趨勢,創造出一批富有「南洋色彩」的文學作品,足見劉以鬯掌握當地文化與讀者需求。不過,更重要的是,這個有趣的文學現像或有助我們反思當下文學論述中所謂「本土意識」或「本土化」的含義──我們該如何考慮那些並非在「本土」創作的作者的文學作品?另外,劉以鬯在小說創作中認真對待五十年代末新馬華文文學本土意識的需求,是否也能看作他其後關懷香港文學「本土性」的預習?

相對於徐訏、李輝英等其他定居香港的南來文人,劉以鬯實屬那一代文人中從「南來」過渡到「香港」作家最成功的例子。這是因為自六十年代開始,劉以鬯以他介於現實與現代主義之間的獨特敘事手法,開創了許多面向香港歷史與本土現實的佳作,成為香港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劉以鬯曾在《島與半島》的自序中,形容自己想通過小說為香港歷史作註釋的文學企圖:

小說不僅是「虛構」的同義詞,而且大部分是基於模仿現實這個假設寫成的。因此試圖為歷史加一個「註釋」時,就要緊緊把握時代的脈搏,將濃厚的地方色彩塗在歷史性的社會現實上,讓虛構穿上真實的外衣。[4]

劉以鬯認為以小說介入歷史的其中一個重要元素,即是將「濃厚的地方色彩」融入創作。我們若以此對照劉以鬯五十年代的南洋經驗,或許能夠通過他的南洋小說,從另一個嶄新的角度看待他對於香港文學本土意識的貢獻,並從中建立起香港與新馬華文文學之間對話「本土」的可能性。

注釋

[1] 《鋒報》1953年創刊,劉以鬯擔任主筆,後來1955年馬來亞政府禁止入口而宣告停刊。劉以鬯隨後加入1955年創刊的《鐵報》為主筆,內容頗佳,但銷路未見增廣。劉以鬯離開《鐵報》後,於1956年11月發刊的《鋼報》任主編,但報紙僅出版三期,劉以鬯便離職。有關更多新加坡小報的歷史,可參見鄭文輝:〈小報的興衰〉,《新加坡華文報業史》(新加坡:新馬出版社,1973年),頁76-80。

[2] 王梅香:〈譯書計劃下的「共同創作」(collaboration)〉,《隱蔽權力:美元文藝體制下的台港文學(1950-1962)》,台灣國立清華大學博士論文,2015年,頁286。

[3]馬漢:〈劉以鬯印象記〉,《文學因緣》(雪蘭莪:雪蘭莪烏魯冷岳興安會館,1995年),頁8。

[4] 劉以鬯:〈《島與半島》自序〉,《大公報》文學版,第52期,1993年6月23日。

(《微批》二O一八年七月十五日:http://paratext.hk/?p=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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