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定銘
我手邊有兩種《劉以鬯卷》：一是出版於一九九一年，由劉以鬯自己編選的三聯香港文叢版；另一種是出版於二Ｏ一四年，由梅子編選的天地版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本，兩者出版之間相差二十三年，而編纂手法亦各有不同，颇值一談。
三聯版《劉以鬯卷》是大三十二開本，厚四二四頁，排得很密，約四十萬字。全書不分文章性質，無論散文、小說還是論文，只按寫作年代，以編年手法組成：
第一組是一九三八至一九四Ｏ，其餘順序是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九、一九五Ｏ至一九五九、一九六Ｏ至一九六九、一九七Ｏ至一九七九及一九八Ｏ至一九八九，另有附錄五題，書前有圖片若干，及劉以鬯自撰的序。
此中最有用、最感人的，是劉先生寫於一九九Ｏ的序，用四千餘字概括了他創作的歷程，從讀中學時加入「無名文藝社」及「狂流文藝會」學習創作寫起，談到他戰後辦懷正文化社的出版抱負，及輾轉流落星洲及香港，靠搖筆桿謀生……，其後筆鋒一轉，談他在創作上的探索及嘗試，最後說：
我走過了一條長長的、崎嶇曲折的、長滿荆棘的道路，而且仍在朝前走。
在這裡，我們讀到一位年逾古稀文學前輩的肺腑之言，謙遜而沉實，是了解劉先生創作的門檻，值得一讀再讀。
從上面的分組可以看到劉先生意圖以每十年作一組，但第一組只有三八至四Ｏ年，他首篇短篇小說〈流亡的安娜．芙洛斯基〉一九三六年五月發表於朱血花的《人生畫報》，但他覺得這個短篇寫得很壞，故此並未收入，只收了詩組〈沙粒與羽片〉和短篇〈七里嶴的風雨〉兩篇。事實上劉先生這個年代發表的作品，當然不止這些，但他覺得那時候的東西十分幼稚，寧棄勿濫，僅選兩種而已。之後的一九四一及一九五Ｏ那兩組，劉先生也選得很嚴謹，同樣各取兩篇：〈露薏莎〉、〈讀《蝴蝶與坦克》〉及〈天堂與地獄〉、〈賽馬〉；到一九六Ｏ年以後，才放心鬆手，可見劉先生認為：他的作品，要到六Ｏ年以後才成熟，可見他對自己作品的要求相當高。
一九六Ｏ組選十一篇，全是小說，一九七Ｏ組，選小說六篇，另記人及新文學論文九篇，此中特別要提的是：指出司馬長風謬誤的〈《寶馬》未獲《大公報》文藝獎金〉，發掘出〈蕭紅的《馬伯樂續稿》〉和〈評《渾河的急流》〉，這些都是先生對中國新文學的重大貢獻。
至於一九八Ｏ組，則只收小說〈一九九七〉〈打錯了〉和〈為甚麼坐在街邊哭〉，其餘九篇都是論文。
從這三個十年的劉以鬯自選集，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小說家劉以鬯逐漸變成學者劉以鬯，這應該是他多年來前進的目標。
三聯版《劉以鬯卷》是自選的，他把重點放在一九六Ｏ、一九七Ｏ及一九八Ｏ這三組，很可能有人會問：然則，研究劉以鬯，是不是把重點放在這三十年就可以了呢？
我看未必！且再看另一種《劉以鬯卷》。
天地版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本的《劉以鬯卷》是梅子編的。梅子是研究劉以鬯專家，他曾經和易明善合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叢書，劉以鬯研究專集》（四川大學出版社，1987），而三聯版的《劉以鬯卷》雖說是劉以鬯自選的，其實執行編輯也是梅子，他可以說是編纂劉以鬯作品的最佳人選，單看天地版內的〈導讀：悦讀劉以鬯〉及書後的附錄：〈劉以鬯著譯編繫年〉、〈編者已見到的劉以鬯研究書目〉已可見其功力。
這種《劉以鬯卷》是十六開本，五Ｏ四頁，驟看比前者巨型很多，但因為字略大，排得疏，亦約為四十萬字，不過，重了很多，捧讀一個下午，十分吃力！
書內的主體分小說、微型小說、散文和文學評論四部分。除了選進劉先生一九八九年以後的作品外，難得的是還加插了些一九四Ｏ年代散佚後重新找到的精品。此中我特別留意的是微型小說中的〈我與我的對話〉。
一九六Ｏ年以後，劉先生寫小說都特意創新，用別人未嘗試過的手法來「娛己」，但這篇寫於二ＯＯＯ年，既似小說，又像散文的〈我與我的對話〉，卻透露了他想寫一部似《隨風而逝》般故事動人的長篇戀愛小說，因為可以此贏得大量讀者，他想寫的是：蕭紅、蕭軍、端木蕻良和駱賓基之間，一女三男的故事。
其實他寫這篇文章以前，已有不少人用蕭紅的身世寫過小說，何以劉先生會想到也寫一部？
如果像梅子一樣，把〈我與我的對話〉視為小說，可以說劉先生不喜歡那批用蕭紅的身世來賺稿費的寫手，諷刺他們寫糟了一個動人的愛戀故事。
其實，我們也可以把〈我與我的對話〉視為散文，劉先生喜歡蕭紅和端木，很想把他們的故事寫出來「娛己」。然而，故事呢？至今未見，我個人是失望的！
梅子在小說組中選了中篇〈寺内〉和〈對倒〉，另有短篇十五，大部分與劉先生的自選相同，不同的是寫於一九四Ｏ年代的〈迷樓〉和〈北京城的最後一章〉，選自柯靈編的《迷樓》（上海書店，2002），同樣是一九四七年的作品，前者寫隋煬帝的故事，後者寫的是袁世凱。我二ＯＯ九年寫過一篇〈沈寂和他的《巨型》〉（見天地版拙著《舊書刊摭拾》），內文有如下的一段：
《巨型》的創刊號上，有劉以鬯的〈迷樓〉，寫隋煬帝寢宮迷樓上的荒淫片段，僅佔三頁，才二千多字的短篇，前面八成的篇幅用來寫煬帝生活的腐化，從內侍臣的衣著、動態，到裸體宮女的體態舞姿，均描述得相當細膩，使人慢慢地融入古代帝皇的豪華享受，正陶醉於那美好的環境中……突然奔過來一位宮女，大叫「侯夫人自盡了！」筆鋒一轉，他給我們看她的遺言：「宰我夫，姦我身，雖作鬼，猶不甘」。
短短的一句，即把讀者從歡樂的境界抽離，拋到帝制的罪惡深淵去。這結局相當精彩，是劉以鬯一九四Ｏ年代出色的短篇！
何以這麼精彩的短篇劉先生編「三聯版」時沒有選進去？我想：劉先生當時手上應該沒有〈迷樓〉，而梅子也是在二ＯＯ二年柯靈編了選本《迷樓》後才讀到的。
再舉個例：劉先生也寫過新詩，「三聯版」就收了一九三九年寫的詩組〈沙粒與羽片〉。我二Ｏ一五年讀舊《星島週報》，在一九五二年的刊物中，發現了劉先生的新詩組〈峇里風情及其他〉，當然比〈沙粒與羽片〉內的詩篇出色得多。我寫了篇〈劉以鬯的詩〉，並掃描了那組新詩給劉先生，他十分高興，因為他也不存這組詩。
其實，像劉先生那樣畢生從事創作的作家，尤其是曾經戰亂的一代，很難可以收齊自己的作品，到編自選集時，遺漏也是無可奈何的。上面提到的只是九牛一毛，劉先生那些散佚了的傑作，正待有心人及學者們去發掘，為我們找到那些遺落的明珠！
回應前面一個問題：研究劉先生的作品，把重點放在一九六Ｏ、一九七Ｏ及一九八Ｏ年代，甚至再研讀兩種《劉以鬯卷》都是不足夠的。據說內地有些出版社正籌備着《劉以鬯文集》或《劉以鬯全集》等的巨著，如今劉先生已走完了他那「條長長的、崎嶇曲折的、長滿荆棘的道路」，我期待着那些《文集》或《全集》們要盡快出版，好讓世人得覩大師的風采！
──2018年6月
7月收進香港文學出版社，周潔茹主編《期頤的風采──懷念劉以鬯先生》
我所認識的劉以鬯先生
馮偉才
與劉以鬯先生相識，緣起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那時我們一群朋友，正以「民間」的力量做了一件前人沒做過的事：編選一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香港短篇小說選集。後來因為拖得太久，便打算先出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小說選編出來後，由最後留下來的幾個編輯集資印刷。當時考慮到，要賣書，得找一些名家寫一篇前言後記。最後我們「選中」了劉以鬯先生寫「前言」和黃繼持先生寫「後記」。他們兩人我們當時都不熟識，劉先生我在1976年向《快報》副刊投稿時有過書信往還，黄繼持則記不起如何找上他的。劉先生和黃繼持先生都很爽快地答應了，並且以「勉勵」的方式批評了一下選本的不足。
對於劉以鬯先生，我一向視之為長輩和前輩。雖然交往不多，但在接觸香港文學作品的過程中，我讀過了他的大部份作品。前面說，我在1976年曾投稿快報副刊，那是也斯告訴我的。他說，《快報》要開一個公開投稿的短篇小說欄，叫我有稿可寄給劉先生。我前後為《快報》寫了六個短篇，劉先生都沒有退過稿，甚至也沒有怎麼修改。對當時初學寫作的我，無疑是很大的鼓舞。那時候，我和劉先生還止於作者與編者之間的接觸，也沒有見過面。
1978年，當時我在一山書屋任職。「一山」是當年陳冠中等創辦的《號外》的大本營，《號外》一群作者都是大學同學和好朋友，其中黎則奮、曾澍基等人後來出來創辦《文化新潮》雜誌。他們當時是以「新文化人出來了」為口號，存心挑戰胡菊人等舊文化人。我在第一期為他們寫的一篇文章，竟是有意無意地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那篇文章就是後來引起了香港文壇小小爭論的《劉以鬯與作家對社會的責任》。那是回應《明報月刊》辦的有關作家社會責任的座談會。當時因為諾貝爾文學獎得獎人德國作家根德．格拉斯訪港，《明報月刊》主編胡菊人邀請了劉以鬯、戴天、也斯、余光中等參與座談。我這篇評論是針對劉以鬯先生的發言，反駁他「社會要負起對作家的責任，才能要求作家對社會負責」的論點。
那篇評論發表後，聽說劉先生有點不高興，他的一些文壇朋友也在專欄中替他辯解和指責我太過於理想主義，而他自己卻沒有寫過一句話為自己申辯，也沒有公開指責我。此事發生後，我在後來接觸他時，他都沒有一次提到過，態度上也沒有甚麼不滿的表示，後來，廣州花城出版社邀請他編選《外國短篇小說選》時，他還邀請我為他翻譯一篇小說。他的大度，讓我汗顏。後來1985年，我第一本文學評論集《文學、作家、社會》由波文書局出版，我在1983年寫的前言中又特別提到，在作家的社會責任的小風波中，也有點衝動和幼稚。
和劉先生比較熟絡，是我進了《新晚報》之後。1979年9月，我接手編《新晚報•星海》後，就發刊過劉先生的一篇講稿：《關於「小說會不會死亡」的問題》。我跟劉先生接觸越多，越感受到他扶掖後進的赤子之心。1980年9月，《新晚報》三十周年報慶，《星海》主辦「香港文學三十年座談會」，我邀請劉先生主講《香港時報•淺水灣》副刊的經驗，他一口答應了。他在座談會上指出，「台灣有一部份人認為我們沒有文學，這個我可不同意。以《淺水灣》為例，它出版於台灣的《現代文學》之前，再前還有《文藝新潮》。它們都是先於台灣的《現代文學》鼓吹現代主義文學作品的。一九五八年至六十年代初期，台灣的《筆匯》也深受《文藝新潮》和《淺水灣》的影響……我編《淺水灣》時，有一個台灣讀者寫信來，他為了要看這個副刊，要乘腳踏車到老遠的圖書館找舊報紙看，這說明了那時候香港比台灣更早介紹現代文學。」
他的看法印證了後來許多研究香港文學思潮的結論（當年還沒有多少訮究香港文學的專著），也反駁了當時一種流行的說法：香港現代主義思潮受台灣影響。後來《新晚報》出版《書話》副刊，也由我主編，第一期「書人書事」欄便便是由我訪問劉先生，談他剛剛編選的一套「中國新文學叢書」。訪問中我們都沒有提到作家社會責任的那場小風波，他談的主要是他的編選體會。從編選的名單中包括了白先勇、夏志清、葉維廉、也斯等，可以看出他對文學和政治的包容性。這套叢書也重新發掘了一些鮮為人知的作家與作品。正如他說的：「這套叢書看上去好像很雜，但其實內裏很有價值，有些作品還是第一次發表的。」一如既往，他是那種言簡意賅的人，在訪問中，他話不多，也少修飾的癈話。之後，《星海》開始組織每月一期的香港文學作家專號，1981年7月28日出版的一期，便是劉以鬯專輯。由當時在新晚報任翻譯的王仁芸去採訪他，寫成劉以鬯訪問記，專輯其他文章還包括李維陵的〈劉以鬯的小說藝術──從《廣州文藝》兩篇文章說起〉和東瑞的〈略談劉以鬯的小說──《劉以鬯選集》讀後〉等。
1982年初，傳聰和丁玲夫婦訪問香港，由羅孚先生做東請飯，我代約請了劉以鬯、小思、舒巷城、葉維廉、黃繼持、施叔淸、黃俊東等。和劉先生同桌飯聚的次數不多，但印象中他都比較寡言。
1985年《香港文學》月刊出版，劉先生被邀擔任主編。他好像沒有公開承認過那是左派機構的刊物，我想，在他心目中，誰出錢不要緊，最主要還是交出來的水準吧。據我所知，邀請劉先生主編《香港文學》這件事，其實也有一種歷史的偶然性在內。早在1982年間，左派方面就有出版一本文學刊物的打算，那時的《新晚報》總編輯羅孚曾經和我探討過，如果出一本文學雜誌，誰最適合？按他當時的人選，似乎屬意於古兆申。也許後來羅先生因間諜案出事，邀請總編輯的事才落到曾敏之的頭上。
1986年，不記得是誰主催的，由劉先生和小思等成立了一個香港文學研究會，我也是被邀參加的一分子。成員分別為劉以鬯（會長），黃繼持（副會長），小思（秘書），古兆申，黃俊東，李文健（杜漸），楊國雄和我。那是我和劉先生唯一一次的在同一個文學組織（我雖然也參加作聯，但只是眾多普通會員之一，而劉先生则是會長）。相隔三十多年，我已記不起當年開會談的是什麼，但大概不離宗旨計劃之類，而我印象中劉先生則很少發言。據小思的回憶：「研究會成立的目的，是想自己落實做點功夫，我們基於關懷香港文學身世，希望從個人記憶與認識做起，先留下一點一滴文字紀錄。……」（小思：楊國雄著，《舊書刊中的香港身世》序言）
「香港文學研究會」開了一次會之後，基本上沒有甚麼活動，但各人還是在香港文學研究的崗位上發揮作用。劉先生為天地編了《香港小說選——五十年代》（我編七十年代），也編了《香港短篇小說百年精華》上下兩冊。而小思和黃繼持也在香港文學的發掘和整理方面，做了許多令人佩服和甚具價值的工作。
作為橫跨中國現代文學與當代香港文學的作家，劉先生在文學創作和培育新人的崗位上，也做出了許多有意義和具有深遠影響的工作。在他一百歲壽辰來臨之際撒手西去，殊為可惜，但他生前對香港文學的貢獻，卻是永留人間！
（本文刊於《期頤的風采──懷念劉以鬯先生》）
（Wai Choi Fung臉書二Ｏ一八年七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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