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27日 星期五

董啓章:一念一玫瑰,一珠一世界


什麼叫做無獨有偶?有兩位香港女作家,近年的軌迹何其相似。鍾玲玲和鍾曉陽,同姓,年齡有一代之別,都曾被認為是擅寫愛情的小說家,都曾有過飛揚燦爛的風采,及後都曾經歷長達二十年的沉潛。她們同於今年,重寫二十多年前的舊作。鍾曉陽重寫《遺恨傳奇》,鍾玲玲重寫《玫瑰念珠》。讀過《遺恨傳奇》的人相信甚多,讀過《玫瑰念珠》的卻可能較少。

說沉潛二十年,鍾玲玲比鍾曉陽更徹底,幾近完全退出寫作界。四年前,二零一四年,兩人不約而同江湖再現,鍾曉陽出版了半新半舊的《哀傷紀》,鍾玲玲則寫出了薄薄的一本《生而為人》,附於文學雜誌《字花》贈閱,不公開發售。與鍾曉陽每次復出的哄動相比,鍾玲玲極力保持低調,幾乎去到毫不在乎的程度。(其實鍾曉陽也非高調,只是出版社和老書迷都情緒高漲。)也許,她進入沉潛的時間更早。在一九九七年《玫瑰念珠》出版的時候,已經處於對文學名聲無欲無求的狀態。

《玫瑰念珠》採用不常見的正方形開度,雞皮紙封面,沒有任何設計或圖案,只有書名和作者名七個字,書脊無字,封底只有書號。基本上就是沒有打算吸引人買的樣子,低調之最。書的外觀和鍾曉陽同年出版的詩集《槁木死灰集》非常相似,開度、印刷和用紙差不多一樣,出版社同樣是三人出版,未知是否有意配合。四年前的《生而為人》,換了淺灰藍色封面,同樣只有七個字,和一條直線,此外什麼都沒有。到了今年出版的《玫瑰念珠》「重寫版」,作者甚至不要書名,以「無題」的方式發表。同樣隨《字花》附送,不公開發售。出版社唯有在版權頁上,用上《玫瑰念珠/2018》這樣的一個暫代題目。另外,鍾玲玲新近還出了一本舊專欄結集《浮生不斷記》,以數碼印刷方式限量製作,送贈少數友人(馬吉按:《浮生不斷記》收錄的是一篇小說,曾連載於《快報》,不是舊專欄)。

我不能說鍾玲玲不在乎。不在乎就不必寫,也不必印出。(賣不賣卻一點都不重要。)但她的在乎不是一般的在乎。她的在乎已經超越出版和買賣,超越閱讀和評價。她的行為去除了關於寫作的所有外在的東西,只剩下最核心的部分──經驗、記憶、知覺和情感,還有對文字的熱愛。那是對自己的人生最為坦白和真誠的檢視,是對自己的內在最為赤裸和直接的剖析。彷彿除了身、心、意(形諸語言),其他的都只是附帶的贅物。鍾玲玲的執念超過了一般的意志。一切都拋棄,一切都扣除之後,只剩下「生」,只剩下「人」──「生而為人」──從這大根大本開始,於這大根大本結束。兩次的《玫瑰念珠》,畫了一個大圓,首尾相接,循環相因,生命可以圓滿休止。至少,以寫作的形式。

《玫瑰念珠/2018》分四部分,首先是引子〈A君的來信〉,然後是〈愛菲愛上帝愛到死〉、〈那深深的腥紅〉和〈無所屬無所屬的玫瑰〉,分別跟舊作的三個章節〈學習年代Ⅰ〉、〈玫瑰念珠Ⅱ〉和〈顏色風琴Ⅲ〉相應。第一部分由原本談兒子文生的學習和成長,變成了談女兒愛菲的成長和信仰。第二部分的內容和文句跟舊作最相似,但經過重整和刪減,自父母一代從內地來港,說到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期的記憶。第三部分來到叙述者的成年期,也即是她的戀愛和婚姻,以及成為作家的經歷。無論是哪一部分、哪一時期,都由一個立足於今天的老年視覺審視、回顧、叙述、抒發。

與二十年前充滿實驗色彩的文體相比,今天的《玫瑰念珠》更顯渾然天成。由跳躍變成流動,由拼湊變成演化。就像無數細碎零散的彩色珠子,在人生最後的一段沉潛歲月,經過不懈的擦拭和打磨,成為了晶瑩剔透的顆粒,以柔韌的絲線串連起來,造就了一條完整、均勻、堅實而且莊嚴的念珠。這是一本幾乎無法覆述,無法談論的書。說它是小說,讀來卻是那麼的痛切地真實;說它是散文,看來卻又隔着層層的虛構。它像是不老戀人的絮語,又像是童真長者的隨想。它的語言就像經文一樣,必須通過默默的誦念,才能感受到當中思緒的流動,情感的起伏,一種沒有宗教的神聖。我以為,至少在香港文學裏,沒有比鍾玲玲更透徹的文字,更接近生之本相的沉思。二十年前,我被《玫瑰念珠》震撼過,驚為無比感知激盪之書;二十年後,我再次而且更強烈地被這既無題也無所屬的「重寫」所震動,羨慕着那些自己無法寫出的句子,慨嘆着那些自己無法形諸語言的感受,擬想着那些自己還未夠歷練和智慧去理解的人生體會。

鍾玲玲在書中說:我是一個失敗的人。我想說,你的失敗,夠得上我們許多人的所謂成功。你能夠把人生的失敗提煉成這樣美妙的一本書,說明了你並未被失敗所擊倒,但你也並不在意向失敗反擊,而是把失敗置放於心靈鏡片的折射和反照下,成為可供細味和欣賞的景物。正如你筆下的「易碎的珍愛物」,不碎不為珍愛,既碎也不必惋惜,因為那些曾經鮮豔無比、燦爛無比的經歷,在你心眼澄明的老年觀照中,將如萬花筒中不成形狀的碎片,重新組合成變化多端、完美對稱的圖案。每當你細動筆桿,萬花筒就輕轉一下,而世界也就重新被創造。

重寫這個行為從來都是失敗的。但是,在鍾玲玲和鍾曉陽身上,重寫的奇蹟發生了。她們不但讓舊作重生,超越從前,她們也令自己變得更強大。我相信這絕對不是偶然,而是二十年念茲在茲的必然結果。

《明周文化》二O一八年七月廿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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